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养牛规模多大了(概括当时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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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清时期农业的发展表现,概括当时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摘要]本文针对中外学术界对明清经济发展估计过高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文章对明清和战国秦汉、唐宋的农业生产和流通的诸方面进行比较，指出明清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广度上，由于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制约因素，农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停滞或下降。文章还试图对明清商品经济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的条件下比前代有超越性发展的“悖论”作出解释。指出明清商品经济并没有真正割断其自然经济的脐带，脱离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轨道，因而也没有能够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

[关键词]明清；农业经济；劳动生产率；商品经济；发展与制约

一、问题的提出和经济发展的标准

近年来，以加州学派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和中国的一些学者通过各自的研究，都对明清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比较高的评价，形成两股相互呼应的学术潮流，其共同的学术背景则是对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的批判。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可以说是一对双胞胎；后者是站在以近代西欧为中心的立场上观察和剪裁中国历史而形成的偏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它甚至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借口和依据之一。二战以后，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在日本和欧美都受到了批判。中国学者也对中国停滞论及其形形色色的变种提出批判，并在这一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这对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史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种批判恐怕也有一个“度”的问题，我们的步子究竟迈多大才能既破除西欧中心论的偏见，而又不至于偏离真理？

明清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是高峰还是低谷？一是要有正确的衡量标准；二是要进行全面比较。

发展的标准问题，前些年讨论黄宗智“内卷化”[2]理论时已经接触到。黄宗智强调，经济若只有量的增加而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能说“增长”，不能算“发展”；同时又以“工作日报酬”的增减作为衡量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否的标准。这一观点受到我国一些学者的批评。我也认为它有片面性，没有完全摆脱基于西方工业社会经验的影响；但不应由此否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我认为，衡量经济发展与否，归根结底要看资源利用的广度、深度和合理程度；而劳动生产率也应是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讨论《白银资本》[3]，也涉及发展标准问题。弗兰克强调白银贸易的意义，实际上是离开生产、离开制度、离开生产方式，片面地以贸易量的多寡（暂时撇开对贸易量估计是否正确的问题）衡量经济的先进与落后，这是不可取的。流通固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决定经济发展的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因此，判断经济的发展与否，应对生产和流通、尤其是生产的各个方面，对资源的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作全面的考察。

发展是相对的，只能在比较中显现出来的。与国外比是一种比较，与本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比也是一种比较。生产力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总量也会相应增加。在历史上的各个时代，经济总量逐步增加是常态，经济总量缩减是变态。一个阶段比前一阶段经济总量增加，还不是构成“高峰”的全部条件，还要看经济发展的其他指标，看经济发展的势头和速度。

全面进行两种比较，是一个大工程，为我力所不逮。在这里，仅就我稍为熟悉的农业史领域，对战国秦汉、唐宋和明清三个时期农业经济的主要方面作些比较，并对劳动生产率停滞而商品经济发展这样一种“悖论”进行一些分析。当然，这种比较和分析是粗线条的，难免挂一漏万和分析不当。

二、农业生产诸方面

（一）农业工具

战国以后农具的进步是以冶铁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根据杨宽的意见，中国历史上冶铁技术发生过三次变革：一次是战国秦汉时期可锻铸铁和铸铁渗碳钢的发明及其导致铸铁农具的普遍使用；第二次是唐宋时期在灌钢技术推广基础上熟铁钢刃农具的广泛使用；第三次是明清时期生铁淋口技术的应用。后一次变革的意义远不如上两次，因为这种技术只能应用于制作锄锹等小农具，犁铧仍然要使用铸铁。

就农具的种类而言，战国秦汉是以铁器普及、牛耕推广为标志的传统农具大革命的时代，耦犁、耧车、飏车、畜力碓和水碓等领先于世界的发明，可以列出一长串。唐宋是传统农具发展的巅峰，水田和旱地耕作农具均已系列化，农具多所发明和改进，如曲辕犁，銐刀，各式水车，使用水力、风力和畜力的各种谷物加工工具，麦钐与麦绰、麦笼相配套的高效获麦工具等，也可以列出一长串。但明清农具基本上没有新创造，《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的农具图是抄《王桢农书》的，有些大型高效农具反而罕见了，有些地方从牛耕退回人耕。

（二）农艺与农书

农业技术包括的范围很广，这里仅谈三个方面。

土壤耕作：秦汉至魏晋形成了以“耕—耙—耢—压—锄”为特征的旱地耕作技术体系，唐宋形成了以“耕—耙—耖—耘—荡”为特征的水田耕作技术体系，明清没有创造新的耕作体系，但耕作进一步精细化。

施肥：战国秦汉开始重视施肥，但肥料种类还不多。魏晋南北朝大田基本上不施粪肥，但已种植绿肥。唐宋，尤其是宋，施肥无论理论或实践都有大的发展，大田普遍施肥是从宋开始的，人们还收集城市的粪便、垃圾以及河泥等返回农田，把城市也纳入农业的物质循环的大系统之中。明清施肥有进一步的发展，肥料种类增多，养猪羊积肥受到空前重视，差不多生产和生活中的一切废弃物都被用作肥料，尤以饼肥的广泛使用意义重大。

育种：田间穗选法在汉代获得总结，稍后的魏晋南北朝出现了类似后世种子田的系统选育法的记载，植物无性繁殖（嫁接、扦插等）、动物的杂交等相继出现，奠定了整个传统时期育种工作的基础。唐宋时期育种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水稻品种的增加，引进和培育了适应各种不同条件的早、中、晚稻。明清各种作物品种数量更多，种类也更加丰富多彩。

不同时代的农书是该时代农业技术的集中反映，并往往成为它发展的界碑；但农书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有时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战国的《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西汉的《氾胜之书》初步总结了农业精耕细作的经验，奠定了传统农学的基础。而北魏的《齐民要术》则是秦汉以来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系统总结，北方旱农的经典之作。宋代的《陈旉农书》总结了江南地区精耕细作的新经验，在理论上也有较大的创新，是南方泽农的经典之作。稍后，元代的王桢《农书》系统总结了唐宋以来南北各地的农业技术和农业工具。明清，我国农书创作空前繁荣，数量远远超过前代，明代出现了《农政全书》这样的集大成之作，清代没有能够与之媲美的大型综合性农书，但涌现了大批水平相当高的地方性农书和各种专业性农书。这虽然与印刷术的推广有关，但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精耕细作技术在各个地区和各个领域的推广和普及。明清还出现了试图对传统农学从理论上予以总结的著作，但在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上没有新的突破。

（三）水土资源的开发利用

耕作制度：战国开始从休闲制过渡到连作制，并出现了轮作方式。战国秦汉多熟种植虽已萌芽，但真正的发展是唐宋，尤其是宋代，主要标志是长江下游地区稻麦复种制的形成。明清多熟种植又有较大的发展，在江南，稻麦复种制进一步普及，南方的双季稻和北方二年三熟制也获得相当程度的推广。

土地利用形式：汉代有代田法和区田法。唐宋梯田、圩田、凃田等有较大的发展，创新最多。明清意义最为深远的是某些地区出现了综合利用大田与水体的堤塘方式，被称为生态农业的雏形。低产田的改造也有发展。

水利：大型的农田灌溉水利工程是战国出现的，西汉形成水利建设的第一个高潮，西汉中期以后，汉水、汝水、淮河流域涌现了大量陂塘。唐宋，南方水利发展势头超过北方，尤以太湖流域塘埔圩田体系的形成意义重大。北宋时，北方农田水利也有发展。明清，北方大型水利工程（除京畿水利外）萎缩，但农村的井灌有较大发展，而南方小型水利工程继续发展，数量相当可观[4]。

（四）生产结构

种植结构：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我国广大农区的生产结构是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中又以粮食为主。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原为粟黍，战国秦汉大豆和冬麦地位有所上升，至唐宋稻麦取代了粟黍成为粮作之首，是我国历史上农业结构影响深远的一次变革（稻是高产作物，麦不但缓解青黄不接的困难，而且为大田复种创造条件）。明清，稻麦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又引进和推广了玉米、番薯、马玲薯等高产作物，有利于在贫瘠山区和高寒地区拓展耕地。衣着原料，战国秦汉主要是传统的大麻和蚕丝，唐宋苎麻有较大发展，蚕桑生产重心也逐步转移到江南。明清，棉花在宋元奠定的基础上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取代丝麻的传统地位，是衣着原料生产结构的一大变革；蚕桑生产则收缩到江南、珠江三角洲等若干条件有利的地区，粮食和衣着原料生产之外，战国秦汉已有独立的园艺和林业，大田经济作物除纤维用的大麻外，只有汉代传入的油用胡麻（芝麻）；唐宋经济作物、园艺作物有较大发展，新兴的种类除苎麻外有茶叶、油菜、甘蔗、花卉、药材等；明清发展又高于唐宋，棉花、烟叶异军突起，油料（尤其是大豆）、糖料、园艺等生产均盛。但森林资源破坏严重。

农牧结构：我国战国秦汉形成农区和牧区分立和对峙的格局。牧区有发达的的游牧业。在农区，广大农民经营的畜牧业是一种家庭副业，但同时存在发达的以养马业为基干的国营牧业和大型的地主私人畜牧业。国营畜牧业唐代臻于极盛，晚唐至宋衰落，马等大牲畜数量减少，但有些地方养牛尚多，耕牛成为贩销的重要商品，猪羊家禽的饲养也有发展。清代合草原内地为一家，结束了农区政权与牧区政权长期军事对峙的局面。国营牧业进一步衰落，传统牧区许多牧场转化为农田，内地可以放牧的草山和荒地减少，内地再也看不到秦汉那样的大畜牧业，农牧结构越发畸重畸轻。

（五）农业区的扩展

战国秦汉，黄河流域基本上获得了开发，成为全国农业经济的重心。唐宋，长江下游地区经过千年的开发，成为全国最富庶的经济区，农业经济重心南移到长江流域。有人说，唐以前是单流域经济，宋是双流域经济，这种说法虽然不够确切，但形象地反映了农业经济在地区上的扩展。从明入清，农区和牧区政权长期军事对峙的局面结束了，国家空前统一，人口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两种新情况给农业地区的扩展以新的动力。在人口压力下出现了农民自发的开发性移民的浪潮（不同于秦汉时代那种政府组织的救灾实边式的移民）。南方经济继续发展，除江南继续领先外，又出现湖广、江汉、四川、珠江三角洲等新兴农业区；黄河流域农业经济也获得恢复，扭转了中唐以后衰退的趋势；东北、蒙古草原、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获得进一步开发，不但传统半农半牧区基本上转化为农区，传统牧区相当一部分也转化为农区，农业区域空前扩展。但也带来了农林牧比例失调、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等新问题。

三、亩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

我国封建地主制时期粮食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起点是比较高的。从战国到明清，我国的粮食亩产呈逐步上升的趋势，这在学术界基本上取得共识。但粮食亩产在整个清代恐怕不是持续上升的，据有些学者研究，清代粮食亩产在康乾以后一直在下降。从战国秦汉到唐宋，劳动生产率基本上是上升的，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粮食亩产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体上同步。明清情况发生了变化。当然，各地发展不平衡，难以一概而论。随着农业生产向广度的发展，有些新兴农业区的劳动生产率可能有所上升。但从总体上上说，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遇到一些根本性的制约因素：一是农业工具没有改进，农业技术也没有新的突破：二是农牧比例失调，畜力严重不足，有些农业先进区甚至从牛耕退回人耕。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加上清代人口激增，出现前所未有的人多地少的格局，导致农民耕作规模的缩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减少，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恐怕是必然的。有的学者不承认清代存在人口压力，提出不是劳力过剩，而是劳力不足。个别地区或个别时间是否有这种情况笔者不敢说，但如果说清代总体上不存在人口压力，那么为什么人们象缺堤的洪水一样涌向内地的深山老林和边疆的传统牧区呢？这些垦殖活动诚然增加了耕地面积，但也在相当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了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痛切地感受到这个问题。反映在农学上，就是明清时代论述荒政的农书显著增加。而这些自然也会影响到粮食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

单纯以人均粮食占有量衡量劳动生产率自然是片面的。因为农民经济是“农工结合体”，除粮食生产外，还有经济作物生产和家庭副业。计算人均产值应能更准确反映农民家庭劳动生产率的实际情况。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农户经营的经济作物和家庭副业千差万别，可以进行计量的材料又十分缺乏，计算和比较难度很大。我们知道，起码战国以来，农民是既种粮食又经营其他副业的，而且副业的比例并不低。在人均粮食占有量下降的情形下，要论证清代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前代提高，必须有充分的事实证明，清代农民副业部分收入的增长部分，能够抵消人均粮食占有量下降的部分而有余。

近年来，李伯重教授连续发表文章，既批评宋代农业革命论，也不同意明清停滞论，并以江南地区为典型，着重论证了清代农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5]。这是第一次用具体的计算论证清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映了研究的深入。他论证的前提是：明代江南农家占有耕地较多，没有达到最佳规模，大田生产夫妇并作，稻麦复种比例较小，水稻产量较低；清代农家经营实现了“人耕十亩”的最佳规模，男耕女织；稻麦复种比例大，水稻产量高。学术界对有关估计存在不同意见，需要继续讨论。笔者认为，问题首先不是具体计算的高低，而是论证的支柱是否牢靠。因为李伯重是把明代“夫妇并作”和清代“男耕女织”视为不同模式，分别计算农夫、农妇的劳动生产率，然后再总合起来。我们知道，我国早在战国时代即已出现了耕织结合（男耕女织）的农民家庭经济，以后逐步加强，从曹魏到中唐长期实行的租调制—租庸调制就是建立在农家耕织结合的基础上的，而农民家庭的耕织结合延续到近代。当然，各个时代会有所变化，江南地区清代比明代农家耕织结合可能更紧密些，但恐怕只是程度的差别，而不是不同的模式；李氏提出的论据中就有不少可商之处。把程度的差别夸大为模式的不同，以此作为计算的基础，其结果恐怕是难以为人们所认同的。所谓“人耕十亩”的最佳模式也有讨论的余地[6]。而且即使“清代江南农民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论断可以成立，清代总体上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否提高，还是有待证明的。

四、关于农产品流通和商品经济

明清虽然劳动生产率是停滞或者下降的，但流通比较活跃，市场比较繁荣，商品经济比前代有所发展。对明清经济发展估计较高的学者一般看重和强调后面这一点。他们说，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的；既然明清商品经济比前代有较大发展，又说明清的劳动生产率停滞或下降，这岂非是一种“悖论”？笔者认为，如果说这是一种“悖论”，那它也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悖论”（矛盾现象）。既然是客观存在的，就不可能用理论推导否定明清劳动生产率停滞的办法来取消它。我们需要的是对这种“悖论”的合理解释。

明清的商品经济应该放在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去考察。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虽然在总体上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但自始就包含了一部分商品生产和比较发达的商品流通。这种现象使人迷惑，以至曾经出现所谓“商业资本主义”说。“商业资本主义”说是不对的，但战国秦汉以来商业的发达是不容置疑的。以前人们认为农村集市是南朝至唐代才出现的，现在的研究证明，战国秦汉已有农村集市，而且数量不少，规模可观。粮食、蔬果、木材、畜产品、水产品、布帛等农副产品的加工品，均已卷入流通领域。现在人们津津乐道明清形成的市场网络。其实这种“网络”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从《史记·货殖列传》等文献的描述看，汉代各地的商业相当发达，由各地中心城市联结起来的粗具规模的商业网络已经存在。但当时的长途贩运以各地的土特产品为多，粮食还没有进入长途贩运（“千里不贩籴”）的行列，农产品价格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季节相差较大，市场整合程度较差。继战国秦汉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的高潮是唐宋。农村集市更加繁荣，大批市镇兴起，更多的农副产品卷入流通领域，粮食也初步突破“千里不贩籴”的限制参加到长途贩运的行列中来。明清是中国封建地主制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高潮。农产品流通活跃，农村集市和市镇有新的发展，各区域内部和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加强，全国性的市场网络进一步形成和整合。长途贩运兴盛，粮食、布匹等民生日用品已经成为长途贩运的主要商品。出现了全国性的大商帮和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尤其突出的是形成了某种地区性的分工，出现了商品粮基地和某些重要商品的集中产区（在这以前虽然存在某种土特产品的产区，但并不构成地区性的分工），这说明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传统市场，有人称之为“非统一的全国市场”，我同意这种看法。其实这种市场秦汉以来即已存在，但它有一个发展和整合的过程。明清时代，这一整合过程是否已经完成，明清市场是否近代意义的的全国市场，笔者还不敢说，但当时市场发展无疑达到了封建地主制时期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封建地主制时期商品经济之所以获得较高发展，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与封建地主制的结构有关。铁器普及，牛耕推广，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形成，使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早在战国时代就已达到“亩产二石”、“民食什五之谷”的水平，成为以后长期实行“见税什五”的基础。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体制是由相互依存的农民经济、地主经济和国家经济构成的。地主制下的农民的生产和消费摆脱了村社共同体，但由于规模狭小，其再生产不能不部分地依靠市场，故其经济自始就是一种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农民在官府、地主、商人的层层盘剥下，往往不能不在收获后卖出其部分必要产品，在耕播的紧要关头或青黄不接之时再高价买进某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而增加了市场的流通量。占收获量一半或一半以上、基本上囊括了农民全部剩余产品的地租，地主除直接消费其一部分外，把相当部分到市场上出卖，以换取其他消费品和奢侈品。地主的消费需求造就了一个颇大的市场。国家豢养大批官僚、贵族、军队，也要部分地依靠市场，尤其是在国家实行货币税制度时，会对商品经济和市场产生巨大的拉动力量。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帝国的建立，也给大范围的商品流通提供了有利条件。封建地主制下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比较繁荣的市场，是以上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明清的商品经济基本上是沿着封建地主制经济的轨道前进的，但并非完全是承接前代的惯性发展，而是有所超越，而且这种发展和超越是在劳动生产率总体上停滞以至下降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确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虽呈下降之势，但传统农业所创造的剩余仍足以支撑颇大的商品经济规模，明清农业生产在广度方面有相当大的发展，社会剩余总量增加，也提供了商品经济继续发展的基础（解放初期，农业生产的技术基础没有变化，我国启动工业化的资金主要依靠农业的积累，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旧制度下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和所能够提供的剩余，是颇为可观的）。同时，除了封建地主制经济一般的条件外，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条件或新机遇。其一是国家的空前大统一，内地与草原合为一家，消除了地区间、民族间交流的许多障碍。其二是交通道路的畅通超越前代，以南北大运河和长江为基干的水路交通以及海运的畅通意义尤大。其三是封建地租制度和赋税制度的某些调整，使生产者从事经济活动有更多的自由。其四是人口空前增加，不但消费总量上升，而且在耕地紧缺的情况下，必然导致非农人口的增加，即使农业人口也不能不更多地从事非农产业，从而从需求和供应两个方面刺激市场的发展。

吴承明先生多次指出，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希克思讲的西欧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时期的“市场渗透”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毕竟没有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其中原因，除了制度和思想方面的问题以外，是否明清商品经济自身也存在某种欠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恐怕就是这种欠缺之一。西欧则不然，在“市场渗透”的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趋向明显，农业革命正在酝酿以至发生了。这种“同步”与“不同步”的区别当然会影响它们的发展方向。方行先生指出，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器是地主的消费需求，而不是生产需求[7]。笔者很同意这一见解。前些年在对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的比较研究中，有些学者指出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农民的“净余率”大大低于13——14世纪英国农民的水平[8]。所谓“净余率”是指交纳税租和扣除农民必要的生活消费开发后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其实，我国农民生产所能提供的剩余并不少，甚至可以提供启动近代化过程或制度创新过程的某种基础。但这种剩余，以地租和赋税的形式集中到地主及其国家的手中，大部分用于奢侈性消费，能够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是很少的。

明清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是江南，它是当时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中心。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的《大歧变》（GreatDivergence－Europe,ChinaandMakingoftheModernWorldEconomy）拿18世纪的英国和中国的江南相比。这有可比的一面，也有不可比的一面。因为英国是一个国家，江南则是中国的一个地区。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并非孤立的，它要依靠其他地区资源的支持。正如方行先生指出的，江南文化发达、人文荟萃，外出当官和做生意的人很多，他们从全国各地聚敛财富，回到江南消费[9]。其他地区难以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当时江南商品经济的发达并不能代表全国的一般水平。应该看到，明清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江南这样的发达地区之外，还存在广大的落后的封闭的地区。吴承明先生曾估算，鸦片战争在国内市场商品值占第一第二位的是粮食和棉布，其商品率分别为10.5%和52.8%。可见当时粮食生产主要还是自给性的；棉布商品量虽大，主要却是耕织结合的农户生产的、自用有余的产品[10]。很难说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在总体上已经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

封建时代传统市场上的商品，主要是依靠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供应的。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充分表现了小农家庭对商品经济发展的适应能力。对于小农家庭的耕织结合，以前人们往往把它当作自然经济的一个特征，甚至是主要特征；现在有些学者又强调它与商品经济的联系。其实正如农民家庭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一样，耕织结合也往往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无论“耕”（种植业）还是“织”（家庭副业），尤其是后者，其产品既可以自己消费，也可以提供市场，它可以适应不同外部条件，在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之间灵活地“切换”。在一定条件下，农家的商品性副业收入甚至可以明显超过自给性种植业的收入，但只要它没有发展为专业户，自给性种植业就仍然是它的基础和保障，也就是说，其商品性生产是以其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而且可以根据条件的变化随时“切换”为自给性生产。所以，建立在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明清商品经济，并没有真正割断其自然经济的脐带，基本上没有脱离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轨道，它与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那种商品经济仍然是有所不同的。

五、几点认识

1、清代农业经济比前代是有所发展的，这种发展主要是表现在广度上，而不是表现在深度上。清代农业工具基本上没有改进，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突破性的创新，但是农业地区空前扩大，精耕细作技术推广到更广的地区和更多的领域。这些发展导致经济总量的明显增加。

2、从资源利用广度、深度和合理程度来衡量，农区的扩展属于资源利用广度的进展。资源利用的深度和合理程度也有进展，一是土地利用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表现为地区分工的资源配置的优化，三是堤塘生产方式的创造，这虽然只是出现于若干不大的局部地区，但影响和意义深远。存在问题是农林牧总体比例的失调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3、从劳动生产率衡量，很难证明清代比前代有所提高，从一些根本性制约因素看，毋宁说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停滞或下降的。

4、明清农业经济既有发展的一面，又有停滞的一面。与其说“发展”，不如说“发展与制约”、“发展与局限”，或“发展与不发展”。这种“制约”与“局限”，不是一般意义上讲的（从一般意义上说，任何经济的发展都不免有局限和制约因素），而是带根本性的。

5、明清经济的发展的动力或基础，除了生产向广度的拓展外，还由于商品品流通的发展。历史事实证明，流通和市场推动分工，推动资源配置的优化，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这种情况，与西欧的所谓“斯密型成长”有相似之处。但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仍然以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市场繁荣的推动力主要是地主的生活消费需求，而不是生产消费需求，因而难以引导到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

7、从经济向广度发展和部分向深度发展看，从经济总量的增加看，从商品经济的繁荣看，明清时期

民兵得起源

民兵在古代指乡兵，列入兵籍，有事则征召入伍。《资治通鉴·后唐明宗长兴元年》：“董璋阅集民兵，皆剪发黥面，复於剑门北置永定关，布列烽火。”《玉海》卷一三九引《庆历兵录》：“凡军有四：……四曰民兵，农之徤而材者籍之，阙者辄补，岁一阅焉。”《三国演义》第三九回：“可速招募民兵，亮自教之，可以待敌。”清何焯《义门读书记·欧阳文忠公文》：“御边非参用民兵，不可习其地利，知贼虚实。”

民兵也指民间组织的武装。

现在指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的人民武装组织。亦指这种组织的成员。邵子南《地雷阵》：“组织民兵，他当了武委会主任，又改为中队长。”邵子南《地雷阵》：“吃罢饭，李勇就到中队部去，集合民兵，整理爆炸工具。”

乡兵历史

乡兵源于部曲。东汉末年，兵祸连绵，土地兼并严重。各地豪强地主为保护自己生命财产，建庄园，筑坞堡，组织私人武装，使聚族而居的农民和无所归依的流民变成其佃户、家兵和部曲。南北朝时期，家兵、部曲是地方士族、豪强、地主借以割据的主要军事力量；西魏、北周时期，宇文泰将家兵、部曲纳入府兵系统，使之演变为乡兵。乡兵均立兵籍，统归六柱国系统指挥，下设大都督和帅都督。乡帅由地方豪右“首望”、“乡望”充任。乡兵主要守卫本地，亦随时受命出征。

隋文帝杨坚在统一战争中，曾发挥乡兵的作用。将各地乡兵加以整顿，授其头领以大都督、仪同、车骑将军、骡骑将军等名号，纳入府兵系统，多次遣调其参加灭陈和以后的平叛作战。唐代的团结兵亦带有乡兵性质。五代十国时期，藩镇战乱，契丹南下，北方百姓自备器械，各随其乡，团结为社，组织乡社兵以自卫。后晋为抵御契丹，命诸州县点集乡兵，以税户七家出一卒，兵仗器械共力营之，组成武定军，共7万余人。后将武定军改为天威军，教习年余，遂罢之。后周曾点秦州税户组成保毅军，教习武技，以应征战。

宋承五代之制，在各地广置乡兵，并使之成为国家军队的组成部分。北宋和南宋乡兵名号多达数十种，有保毅、忠顺、强壮、义勇、砦户、土丁、弓箭手、枪仗手等等。各地乡兵废置无常，发展规模也不等。陕西的保毅，盛时达近7万人，后锐减至3000人。河北的忠顺，初置时3000人，后因水灾，大多逃亡，遂放归务农。河北、河东、陕西三路义勇，到北宋神宗初年达40余万人。南宋宁宗末至理宗初，用保甲法在利州路点集乡兵39万余人。宋代乡兵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平时为农，农闲按当地编制组织训练，所需兵仗器械自备，或乡民共资置备，或官给，无定制。乡兵的编成，或按禁军编制，或按保甲法组成，或参用几种编制。乡兵素质差别甚大，有的边州乡兵战斗力颇强，甚至超过正规军；有些乡兵则徒具形式，作用不大。北宋时，陕西、河北等地乡兵守卫边防，骁勇善战，是抵御辽和西夏的一支劲旅。南宋有些乡兵，在抵抗金兵和蒙古兵的进攻中，曾发挥重要作用。

元代乡兵，由沿边少数民族武装组成。有辽东的乣军，云南的寸白军，福建的畲军等，一般不出戍他方。明代乡兵，“随其风土所长应募，调佐军旅缓急”（《明史·兵志三》），有隶军籍与不隶军籍之分。隶军籍者，实为正规军。戚继光就曾用浙兵抗倭及守卫蓟门。不隶军籍者，即为地方武装。乡兵在保卫乡里、防边抗倭中起到一定作用。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为镇压农民反抗而设置乡兵，其名号也很多，有团练、民壮、乡团、猎户、渔团、沙民等。多属临时招募，聚散无定。其任务是驻守地方或随营征战。曾国藩、李鸿章为镇压太平军所募湘军、淮军，始以乡兵上升为正规军队。

外国

西班牙葡萄牙(伊比利亚)中世纪城市民兵资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699949.htm

伊比利亚城市民兵在中世纪中期所起的作用值得重视，诞生于边境纷争的地方民兵为半岛上的君主们效力，一旦遇到各种紧迫的形势，他们可以迅速扩充自己的实力，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城市民兵都可以给国王的决策提供灵活性。需要指出的是:城市民兵不仅顽强抵御穆斯林对其领地的袭扰，而且时常自发或受命越过边境作战，他们的军事行动要受到名目繁多的法律法规的制约，因而这些法规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民兵的相关情况，此外他们还引入了一套控制风险和分配物资的制度，可以这么说:没有伊比利亚城市民兵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无论是西班牙人的收复失地运动还是其后成形的那些基督教国家都将变成另外一副样子。

与同代的法国或意大利相比，发生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城市战争具有很多类似之处，如佛罗伦斯和锡耶纳之间的冲突就在伊比利亚得以再现，各个城市(这里指Salamanca、Avila、CiudadRodrigo、Talavera)为获得和保有周边富饶的土地而不懈战斗，与之相仿的还有法国城市图卢兹－－为了完全占有嘉伦河谷(GaronneValley)的中部地区而在13世纪中期使用民兵扩展势力范围，这次扩张在时间上正好处在图卢兹公爵势衰与法国王室在南部地区崛起之间。

另外，如果将两场史诗般的战斗-纳瓦斯-德托洛萨(LasNavasdeTolosa)和布维涅会战(Bouvines)进行比较，人们会找到更多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在堪称收复失地运动中最为关键的一场战斗-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里(1212年)，可供阿方索八世调动的军队就包括来自阿维拉、塞哥维亚、坎波、托莱多(Avila，Segovia，MedinadelCampo，Toledo)等地的民兵，而在1214年确立法国王权的布维涅战役中，国王菲利普二世麾下也聚集了来自考比埃、亚眠、博韦、贡比涅以及阿腊斯的民兵(Corbie，Amiens，Beauvais，Compiegne，Arras)。无论是发生在意大利还是法国的战例，城市民兵的行军距离往往都是不同的，在教皇国、托斯卡纳以及伦巴联盟的战争中，城镇民兵一般在母城周边100公里的范围内活动，而为了抵达布维涅村，法国民兵的行军距离则在50-150公里之间，疲惫不堪的士兵们在战场上的表现是无法令人满意的。阿方索八世在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中征调的民兵比起布维涅战役中的法国同行们要更加痛苦，他们不仅要徒步行军400公里抵达卢塞纳(Lucena)，而且还要穿越危机四伏的乡村地带。尽管历史资料中关于这些民兵作战表现的记录口径不一，但它们都没有把长途行军所造成的疲乏因素考虑进去。正是这次非凡的远征及其表现出的民兵独立作战能力，使得伊比利亚城市民兵成为历史学中一个充满魅力的研究对象。

1284年并不是收复失地运动的终点，伊比利亚半岛的城市民兵也没有停止战斗活动。在与伊斯兰王国格拉纳达接壤的安达卢西亚地区，大小城市继续保持着活跃的军事力量，它们一方面在边界地带进行小规模袭扰，一方面不时参加由皇室组织的远征，直接打击奈斯尔王朝(Nasrid)及其不太可靠的北非盟友。拜梯克山脉(BaeticCordillera)的峰岭河谷和要塞险道使得穆斯林格拉纳达在基督徒的包围中生存了2个世纪，直到斐迪南(Fernando)与伊莎贝拉历经10年战争后最终从埃米尔的手中拿到了辉煌壮丽的摩尔人宫殿Alhambra的钥匙。梅塞塔高原(Meseta)地区的民兵历史悠久，但他们在此后2个世纪的冲突中很少露面，这些民兵转型为各种形式的兄弟会，在中世纪晚期成为镇压卡斯蒂尔国内骚乱的生力军，由市民组成的警备力量(hermandades)也为伊莎贝拉女王的神圣兄弟会(SantaHermandad)提供了兵源，他们参加了对格拉纳达王国的最后一击。讽刺的是，在1520-21年间的考姆奈罗(Comunero)大起义中，这些士兵的军事技能给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的哈布斯堡皇孙查理带来不小的威胁。城市的军事传统对于西班牙军事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它的泰尔乔(tercios)骑兵与轻骑兵是16世纪欧洲大陆军队中的佼佼者。

到了13世纪末期，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城市民兵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主要发生在阿方索十世、海姆一世以及阿方索三世统治时期。对葡萄牙和阿拉贡王国来说，与伊斯兰控制区边境的直接接触已成为历史，而两国在向北非扩张势力方面依然保持着相当的兴趣，此外阿拉贡王国还密切关注着地中海中东部地区的局势。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君主们此后或是合谋或是采取单独的扩张行动，偶尔也会亲自率军征伐，最著名的就是天主教联军对格拉那达的最后一击。不管怎么说，葡萄牙和阿拉贡由于国土上的远离，其城市民兵已不再直接参与对南方穆斯林的战争了。与早先纳瓦尔地区的民兵类似，葡萄牙与阿拉贡的城市军队注定要萎缩成一支纯粹的地方治安与防卫性的力量。至于获得的大量税收收入，各个城市如葡萄牙的Garvao，Alcaser，Guarda，Santarem，Bejain以及阿拉贡王国的瓦伦西亚和Tortosa等城很少或根本没有花在与军事相关的方面。事实上，地方上的防卫工作在组织方面并没有退步，巴塞罗那和瓦伦西亚就是很好的例子，海姆国王与其子佩德罗征集民兵的行动则展现了直到14世纪一直延续不息的民兵力量，随着佩德罗二世统治的结束，对动用城市军队在半岛上主动攻略的要求已经大为减弱了。事实上，没有了曾经活跃的边境军事对抗，敏感的国王们总是乐于制约地方军事实力。正如将来卡斯蒂尔与阿拉贡王国的那些不幸事件所要揭示的那样，地方民兵既可以被用来执行国王的旨意，同样也能轻易的被转换为抵制国王的力量。

13世纪的穆斯林诗人阿尔-伦迪（al-Rundì）曾经悲痛的把陷落的安达路西亚、穆尔契亚（Murcia）和瓦伦西亚比作穆斯林统治区的三根支柱，那么这些大城市以及其它城镇（基督徒通过殖民或者战争得到）会不会成为半岛上基督教国家的支柱呢？在葡萄牙与阿拉贡王国的沿海地带，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是毫无疑义的。沿海地带的这些城镇在生机勃勃的大西洋和地中海商贸活动中逐步发展成重要的经济中心，从而根本改变了这些地方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卡塔卢尼亚直到15世纪中期一直占有上述航海贸易领域的优势，在这段时间里，葡萄牙和卡塔卢尼亚-瓦伦西亚地区比较大的城市更加接近于欧洲南部的自治市，而非经济多样性较差但军事影响力很大的卡斯蒂尔。可以肯定阿拉贡在13世纪逐步完成半岛扩张的过程中，把那些渴望得到战利品的民兵们补充进所谓的阿尔莫加维尔(Almogavers)当中，专门在阿拉贡和卡斯蒂尔从事战争和边境袭击。这个组织的起源不太清楚，他们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236年（作为攻击科多巴城的突击队），海姆一世和佩德罗三世统治时期的编年史中也有他们的影子。阿尔莫加维尔能得到施展武功的机会是与卡塔卢尼亚海外利益的扩张分不开的，而一旦穆尔契亚被卡斯蒂尔牢牢掌控，其与穆斯林的国境线也就随之被关闭了。

出于保险起见，卡斯蒂尔也从穆斯林失去的诸多大城市中抢得一杯羹（尤其是科多巴和塞维利亚），不过作为收复失地运动的代价之一，这些城市不得不进行经济上的全面重组。由于同北非的联系被切断和退出了伊斯兰的经济网络，再加上苏丹黄金的供应也相继中止，城中的工匠们纷纷迁出城市中心，这些位于安达路西亚的自治城市的繁荣将很难在转型过程中幸存下来，正如瓦伦西亚在落入基督徒控制后所发生的退化那样。对卡斯蒂尔城市经济造成最大影响的是：收复失地运动把安达路西亚的农场养牛业引入了原先只有养羊业的梅塞塔高原。皮革与羊毛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有益于北方商业城镇如MedinadelCampo和商业中心如Burgos的发展，与阿斯图里亚斯-坎塔布连（Asturo-Cantabrian）沿岸捕鱼业和船运业的崛起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之所以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依靠养羊业的城市经济上，是因为这些城镇的民兵在12，13世纪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通过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养羊业与梅塞塔地区四处征战的城镇民兵之间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在向泛斗罗（Trans-Duero）牧区渗透的早期，这些民兵组织就开始逐步形成了，而使其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即在于保护各城镇在伊比利亚牧区的牲畜。随着收复失地运动逐步将安达路西亚的草场同梅塞塔北部草场联成一片,大型牧场就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羊毛成为主要的获利商品。一些地方的经济逐渐开始巩固在扩张时代就已形成的模式：基于一种原料出口的单一商品经济。在安达路西亚地区那些较大的城镇以及斗罗河谷以北重要的商业中心，地位显赫的商贸阶层不断发展并与古老的城市贵族阶层（caballeríavillana）融合，这个现象的产生与征服安达路西亚后兵役压力衰减有关，绅士阶层（caballero)中的一部分人通过经济地位获得社会地位，另外一部分则一直享有在旧军事阶层里服役的荣誉。通过对单一城市经济与那些已经发展出一定多样性的经济实体间反差的对比，导致当代学者们在关于中世纪晚期卡斯蒂尔城镇经济的健康度与社会多样性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有些学者如TeófiloRuiz认为：很多中世纪晚期的城市经济都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不过另一批学者如Gautier-Dalché的观点则令人沮丧：“在11-13世纪间遍布卡斯蒂尔王国的自治市并不比人们预想的要繁荣。”最近的研究成果看起来是支持Ruiz的观点的。

随着收复失地步伐的减缓，很多自治市和它们的民兵都已不再参加如阿方索七世到斐迪南三世统治期间的那种经常发生的战争活动了，以往通过军功来提升社会地位的运作方式也不再好用。在那些重要的商业中心,经商成功似乎提供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捷径，然而许多城镇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途径，而且就算能够行的通，这些新贵也不可能与那些世袭的绅士阶层平起平坐。在边境战争的全盛时期，昆卡-特鲁埃尔（Cuenca-Teruel）的城市宪章规定，对于在战场关键地域将穆斯林骑兵（jinete）击落马下者，特别奖励给他们战马（由此便能改变这些步兵的社会地位，影响其未来在战场上的机会、分配战利品甚至是在城镇牧场上放牧的权利），这种阿方索式的体制可以为士兵们提供可观的奖金甚至还有战马和财产，而毫不顾及他们社会地位的贵贱。尽管我们不知道步兵们实际获得奖赏的几率有多大，但是这种体制的广泛传播使我们相信获得奖赏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随着战斗机会的逐渐减少，士兵们得以获得嘉奖的机会也随之缩水，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没有战争造成的城市贵族阶级的周期性减员，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性不可逆转的消失了。

从阿方索十世颁发的城市特许状可以看出，那些城市贵族阶层总是想保持和扩大他们的特权，一方面乐于扩大自己的扈从队伍，一方面又对军事服役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满。14-15世纪之间，这些城市贵族们逐渐加强了他们对自治政府的控制。卡斯蒂尔的君主们-从斐迪南三世开始，为强化和扩大王室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曾经尝试在托莱多宪章城镇和安达路西亚以南搞一个由高级贵族（caballerosdelinaje，意为血缘贵族）和城市贵族组成的武装贵族阶层，且试图在梅塞塔南部以及格拉那达前线保持一支灵活机动的作战力量。城市贵族们为了巩固自己的贵族地位，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在欧洲其它城镇争取制造业和贸易上的优势地位，反而与这些颇具进步意义的方向背道而驰，把注意力放在他们的牧场和农场上，拼命提高自己的血缘，计较各种权利以及免除税务等，尽管他们有时候也会参加军事服役，但并非总是出于对王国利益的考虑。

在中世纪中期蚕食穆斯林土地以及收复半岛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战争机器在伊比利亚半岛各基督教王国中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太一样的，总体来说，城市民兵在葡萄牙、纳瓦尔以及阿拉贡沿海地区的势力发展最为薄弱，远征与战利品并未对这些地区的自治方式产生长远影响，而这些地区城市民兵的首领们可能由于经商或其它与持续不断的边境战争关系不大的活动而消磨掉原有的军事能力。不过卡斯蒂尔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民兵首领们很难获得经商之类的机会，只要与格拉那达的边境仍然存在、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军队还会继续越过海峡，那么长期的军事能力就必须被保存下去。具有高度习俗化军事结构的卡斯蒂尔城镇、不时注入当地经济流通之中的战利品，甚至连同皇家法规-“男人们都要不停的去寻找战机并从中获得乐趣”-一起造就了战争在卡斯蒂尔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卡斯蒂尔民兵依然可以被召集起来，特别是在勃艮第王朝混乱的晚期以及Trastámaras王朝初期的数十年。尽管平时获得战利品的机会在缓慢减少，但偶然得到大量战利品的机会-例如1340年RíoSalado之战-仍在提醒卡斯蒂尔城市民兵们战争带来的快乐。

我们可以说中世纪中期的卡斯蒂尔城市生活被一种黩武主义所渗透，将要征服的土地、将要分割的虏获、战场上的希望与机会等等都已深深浸入城市生活的传统中。与英格兰和法兰西君主们制造出来的战争机器相似，城市民兵们不是参加国外战争就是积极投身于内战，当1492年格拉那达最终陷落后，探险家哥伦布发现的新世界又为其军事经验和技巧找到了发泄场所，学者AngusMacKay从以下两件相隔甚久的事件中找出了卡斯蒂尔人在享受战争所带来的虏获和权利时表现出的相似：一是11世纪的熙德和他的追随者们征服瓦伦西亚，二是16世纪的皮萨罗（FranciscoPizarro）及其属下在Cajamarca装满秘鲁黄金白银的房间里沉醉。类似的对比不胜枚举：12世纪对安达路西亚的袭击、1212年拉斯纳瓦斯大捷（LasNavas）、科多巴、海恩（Jaén）以及塞维利亚的征服.也正是这些卡斯蒂尔人的后代将继续追随科特兹和皮萨罗，协助他们完成征服新世界的梦想。葡萄牙人也在新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航海技术一部分来自于中世纪末期的沿海城镇，不过在卡斯蒂尔人的征服行动中，那些肆意劫掠的士兵们才是真正的中流砥柱。卡斯蒂尔城镇与城镇民兵们竭尽所能增强他们这种永不停息的、贪婪的、富有进取心的意识形态-在由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曾经使卡斯蒂尔得到了光荣和痛苦的意识形态。而这种世界观在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对卡斯蒂尔精神文明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可借鉴学者Sánchez-Albornoz精辟的原话：“唐吉诃德与桑丘实际上就是中世纪卡斯蒂尔边民精神的子孙，他们做着一样英雄尚武的梦，一样被那些突如其来的半妄想式的念头所迷醉。”于是我们可以说，14-15世纪的城市民兵们既为前一个时代划上了句号，又为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写好了序言。

文章分享结束，宋代养牛规模多大了和根据民清时期农业的发展表现,概括当时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的答案你都知道了吗？欢迎再次光临本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