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海养牛户 国土卫士于忠礼有什么事迹

各位老铁们好，相信很多人对威海养牛户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因此呢，今天就来为大家分享下关于威海养牛户以及国土卫士于忠礼有什么事迹的问题知识，还望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我要一篇关于海泊桥历史的文章,有急用!!!

提起海泊村,老青岛人十个有九个不知道。因为,一则小,从未被真正行政区划过；二则历史短,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形成的“移民村落”；三则和“吴家村”首尾相连,被外人误为吴家村。“海泊村”既有异于“吴家村”、“康家庄”等以姓氏命名的历史悠久的真正村落,又不同于“上街”、“四方”一类真正意义上城镇“村落”,这个靠近繁华的“东镇”、在德国炮台和台柳路哨卡双重“保护”下、以海泊河命名的小村落,反映了一群殷实农民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业化”进程中,欲进又怕、恋恋不舍、迫不得已的心态。

“七七事变”之后,“游击队”、“自卫团”在乡下蜂起,打家劫舍、绑票撕票成风,乡下的殷实人家大都变卖家当跑到青岛。从此,海泊村有了这样几十户人家,开始了一种城市化独门独户、亦工亦商亦居的生产劳作,一种乡村化自给自足、不失风范、爱面子、讲信用的生活方式。这其中有老孟家、老徐家、老王家、老杨家、老丁家、老范家、老刘家,上述几家大都是昌邑人或靠近昌邑的平度人。昌邑人贩丝绸的多,无以为计只能以“织布”为业,商号有什么“成记”、“和记”、“东来成”、“义发和”、“洪昌”、“三新”等等。当时的青岛纺织业已经赫赫有名,只不过发达的纺织业都是日资工厂所为,海泊村这几家小工厂（作坊）无资本、无技术,仅是依靠客商云集的便利条件,利润微不足道,勉强维持生计而已,有家底的还要时不时地贴上几个,根本谈不上发展、壮大。也有极个别的例外,比如说“三新”,谁都不知道他家掌柜的是谁,只有一个姓崔的职员管事,海泊村小织布厂都是从他那儿买纱。别看他家不起眼的几张机,可大出大进的纱线,足以骇住当时海泊村的“四大家族”！都道是这家有背景,大家都想与姓崔的套个近乎,买点“优惠纱”什么的,无奈这姓崔的油盐不进,只谈生意不论其它,谁也摸不着深浅,更甭说从他那儿得到过好处了,充其量混了个“面儿熟”。到了国民党接管青岛时,“三新”更加红火了,连洋人都到他那儿进纱,解放前人家关门歇业了,直到解放后才陆续着传出那家是敌产,改革开放后人们又传说“三新”成了宝岛台湾一家赫赫有名的大纺织公司。

范家“成记”三掌柜又是另外一个例外啦！范家三掌柜是个“遗腹子”,小他大哥范大掌柜的13岁,特殊的身世使他倍受范家老太太的宠爱,再加上人又聪明精干,年轻好学可塑性强,压力也小,“赔了是家里的,挣了是自己的”,因此思想开往,很快适应了城市生活。上个世纪40年代初,自行车问世了,日本人开始在青岛生产自行车,范家三掌柜立马意识到这是个好买卖,仔细观察、偷学技术、自绘图纸、垒起化铁炉、招收工人,大干特干了起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海泊村作坊中,逐渐成了气候,还自己设计施工盖起了跨度、高度都在十米开外的厂房。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事,这让人不仅知道了范家三掌柜聪明能干,而且还让外人都以为范家“成记”发了。实际并不然。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末老范家弟兄仨将老家底分了,这时候的老三家日子名正言顺地红火起来,而老二家孩子少,靠着丈人家的财势也过得去,只有年过半百心力俱瘁的老大,把活钱全部给了两个弟弟,自己只分得了有六张木架子织机的作坊,媳妇女儿全天干活,还只能勉强度日。

解放了,国家纺织品实行统购统销,海泊村移民第一次有了喘息的机会,满足之意自不必说,随着公私合营进入高潮,这一行当参加合营的业户越来越多,欢乐的锣鼓声在海泊村这个小小的村落里,整日响个不停,也是一时的佳话。当然也有没加入合营的业户,如开酱园的老方家、开牛奶房的老赵家,还有范家三掌柜的……范家二掌柜的也入了弟弟的伙,说了些不中听的话,让人家给汇报了,工会把他弄了去教育教育,不料想他受不了斗争,回家后找根绳上吊死了。

渐渐地“家庭出身”这一词汇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海泊村的老移民眉头越皱越紧,在农村他们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到了海泊村又毫无例外地成了资本家,海泊村长大成人的新一代纷纷与家庭划清界线,告别旧家庭,奔赴革命的大家庭。范家大掌柜的三闺女和四闺女分别参军,与共产党的干部结婚,算是彻底划清了与旧家庭的界线。

1964年海泊村破天荒出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范家三掌柜（当时自行车厂的科长）的三闺女在新兴力量运动会上获得了一项武术冠军。本来能获得冠军就很了不得了,更加了不得的是这小女孩跟着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家总理周恩来出访了十几个国家,如此殊荣总让海泊村人津津乐道。那年过年的时候,不知谁发现了一张年画上的人物居然是她———手舞长穗剑,一个坐盘姿势,清丽健美。谁料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海泊村的老移民大多被批斗,遣返回乡。范家三掌柜的自然不能例外,就连他那个武术冠军三闺女也难逃干系,跟着被遣回了老家！范家大掌柜的深恐自己被查出曾轮流担当过海泊村连甲甲长一职（当时有规定：敌伪保长是具有重大历史问题,必须到公安局报到的罪犯之一；海泊村小,不够十甲连保,故不设保长,只设甲长,遇到派捐纳税出丁,均有轮值甲长负责,范大掌柜轮过几次）,又不敢主动坦白争取宽大处理,困绕无路只好找跟绳子,追随乃弟、弟媳去了。

海泊河的清水好多年就不淌了,上世纪50年代开始,错埠岭以东修了十几座水库,截断了这条季节河有限的水源；海水也泊不到海泊桥了,一是河床淤积,二是海边修了不少的石栏。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海泊河成了吴家村造纸厂和新和化工厂的排污河,使这条青岛市区少有的、河名诗情画意的河流变成了臭气熏天、蚊蝇泛滥污水沟,海泊村更是不堪入目；从上个世纪40年代末开始,海泊村的人口不断膨胀,先是难民,后来是公私合营和房屋改造,独门独户变成了大杂院,往日的宁静单纯不再有了,方正体面、严肃认真、安分守信、礼让谦和、循规蹈矩、不卑不亢的文化氛围也渐渐消失了。1993年,市政府成立两岸改造指挥部,决心改造污浊不堪的海泊河,给两岸市民改善生活环境,这是青岛市最后一个政府拨款的改造工程。

海泊村拆迁的那年,海泊村最著名的人物———当年跟刘少奇和周恩来出国访问、年画上的主人公———名骚一时的武术冠军———范家三掌柜的三闺女因癌症离开了人世,多舛的命运和练武人的刚烈使她才活了45岁。如今,随着“海泊人家”的兴建,破败不堪的海泊村消失了,连着原本不该消失的东西也消失,令人心生无限遗憾。(撰稿人：范国治)

海泊村补遗

海泊村是因海泊河得名的。1941年的海泊河,河底与河帮都不像现在而是泥土的。海泊河在小阳路（现在的人民路）上的桥,也比现在的窄许多,只能并排跑两辆汽车。那时海泊河的北面还有一条支流,是从东面的茹姑庵一带流过来的,只有三四米宽,流经现在的20中门前,然后从如今的海慈医院后门处流进海泊河主流。这条支流早已铺上水泥板,桥东的部分,变成没有路牌的路。原来的河,变成阴水沟。当年的海泊村,就在支流桥的东北面。台柳路从海泊村的北半部穿过,海泊河的这条支流,则沿着海泊村南侧的边缘由东向西流,因此紧贴着台柳路和海泊河支流的海泊村,自然是东西长,南北短。

再说说1941年时海泊村的周围环境。海泊村的北面、东面有些庄稼地,那时没有鞍山路；西面,也就是小阳路南端和威海路北端的西面,是一片荒草和树林,如果从海泊桥徒步去大康纱厂（现在的国棉一厂）,走的是草地上踏出的小路；南面至海泊河主流,地面不大,有一些房屋；海泊河支流以南,威海路以东,是一大片低洼的沼泽地,这里的养牛场。那时的海泊村,有500户人家。全村没有一座楼,尽是鳞次栉比的小平房,红瓦和灰瓦的屋顶。村中除了纵贯东西的台柳路,就是密如蛛网的大小胡同。街头有公用水龙头和公用厕所。那时台柳路是从青岛去李村的惟一大道。海泊村还靠近小阳路和威海路两条交通干线,因此海泊村的工商业比较兴旺,尤其小工厂、小作坊遍地开花。再加上村周围可耕种的土地又很少,村里十户有八户是靠做工生活,务农为生的越来越少。所谓的农业,仅仅是在河边种点小麦,房前屋后种点蔬菜。全村没有一头耕地的牲口,也没养一头猪,只有鸡鸣犬吠显示着乡村情调。也有卖艺为生的。记得408号住着这样的夫妻,女的姓张,一只眼睛,山东琴书说的好,吐字清楚,腔调动听。她丈夫是个盲人。海泊村的日伪派出所（百姓叫小衙门）,在村西,即在现今的海慈医院,当年这里是一片树木。村中有一所小学。村西北角还有土地庙,村民在这里送去世的人“上西天”。

那时海泊村的商店主要集中在台柳路上,有土产店、日用百货店、农具店、烟酒店等等。由于台柳路是交通要道,不少顾客是来往的行人。台柳路上的义源烧锅,那时已有十几年的历史。要说那不过是只有十几个伙计的手工作坊,所用的原料又是发霉的地瓜干,所用的设施也不过是蒸馏、发酵用的几口大锅、大缸,但是酿造出的白酒却在周围的村镇很有名声。由于原料便宜,酒价低廉,海泊村的人家喝酒,都忘不了义源烧锅。远近有许多酒店都到这里来批发,生意兴隆。那时海泊村在经济上有“八大家族”之说,都是坐地户土财主。其中有永昌织布厂、义发和织布厂、三信织布厂,和加工木材的山东木厂,以及制作纺织机件的恒兴铁工厂等等。当时村中还有一个生产铁锅的铁工厂。海泊村交通方便,这一带又有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外地人纷纷来海泊村建厂。海泊村的永生茂织毯厂,就是从南方来的一对年轻夫妻在这里选址、投资兴建的。厂里有两台织毯机,连同倒线,共有八九个工人。经营也不错的。

紧靠海泊河支流北岸的和隆织布厂,可算海泊村的大厂了。大掌柜的姓吴,三十七八岁,中等个,山东人。他曾在沈阳开织布厂,因日本鬼子控制棉纱,难以营业,1940年他带着技术大拿周机师来到青岛,与二掌柜的合资在海泊村买地、盖房,办了这家织布厂。开业时有12台织布机,两台倒线机,二十多个工人。后来发展到20台织布机,三十多个工人。二掌柜的姓王,四十几岁,也是山东人。两个掌柜、一个机师、一个帐房先生、一个里外跑腿的小伙计,再加上伙房师傅,一共六个非生产人员。织布用的棉纱来自日本人的大康纱厂。工厂生产平纹白布,不能像太平镇大织布厂那样织提花布。

周技师也四十多岁,东北人,性格直爽,是由工人提升的机师,经验丰富,又实打实地干活。为了不耽误生产,他常常夜以继日地抢修机器。他教徒弟也很诚恳、耐心,是吴掌柜的膀臂。吴掌柜当过工人,懂技术,又善于接受新事物。他非常重视产品质量,不准以次顶优。对织布质量好的女工,除了当众表扬,还发奖金。对次布多的女工,即便沾亲带故,也是该罚则罚,该解雇则解雇,绝不手软。这与忽略产品质量盲目追求利益的小厂相比,实在高明多了。吴掌柜另一高招是,用人不疑。下属有主动权,怎么办都自己说了算,条件是必须把事办好。在选人用人上,周机师可酌情办理,事后打声招呼即可。吴掌柜对职工要求严,处分宽。那时织布利润不高,织布女工虽然每天干十多个小时,一月的工资也就是两袋“炮车”面粉的钱（3元8角一袋）。为生活所迫,不少女工挖空心思偷棉纱,可是吴掌柜不主张搜身,而是在对待工人上尽量好一些。比如有些织布厂,工作时间不给女工准备开水,怕女工喝水后上厕所,少干了活。吴掌柜的却要伙房按时把开水送到车间。他说冬天工人喝点热水还暖和点。其实发下多少棉纱,能织出多少布,吴掌柜心里有数。即使发觉哪个女工偷棉纱,一般也不开除,而是教育、观察。村庄里面织布厂,大都不愿用本村的女工,因为离家近,偷棉纱方便。但是吴掌柜不这样做。他说女工事情多,离家近上下班省时间,更能干好活。吴掌柜的善心,感动了厂里的女工,偷棉纱的现象比别的织布厂少多了。

那时家远的工人,上班都捎饭,大多是地瓜干,玉米面饼子、咸鱼是好的。六个非生产人员,由伙房管饭,两个掌柜的与大家同桌。粗粮细粮都吃,午餐四个菜,晚饭两个菜。和同行业相比,也是不错的。跑腿的小青年姓林,黄县人,那年才16岁。每逢办公室开饭,小林总要边吃边给大家盛饭,而且放筷子又不能比大家晚,两个掌柜的一吃完,他还得给倒茶水。吴掌柜知道小林吃不饱,于是他预先告诉大师傅给小林留点饭菜,小林饭后可以去伙房“补差”。

王掌柜原来是做买卖的,颇有小商人意识,明明对织布一窍不通,却在工人面前摆架子,还特别爱沾女工的“便宜”。由于和隆织布厂是他与吴掌柜合伙投资的,吴掌柜也对他奈何不得。好在生产、人事大权都在吴掌柜手里。正因为吴掌柜在经营理念和管理措施等方面比一般小厂高明,所以和隆织布厂这个小企业,在日伪统治的恶劣环境里,得以生存、发展,并且迎来青岛解放的好年月,直至光荣地走进1956年工商业公私合营的行列。

虽然1941年海泊村的经济,以工商业为主,农业占的比重很少,表现出向城市过渡的特点,但是海泊村依然保持乡村的风情、习俗。过年每家都摆供祭祖,除夕夜通宵守岁；初一早晨还黑灯瞎火的时候,全村就给辈分最大的老人拜年,然后村民再相互“恭喜发财”,等天亮了大家年也拜完了。那时过年,书香门弟、财主人家不用说,凡是经济来得稳的村民都穿长袍马褂。再加上家家贴对联,户户放鞭炮,一派乡村年味。大年正月,村民去海云庵、茹姑庵逛庙会,去东镇逛萝卜会,兴高采烈地看茂腔戏、柳腔戏演出；还自己办杂耍,诸如踩高跷、跑旱船、扭身歌等。因为海泊村是个小村,开展文艺活动的人力物力都有限,因此这些杂耍都是与西吴家村等邻村合办的。和隆织布厂就为村里办杂耍捐过款,这也是吴掌柜的一个开明之处。表面上看,1941年的海泊村是一片升平景象。实际不然,村民们过得是受压迫、受欺凌的日子,是提心吊胆的日子。那是日伪政权统治青岛的年月,大工厂都有地下党组织,通过工会为工人争取权益。日伪政府为了搜捕地下党员,常常以查户口为名深更半夜闯有进百姓家。“查户口”原来只是查流动人口比较多的市区,后来狗急跳墙了,连偏僻的市郊小村落也不放过。一天夜深人静,海泊村的村民早已熄灯睡觉了,突然日伪宪兵警察“冬冬”山响地敲着村民的门,随即是“汪汪”的狗叫,每一个从梦中惊醒的村民,都心跳不已、惊慌失措,有的人吓得翻墙逃跑了。这晚被他们抓走了两个青壮年,其实这两人并不是共产党员。海泊村究竟有没有藏共产党员,那时谁也不知道。即使真藏有个把共产党员,在那秘宫似的胡同里又如何能搜寻得到呢？

那时人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高小毕业（小学六年）就是说得过去的文化水平。在海泊村更是如此。吴掌柜初中毕业就“高人一等”了。读过高中一年级的周机师,不仅是“和隆”的文化尖子,也是海泊村的骄傲。从“和隆”的小伙计小林子女的成才,可见62年来青岛市民的文化素质有多么大地提高。小林高小毕业,他的女儿尽管由于家庭出身不好高考时遭到不公平待遇,但后来还是边工作边读北大的函授学院,拿到了大专文凭,当了小学校长。小林的儿子高考正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年代,解除了出身不好的枷锁,考取了海洋大学,毕业后留校任物理系办公室主任。在1941年海泊村的小林身上,无论如何也是看不出他日后会有两个高级知识分子儿女的。

时过境迁,原来污浊脏乱的海泊河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改造,已变得整洁、美观了。河岸两侧还有焕然一新的、风景宜人的海泊河公园。原来的海泊村已经没有多少痕迹了。取而代之的,是正施工的“海泊人家”居民楼群。虽然尚未竣工,但是已显示出高大、雄伟的现代化大都市的风采。

南黄镇的经济概况

2002年，实现工农业总产值6.6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5.5亿元，农业总产值1.1亿元；财政收入798.9万元，比上年增长14.7%。农民人均纯收入3700元，比上年增加1元。中学2所，小学6所，在校生共3727人。镇办工业主要有造纸、石材、橡胶、织衫等，造纸、工厂化养鱼为支柱产业。全年完成技改投资3550万元，开发新产品3个；实现销售收入7亿元，利税575万元；引进项目17个，合同利用外资500万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00万美元。全年农村经济总收入6.1亿元，粮食总产量1.33万吨，果品总产量9000吨，蔬菜总产量6750吨，水产品总产量9000吨。

南黄镇现有内资企业48家，外资企业12家，行业涉及乳山乳华纸业有限公司、中威金属、瑞京服装、三宝玩具、天勤食品、兴渔冷冻食品有限公司等，形成了以加工、海水养殖划为主的格局。2005年实现工业总产值17亿元，工业销售收入17亿元，利税1.4亿元，利用内资1.8亿元，利用外资333万美元，实现出口创汇1000万美元，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0.5万元，实现财政总收入1100万元。

到2011年底，全镇招商引资完成招商资金3.1亿元，同比增长28%；工业产值19.5亿元，同比增长35%；农业产值3.3亿元，同比增长15.38%；完成地方财政收入659万元，同比增长22%；农民人均收入9280元，同比增长9%。

——一、二、三次产业均取得新突破。一、农业结构调整取得实效。在发展传统种养业基础上，强化富民优先理念，全面加大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今年成功引进了3个特色现代农业项目。一是肉食鸡养殖项目，通过前期的积极运作，我镇共引进了7个福喜肉食鸡养殖小区，已投产3个；二是香菇种植项目，加强与裕荣食品公司的沟通对接，新引进了荣辉食用菌项目，采取“企业+农户”的模式，引导群众发展高效大棚20多个，年产香菇20万公斤，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三是茶叶种植深加工项目，以打造区域内的龙头茶叶基地为目标，引进了总投资1500万的威海福润生态农业项目，年可加工茶叶100吨，可消化约3000亩鲜茶叶原料。通过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今年全镇新发展茶叶360亩，总数达到1000亩，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拓宽了渠道.二、工业经济稳步增长。一年来，我镇坚持工业发展在经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着眼于加快项目建设，建立了领导分工负责制度，落实责任，明确时限，强化项目服务力度，年内引导乳华纸业等企业实现技改投入两千万元。双辉铸造顺利投产，年产值达一千万元。三、新兴旅游产业实现零突破。针对我镇旅游业“短腿”现象，通过采取外出对接、邀请考察、以商招商、宣传推介等方式加大旅游项目招商引资力度，年内引进了总投资近千万元的金台农业休闲园项目，现已进入试营业阶段，实现了我镇在高效生态观光农业项目上的新突破。

——城乡建设展现新面貌。2011年南黄镇加大了环境综合整治力度，总投资1168万元，实施了10个村的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硬化路面59000多平米，栽植各类苗木26000多株，浆砌水渠11000多米，修建花墙12600米，新建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一处，改建社区综合服务中心4处。在农村环境整治工作中，我镇出现了一批精品工程、实效工程、惠民工程：高家屯村将环境整治与加强社区设施配套相结合，与推进社区管理相结合，建成了多位一体的社区办公服务中心；院后村利用环境整治契机，争取社会捐赠200余万元，修建漫水桥一座，解决了村民出行难的问题。河崖村、院后村、高家屯村整治工作都在全市前列，在威海市第一批环境综合整治验收中，我镇10个村一次性通过验收，得到了上级的肯定。垃圾中转站的投入使用，彻底改变了农村垃圾乱扔的现象，真正实现了村收集、镇运转、市处理。村容村貌整洁有序，全镇面貌焕然一新。

——社会事业全面协调发展。着眼于建设服务型政府，投资40多万，新建了群众工作中心，集合民政、劳保、果树、渔技、残联等多个部门，实现一条龙服务、窗口化办公。着眼于村级工作建设，组织实施了全镇危房改造工作，改造房屋58户，争取补助资金108995元；为150多户农民办理家电和汽车下乡补贴，做好粮食补贴和小麦、玉米、花生等良种补贴的发放工作，完成各项社会救助发放工作。2006年南黄镇的畜牧养殖业取得很大成绩，蛋鸡存栏量超过34万只，比2005年增长30%，年产鸡蛋750万公斤，比2005年增长25%；出栏肉鸡60万只，其中肉食鸡25万只，分别比2004年增长120%和-20%；母猪存栏量达到2000头以上，出栏肥猪1.6万头，比2005年增长15%和10%；奶（肉）牛养殖渐成气候，达到奶牛70头、肉牛60头。特种养殖重新开始发展起来，貂存栏量达到5800只以上，较2005年增长160%。

南黄镇畜牧业的现状总的概括为：养鸡养猪已成规模，养牛方兴未艾，特种养殖长足发展，养兔养蚕原地踏步。全镇规模以上蛋鸡养殖户超过100多户，肉鸡养殖户大约10户；养猪如今在南黄镇可谓遍地开花，全镇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户养猪，母猪存栏量达到2500余头，年出栏肥猪1.8万头，但规模养殖户较少，主要有湾头、南台子和河崖等五家大的猪场；养牛产业渐渐发展起来，形成了朱家屯、冷家、北耩、高家屯四个初具规模的养牛场，并有向四周辐射的趋势，奶牛存栏70余头，肉牛存栏60头；原来颇具规模的养兔和养蚕却在原地踏步，成为南黄镇养殖业发展的不和谐音符。

南黄镇2005年养殖的最大亮点是该镇的特种养殖蓬勃发展，截止2006年底，南黄镇的特种养殖存栏量达到4200只，其中貂存栏量4000只，狐狸存栏量20只，特种养殖户达到45户。2006年全镇共出栏貂超过1。2万只，狐狸超过1000只。

2005年南黄镇养殖业发展的特点：南黄镇养殖业的特点是发展较为集中，养鸡和养猪发展比较快，主要因为这几年鸡蛋和猪肉的价格上涨，养鸡和养猪的效益提高而且其风险比较小所致。但养鸡主要是以规模养殖为主，蛋鸡养殖较2006年有较大发展，全镇养蛋鸡规模户有100余户，蛋鸡养殖规模突破34万只，肉食鸡主要是近年发展起来的大棚养鸡，以50天为一个周期，一年出三到五棚鸡，每棚2500只到3000只，全镇大棚养鸡20户2006年出鸡20万只。较2005年我镇的肉食鸡养殖有很大退步，主要是因为今年肉食鸡的市场非常不景气，同时肉食鸡病害太多，与之相左的是种鸡、饲料价格上涨，导致养殖成本大幅上涨，风险大增，大批养殖户转而养殖蛋鸡或者投资特种养殖，但是原来的养殖大棚依旧完好保存，一旦市场前景好转，很多人还会进行肉食鸡的养殖。与养鸡相反，养猪主要是农户家庭散养为主，当然也有大规模户，例如湾头的孙文胜养猪场的规模在年出栏1000头以上。但从全镇的情况看主要是以农户家庭散养为主，平均每户存栏母猪1-3头。

畜牧养殖业为南黄镇的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例如朱家屯村，其养鸡的收入已经占到全村经济总收入的80%以上，河崖畜牧业收入所占比例也达到60%以上。一只蛋鸡一年产蛋30斤，每斤鸡蛋3元多，就是90多元，一个养3000只鸡的鸡场除去各种费用，一年的纯收入保守估计在五万元以上，一般一个养鸡周期是500天，在更换蛋鸡时，鸡母可以卖到每斤4元，每只蛋鸡平均4斤，收入仍在3万元以上，2008年鸡蛋和肉鸡的价格比较高，肉食鸡每斤达到3.4元，一般农户都是在公司+农户的模式下与厂家签定了购销合同，最大限度地免除了养鸡户的后顾之忧。2008年养猪的效益也是比较好的，一般的情况下，每出栏一头肥猪，纯收入在250-300元之间，每个养猪的农户一年出栏20-30头肥猪，纯收入在5000元-9000元，如果是规模养殖，效益会更加可观，畜牧养殖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乳山市开展思想解放活动以来，南黄镇党委、政府，动员全体干部对以往的工作进行反思，认真开展“改变机关作风、树立南黄形象”大讨论活动。通过学习讨论，干部们结合思想解放活动，结合各自驻村实际，提出利用荒山、荒坡，闲置房屋等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大办小项目，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实力，促进农民富裕的具体工作目标。

该镇北斜山村看到，原村小学院里，威海人于雪松开办的圣宇服装厂生产红红火火，50多名工人正紧张生产；村东山，村里与中鲁果汁有限公司合作的150亩高酸苹果，土地已平整完备，两个占地5亩多的配套平塘正在开挖；村里规划的120亩干果基地，正在平整……开展思想解放活动，广大干部统一了思想，振奋了精神，明确了目标，工作热情空前高涨。为抓在谈项目跟踪落实，8位机关干部在外出差；为抓在建项目和投产项目的建设和生产进度，12名机关干部食宿在工地。在稳固传统种养业项目的前提下，该镇大力培植新兴特色种养业，依托海水资源，大力发展工厂化养殖，沿海大菱鲆鱼、海参等海珍品养殖持续升温。依托山东荃馨生物有限公司建设了300亩芦荟种植基地，林业花卉育苗、日本萝卜种植等项目发展迅速。依托天勤食品有限公司，全镇养牛业蓬勃发展，狐狸、梅花鹿等养殖项目悄然兴起，特色种养业已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新途径

国土卫士于忠礼有什么事迹

他对这片土地爱得那么深沉——追记山东省文登市国土资源局原副局长于忠礼

一个好干部，就像太阳一样，给大地予光明，给人们予温暖。于忠礼就是这样的干部。他心装百姓事，胸怀为民情，被称为老百姓的“维权专家”；面对恐吓，他威武不倒，勇敢不屈；面对利诱，他不为所动，义正词严；面对群众，则苦口婆心，有理有节。拖着“半条命”的于忠礼，不幸累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他的辞世，成为整个文登市的倾城之痛。历历数十载，殷殷国土情，于忠礼以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示了一名共产党人对国家、对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悔深情。

11月7日，立冬时节，来自北方的冷空气登陆胶东半岛。

在山东省文登市城南公墓的一座墓碑前，记者一行四人，手捧花篮，满怀崇敬之情，专程前来凭吊一年前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文登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于忠礼。

黑色大理石基座上，怒放的鲜花驱走了初冬的寒意。花篮旁，一张最新出版的《中国国土资源报》格外醒目。这是于忠礼生前最喜爱的报纸，也是报社全体编采人员敬献给于忠礼的礼物。

一行人默默地为于忠礼燃上一支烟，添上一把土，肃立三鞠躬。而这样的一幕，已经不知重复多少次。熟悉不熟悉的人，知道于忠礼的事迹后，都以这样的方式对一位国土干部表达崇敬之情。

“领导交办的事，头拱地也要办好”

从踏进国土局的第一天起，于忠礼就是大忙人。干办公室主任，他是局里的“笔杆子”；当副局长，他是局长的“左膀右臂”。

“老于出事的那天，早晨匆匆吃了根香蕉，连顿热饭都没来得及吃，6点半就与邱洪殿局长、刘昌军副局长一起赶往单位。傍晚，我在家包好了饺子等他回家吃晚饭，可他再也没有回来……我好后悔啊，没有照顾好他！”说起那一天，于忠礼的爱人、身为护士长的赵波几次失声痛哭。

老于生命的最后一天是这样度过的：

6时30分，与邱洪殿、刘昌军一起赶到单位，研究回复媒体记者的材料；

8时，陪同邱洪殿向市领导做专题汇报；

11时，接受媒体记者现场采访；

15时，陪同上级领导核查群众举报的信访线索；

2009年8月5日，下午5时多，忙碌了一天的于忠礼没留下半句话，累倒在工作岗位上，那颗炽热的心脏骤然停止了跳动，年仅55岁。

有人作过统计，自1991年至2002年的11年间，局里的重要文字材料几乎全部出自于忠礼之手，累计达120多万字。“1997年以来，他光写材料就用坏了3台电脑。”阎海涛副局长告诉记者。

1995年，文登市整顿土地市场，大量的文字材料和重点工作压在他肩上。这一年，于忠礼时常恶心、呕吐、出虚汗，患上了冠心病。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并警告他不要过度劳累。但一进办公室，所有的不适便被他抛在了脑后。

“于忠礼是个做事非常认真的人，爱学习，善钻研，事无巨细都要求做到极致，对待任何工作总是投入全部的热情和精力。”邱洪殿很欣赏自己的这个助手。

1998年10月，升任副局长的于忠礼仍然负责全局的综合性材料。超负荷的工作，加重了他的病情。2002年夏天，于忠礼心脏病再次发作，到北京做了心脏支架植入手术。这一年，因健康原因，他痛下决心，戒掉了抽了几十年的香烟。

2004年秋天，于忠礼感到身体不适，再次住院治疗。身为护士长的妻子苦苦哀求：“老于，你只剩半条命了，不为自己，也该为老婆孩子想想啊！”可他说：“现在正是土地市场治理整顿的关键时期，我哪能在这节骨眼上撒手不管呀！”那段时间，躺在病床上的他依然用电话调度、了解工作进展情况；有时召集工作人员在病床前研究材料，逐字逐句斟酌，甚至细微到用词和标点。

“领导交办的事，头拱地也要办好。”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历任局长对他的评价。因此，有急难险重的任务，领导总会想到他。

土地执法监察和信访工作一直是文登国土资源管理中的老大难，任务多、压力大、责任重，急需一位业务精、懂政策，能干会写的分管领导。2005年5月机构改革，51岁的于忠礼分管执法监察，并兼任市土地整理中心主任。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困难再大也大不过人的决心。”每次临危受命，于忠礼总是呵呵一笑。年过半百的他将“半条命”全部投入到新的工作中。

一年后，因为经常熬夜赶材料，于忠礼戒除了三年的烟，重又燃起。

“只要咱站得正、行得端，就没有过不了的坎儿”

昆嵛山是道教全真派的发祥地。为保护这一著名的旅游景点，2006年6月，市政府决定关停昆嵛山自然保护区范围内所有矿山企业。

这可是块“烫手的山芋”，很多矿山老板有很深的社会背景，有的与黑恶势力还有联系。“你都50岁的人了，身体又不好，考虑一下再决定吧……”邱洪殿征询他的意见。

分管执法工作不到一年的于忠礼倔强地说：“工作哪能挑挑拣拣呢！只要咱站得正、行得端，就没有过不了的坎儿！”

春节过后的一天，一位将要被关停的矿山业主找到于忠礼，先是和颜悦色，握手时把一张银行卡塞到他手中：“咱上面有人，能不能通融一下呀。”于忠礼火了，把卡往桌上一摔，气愤地说：“你这是给我送毒药，想要我的命！”见于忠礼不吃这一套，那人便恶狠狠地威胁：“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也不打听打听这个矿是谁开的……”不等他说完，于忠礼斩钉截铁地说：“我不管是谁开的，就是天王老子开的也得关！”

2007年3月，昆嵛山风景区内的27家矿山企业一次性全部关停，不仅没有发生一起上访事件，而且做到了不留人，不留设备，不留建筑物，创下了文登市矿政管理的奇迹。

跟于忠礼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性子直、脾气犟、“认死理”的人。认准的事儿，九头牛也拉不回。

2007年11月，市局对葛家镇南于村滕某非法采砂案依法进行查处，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审判当天，违法者在法庭上公然叫嚣：“不就是罚我四万吗，我再拿出四万！”事后，非法采砂者电话恐吓于忠礼和执法人员：“你活腻了，我知道你家住哪里，老婆在哪儿上班……”于忠礼厉声反击：“告诉你，我已经是死过两次的人了，现在多活一天都是赚的，怕死就不干这一行！”

“在‘上级管帽子，政府管饭碗’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总是怨天尤人，是干不成工作的。”这是于忠礼在2009年2月10日培训班讲课时的一番话。

2008年5月的一天,一名国土所所长向执法大队报告：某镇政府引进一个新项目，施工单位正在平整土地，国土所多次制止，但对方置之不理，继续施工。于忠礼二话没说，马上带领执法人员赶到现场。

工地上推土机、挖掘机正在紧张施工，大片的麦田被毁。经查证，这是镇政府引进的一个台商投资项目，以建设农业生态旅游观光项目为名占用基本农田，实际上是建设高尔夫球场。

镇政府领导一再解释施工的是农业生态旅游项目。于忠礼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明摆着就是高尔夫球场，不要再遮遮掩掩了。”他严正警告：“违法占用基本农田建高尔夫球场，影响了个人的政治生命事小；如果导致全市建设用地限批，影响全市发展，这个责任你一个镇政府担得起吗？”

在市政府的干预下，这个项目马上停工，恢复耕地原貌。之后，市政府领导在多次会议上强调，各乡镇在引进项目前，一定要多去国土局咨询一下于忠礼，看看项目是否违反土地政策。

2006年～2007年，于忠礼被山东省国土资源厅授予“国土卫士”和“国土资源信访工作先进个人”称号；2005年~2007年，文登市成为全省唯一连续三年被省厅授予“国土资源执法模范县”称号的县市。

“光敢说敢干还不够，还要能说会做”

凭着一股执著的钻劲儿和对国土资源法律法规、基础业务的精通，于忠礼很快成为国土资源管理的行家里手。他在处理土地纠纷和群众上访时，摸索总结出“三字经”——“慎”、“细”、“实”，成功地化解了众多的土地信访矛盾，帮助乡镇政府破解了多年的土地纠纷难题，被誉为“专拔钉子的老虎钳子”。

威海机场扩建工程是威海市政府确定的十大重点工程之一，机场对面的井南村需要整体搬迁。搬迁涉及200多户村民，历时五年，经过了四任镇党委书记，依然难以完成。矛盾最激烈的时候，300多名执法人员被老百姓追得满街跑。有领导戏称：“井南村搬迁之难，三十六计只差美人计了。”

到2008年，剩下的12户，说破天也不搬，并多次上访。上级领导在视察机场工程时要求，无论采取什么办法，三天内要全部拆完。镇党委书记在重压之下试着向邱洪殿求援：“借国土局的‘老虎钳子’使使？”

于忠礼领受任务。他仔细研究后发现，这12户短期内即使不拆，也不影响施工进度，可以边施工边做工作。领导认可了他的想法，取消了强制拆迁的计划，避免了可能再次发生冲突。

面上平推肯定不行，于忠礼采取了重点突破的办法。找出“钉子户”中的“钉子”，重点做工作。

听说此人在威海市一重要部门任职，于忠礼先后三次到威海通过该单位领导做工作。此人当着单位领导的面表态：“给一百个处分我都挨着，想拆房子没门！”

采取单位领导施压的方法不行，只好另辟蹊径。此时，正巧威海市的几位老朋友来文登钓鱼，其中的一位与当事人熟悉，在他的相助下，于忠礼邀请此人来大水泊钓鱼，借机谈了三次，终于让他接受了拆迁条件，并带动了其他农户。

12户全部同意拆迁，保证了威海机场扩建工程的顺利进行，威海市委主要领导对此事做出专门批示：这是威海市和谐拆迁的典范。

在文登，于忠礼“拔钉子”的故事被赋予了众多的传奇色彩。他似乎无所不能，再棘手的难题经他之手便会迎刃而解。

文登市信访局原局长丛继军谈起与老于一起处理土地纠纷的情景，几次从沙发上站起来：“‘以政策服人，用真情攻心’才是老于的真本事。他已经把国家政策、法律条文和文件精神都装在脑子里，融化到血液中了。做群众工作光敢说敢干还不够，还要能说会做。我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他啊！”

“菜刀硬不过法律”

在文登，于忠礼是大家公认的“乡村活地图”、“政策法规活词典”。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作为土地管理者，不但要熟知‘一法两条例’，还要熟知相关的法律法规并能融会贯通，才能应对各种复杂事件。”

机场扩建二期工程需要征用大水泊村的土地。2008年春天动工建设时，刘某带头抵制，拒不拆迁其奶牛场的临时性建筑，声称不给100万坚决不搬，并扬言“谁敢再进我的家门，菜刀不长眼”。“如果强拆，老婆孩子一起抹脖子，要轰动全国。”镇党委书记带队到刘某家做工作，被刘家的大黑狗拦截，连门都进不去。

市领导先后两次到工地检查，面对毫无进展的工地，扔下狠话：“半月内必须拆迁！”无奈，大水泊镇领导找到于忠礼。于忠礼不信这个邪，他说：“菜刀硬不过法律！”在镇政府会议室里，于忠礼与刘某3次“交火”。

于忠礼：“老刘呀，实话跟你说，在来之前，我已经了解了你的事情，镇政府给你的补偿是合理的，而且已经超出了法定的补偿标准，但你和村委签订的承包合同是无效的。”

刘某：“为什么？”

于忠礼：“首先，按照《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你承包土地应当经过2/3的村民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同意，报镇政府批准后才可以承包，你缺少这步程序。其次，你的承包合同里没有明确承包年限和承包金额。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是无效合同。”

刘某不服，摔门而出。之后几天，人影全无。后来通过刘某单位领导出面，双方又坐到了一起。

再次交锋，刘某先发制人，夹着一摞《物权法》复印件找于忠礼理论，振振有词：“《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从签订承包合同那天起，我就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

于忠礼接过话茬：“你既然懂《物权法》，那就再看看下一条是怎么规定的。我背给你听听吧：‘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你合同中写的是搞种植业，而你建了牛棚和别的建筑物，改变了用途。并且这些建筑物没有经过审批，按照规定，不但没有补偿，还应该依法拆除。为减少你的经济损失，政府才给了你比较合理的补偿。”

刘某听后，自觉理亏，但心服口不服，抬腿走人。

事情似乎走到了尽头，有人建议对养牛场实施断电处理；再不行的话，派执法大队出面查处。而这样一来，激化了矛盾不说，还要打“持久战”。

第二天早上，一夜未眠的于忠礼，拨通了大水泊村党支部书记的电话，让他另找个地方，在三天内新建一处牛棚，三天后把牛牵到新棚里。当天下午三时多，镇长打来电话报告：“按原定补偿方案，当事人已开始拆迁了。”原来，大水泊村党支部书记和刘某是“铁哥们”，于忠礼巧妙地让村支书当了一次传声筒。

在大水泊镇政府，听说要采访于忠礼的事迹，刘某找上门来。他说：“我就是那个‘钉子户’！于局长讲法到位、工作有方，不伤感情，是个好干部。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很震惊，很舍不得。听说你们来采访，特来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

“给老百姓的补偿费都到位了吗”

“给老百姓的补偿费都到位了吗？”这是于忠礼在处理土地纠纷和信访过程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在处理土地纠纷和信访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一条原则：坚定不移地维护农民的利益，首先强调给农民的土地补偿要按标准足额到位。

苘山镇是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是文登市工业园区所在地，引进的每个项目在当地都举足轻重。2006年，一个涉及5个行政村占地1000多亩的项目引发村民上访，镇政府多次做工作未果，无奈之下找到了于忠礼。

“给老百姓的补偿费都到位了吗？如果没有，你们先补偿到位再说。”于忠礼开口便问。

尽管镇领导答复已全部到位，但细心的于忠礼在调查时发现，付给村集体的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沿袭的仍是以前的补偿标准。

他找到镇政府和项目单位：“上级对征地补偿费的规定非常明确，相关规定也非常公开、透明，你们的补偿偏低，侵害的是村集体和农民的利益，必须纠正过来。”在他的坚持下，苘山镇征地补偿费增加了600多万元，农民的利益得到更多的维护和保障。老百姓说：“这样的干部站在农民立场办事，我打心眼里服气！“

在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中，于忠礼纠正了很多这样的错误，几乎涉及文登每个乡镇，维护农民的利益无法用数字估算。

文登市农机局局长、原苘山镇镇长于春阳告诉记者，过去征地难，人还没进村，老光棍的锣声就响了，全村老少齐上阵，阻挠开工。镇上特聘于忠礼为顾问，征地实行“两公开一登记”，政策透明，给农民的补偿费足额到位了，几任班子“征地难”的症结也解开了。

自2006年以来，在文登市组织的“行风建设万人评”活动中，国土资源局一直稳居前两位。这其中，于忠礼可谓劳苦功高。在当地，他被老百姓称为“维权专家”。

“光说没用，一定要有不说话的证据”

在局里，工作和生活中遭遇挠头的事，同事们会脱口而出：“听听于局长的意见”，因为“有他在就有了主心骨”。2007年10月，于忠礼巧借卫星遥感技术保护基层国土干部的故事在文登传为佳话。

高村镇某村前后两任村委会主任结怨已久，经常拿土地“说事”。新任村委会主任唆使群众上访，举报原村委主任伙同他人非法采砂毁坏耕地，并多次到检察机关举报。为此，检察机关指控国土资源所行政不作为，所长涉嫌渎职。

尽管国土资源所已经制止非法采砂行为，但20余亩耕地还是被毁，却拿不出证据证明被毁耕地与采砂无关。“毁坏耕地”的事实存在，国土所所长涉嫌渎职罪名就可能成立。

被检察机关多次传唤的国土所所长，吃不下，睡不安。局党组得知此事后，立即安排于忠礼配合检察机关尽快了解事实真相，妥善处理此事。经走访村民得知，被毁耕地几年前就被洪水冲毁了，于忠礼眼前一亮，想到了卫星遥感影像资料。

省厅提供的卫星遥感影像证实，在2005年该地块已经变为水面，通过查阅气象部门同期的降雨资料，进一步证实该耕地是2005年夏季被洪水冲毁，从而证实采砂毁坏耕地纯属“子虚乌有”，陷入僵局的案件迎刃而解。

饱受委屈的国土所所长潸然泪下：“如果不是忠礼局长，我可真要蒙受天大的冤枉了！”

于忠礼常说：“干工作，既要用力，更要用心。”他一再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光说没用，一定要有不说话的证据”，“学会‘看图说话’”，并“留下执法痕迹”。

“怀着感恩之心对待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

“俺爹常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是一个农民对做人做事之道的朴素理解，放在党员干部身上，我觉得就应该改成‘受人民之托，忠人民之事’。”这是于忠礼在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说过的一番话，这句话既是他生前做事、做人的行为准则，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2007年9月起，因为年龄的原因，于忠礼退居二线，不再担任领导职务。按常规，可以在家好好养病了，可他一天也没有离开国土资源管理第一线，因为局里的大事、难事离不了他。

听说老于还要上班，妻子坚决反对：“你不要命了吗？”老于回过头来做妻子的工作：“我们要怀着感恩之心对待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在家呆着我也会憋死的！”

于忠礼是个闲不住的人，退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光到省厅出差就不下30余次。不管是曾经分管过的执法监察、土地整理工作，还是用地报批等其他工作，不分分内分外，以致在省厅很多人都认识这位楼上楼下“跑手续的老于头”。

田向东是陪于忠礼出差最多的一位司机，他亲眼目睹了于忠礼的“拼命劲儿”。

年底到省厅“跑手续”，相关处室都已办妥，只差在外开会的厅领导签字了，于忠礼在省厅等了三天，一直等到腊月二十三“小年”才拿到签字。白天跑上跑下、精力充沛的“老于头”，回到宾馆一屁股坐下就再也难起身。当看到于局长吃力地撩起衣服，给自己注射胰岛素时，小田才知道，除了冠心病外，他还患有严重的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血脂症。小田告诉记者，出差在外，于局长的包里总装着一个大个的药盒，找他办得最多的私事也是到药店买药。

于忠礼是个干起活来不要命的人。儿子于明还清楚地记得，有次父亲约定凌晨4点到北京出差，由于前一天熬夜写材料，身体感觉不适。深夜三点多，妻子起身为他挂上吊瓶。出发的时间到了，父亲毅然拔出针头，不等针眼渗出的鲜血凝固，便在母亲无奈的叹息中远去。

在处理长会口村群访事件5个月的时间里，于忠礼没有休息一个星期天和节假日。白天，他夹着图纸，提着装有针剂、药片的塑料袋，走街串户，解惑答疑。晚上，他连夜整理撰写回复材料。那些日子里，他嘴上长着泡，烟也抽得更凶了，屋子里整日弥漫着呛人的烟雾。

“老于从不喝酒，但为了做通村干部的工作，与村干部一起吃饭敬酒时，他就在自己杯里滴几滴啤酒，以示尊重。”

“到重点户家里做工作，他坐在冰冷的沙发上讲，把火炕让给村民，几个小时下来，下半身都冻僵了，他吭都不吭一声。”丛继军心疼地流泪。认识他的村民不解地问：“你都这么大岁数了，不回家享清福，还在这遭罪，图个什么呀？”他呵呵一笑：“我都退二线了，升职提拔与我无关，拿金牌没我的份，我领一天国家的工资就要干一天事，只要组织信任，能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办点事，就值！”

抽烟时，于忠礼总习惯摆弄手中的打火机，那是儿子从韩国带给他的礼物。有一次，与长会口村村干部谈话时，打火机的防风功能吸引了村委主任姜茂义，他抓在手中，爱不释手。于忠礼灵机一动，许下诺言：“若长会口村的问题解决了，就把它当奖品送给你。”姜茂义欣然应诺。于忠礼去世的前两天，丛继军和泽库镇镇长姜洪阳到他的办公室商量事，于忠礼抱歉地对姜镇长说：“长会口村的问题解决了，我还欠人家姜主任一个打火机呢，请你转交吧。”姜洪阳开玩笑：“等搞个隆重的转交仪式，您亲自移交吧。”

两天后，于忠礼辞世的噩耗传来，姜茂义惊呆了，半天没说出一句话……熟悉于忠礼的人说，这可能是他生前唯一一个没能兑现的承诺。

“在这个世界上，比钱财更金贵的是人的品格”

“老于生前对儿子一直心怀愧疚。在孩子最重要的高中阶段，他整天忙得脚不沾地，我又要天天照料三位卧病在床的老人，实在顾不上儿子的学习。在初中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的儿子没能如愿上大学，这成了老于生前最大的遗憾。”妻子赵波向记者透露。

2005年8月，儿子于明要到韩国求学，需要十几万元的学费，但东拼西凑，还差一大截，这让于忠礼犯了愁。这些年，岳父、岳母和老母亲三位卧病在床的老人，住院治疗、吃药打针花了很多钱；家中姊妹5人下岗，经济拮据。到哪儿去凑学费呢？

此时，承担局土地整理项目的一施工单位经理得知此事，主动找上门，承诺负担孩子的剩余学费，被于忠礼婉言谢绝。经理急了：“这笔钱算我借给你的，将来再还还不行吗？”但他坚决不要。事后，他对土地整理中心副主任隋旭光说：“这笔钱不能借，如果借了就欠人家情，咱拿啥还？拿项目工程质量来还？还是拿项目资金来还？”

有人说国土局管的土里会“长金”，矿里能“淘金”，可对于忠礼来说，毫无“玄机”可言，只有铁面一张。

2005~2007年，文登市先后组织实施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土地整理项目10个，投资总额1.2亿元。面对上亿的资金，身兼土地整理中心主任的于忠礼，无论项目招标还是竣工验收，他始终洁身自爱，谨言慎行。尽管家中五位下岗的姊妹还在等着他的帮助，他坚持“不用自己的人”，把更多的机会留给乡镇，以此调动他们开发整理土地的积极性。

在检查张家产镇国家级土地整理项目时，已是中午12点半，施工方非要请他到高档宾馆就餐，他见实在推辞不了，就说：“吃饭可以，但地点由我来定。”最后，他定在了施工单位的职工食堂，吃的是和职工一样的饭菜。该项目通过验收后，为文登新增耕地4347亩。

在国外学习的儿子，为了尽快还清借款，白天学习晚上打工，这让妻子感觉很辛酸，忍不住埋怨丈夫“铁石心肠”，是个“不合格的父亲”。面对妻子的责怪，于忠礼一言不发。

他心里有自己的座右铭：“严”当头，“廉”为最，“公”为大。他常提醒家人和同事，该坚持的必须坚持。他叮嘱儿子：“在这个世界上，比钱财更金贵的是人的品格。”

父亲去世后，儿子于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渐渐地我发现，那个平凡的父亲其实是那么的不平凡。他没留给我丰厚的遗产，但他的人生轨迹、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就像一部部厚重的典籍，留在我的脑海里，足够我用一生去研读，去学习。同时也是我今生今世最宝贵的财富，有了它我是富有的，有了它我不贫穷。

在文登采访，很少看到于忠礼生前在工作时的影像资料。谈及此事，妻子赵波告诉记者，老于身后留下的最多的遗物是一摞摞的获奖证书，从工厂时期到省、市、县的都有，唯一的一张“全家福”还是在20年前拍的。

多少年了，老于总是没白没黑地忙，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甚至连和家人一起散散步、逛逛公园都成了奢望。

长会口村群访事件处理终于有了眉目，老于又着手考虑村庄的拆迁改造，协助村里研究发展规划。去世前的一天，他突然抱歉地对妻子说：“等忙过了这阵子，我一定带你出去旅游、休息一下，地方由你来定。”可还没等妻子选好目的地，于忠礼就带着对妻儿深深的歉意走了，这张“全家福”也就成了他留给家人的最珍贵的遗物。

老于走了，下葬的时候，局长邱洪殿含着泪亲手为他安放骨灰。缅怀六年的工作友谊和战友情怀，他扼腕痛惜：“我失去了一位生活中的好老师、好兄长，工作中的好参谋、好助手。”

“熟悉的地方无风景。”老于活着的时候再平凡不过了，他去了，大家才真正认识到他的价值，他是国土资源系统一道靓丽的风景。两次采访，在记者心中，他已是一位英雄，一位曾活在我们身边的有血有肉的英雄。

凌晨，踏上返程列车，听着车轮有节奏的声响，记者辗转反侧，难以入梦，情不自禁吟诵起诗人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威海养牛户和国土卫士于忠礼有什么事迹的问题分享结束啦，以上的文章解决了您的问题吗？欢迎您下次再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