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甘蔗养牛利润有多大 概括当时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种甘蔗养牛利润有多大这个问题，根据民清时期农业的发展表现,概括当时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根据民清时期农业的发展表现,概括当时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摘要]本文针对中外学术界对明清经济发展估计过高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文章对明清和战国秦汉、唐宋的农业生产和流通的诸方面进行比较，指出明清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广度上，由于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制约因素，农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停滞或下降。文章还试图对明清商品经济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的条件下比前代有超越性发展的“悖论”作出解释。指出明清商品经济并没有真正割断其自然经济的脐带，脱离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轨道，因而也没有能够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

[关键词]明清；农业经济；劳动生产率；商品经济；发展与制约

一、问题的提出和经济发展的标准

近年来，以加州学派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和中国的一些学者通过各自的研究，都对明清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比较高的评价，形成两股相互呼应的学术潮流，其共同的学术背景则是对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的批判。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可以说是一对双胞胎；后者是站在以近代西欧为中心的立场上观察和剪裁中国历史而形成的偏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它甚至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借口和依据之一。二战以后，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在日本和欧美都受到了批判。中国学者也对中国停滞论及其形形色色的变种提出批判，并在这一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这对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史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种批判恐怕也有一个“度”的问题，我们的步子究竟迈多大才能既破除西欧中心论的偏见，而又不至于偏离真理？

明清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是高峰还是低谷？一是要有正确的衡量标准；二是要进行全面比较。

发展的标准问题，前些年讨论黄宗智“内卷化”[2]理论时已经接触到。黄宗智强调，经济若只有量的增加而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能说“增长”，不能算“发展”；同时又以“工作日报酬”的增减作为衡量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否的标准。这一观点受到我国一些学者的批评。我也认为它有片面性，没有完全摆脱基于西方工业社会经验的影响；但不应由此否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我认为，衡量经济发展与否，归根结底要看资源利用的广度、深度和合理程度；而劳动生产率也应是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讨论《白银资本》[3]，也涉及发展标准问题。弗兰克强调白银贸易的意义，实际上是离开生产、离开制度、离开生产方式，片面地以贸易量的多寡（暂时撇开对贸易量估计是否正确的问题）衡量经济的先进与落后，这是不可取的。流通固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决定经济发展的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因此，判断经济的发展与否，应对生产和流通、尤其是生产的各个方面，对资源的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作全面的考察。

发展是相对的，只能在比较中显现出来的。与国外比是一种比较，与本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比也是一种比较。生产力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总量也会相应增加。在历史上的各个时代，经济总量逐步增加是常态，经济总量缩减是变态。一个阶段比前一阶段经济总量增加，还不是构成“高峰”的全部条件，还要看经济发展的其他指标，看经济发展的势头和速度。

全面进行两种比较，是一个大工程，为我力所不逮。在这里，仅就我稍为熟悉的农业史领域，对战国秦汉、唐宋和明清三个时期农业经济的主要方面作些比较，并对劳动生产率停滞而商品经济发展这样一种“悖论”进行一些分析。当然，这种比较和分析是粗线条的，难免挂一漏万和分析不当。

二、农业生产诸方面

（一）农业工具

战国以后农具的进步是以冶铁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根据杨宽的意见，中国历史上冶铁技术发生过三次变革：一次是战国秦汉时期可锻铸铁和铸铁渗碳钢的发明及其导致铸铁农具的普遍使用；第二次是唐宋时期在灌钢技术推广基础上熟铁钢刃农具的广泛使用；第三次是明清时期生铁淋口技术的应用。后一次变革的意义远不如上两次，因为这种技术只能应用于制作锄锹等小农具，犁铧仍然要使用铸铁。

就农具的种类而言，战国秦汉是以铁器普及、牛耕推广为标志的传统农具大革命的时代，耦犁、耧车、飏车、畜力碓和水碓等领先于世界的发明，可以列出一长串。唐宋是传统农具发展的巅峰，水田和旱地耕作农具均已系列化，农具多所发明和改进，如曲辕犁，銐刀，各式水车，使用水力、风力和畜力的各种谷物加工工具，麦钐与麦绰、麦笼相配套的高效获麦工具等，也可以列出一长串。但明清农具基本上没有新创造，《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的农具图是抄《王桢农书》的，有些大型高效农具反而罕见了，有些地方从牛耕退回人耕。

（二）农艺与农书

农业技术包括的范围很广，这里仅谈三个方面。

土壤耕作：秦汉至魏晋形成了以“耕—耙—耢—压—锄”为特征的旱地耕作技术体系，唐宋形成了以“耕—耙—耖—耘—荡”为特征的水田耕作技术体系，明清没有创造新的耕作体系，但耕作进一步精细化。

施肥：战国秦汉开始重视施肥，但肥料种类还不多。魏晋南北朝大田基本上不施粪肥，但已种植绿肥。唐宋，尤其是宋，施肥无论理论或实践都有大的发展，大田普遍施肥是从宋开始的，人们还收集城市的粪便、垃圾以及河泥等返回农田，把城市也纳入农业的物质循环的大系统之中。明清施肥有进一步的发展，肥料种类增多，养猪羊积肥受到空前重视，差不多生产和生活中的一切废弃物都被用作肥料，尤以饼肥的广泛使用意义重大。

育种：田间穗选法在汉代获得总结，稍后的魏晋南北朝出现了类似后世种子田的系统选育法的记载，植物无性繁殖（嫁接、扦插等）、动物的杂交等相继出现，奠定了整个传统时期育种工作的基础。唐宋时期育种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水稻品种的增加，引进和培育了适应各种不同条件的早、中、晚稻。明清各种作物品种数量更多，种类也更加丰富多彩。

不同时代的农书是该时代农业技术的集中反映，并往往成为它发展的界碑；但农书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有时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战国的《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西汉的《氾胜之书》初步总结了农业精耕细作的经验，奠定了传统农学的基础。而北魏的《齐民要术》则是秦汉以来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系统总结，北方旱农的经典之作。宋代的《陈旉农书》总结了江南地区精耕细作的新经验，在理论上也有较大的创新，是南方泽农的经典之作。稍后，元代的王桢《农书》系统总结了唐宋以来南北各地的农业技术和农业工具。明清，我国农书创作空前繁荣，数量远远超过前代，明代出现了《农政全书》这样的集大成之作，清代没有能够与之媲美的大型综合性农书，但涌现了大批水平相当高的地方性农书和各种专业性农书。这虽然与印刷术的推广有关，但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精耕细作技术在各个地区和各个领域的推广和普及。明清还出现了试图对传统农学从理论上予以总结的著作，但在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上没有新的突破。

（三）水土资源的开发利用

耕作制度：战国开始从休闲制过渡到连作制，并出现了轮作方式。战国秦汉多熟种植虽已萌芽，但真正的发展是唐宋，尤其是宋代，主要标志是长江下游地区稻麦复种制的形成。明清多熟种植又有较大的发展，在江南，稻麦复种制进一步普及，南方的双季稻和北方二年三熟制也获得相当程度的推广。

土地利用形式：汉代有代田法和区田法。唐宋梯田、圩田、凃田等有较大的发展，创新最多。明清意义最为深远的是某些地区出现了综合利用大田与水体的堤塘方式，被称为生态农业的雏形。低产田的改造也有发展。

水利：大型的农田灌溉水利工程是战国出现的，西汉形成水利建设的第一个高潮，西汉中期以后，汉水、汝水、淮河流域涌现了大量陂塘。唐宋，南方水利发展势头超过北方，尤以太湖流域塘埔圩田体系的形成意义重大。北宋时，北方农田水利也有发展。明清，北方大型水利工程（除京畿水利外）萎缩，但农村的井灌有较大发展，而南方小型水利工程继续发展，数量相当可观[4]。

（四）生产结构

种植结构：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我国广大农区的生产结构是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中又以粮食为主。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原为粟黍，战国秦汉大豆和冬麦地位有所上升，至唐宋稻麦取代了粟黍成为粮作之首，是我国历史上农业结构影响深远的一次变革（稻是高产作物，麦不但缓解青黄不接的困难，而且为大田复种创造条件）。明清，稻麦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又引进和推广了玉米、番薯、马玲薯等高产作物，有利于在贫瘠山区和高寒地区拓展耕地。衣着原料，战国秦汉主要是传统的大麻和蚕丝，唐宋苎麻有较大发展，蚕桑生产重心也逐步转移到江南。明清，棉花在宋元奠定的基础上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取代丝麻的传统地位，是衣着原料生产结构的一大变革；蚕桑生产则收缩到江南、珠江三角洲等若干条件有利的地区，粮食和衣着原料生产之外，战国秦汉已有独立的园艺和林业，大田经济作物除纤维用的大麻外，只有汉代传入的油用胡麻（芝麻）；唐宋经济作物、园艺作物有较大发展，新兴的种类除苎麻外有茶叶、油菜、甘蔗、花卉、药材等；明清发展又高于唐宋，棉花、烟叶异军突起，油料（尤其是大豆）、糖料、园艺等生产均盛。但森林资源破坏严重。

农牧结构：我国战国秦汉形成农区和牧区分立和对峙的格局。牧区有发达的的游牧业。在农区，广大农民经营的畜牧业是一种家庭副业，但同时存在发达的以养马业为基干的国营牧业和大型的地主私人畜牧业。国营畜牧业唐代臻于极盛，晚唐至宋衰落，马等大牲畜数量减少，但有些地方养牛尚多，耕牛成为贩销的重要商品，猪羊家禽的饲养也有发展。清代合草原内地为一家，结束了农区政权与牧区政权长期军事对峙的局面。国营牧业进一步衰落，传统牧区许多牧场转化为农田，内地可以放牧的草山和荒地减少，内地再也看不到秦汉那样的大畜牧业，农牧结构越发畸重畸轻。

（五）农业区的扩展

战国秦汉，黄河流域基本上获得了开发，成为全国农业经济的重心。唐宋，长江下游地区经过千年的开发，成为全国最富庶的经济区，农业经济重心南移到长江流域。有人说，唐以前是单流域经济，宋是双流域经济，这种说法虽然不够确切，但形象地反映了农业经济在地区上的扩展。从明入清，农区和牧区政权长期军事对峙的局面结束了，国家空前统一，人口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两种新情况给农业地区的扩展以新的动力。在人口压力下出现了农民自发的开发性移民的浪潮（不同于秦汉时代那种政府组织的救灾实边式的移民）。南方经济继续发展，除江南继续领先外，又出现湖广、江汉、四川、珠江三角洲等新兴农业区；黄河流域农业经济也获得恢复，扭转了中唐以后衰退的趋势；东北、蒙古草原、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获得进一步开发，不但传统半农半牧区基本上转化为农区，传统牧区相当一部分也转化为农区，农业区域空前扩展。但也带来了农林牧比例失调、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等新问题。

三、亩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

我国封建地主制时期粮食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起点是比较高的。从战国到明清，我国的粮食亩产呈逐步上升的趋势，这在学术界基本上取得共识。但粮食亩产在整个清代恐怕不是持续上升的，据有些学者研究，清代粮食亩产在康乾以后一直在下降。从战国秦汉到唐宋，劳动生产率基本上是上升的，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粮食亩产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体上同步。明清情况发生了变化。当然，各地发展不平衡，难以一概而论。随着农业生产向广度的发展，有些新兴农业区的劳动生产率可能有所上升。但从总体上上说，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遇到一些根本性的制约因素：一是农业工具没有改进，农业技术也没有新的突破：二是农牧比例失调，畜力严重不足，有些农业先进区甚至从牛耕退回人耕。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加上清代人口激增，出现前所未有的人多地少的格局，导致农民耕作规模的缩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减少，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恐怕是必然的。有的学者不承认清代存在人口压力，提出不是劳力过剩，而是劳力不足。个别地区或个别时间是否有这种情况笔者不敢说，但如果说清代总体上不存在人口压力，那么为什么人们象缺堤的洪水一样涌向内地的深山老林和边疆的传统牧区呢？这些垦殖活动诚然增加了耕地面积，但也在相当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了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痛切地感受到这个问题。反映在农学上，就是明清时代论述荒政的农书显著增加。而这些自然也会影响到粮食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

单纯以人均粮食占有量衡量劳动生产率自然是片面的。因为农民经济是“农工结合体”，除粮食生产外，还有经济作物生产和家庭副业。计算人均产值应能更准确反映农民家庭劳动生产率的实际情况。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农户经营的经济作物和家庭副业千差万别，可以进行计量的材料又十分缺乏，计算和比较难度很大。我们知道，起码战国以来，农民是既种粮食又经营其他副业的，而且副业的比例并不低。在人均粮食占有量下降的情形下，要论证清代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前代提高，必须有充分的事实证明，清代农民副业部分收入的增长部分，能够抵消人均粮食占有量下降的部分而有余。

近年来，李伯重教授连续发表文章，既批评宋代农业革命论，也不同意明清停滞论，并以江南地区为典型，着重论证了清代农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5]。这是第一次用具体的计算论证清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映了研究的深入。他论证的前提是：明代江南农家占有耕地较多，没有达到最佳规模，大田生产夫妇并作，稻麦复种比例较小，水稻产量较低；清代农家经营实现了“人耕十亩”的最佳规模，男耕女织；稻麦复种比例大，水稻产量高。学术界对有关估计存在不同意见，需要继续讨论。笔者认为，问题首先不是具体计算的高低，而是论证的支柱是否牢靠。因为李伯重是把明代“夫妇并作”和清代“男耕女织”视为不同模式，分别计算农夫、农妇的劳动生产率，然后再总合起来。我们知道，我国早在战国时代即已出现了耕织结合（男耕女织）的农民家庭经济，以后逐步加强，从曹魏到中唐长期实行的租调制—租庸调制就是建立在农家耕织结合的基础上的，而农民家庭的耕织结合延续到近代。当然，各个时代会有所变化，江南地区清代比明代农家耕织结合可能更紧密些，但恐怕只是程度的差别，而不是不同的模式；李氏提出的论据中就有不少可商之处。把程度的差别夸大为模式的不同，以此作为计算的基础，其结果恐怕是难以为人们所认同的。所谓“人耕十亩”的最佳模式也有讨论的余地[6]。而且即使“清代江南农民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论断可以成立，清代总体上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否提高，还是有待证明的。

四、关于农产品流通和商品经济

明清虽然劳动生产率是停滞或者下降的，但流通比较活跃，市场比较繁荣，商品经济比前代有所发展。对明清经济发展估计较高的学者一般看重和强调后面这一点。他们说，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的；既然明清商品经济比前代有较大发展，又说明清的劳动生产率停滞或下降，这岂非是一种“悖论”？笔者认为，如果说这是一种“悖论”，那它也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悖论”（矛盾现象）。既然是客观存在的，就不可能用理论推导否定明清劳动生产率停滞的办法来取消它。我们需要的是对这种“悖论”的合理解释。

明清的商品经济应该放在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去考察。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虽然在总体上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但自始就包含了一部分商品生产和比较发达的商品流通。这种现象使人迷惑，以至曾经出现所谓“商业资本主义”说。“商业资本主义”说是不对的，但战国秦汉以来商业的发达是不容置疑的。以前人们认为农村集市是南朝至唐代才出现的，现在的研究证明，战国秦汉已有农村集市，而且数量不少，规模可观。粮食、蔬果、木材、畜产品、水产品、布帛等农副产品的加工品，均已卷入流通领域。现在人们津津乐道明清形成的市场网络。其实这种“网络”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从《史记·货殖列传》等文献的描述看，汉代各地的商业相当发达，由各地中心城市联结起来的粗具规模的商业网络已经存在。但当时的长途贩运以各地的土特产品为多，粮食还没有进入长途贩运（“千里不贩籴”）的行列，农产品价格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季节相差较大，市场整合程度较差。继战国秦汉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的高潮是唐宋。农村集市更加繁荣，大批市镇兴起，更多的农副产品卷入流通领域，粮食也初步突破“千里不贩籴”的限制参加到长途贩运的行列中来。明清是中国封建地主制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高潮。农产品流通活跃，农村集市和市镇有新的发展，各区域内部和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加强，全国性的市场网络进一步形成和整合。长途贩运兴盛，粮食、布匹等民生日用品已经成为长途贩运的主要商品。出现了全国性的大商帮和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尤其突出的是形成了某种地区性的分工，出现了商品粮基地和某些重要商品的集中产区（在这以前虽然存在某种土特产品的产区，但并不构成地区性的分工），这说明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传统市场，有人称之为“非统一的全国市场”，我同意这种看法。其实这种市场秦汉以来即已存在，但它有一个发展和整合的过程。明清时代，这一整合过程是否已经完成，明清市场是否近代意义的的全国市场，笔者还不敢说，但当时市场发展无疑达到了封建地主制时期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封建地主制时期商品经济之所以获得较高发展，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与封建地主制的结构有关。铁器普及，牛耕推广，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形成，使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早在战国时代就已达到“亩产二石”、“民食什五之谷”的水平，成为以后长期实行“见税什五”的基础。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体制是由相互依存的农民经济、地主经济和国家经济构成的。地主制下的农民的生产和消费摆脱了村社共同体，但由于规模狭小，其再生产不能不部分地依靠市场，故其经济自始就是一种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农民在官府、地主、商人的层层盘剥下，往往不能不在收获后卖出其部分必要产品，在耕播的紧要关头或青黄不接之时再高价买进某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而增加了市场的流通量。占收获量一半或一半以上、基本上囊括了农民全部剩余产品的地租，地主除直接消费其一部分外，把相当部分到市场上出卖，以换取其他消费品和奢侈品。地主的消费需求造就了一个颇大的市场。国家豢养大批官僚、贵族、军队，也要部分地依靠市场，尤其是在国家实行货币税制度时，会对商品经济和市场产生巨大的拉动力量。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帝国的建立，也给大范围的商品流通提供了有利条件。封建地主制下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比较繁荣的市场，是以上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明清的商品经济基本上是沿着封建地主制经济的轨道前进的，但并非完全是承接前代的惯性发展，而是有所超越，而且这种发展和超越是在劳动生产率总体上停滞以至下降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确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虽呈下降之势，但传统农业所创造的剩余仍足以支撑颇大的商品经济规模，明清农业生产在广度方面有相当大的发展，社会剩余总量增加，也提供了商品经济继续发展的基础（解放初期，农业生产的技术基础没有变化，我国启动工业化的资金主要依靠农业的积累，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旧制度下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和所能够提供的剩余，是颇为可观的）。同时，除了封建地主制经济一般的条件外，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条件或新机遇。其一是国家的空前大统一，内地与草原合为一家，消除了地区间、民族间交流的许多障碍。其二是交通道路的畅通超越前代，以南北大运河和长江为基干的水路交通以及海运的畅通意义尤大。其三是封建地租制度和赋税制度的某些调整，使生产者从事经济活动有更多的自由。其四是人口空前增加，不但消费总量上升，而且在耕地紧缺的情况下，必然导致非农人口的增加，即使农业人口也不能不更多地从事非农产业，从而从需求和供应两个方面刺激市场的发展。

吴承明先生多次指出，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希克思讲的西欧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时期的“市场渗透”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毕竟没有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其中原因，除了制度和思想方面的问题以外，是否明清商品经济自身也存在某种欠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恐怕就是这种欠缺之一。西欧则不然，在“市场渗透”的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趋向明显，农业革命正在酝酿以至发生了。这种“同步”与“不同步”的区别当然会影响它们的发展方向。方行先生指出，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器是地主的消费需求，而不是生产需求[7]。笔者很同意这一见解。前些年在对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的比较研究中，有些学者指出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农民的“净余率”大大低于13——14世纪英国农民的水平[8]。所谓“净余率”是指交纳税租和扣除农民必要的生活消费开发后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其实，我国农民生产所能提供的剩余并不少，甚至可以提供启动近代化过程或制度创新过程的某种基础。但这种剩余，以地租和赋税的形式集中到地主及其国家的手中，大部分用于奢侈性消费，能够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是很少的。

明清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是江南，它是当时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中心。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的《大歧变》（GreatDivergence－Europe,ChinaandMakingoftheModernWorldEconomy）拿18世纪的英国和中国的江南相比。这有可比的一面，也有不可比的一面。因为英国是一个国家，江南则是中国的一个地区。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并非孤立的，它要依靠其他地区资源的支持。正如方行先生指出的，江南文化发达、人文荟萃，外出当官和做生意的人很多，他们从全国各地聚敛财富，回到江南消费[9]。其他地区难以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当时江南商品经济的发达并不能代表全国的一般水平。应该看到，明清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江南这样的发达地区之外，还存在广大的落后的封闭的地区。吴承明先生曾估算，鸦片战争在国内市场商品值占第一第二位的是粮食和棉布，其商品率分别为10.5%和52.8%。可见当时粮食生产主要还是自给性的；棉布商品量虽大，主要却是耕织结合的农户生产的、自用有余的产品[10]。很难说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在总体上已经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

封建时代传统市场上的商品，主要是依靠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供应的。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充分表现了小农家庭对商品经济发展的适应能力。对于小农家庭的耕织结合，以前人们往往把它当作自然经济的一个特征，甚至是主要特征；现在有些学者又强调它与商品经济的联系。其实正如农民家庭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一样，耕织结合也往往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无论“耕”（种植业）还是“织”（家庭副业），尤其是后者，其产品既可以自己消费，也可以提供市场，它可以适应不同外部条件，在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之间灵活地“切换”。在一定条件下，农家的商品性副业收入甚至可以明显超过自给性种植业的收入，但只要它没有发展为专业户，自给性种植业就仍然是它的基础和保障，也就是说，其商品性生产是以其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而且可以根据条件的变化随时“切换”为自给性生产。所以，建立在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明清商品经济，并没有真正割断其自然经济的脐带，基本上没有脱离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轨道，它与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那种商品经济仍然是有所不同的。

五、几点认识

1、清代农业经济比前代是有所发展的，这种发展主要是表现在广度上，而不是表现在深度上。清代农业工具基本上没有改进，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突破性的创新，但是农业地区空前扩大，精耕细作技术推广到更广的地区和更多的领域。这些发展导致经济总量的明显增加。

2、从资源利用广度、深度和合理程度来衡量，农区的扩展属于资源利用广度的进展。资源利用的深度和合理程度也有进展，一是土地利用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表现为地区分工的资源配置的优化，三是堤塘生产方式的创造，这虽然只是出现于若干不大的局部地区，但影响和意义深远。存在问题是农林牧总体比例的失调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3、从劳动生产率衡量，很难证明清代比前代有所提高，从一些根本性制约因素看，毋宁说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停滞或下降的。

4、明清农业经济既有发展的一面，又有停滞的一面。与其说“发展”，不如说“发展与制约”、“发展与局限”，或“发展与不发展”。这种“制约”与“局限”，不是一般意义上讲的（从一般意义上说，任何经济的发展都不免有局限和制约因素），而是带根本性的。

5、明清经济的发展的动力或基础，除了生产向广度的拓展外，还由于商品品流通的发展。历史事实证明，流通和市场推动分工，推动资源配置的优化，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这种情况，与西欧的所谓“斯密型成长”有相似之处。但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仍然以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市场繁荣的推动力主要是地主的生活消费需求，而不是生产消费需求，因而难以引导到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

7、从经济向广度发展和部分向深度发展看，从经济总量的增加看，从商品经济的繁荣看，明清时期

古文中“杀地”指的是什么

[编辑本段]1、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

《齐民要术》是北魏时期的中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书，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是中国现存的最完整的农书。

书名中的“齐民”，指平民百姓。“要术”指谋生方法。《齐民要术》大约成书于北魏末年（533年-534年），《齐民要术》系统地总结了6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等，对中国古代农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编辑本段]2、贾思勰简介

贾思勰

贾思勰（读音：xié），益都（今属山东）人。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书香门第，其祖上就很喜欢读书、学习，尤其重视农业生产技术知识的学习和研究，这对贾思勰的一生有很大影响。他的家境虽然不是很富裕，但却拥有大量藏书，使他从小就有机会博览群书，从中汲取各方面的知识，为他以后编撰《齐民要术》打下了基础。成年以后，他开始走上仕途，曾经做过高阳郡（今山东临淄）太守等官职，并因此到过山东、河北、河南等许多地方。每到一地，他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认真考察和研究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向一些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农请教，获得了不少农业方面的生产知识。中年以后，他又回到自己的故乡，开始经营农牧业，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放牧活动，对农业生产有了亲身体验，掌握了多种农业生产技术。大约在北魏永熙二年（533年）到东魏武定二年（554年）期间，他将自己积累的许多古书上的农业技术资料、询问老农获得的丰富经验、以及他自己的亲身实践，加以分析、整理、总结，写成农业科学技术巨著《齐民要术》。

[编辑本段]3、成书背景

《齐民要术》成书的时间为公元6世纪三、四十年代，它的问世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客观条件基础的。北魏之前，我国北方处于一种长期的分裂割据局面，一百多年以后，鲜卑族的拓跋氏建立了北魏政权并逐步统一了北方地区，社会秩序由此逐渐稳定，社会经济也随之从屡遭破坏的萧条景象中逐渐恢复过来，得到发展。北魏孝文帝在社会经济方面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更是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步。尽管如此，当时的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有待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贾思勰认为农业科技水平的高低关系到国家是否富强，于是他便萌生了撰写农书的想法。

统治者的励精图治，农业生产的蒸蒸日上，也为贾思勰撰写农书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贾思勰为官期间，到过山东、河北、河南等许多地方。每到一处，他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曾经亲自从事农业生产实践，进行各种实验，饲养过牲畜、栽种过粮食。贾思勰不但注重亲身实践，而且善于向经验丰富的老农学习，吸收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

《齐民要术》是贾思勰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从富有经验的老农当中获得的生产知识以及对农业生产的亲身实践与体验，认真分析、系统整理、概括总结，最后完成了《齐民要术》这部伟大的著作。

[编辑本段]4、基本评价

《齐民要术》由序、杂说和正文三大部分组成。正文共92篇，分10卷。11万字；其中正文约7万字，注释约4万字。另外，书前还有“自序”、“杂说”各一篇，其中的“序”广泛摘引圣君贤相、有识之士等注重农业的事例，以及由于注重农业而取得的显著成效。一般认为，杂说部分是后人加进去的。

书中内容相当丰富，涉及面极广，包括各种农作物的栽培，各种经济林木的生产，以及各种野生植物的利用等等；同时，书中还详细介绍了各种家禽、家畜、鱼、蚕等的饲养和疾病防治，并把农副产品的加工（如酿造）以及食品加工、文具和日用品生产等形形色色的内容都囊括在内。因此说《齐民要术》对我国农业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编辑本段]5、妙语佳句

1.“耕而不劳，不如作暴”。

天气新晴，是夜必霜

有闰之岁,节气近后,宜晚田

耕锄不以水旱息功

湿耕泽锄，不如归去

耕而不耢,不如做暴

二月三月种者为植禾，四月五月种者为穉禾

一年之计莫如种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

2.蓬生麻中，不扶而直。

3.九月、十月中，于墙南日阳中掘作坑，深四五尺。取杂菜种别布之，得经冬，须即取，粲然与夏莱不殊。

[编辑本段]6、主要内容

一、耕作技术

人类从刀耕火种的远古发展到今天，创造出如此辉煌灿烂的文明，很显然和发明及使用工具是分不开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故而《齐民要术》一书在谈到耕作技术的时候，并没有开篇就直接介绍耕作技术，而是首先提到了耕、耙、耱等重要的农具，可见工具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耕织图册》之一气候和土壤是影响作物生长的一个重要的自然因素。作者在《齐民要术》归纳概括了我国黄河中下游的地理特点及气候特征：处于内陆地区；冬冷夏热，四季分明，春季或夏季降雨量稀少，降雨时多为暴雨。鉴于这种独特的气候状况，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对抗旱保墒（保墒即保持田地里的湿度）方面的问题做了详尽的探讨。

贾思勰在书中分析了黄河上游的高原土壤的特点，指出其具有天然的优良土质，只要在后天能够得到适当的使用及维护，就可以确保收获丰盛的农作物。合理适当的维护土地，实际上有着非常丰富的学问。要注意和考虑的问题很多，包括有改造和熟化土壤、保蓄水分、提高地力、作物轮作换茬、绿肥种植翻压、田间井群布局及冬灌等方面，在《齐民要术》中，作者对这些问题都有周全细致的阐述。

气候和土壤条件给农业生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可以依靠人的后天努力来挽救和弥补的。针对北方干旱少雨的情况，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对怎样打井浇地、积雪、冬灌等等问题，都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创见。特别是总结了耕、耙、耱、锄、压等一整套保墒防旱的技术。对于这些环节之间的巧妙配合及灵活操作、运用都做了系统的归纳。《齐民要术》中列举了形式多样的耕作方式，有深耕、浅耕、初耕、转耕、纵耕、横耕、顺耕、逆耕、春耕、夏耕、秋耕、冬耕等。并详细说明了每一种耕作方式适用于哪些情况，如何具体操作等。在农作物的田间管理过程中，他强调农作物要多锄深锄，锄小，锄早，逐次调整中耕深度。此外，对于已经耕坏了的土地，作者也记述了补救和改良的措施。

农耕图壁画书中还专门提到了怎样保持和提高地力。我国魏晋以前的农民们，主要依靠轮换休闲的办法来恢复提高土壤肥力。这种方法虽然对耕作过后的土地具有一定程度的改良作用，但在提高土地实用率方面不但没有多大优势，相反的，这种休闲的方法实际上是妨碍了土地利用率的提高，浪费了土地的有效资源。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既能恢复土地的肥力，又能提高土地的利用率？换一种更直观的说法，就是：能不能使土不经过休闲就能不间断的进行生长，在不间断的工作过程就是不间断的恢复和提高地力的过程。这种想法看起来似乎矛盾，行之不通。但是，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人们在劳动的过程当中，总能一边总结经验，一边发现生产中的诀窍，创造出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从汉代开始，连年种植在华北的许多地区已是司空见惯，到了贾思勰生活的北魏时期，民间开始推广实施轮作制，并且出现了多种形式的间作套种方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给我们提出了一套完整而又复杂的大田作物的轮作，即“作物轮栽”法。

那么作物轮作究竟好在哪里，和北魏之前轮换休闲的方法相比，它的先进之处有哪些？在《齐民要术》中可以找到关于轮作优点的详细解释。作者不单肯定了轮作在防止土地肥力衰退递减方面的明显效果，而且还分析说明了轮作在消灭杂草、减少病虫害，防止作物生长良莠不齐等方面的功效。农作物的品种虽然很繁杂，但《齐民要术》对它们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清楚的告诉人们哪些作物可以先种，哪些作物要后种，哪些作物要留到最后播种。使读者明白，不同的作物组合，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甚至同样的作物组合，因为种植的顺序不同，其结果也会大相径庭。

《齐民要术》中记载了使用绿肥的方法：“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5、6月中穰种，7、8月犁掩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粪同。”贾思勰很重视绿肥作物的栽培和轮作套种，提到了为土壤提供适当肥力的前茬作物。对于豆类，作者还专门比较鉴定了几种主要豆类作物的肥效和不同轮作方式对谷物产量的影响。包括诸如大豆、小豆、绿豆等豆科作物在内的轮作，极大地取代了休闲的土地中的作用。现代的科学常识告诉我们，土地中的养分丰富多样，每一种作物所需的养分都各自不同。在同一块土地上轮换栽种营养需求不同的作物，就可以合理地使用土地中的各种养分。

良好的耕作方法为丰收高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它并不能完全取代施肥在农事中的作用。施肥工作也是农业生产中不可大意的一环。例如书中介绍了踏肥法。

二、在作物栽培种植方面

《齐民要术》在栽培植物方面，叙述的重点放在了农田主要禾谷类作物上。

播种是种植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个环节中，要注意的问题很多，既要考虑作物自身的因素，也要顾及“天时”与“地利”的影响。从广义上讲，播种是一系列的工作。实际上包括了从选种、育苗、播种直至后期预防等步骤。如果没有好的种子，再肥沃的土地也孕育不出丰美的果实。播种的密度不合理，只能浪费土地资源和肥力，或是导致作物争肥，良莠不齐，从整体上降低生产质量。所以选种是首要的、关键的任务。在选留作物良种方面，《齐民要术》记载了97个谷物的品种，其中黍12个，粱4个，秫6个，小麦8个，水稻36个（包括糯稻11个）。在这97个谷物的品种中，除了11个是从前人的书籍记载中收录的，其他的86个是贾思勰自己搜集补充进去的。贾思勰很注重对这些种子的品种及特性的研究，在《齐民要术》中对它们的成熟期、植株高度、产量、质量、抗逆性等特性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比较。

书中还记叙了种子单选、单收、单藏、单种种子田、单独加以管理的方法。贾思勰认为选种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到作物的收成和质量。为了保证种子入土后能够保持完好，并顺利的发育成熟，长出健康的嫩芽，《齐民要术》中特意交待了播种前要做的准备工作。书中还介绍了水选、溲种、晒种等多种处理种子的方法，在育苗的步骤中提到了水稻的催芽技术。

选种之后接着要播种，《齐民要术》中介绍了主要粮食及经济作物在具体情况下的播种比例。例如提到麻的播种时，指出麻是一种对土地肥力要求较高的作物，需要良田栽种，如果土地的肥力不够，则要通过施肥来提高地力。每亩良田播三石子麻种，如果是薄田的话，则每亩播种二石。又如讲到种小豆时，书中记载到：夏至后十天种小豆是最佳的时节，一亩用豆种八升。初伏终了下种稍差，一亩用一斗豆种。

选择好了优良的种子，确定了科学的播种比例，还应该有一个适宜的播种时机。这个“天时”问题也是不可小视的，《齐民要术》中曾引用了我国古代流传的一句农谚：“以时作泽，为上策也”，说明我国的农民在从事生产的过程中就非常重视天时对作物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作物播种之时就开始起作用的。《齐民要术》认为，播种时应该考虑到季节、气候和墒情等几个因素。季节气候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墒情，《齐民要术》中把播种的时机分成了三类：上时、中时及下时。作者指出如果能够顺应和遵循自然界的时令、节气的变化，预测到土质的肥沃程度，就可以节省人力，还能得到更大的收成。

选择了适宜的播种时机，还应该为种苗挑选合适的土地，但是没有一块土地是无可挑剔的，但是，田地无论是瘠薄还是肥沃，都应当做到物尽其用。能否取得理想的收益，关键在于种什么、怎么种。贾思勰认为土地的地形条件有高有低，各不相同，山地适宜种茎杆壮实的苗，低洼湿地可以种茎杆稍弱的苗；土质地力各有不同，应该做到肥地晚种，薄地早种。《齐民要术》还提出了“区种法”，通过在区内集中投入、加强管理、合理密植等途径，保证充分供应作物生长所必需的肥水条件，发挥作物最大的潜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同时把耕地向山丘坡地扩展。

三、在蔬菜瓜果、果树林木的栽培方面

《齐民要术》还广泛地涉及到蔬菜、果树和林木（包括用于养蚕的桑树）的栽培，其中还有一节论及养蚕。

书中详细地介绍了蔬菜种植、果树和林木扦插、压条和嫁接等育苗方法以及幼树抚育方面的技术。介绍了葵、蔓菁、蒜、葱、韭、姜、苜蓿等的水土要求、养料条件、采摘及收割方法、储藏方法等；介绍了枣树、桃树、李树、栗树、木瓜、花椒等果树的栽培和养护技术；介绍了桑树、榆树、棠、楮树、槐树、竹子、紫草等经济林木的种植和管理方法。

对于树木果蔬的培植管理，书中提到了许多精确科学的方法和经验。例如书中在谈到枣树的管理时介绍了“嫁枣”和“疏花”两个重要的方法，在今天看来，其中的道理是和科学解释相吻合的。又如在谈到种槐时运用了“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的经验，提到要将麻与槐混种，这样做可以使槐树苗生长得自立笔挺。此外还记录了从西汉到北魏期间植桑树、养蚕缫丝的丰富经验。

在防治和保护植株方面，《齐民要术》中还提到了很多方法。例如熏烟防霜害；又如将楮子与麻混种，在秋冬时节保留麻，对楮树幼苗有防寒保暖的功用，这种保护植株的方法既简便又有效。

四、在动物养殖方面

《齐民要术》有6篇分别叙述养牛马驴骡、养羊、养猪、养鸡、养鹅鸭、养鱼。详细记述了家畜饲养的经验，特别是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畜牧经验，对家畜的鉴别品种、饲养管理、繁殖仔畜到家畜疾病防治，均有记录；对家畜的鉴别，书中从眼睛、嘴部、眼骨、耳朵、鼻子、脊背、腹部、前腿、膝盖、骨形等方面制定了标准；对于家畜的饲养，书中提到了家畜的居住环境、备粮越冬、幼仔饲养、群养与分养、防止野兽侵害等内容；对于繁殖仔畜，书中介绍了选取良种、家畜的雌雄比例、繁育数量、动物杂交、无性繁殖等内容，对于优化物种、提高生产力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对我国的生物学发展和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家畜疾病防治方面，《齐民要术》还搜集记载了48例兽医处方，涉及外科、内科、传染病、寄生虫病等方面，提出了对病畜要及早发现、预防隔离、注意卫生、积极治疗等主张。其中有的处方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是我国古代畜牧科学的宝贵遗产。例如书中介绍的直肠掏结术和疥癣病的治疗方法，在一千四百多年后的今天仍被广泛运用于兽医领域。

五、在农产品贮藏、加工及酿造方面

《齐民要术》提到了许多鲜菜冬季贮藏的方法，例如书中说道：“九月、十月中，于墙南日阳中掘作坑，深四五尺。取杂菜种别布之，一行菜一行土，去坎一尺许便止，以穰厚覆之，得经冬，须即取，粲然与夏菜不殊。”详细说明了鲜菜冬季贮藏的具体时间、地点的选择、贮藏步骤及来年的实际效果。

中国远古时代·石杵臼

《齐民要术》详细介绍了制作神麴（酒曲）、酿酒、做药米、做酱、做醋、做豆豉、做脯腊、做羹、做饼、做醴酪、做素食、做糖、煮胶等的过程，运用到的制作手法一共包括了蒸制、煎消、炙、烤、煮、熬、过滤、日晒、风干等许多方法。

《齐民要术》在介绍食品的加工及酿造工序时，着重叙述了酱、醋及酒等产品的酿制过程。其中制作酱类列举了肉酱、速成肉酱、鱼酱、虾酱、豆酱、麦酱、榆子仁酱等许多品种；制作醋类介绍了大醋、糯米醋、大麦醋、神醋、糟糠醋等30多种；其中记载的酒有小麦苦酒、水苦酒、乌梅苦酒、蜜苦酒等40多种。

六、商业意识

《齐民要术》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所讲述的范围并不囿于农业，还涉及了和农业联系紧密的经济范畴。例如书中曾介绍，楚威王向赫赫大名的商人陶朱公请教致富之术时问：“听说你一会儿打鱼、一会儿贩卖，很容易就赚到上千万的钱，家藏亿金用的是什么办法呢？”陶朱公回答说：“赚钱谋生的方法很多，湖泊地区，水产养殖是五种办法中的一种”威王依计在后苑挖池养鱼，当年就得钱三十余万。又如在介绍种植蔬菜时，著者建议农民如果离城近，就一定要多种瓜、菜、茄子等，既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多余的还可以拿到城里销售，获取利润。可见，作者编写此书的目的在于使农民生活富足，国家增加财政和赋税收入，因此不但介绍了稳产、高产的科学方法，而且也提到了一些致富的经验。

[编辑本段]7、《齐民要术》国内研究学者与成果的分类

(一)贾思勰里籍、身世、官职、活动考证

[1]栾调甫：《“齐民要术”作者考》(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山东省文史研究编《文史资料》1990年第2期)。曲直生：《“齐民要术”考证》，《中国粮政》1961年第1期。贾效孔：《山东寿光北魏贾思伯墓》(《文物》1992年第8期)。李元卿：《贾思勰故里考》(《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4期)。李森：《贾思勰应为今山东寿光人》(《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孙仲春：《农学家贾思勰高阳太守考》(《寿光日报》2005年10月17日)。王纯中：《从贾思勰的任职看他的郡望里籍——贾思勰隶籍寿光的再考证》(《寿光日报》2005年12月11日)。

(二)《齐民要术》的流布和版本传承

栾调甫：《齐民要术版本考》(1934年，载于齐鲁大学《国学汇编》第2册)；《齐民要术引用书目考证》(署名胡立初，1934年，载于齐鲁大学《国学汇编》第2册)。缪启愉：《“齐民要术”明代刻本的以讹传讹》；缪启愉：《“齐民要术”十种校宋本题记》(《图书馆》1963年第2期；杨直民：《从几部农书的传承看中日两国人民间悠久的文化技术交流》(《世界农业》,1980年第10期；第11期)；《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科技卷：“农业著作的传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肖克之：《“齐民要术”的版本》(湖南师范大学文献学，1997年第3期)。缪启愉：《第二章重要版本》//刘德成、刘克强主编，《山东省志/诸子名家志》编篡委员会编：《贾思勰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三)《齐民要术》的校勘、注释、今译

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科学出版社1957年)；《“齐民要术”概论》(英文版，科学出版社1958年)。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1998年修订再版)。杨直民：《介绍“齐民要术”新校译本》(《农业图书馆杂志》1983年第9期)。游修龄：《“齐民要术”疑义考释》(游修龄编著《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7月)。

(四)《齐民要术》的撰期、成书年代和背景

梁家勉：《“齐民要术”的撰者、注者和撰期：对祖国现存第一部农书的一些考证》(《华南农业科学》1957年第3期)。梁家勉：《“齐民要术”成书时代背景试探》(《梁家勉农史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12月)。游修龄：《“齐民要术”成书背景小议》(游修龄编著《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7月)。王仲荦：《有关贾思勰“齐民要术”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61年第3期)；《谈“齐民要术”的历史背景》(《大众日报》1961年6月25日)。王玲：《“齐民要术”的成书背景再论》(《中国农史》2002年第2期)。张平真：《“齐民要术”取材地域北方说》(《中国酿造》，1999年第1期)。

(五)《齐民要术》与农林科学思想和技术

1.种植业

(1)农作物：

游修龄：《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的作物栽培》(《农业学报》1957年第7期)。古世禄：《“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谷子品种不是86个》(《山西农业科学》1981年第10期)。孟方平：《说荞麦》(《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2)蔬菜

李家文：《从“齐民要术”看古代蔬菜生产》(《大众日报》1961年12月9日)。孟方平：《“齐民要术”·种胡荽第二十四试校》(《中国农史》1987年第2期)。彭世奖：《我国古代蔬菜生产的特殊技艺》(《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丁晓蕾：《“齐民要术”中的蔬菜科技述评》(《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李庆典：《中国古代种芋法的技术演进及其对现代农学的贡献》(《中国农史》2004年第4期)。

(3)果树

许荣义：《“齐民要术”中有关果树的栽培技术》(《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匡明纲：《“齐民要术”中的果树遗传育种》(《中国农史》1985年第1期)。

(4)肥料

游修龄：《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的肥料科学》(游修龄编著《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7月)。桑润生：《我国早期对于栽培绿肥的认识及其经验》(《中国农业科学》1962年第6期)。胡家祺：《中国古代的传统施肥法》，《世界农业》(1985年4期)。

(5)农业技术与耕作技术

万国鼎：《“齐民要术”所记农业技术及其在中国农业技术史上的地位》(《南京农学院学报》1956年第1期)。王潮生：《浅析我国古代旱作栽培管理技术》(中国农业博物馆建馆十周年论文选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北京)。严火其：《我国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原因探析》(《中国农史》2001年第4期)。

2.养殖业

蒋猷龙：《关于“齐民要术”所载桑、蚕品种的研究》(《蚕业科学》1979年第1期)；《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关于“齐民要术”所载桑、蚕品种的初步研究》(农业出版社，1980年)；李根蟠：《“齐民要术”何以无养狗的论述——牧区文化对中原文化影响之一例》(《中国经济史论坛网站》2002年12月12日在线论文)。

3.畜牧兽医业

刘龙驹：《对“齐民要术”畜牧部分若干问题的浅探》(《山东农学院学报》1962年第7期)。王潮生：《浅谈我国古代饲养耕牛的经验》(《中国农史》1986年第1期)；李群：《中国古代畜牧兽医史》(编者，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国驴骡发展史概述》(《中国农史》1986年第4期)；《湖羊的来源和历史研究》(《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我国古代的养马技术》(《古今农业》1996年第3期)。余孚：《中国古代的养羊技术》(《古今农业》1991年第3期)。王磊，张法瑞：《“齐民要术”与北魏的畜牧业生产》(中国生物学史暨农学史学术讨论会论文，2003年11月，广州)；王磊，张法瑞，柴福珍《论北魏的畜牧业》(《古今农业》2004年第1期)。冯洪钱：《齐民要术兽医方考注》(《古今农业》1998年第4期)；《我国古代的畜禽饲料添加剂考注》(《农业考古》2000年第1期)。于船：《“齐民要术”中的畜牧兽医专卷和我国古代的兽医科学技术》(《内蒙古兽医科技情报》1957年)；孟方平：《“齐民要术”畜牧篇疑文试析》(《中国农史》1991年第3期)。

4.生态、植物保护、可持续发展观

周明牂：《植物抗虫性研究利用的进展》(《世界农业》1985年第6期)。陈良文：《“齐民要术”一书中的生态学知识》(《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莫翼翔：《中国古农学中的生理生态学思想》(《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严火其：《借鉴传统的病虫防治理论和技术》，(《农业考古》2000年第1期)。杨同卫：《“齐民要术”所体现的中国古代农业朴素的可持续发展系统观》(《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8年第5期)。

5.种子繁育、保纯与处理

王潮生：《我国古代农作物选种及种子处理技术成就》(中国农业博物馆建馆十周年论文选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北京)。李群：《种子处理》//《贾思勰与“齐民要术”》(《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2期)。胡国庆：《种子繁育技术》//《寿光农业与“齐民要术”》(《寿光蔬菜》人民出版社，2001年4月)。

6.林业科学与技术

熊大桐：《“齐民要术”所记林业技术的研究》(《中国农史》1987年第1期)；《中国古代竹类栽培利用史略》(《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中国林业科学技术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95年2月)。周敏：《“齐民要术”中的林业思想和林业技术探讨》(《浙江林业科技》2004年第1期)。余孚：《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树木栽培管理技术经验》(《古今农业》1990年第1期)。王潮生：《“齐民要术”中树木栽培管理技术初探》(中国农业博物馆建馆十周年论文选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北京)。王潮生：《说楮》(《中国农史》1994年第2期)。刘建荣：《从“齐民要术”看我国古代林业科学技术》(《甘肃林业》1996年第4期)。

7.药用植物及经济作物

张炯炯：《“齐民要术”中的药用植物学知识》(《中医文献杂志》2002年第3期)。陈推诚：《“齐民要术”·雩都……甘蔗资料来源小考》(《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

8.农谚、民谣、成语、典故

缪启愉：《“齐民要术”谚语的解释问题》(《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再说“齐民要术”农谚》(《中国农史》1986年第4期)。马宗申：《“齐民要术”农谚辨疑，答缪启愉先生》(《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齐民要术”征引农谚注释并序》(《中国农史》1985年第3期)。倪根金：《“齐民要术”农谚研究》(《中国农史》，1998年第4期)。张允中：《“齐民要术”谚语三则释义管见》(《中国农史》1993年第2期)。林桂平：《“齐民要术”中两句谚语的出处与解释》(《历史学习》2004年第11期)。葛能全：《“齐民要术”谚语民谣成语典故浅释》(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

好了，文章到此结束，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