甘肃陇西养牛买草 介绍邓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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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邓艾

邓艾字士载，义阳棘阳人也。少孤，太祖破荆州，徙汝南，为农民养犊。年十二，随母至颍川，读故太丘长陈寔碑文，言“文为世范，行为士则”，艾遂自名范，字士则。后宗族有与同者，故改焉。为都尉学士，以口吃，不得作干佐。为稻田守丛草吏。同郡吏父怜其家贫，资给甚厚，艾初不称谢。每见高山大泽，辄规度指画军营处所，时人多笑焉。后为典农纲纪，上计吏，因使见太尉司马宣王。宣王奇之，辟之为掾，世语曰：邓艾少为襄城典农部民，与石苞皆年十二三。谒者阳翟郭玄信，武帝监军郭诞元奕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许都，玄信坐被刑在家，从典农司马求人御，以艾、苞与御，行十馀里，与语，悦之，谓二人皆当远至为佐相。艾后为典农功曹，奉使诣宣王，由此见知，遂被拔擢。迁尚书郎。主

庇�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使艾行陈、项已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於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於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知

骶�出参征西军事，迁南安太守。嘉平元年，与征西将军郭淮拒蜀偏将军姜维。维退，淮因西击羌。艾曰：“贼去未远，或能复还，宜分诸军以备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维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结营。艾谓诸将曰：“维今卒还，吾军人少，法当来渡而不作桥。此维使化持吾，令不得还。维必自东袭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潜军径到，维果来渡，而艾先至据城，得以不败。赐爵关内侯，加讨寇将军，后迁城阳太守。斋

豹并是时并州右贤王刘豹并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汉祖有平城之围。每匈奴一盛，为前代重患。自单于在外，莫能牵制长卑。诱而致之，使来入侍。由是羌夷失统，合散无主。以单于在内，万里顺轨。今单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浸重，则胡虏不可不深备也。闻刘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去卑功显前朝，而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追录旧勋，此御边长计也。”又陈：“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大将军司马景王新辅政，多纳用焉。迁汝南太守，至则寻求昔所厚己吏父，久已死，遣吏祭之，重遗其母，举其子与计吏。艾所在，荒野开辟，军民并丰。主

退归诸葛恪围合肥新城，不克，退归。艾言景王曰：“孙权已没，大臣未附，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恪新秉国政，而内无其主，不念抚恤上下以立根基，竞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国之众，顿於坚城，死者万数，载祸而归，此恪获罪之日也。昔子胥、吴起、商鞅、乐毅皆见任时君，主没而败。况恪才非四贤，而不虑大患，其亡可待也。”恪归，果见诛。迁兖州刺史，加振威将军。上言曰：“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然农者，胜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无设爵之劝，则下无财畜之功。今使考绩之赏，在於积粟富民，则交游之路绝，浮华之原塞矣。”主

椋�高贵乡公即尊位，进封方城亭侯。毋丘俭作乱，遣健步赍书，欲疑惑大众，艾斩之，兼道进军，先趣乐嘉城，作浮桥。司马景王至，遂据之。文钦以后大军破败於城下，艾追之至丘头。钦奔吴。吴大将军孙峻等号十万众，将渡江，镇东将军诸葛诞遣艾据肥阳，艾以与贼势相远，非要害之地，辄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诸葛绪等于黎浆拒战，遂走之。其年徵拜长水校尉。以破钦等功，进封方城乡侯，行安西将军。解雍州刺史王经围於狄道，姜维退驻锺提，乃以艾为安西将军，假节、领护东羌校尉。议者多以为维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败，非小失也；破军杀将，仓廪空虚，百姓流离，几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胜之势，我有虚弱之实，一也。彼上下相习，五兵犀利，我将易兵新，器杖未复，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陆军，劳逸不同，三也。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各当有守，彼专为一，我分为四，四也。从南安、陇西，因食羌谷，若趣祁山，熟麦千顷，为之县饵，五也。贼有黠数，其来必矣。”顷之，维果向祁山，闻艾已有备，乃回从董亭趣南安，艾据武城山以相持。维与艾争险，不克，其夜，渡渭东行，缘山趣上邽，艾与战於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诏曰：“逆贼姜维连年狡黠，民夷骚动，西土不宁。艾筹画有方，忠勇奋发，斩将十数，馘首千计；国威震於巴、蜀，武声扬於江、岷。今以艾为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进封邓侯。分五百户封子忠为亭侯。”二年，拒姜维于长城，维退还。迁征西将军，前后增邑凡六千六百户。景元三年，又破维于侯和，维却保沓中。四年秋，诏诸军征蜀，大将军司马文王皆指授节度，使艾与维相缀连；雍州刺史诸葛绪要维，令不得归。艾遣天水太守王颀等直攻维营，陇西太守牵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杨欣等诣甘松。维闻锺会诸军已入汉中，引退还。欣等追蹑於强川口，大战，维败走。闻雍州已塞道屯桥头，从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后。诸葛绪闻之，却还三十里。维入北道三十馀里，闻绪军却，寻还，从桥头过，绪趣截维，较一日不及。维遂东引，还守剑阁。锺会攻维未能克。艾上言：“今贼摧折，宜遂乘之，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馀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会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有之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斋

山高冬十月，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馀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於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由，蜀守将马邈降。蜀卫将军诸葛瞻自涪还绵竹，列陈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马师纂等出其左。忠、纂战不利，并退还，曰：“贼未可击。”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将斩之。忠、纂驰还更战，大破之，斩瞻及尚书张遵等首，进军到雒。刘禅遣使奉皇帝玺绶，为笺诣艾请降。古

矗�艾至成都，禅率太子诸王及群臣六十馀人面缚舆榇诣军门，艾执节解缚焚榇，受而宥之。检御将士，无所虏略，绥纳降附，使复旧业，蜀人称焉。辄依邓禹故事，承制拜禅行骠骑将军，太子奉车、诸王驸马都尉。蜀群司各随高下拜为王官，或领艾官属。以师纂领益州刺史，陇西太守牵弘等领蜀中诸郡。使於绵竹筑台以为京观，用彰战功。士卒死事者，皆与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谓蜀士大夫曰：“诸君赖遭某，故得有今日耳。若遇吴汉之徒，已殄灭矣。”又曰：“姜维自一时雄儿也，与某相值，故穷耳。”有识者笑之。知

威奋十二月，诏曰：“艾曜威奋武，深入虏庭，斩将搴旗，枭其鲸鲵，使僭号之主，稽首系颈，历世逋诛，一朝而平。兵不逾时，战不终日，云彻席卷，荡定巴蜀。虽白起破强楚，韩信克劲赵，吴汉禽子阳，亚夫灭七国，计功论美，不足比勋也。其以艾为太尉，增邑二万户，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户。”袁子曰：诸葛亮，重人也，而骤用蜀兵，此知小国弱民难以久存也。今国家一举而灭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邓艾以万人入江由之危险，锺会以二十万众留剑阁而不得进，三军之士已饥，艾虽战胜克将，使刘禅数日不降，则二将之军难以反矣。故功业如此之难也。国家前有寿春之役，后有灭蜀之劳，百姓贫而仓禀虚，故小国之虑，在於时立功以自存，大国之虑，在於既胜而力竭，成功之后，戒惧之时也。艾言司马文王曰：“兵有先声而后实者，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然大举之后，将士疲劳，不可便用，且徐缓之；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刘禅以致孙休，安士民以来远人，若便送禅於京都，吴以为流徙，则於向化之心不劝。宜权停留，须来年秋冬，比尔吴亦足平。以为可封禅为扶风王，锡其资财，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坞，为之宫舍。爵其子为公侯，食郡内县，以显归命之宠。开广陵、城阳以待吴人，则畏威怀德，望风而从矣。”文王使监军卫瓘喻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艾重言曰：“衔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恶既服；至于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谓合权宜。今蜀举众归命，地尽南海，东接吴会，宜早镇定。若待国命，往复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专之可也。今吴未宾；势与蜀连，不可拘常以失事机。兵法，进不求名，退不避罪，艾虽无古人之节，终不自嫌以损于国也。”锺会、胡烈、师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变衅以结。诏书槛车徵艾。魏氏春秋曰：艾仰天叹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复见於今日矣。”知

桶�艾父子既囚，锺会至成都，先送艾，然后作乱。会已死，艾本营将士追出艾槛车，迎还。瓘遣田续等讨艾，遇於绵竹西，斩之。子忠与艾俱死，馀子在洛阳者悉诛，徙艾妻子及孙於西域。汉晋春秋曰：初艾之下江由也，以续不进，欲斩，既而舍之。及瓘遣续，谓曰：“可以报江由之辱矣。”杜预言於众曰：“伯玉其不免乎！身为名士，位望已高，既无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将何以堪其责乎？”瓘闻之，不俟驾而谢。世语曰：师纂亦与艾俱死。纂性急少恩，死之日体无完皮。主

书迓初，艾当伐蜀，梦坐山上而有流水，以问殄虏护军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往必克蜀，殆不还乎！”艾怃然不乐。荀绰冀州记曰：邵起自干吏，位至卫尉。长子翰，河东太守。中子敞，大司农。少子倩，字君幼，宽厚有器局，勤於当世，历位冀州刺史、太子右卫率。翰子俞，字世都，清贞贵素，辩於论议，采公孙龙之辞以谈微理。少有能名，辟太尉府，稍历显位，至侍中中书令，迁为监。臣松之按：蹇彖辞云“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云“有功”；下云“利见大人，往有功也”。主

不足泰始元年，晋室践阼，诏曰：“昔太尉王凌谋废齐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将军邓艾，矜功失节，实应大辟。然被书之日，罢遣人众，束手受罪，比于求生遂为恶者，诚复不同。今大赦得还，若无子孙者听使立后，令祭祀不绝。”三年，议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心怀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灭之诛，臣窃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刚急，轻犯雅俗，不能协同朋类，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状。昔姜维有断陇右之志，艾修治备守，积谷强兵。值岁凶旱，艾为区种，身被乌衣，手执耒耜，以率将士。上下相感，莫不尽力。艾持节守边，所统万数，而不难仆虏之劳，士民之役，非执节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门、段谷之战，以少击多，摧破强贼。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庙胜，授以长策。艾受命忘身，束马县车，自投死地，勇气陵云，士众乘势，使刘禅君臣面缚，叉手屈膝。艾功名以成，当书之竹帛，传祚万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诚恃养育之恩，心不自疑，矫命承制，权安社稷；虽违常科，有合古义，原心定罪，本在可论。锺会忌艾威名，构成其事。忠而受诛，信而见疑，头县马巿，诸子并斩，见之者垂泣，闻之者叹息。陛下龙兴，阐弘大度，释诸嫌忌，受诛之家，不拘叙用。昔秦民怜白起之无罪，吴人伤子胥之冤酷，皆为立祠。今天下民人为艾悼心痛恨，亦犹是也。臣以为艾身首分离，捐弃草土，宜收尸丧，还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绍封其孙，使阖棺定谥，死无馀恨。赦冤魂于黄泉，收信义于后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归其义，所为者寡而悦者众矣。”九年，诏曰：“艾有功勋，受罪不逃刑，而子孙为民隶，朕常愍之。其以嫡孙朗为郎中。”斋

州道艾在西时，修治障塞，筑起城坞。泰始中，羌虏大叛，频杀刺史，凉州道断。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筑坞焉。世语曰：咸宁中，积射将军樊震为西戎牙门，得见辞，武帝问震所由进，震自陈曾为邓艾伐蜀时帐下将，帝遂寻问艾，震具申艾之忠，言之流涕。先是以艾孙朗为丹水令，由此迁为定陵令。次孙千秋有时望，光禄大夫王戎辟为掾。永嘉中，朗为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阳失火，朗及母妻子举室烧死，惟子韬子行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烧死。知

军事艾州里时辈南阳州泰，亦好立功业，善用兵，官至征虏将军、假节都督江南诸军事。景元二年薨，追赠卫将军，谥曰壮侯。世语曰：初，荆州刺史裴潜以泰为从事，司马宣王镇宛，潜数遣诣宣王，由此为宣王所知。及征孟达，泰又导军，遂辟泰。泰频丧考、妣、祖，九年居丧，宣王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为新城太守。宣王为泰会，使尚书锺繇调泰：“君释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拥麾盖，守兵马郡；乞儿乘小车，一何驶乎？”泰曰：“诚有此。

秦朝法律有多严苛秦朝法律的刑罚都有哪些

秦朝法律有多严苛？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上，抄录有秦代法律，体现出虽严且公，虽苛且正的特点。其体现的立法思想和立法技术之先进，让后人叹为观止。

统治者制定法律的目的，在云梦秦简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其中有一篇秦国南郡(治今湖北江陵)郡守腾颁发给本郡各县、道的文告。文告发布于秦王赢政二十年(前272年)，主要是强调法律的重要性，要求所属各县、道严格守法、执法。在其文告中明确指出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安邦。即运用法律的手段，强行限制和规范人们的言行，严厉惩治危及统治和危害社会秩序稳定的行为。但要营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单凭法律的严苛，靠高压式的统治还是不够的，还必须使法律具有公正性，以便于人们接受和遵行。

对违法行为的处罚，秦律确实极其严厉，甚至采取“连坐”的办法。“盗及者(诸)它罪，同居所当坐”。不过在处理具体案件中，更强调区分主从、知情与不知情，反对不分是非，刑讯逼供。““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但在云梦秦简的这则律文中，亦可以看出，一旦发生刑事案件，对于负有互保责任的邻里也是要区分知情与不知情的，而且对于外出而不知情者，不追究其责任。可对于负责邻里治安的官吏，尽管案发时不在现场，亦要治罪，这显然是对其失职行为的处罚。

秦律对区分案件中的主谋和协从，也有明确的规定。“甲谋遣乙盗，一日，乙且往盗，未到，得，皆赎默”。如教唆未成年人作案，处罚更严。“甲谋遣乙盗杀人，受分十钱。问乙高未盈六尺，甲可(何)论？当碟”。区分主谋和协从，有助于断案的公正，使幕后策划者及元凶受到应有的惩罚。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秦律对凶杀、盗窃、斗殴等扰乱社会治安的案件，在量刑和惩罚上也是很严苛的。如“口五人盗，减(赃)一钱以上，斩左止，有(又)黔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黔剔(剿)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黔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薯(迁)之”。又如“或与人斗，缚而尽拔其须糜(眉)，论可(何)殴(也)？当完城旦。

但在处理时又要求严格区分是非，分辨不同的性质。其中尤以对盗窃罪的定性和量刑，最具代表性。如“夫盗千钱，妻所匿三百，可(何)以论妻？妻智(知)夫盗而匿之，当以三百论为盗；不智(知)，为收。”“削(宵)盗，减(赃)直(值)百五十，告甲，甲与其妻、子智(知)，共食肉，甲妻、子与甲同罪”。可见，知情与不知情，在定性量刑上，是完全不同的。对知情不报者，必定治罪；而不知情者，则判无罪。

秦律的是非分明，还反映在秉公执法中。“口戍律曰：同居毋并行。县音夫、尉及士吏行戍不以律，货二甲”。对于在执法中的违法行为，秦律规定严惩不贷。“捕货罪，即端以剑及兵刃刺杀之，可(何)论？杀之，完为城旦；伤之，耐为隶臣”。对于违法后能自首，或自己认识错误者，秦律有减轻处罚的规定。“把其段(假)以亡，得及自出，当为盗不为？自出，以亡论。其得，坐减(赃)为盗；盗罪轻于亡，以亡论”。被捕获和自首，在量刑上有严格的区别。又如管理财物的官吏如出现帐目错误，有专门的处罚规定。“计脱实及出实多于律程，及不当出而出之，直(值)其贾(价)不盈廿二钱，除；廿二钱以到六百六十钱，货官音夫一盾；过六百六十钱以上，货官音夫一甲，而复责其出殴(也)。……误自重殴(也)，减罪一等”。若系自己查出错误，可罪减一等。这说明秦律对于能自己认罪和自查问题，与拒不认罪是区别对待的，也是很公正的。

秦律还对举报他人犯罪作了规定。其中又分举报不实和诬告两类情况，对举报者的处罚也截然不同。“告人盗千钱，问盗六百七十。告者可(何)论？毋论”。“甲告乙盗牛若贼伤人。今乙不盗牛、不伤人，问甲可(何)论？端为，为诬人；不端，为告不审”。如举报与基本事实相符，而细节有出人，不予追究责任。即使是举报与事实不符，若举报者不是故意栽赃陷害，也只作为举报不实。但如是故意栽赃，则判为诬告。从上述所举的律文中，不难看出秦统治者对刑狱的审理是十分慎重的，并通过法律规范治狱，以使讯狱做到尊重事实，坚持原则。

主要内容出自：《虽严且公，虽苛且正》

秦简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财产刑、劳役刑和肉刑，死刑其实相当少。

耻辱刑：耐、完、髡（kūn）、钳、谇

最轻的是耻辱刑，顾名思义，是以羞辱受刑者为惩罚目的，由于处罚比较轻，一般和肉刑或者劳役刑一起用。

前三种刑罚都在跟你的毛发较劲。第一种是你很熟悉的耐刑，也就是刮胡子；第二种完刑是剃去鬓毛，往往和城旦等劳役刑合用；第三种髡刑不仅是胡子，连头发也要剃掉。先秦时的男人都要留胡子，这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所以史料专门记载刘邦是“美须髯”，关公也是（“美髯公”的称号并非虚构）；《孝经》更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合毁伤”的说法。这是因为古人认为，头发、胡须、指甲都是“血气之余”，轻易不要剪，剪下来后也一定要小心保存。

髡刑有时还要和第三种耻辱型“钳”并用，也就是在你脖子上安个铁项圈，楚汉时期的季布就受过“髡钳”，当时他为了逃避刘邦的悬赏捉拿，藏到一个叫周家的人的家里，为了帮他脱身，周家对他施以“髡钳”，当奴仆卖掉了。

这些刑罚的目的，并不是对你施加肉体痛苦，主要是让你颜面无光，受到大家的鄙视。

这几项之外，秦律里还有一项羞辱性的处罚措施，一般是针对公职人员的，这就是“谇”――在公众场合把你臭骂一顿。先秦的人极其重视尊严，往往只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去杀人或自杀，当众挨骂绝对受不了。再说即便你自己不觉得什么，这也肯定会影响你的上司、同事对你的看法，乃至影响你的仕途。

财产刑：赀

这类刑罚一般和罚钱、没收财产等相关，针对的都是不太严重的罪行――其实很多在如今看来都称不上罪行，至多算过错，比如称粮食的秤不准、伤了拉车的驾马、跟人打架伤了人、私自掩埋尸体等。

最主要也最常见的是“赀”，秦律经常能看到各种“赀一盾”“赀二甲”等记载，也就是罚违法者缴纳盾牌和铠甲，而非钱币。这也很好理解，毕竟是战争时期，盾牌甲胄都是消耗品，当然多多益善，比单纯罚钱实用多了。

身份刑：夺爵、废、收孥

身份刑和财产刑有点像，不同的是前者剥夺你的财产，后者则更多意味着剥夺你的社会地位，这是一种很有“秦朝特色”的刑罚，因为秦人对军功爵的重视远在财产之上。

身份刑也一般和其他刑罚并用，主要有三种，前两种都针对主犯本人。一是免去爵位的“夺爵”，一是免去职务的“废”，秦律里很多条文都有“废”的记载：听命书（上级的红头文件）时不下席站立；官吏弄虚作假的；训练的军马在考核中被评为下等的，都要被“废”。不同于一般的罢官“免”，这种“废”可是一撤到底、永不叙用，《除吏律》里规定：如果任用了被“废”过的官吏，就得罚二甲。

第三种身份刑是收孥（nú），孥本身既有子女的意思，也通“奴”，就是罪犯的家人都要被设为官家的奴婢，比如“乐人讲被诬盗牛案”，“讲”的家人就被“收孥”了。

流刑：迁、谪

顾名思义，流刑就是流放，将犯罪者发配到战区或偏远地区。《秦律杂抄》规定：百姓不应免老，或已应免老而不加申报敢弄虚作假的，以及同伍的人帮着隐瞒的，每家罚一盾，都加以流放。

在后世，这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在秦朝，这却是一种相对轻的刑罚。前面提过，商鞅曾把那些赞颂秦法的人流放；秦始皇扑灭迸崖液螅也曾将他的大批门客“迁”走，后来还将许多办案不公的官吏“谪”往北疆。从对象来看，“迁”应该适用普通平民的流放；“谪”适用的是官吏的流放。

流放地自然是荒凉偏僻地区，正如大英国偏爱澳大利亚、沙俄喜欢西伯利亚一样，秦朝***也有几处官方认证的流放地。首当其冲的是房陵（今湖北省房县），吕不韦、钡囊抛澹末代赵王赵迁，刘邦的女婿张敖都曾被流放到这里；吕不韦本人曾被发配到蜀地；长安君成蛟反叛失败后，他的一些党羽被发配往陇西的临洮（今甘肃岷县，如今的甘肃临洮在当时应该是狄道），那里是对匈奴作战的一个主要战场。

六国尽灭后，“最火流放地”这一桂冠就转到了岭南的头上。两广的繁荣是很晚的事，在中国古代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那里都与神秘蛮荒联系在一起，风貌不比如今的亚马孙雨林好多少，直到宋代都被贬官们视为畏途。

劳役刑：候、司寇、隶臣妾、鬼薪、白粲、城旦、舂。（具体内容参见“刑徒”一节，此处不再赘述。）

肉刑：笞、黥、劓、斩趾。

肉刑你肯定不陌生，它和劳役刑一同散落在秦简的每一个角落，也是出现频率相当高的刑罚。

最轻的肉刑是“笞”，也就是被竹条抽打。养牛养瘦了要被“笞”，在学室当“弟子”不好好学习要被“笞”，当刑徒毁坏了公物要被“笞”，干活考评最后一名要被“笞”……

不过说实话，被“笞”虽然痛苦，但打完了也就完了，相较黥、劓和斩趾，实在是轻得多。

黥刑是在脸上刺字。最知名的受刑者是汉初诸侯王英布，也因为他受过这种刑，别人索性管他叫黥布。黥刑后来一直被延续下来，《水浒传》里的林冲、宋江、武松等梁山好汉都受过这种刑罚，足见其普遍。

重一级的是劓刑，也就是割鼻子。秦史爱好者最熟悉的受刑者，自然是商鞅时期的太子傅――公子虔，不过这种刑罚古已有之。

斩左右趾可谓肉刑中最重的处罚，名义上虽然斩的是“趾”，但其实是脚，这种刑罚在春秋时期被称为“刖”，十分常见，以至于晏子形容当时“履贱踊贵”――因为被砍脚的人太多，结果没人买鞋，导致鞋价下跌；反倒是“踊”（穿着鞋的假脚）的价格节节攀升。

这些肉刑的确残酷，不过其真正残酷之处还不只是肉体上的痛苦，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脸上的字、血肉模糊的鼻子、空荡荡的裤腿，这些终身相伴的耻辱标记永远在提醒着你曾有过的前科，也是对其他人一种最直观的警示。《商君书?赏刑》称，古代帝王制定这些肉刑，不是追求伤害民众，而是要用来禁止奸邪阻止犯罪。刑罚重就能吓阻民众以身试法，从而消灭犯罪行为。

最要命的一点在于，肉刑会阻止受刑者重新融入社会。《礼记》就讲“刑人不在君侧”――受过刑的人不能服侍君王；商鞅也主张“刑人无国位，戮人无官任”――受过刑的人在国家没有地位，也不许再为官。他们只能在隐蔽地点的收容所――“隐宫”里劳作一辈子，再也不能回归主流社会。赵高就出身“隐宫”，他日后性格的畸变，不知是否与这种出身相关。

死刑的确有，而且分很多种，但其实酷刑并不多。

死刑：斩、弃市、戮、枭首、坑杀、车裂、腰斩

最后，我们终于要谈谈死刑了。

最普通的就是“斩”，对于这一刑罚，史料中的记载多到不必列举了，只是强调一下，你经常在古装剧里看到的那一幕：壮得像大熊、满脸横肉的刽子手抡起鬼头刀，咔嚓一声手起刀落……这种场面在当时是不会出现的，因为那时决刑用的是斧头，“斩”这个字中的“斤”，其实就是“斧斤”的“斤”。行刑时间一般是在秋天，这是因为古人都认为秋天草木凋零，呈现肃杀之气，适合干这类活计。

在“斩”的基础上，还延伸出弃市、戮、枭首、坑杀这几种死刑，其实都是“斩”的2.0、3.0等版本，唯一区别只是对于尸体的处置方式。

弃市是把你杀死之后暴尸街头，任由人群围观，最终沦为蚊蝇和老鼠的美味，显然兼有耻辱刑的意味。

至于戮，有解释说“戮”通“辱”，它分为生戮、戮尸，生戮就是行刑前对你进行各种羞辱，戮尸是行刑后对你的尸体进行羞辱，譬如鞭尸或者挫骨扬灰之类。史书中的公子成蛟，以及秦始皇的那些皇子们，都被处以戮刑。

枭首是把人头砍下之后悬挂在高竿上示众。这个名字也有来历，“枭”是传说中一种和猫头鹰很像的鸟，据称生下幼鸟之后，母鸟会衔住树枝，任由幼鸟把自己吃掉，最后只剩下脑袋，用它来命名这一刑罚，无疑很形象。这种刑罚多有行刑者进行炫耀、对围观者进行警示的意味，迸崖冶徽蜓购螅他的党羽们就都被枭首示众。

“坑杀”不是活埋，只是杀死后就地掩埋。

坑杀可谓大名鼎鼎，至少三次重大历史事件都与该刑相关：长平坑杀、坑儒事件，以及巨鹿之战后项羽坑杀秦军降卒。后来无数人拿它们说事，绘声绘色地描述秦军如何像日本鬼子那样，逼着一个个受刑者挖坑，挖好就直接把土推下去，把他们统统活埋，其实这都是想象力太过发达的产物。

杀人是有的，但不可能是活埋，这是很关键的一点。1995年，考古学家们对长平之战古战场――高平市西北的永录村周围进行考察，发现了十几处尸骨坑，其中一个坑有130多具骨骼，每具都有箭痕、刃痕、砸痕，没有一具是完整的，显然都是被杀后乱埋的，而非活着投入坑中。

长平之战考古

否认坑杀是活埋的理由还有很多。设身处地想一想，长平、巨鹿两场大战的降卒，少说也有十几万人之多，是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无论对白起还是项羽而言，当时条件下最合理的选择是用最快速、最便捷的方法杀死降卒，以防夜长梦多。活埋这种虐杀方式，既与这一意图相抵触，实现起来难度也太大，降卒们哗变几乎是可以肯定会发生的。因此“坑杀”最可能的真相是：杀死之后就地掩埋。

是不是觉得很坑爹，闹了半天居然是这么没创意的死法，行刑者还好心替死者收尸？话不是这么说的。

先民都有“视死如生”的观念，认为死亡是生命的延续，换言之，在他们看来，尸体被破坏，就等同于死后继续受这些刑罚，自己的灵魂也将永远不得安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哪怕是死囚被斩首后，家人都要设法把头颅和躯干缝合在一起，后来的皇帝赐死大臣时，也以绞刑来体现自己的“仁慈”。原因无他，人们确实害怕死亡，但更害怕不得好死，那些五花八门处理尸体的死刑，正是针对这一心理设置的，除了肉体的痛苦，更让受刑者在精神上承受痛苦。

只不过对你这样的现代人来说，人死了就死了，尸体再怎么处理，也不比一把火烧掉更让你害怕，因此这些死刑对你而言，反而算不上严酷。

最重的刑罚是车裂与五刑，都是用来对付谋反者的。

话说回来，真正让犯人在受刑时也承受巨大肉体痛苦的酷刑，同样也是存在的。目前已知的至少就有两种，商鞅和李斯这两位著名丞相，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体验了一把，这就是车裂和五刑。

车裂也叫S（huan），有观点认为秦简中出现的“磔”（zhé）也是这种刑罚，就是俗称的五马分尸。这种酷刑经常被用来针对谋反者：郑国的高渠弥，陈国的夏征舒，秦国的商鞅和保燕国的苏秦，甚至有说法称赵高也被子婴车裂。他们的相通之处在于，都曾被指控犯有谋反罪行。

但从史料的蛛丝马迹来看，这一刑罚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和前面提到的枭首、戮一样，它或许也是处死受刑者后才撕裂肢体。据《秦始皇本纪》记载，弊髀冶徽蜓怪后，他和党羽们“二十人皆枭首，车裂以徇”――注意两个刑罚的顺序。如果赵高被车裂的说法是真的，在当时他已权势熏天的情况下，子婴恐怕没有能力对其进行公审、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他处死，更大可能还是刺杀赵高成功后，再将他的尸体车裂，这样仪式感更强。

最后，谈谈五刑吧，这是秦朝的终极酷刑，目前史料所能见到的唯一受刑者又有着一个终极身份――帝国丞相。受刑者与刑罚之间强烈的落差足以引起所有人的恻隐之心，尤其是，这还是一起著名冤案。

李斯基本是把当时最主要的肉刑都受了一遍：前四道分别是黥、劓、斩趾、笞杀，最后是前面提到的“枭首”――把头砍下来再挂起来示众；剩下的尸体则被剁成肉酱，这叫“菹”（zū）；如果行刑期间，受刑者高喊各种反动口号，还会被处以断舌。

但从《史记》的不同记载来看，最后一道刑罚应该是腰斩，顾名思义，这是把人按到砧板上，用斧头拦腰剁成两段。那个砧板就叫“@”，这项刑罚也称“斧@”，典籍中经常可以看到“伏斧@”“就斧@”的说法，说的就是主动要求被腰斩。

在受到这些酷刑之外，受刑者的所有亲属也都要被处死，通俗讲法是“死一户口本”。这又是连坐的体现，即所谓的“叁夷之诛”或“夷三族”，分别是父族（祖父母、叔叔姑姑等）、母族（外祖父母、舅、姨等）、妻族（妻子、丈人、丈母娘等）；到了后来，范围又逐渐扩大到五族、七族、九族，人们熟悉的“株连九族”就是这样来的。

乌氏倮的乌氏倮-后人评价

研究书籍

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记载的固原人为乌氏倮，他被写入正史，与辉煌的历史巨著《史记》共同流传下来。秦王嬴政在位期间（前246─前210），秦廷曾发生一件出乎常例，引人注目的事情。在谒见秦始皇的行列里，有一个既非文武官员又非贵族的普通人，他就是秦乌氏县一个被称作倮的人，他是秦人，还是土著的游牧民族，已不得而知。倮从事畜牧业，牲畜养到很多时就全部卖掉，然后用卖牲畜的钱物购求各种奇异物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戎王还赠他十倍于所献物品买价的牲畜，所给牲畜多到用山谷为单位来计算数量。秦始皇诏乌氏倮位同封君，接规定时间同诸大臣入宫朝拜。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传门记载了乌氏倮是边鄙之人、畜牧业主，却受到天子的礼遇，名声显扬天下，这不都是依赖他的财富吗？

司马迁在惜墨如金的《史记》中，专列《货殖列传》一章，本来就难能可贵，独列小传者不到20人，其中春秋末至秦朝灭亡，仅7人有小传，包括著名的范蠡、子贡等人，乌氏倮侪身其间，实在是畜牧业至商业而受到皇帝恩宠有加的人，在历史上似乎是绝无仅有。从另一方面说明乌氏倮经营畜牧业与商业影响之大。

做为一个牧主与商人，乌氏倮取得这样高的政治地位是极不平常的。春秋中期，商贾从属官府，地位很低。春秋中晚期以后，由于经济的发展，工商渐从官府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因走向独立经营而致富。战国时期不少政论家认为，商人靠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而致富，损害了国家和君主的利益，主张“重本抑末”，即对手工业、商业要采取压制和打击的策略。乌氏倮却为何反得青睐呢？可以联想的是，乌氏倮是对秦国的政治、经济有大的贡献，才会受到这种待遇。根据秦制给国家交粮就可以封爵，乌氏倮的比照封君是否与他的畜牧产品贡纳朝廷有关呢？

乌氏倮其人其事，还对我们的启迪还有：乌氏(今固原一带）畜牧业经济在秦国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同时说明秦时固原是农业经济与畜牧经济的重要交换集散地。

乌氏倮业绩照人，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对固原历史、畜牧经济以及隋唐以后马政的设立都功不可没。乌氏倮因牧因商，独得风流，可谓千年历史佳话。

货殖

倮(约公元前3世纪)，《史记》称乌氏倮。女(也有研究者认为是男性)，秦朝北地郡乌氏县(今固原南部与甘肃平凉北部一带)人。夏、商、周至秦朝，在今固原市原州区境内瓦亭一带，聚居着大量的戎族，史书称他们为乌氏戎。秦惠文王在位期间(公元前337-公元前310年)，在乌氏戎族的主要居牧地设立乌氏县。所以居牧在乌氏县境内的这位名叫倮的人，属于戎族，是当时著名的大牧主兼商人。

古代的六盘山地区水草丰美，气候宜人，适宜发展畜牧经济。乌氏倮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养牛牧马，发展畜牧。到秦始皇时期，倮已成为当地一个大牧主，拥有马、牛、羊不计其数。尤其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统一了货币，在全国范围内通行货币“秦半两”，给商品交易提供了方便。聪明的倮看到周围的戎人只会放牧，而不懂养蚕、织丝，她就把马、牛、羊贩卖给关中农耕地区的农民，然后收购珍异物品、。丝绸和日常生活、生产用品，带回来销往牧区，再换回牲畜销到内地农区，一来一回，做着利润十分丰厚的绢马交换生意。倮还常向居住大山深处的戎王进献丝织品，戎王也高兴以价值相当于丝织品十倍的牲畜和畜产品酬报她，使她的财富不断增值。这种不等价的绢马交易，使倮成为西北地区出名的大牧主兼大商人，也是宁夏历史上最早的首富而闻名于朝廷。

乌氏倮既传承了戎族传统的饲养方式，又积极执行秦朝有关畜牧政策。秦始皇时期，专门设置有管理牛马的机构太仆寺，并以立法形式保障畜牧业的发展，颁布了《厩苑律》、《牛羊律》等畜牧专款条例，、才使她的畜牧生产与交易得以较快发展。乌氏倮拥有的牲畜多得无法计数，据史籍记载，说她的牲畜多到只能用“山谷”进行计数的程度，即简单的头、匹计数已无法统计准确，只能以一条山沟里所有的牲畜为一个计量单位，进行统计。

秦始皇在公元前220年巡视陇西、北地郡，途经六盘山地区时，耳闻目睹了乌氏倮经商发展畜牧的事迹，当即给倮以“比封君”的优待，也就是说，对她的礼遇等同王侯，她可以和秦国的大臣们一样，进宫朝见，参与议事，享有相当高的政治待遇和荣誉。在重农轻商的封建时代，作为一个牧主与商人，乌氏倮能取得这样高的政治地位是非常少见的。大概是因为倮饲养的马匹也为朝廷提供了大批军马，对秦国的政治经济有极大的贡献，所以才受到秦始皇的格外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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