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榆养牛场,关于连云港

赣榆养牛场,关于连云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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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连云港

关于连云港

古典名著《西游记》描写的花果山下,有一座“烟霞散彩,日月耀光”的海港山城——这就是如今的连云港市。她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祖国18000公里海岸线的脐部。

连云港古称海州,曾名新海连市、新海市、连云市,曾经属于山东省,即1949年到1953年,在1953年划归江苏省,1961年以港口名称更名为连云港市。

连云港素有“淮口巨镇”、“东海名郡”之称,作为“亚欧大陆桥”的东方桥头堡和中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已被中国政府确定为华东地区新兴的工业、外贸、旅游、港口城市。

早在五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活动,锦屏山南麓的桃花涧,就是旧、新石器时代遗址。如今,连云港旧貌换新颜,经济发展明显加快,经济国际化水平已居江苏前列。

连云港市概况

区号:0518

邮编:222000

位置:位于江苏省东北部,陇海铁路终点,东临黄海,北接齐鲁,南连江淮,背靠“东海第一胜境”——云台山。

面积:总面积7444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881平方公里。

人口:全市总人口465万。

区划:辖东海、赣榆、灌云、灌南四县和新浦、海州、连云三区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其中,新浦区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本市概况:

连云港市位于江苏省东北部,地理坐标:东经118.4`-119.48`,北纬34.7`-35.7`之间,东临黄海,西接中原,北扼齐鲁,南达江淮,素以“东海名郡”著称。总面积7444平方公里,人口约460万,其中市区面积880平方公里,市区人口65万。全市所辖4县4区,即东海、赣榆、灌南、灌云4县和新浦、海州、云台、连云4区。连云港市依山而建,城市规划一市双城,中间有新墟公路相联,东西长40余公里。东部城区以墟沟为中心;西部城区以新浦为中心。

连云港市是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是中国49个重要旅游城市和江苏省4大国家风景名胜区之一,是举世瞩目的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方桥头堡。连云港市一纵一横国家干道通车之后,连云港将成为全国45个公路枢纽中心之一。连云港市有开往北京、上海、宝鸡、武汉、广州、济南、南京等火车班次,交通便利。连云港市空中航线1987年开通。目前,已通航的路线有连云港-广州;连云港-厦门;连云港-沈阳;连云港-大连;连云港-成都;连云港-温州;连云港-上海。连云港海港建于1933年,已有64年的历史。目前已建成泊位36个。其中万吨级以上的泊位28个,设计停靠能力为3.5万吨,实靠能力已达7-8万吨,随潮10万吨级进出顺利。港口目前年吞吐能力可达2000万吨,港口已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30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

连云港目前已建成一市四县一体化的地方电话网。光纤通讯、数据通讯、声控服务等先进服务手段已普遍运用,全蛲?00、1800已全部开通,电视电话、特快专递、邮政储蓄等新业务正在发展,目前城乡电话总容量已达到57.6万门,区外长途电话线路3222条,实现了“全国通”、“全球通”。

连云港除山、海、田、盐等资源外,初步探明储量大的有水晶、石英、白云石、蛇纹石、蛭石、大理石、玄武石、瓷岩等,矿产资源12大类53种都有较高的开采价值。据初步探明,在黄海大陆架海底石油含量丰富,已探明的储量达亿吨以上,国家正拟在21世纪开采。此外,还有浩瀚的海水可以发展海洋经济,这是一个巨大的宝库。

改革开放以来,连云港市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1999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84.99亿元,财政总收入17.12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6392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81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051元。“十五”期末,连云港市将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经济发展实现由工业化初期向中期的过渡,人民生活实现由低水平小康向比较宽裕小康的转型升级。到201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完善,产业结构更趋合理,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接近江苏省平均水平,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科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特殊经济:

连云港市地处太平洋西岸,中国沿海的中部,为具有季风特点的海洋性气候,温和湿润,寒暑相宜,四季分明。境内地形地貌多样,高山大海齐观,河湖滩涂具备,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历来有“享山川之饶,受渔盐之利”的美称。这为发展农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连云港市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1999年总产量达到280万吨,油料总产量达到2600吨。人均粮食600公斤,居江苏省前列。连云港市加速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已建成粮食、油料、烟草、林果、茶桑、出口蔬菜、肉禽蛋奶、对虾养殖、紫菜生产加工等基地100多个。其中东海县名列全国肉类百强县,是全国秸秆养牛示范县;赣榆、灌云成为省级秸杆养牛示范县;灌云县棉花生产居全省前列,被誉为“白云之乡”;灌南县因其泡桐生产量居江苏之首,被称为“泡桐之乡”。此外,连云港市紫菜生产和海蟹育苗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1/2和2/3,而成为中国的“紫菜之乡”和最大的海蟹育苗基地。农工贸一体化经营有了很快发展,兴办了中日合资味之素如意有限公司、中韩合资金五食品有限公司、中日合资雅玛珂紫菜有限公司、东海果汁厂等一批贸工农一体化的龙头企业,形成了种养殖、加工、贮藏、运输、贸易相配套的新体系。1997年连云港如意集团在深交所上市,成为中国股市中第一支农业概念名股。产于云台山的云雾茶为江苏三大名茶之一,珊瑚菜及金镶玉竹是江苏珍稀名特产。海州湾是全国八大渔场之一,前三岛海区为江苏省唯一的海珍品基地。

历史文化:

连云港市古称朐县、郁州、海州,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自秦汉时起即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开放门户。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三次东巡至此。公元前212年,他在海州的孔望山下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海外开放的门户--秦东门,使连云港成为与嘉峪关、山海关、镇南关遥相呼应的四大开放关隘之一。

在中国的沿海港口城市中,连云港市的文化古迹最为丰富,历史最为久远。据考古发现,远在10万年以前,在连云港市的羽山附近就有人类活动。在4、5万年前的锦屏山地区也出现了古人类活动。1979年在它的南麓桃花涧及东海县附近的大贤庄,发现了迄今为止尚属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唯一的有明确地层关系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锦屏山一带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有10多处。其中,二涧遗址为中国原始农业最早开发地区之一,是5000年前中国东方民族的中心-少昊氏遗址。1986年在连云港市中云乡藤花落发现的史前城址遗存为典型的龙山文化遗迹,距今约5000年的历史。1979年发现的长20米、宽11米的“将军崖岩画”是我国沿海目前唯一反映原始农业部落生活的石刻岩画,它对研究中国的民俗学及美术史等有着极其宝贵的参考价值。在孔望山南麓,有一堵长15.6米,宽9.7米的摩崖造像。经专家鉴定,确认其为东汉时期的艺术珍品。它是中国最早的佛像摩崖造像,对研究中国的佛教史、外交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历史上,多少文人雅士在连云港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留下宝贵的遗迹。据《左传》记载,鲁昭公17年(公元前525年)秋,孔子“问官于郯”,孔望山因孔子登临观海而闻名,如今孔望山上尚存“问官台”。秦始皇出巡至朐县,在朐山(现名锦屏山)立石秦东门。秦代方士徐福为赣榆县徐福村人,受秦始皇派遣,东渡日本。吴承恩晚年以云台山为背景写成神话小说《西游记》。李汝珍晚年在海州写成传世名著《镜花缘》。其他如晋代的陶渊明,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苏东坡、石曼卿、沈括、李清照、辛弃疾,元代的张叔夜,清代的吴敬梓、林则徐,近代的朱自清等等,大都遗迹犹在,遗篇留芳。

旅游:

连云港市地处黄海之滨,集“海、古、神、幽、奇、泉”之美于一体,境内自然风景得天独厚,历史古迹和人文景观荟萃,是极富魅力的著名风景旅游胜地。全市有风景区18个,各类景点200多处。东西连岛是江苏省最大海岛,连岛景区集山、海、林、石、滩及人文景点于一体,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云台山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连岛度假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四季宜人。连岛海滨浴场是江苏省最大的天然优质海滨浴?U饫锝鹛脖毯#�绾屠巳幔�呛D谕庥慰偷谋苁钍さ兀��强�顾�显硕���嫌槔志�讶ゴΑC磕昕珊T∈奔浯?0天。连岛还盛产黄鱼、鲈鱼、鲳鱼、对虾等数十种海特产,使连岛真正成为游大海、尝海鲜、度假观光的旅游胜地。花果山是吴承恩《西游记》的取材地,是“四季花果不绝”的人间仙境。游览花果山如再读《西游记》,其主要景点有水帘洞、老君堂、仙人桥、南天门、唐僧家世碑、照海亭、懒汉石等。连云港境内还有我国最早反映原始社会东夷部落的将军崖岩画,有古代人类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桃花涧遗址,东汉时期的艺术珍品孔望山佛教摩崖石刻造像以及秦代方士徐福的故里。这里还有奇石林立的东磊石海、飞瀑不绝的渔湾山水、清爽怡人的东海温泉等。

近年来,连云港市以“唱响山海经,打好旅游牌”为战略,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现已相继推出春季赏花、夏季游海、秋季登山、冬季观民俗和温泉休闲度假的“连云港四季游”。目前全市已有各类旅游饭店、宾馆千余家,其中二星级以上50余家,日接待能力达3万多人次,注册旅游社近40家,并开发了市区一日游游专线。从1995年以来,来连旅客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1999年来连游客达290万人次,旅游收入18.7亿元。“到孙悟空老家-连云港看大海”的口号叫响海内外。

连岛海滨旅游度假区:连岛距市区30公里,距港口5公里,总面积7.57平方公里,是江苏省最大海岛。该景区集山、海、林、石、滩及人文景观于一体,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云台山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连岛海滨浴场是江苏省最大的天然优质海滨浴?U饫锝鹛脖毯#�绾屠巳幔�曜己K�糜挝露绕诔ご?0天,是海内外游客的避暑胜地,更是开展水上运动、水上娱乐的绝佳去处。

优势产业:

工业是连云港市经济的主体,1999年工业国内生产总值达117亿元,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41%。初步形成了以化工、轻工、医药、纺织、电子、机械、皮塑、建材、粮油、建筑、工艺美术等行业为支柱的工业体系。1999年全市有乡镇以上工业企业40000多个。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近60个。

在整个工业体系中,化学工业独领风骚;其中连云港碱厂为中国三大碱厂之一,年产量为80万吨;淮北盐业集团是中国四大盐场之一,年产量280万吨。

新近崛起的医药业中抗癌药、中成药、药用包装材料领域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其中恒瑞医药、中金药用包装材料、康缘制药、正大天晴集团均为全国高科技企业,发展潜力巨大。

丝织工业正向现代化奋进,已初步形成了棉纺、毛纺、丝纺、化纤纺、针纺、服装、纺机制造等门类基本齐全,丝、织、染、服装加工配套的工业体系。连云港钟山氨纶有限公司年产量为3500吨,为中国最大的氨纶丝生产厂,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轻工业中,以江苏三得利食品有限公司、江苏汤沟酒业有限公司、连云港王府葡萄酒业有限公司为龙头的酿酒业在全国颇有名气,产量、质量均居江苏前列。

以重型平板运输车、水表、流体装卸机、卸车机等港口装运机械为优势的机械工业,已形成集团化的生产规模。

连云港市的电子工业、皮革塑料业、建筑材料工业、工艺美术业等都有一定的规模和基??

经济发展:

建国前,经济基础相当薄弱,人民生活极端贫困,1949年连云港全市人口163.8万人,国民生产总值1.16亿元,工农业总产值3.9亿元(90年不变价),其中:农业总产值占87.2%,粮食总产量27.8万吨,财政收入721万元。经过50年的建设和发展,连云港市已从传统的农业经济时代进入经济基础日益雄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科技实力逐步增强的工业经济阶段,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1998年,工业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达到58.8%。经过50年的努力,全市已建成了化工、医药、电子、纺织、机械、建材、食品等比较齐全的工业门类,国有大中型企业已有半数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面已超过70%,更多的城乡企业走上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和资本经营的道路,加强了公有资产的控制力,所有制结构也由单一向多元化发展,国有、集体、个体、私营、股份制、联营、港澳台投资和外商投资等多种经济成份竟相发展。

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增强,农业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多种经营发展迅速。全市已在水产品、果品、木业、棉花、蔬菜、肉类加工等领域形成了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雏形。

城市功能日臻完善,养老、医疗、住房、失业等多项社会保险制度正在不断完善,企业转变机制的外部条件有了较大改善。解放前,连云港城市基础设施十分落后,道路满目疮痍,解放后的50年累计投资近40亿元,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居住环境明显改善。公用事业全面发展,供水、供电、供气和居住环境飨愿纳啤?

现代化立体交通网络初步形成,公路主枢纽城市地位开始确立,邮电通讯快速便捷,信息产业飞速发展。连云港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将发展为以集装箱国际多式联运为特色的现代化、综合性、多功能的国际性港口。

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至1999年底,全市共批准外资项目2000余项,几十家国际著名公司纷纷在连云港投资开发。实行改革开放20年来,全市外贸出口大幅度增长,出口创汇每年递增20%以上,1999年,完成出口商品供货总值4.19亿美元。全市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1999年利用外资合同额21.0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1.62亿美元。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稳步发展,1999年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额7176万美元,完成外经营业额6831万美元。

连云港正面临着加快发展的良好机遇。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中国21世纪议程》将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列入可持续发展首批优选项目;《中国海洋开发计划》明确把连云港列入三大海洋特殊开发区域这一,并加快了连云港市的海洋经济发展。根据国家对连云港市的发展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连云港将建成为经济繁荣、科技发达、生活富裕、法制健全、社会文明的区域性的国际贸易中心,环境优美的旅游中心,现代化交通枢纽和国际性海港城市。

投资环境:

连云港港是中国著名八大海港之一,一直是中原和西北地区最便捷的进出口岸,是陇海经济区实施对外开放的东大门。港口现有泊位40多个,年吞吐能力达3500万吨,与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余个港口有贸易往来,承担了90%的大陆桥过境集装箱业务量,已被国家确定为办理亚欧大陆桥过境集装箱的主要口岸和基本港,并着手建立第三代、第四代集装箱码头。1993年,港口建成中国最长的拦海大堤,总长6700米,形成30平方公里的优良港池,可建成100个万吨级以上的深水泊位,为建设亿吨大港打下坚实的基??

连云港市辖赣榆、东海、灌云三县为对外开放县,三县的16个乡镇为对外开放的重点工业卫星乡镇。以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为核心的一批国家级、省级开发区已初具规模,国家级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面积45平方公里,目前建成区面积达10平方公里。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又提出要加快建设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带;《中国21世纪议程》将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列入可持续发展首批优选项目;《中国海洋开发计划》明确把连云港列入三大海洋特殊开发区域之一,并加快了连云港市的海洋经济发展。兴办的省级高新科技园区中,东海县外向型农业综合开发区、赣榆县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州湾旅游度假区和连岛商贸旅游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成为吸引外资的热点区域。至1999年底,全市共批准外资项目2000余项根据国家对连云港市的发展计划。新浦海州连云

急求2000字中国近现代史 论文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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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中的重要性,促使近代山东中小农户自发地建立起了广泛的劳动互助关系。同时,在雇工经营发展不充分,租地经营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户际互助也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在具体的土地经营中,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自发式的互助合作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仅是一种维生的手段,还无法真正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户缺乏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节约了他们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而且,从山东各阶层农户对劳动互助的“选择”来看,中农是开展劳动互助的主体,随着近代山东农民的“中农化”,劳动互助在农民土地经营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关键词:土地经营;互助合作;劳动集约型农业;雇佣关系;租佃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

劳动互助是农民土地经营中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是农民生产力水平的体现,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农民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在以往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人们都将视线集中在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上,而对农户之间自发的劳动互助关系重视不够,甚至完全将其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因此,本文拟将土地占有与土地经营有机联系起来,以生产力和所有制关系为中心,就近代山东农民在土地经营中自发的劳动互助作一番考察。

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与生产要素的分配不均同时并存

近代山东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为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山东农村开始普及两年三熟制的耕作模式,同时配合引种高产的美洲作物,经过农作物种植结构和种植次序的合理调整,山东土地的复种指数和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一些地区的平均复种指数达到了152左右的高水平,这就相当于原有的耕地面积扩大了0.52倍。甘薯、花生等美洲作物的引种也将农作物的亩产量提高了几倍,民国时期山东全省的统计数据显示,甘薯单产平均达到1289斤/亩,折干后(三斤折一斤)还是其他作物的2-3倍,花生单产平均达到274.5斤/亩,而同期的大豆平均单产只有131.8斤/亩。[参考文献

[1]章之凡,王俊强.20世纪中国主要作物生产统计资料汇编[M].王宝卿著.明清以来山东种植结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以美洲作物引种推广为中心[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1](p148)

近代山东农业种植结构和耕作模式的调整,是在农业技术停滞的条件下,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人投入实现的。这种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增强了小土地分散经营的能力和中小农户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催生了中小农户对生产工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需求。然而,在近代山东农村,生产要素分配不均的状况十分普遍,广大中小农户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生产资料短缺的窘境:

耕畜和农具的拥有程度是农民阶层区分的重要标志。大部分富农拥有比较完备的农具和牲畜配置,而中贫农户的生产工具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乏。卜凯调查表明,华北的小农无役畜比重达62%,中等耕地的农户无役畜者占40%,大农户只有4%无役畜。[[2]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9.][2](p195)在即墨县浮山后村、胶州湾口薛家岛的大洼村一带的中、贫、佃农只能用构造简单的三角“铁铲”耕地或播种。解放前后浮山村350户人家只有四架耧,而统统归地主富农所有,一般中、贫农户“土地少(只有三至五,七至八亩),不值得买,也买不起”。[[3]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3](p305-p306)在山东惠民县,耕地规模在10亩以下的小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仅有0.038,经营耕地在40-30亩的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有0.53头,经营耕地50亩以上的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由0.8头。[[4]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北支农村概况调查报告(一)——惠民县第一区和平乡孙家庙[M].昭和14.][4]

从各阶层农户土地经营所需的劳动力来看,劳力的需求与土地经营面积有很大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说,富农的经营面积“超出了每个家庭的劳动标准(就是说每个家庭能靠自家劳动耕种的土地数量)”,对劳动力有一定的需求。而中小农户的拥有的土地有限,家庭劳动力充足甚至过剩。但随着近代山东劳动集约型农业和农作物商品化的发展,农田耕作的劳动强度增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作物的种植,需要较多的劳动人手,中小农户也出现了自有劳动力不足的情况。1935年,在山东每亩小麦一年用人工15个,大豆12个,高粱18个,小米21个,花生24个,棉花60个,烟草135个。[[5]方行.清代山东农村的劳动力市场[M].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p389)经济作物的用工量明显高于粮食作物。棉花和烟草是近代山东大力发展的两大经济作物,是劳动节约化程度较高的作物。棉花每亩人工投入在二十个左右,在鲁西北棉区,中耕除草的次数达六次,间苗一次,摘心作业达两次。烟草种植不需要畜力,所需的人力更多。在山东,种烟的人工一般约为种玉米的四倍。[[6]胡德琳等.济宁直隶州志,清乾隆50年(1785年)刻本.][6](卷二,卷三十二)随着山东二年三熟制的发展,复种指数的提高,农民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尤其是五月和九月的“双抢”季节,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很大的,许多即使平时家庭劳力充足的中等农户,在农忙季节也缺乏劳动力。据抽样调查,华北个农业区“与收获时劳力不足者,约占三分之二,栽种时劳力过少者,占四分之一,灌溉时缺乏劳力者,约占八分之一”。[[7][美]卜凯.中国土地利用[M].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41.][7](p405)

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中的重要性,促使中小农户之间自发地建立起了广泛的劳动互助关系。

二、雇工经营、租地经营对户际互助的影响

农户的雇工经营主要是为了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近代山东农村的雇工经营发展得并不充分,富农和中农多以自耕为主,雇工为辅。莒县三个区13个村的典型调查,在富农经营中家工占劳动总数的64.7%,雇工占32.88%;中农雇工占劳动力总数的1.52%,家工占98.48%。这大致是山东地区雇工经营的一般水平。[[8]华东局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编.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山东省农村调查[M].1952.][8](p32)在一些雇佣关系不发达的地区,富农连长工也不雇佣,如流坡坞村富农主要生产是自己劳动,农忙时才雇短工。在雇佣关系发达的地区,富农的家工与雇工的数量大致相当,如海阳泊村,战前富农自有劳力19人,雇工16名。由于雇工经营发展的不充分,农户所拥有的劳动力常常不能满足实际生产需要量。如1937年以前,盐山魏桥村富农的人力,以户平均计算,则缺一半以上,……虽然劳力不足,但二十四户富农仅有五家雇佣长工,有的还雇的是半长工,共雇入三个半长工”。[[9]唐至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p751)胶东的海阳泊村,富农的土地实需劳力46.7人,其自有劳力和雇工加起来共35名,还缺11.7名劳力;中农阶层尚缺劳力5.7人。鲁北的北隋村,中农劳力盈亏相当,富农缺少劳力29.5-45.5个[9](p753)。所以,在雇工经营还无法充分满足劳动力需求的情况下,劳动互助就成为补充劳动力的有效办法。

随着近代山东农业耕作环境条件的恶化,分散的小生产无力抗拒和防止灾荒,为了保证小农的“生存权利”,分成租制逐渐兴盛起来。《获邑审编册》统计,1930年代,山东的分成租制比例占到40.27%。[[10]获邑编审册[J].平淮学刊,1985,(1).][10]另据国民党主计处统计局统计,在1935年分成租制的比例达到50%左右。[[11]国民党主计处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提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1](p538-p539)由于佃农贫困,许多分成租是由主佃双方共出农本的,所以说分成制也具有调剂生产资料作用。山东分成租的种类相当复杂,有的是牛具、种子、肥料均由地主出,佃户必须吃份子粮,吃一斗在公堆上还三斗至四斗,其余粮食按对半或佃四业六分劈,草全部或大部归地主,是为佃种地;有的是牛具、种子、肥料由佃户出,有的地主也出一部分农本。有的份子粮,粮草多为平分,牛草归牛,是为分种地。由此来看,在分成租下,除了土地条件之外,农本是决定主佃双方分成比例的重要因素。佃种地中,佃户所出农本较少,所受的超经济剥削很重;分种地中,佃户所出农本较多,超经济剥削就较差或没有。因此,为减轻对地主所出农本的依赖,佃农之间也开始开展互助合作,调剂生产资料的余缺。

三、近代山东农村户际互助的形式与规则

(一)经济状况基本对等条件下的劳动互助协作——合伙使用生产工具和搭套

合伙使用生产工具,是指有的农户之间采取共有农具、共同饲养役畜的互助形式弥补生产工具的不足。在潍县,小农为了配齐役畜、车和犁,往往几家联合,共同购买,共同使用。张姓买牛,王姓买马,李姓买农具,赵姓买大车,在生产中形成合作关系。在山东惠民县孙家庙村,地主阶层不负担任何大牲畜的饲养,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只能在耕地充分的条件下才能单独饲养牲畜。孙家庙村有9户自耕农单独拥有牛,3户自耕农单独拥有骡,3户自耕农单独拥有驴。自耕农单独拥有牲畜达15户,3户半自耕农拥有牛。由于役畜的不足,牲畜共同占有的习惯在自耕农中十分盛行。半自耕农多3户共有,自耕农多2户共有。[4](p124-p129,p146-p149,p167-p196)合伙喂养牲畜的农户一般是平摊购买和饲养牲畜的费用,轮流饲养和使用牲畜,如历城县路家庄的陈姓叔侄每人各出资七十五元,购买耕牛一头。平时两户轮流饲养、使用耕牛,十天一换;农忙时,则改为一天或三天一换。在恩县后夏寨村还有另外一种平摊“伙养”费用的方式,如有三家共同拥有畜役,其中2人出购入费,1人担负饲养费[[12]中国农村惯性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M].东京:岩波书店,1955.][12](第四卷,p460)。

“搭套”也叫“合犋”,“插犋”等,是农户以一定的人力和畜力与其他农户的人力、畜力共同组成二牛或三牛犋,共同耕种的劳动组合形式。这种搭套的劳动互助组合是“华北平原农作的普遍现象”,清代《登州府志》载:“耕者有春耕,有秋耕,用牛四,谓之一犋。穷民有至四五家合一犋者”[[13]施闰章修,杨奇烈\任浚纂.登州府志[Z],清康熙33年(1694年)刻本.][13](卷八),《莱阳县志》也说:“民有三四家合一犋者耕”[[14]万邦维修,卫元爵等纂.莱阳县志[Z],清康熙17年(1678年)刻本.][14](卷二)。在《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一书中,作者也介绍过类似的情况,他说:“小农有时两、三家‘搭伙’合并牲口和劳力来耕田”[[15]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p155)。

上述两种劳动互助都需要互助双方在经济条件和土地经营规模上大致相当。这种经济条件上的对等原则在上述两种互助形式中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随着近代山东农村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小农的生活不像过去那样宽裕了,这使他们在日常的生产经营中不得不斤斤计较。搭犋时,如果两家的经济条件相差太远的话,那么条件较差的一方会因自己“吃亏”而心生不满,这时互助关系往往就会出现问题。正像后夏寨村民的李令义说的那样:“大体是土地相当的人家合犋。这样相互间没有不满,要不然土地少的人家就有不满了”。当然,所谓的“经济条件对等”,也不是绝对的相等。后夏寨的王廷章说:“有同等数量土地的农家才能进行合犋。土地差个二三亩也没有事”,李令义说:“有十亩的农家与只有两亩地的农家不可能一起合犋,这差距太大了。如果我有10亩地,你有5亩的话,你就不想合犋。因为我地里的活很多,比你多出了一倍”。当被问起为什么他和王廷章家各有30亩和20亩土地,仍然在一起合作和很多年,李令义解释说:“双方间的性格、秉性合不合也是很重要的。感情很好,就不在乎土地亩数的差距的事例也有,但很少。比如两家差7、8亩地,也可以。主要是双方没意见,两家人很对脾气,觉得背点理,吃点亏,就不论了。计较这些就不在一处干了”。[[16]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思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6](p170-p171)可见,在劳动互助中,农民心中对彼此之间的“经济差距”都有一个心理上的承受范围,合具双方彼此的感情好,可能他们所能接受的“差距”就越大;而一旦双方之间“差距”超过了他们“合理计算”的范围,即使双方感情再好,互助关系也不能成立。

从参与上述两种互助协作的农民群体来看,大部分地区的富农拥有齐备的农具和牲畜,参与劳动互助的相对较少;较为贫困的贫农和雇农缺少参与互助的条件;只有中农,既有合具的条件,也有合具的必要。如在历城县冷水沟村,拥有、耕种大亩约20亩以上土地的农家,一般都有齐备的役畜、农具,没有和别人合具的必要。另外不到五亩的农家,因为没有足够的农具和役畜,够不上合具的对象。所以一般是拥有10亩左右耕地的农家寻找合适的对象从事合犋”。在路家庄“没有牲口的人家不能合伙”。[12](第四卷,p257)不过,由于山东各地农村的经济条件不同,各阶层农民的富裕程度也不同,山东有的地区的富农和贫农也参与“搭犋”或“伙养”。1943年,在莒南、赣榆两县13个村落的调查中,调查者就注意到抗战之前贫农参与搭犋和“伙养”的情况:“地主、富农的耕畜多为大牛大驴,而中农、贫农则多系小牛小驴,同时多是数家一个牲口或各有一个不成牛犋的牲口,因此农民之间就产生了简单的变工互助组织,如搭犋、或养牛,或以剩余劳力来换取地主、富农剩余畜力”[10](p27)。在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的惠民县文化区于韩村,甚至是“地主”也要与别家进行互助合作。在村中占地10亩以下的农户一般无力饲养耕畜,一般的中农占地在10-20亩之间者,大多不能独立养一头牛,有的只能自家养一头驴或两家甚至四家伙养、伙使一头牛。全村仅有的两户地主中,只有韩友奎家拥有全套大农具,一牛一驴的搭配也可以组成独立耕作的耕犋;另一个所谓的“地主”韩太臣家,虽拥有一头牛,但仅拥有大农具的一般,显然要与别家搭套耕种[[17]于韩村土地浮财分配登记表[M].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济南:齐鲁书社2000.][17](p154-p155)。

(二)带有雇工性质的劳动互助——换工和帮工带地

“换工”简单的说就是“以人力换牛力”,那些贫困无耕畜户,常用这种方式向富裕地主换取役畜的使用权。根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资料,山东地区的换工只在农忙期进行,持续的时间不长,且规模不大,只是两户农家之间的农耕组合。村民在换工过程中,秉持着“对等交换”的公平原则,在“合理地计算”田亩、劳力和牲畜之间换算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交换、互助活动。虽然这种计算不是很精确,但最后的结果都能令双方满意。不过,在人力与畜力换工的场合,这种所谓的“公平”背后隐藏的是畜力占有者对借用者的劳动剥削。而且在“换工”过程中,无耕畜户不但要以劳力来换取役畜的使用,而且在耕种时还要受制于役畜的主人,往往是满足了牛主家的土地耕作需要后,才能耕种自家土地。在莒南县的官地村“一个十二亩的农户用人家的牲口耕地,除支付自己所产全部牛草、帮六个工以外,自己地的耕种还要在牛主之后”[[18]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官邸村农业劳动合作调查[M].1944年11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C],第13辑.][18](p190)。“帮工带地”的互助形式在近代山东农村也是普遍存在的。“带地佣工系农民耕地不足,人工有余,又不愿或不能将其耕地出租于人,而自己专当普通长工,乃与居住附近之较大农户商订,为其长年雇工,附带耕种自己所有之田地,而享有其出产。其每年工资之多少与其所带田之多少成反比例。带地佣工的民间惯行在各县又有细微差别,“博兴县雇主对于庸工所带田地之耕种,一如其自己田地之耕种。雇工所带田地出产,全为庸工所有。雇工长年工资照最高价付给,惟扣除其所带田地之全年耕种费。嘉祥县之雇主所扣除之全年耕种费,大约每亩一元五角,所带田地之耕种费达到其工资限度,则不另支付工资。肥城之佣工以不耽误雇主之工作为原则,饮食须自备。清平县雇工所带之田地一切作业概由雇主负担,所出粮食归雇主所有,惟柴草须随所用耕畜为转移。若用雇主之耕畜,柴草归雇主,若非雇主之耕畜,则不归雇主所有。该处壮农每年能耕二十九亩,雇工带地耕种不能超过10亩,高唐县之情形与此相仿。东平县佣工所带地之作业亦同于雇主之地,带地多者不要工资。莱阳县、恩县亦有此带地佣工之办法,莱阳县俗称此种庸工为‘打裏’”[[19]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供需状况[M],中山文教馆,1935年.][19](p37-p38)。

换工和带地帮工带有雇工经营的性质。在这两种互助形式下,拥有生产资料的富农或地主处于主导地位,而缺少生产资料的小农则处于从属地位,合作双方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上述各种劳动互助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户缺乏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节约了他们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但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自发式的互助合作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仅是一种维生的手段,无法真正实现农业经营规模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农户之间自发的互助合作,一般只有两三户人家参与,规模很小,且缺乏稳定性。第二,互助协作调配的资源大都仅限于劳力、牲畜、农具等传统的生产要素,缺乏先进的技术因素的支持。在农业技术基本停滞的情况下,农户之间的互助协作只能通过追加劳力和资本来提高农田产量,其发展的方向是农业发展的“过密化”,而不是依靠技术进步实现农业增长的规模经济。第三,农户的互助多集中于生产环节,缺乏农业销售、加工等环节的合作。在经济不发达的时期,较小农地经营规模很脆弱,其承受经济波动的能力非常有限,为抵御经济风险,农民应当开展产前、产后方面的合作。然而,近代山东农户的土地经营较为分散,商品经济意识不强,同时也无法承担农业产业化需要的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这就使他们之间的互助仅限于生产领域,并不可避免地深陷于“自己自足的陷阱”之中。

四、近代山东各阶层农民对劳动互助的“选择”

各阶层农民对在土地经营中对劳动互助的选择,取决于他们经济实力以及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经营逻辑。

在土地经营中,富农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者,他们力求在土地经营中选择一种最经济的生产方式,合理地进行劳力和生产工具的配置,以提高农业收入。近代山东的富农生产资料比较充足,但由于雇工经营发展得不充分,他们所拥有的农业劳动力不足。为补足劳动力,富农常“利用互助劳动以提高劳动效率”[24](p756):畜力充裕的富农多与缺乏畜力的农户“换工”,在补充劳力的同时也提高了牲畜的使用效率;畜力和农具缺乏的富农,也多参与合犋、伙养等劳动互助。

中农是追求稳妥地经营者。他们一方面追求利润,积极向富农阶层靠拢;另一方面又要保障生产,防止沦为贫农。山东的中农以自耕为主,拥有的生产资料量介于富农和贫农之间。与雇工经营水平比自己高,生产工具比自己齐全的富农相比,中农更有劳动互助的必要;与严重缺乏生产资料的贫农相比,中农在经济条件上具备开展劳动互助的优势。中农的经济地位还决定了他们多倾向于选择不需要太多资金投入且没有超经济剥削的劳动互助,来补充劳力和生产工具的不足。《惯行调查》资料中提到的冷水沟村和后夏寨村,均是中农占多数的村庄[后夏寨村自耕农占86.3%,冷水沟村自耕农91.4%,中农是自耕农的主体,因此,这两个村中的中农占多数]。在这两个村中,搭犋是最普遍的互助形式。后夏寨村“(村民)大部分都合具,一多半。个人解决不了……就得想这个法,差不多90%农家合具”[16](p96)。历城县冷水沟村在20世纪40年代有合具组合八、九十组[12](第四卷,p26)。

对于贫农来说,与追逐利益相比,生存是第一位的。近代山东的贫农拥有的生产资料严重不足,但劳力过剩,他们是雇工和佃农的主体。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贫农参与劳动互助的机会比较少,而且常常是带有救济性互助的受益者或是雇佣性互助下的受剥削者。

随着近代山东小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山东农村结构逐渐呈现出“中农化”的趋势。在1937年以前,山东的富农占总人口的9.5%,占总户数的6.3%,中农占总人口的42.98%,占总户数的36.63%,贫农占41.57%,雇农占2.24%。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户总数的6%,中农约占总户数的20%,贫雇农约占70%左右[[20]段国卿,岳海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山东农民运动简论[J],山东史学集刊,1983,(1).][20]。总的来看,在山东各阶层农户所占的比例中,中农的比例最大,富农和中农比例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世纪30年代,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户总数的6%,中农约占总户数的20%。]。土地改革时,中共山东分局对山东274个典型乡村的统计,贫农占总户数的44%,中农占47.8%,富裕中农占0.63%,富农占5.64%,地主占1.35%。这表明山东的中农还在上升。如上所述,中农是开展劳动互助的主体[[21]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计划司.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M].北京:中华书局,1952.

][21](p224)。所以近代山东农民的“中农化”,更加凸显了劳动互助在山东农民土地经营中的重要性。

江苏省限电原因及常州、苏州、无锡即将限电

江苏省限电原因及常州、苏州、无锡即将限电

关于江苏省限电及常州、苏州、无锡即将限电的原因网上目前有三种说法。

一.打贸易战:美国因为疫情的原因,开始大量的印刷钞票,导致国际的通货膨胀,国际上很多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但是我们国内的疫情控制的比较好,接手的订单比较多,很多企业会扩大产能,大量的生产,大量的建厂房。然后自己的产品卖到国际上,这个价格又不能提高,那就导致它利润很低。一旦疫情回转,后续的订单就会消失,那么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1.这个说法还是有点道理的啊,不过这种情况,在国内已经很长时间啦,起码在3年前中国就有很多企业为了一点点利润去接单,因为他要生存下去,要活下去。导致了中国的商品价格一直在国际上很低,基本上就是给外国人打工了。因为这个现象很早就有了,所以是这个原因的可能性不大。

二.碳达峰碳中和:今年的7月30号我国承诺在2030年达到碳达峰,2060年达到碳中和,也就是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和很多企业的生产是息息相关的。国家为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肯定要限制企业的生产。为了所谓的环保,把一些低产能,污染大的企业关停。而有的企业就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国家就限电啦。

1.这个说法我觉得是三个里边最有可能的,因为环境保护是长久以来的一个话题,我们国家对于这方面也投入了很多,但是效果不能说没有,但也是没有那么的显著吧,所以通过这种强制手段来进行这个环境改造,也是有可能的。

三.供电能力降低:就是没有足够的电力来供应我们目前的生产。其实呢现在我们国家提供电力,主要还是靠火力发电和风力发电的,还有一部分水力发电和新能源。现在这个火力发电肯定是因为环保原因受到控制。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新能源风力发电,包括水力发电,这些没有完全的跟上来,导致了我们整个的电能不能满足这个社会的生产生活的需要,所以说国家提倡这个信念,就是节约着用。

1.这个说法我感觉是最离谱的,因为它说因为环保原因所以关闭了火力发电,导致国家没电了,难道提出这个说法的人不知道有个词叫循序渐进吗?国家不可能不知道限电对于我们的影响多大的,所以说这个说法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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