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养牛建厂，沈阳四环以内可以养牛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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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四环以内可以养牛羊吗

沈阳四环以内是不可以养牛羊的。四环以外倒是可以。除非。大型的工厂。可以养牛比如。沈北路的前面的。蒙牛就有养牛场。

如何理解乳品行业

目前乳品行业外资分两类，一类是投资基金，如摩根斯坦利投资蒙牛就是典型的一例。他们很明确，我来就是要控股包装一个企业，最后以上市为目的，可以说是“乳业黑马”。一类是战略资本，像雀巢、惠氏、达能这些实业资本，这类资本10年前就进入中国乳业，以独资合资这样的方式。现在也两极分化，雀巢、惠氏等发展得很好；但也有一部分，因为水土不服和策略性方面的问题，正在逐步退出或者艰难维持。

刘永好：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开始注意营养，对牛奶的需求量日益扩大。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乳品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而且是一个有较好收益的市场。资本的逐利性和行业广阔的前景使资金自然不断地流入乳业。

这几年，国内乳业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市场拉动。当然，也靠企业来推动，靠政府的大力支持。此外，由于有市场，奶农从中得到了实惠，养牛积极性提高了，奶源得到了保障，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国内乳制品市场发展空间巨大。目前世界人均拥有乳制品已在每年200公斤左右，而我国人均乳制品拥有量仅8公斤左右。即使今后只翻一番，市场需求也是一个大得惊人的数字。

郭维健：大量资本进入乳制品市场，支撑它的市场增长空间还是有的。毕竟从世界范围来讲，我国人均乳制品消费水平还是很低的。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乳制品高营养食品认识程度的提高，乳制品的需求会不断增长。尤其是这两年，增长更加明显。资本的趋利性决定它需要找到一个行业使自己的资本增值。现在大家都在预测，说未来10-20年，中国乳品市场保持在一个20%左右的增长速度，这个预测还是很有根据的。尤其是在起步比较低的广大的农村，乳制品市场增长的潜力是非常大的。相对来讲，城市的乳制品消费要成熟，增长比率可能会比农村低一些。与农村相比，目前城市的乳制品人均年消费大概在30公斤左右，农村也就七、八公斤吧。我判断，资本大量涌入的情况会持续5年左右，而行业的高速增长会比5年更长。

郑俊怀：中国的乳业通过这些年来的市场培育，消费需求在快速地发展。目前来看，市场需求大于供应。所以行业内的乳品企业会加大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加快奶源基地的建设；而行业外的在看到这个行业快速成长的同时，认为这个行业的利润空间比较大，也纷纷进入到行业里面来。他们采取的手段一种是收购股权，通过股权投资来获得这个行业的良好回报；还有一种形式是收购乳制品企业，从而快速进入到这个行业。应该说，这两种做法对于加快乳品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在国外，奶酪消费占了乳制品消费很大很大的比重，但是在中国奶酪消费比重却占了很小很小的一点。当然随着市场的发展，供不应求会变成供求的平衡，再发展到一定时候，就可能饱和，饱和以后，利润的空间会下降，有些企业会生存不下去，会退出。

利润率下降是否必然？

目前乳业的竞争已十分激烈，价格仍是吸引消费者的最重要的因素，进入者的增加和厂商间的价格战必然会降低行业利润率，这也使得只有具备一定竞争优势的企业才能生存下去。

记者：在超市里转转就可以看到，现在奶制品、特别是液态奶的“价格战”打得非常凶；电视里，大量的乳品广告也让我们感受到乳业竞争的“火药味”。您认为，什么样的企业会在如此惨烈的竞争中胜出？您又如何评价“乳业黑马”的出现？

郑俊怀：是的，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因为谁的产品生产出来都要想办法卖掉，尤其是牛奶这种不便于储藏的产品。要卖掉产品，对消费者吸引力最大的还是价格，谁的价格低，谁的产品优惠，可能消费者就会选择这个产品。当然，理性的消费者，不但要看价格，还要看品牌，看企业的信誉，看企业的服务。但是我们中国的消费者还没有都达到理性的地步，谁的便宜就买谁的，这样的结果，行业的利润率必然趋薄。从这个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各企业有各企业的优势与劣势，每个企业怎么去发挥优势、规避劣势，是最关键的。

郭维健：大家在降价，利润率也会下降一些，但只要企业能承担，这个降幅就属正常。企业的定位不一样，企业竞争手段就不一样。有的企业维持高价，以树立这样的品牌形象，这是有费用作支撑的。但有些企业品牌投入少些，可能价格就低。而消费层差别也很大，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上上下下消费层的人群都有，有的人可能更看重价格，有的人可能更看重品牌。所以说，在整个行业增长的背景下，在消费群急剧扩大的背景下，各企业只要找好自己的定位，甭管是高端的还是低端的，应该说都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三元这样更靠近市场的“城市乳业”，有自己产品的优势。比如，外地企业过来的更多的是超高温杀菌的产品，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保质期较短的酸奶、巴氏杀菌鲜奶。

王佳芬：乳品行业也会像啤酒行业一样，当大家都来做的时候，价格会往下走，行业毛利率不断下降，进入的门槛会越来越高，规模小的企业生产不了。当然，每个行业都会有黑马。乳品市场有很多黑马的不断出现是好事，会使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速度更快。大家一起把市场共同做大，蛋糕大了对我们也有好处。如果只有我们几家孤军作战，不能唤起更多的人来喝牛奶。另外，竞争会迫使我们不断进步革新。

新进入者将来会怎么样，取决于他们的目标、文化、管理等，但都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攻城掠地有勇气还是能做到的，但是盈利能力的持续和不断提升是大家面临的问题。大公司一定是要靠管理的，用传统的管理方式无法使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另外，职业经理人不够职业化也是个问题。现在乳业管理人才的总体水平还不够，包括我在内。

刘永好：我们进入这个行业时间不长，与业内大公司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还有很多不足。但是，新希望也有自身的优势：我们做了20年的农业，了解农业，我们在养牛、种草即乳品资源上有相当优势；同时，也能很好地把农民的利益与城市的需求有机地结合。我们有较好的机制，有新的定位，这个机制和新的定位与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能激发出更大的活力和创造力；此外，我们有上市公司这个平台，有一定的资金实力，有新希望的品牌，有新希望的包容性文化。因此我认为，只要虚心学习，持之不懈地努力，我们就能在乳业方面较快地发展，并能取得较好的业绩。

“泡沫说”能否成立？

倒奶事件属于极个别现象，并不意味着乳业出现了泡沫。某些企业出现失误是正常现象，只要找准定位，企业都有生存之路，倒是有的地方政府过多介入行业发展值得关注。

记者：为什么在有人认为供不应求的这个市场中，还会出现前些时候乳品制造商的倒奶事件？您对于乳业市场的“泡沫说”怎么看？

郭维健：我不太同意乳品业有什么泡沫的说法。资本大量进来的时候，会采取不同的战略。不管是从源头的奶源开始，还是到最终的销售渠道、流动环节，它侧重点可能不一样，但只要企业找准各自的优势，都应该能够取得成功。当然，即使是一个高速成长的行业里，也不是大家全是成功的。有些企业因为管理问题呀、决策问题呀，出现一些失误，这也是很正常的。倒奶是极个别的，不能说是行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王佳芬：我没有仔细研究过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有没有“泡沫”。在企业里面，如果我们有问题也很清楚：牛奶卖不出去了就要亏损；资本要逐利，输了会自动退出。但关键是，政府不要掺和进来，这也是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政府的支持应主要体现在产业政策和产业导向上，毕竟牵涉到农业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现在有地方政府过分热心，要求农民都来养牛，我有些担心，这样做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出现。

郑俊怀：乳业这个行业不同于别的行业，它是一个链条比较紧密的行业。具体来讲，市场、基地、加工能力都要相匹配，如果不相匹配就会出问题。在这个紧密的链条上，首要的是市场。但是有了市场，而不去解决奶源的问题、不去搞好加工、丰富花色品种，这个市场需求就消化不了。

奶源、营销谁更重要？

奶源建设受到乳业企业的普遍重视，不少企业都建立了适合自己的行之有效的奶源建设机制。除了奶源，市场、营销渠道、品牌等因素也十分重要。

记者：我们看到，随着资本的进入，奶源的圈地运动正在愈演愈烈。如何解决“把有限的资源放在无限的竞争当中”的问题？奶源会最终成为公司乳业发展的瓶颈吗？

郑俊怀：从奶源基地来讲，中国目前奶牛发展比较快，有政府的推动和投资者的介入，发展潜力也很大。同时，我国目前还大规模地从澳大利亚、新西兰购买奶牛。由于发达国家奶牛业是过剩的，购买奶牛的价格比国内高不了多少，所以现在这个势头很猛。另外，奶牛的自然增长速度也很快。去年，全国奶牛业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20%，个别地方更高，比如我们呼和浩特市，奶牛业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50%了。

最早，我们这个地区是农户家庭饲养，一家养两头、三头奶牛。这种格局有它的好处，就是饲养成本很低，但是，储存、疫病的防治等许多问题，使得分散饲养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比如农户是晚上挤的奶，如果保存不好第二天就酸败了，酸败之后要么倒掉，要么搛碱中和。所以，从1996年开始，我们在原来一家一户饲养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大的整合。在农户集中饲养奶牛的村庄建立了现代化的挤奶厅，农户独立饲养，在我们的挤奶厅集中挤奶，然后用我们带制冷的储奶罐快速冷却，由我们的收奶车及时拉回工厂。这样，保证了我们的牛奶是真正挤出的牛奶，其他中间环节和人为因素都去掉了。另外，我们还提供全面的配套服务，从配种到饲养，从草料的供应到储奶、收奶、奶款的发放，这些问题都由我们和当地的畜牧单位合作解决。

通过这种模式，农户利益得到保证。算下账来，每养一头牛一年可以收入四五千块钱，是很赚钱的。农户原来不敢多养，现在开始向规模化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进一步的整合措施。一是建立了奶牛小区，农户就把奶牛搬到小区饲养，规模可以达到10头到20头。人畜分离开了，农户也就集中精力搞奶牛业了。第二个模式就是向有一定资金实力也有养奶牛经验的人，提供资金和设备的支持。这样，一批规模化的饲养奶牛的大户发展起来，有的奶户现在已经养到二、三百头奶牛。还有一种形式就是牧场园区，我们提供基本的条件，吸引外地的养牛大户把牛群赶到园区里来，园区规模现在是3000-6000头不等。

集约化，对于奶源基地的稳定，对于乳品加工企业取得优质的牛奶、提高效益都是很好的。现在在我们这个地区，围绕着奶牛业已经应运而生了好多服务机构。有的专门负责买牛，有的专门负责供应饲料，有的专门负责疫病的防治、奶牛品种的改良，有的专门负责种牧草……

社会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了，效率提高了，成本降低了，质量保证了。国外发达国家已经做到这一步，我们正在向国外靠拢。

刘永好：如果说到未来发展的瓶颈，我认为首先是在资源上，是在奶源上。是否有好的草场、好的奶牛，这对企业未来发展来说是十分关键的，是基础。当然，品牌也很重要，在市场拓展方面尤其如此。还有企业的实力、服务手段、营销网络以及企业人才，在其中都起到重要的综合作用。

王佳芬：在我们这个行业，奶源的建设和乳品市场的发展同样重要。有人说，奶源是光明最大的问题，但我一直坚持认为市场才是最大的问题。我们深深觉得，乳业的发展跟奶农紧紧联系在一起，从80年代开始，我们用了10年的时间，使上海的养牛业从2-3万头增长到5-6万头，用了大量的资金进去。从1995年我们开始制定实施“用全国资源做全国市场”

战略的时候，我们同时考虑奶源加工市场。为规避奶源的季节性问题，我们必须在中国奶源最发达的北方地区建立奶源基地，我们非常明白养牛需要时间，但是牛又是会动的，所以我们早早做好了奶源的布局。这些年来，我们越来越理智地思考建奶源基地、市场、加工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现在乳业处于急速的发展期，没有什么大的制约。目前亟待解决的是如何保证产品质量体系标准的强有力的执行。

郭维健：企业应该在规模上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提升，很多小企业的成长会受到限制。我觉得，提升竞争力最重要的是在两头，一个是奶源，一个是营销渠道，无论侧重在哪一个方向的做法都是对的。从三元来讲，可能没有一些企业发展得快，有的企业超过我们了，这使我们感到压力很大。这里面有资金不足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三元的销售长期局限在北京，全国的营销网络不健全。在乳制品需求特别是中小城市的需求大量增长的时候，我们没有分享到高速增长的蛋糕。

提高盈利靠什么？

行业特点适合规模经营，除了简单的提升规模，企业在营销网络的建设、生产组织形式上的创新等，对于企业实现利润增长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记者：最近两年，无论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乳品企业的扩张速度都在加快。那么，在奶源、市场的争夺过程中，什么是最有效的途径呢？在产量、产能提高的同时，各企业将如何保证收入与利润的协调增长？

郭维健：大家进来以后，企业的整合、品牌的整合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企业会继续扩大，有的会被吞并。牛奶产品的差异性不是很大，加工、工艺、设备都差不多。如果严格按标准去做，不会有谁喝谁的牛奶而不喝谁的牛奶。资本看到的也就是这个行业在扩大、需求在扩大，以及这个行业的产品差异不是很大、技术含量不是很高。乳业不像某些工业行业，它要的是控制而不是高科技。

三元最早在北京是垄断型的，占北京市场100%的份额。现在市场开放了，一定会把一部分市场让出去，三元大概让出了北京30%的份额。所以，三元要扩大，肯定不会死守着北京的市场。我认为，建立庞大的销售网络是提升利润的捷径。并购整合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不如把网络做得更扎实、更深入来得快。三元上市之后，募集到资金，会在销售渠道的建设上有比较大的投入。相信未来两三年内，公司在外埠的收入会大幅提升。我们的愿望是，将公司目前收入占比中，北京与外埠7比3的比数倒过来。

在扩展市场的同时，我们也会抓住适当的机会，收购外省市的乳制品企业，以委托加工、独立建厂等合作方式，来使三元整个产能增加、市场份额增加。当然，我们也不光利用本国资源，比如我们已经在澳大利亚建了厂，利用当地天然优质奶源生产奶粉、干酪等产品。

总之，目前行业内加大的对品牌、设备等方面的投入，还属正常范围之内，仍保证了一定的利润空间。今年以来，由于蔗糖、包材等原材料价格的不同程度的下降，乳品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也略有下降。

刘永好：最有效的竞争途径是质量、品牌和信誉。乳制品是入口的东西，质量是关键。要保证质量，就要有好的乳源，有好的奶牛基地。让消费者喝放心奶，喝环保奶。新希望日前在云南洱源县建日产奶1000吨的工程，其中之一就是看中它的自然环境。在大理州，有300多万亩天然牧场，有近千万亩的高山可供发展草场。这里水草肥美、四季如春，有500年养殖乳牛的历史，我们要在这个非常环保的地方建非常环保的乳制品工厂，从奶源上保证牛奶的质量。我们将把大理这个地方作为新希望乳制品的生产加工基地和奶源基地，并有可能把“蝶泉”作为新希望的主要品牌推向市场。

王佳芬：在市场手段的调节下，会有技术创新带来的产品差异化、人才的培养和组织的创新。我们的行业特点要求规模经营，最后一定会呼唤大企业的出现和成功。但与国外的整合过程相比，中国在时间上一般要短。

乳业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靠传统的投资建厂进行扩张将难以适应竞争的需要，我们不得不进行创新。再加上我们光明地处上海，经营成本本来就比其他企业高，过分强调自力更生，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成本，使利润空间进一步萎缩，带来巨大的财务风险。因此我们制定了“轻资产战略”，用我们光明乳业自身的品牌、技术、管理经营和经营理念等无形资产作为扩张的重要砝码。

在奶源方面，我们逐步卖掉一些牧场交给别人经营。但我们卖掉一些牧场是为了管理更多的牧场。我们派出管理技术团队去牧场服务，把所有牧场的信息上网，建立“网上牧场”，给每一头牛建立档案，进行跟踪监测。这样，尽管牧场不是我们的，但我们通过管理控制了奶源，保证了原料的质量。过去数十年，光明运用传统方法在上海做到了20万吨奶源；而通过运用轻资产的方式，在两年多时间里，我们的奶源一下子超过了60万吨。在成品方面，我们通过OEM，将乳制品的生产制造外包给其他乳品公司，我们自己则全力以赴进行产品设计、研发、销售、服务以及品牌的推广。今年我们花了近亿元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也是基于此。通过“轻资产战略”，光明乳业一方面稳定了奶源，扩大了产品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行之有效地控制了公司的成本，实现了高效快速成长。

郑俊怀：大量资本涌入以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整合。结果是一些有核心竞争能力、有自己独特优势的企业发展得更快，而有些企业可能就要被淘汰。通过市场机制的调整，规模化的大企业集团控制了很大一块市场的份额；而中小企业则依靠特色来维持生存和发展，市场竞争也将由现在的无序，转变到有序。

伊利起步的时候是个“基地型”的公司，但是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基地+市场型”。我们现在的生产基地好多都是建在大城市，在北京，我们建了目前国内技术最先进的酸奶工厂；在上海，我们建有现代化的冰淇淋工厂；另外，在西安、沈阳、武汉都有我们的工厂，有我们的生产基地。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形成了一个奶源基地、生产基地与市场相结合的完整的布局

我要一篇关于海泊桥历史的文章,有急用!!!

提起海泊村,老青岛人十个有九个不知道。因为,一则小,从未被真正行政区划过；二则历史短,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形成的“移民村落”；三则和“吴家村”首尾相连,被外人误为吴家村。“海泊村”既有异于“吴家村”、“康家庄”等以姓氏命名的历史悠久的真正村落,又不同于“上街”、“四方”一类真正意义上城镇“村落”,这个靠近繁华的“东镇”、在德国炮台和台柳路哨卡双重“保护”下、以海泊河命名的小村落,反映了一群殷实农民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业化”进程中,欲进又怕、恋恋不舍、迫不得已的心态。

“七七事变”之后,“游击队”、“自卫团”在乡下蜂起,打家劫舍、绑票撕票成风,乡下的殷实人家大都变卖家当跑到青岛。从此,海泊村有了这样几十户人家,开始了一种城市化独门独户、亦工亦商亦居的生产劳作,一种乡村化自给自足、不失风范、爱面子、讲信用的生活方式。这其中有老孟家、老徐家、老王家、老杨家、老丁家、老范家、老刘家,上述几家大都是昌邑人或靠近昌邑的平度人。昌邑人贩丝绸的多,无以为计只能以“织布”为业,商号有什么“成记”、“和记”、“东来成”、“义发和”、“洪昌”、“三新”等等。当时的青岛纺织业已经赫赫有名,只不过发达的纺织业都是日资工厂所为,海泊村这几家小工厂（作坊）无资本、无技术,仅是依靠客商云集的便利条件,利润微不足道,勉强维持生计而已,有家底的还要时不时地贴上几个,根本谈不上发展、壮大。也有极个别的例外,比如说“三新”,谁都不知道他家掌柜的是谁,只有一个姓崔的职员管事,海泊村小织布厂都是从他那儿买纱。别看他家不起眼的几张机,可大出大进的纱线,足以骇住当时海泊村的“四大家族”！都道是这家有背景,大家都想与姓崔的套个近乎,买点“优惠纱”什么的,无奈这姓崔的油盐不进,只谈生意不论其它,谁也摸不着深浅,更甭说从他那儿得到过好处了,充其量混了个“面儿熟”。到了国民党接管青岛时,“三新”更加红火了,连洋人都到他那儿进纱,解放前人家关门歇业了,直到解放后才陆续着传出那家是敌产,改革开放后人们又传说“三新”成了宝岛台湾一家赫赫有名的大纺织公司。

范家“成记”三掌柜又是另外一个例外啦！范家三掌柜是个“遗腹子”,小他大哥范大掌柜的13岁,特殊的身世使他倍受范家老太太的宠爱,再加上人又聪明精干,年轻好学可塑性强,压力也小,“赔了是家里的,挣了是自己的”,因此思想开往,很快适应了城市生活。上个世纪40年代初,自行车问世了,日本人开始在青岛生产自行车,范家三掌柜立马意识到这是个好买卖,仔细观察、偷学技术、自绘图纸、垒起化铁炉、招收工人,大干特干了起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海泊村作坊中,逐渐成了气候,还自己设计施工盖起了跨度、高度都在十米开外的厂房。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事,这让人不仅知道了范家三掌柜聪明能干,而且还让外人都以为范家“成记”发了。实际并不然。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末老范家弟兄仨将老家底分了,这时候的老三家日子名正言顺地红火起来,而老二家孩子少,靠着丈人家的财势也过得去,只有年过半百心力俱瘁的老大,把活钱全部给了两个弟弟,自己只分得了有六张木架子织机的作坊,媳妇女儿全天干活,还只能勉强度日。

解放了,国家纺织品实行统购统销,海泊村移民第一次有了喘息的机会,满足之意自不必说,随着公私合营进入高潮,这一行当参加合营的业户越来越多,欢乐的锣鼓声在海泊村这个小小的村落里,整日响个不停,也是一时的佳话。当然也有没加入合营的业户,如开酱园的老方家、开牛奶房的老赵家,还有范家三掌柜的……范家二掌柜的也入了弟弟的伙,说了些不中听的话,让人家给汇报了,工会把他弄了去教育教育,不料想他受不了斗争,回家后找根绳上吊死了。

渐渐地“家庭出身”这一词汇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海泊村的老移民眉头越皱越紧,在农村他们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到了海泊村又毫无例外地成了资本家,海泊村长大成人的新一代纷纷与家庭划清界线,告别旧家庭,奔赴革命的大家庭。范家大掌柜的三闺女和四闺女分别参军,与共产党的干部结婚,算是彻底划清了与旧家庭的界线。

1964年海泊村破天荒出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范家三掌柜（当时自行车厂的科长）的三闺女在新兴力量运动会上获得了一项武术冠军。本来能获得冠军就很了不得了,更加了不得的是这小女孩跟着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家总理周恩来出访了十几个国家,如此殊荣总让海泊村人津津乐道。那年过年的时候,不知谁发现了一张年画上的人物居然是她———手舞长穗剑,一个坐盘姿势,清丽健美。谁料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海泊村的老移民大多被批斗,遣返回乡。范家三掌柜的自然不能例外,就连他那个武术冠军三闺女也难逃干系,跟着被遣回了老家！范家大掌柜的深恐自己被查出曾轮流担当过海泊村连甲甲长一职（当时有规定：敌伪保长是具有重大历史问题,必须到公安局报到的罪犯之一；海泊村小,不够十甲连保,故不设保长,只设甲长,遇到派捐纳税出丁,均有轮值甲长负责,范大掌柜轮过几次）,又不敢主动坦白争取宽大处理,困绕无路只好找跟绳子,追随乃弟、弟媳去了。

海泊河的清水好多年就不淌了,上世纪50年代开始,错埠岭以东修了十几座水库,截断了这条季节河有限的水源；海水也泊不到海泊桥了,一是河床淤积,二是海边修了不少的石栏。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海泊河成了吴家村造纸厂和新和化工厂的排污河,使这条青岛市区少有的、河名诗情画意的河流变成了臭气熏天、蚊蝇泛滥污水沟,海泊村更是不堪入目；从上个世纪40年代末开始,海泊村的人口不断膨胀,先是难民,后来是公私合营和房屋改造,独门独户变成了大杂院,往日的宁静单纯不再有了,方正体面、严肃认真、安分守信、礼让谦和、循规蹈矩、不卑不亢的文化氛围也渐渐消失了。1993年,市政府成立两岸改造指挥部,决心改造污浊不堪的海泊河,给两岸市民改善生活环境,这是青岛市最后一个政府拨款的改造工程。

海泊村拆迁的那年,海泊村最著名的人物———当年跟刘少奇和周恩来出国访问、年画上的主人公———名骚一时的武术冠军———范家三掌柜的三闺女因癌症离开了人世,多舛的命运和练武人的刚烈使她才活了45岁。如今,随着“海泊人家”的兴建,破败不堪的海泊村消失了,连着原本不该消失的东西也消失,令人心生无限遗憾。(撰稿人：范国治)

海泊村补遗

海泊村是因海泊河得名的。1941年的海泊河,河底与河帮都不像现在而是泥土的。海泊河在小阳路（现在的人民路）上的桥,也比现在的窄许多,只能并排跑两辆汽车。那时海泊河的北面还有一条支流,是从东面的茹姑庵一带流过来的,只有三四米宽,流经现在的20中门前,然后从如今的海慈医院后门处流进海泊河主流。这条支流早已铺上水泥板,桥东的部分,变成没有路牌的路。原来的河,变成阴水沟。当年的海泊村,就在支流桥的东北面。台柳路从海泊村的北半部穿过,海泊河的这条支流,则沿着海泊村南侧的边缘由东向西流,因此紧贴着台柳路和海泊河支流的海泊村,自然是东西长,南北短。

再说说1941年时海泊村的周围环境。海泊村的北面、东面有些庄稼地,那时没有鞍山路；西面,也就是小阳路南端和威海路北端的西面,是一片荒草和树林,如果从海泊桥徒步去大康纱厂（现在的国棉一厂）,走的是草地上踏出的小路；南面至海泊河主流,地面不大,有一些房屋；海泊河支流以南,威海路以东,是一大片低洼的沼泽地,这里的养牛场。那时的海泊村,有500户人家。全村没有一座楼,尽是鳞次栉比的小平房,红瓦和灰瓦的屋顶。村中除了纵贯东西的台柳路,就是密如蛛网的大小胡同。街头有公用水龙头和公用厕所。那时台柳路是从青岛去李村的惟一大道。海泊村还靠近小阳路和威海路两条交通干线,因此海泊村的工商业比较兴旺,尤其小工厂、小作坊遍地开花。再加上村周围可耕种的土地又很少,村里十户有八户是靠做工生活,务农为生的越来越少。所谓的农业,仅仅是在河边种点小麦,房前屋后种点蔬菜。全村没有一头耕地的牲口,也没养一头猪,只有鸡鸣犬吠显示着乡村情调。也有卖艺为生的。记得408号住着这样的夫妻,女的姓张,一只眼睛,山东琴书说的好,吐字清楚,腔调动听。她丈夫是个盲人。海泊村的日伪派出所（百姓叫小衙门）,在村西,即在现今的海慈医院,当年这里是一片树木。村中有一所小学。村西北角还有土地庙,村民在这里送去世的人“上西天”。

那时海泊村的商店主要集中在台柳路上,有土产店、日用百货店、农具店、烟酒店等等。由于台柳路是交通要道,不少顾客是来往的行人。台柳路上的义源烧锅,那时已有十几年的历史。要说那不过是只有十几个伙计的手工作坊,所用的原料又是发霉的地瓜干,所用的设施也不过是蒸馏、发酵用的几口大锅、大缸,但是酿造出的白酒却在周围的村镇很有名声。由于原料便宜,酒价低廉,海泊村的人家喝酒,都忘不了义源烧锅。远近有许多酒店都到这里来批发,生意兴隆。那时海泊村在经济上有“八大家族”之说,都是坐地户土财主。其中有永昌织布厂、义发和织布厂、三信织布厂,和加工木材的山东木厂,以及制作纺织机件的恒兴铁工厂等等。当时村中还有一个生产铁锅的铁工厂。海泊村交通方便,这一带又有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外地人纷纷来海泊村建厂。海泊村的永生茂织毯厂,就是从南方来的一对年轻夫妻在这里选址、投资兴建的。厂里有两台织毯机,连同倒线,共有八九个工人。经营也不错的。

紧靠海泊河支流北岸的和隆织布厂,可算海泊村的大厂了。大掌柜的姓吴,三十七八岁,中等个,山东人。他曾在沈阳开织布厂,因日本鬼子控制棉纱,难以营业,1940年他带着技术大拿周机师来到青岛,与二掌柜的合资在海泊村买地、盖房,办了这家织布厂。开业时有12台织布机,两台倒线机,二十多个工人。后来发展到20台织布机,三十多个工人。二掌柜的姓王,四十几岁,也是山东人。两个掌柜、一个机师、一个帐房先生、一个里外跑腿的小伙计,再加上伙房师傅,一共六个非生产人员。织布用的棉纱来自日本人的大康纱厂。工厂生产平纹白布,不能像太平镇大织布厂那样织提花布。

周技师也四十多岁,东北人,性格直爽,是由工人提升的机师,经验丰富,又实打实地干活。为了不耽误生产,他常常夜以继日地抢修机器。他教徒弟也很诚恳、耐心,是吴掌柜的膀臂。吴掌柜当过工人,懂技术,又善于接受新事物。他非常重视产品质量,不准以次顶优。对织布质量好的女工,除了当众表扬,还发奖金。对次布多的女工,即便沾亲带故,也是该罚则罚,该解雇则解雇,绝不手软。这与忽略产品质量盲目追求利益的小厂相比,实在高明多了。吴掌柜另一高招是,用人不疑。下属有主动权,怎么办都自己说了算,条件是必须把事办好。在选人用人上,周机师可酌情办理,事后打声招呼即可。吴掌柜对职工要求严,处分宽。那时织布利润不高,织布女工虽然每天干十多个小时,一月的工资也就是两袋“炮车”面粉的钱（3元8角一袋）。为生活所迫,不少女工挖空心思偷棉纱,可是吴掌柜不主张搜身,而是在对待工人上尽量好一些。比如有些织布厂,工作时间不给女工准备开水,怕女工喝水后上厕所,少干了活。吴掌柜的却要伙房按时把开水送到车间。他说冬天工人喝点热水还暖和点。其实发下多少棉纱,能织出多少布,吴掌柜心里有数。即使发觉哪个女工偷棉纱,一般也不开除,而是教育、观察。村庄里面织布厂,大都不愿用本村的女工,因为离家近,偷棉纱方便。但是吴掌柜不这样做。他说女工事情多,离家近上下班省时间,更能干好活。吴掌柜的善心,感动了厂里的女工,偷棉纱的现象比别的织布厂少多了。

那时家远的工人,上班都捎饭,大多是地瓜干,玉米面饼子、咸鱼是好的。六个非生产人员,由伙房管饭,两个掌柜的与大家同桌。粗粮细粮都吃,午餐四个菜,晚饭两个菜。和同行业相比,也是不错的。跑腿的小青年姓林,黄县人,那年才16岁。每逢办公室开饭,小林总要边吃边给大家盛饭,而且放筷子又不能比大家晚,两个掌柜的一吃完,他还得给倒茶水。吴掌柜知道小林吃不饱,于是他预先告诉大师傅给小林留点饭菜,小林饭后可以去伙房“补差”。

王掌柜原来是做买卖的,颇有小商人意识,明明对织布一窍不通,却在工人面前摆架子,还特别爱沾女工的“便宜”。由于和隆织布厂是他与吴掌柜合伙投资的,吴掌柜也对他奈何不得。好在生产、人事大权都在吴掌柜手里。正因为吴掌柜在经营理念和管理措施等方面比一般小厂高明,所以和隆织布厂这个小企业,在日伪统治的恶劣环境里,得以生存、发展,并且迎来青岛解放的好年月,直至光荣地走进1956年工商业公私合营的行列。

虽然1941年海泊村的经济,以工商业为主,农业占的比重很少,表现出向城市过渡的特点,但是海泊村依然保持乡村的风情、习俗。过年每家都摆供祭祖,除夕夜通宵守岁；初一早晨还黑灯瞎火的时候,全村就给辈分最大的老人拜年,然后村民再相互“恭喜发财”,等天亮了大家年也拜完了。那时过年,书香门弟、财主人家不用说,凡是经济来得稳的村民都穿长袍马褂。再加上家家贴对联,户户放鞭炮,一派乡村年味。大年正月,村民去海云庵、茹姑庵逛庙会,去东镇逛萝卜会,兴高采烈地看茂腔戏、柳腔戏演出；还自己办杂耍,诸如踩高跷、跑旱船、扭身歌等。因为海泊村是个小村,开展文艺活动的人力物力都有限,因此这些杂耍都是与西吴家村等邻村合办的。和隆织布厂就为村里办杂耍捐过款,这也是吴掌柜的一个开明之处。表面上看,1941年的海泊村是一片升平景象。实际不然,村民们过得是受压迫、受欺凌的日子,是提心吊胆的日子。那是日伪政权统治青岛的年月,大工厂都有地下党组织,通过工会为工人争取权益。日伪政府为了搜捕地下党员,常常以查户口为名深更半夜闯有进百姓家。“查户口”原来只是查流动人口比较多的市区,后来狗急跳墙了,连偏僻的市郊小村落也不放过。一天夜深人静,海泊村的村民早已熄灯睡觉了,突然日伪宪兵警察“冬冬”山响地敲着村民的门,随即是“汪汪”的狗叫,每一个从梦中惊醒的村民,都心跳不已、惊慌失措,有的人吓得翻墙逃跑了。这晚被他们抓走了两个青壮年,其实这两人并不是共产党员。海泊村究竟有没有藏共产党员,那时谁也不知道。即使真藏有个把共产党员,在那秘宫似的胡同里又如何能搜寻得到呢？

那时人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高小毕业（小学六年）就是说得过去的文化水平。在海泊村更是如此。吴掌柜初中毕业就“高人一等”了。读过高中一年级的周机师,不仅是“和隆”的文化尖子,也是海泊村的骄傲。从“和隆”的小伙计小林子女的成才,可见62年来青岛市民的文化素质有多么大地提高。小林高小毕业,他的女儿尽管由于家庭出身不好高考时遭到不公平待遇,但后来还是边工作边读北大的函授学院,拿到了大专文凭,当了小学校长。小林的儿子高考正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年代,解除了出身不好的枷锁,考取了海洋大学,毕业后留校任物理系办公室主任。在1941年海泊村的小林身上,无论如何也是看不出他日后会有两个高级知识分子儿女的。

时过境迁,原来污浊脏乱的海泊河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改造,已变得整洁、美观了。河岸两侧还有焕然一新的、风景宜人的海泊河公园。原来的海泊村已经没有多少痕迹了。取而代之的,是正施工的“海泊人家”居民楼群。虽然尚未竣工,但是已显示出高大、雄伟的现代化大都市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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