嫘祖养牛(中国庆阳农耕文化节的周祖农耕文化之乡)

各位老铁们好，相信很多人对嫘祖养牛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因此呢，今天就来为大家分享下关于嫘祖养牛以及中国庆阳农耕文化节的周祖农耕文化之乡的问题知识，还望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庆阳农耕文化节的周祖农耕文化之乡

2002年中国民俗学会命名庆阳市为“周祖农耕文化之乡”

从夏朝孔甲年间算起，至商代康丁年间古公亶父南迁岐山，周祖在庆阳共传承12代，达400余年之久。周人在庆阳教民稼穑，开创了先周农耕文化的先河，使庆阳由以牧业为主的游牧区变为以农业为主的半农半牧区，对后来庆阳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庆阳是一个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形地貌，山、川、原兼有，沟、梁、峁纵横。这种独特的多样性的地形地貌，决定了庆阳农业生产的多样性。即：粮、棉、油、麻、丝、糖、菜、烟、果、药、杂，应有尽有，农、林、牧、副各种生产项目齐全。许多生产项目从先周起，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发展史。

1．农作物品种的延续种植

《诗经·豳（bīn）风·七月》所提的农作物小麦、高粱、玉米、稻子、谷子、糜子、大豆、葫芦、大麻、葡萄、韭菜、苋菜等，庆阳市至今仍在种植。合水县太白生产的白瓜籽(葫芦籽)很有名气，远销国内外。太白乡是全市有名的大米之乡，这里生产的大米味道甜香，胜过宁夏粳米。考古工作者考古发现，宁县坳刘、新堡两村有窖藏5000至6000年前已炭化的禾谷，证明这里在新石器时期就有谷子种植。

2．农事活动在季节和生产技术方面的传承

今天庆阳的农事活动虽然比古代有不可比拟的进步，但在某些方面都仍然继承和发展了先周的活动内容。比如：《七月》篇中有八月打红枣、九月收稻谷、十月粮进仓，以及七月采瓜食瓜瓤、八月葫芦摘个光等描述，都和今天的农事季节相同。又比如，农忙时送饭到田间，九月筑场圃(即在一块地里春夏种庄稼，秋冬修成场)，用柴禾编织门，用茅草搓绳捆庄稼的习俗，都一直延续至今。

3．家养牲畜的发展与传承

农业生产的发展离不开家畜的饲养和繁殖。周人到北豳（bīn）后，开始养猪，将野猪逐渐训化为家畜。《公刘》篇中有“执豕于牢”之说，就是把猪圈在猪圈里。《七月》有“言私其狱；献豕于公”之说，就是把小猪留给自己，把大猪交公。由于公刘提倡家家产户养猪，后来养猪就成了家的象征。农业的发展，促使养牛、养驴、养羊事业的发展。至今，庆阳驴、早胜牛名扬省内外。养羊几乎是北部人民的家庭主业。每年冬初杀羔羊，祭山神、庆丰收的活动，自古延续至今。

4．经济林的种植代代相传

庆阳地区经济林种植历史悠久，不但品种繁多，而且经济效益十分可观。相当多的经济林品种都来自于周先民的栽植和培育。

①桑：远在轩辕黄帝时代，黄帝就命元妃西陵氏嫘祖栽桑养蚕。嫘祖教人民大量栽桑，教人养蚕纺丝、织帛。织出的帛比麻布光滑细润，再染上颜色，做成衣裳，光采夺目，人人喜爱。先周时期，植桑养蚕就在庆阳得到大力发展。《七月》篇有“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蚕月条桑”诗句，是说：姑娘手提竹筐，沿着墙边小路，采呀采那柔嫩的桑叶。每年一到三月，就动手修桑树，将高枝砍掉，让人攀着短枝摘嫩桑。所以桑树是庆阳市的乡土树种。自先周至今，几千年来，庆阳人民一直有栽桑养蚕的习惯。全市有本地草桑和引进的湖桑、甜桑、辽桑、吴堡桑、荷叶白、柯库索等品种共30多个，栽培面积1万多亩，1千多万株。正宁县最多，达4000多亩。

②李子：李子是庆阳的乡土树种。《七月》篇中有“六月食郁及奠”的诗句，郁就是郁李，果实酸甜可食。将郁李枝条嫁接在杏、桃树枝上，就可以结出比杏、桃更香甜的李子。庆阳市李子树广泛分布，群众称为梅李子。

③桃、梨、枣：公刘去西王母国访问时，带回了许多桃、梨、枣优良树种。这些树种后来成为古豳地的当家经济林树种，也是今天庆阳市的地方名优产品。宁县九龙川的黄甘桃、马莲河川的金枣、泾川和彬县的梨，都名扬省内外。庆阳全市有桃树1万余亩，年产200多万公斤；有梨树8000余亩，年产梨190万公斤。另外还有杏树50万亩，年产鲜杏500万公斤。总之，庆阳市的经济发展同周先祖在这里的创业打基础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决不要忘记我们祖先艰辛的创业史。周祖在庆阳数百年的活动，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农耕文化，其独特的民俗文化和众多的文物古迹价值非常宝贵。

1。窑洞文化是庆阳地区最突出的地方民俗文化

周先祖到庆阳后，由于窑洞的创建和大量推广，不仅村落遍布黄土高原，而且一些重要城镇和军事据点、关口要寨也被窑洞化。这种住宿格局从远古开始，直到新中国的建立，一直延续了四千多年。我们的先民就是从这些窑洞里出来，走向全国，走向文明的，所以窑洞成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摇篮。先周时期，遍及陇东黄土高原的土窑洞，造型朴拙，种类繁多，有崖庄院、地坑院、半明半暗的半地坑庄院等。下沉式地坑庄和半敞式崖庄院(也称明庄子)这两种窑洞，因地形差异而掘之不同，但其共同特点是经济实惠、干燥坚固，冬暖夏凉，清洁卫生。人们自从在这些窖洞同安家以来，农业、畜牧业、手工纺织业、金属冶炼业等都得到发展，物质增加，生活大有保障，人口逐年增多。斗转星移，随着时间推移，窑洞格局也在不断发展变化，至明清时，黄土窑洞。已成定局。截止1985年，全市乡村住宅建筑面积中，窑洞建筑面积尚占71．47%。几千年来，人民修建了窑洞，窑洞养育了人民，至今窑洞的故事、窑洞的传说、窑洞的风俗，遍传全市各地。宁县瓦斜乡水沟原村，有一个千年大窑洞，占地200多平方米，一门五窗，窑内可容纳百人开会。象这样的窑洞在一些乡镇还有。这些洞府天地，默默地向人们展示着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庆阳的窑洞，引起了世界人士的极大兴趣和关注。60年代，有几位日本客人来陇东黄土高原考察访问，他们被这里古老的黄土窑洞所倾倒。他们总结说，这些窑洞除了丰富的文化积淀外，还是养生保健的理想境地。因为土窑中温度适中，湿度宜人，一年四季无大差别；况且空气新鲜净化，无任何环境污染；更重要的是能防御放射性元素的侵害，真正是养身长寿的绝佳之地。2002年6月，首届中国香包民俗文化节期间，中国民俗学会将庆阳市命名为“窑洞民居之乡”。

2．周祖与地方民俗形成

无论食、衣、行、娱、丧葬、嫁娶、节庆、寿诞等，无不独特神奇，韵味无穷。例如，五月端阳节这个节俗，自古以来，庆阳端阳节主要有三项活动：一是做香包和戴香包。做香包这个习俗十分古老。黄帝内经上讲香包为香囊，是用来装药和装香料用的，也用来装货币，戴在胸前，别人偷不走。周代继续称为香囊。由于刺绣工艺技术的发展，香包的形状从荷包开始，干变万化，但乡里人一直称其为“耍活儿”、“荷包”。有些姑娘边绣荷包，边唱小曲，于是出现了以“绣荷包”为题的民歌。陕甘宁边区时期，新正县的农民诗人汪庭有把“绣荷包”改编为《绣金匾》，成为边区和后来流行全国的著名革命歌曲。端阳节的早晨，孩子们都把香包戴起来，不少孩子双肩、前后胸都挂满了香包，手腕和脚脖上拴上以五色线拧成的花绳，玩耍戏嘻，甚至走邻串户，既充满了童趣和节日喜庆，又展示妇女们的精巧手艺，民俗味极浓。二是割艾蒿，卖艾蒿，家家门上插艾蒿。因为艾蒿是一种驱虫草，它的叶杆燃烧时，放出的烟雾能驱赶和熏死蚊子。另外它还是一种草药，煮汤后能清热消炎，烧着后用于针灸，可以止疼散寒。端阳节前后，各种害虫如蚊子、咬人的毒虫都活跃起来了，所以民间用香料、药料，如艾蒿这些东西来防病除害，保护人民身体健康。三是喝雄黄酒，雄黄也能驱虫。四是包粽子和吃粽子。后两种习俗是从南方传进来的。喝酒是借《白蛇传》中白蛇喝酒的故事，来说明酒可治毒蛇，喝酒可以防毒蛇咬。吃粽子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以端午节作某种代表的庆阳民俗文化源渊流长，魅力非凡，使庆阳大地充满了神奇与活力。

3．周祖在庆阳的遗址遗迹

周祖陵墓：有位于庆阳城东帽盒山的不密陵、位于庆阳城西60里的周老王鞠陶陵，位于宁县九龙川的周先祖九座陵墓。民间墓群更多，已发掘的先周陵墓有：

合水县西华池乡师家庄的兔儿沟墓葬：坐北向南。在西周墓葬区内发现一座先周残墓，墓宽1．3米，深1．5米，长1．7米。在熟土二层台内出土了两件陶器：一件夹砂绳纹红陶鬲，鬲乳状袋三足，单耳，直口；另一件灰陶方折肩罐，有盖，通体打磨光滑，用朱红和白粉彩绘。

西峰区巴家咀墓葬：1984年秋，巴家嘴农场工人挖窑时，在地表2米深处挖出了一座土坑先周墓，发现板灰和人骨架，出土了一些陶器，其中三件陶鬲被地区博物馆收藏。陶鬲质地为夹砂、红陶和夹砂灰陶，乳状袋足，腹施绳纹和附加堆纹。

先周文化遗址：市内发现的先周文化遗址主要是合水县蒿嘴乡九站遗址，它位于合水川北岸台地。1984年省地县博物馆和北京大学专家教授共同对九站遗址进行发掘。在发掘的80座土坑墓穴中，出土了近千件陶器和l件铜刀，1件铜饰。经碳14测定，距今绝对年代为3370年，证明确系先周、商代文化遗址。市内西周文化遗址66处，其中宁县最多，达39处。重点有宁县早胜乡谭腊遇村遗址，面积达18万平方米，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在环县曲子镇双城遗址中，除陶、石器外，还发掘出瓮棺、瓦棺墓葬各一处，砖墓3处，获铜鼎、铜鬲各一件。在西峰区彭原乡李家寺村庙头嘴遗址中，发掘出铜斗、铜甑各1件，铜斧2件。在西峰区温泉乡韩滩庙嘴遗址中，发掘出青铜器3件。在西峰区董志乡野林村出土的商代白玉大戈，实际是先周器物，因为当时董志原是周人所居之地。这件戈全身呈青白色，有零褐斑，援呈三角形微曲，前锋尖锐，有中脊和边刃，直内近栏处有一孔，内末端有齿状小突起，内上面阴刻“臣”字。眼兽面纹，栏前方中部竖刻“乍册吾”三字，字迹纤细，制作精致，长38．9厘米。从此玉戈可窥视到先周文化已发展到接近中原文化的程度。

4．先周古迹遗存

不窋城：今庆阳县城，设东南西北四门，城墙为台阶削土而立。

公刘邑：位于宁县城西庙嘴坪，1981年9月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西姬沟：源出庆阳县高楼原东北，流至梁家坪，南人马莲河，长约10余里，为公刘子姓所居。

圣水塘：在庆城县刘八沟口，上有天圣庙遗址。今清水盈塘，底有马蹄印，甚巨。

公刘古庙：位于县城西南80里温泉乡高家坳村，俗称公刘殿或老公殿。相传公刘治田于此，后人饮水思源，因建庙。每年农历三月十八日，为公刘殿庙会，当地群众及陕西长武、旬邑、彬县等地群众远道而来，举行盛大的公刘诞辰纪念活动。

周棉行宫：在庆城县城北关，今称北关皇城。兴教寺在此遗址有铜像铸字云：“周谛行宫”遗址，现已不存。

周祖花园：即县城南20里之花原村，相传为周祖不窋植花之处。

花坡：在县城东10里，相传有牡丹、芍药、茶蓁诸花，香气袭人，为不窋遗园。

延庆城：在县城北35里，相传为公刘肇生之处，现遗迹尚存。

天子坳：在县城东北70里。地近东岭(即子午岭)，西侧深沟，中央平坦，树木葱茏，宜畜牧造林，相传为鞠陶游牧造林处。

公刘庄：在县城东北50里的樊家老庄东，余田数亩，无人敢耕种，名曰天子掌。相传为周祖发祥地。

周祖庙：在庆城县城南，祀周祖不。明嘉靖初，知府莆海修。曾有塑像，两壁画文王以下37王像。顺治五年，知府李曰芳建坊，题字“肇周圣祖”及“帝系王风”。

周旧邦木坊：在庆阳城南街。木坊三间高10米，木坊以四根明柱通顶，柱之上部五层半拱叠涩镶砌，负托坊顶。顶部瓦有屋脊，脊瓦面莲花。檐下正中镶匾，匾面楷书“周旧邦”三个大字。明代弘治十八年九月，庆阳知府、前监察御史郝镒建。清光绪辛巳年，知府倭什铿额重修。光绪二十八年知府庆霖再修。此坊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宋承天观碑：位于正宁县罗川城西门外。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建。朝散大夫行尚书兵部员外郎李维奉敕撰文，翰林侍诏朝奉郎尹熙古奉敕书，并篆额，碑额篆书“大宋宁州承天观之碑”。碑文内有：“罗川之上游实彭原之属邑，气象葱蔚，原隰（xí）隐辚，人敦忠义之风，俗勤稼穑之事。轩丘在望，乃有熊得道之乡，豳土划疆，本公刘积德之地。”1981年9月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此碑已移至县文化馆院内。

后稷台：位于镇原县城西北30公里处，周围数十步，相传为后稷教民稼穑处。

另外，尚有后稷墩，后稷庙、斩山湾、狼乳沟、九陵水，等等。

《山海经》中的炎黄大战,背后隐藏了一场宫斗大戏!

《山海经》中隐藏的真相，让人细思极恐！

我们都知道，黄帝和炎帝是我们的先祖，炎黄之争，大家耳熟能详，在阪泉之战中，炎帝部落被黄帝部落打败，从此形成了联盟。黄帝部落确立了他的领导地位，而炎帝悲惨的一生也要开始了。

事实上，他们还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据记载：少典娶了有蟜氏的两个女儿，附宝和安登。同附宝生下了黄帝，同安登生下了炎帝。

《国语·晋语》："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

按理来说，兄弟俩本应该地位相当，和睦相处，为何却反目成仇？

纵览典籍，我们却会发现，在史料中充当正面角色的大多都是黄帝后裔。黄帝发明了指南车，打败了蚩尤，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属臣仓颉造字。而炎帝的后代却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只留下那些悲情传说：女娃溺亡、共工战败、相柳被杀、夸父屈死。

黄帝家族：女娃精卫、大将应龙、旱神女魃、后裔大禹、臣子相柳

炎帝家族：大将刑天、水神共工、后裔夸父、蚩尤

这些背后都有什么惊天的阴谋呢？细细看来会让你毛骨悚然。

1、炎帝女娃溺死东海，化身精卫填海

《北山经》：“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

这件事情很诡异，女娃作为炎帝的女儿，到东海游玩，却淹死在了凡间的东海中。就算她不是神灵也要算得上半神了，也不至于这么容易淹死吧？更何况，东海之神禺虢是她的堂兄弟（黄帝之子，这里细思极恐）。

试想一下，作为半神的你跑到堂兄弟的家里洗澡，会被淹死吗？况且你堂兄还是海神。

这看起来非常的蹊跷，唯一能解释的就是她的堂兄弟杀了她。所以她死后不平化作精卫鸟，每天从山上衔来石头和草木，投入东海，然后发出"精卫、精卫"的悲鸣。足见她对东海和禺虢的仇恨。

炎帝战败后，势力衰落，偏居一隅，连自己女儿惨死也无能为力。

2、黄帝大战蚩尤

蚩尤与夸父同为炎帝之裔，蚩尤听闻炎帝战败，便联合夸父族起兵攻打黄帝，黄帝便派大将应龙在冀州之野应战；应龙擅长“蓄水”，希望它能降下大水，阻挡蚩尤的部众。

岂料，蚩尤更加高明，请来风伯雨师，祭起狂风暴雨，向黄帝的驻地流去。

于是，黄帝又派旱神女魃助战，女魃来了以后，大雨顿时停了。

《大荒北经》：“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魃时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

后来黄帝用玄女制作的八十面养牛鼓将蚩尤镇住，最终被黄帝捉住杀死，又将蚩尤临死前沾有鲜血的木枷抛到山下，木枷顿时化作一片枫林。

《大荒南经》：“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

战后，应龙和旱魃由于私自下凡助战，触犯了天规，无法返回天庭，应龙悄然来到南方，蛰居在山泽里，于是南方便多雨水；而女魃居住的地方，就不会下雨。

3、刑天为何操干戚以舞？

刑天是炎帝手下的大将，在炎帝战败之后，与黄帝争位，却被黄帝斩首，头被葬于常羊山。失去头颅的刑天还是愤愤不平，便以双乳为目，肚脐为口，继续挥舞着武器。

《海外西经》："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于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但是这里面仍然有很多疑点。比如，作为炎帝的臣子，他有什么资格可以和黄帝争夺神位？

这是因为在阪泉之战后，炎帝部落被黄帝打压，炎帝自觉年事已高，加上女娃又溺死，被迫忍气吞声，但刑天尚年轻，意气风发，一直想报仇雪恨，他忍无可忍，出于义愤找黄帝理论，然后被黄帝斩杀。

这里应该是黄帝想要震慑炎帝一脉，杀死了刑天，杀鸡给猴看。

虽然炎帝忍气吞声，表面上没有做任何的举动，但暗地里在慢慢谋划。

4、共工族与黄帝一族的斗争

（1）祝融共工父子为何反目？

祝融是炎帝的第五世孙，水神共工是祝融的儿子，但是作为炎帝子孙的祝融，为什么会称为黄帝的夏官呢？毫无疑问，从炎帝一脉来看，祝融就是个叛徒。他站在黄帝一边，为了黄帝的事业，不惜与本族和儿子共工反目，得到了黄帝的认可。所以在《大荒西经》则补叙为："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

《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袄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

（2）共工为何怒撞不周山？

一说：共工作乱，祝融奉天帝之命前去镇压，共工抵抗不住，所以一怒之下撞断了天柱不周山。

二说：共工与颛顼争夺帝位，然后共工打不过颛顼，一怒之下撞断了天柱不周山（今昆仑山），

最终导致天塌地陷，水位上升，洪水泛滥，生灵涂炭。

而后才发生了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的故事。

（3）大禹攻打共工国、击杀相柳氏

《大荒西经》：“有禹攻共工国山。”

后来，他的臣子相柳氏继承遗志，继续同黄帝一脉对抗，被大禹击杀。相柳死后，血流之处腥气熏天。不生五谷。大禹派人用土填埋了三次也没能奏效，只能就地建造天帝祭台进行镇压。

《海外北经》：“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

其实，所谓的"共工之乱"是炎帝一脉对黄帝一脉掀起的反击。

而禹对共工国的进攻，正是炎帝与黄帝部落战争的余波。

就这样，炎帝一脉越发没落了，再也无力与黄帝争锋。

5、夸父追日，真的是渴死的吗？

夸父是炎帝的八世孙，夸父死了两次：一说夸父渴死，一说被应龙所杀。

虽然看起来两个死法没有任何关系，细细看来却发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应龙是黄帝的大将，可以操纵雨水，夸父追日一路无雨，最终渴死或被杀死，想来他的死和应龙有莫大的关系。

《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禺谷。捋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大荒东经》：“大荒东北隅中，有山曰凶犁土丘。应龙出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自夸父之后，炎帝一脉再无能力出众的后辈，再也没有反抗黄帝的力量。尧、舜、禹乃至历代帝王，均是黄帝后人。而炎帝一脉，已经湮没在历史中。

蚕字的由来

太详细了，可惜古文的，害怕看不明白。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附一蚕丛考）

蚕丛之名，始着于扬雄《蜀王本纪》，其书今佚，唯有辑本。所辑魏晋以来杂史、地书及汇书，文字小有异同，大旨若一。无非出于扬雄所传。兹于《常志》外选录数种以便参订：

《文选．蜀都赋》注：“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p（左言，谓不同于汉语。六朝有“左郡”，谓语言不同之郡。）

《艺文类聚》卷六：“蜀王始曰蚕丛，次曰伯雍，次曰鱼凫。”

《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蜀之先称王者曰蚕丛、柏灌，鱼易（凫）、开明。是时，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自开明以上至蚕丛凡四千岁。”p（左衽非羌氐俗。应是“左言”讹。）

又卷八百八十八：“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神化不死。其民亦随王化去。”

综合分析，以求扬雄本语，则蜀王先世最先着名者为蚕丛氏。其时与中原不同俗，无文字，无礼乐，年代荒远，连坟墓亦无有。质言之，还是原始社会的初期或中期，或说是中石器时代以前的社会。自蚕丛氏开始，乃有氏族组织。所谓“王”，乃后人加于其氏族首领之称，正如称伏羲氏、神农氏曰“帝”，非即已经有国家制度之王号也。

常璩在《序志篇》，用特笔反对扬雄所传之说云：“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蜀王、蚕丛间周回三千岁。……按《蜀纪》，‘帝居房心，决事参伐’（参）伐，则蜀分野。言蜀在帝议政之方。帝不议政，则王气流于西。故周失纪纲而蜀先（称）王。七国皆王，蜀又称帝。此则蚕丛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岁？”所据《蜀纪》三语、与《三国志．秦宓传》“请为明府陈其《本纪》”文同。璩固云：“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阳成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则从前汉至魏晋，作《蜀本纪》者凡八家。扬雄仅居其一。璩与秦宓所据之《蜀本纪》，出于星象家言，非扬雄语。扬雄“怀铅握椠遍访故老”（《方言序》），传其《方言》。其记蜀王事，当亦如此。凡民族在无文字时，率有口诵其先代历史之能力。（近世彝族奴隶主，有能诵其祖先名氏至七十代以上者。）扬雄生于蜀，与故老习，记其传说如此。虽其真实性不能甚大，亦应较其他学人专恃书本、推断者为可靠。故璩所持以驳雄说者，不能成立。从而可知对《常志》相关诸语，亦当有所抉择矣。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旧籍所传关于蚕丛氏之资料，可以肯定其为原始社会最先形成一个氏族集团之首领。其至周末之时间，说三千岁，为保守数；四千岁，为近似数；估万余岁亦非甚夸。此为结论之一。

胡为称曰蚕丛？凡古籍记述原始社会之氏族名称，有录音者，有录意者。“蚕丛”为录音耶？必不取于如此繁画之两字。意必亦如“伏羲”、“神农”、“有巢”、“豕韦”之为录意；或由其饲养原蚕成功，创缫丝法，为民族兴利，故号“p蚕丛”也。宋黄休复《茅亭客话》云：“蜀有蚕市，…p…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此其遗风也。”是蜀人相传蚕丛氏时尚无都邑，随桑林所在，聚其人，教以养蚕缫丝，故曰蚕丛。然宋去蚕丛已远，后于扬雄一千余年，既非秦汉人传说，更难信赖。窃疑蚕丛之义，谓聚蚕于一箔含养之，共簇作茧，非如原蚕之蜎蜎独生，分散作茧。是原始人类一大发明创造。故成为氏族专称也。今蜀人犹称作茧之草树为簇，语音作丛之入声。疑即蚕丛语变也。

古史相传，黄帝元妃嫘祖，教民养蚕（出《世本》）。《史记．五帝本纪》据《世本》与《大戴礼．帝系姓．五帝德》撰成，称：“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是为帝颛顼也。”蜀山氏居于何地，暂可不论。论蜀之为字，盖即原蚕之本称也。就我国文字发展过程言，先只象形，次会意。周秦以降，谐声字乃多。蚕字，从□，朁声。其非原始之蚕字甚明。较蚕字早出者，有蜀字；古文作●，后加虫字，象形兼会意。所表者为蛾类之幼虫。蛾类幼虫与人类生活最关切者莫如蚕。故蜀字系古人专为原蚕制造。象巨目之虫。又加虫为识者，是象形末期字；更加虫，以明其非他种巨目动物。原蚕眼实微小，然有大黑斑为伪目，故其造字如此。（家蚕经人工改良变化，多失其眼斑。）我国象形文字，在渔猎经济时代开始，畜牧时代大盛。进入农业时代转衰，乃渐进入会意、谐声阶段。估计蜀字之制成，即在黄帝之世。其字，亦即为当时之蚕字。后世乃以蜀为原蚕，而于人工改良之蚕种，则造蚕字以相区别。故《淮南子》云：“p蚕与蜀似而爱憎异。”其所云“蜀”，即原蚕，今云野蚕者是也。

野蚕，今四川有桑之处皆有之。桑林岁久，即自繁生。其蛾与蚕蛾无异，产卵于桑之枝干，不甚密集。春暖自孵出，就叶芽。恒分散，鲜共叶者。蜕变四化而后成茧。体较家蚕短小，形质全同。散向桑下枯草、篱栅、墙垣间结茧，或就桑皮皴裂间。茧淡灰黄色，较家蚕茧小而坚硬。可煮而抽丝，与家蚕丝无异，但多颣结。性不群聚。故蜀字引伸之义为独。扬雄《方言》：“p一，蜀也。南楚谓之独。”盖蜀人古语读一为蜀，其字作●，象蚕之形，亦即古代之蚕字。我国古代传养蚕法者，初亦只呼为“蜀。”更造为蜀字。是故“蜀山氏”p，即古人加于蚕丛氏之称也。其义皆谓最先创造养蚕法之氏族。西陵氏女子嫘祖得其法，转施之于中原地区。故其子娶于蜀山氏。疑西陵氏居地与蜀山氏近，故传其术于中原独早。然则蚕丛氏在黄帝之先已养蚕矣。

蜀族在蚕丛时无文字可定。自其入居蜀地，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即不能不有文字。其字在出土文物中颇有可验证者如手纹是造作义，花蒂纹，是王之义，持刀人，是兵之义，舞蹈人，是快乐及胜利之义，惟不识其作何音。其●字，象蚕形，读蜀音，可缘《方言》定。又●字，象二蚕对望待饲，读蚕音，则可由《后汉郡国志》蚕陵县字作“八陵”而定。《前汉志》作“蚕陵”p。《后汉书》帝纪及《西南夷传》并记有安帝永初元年，桓帝永寿二年，“蜀郡夷叛，攻蚕陵”。字并作蚕。惟《郡国志》作“八陵”。故可知此●字乃蜀人习惯使用之“蚕”字。《帝纪》用汉字，作蚕，《郡国》用地方字，作●。是蜀王时已有之古蚕字，一（蜀）表单数，音如独。●（蚕）表复数，为蚕字音。蜀人已知中原称此虫为蚕，缘之读●为蚕字音也。

由文字发展的时代变化，与区域性的不同，可以证明蚕丛氏之所以着名于世，由其创始发明养蚕。是为结论之二。

蚕丛氏居住何地？《前汉．地理志》蜀郡有蚕陵县。“莽曰步昌”，叙在蜀郡十五县之末，可知其为武帝时新开县。《后汉志》作“八陵”，可知其为蜀山氏故地，亦蚕丛之故邑也。《元和志》“翼州，北至松州（今松潘）一百八十里。…p…周武帝置。本汉蚕陵县地。汉元鼎中开。梁大清中，萧纪于旧县置铁州，寻废。周天和元年，讨蚕陵羌，于七顷山下置翼州。”考地理者，皆一致定为今松潘县南百八十里之叠溪。其地当松坪河岷江会口，旧有小平原。一九三三年地震，山崩壅江，今为叠溪湖。其北山名蚕陵山，见《旧唐书．地理志》“翼州卫山县”。

县名蚕陵者，盖旧传有蚕丛王墓在此。犹楚之夷陵，巴之故陵。皆因旧墓为称。抑或谓蚕丛氏所居之丘，与“蜀山氏”之蜀山同义。要必与蚕丛氏旧居有关。汉元鼎时，去蜀王杜宇未远。武帝时蜀人必能知其先王住地所在，故立县时用此名也。

上古人类，原从牧业渐进入于农耕。方其牧业经济时，以草原为乐园，暖谷为畏途。岷江上游地区，为一丘低谷浅之大草原，北连陇西，接于河套。西连大渡河上游与雅砻江上游之康北大草原，接于析支、洮湟。如此连成一片之大草原，兼有浅谷河原，可以种植麦类与牧草，是为我国牧畜时代民族活动之中心地区。其后中原农业，与巴蜀吴楚农地次第开辟，蔚起为新的经济中心。初犹与此旧的牧业中心不能无频繁深厚之经济联系。在黄帝世，此草原与中原农区，犹是一大家庭。故黄帝“西至于空同”，而娶西陵氏女。（此西陵当指陇西某地。与楚之西陵无关。）其二子又降居江水、若水地区，与蜀山氏婚。其孙、曾之颛顼与帝喾，又次第入为中原大君。大禹亦生于此江水河谷，而入为尧舜之“p司空”。其后遂克建成夏后氏之国家，开始了我国的奴隶社会。而此牧业时代中心之大片草原，受地理条件限制，社会停顿不前。周秦汉后，差距日大，遂形成夷夏畛域之别；人有论及蚕丛为蚕丝业之发明者，则反群起疑之，以为唯嫘祖是养蚕之创造发明人也。

蜀地与华夏之原始交通，原本以岷江上游河谷为媒介。绵虒（故茂州旧名）与蚕陵，为其枢纽。蚕陵以上，大体平易。故王莽改名步昌。蚕陵以下，河谷深狭，岸道险窄，至绵虒乃略开展，多农地。故秦县止于绵虒。绵字，古为茧絮之义。亦与蚕丛文义有关。自绵虒东逾土门关（今地名），仅一浅岭（属九顶山脉凹部），循湔水（海窝子之白鹿河）而下，至瞿上（彭县北之关口，《元和志》指为天彭门），穿短峡而出山，入于成都平原之郫邑。此蜀王柏灌、鱼凫由蚕陵渐迁入蜀农业地带之道路也。别自土门关循雒水下行至绵竹，一日可达。今世犹通行。远古时，成都内海未全出土，其东北已出土部分，为郫、什邡、绵竹等地区。此地区人物之往来于中原者，恒自绵虒、蚕陵，溯江源（黄胜关），入于陇西地区，转入渭水平原。当时蜀与内地交通，只能如此。其后自宝鸡、故关入武都盆地。再循嘉陵江水至葭萌入蜀。是为殷周时代蜀与内地交通孔道。沿线多有桥梁与阪险。惟捷于草原旧路。此则必待至人民已能凿山、架桥之农业经济时代乃能开通。故知其为殷周世开。其时，蜀山氏（蚕丛氏）部落亦已转进至瞿上（海窝子）与郫矣。又后，巴蜀与中原商业发达，经济联系紧密，政治联系逐渐加强，褒斜栈道乃建成。蜀与内地交通孔道乃更东移，而以汉中为枢纽。则已在秦图统一之始。时则草原故道无复有人过问矣。秦灭蜀后，乃开湔氐道，即自今灌县龙溪出汶川娘子关之路。是为岷江上游河谷与成都平原间新开之捷径，为汉置汶山郡创立了基础。于是土门关古道亦渐废矣。又至蜀汉时，修成剑阁桥道，南栈新路成，马鸣阁旧路亦废。不知此种交通发展过程者，妄谓“三皇乘只车出谷口”（《秦宓传》文），为今之褒斜谷口。而以为蚕丛氏之入为蜀王，是循江水而出。反以疑瞿上为蜀王故治之说焉。昧于地理故也。

以此考订古代西陲交通路线的发展变化，决定蚕丛氏最先住居地点，亦合于旧籍沿革之文。当为结论之三。

蚕丛氏属于何种民族？由其居地所在，即可肯定其为氐类。氐与羌族同源，为人类最先入居于康、青、藏大草原者。由于草原辽阔，多食草兽，易猎食；又富于白石英块，成天然的犀利石器；其地干燥无雨，空气清洁，人鲜疾病；又无毒虫猛兽害敌；故原始人类乐于留处。从而较早育成卓越之牧业文化。其贡献留存于今世者为：育成驯优之旄牛与藏狗，更进而育成乳肉兼用之良种□牛，与耐寒之来麦（青稞）。来麦，为世界麦种之始祖。欧洲之黑麦至今仍用其音。我国之麦类名字，皆从来字为文。大麦、小麦、●麦、□麦，今已普种于世界各地，皆来麦之变种也。羊类、马类及玉类之为商品，莫不以羌族为最早，最多。中原文化，在牧畜经济时代，尚落后于羌族。虽已进入农业经济时代，依凭于羌族商品者仍多。“黄帝以玉为兵”（出《胡非子》），或多资于羌族之产品。后稷之“贻我来牟”（《诗．生民》），正谓开始引种青稞。《禹贡》之“织皮”，谓连毛羊皮，古人市以织褐也。《史》、《汉》之“莋马、旄牛”，秦汉世犹依赖于羌族供应。羌虽限于地文，日渐落后于中原。若言石器时代之经济文化，则或较我国他族为古老矣。

羌族的原始住区，为藏北之绛塘草原（羌塘），与康北之俄洛草原。（《禹贡》之“析支”，《汉书》曰“赐支”。赐，古读如锡。）当其极盛时，人口发展无已，分向四方延展：南入雅鲁藏布江河谷者，为播族（《西羌传》云“发羌”，隋唐时为吐蕃）。更南延展者，为喜马拉雅山南斜面尼婆罗、哲孟雄、布丹、珞巴诸族。向西延展者，为克什米尔，在唐为大小勃律与西女国。向西北越昆仑而下，入于塔里木盆地者，后为西王母，与鄯善、于阗、龟兹诸沙漠绿洲国族。向东北延展者，别为党项（秦为义渠，唐为党项，宋为西夏）与玁狁，及赤狄、白狄、长狄等族。其向东南延展于西康高原者，在汉为旄牛羌，在隋唐为附国、白兰、东女（苏毗），在元为霍尔、木雅、梭罗，在清为明正、理塘、巴塘、德格等土司部。其更早已入居于西康高原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间之河谷地带者，是为氐族。又有更早已远入汉水流域与大巴山区者，则于唐虞时为三苗，殷周时为楚芈，魏晋时为巴氐；皆已进入农业社会，渐与内地民族融合矣。（楚国芈姓，其字为羌之变体，而读音如米，与羌氐语呼人为米同音。盖羌族语犹存之证。）未能更向东南延展。向东扼于中原，向南后于越族故也。凡文化较高民族，恒向其四周文化落后地区作波浪式延展推进，其规律如此。

氐者，居于低地之羌也。岷江、大渡河、金沙江诸河谷，比较羌族居住之高原地方低暖，宜于种植，而交通不便。地理既异，经济生活不同，民俗随之变化，形成新的支派。自武都之白马，汶山之冉駹，汉嘉之青衣，沈黎之莋，越嶲之白狼，皆称曰氐。蚕丛，盖居岷江河谷之尤早者。蚕丛之族徙蜀，而后冉駹承居其地，是故蚕丛氏，虽蜀之先王，亦氐类也。

《殷武》之诗，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谓成汤时，住居陇蜀之氐羌民族，咸与殷商民族发生和好关系，商品市易不绝。殷墟甲骨文中，刻入羌字甚多。其字从●从人，形态甚多。有羌加石字的，它表示羌族卖石器（玉器）的商人，石器最美者以古羌族住区为多，中原古代人珍贵的玉器，大都由羌人运来出售，故加石字的羌字，仍应读为羌字的音。另还有大量的加系的字，有人解为被系虏的羌人，窃以为那是表示的卖丝的羌人。蚕丝是羌族所居温暖河谷才能生产的，岷江上游河谷生产得最早。那些河谷地区的人，中原古代把他称作“氐人”。故从羌加系的字，实际是指的“氐人”，即羌族入居温暖河谷经营农蚕业的人。

附甲骨文的三种羌字。

（据1934年哈佛燕京社出版的《甲骨文编》）p

●●●●（表示的一般羌人）p

●●●●（表示卖石器〔玉器〕的羌人）p

●●●●（表示卖丝的羌人〔氐人〕）

羌人善养马牛羊。既居河谷，不利于养牛羊，行动咸需于马，故氐族皆有宜于山道之良马及驴行销内地，是谓“莋马”。蚕丝与马，为殷、周间氐人与内地商人市易之两大商品。故秦、汉恒以蚕与马为类。《荀子．蚕赋》谓蚕神“马首”。郑玄注经，谓：“蚕与马同气，故蚕月禁杀马。”《甘石星经》谓房四星其一为“天马”，一为“天驷”。《协律辨方书》谓：“天马为丛神，为掌蚕之命神。”《唐月令注》谓“先蚕为天驷星”（并据《辞海》引）。而隋唐时以马明王为蚕神。马明王塑像，额上多一纵目，乘白马，此盖表示其神为纵目人，属白马氐类，隐指蚕丛也。宋王钦若驳天蚕为天驷之说（详《宋史》卷五十五本传），于是朝廷祀典称“先蚕”。废其燔柴，但瘗埋以祭。神亦另作翁媪持茧像，拟嫘祖。人民不愿从钦若说者，乃因马头娘故事，塑女子披马皮者为蚕神。或私祀马明王如故，但改称其庙为白马庙而已。马头娘故事者，唐人所造。谓高辛氏时，蜀人为贼掠去。其女誓于众曰：能使父还者嫁之。家有马，绝□逸去，乘其父归，父不肯以女嫁马。马咆哮嘶啼。其父怒，射杀之，曝其皮于庭。女过其处，皮蹶然起，卷女飞去，栖于桑上。女化为蚕，食桑成茧（节《太平广记》）。此明是迷信蚕马同气者所造。仍称“蜀人”。远讬于“高辛氏”时，其意犹指蜀山氏也。明清人又谓蚕神为“青衣神”（徐光启《农政全书》），谓“蚕丛氏衣青衣”。青衣，白马，皆氐族支别之称。要皆足以说明养蚕为蜀地氐人所创。是为结论之四。

近世，有西人传教士着书，谓中国蚕丝业始于山东。其人不知蜀地有蚕丛，有原蚕，但缘山东有柞蚕，有黄丝（较原始的丝色），遂言之。夫若先无天然自生之野蚕以启发远古劳动人民，即不可能有养蚕的创造。四川自岷江河谷入四川盆地，今犹多有野蚕，亦其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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