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源养牛政策？未来的肉牛养殖前景真的好吗

其实富源养牛政策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现在肉牛的养殖很火爆,未来的肉牛养殖前景真的好吗，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富源养牛政策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现在肉牛的养殖很火爆,未来的肉牛养殖前景真的好吗

再加上最近两年的环保高压政策，导致不少的养殖户拆迁、关门，更多的观望者也放弃了养殖业投向其他行业的怀抱。所以说，现在这几年是搞养殖的黄金时间。比如山东地区目前是10头繁育母牛就可以申请补助。要求：繁育母牛必须在18月龄以上，也就是达到繁育年龄；数量只要满足10头就可以，如果不够十头，也可以村集体共同申请，也就是说一个村只要达到10头就可以。

用益富源原液稀释液喷洒牛舍地板、墙壁、顶棚、排水(粪)沟等处，可改善周围环境，以减少牛体患病机会。初次使用时以50倍高浓度益富源原液稀释液每周喷洒2～3次，1～2个月后可延长至每两周喷洒1次，待有益微生物大量繁殖、恶臭减轻后可改用200-300倍液喷洒。

养殖方式落后，饲养管理粗放，包括养殖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不高；能繁母牛基础群体不稳定，规模养殖难以提高；饲喂方式单一。在饲养方式上，农户养牛方式单一，方法传统，仍是栏舍垫草，天然放牧等传统养殖耕牛的饲养方法，没有什么具体规程，没有补饲精料的习惯，大多数养牛户都是有啥喂啥。

当前养殖业均存在有不同程度风险，根据类目有大有小，大致是受管理和疫病因素的制约。不过国内养牛业这两年发展较好，但行情时好时坏，投资大，风险大，如果没有一定经济实力，建议考虑好再干。

从养殖风险和市场预期来看，肉牛单体成本高，养殖周期长，出栏慢等原因，导致近来年牛肉价格几乎没有明显的价格波动，一直处于稳步提升的状态。同时由于肉牛本身繁殖速度慢，存栏数量增加速度有限，结合未来牛肉的市场需求来看，牛肉未来价格几年仍然会处于稳步提升的情况，养殖风险较低，收益相对稳定。

从残疾女到致富奇才--冉敬芳的创业路

从残疾女到致富奇才--冉敬芳的创业路

这是一个具有传奇经历的女子：在颠沛流离的童年，她稚嫩的右腿被火车碾碎；她白手起家，从卖卤肉起步，逐渐成为重庆“牛皮帮”里的“大姐大”；她致富思源，在一代伟人邓小平故里办起了广安富源食品有限公司，一举成为猪牛养殖、屠宰、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国家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她把自强不息、奋力成才的精神传给下一代，和子女签订了不继承财产协议书，并在大年初一将子女“撵”上大街擦皮鞋……

每到节假日，冉敬芳格外忙。她告诉记者，她的肉食品加工厂每天平均要宰杀600多头生猪，以满足节日市场。“节日供应，食品质量和安全尤其重要，出不得半点差错。”冉敬芳说，她已经好多天没有睡个囫囵觉了，时刻坚守在食品安全第一线。

41岁的冉敬芳从一个柔弱的残疾女子到掌握上亿元资产的大老板——四川广安富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传奇人生经历，正感动着川东大地。

命运

比肢体残缺更可怕的是人没有志向

1966年8月9日，冉敬芳出生在重庆市合川县龙市镇农村，由于父母都患有先天性气管炎，长期丧失劳动能力，靠挣工分难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当冉敬芳还不到7岁，父亲就带她到外地去乞讨。为了糊口，冉敬芳每天都要跑几十里路程去要饭。破烂的衣服，蓬松的头发，满身的灰尘……

冉敬芳和父亲四处流浪，搭汽车，爬火车，拉到哪儿算哪儿。1976年11月13日夜晚，在四川资阳火车站的一个角落里，冉敬芳拉了拉父亲的衣袖，怯怯地央求：

“爸爸，我们回家吧，我想妈妈……”

冉敬芳背起要饭的背篓，随着父亲来到一列货车前。他们从两节车厢的连接处爬了上去，父女俩还未来得及爬进车厢，这个沉睡已久的庞然大物猛然震动了一下，紧接着，他们所站的挂钩就从中间脱开了，货车开始启动，父亲一侧的车厢停在原地未动，而女儿所站一侧的车厢则随着列车开始运行、加速。

不知所措的冉敬芳惊恐万状，她瘦小的身子一下子就从车上掉了下来，可她的讨饭背篓却被一个钩子挂住，女孩先惊叫了一声：“爸爸！”随后就是“救命啊——救命啊——”的惨叫声穿透厚重的夜幕，随着列车的飞驰消逝在远方……

女儿的遭遇让父亲目瞪口呆，他醒悟过来后，追着火车跑了一段才想起应该到车站报警。待列车终于停止下来的时候，女儿已被拖出三四公里之远！所幸，她因上身悬空挂在车上而保住了性命，但她那条拖在地上的右小腿却被车轮碾掉一半。

获救后的冉敬芳，右腿齐膝作了截肢手术。从那以后，她就只剩下了一条腿。也从那以后，冉敬芳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乡亲们都怜悯地叫她“瘸子妹崽”，同龄的孩子们则干脆叫她“小瘸子”。

悲惨的命运没有让冉敬芳屈服。她常常告诫自己：“比肢体残缺更可怕的是人没有志向。”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韧劲和毅力，锻炼干农活，上山割草砍柴，下地种田插秧。她还用采草药卖得的钱给自己做学费，拼着命上了三年学。

转眼到了她18岁的花季。由于生活所迫，冉敬芳不得不放弃读书，早早地结了婚。

成才

百折不挠，才能闯出新天地

1984年8月，她借了100元钱，跟着丈夫一起到重庆安装假肢。冉敬芳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像正常人那样走路，她决心要迈开双腿，闯出一条不寻常的成才之路。

安装假肢需要20天的时间，冉敬芳没有放弃等待的时间，她用帮熟人干活时学到的卤菜技术，买了6只鸡，做成卤鸡摆摊叫卖，晚上一算账，居然赚了8元钱。这可是她有生以来赚到的最多的一笔钱啊！冉敬芳乐坏了，第二次她卤了8只鸡，挣到了12元钱。等到假肢安装好的时候，她不但还上了借的那100元钱，还净剩100元。在重庆掘得“第一桶金”后，她已决定不回乡下了，继续留在重庆做卤菜生意。

由于冉敬芳经营有方，夫妇二人的卤菜不愁卖。经过4年时间的艰苦创业，冉敬芳净赚了4万元，这就是冉敬芳的原始积累。

1992年初，冉敬芳把生意升格为牛肉和牛皮批发。为了做好这门新生意，有智慧和经济头脑的冉敬芳先搞市场调查。她发现做牛肉和牛皮生意“钱途”可观，只是少有女人从事这个行业。她决定闯一闯这块天地，结果她真的闯出来了。

1995年，冉敬芳听说宜宾一家制革厂需要货时，她一人独闯宜宾。与厂长谈判时，对方见她是个残疾人，有些不太相信她。冉敬芳看出了对方的心思，向厂长大胆提出：“咱们先把生意放到一边，请你先到重庆走一趟，差旅费由我来承担。我的货，如果你感兴趣就要，不感兴趣，咱们就当交个朋友，怎么样？”厂长被冉敬芳的诚意所打动，随冉敬芳来到了重庆。经实地验货，厂长十分满意：“报一下价吧。”结果，冉敬芳报出的价比市场价还要低10%。

艰苦的成才历程铸就了冉敬芳百折不挠的性格。这笔生意她可以不赚钱，但必须征服这个至关重要的客户。第一笔生意顺利成交之后，冉敬芳又陆续给这家皮革厂提供了几批原料牛皮。一次，由于装货人的粗心大意，错装了15张不合格的牛皮，经厂方发现后，冉敬芳二话没说：拿来退货，下次拉货时补上15张合格牛皮。冉敬芳的诚信打动了厂方的领导，第二次拉货竟是现款现货，不差分文，直到后来厂方对她的优质产品实行优价收购，并主动要求长期供货，每天达到三四百张牛皮进厂。这样，冉敬芳每天的纯利润达到两三万元，高峰期达三四万元。

经过5年的苦心经营，冉敬芳为自己挣下了千万元资产，成为重庆“牛皮帮”里有名的“大姐大”。

追求

做大事不做“大款”，让其他残疾人也富裕起来

拥有了比较充足的资金后，冉敬芳已经不满足于在“牛皮帮”里打拼了，她想办一家像样的企业。但办什么样的企业，到哪里办，却让她颇费踌躇。这时候，她获得了一条信息：四川省广安市政府派人到重庆招商。

位于川东山区的广安市是邓小平的故里，是革命老区，也是有名的贫困地区。从苦难岁月走过来的冉敬芳十分感激邓小平，她说：“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我这个残疾农妇的命运。没有邓小平同志就没有我的今天。到小平故里投资，也是体现致富思源的一个具体行动吧！”

2001年7月，初到广安的冉敬芳投入巨资收购了一家楼盘，创办了一座规模宏大具有现代气派的“川王奇美食娱乐城”，但效益不算理想。她反思自己这些年的发展历程：1984年从做卤肉起家，发展到做牛肉半成品，再到批发牛皮……其间，贯穿一线的是一个“牛”字。在餐桌上，随便夹起一块牛肉，冉敬芳就能说出这是水牛、黄牛还是牦牛的肉，是牛身上哪个部位的肉，她对牛的了解程度堪称专家。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继续围绕这个“牛”字做文章呢？她的思路豁然开朗。经过筹划，冉敬芳投资2600余万元，创办了“广安富源肉牛养殖有限公司”和“广安富源食品有限公司”，装配了年屠宰量达50万头生猪、5万头牛的自动化生产线，形成养殖、屠宰和肉食品加工一条龙的产业链。公司从2004年2月正式投产，当年创利税3000余万元，解决了300余人的就业问题。

颇具创意的是，冉敬芳除了在公司内自养数百头种牛以外，还把良种肉牛及母牛交给当地农民托养，跟农民和乡镇政府签订“托养合同”，向托养户提供一种叫皇竹草的草种。皇竹草是一种优质牧草，亩产量可达10多万公斤，只需种一茬便可年年收割，是喂养肉牛的绝好饲料。

除了提供饲料，冉敬芳还负责防疫和技术指导，使农民托养肉牛基本上没有风险，托养一头肉牛，一年至少收入1000元。这样，冉敬芳不仅解决了食品加工的肉源问题，也给当地农民找到了一条致富门路。

“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取得了成功，仅一年时间，托养肉牛的农户就由几百户发展到上千户，平均每户托养2—3头肉牛，为当地农民增收近百万元。冉敬芳的肉牛养殖业规划宏伟：她要把托养肉牛的范围推广到整个四川省以及邻省的农村，让几十万、几百万农民都参与到肉牛养殖事业中来。

企业大了，生产的技术含量高了，管理复杂了，而冉敬芳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搞家庭作坊式的经营管理还行，驾驭一家现代化的企业就不那么容易了。为此，冉敬芳力排众议，花巨资不断在全国各地引进企业管理人才，年薪30万元招聘北大博士任富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和一名财务总监，并特聘成都乾瑞管理咨询公司参与企业管理。目前，公司已招聘中高层管理人才20余名。

在网罗人才、借助别人的才智为己所用的同时，冉敬芳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2005年6月至2006年6月，她参加了国家经贸委经理学院举办的高级工商管理(MBA课程)研修班学习并顺利毕业。她不但要重塑企业形象，也要重塑自己的形象，因为她明白自己已不是昔日“牛皮帮”里那个风风火火的“大姐大”了，而是一位驾驭着现代化企业的女企业家。

2005年下半年，冉敬芳在公司内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广安残疾人养殖培训基地”。这是她新开创的一项事业：公益事业。

从小饱受艰辛和折磨的冉敬芳经历的坎坷太多太多。成功以后，她最想做的不是追逐奢华，不是享受或炫耀自己的财富，而是如何帮助那些仍处于困境的残疾人。冉敬芳想的是为他们多做点事情，让他们像自己一样也富裕起来。

帮助残疾人致富，选择项目很重要。搞养殖业，非常适合农村残疾人的实际。冉敬芳认为，养殖业投资少见效快；农民有土地，饲料不难解决；劳动量不算繁重；同时，公司保证全部收购出栏的家畜，养殖农户没有后顾之忧。

2005年9月，冉敬芳的“残疾人养殖培训基地”正式运作。培训基地设在公司的会议室里，每星期轮训一批，每批培训残疾人100名。扶贫先扶志。要想让残疾人振作精神干一番事业，首先要鼓足他们的士气。所以，每期培训班的第一堂课，都是由冉敬芳主讲。她的现身说法，极大地调动了残疾人创业的积极性，激励了他们的自信心。参加培训的残疾人，从路费到食宿，所有费用全部由冉敬芳承担，加上工作人员工资，每培训一期，冉敬芳就得支出1.5万元，半年里，她为此支出达40余万元。

经过半年时间的培训，广安有98%的残疾人(失去行动能力的除外)得到了培训。广安区桂兴镇洪锅村残疾农户邓泽明培训回家后，建起了90平方米牛舍，利用山区种植优质牧草10亩，养牛20头，年收入达2万余元。致富后的邓泽明激动不已：“要不是参加了富源肉牛养殖公司组织的培训，我哪能过上好日子哦。感谢冉总给我的帮助！”

冉敬芳深知，残疾人致富很不容易，仅仅参加了培训还不够，还要从多方面给予帮扶。为此，她从2002年以来，每年春节期间都要赠送种牛、种鸡等给50余户残疾户，目前赠送的禽畜价值已达30余万元。冉敬芳还表示，要解决所有残疾人的生存生活问题，仅靠自己个人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她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关心残疾人，帮助残疾人，让残疾人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快乐。

人，生命本质是相同的，但生命的内涵与价值却不尽相同，因为拥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们的人生才富有意义；因为总是带着追求、信仰和理想，他们的创造才超出了常人的思维空间和时间的局限。冉敬芳就是这样一个人，当她选择自强创业为其毕生理想后，现实的一切磨难都未曾削减她对创业的痴情。

财富

最大的任务是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才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最初打算给自己的孩子留下1亿美元，1999年8月修改遗嘱后，给孩子仅留下1000万美元。比尔·盖茨这样做，是出于两方面的担忧：一是担心留下的财产或留下较多的财产，会成为助长孩子依赖的拐杖；二是担心孩子的品行能否驾驭得了这些钱财。

无独有偶，从小饱受穷困潦倒的残疾女人冉敬芳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并与孩子们签下了那份“吝啬”协议。

冉敬芳曾多次召开家庭会议，和孩子们讨论，如何处理父母的财产和他们自己的出路。冉敬芳提出，孩子们不继承父母的财产，靠自己的努力去拼打。2003年7月13日晚，当全家人坐在一起时，冉敬芳夫妇和5个子女签下了“不继承”协议：5个子女如果谁愿意读书以及深造，父母必须全力支持；5个子女中，如果谁自动放弃读书，就必须投入社会就业，未满16周岁的必须在家参加劳动，家长不做任何经济上的援助；子女就业，家长可以给予一些建议、指导等，但不给予任何经济上的支持；5个子女将来交朋友，必须先出示此家庭协议给对方看，表明自己没有权利继承父母的财产。父母对子女的婚姻，没有决定权；父母的财产以及遗产只能由父母支配，任何子女没有权利过问以及干涉。

冉敬芳和儿女们签了协议后，心里坦然了许多，不再为将来如何给子女分配财产而劳心伤神。同时，这也是为了促使儿女们自强成才。她还表示，当5个子女都达到成人年龄时，就到公证机关进行公证。

冉敬芳与孩子们签订《不继承财产协议》并让孩子们上街擦皮鞋的消息传开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位孩子母亲的看法很有代表性：“这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因为培养孩子独立处理问题、面对人生的能力，是每一位有见识的母亲应做的工作。一个母亲，最大的任务是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才，这才是为社会创造的最重要的财富。”;

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史

一、中国农业的起源

中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距今170万至1万年前，已有脱离动物界的原始人类生活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当时尚末产生农业，原始人类依靠采集和渔猎为生，史称旧石器时代，相当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燧取火”’和伏羲氏“以佃以渔”的时代。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和采集渔猎的强化，人类常常面临饥饿的威胁。如何获得稳定而可靠的食物来源成了农业起源的动力。

距今1万至4000年前，也就是史称的新石器时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人们创始了农业。一般认为，采集活动孕育了原始的种植业，狩猎活动孕育了原始的畜牧业。中国古代有关“神农氏”的传说就反映了原始农业发生的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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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我国原始种植业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0000年至8000年前为原始刀耕或火耕阶段；8000年至5000年前为原始锄耕或耜耕阶段；5000年至4000年前为发达锄耕阶段。在生产工具上，这一时期完成了由“刀耕火种”向发达锄耕的进化；在耕作制度上，完成了由年年易地的生荒耕作制向连种三五年撂荒三五年的轮荒耕作制的转变，土地利用率较以前有了显著提高。作物种类有一定增加，北方旱作粟、黍常见，南方水稻籼、粳并存，大麻、苎麻成为人们衣着的主要原料，葫芦、白菜、芹菜、蚕豆、西瓜、甜瓜等也已开始栽培。因原始农业的发展，这一时期人们开始由以前游移和季节性的野营生活逐渐转入定居生活，男子在农业生产中渐居主要地位，从而实现了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的转变。

在原始畜牧业方面，经长期圈养驯化，家畜种类有所增加。河北武安磁山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有家猪、家犬和家鸡的遗骨出土，说明七八千年前中原地区已有原始畜牧业。稍后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又有牛的遗骨出土。大汶口和龙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马、山羊和绵羊的遗骸。至此，在我国北方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俱全的畜牧业已具雏形。在中国南方，养猪之历史可上推至8000到10000年。浙江河姆渡遗址还出土有水牛和家犬的遗骨，说明六七千年前以饲养猪、狗、水牛为内容的南方畜牧业已初步发展。

1926年我国考古学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一个半割的、似丝的茧壳”。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又发现一批丝织物，说明早在五六千年前我国已开始养蚕缎丝，纺织技术已具相当水平。

三、粗放农业阶段

到了五六千年前，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进一步发展，黄河中下游人口持续繁衍，逐渐成为中原经济文化的中心。夏、商、周王朝相继在这里建立了强盛的国家。夏、商、周属奴隶制时代，历时1300多年。这个时期的农业按原始农业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仍处于粗放农业阶段。

夏代是原始公社开始解体并逐渐走向奴隶社会的时代。私有财产已经萌发，土地制度由农村公社制蜕变为奴隶主国家所有制。国王拥有全部土地，并将其分封给诸侯和臣属，最后由“庶民”进行耕种，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由于国家统治形式的确立及分层分区管理，从而在制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夏代政府机构中设立有专门掌管水利灌溉的官职。有组织的奴隶劳动为水利工程的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力。因此，夏代大规模治河导水及沟洫体系的建设，对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大禹治水的故事便是这一历史的生动写照。夏代人民还首开天文科学，并根据农耕经验，结合农事发展，制定了指导和规范农业生产的历书和历法。当时谷物酿酒业已形成，成为农产品加工的先声。陶器的发明为谷物食料的处理提供了有效方法，也为金属冶炼创造了基本条件。夏代后期，青铜器已经出现，对后来农业生产工具的变革产生了划时代影响。

商代是奴隶制的鼎盛时期，它持续了600多年，是我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王朝。商代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有长足发展，农业已成为社会主要生产部门，农具制作较夏代更为精细。商后期农具除木、骨、石器外，已有少量青铜农具。商代还开创了井田制，以630亩地划为9区。1区70亩为公田，其余8区各授一家，借8家之力助耕公田，私田不再纳贡。这一赋税形式，对解放奴隶生产力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公元前11世纪，西周取代商朝，中国步入一个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大转变时期。西周继续实行分封政策，促使封国户口增殖，田地扩大，富源开阔，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进步。

西周继承夏代沟洫和商代井田体系，施行井疆沟洫制。木制农具和青铜农具均有大量增加。随着中原人口的增加，作物种类也日趋多样化。除谷、豆、麻之外，蔬、果种植发展迅速。蔬菜品种有直根类、薯芋类、嫩菜类、葱类、柔滑及香生菜类多种。果树有落叶果树带和落叶常绿果树混交带果树品种40余种。

在畜牧业方面，西周已发明了马匹去势术，牲畜内外科病症的治疗也积累了初步经验。在林业方面，西周时注重用养结合，设有“虞人”，专司护林工作，并对树木采伐年龄及采伐季节作了规定。

西周时代国家上层建筑已相当完备。各级组织均有首长领其事，如闾师、闾胥、族师、乡大夫、乡师等。他们经常的工作就是向村社农民传达政府命令并组织农民从事生产活动。

第二节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在社会制度上实现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演变，在农业生产方面则开始了由粗放农业向精耕农业的转变。由于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主要农业区在秦岭和淮河以北，全国7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黄河流域，因此，本节着重阐述北方地区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一、精耕细作农业传统的奠基

中国农业最显著的特别就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制度之上，以提高土还生产率为目的的精耕细作。这一特点的发生始于春秋战国时代。

公元前770年周朝东迁后，国力日趋衰弱，不再有控制分封诸侯的力量，从而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而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催化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嬗变。战国时期，“七雄”不断进行兼并战争。为了能在兼并战中取得胜利，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变法和改革。在政治上，奴隶主贵族世卿世禄制度被废止或削弱，封建地主阶级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在土地制度上，长期沿袭的井田制逐渐消亡，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在赋役制度上，奴隶主贵族的“贡、助、彻”被废除，代之以按地亩征税的赋役制度。在经营方式上，改“千耦其耘”为个体经营。所言这一切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进入铁器时代，铁制农具的使用已较普遍。与铁犁相配，牛马被用于农业，从而实现了农业动力上由人力耦耕向畜力耕作的革命性变迁。铁犁与牛耕并举，相辅相成，使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力有了突破性发展。如《吕氏春秋�6�1上农》所言：“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这些进步均为封建制度的最终确立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铁器的应用和推广也为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和井灌提供了有效手段，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应运而兴。如中国最早和最大的陂塘蓄水工程“芍陂”、魏国修建的漳水渠、秦国李冰主持修建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都江堰及我国古代最长的人工灌溉渠道郑国渠等，为保障当时农业的稳产高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人们对土壤和农作物有了更多的认识。“五谷”的概念已经形成，并注意到了开展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人们认识到“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给庄稼施肥可增加产量；种庄稼要深耕、熟耰(碎土)、易耨(除草)，才能获得好的收成。周时的起亩作垄技术至战国时因犁耕有了发展，形成“畎亩法”、即在高燥田里将庄稼种于垄沟以防旱，在低温田中将庄稼种在垄青以防涝。由于积累了这些经验，西周时那种垦种休闲交替的易田制渐被废弃，耨地实行连种，一年一熟，部分发达地区还试行复种，两年三熟，从而实现了耨作制度上的重大转变。

这一时期，园艺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周以前虽然也有蔬菜和果树栽培，但多作为农业的补充而存在。春秋战国时，农圃已经分工。当时栽培果树有20种以上，食用蔬菜有40余种，其中人工栽培者十余种。由此，独立的园艺业初步建立。

此期畜牧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在西部游牧区，牧业渐成规模，战争中俘获的牲畜常以万甚至10万计。在广大中原地区，因战事、犁耕和积肥等多种需要，六畜被普遍饲养。以外形来鉴别家畜优劣的相畜术已具相当水平。名传千秋的相马专家伯乐和相牛专家宁戚就活跃在这一时代。为了保障畜牧业的发展，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的牧业机构和“牛人”、“羊人”、“校人”等畜牧官员，同时还制定了各种畜牧法规。湖北云梦出土的战国“厩苑律”竹简堪称世界最早的畜牧法规。

因战乱和连年滥伐，原始林遭到严重破坏，迫使政府不能不重视森林的养护和种树。当时设有“山虞”和“林衡”等林官。严禁滥伐，严防山火，将植树造林已作为利国利民的长久之计。

二、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

秦汉时期，我国农业在春秋战国开始的道路上进一步发展，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逐渐形成。

秦灭六国后，结束了诸侯纷争割据的局面，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车轨和文字，大规模移民西北和五岭，修筑堤防，疏浚河道，这一切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王朝继承了春秋战国时的农本思想，将重农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实行轻徭薄赋、垦荒实边、兴修水利、奖励力田、劝业农桑等一系列重农政策，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因汉武帝对水利事业的重视，汉代农田水利建设蓬勃发展。仅国都所在的陕西关中就兴建了六辅渠、龙首渠和灵轵渠等水利工程(图9-2)。山西引汾水和黄河水，河南汝南和安徽西部引淮水，山东引巨定泽水和汶水，等等。井渠法传到新疆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地下灌溉渠道—坎儿井，解决了干旱地区开渠塌方或沙土漏水和蒸发量大的难题。此外，这一时期还创造了放淤压碱，成为后来治理盐碱地的重要手段之一。

由于冶铁业的迅速发展和冶铁工艺水平的提高，此期铁农具的种类大为增加，质量也有较大提高，农具已完全铁器化。犁壁的发明使犁在破土松土的同时增加了翻土、灭茬、压草、开沟、作垄的功能，使得耕作更有效率。秦汉时牛耕得到进一步推广。搜粟都尉赵过在陕西关中推行“代田法”时，用的就是“二牛三人”的牛耕。铁犁的广泛应用和牛耕的大力推广是汉代农业发展的两项重大措施，对我国农业精耕细作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汉代我国还发明了世界最早的条播机—耧车。它改原先的撒播为条播，将开沟、下种甚至施肥等作业合而为一，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播种均匀且节省种子。《齐民要术》称之为“省力过半，得谷加五”。耧车18世纪传入英国，经塔尔改进后成为当时通行于欧洲的畜力条播机。

秦汉时期，在耕作技术方面，进一步改进垄作法，经济有效地利用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逐渐形成了耕、耙、磨、压、锄相结合的防旱保墒耕作技术体系，创造了用力少而得谷多的旱作农业传统。因冬麦的推广，汉代时轮作复种制初步发展。在施肥方面，也创造了基肥、种肥、追肥等一系列施肥技术。秦汉时期，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已完全成形并广泛用于指导农业生产。

此期，园艺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出现了一些有相当规模的果园和菜圃，栽培和管理技术也明显提高。

畜牧业方面，相畜术、畜禽良种的选育、牲畜杂交和杂交优势的利用，以及畜禽的饲养管理均有一定进步。在中兽医方面，脉学和症治、阉割去势、本草学方面都有进展，并且制定了一些防疫制度。养蚕业与蚕桑技术继续发展，中国的丝织品和养蚕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至西亚。

此期，人工养鱼和人工造林也进一步发展，渔业和林业逐渐成为农业中独立的生产部门。

总之，秦汉时期我国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无论从经营思想、农学理论，还是技术体系均已基本形成。

三、北方传统农业的发展

公元2世纪末，黄巾大起义使东汉王朝濒于瓦解，各地义军乘势而起，中国从此进入了分分合合、混战不已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频、政局动荡、人口逃亡、耕地荒废，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客观上战乱所造成的人口大迁徙也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的融合及农业文化的交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更多的民族逐步卷入以种植业为主的洪流中来。由于各族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传统农业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秦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土地制度仍然是秦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继续。但此期国军事的需要，屯田制有较大发展，如曹魏时期的军屯与民屯和南北朝的屯田。无论军屯还是民屯，土地所有权都属国家。屯田按军事组织进行，屯垦工作与军事活动相结合。

这一时期，因豪强割据，水利事业废多兴少。但南朝各代比较重视水利建设，宋、齐、梁、陈相继修复了芍陂堤堰，溉田万顷。

随着钢铁冶炼和加工业的发展和提高，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铁农具的种类大大增加，性能有较大改进。后魏《齐民要术》中记载的农具有20余种，不少是汉代未见记载的。从出土农具看，这些农具全都通过白口铁柔化而制成。

这一时期传统农学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谷田必须岁易”，连作“莠多而收薄”等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合理轮作的必要性。合理轮作不仅有利于消灭杂草，减轻病虫的危害，而且有助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已经从野生绿肥作物的利用发展到有意识栽种绿肥作物，并且将绿肥作物纳入轮作体系，开创了绿肥作物轮作制。《齐民要术》记述了谷、瓜、葵、葱等多种作物与绿肥作物的轮作复种，称之为“美田之法”。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良种，这一时期还创建了“种子田”，进行良种繁育。单种单收、精心管理、防止混杂，较汉代“穗选法”有了一定的进步，奠定了我国传统选种和良种繁育的基础。据西晋郭义恭《广志》记载，粟的品种有11个，稻的品种有13个。《齐民要术》中粟的品种增至86个、水稻品种为24个。

在植物保护方面，农业防治增加了作物抗虫品种的选育及轮作防病等新内容。对寄生性天敌昆虫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并总结了利用捕食性天敌昆虫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的经验，开创了“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新篇章。

在园艺方面，北方黄河流域栽培果树的种类与汉代相比变化不大，但南方栽培果树有显著增加，如柚、枇杷、频婆子(又名凤眼果)、韶子(又名毛荔枝)、海枣、古度树、枸橡等，而且出现了一些大面积果园。栽培的蔬菜种类也从东汉时期的20多种增加到30多种。蔬菜栽培技术发展了留“本母子瓜’作种、大蒜“条中子”及促使莲子早发芽等方法。窖藏鲜菜的技术较汉代进一步完善。

在畜牧兽医方面，因征战、驿传及农副业生产的需求旺盛，促使养马业蓬勃发展；家畜远缘杂交产生了骡子；相马术已有成套标准，相牛、相猪也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家畜的阉割和兽医内外科均有一定进步，尤其是北魏时期对猪的阉割法的改进，使出肉率显著提高。

这一时期我国蚕丝生产在农业中仍占较大比重。敦煌为丝绸商业交易之地，南方蚕丝业发展更为迅速。这时人们认识到了孤雌生殖现象；学会了用低温控制蚕卵化性；发明了盐渍杀蛹储茧法。

我国很早就认识到蜂的用途，3000多年前已开始食蜜。有关蜜蜂的人工饲养最早见于西晋文献。张华《博物志》记载了人工养蜂蜂种的来源及收取蜂蜜的时间和方法。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渔业生产仍以捕捞为主，但已经试行人工养鱼。南北朝墓葬出土有养鱼的陶器涌。《齐民要术》也介绍了养鱼致富的经验，包括鱼的习性、鱼池规模、放养量、雌雄鱼的比例及鱼池蓄水的深度。

第三节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经济重心一向在黄河流域。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公元3世纪时依然地广人稀、文化落后，农业生产基本上仍然是“火耕水耨”的粗放经营。虽经汉、晋、南朝的持续开发，经济渐成规模，但与同时代的北方相比，仍逊色许多。这种状况直到隋唐五代时始有改变。

一、南方传统农业的兴起

唐朝初期，社会经济曾有过一段空前繁荣的时期。但唐中叶以后，土地兼并盛行，均田崩溃，社会矛盾日渐突出。历时7年的安史之乱使北方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南方因未受战乱直接侵害，社会生产相对稳定；而大量北方人南下，带来了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使得南方农业迅速发展，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西汉以前我国的灌溉工程大都在北方，东汉后开始向南方推进。南北朝时北方陷于破坏停滞状态，南方则进一步发展。中唐以前，南方灌溉工程仅23起、防洪排涝工程3起、运输工程3起。中唐以后，灌溉工程猛增至938起、防洪排涝工程7起、运输工程8起。水利建设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农业的发展，江南日益繁荣，出现了“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的局面。

在农具方面，曲辕犁和筒车的发明，标志着我国南方水田耕作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曲辕犁又称江东犁，它增加了犁评，可调节深浅，犁壁与犁铧面不连续，可以起到碎土和翻土的作用。中国犁自此基本定型。曲辕犁的出现和耖耙的推广，促进了耕作技术的发展。经长期实践，逐渐形成了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水田耕作技术体系。这一时期，随水田冬作的发展，一年两熟制在南方初步发展。

在园艺方面，此期我国从国外引进了不少果树和蔬菜品种；嫁接理论与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创造了蜡封果蒂的保鲜贮藏技术；开始了食用菌的人工培养；茶叶生产及茶叶栽培技术具有世界性的影响。

在畜牧业方面，相畜术进一步发展；创立了马籍和马印制度；引进了大宛马、康居马和波斯马等国外优良畜种。在兽医方面，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兽医教育机构，仅太仆寺中就有600余位专职兽医。解剖、针灸、脏腑学说及兽医外科等方面均有进展。

隋唐时期，我国蚕桑业相当发达，生产中心也从黄河流域移至南方。

二、南方传统农业的发展

宋元时期，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南太湖地区已成为国家经济命脉，农业生产水平远远超过北方。唐代后期，南粮北济最高年额不过300万石，北宋则超过700万石。

南方农田水利建设持续发展。宋代人口高峰时全国人口约1亿。因耕地不足，出现与山争地、与水争田的现象，导致梯田、圩田的迅速发展。出现了芜湖万春圩田40万亩，江东络官圩80万亩。

宋元时期农具的发展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主要表现在新农具的大量涌现和农具所具备的各种特点上。可以说，传统农具到这时已基本完备且趋于定型。

宋元时代，多熟制迅速发展，双季稻种植面积扩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三季稻。农业内部生产结构也有了新的变化，主要作物种植范围扩大。麦在南方长足发展，有不减“淮北”之势，成为稻田的主要冬作。因大豆需求增加，大豆种植日渐普遍，以至王祯《农书》称之为“济世之谷”。棉花的发展突出。北宋时期中棉栽培仅限于两广和闽滇地区，非洲棉也多在新疆和陕西栽培。但宋末元初，中棉已扩展至江淮流域。因植棉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比之种麻，“免绩缉之功，得御寒之益”，倍受人们喜爱，种植范围不断扩大。

此期土壤肥料的理论与技术也有一定突破，创立了“地力常新”论。肥源进一步扩大，肥料积制方法不断改进，施肥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

园艺方面，原来主要在岭南种植的橙、橘、香蕉、荔枝、龙眼等，在宋元时分别向闽、浙、赣、川、苏等地推移，扩大了种植区域。

畜牧业在宋代北方汉族地区远不如汉唐，但元代有一定发展。南方畜牧多养牛、羊、猪、鸡，并以猪、鸡最多。此期，优良品种“湖羊”培育成功，淡水养鱼业也有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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