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远有没有养牛场(洮儿河的流域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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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州的习俗.习俗又有什么特定的意义

宜州古为“西瓯”、“骆越”地，生活着地方土著族群壮民族，创造并享受着壮民族习俗文化。唐宋以来，地方置州设府，大量的汉民族人口及中原文化的迁入，宜州成为桂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尤其宋明清时期，便利的水陆交通促进了地方商贸经济的繁荣，各地商贾云集庆远、怀远、三岔三大商埠，一些游商、手艺工匠亦驻足德胜、龙头、北牙、北山、洛西等集市圩镇，县外各地、各民族节庆习俗亦随流寓宜域者涌流入宜州，融汇于宜州，形成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宜州地方节庆习俗及其民俗活动。新中国建立之后，社会变革，移风易俗，社风民俗日趋文明，域外习俗泊入宜州，地方节庆习俗内容更加多元，活动形式更加丰富多彩。

一、年节习俗

宜州地方年节习俗，壮、汉及其他少数族多以农季习惯节日为庆，如正月十五、二月社、三月清明（三月三）、四月八、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七月十四）、八月十五、九月重阳、十月朝（客家节）、十一月冬至、十二月三十晚（除夕）。虽每月一节，但却分轻重，民族有别。壮族重除夕、正月十五、三月三、清明、七月七、八月十五；汉族重除夕、元宵、清明、七月十四、八月十五、重阳、冬至。生活在龙头乡的水族有其水族年端节，北牙、福龙瑶族乡有其瑶王节。其中除夕至正月十五为宜州地方的过年。

过年除夕俗称年三十晚。这天，各家各户将必须完成的家事做完，俗说“三十晚要做三十件事”，然后，张贴对联、门神，有些家庭在大堂屋（厅）贴诗词条幅、人物或山水图画（年画）；下午，设香案、摆三牲果品祭祀祖先；诸事毕，家人到齐，开始菜肴丰盛的晚餐，为团圆饭；晚餐后开始“守岁”，待凌晨雄鸡打鸣，千家万户鸣放鞭炮迎春接福。

正月初一至十五是过年休闲、相互拜年、走亲访友、约伴到歌圩唱山歌的时间。正月初一，各家早晨吃水圆（汤圆）；是日禁忌不吉利话语，不准扫地，忌扫财出门，不动刀具，忌引刑狱之灾，不倒残茶废水，忌倒掉食禄；人们服饰讲究，小孩必穿新衣服、头戴新帽、脚穿新鞋；自家小孩（儿、孙）给老人拜年，老人给儿、孙利市红包。年初二，出嫁了的女儿带姑爷、外甥回家拜年，女儿姑爷回家拜年要“打包”（包鲜猪肉或腊肉、豆腐圆），有叔伯、堂兄弟的也要送一份“打包”，家族中兄弟开始轮流请本族兄弟、姑爷吃饭（每家一餐），各家大人分别给其他家的小孩发利市红包钱。初二开始，县城街道有龙狮拜年，城乡居民可以走亲访友、赶歌圩唱山歌。

正月十五闹元宵。庆远、怀远、三岔几大商埠街上白天有舞龙、舞狮、台阁、顶马、牌灯等游街庆节，晚上有狮子抢青活动。庆远城闹元宵有“东门的狮子南街的炮，北门的牌灯西门的龙”之美谈，即城东（今文昌社区）舞的广东狮子（俗称南狮，两人表演）技艺高超，而南大街多为富绅巨贾府第，龙、狮子队拜年时燃放烟花炮竹持续时长久且炮竹又特别厉害，居住北门街的居民善于制作牌灯，牌灯表演精彩异常，西街人善舞长龙，双龙戏珠，瑞气氤氲，尽显吉祥。千年商埠古镇怀远，其闹元宵习俗又甚庆远。舞龙习俗为舞海龙，龙身一般9节（9米），最长21节（21米），长龙出游前先到三角嘴大码头（龙江与中州河交汇处码头）“开光”（把蒙罩龙睛的红绸布揭开），龙出游时，有纸扎的青鱼、鲤鱼、鳜鱼及虾、蟹、螺丝等水族兵将陪同，锣鼓喧天；怀远舞狮子亦是广东大狮，由两人舞动表演，狮队出游时，鼓乐齐鸣，有武术队和拳师相随，纸壳面具的“猴子”和笑口常开的“罗汉”亦伴随左右；台阁、顶马、打钱牌更是怀远元宵活动奇葩，台阁是用男女儿童装扮戏剧人物分别坐在装饰华丽、布置鲜艳纸花鸟虫的敞门轿子上，由4人抬或8人抬，顶马是装扮戏剧人物的儿童骑在靓马上，台阁顶马出游都有锣鼓及吹奏陪同，打钱牌是用竹竿中间串铜钱吊排须，以竹竿分别拍打虎口、手腕、手臂、肩、背处时铜钱撞击作响，步伐分走、跳、跑，由哨子统一指挥动作，响声一致。龙头、清潭、洛西等乡间亦有舞龙、舞大狮、小狮（俗称猫狮）庆节，而洛西镇的岭脚、九龙、村尾、桥头等村屯的客家人，正月十五晚舞草把龙游村串户拜年祈福活动尤其精彩。

1958年“大跃进”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春节的舞龙、舞狮拜年、台阁顶马出游、“恭喜发财”的吉语以及群众唱山歌，都被当作“四旧”和“资产阶级”给予抵制和批判，直至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才得以逐渐恢复。

祭社农历二月春社，八月秋社，是宜州城乡民间传统节日。解放前，县城各街道及乡间自然村屯都立有各自的社王，社王以石为之，石上刻书“某某村社王之位”，置于村边或村头社坛内，享受春秋社日和平时村人的祭祀。社王是保佑该村（街）平安之神，有仲裁是非的权威，故有“社王不开口，老虎不敢进村”之说，亦有农田遭受旱涝虫病等灾害时，村民拜祭祈求禳灾保收成。又如村街邻里间有是非过节，也到社王面前赌咒发誓以证清白。春秋祭社，更多的含义是春求是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秋感恩社王保佑赐福，岁岁平安。春秋祭社活动由“社头”组织操办，即召集全村（街）各户（按户或人头）筹款购置三牲祭品，杀猪或杀牛祭社，然后全村老少或每户一人到社坛“吃社”（聚餐），“吃社”外还将猪肉均分每户一份“社肉”。祭社日，凡外村来者，都被邀请“吃社”，共庆社日。祭社活动在“文革”时期被禁止，改革开放后许多村屯渐次恢复，其主要意义在聚集感情，庆祝丰收，而城镇此习不再。

清明清明是追思祖德、缅怀先人，教导后辈、弘扬家风的家族传统教育节日。清明节最重要的活动是扫墓，扫墓之意义在于慎终追远，饮水思源，感念祖先恩德。宜州地方清明节期间，壮、汉及其他少数民族群众都择日上坟扫墓，清理杂草、整坟添土后，燃香火点蜡烛，摆上猪肉、鸡、酒、饭食、果品，祭拜已故亲人，供祭完毕，烧纸钱，放鞭炮，这个过程叫做清明。

做清明，汉族多以家族（曾祖或祖父辈以下）形式集体上坟，上坟回来后各家再祭拜自家香火牌位，然后或聚餐、或分户自餐不同。壮族上坟扫墓多以独户为主，也有做众清明习俗，即同族各户凑分出钱或各户轮流做东负责清明活动费用。壮族做清明扫墓时，有在祭拜最后一个坟墓时，与亲友在墓前野餐的习俗，即用小刀切一些猪肉送酒，以糯米饭、艾馍为餐食而已。做众清明的壮族人家，扫墓回来全族人聚餐庆祝。

三月三宜州是壮、汉等多民族共同聚居地，但因民族传统习俗的不同，在“三月三”这共同的传统节日里，其纪念形式和民俗活动也有区别。

汉族群众的“三月三”节日活动主要有祭祀，纪念伏羲、女娲交合创造人类始祖，通过祭祀神灵，祈求生育子嗣，保佑童孩健康成长。客家人祭祀活动叫“拜床头婆”。祭祀活动通常由家庭主妇担当，在香火堂祭祀后，再将供品端到已婚夫妇床前祭祀，祭祀供品是五色糯米饭、染红色的煮熟鸡蛋以及香纸蜡烛。如今，汉族群众对“三月三”节庆意识已经淡化，只有一些人家还保留吃五色糯米饭和给小孩吃红蛋的习俗。

壮族群众“三月三”节日的主要活动是赶歌圩、办歌会，青年男女对歌、谈情说爱，但是，这一天还必须蒸五色糯米饭、煮红鸡蛋、祭祀祖先。

宜州唱山歌、赶歌圩至早可追溯到唐代，清代乾隆间庆远知府商盘亦在其《宜阳行春词》中赞叹壮族歌圩“蛮村儿女连群出，不打秋千但唱歌”。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有一文化人说过：“三月初三到宜山，到处都有对歌场”，可见宜州壮乡山歌之盛。歌圩多见于北部地区的流河、祥贝、安马等乡村。歌圩的主角是壮族青年男女，他们去对山歌、会旧朋、觅新友、谈情说爱，物色自己心仪之人，播下爱情的种子。这就是青年男女赶歌圩、对山歌的最终目的。

宜州北部的流河、祥贝、安马等一带乡村，属于山区地域，几乎是清一色的壮族壮语，这里所唱的山歌是纯净的壮歌，唱山歌叫“顾欢”。在歌圩“顾欢”的内容是即时、即景、即情，随编随唱，中部、东部、西南部的庆远、洛西、洛东、矮山、拉利等地，即使是壮族，也都是用宜州地方桂柳方言唱山歌，为汉语山歌了。

198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将“三月三”歌圩确定为壮族全民性节日，宜州充分利用“三月三”壮族全民性节日举办各种山歌会（赛）事，广泛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并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今天，宜州民间自发形成的“三月三”歌圩仍然表现出极其强烈的壮族“情人节”这一民俗特点。

四月八是宜州农村壮、汉族群众为牛庆生的节日，俗称敬牛节或脱轭节，《庆远府志》有“四月八日，乡村有染五色饭以枇杷叶裹而饲牛”之载。当日，壮汉族农民不役牛、不骑牛、不打牛，清理牛栏，把牛牵到河溪洗擦牛身，然后牵到草坪与众多牛聚会，称“牛交欢”。临晚牵牛回家，壮族人家在门前举行敬牛仪式：长者包一包五色糯米饭，插三柱香，家人按照辈份依序绕牛走一周，口吟敬牛歌“牛呀牛，拖犁拉耙你当头，一年到头多靠你，玉米满库谷满楼”，然后用五色糯米饭喂牛，每人摸一次牛，牵牛进栏后，全家共进晚餐。时至今日，乡里街坊常有戏称一些人“你的生日是四月八”，暗讽此人如牛愚钝或倔犟。清代至民国间，每年四月八县城有抬三界老爷菩萨出游的习俗，意在祈求保佑地方平安。如今，农业生产基本实现机械化，农村养牛已经很少，四月八为牛庆生已经不再，只是人们需要享受“五色糯米饭”美食而已。

端午节宜州地方俗称五月初五。节日内容主要有避邪、包粽子、赛龙舟。

避邪。节前，各户到集市购买菖蒲、艾叶、苍术、雄黄等避邪用中草药。初五日，民宅大门插上菖蒲、艾叶，小孩胸前挂避邪香包，在家中燃苍术、洒雄黄酒，用大枫叶、攀墙风、柚子叶煮水洗澡。祭祀祖先后，全家共进晚餐，进餐时人人喝点雄黄酒避邪。

去蛊。宜州乡村人家有五月初五吃药王馍去蛊之俗。《庆远府志·风俗》载：“蛊毒，惟壮妇畜之。相传以五月五日往山涧中，用新布衣及首饰银簪等物铺地，盛盆水于其旁，妇女裸体歌舞以降药王，俟虺蜴毒虫来浴盆内，…，成蛊”，畜蛊妇俗称“药婆”。凡被“药婆”放蛊者，“或数日，或经年，心腹绞痛而死”。宜州民间汉族人家在五月五日（端午节）用药王（一种草药）捣碎拌糯米做成药馍吃，德胜民间壮族人家煎制的药馍用艾叶、狗屁藤、鲤鱼尾等中草药做成，习俗认为吃药馍可以避免中蛊，尤其是客家人最为相信，此俗流传至今。

包粽子。五月初三、初四，人们开始包粽子。粽子原料是糯米，粽子馅有五花肉、排骨、板栗、绿豆、花生、芝麻等；依形状、大小，有三角粽、大粽、枕头粽；按口味分热粽、凉粽。壮族喜欢包大粽、枕头粽，大粽每个用糯米1～2斤，馅是五花肉条、板栗，用冬叶或竹叶包裹扎紧，装锅煮炖个把小时，枕头粽每个用糯米5～6斤，馅同大粽加量，用竹叶或芒叶包裹扎紧，装锅煮炖3～4个小时。大粽、枕头粽多为凉粽，糯米须用草木灰水（碱水）浸泡几个小时后才包，粽子可久留不变质。一般情况，城里人多包三角粽，其馅大味美，易包易煮，极其方便，无需久留；乡村农家喜包大粽、枕头粽，大粽好送礼，枕头粽能留较长时间，可慢慢享受。改革开放以后，避邪习俗已经淡化，包粽子、吃粽子则日趋讲究“美食原则”。

赛龙舟。史载赛龙舟是为纪念屈原而兴起，已经在中国流传两千多年，汉族多在每年端午节举行赛龙舟活动。自宋以来，大量汉人迁入宜州，许多汉文化亦在宜州传播、影响宜州，赛龙舟活动当然不例外地立足在宜州地方。明清至民国，地方官府或民间商会，端午节都在怀远举行龙舟赛，庆远、怀远、拉浪、小龙乃至柳城、柳江、融县（今融水县）都组队来参赛。解放后，龙舟赛活动渐次减少。

七月节农历七月初七，是宜州壮族人家设供迎接祖先的节日，从这天起至十四日，出嫁的女儿都要择日买香纸蜡烛和一只活鸭回娘家供祖。

七月十四日，是宜州地方壮、汉族共同要过“中元祀先”的中元节，俗称鬼节。这天是壮族人家送祖先回阴间的日子，节日甚为隆重：买肉杀鸡宰鸭，备三牲果品，摆香案设祭，供祭先祖，祭毕，焚烧纸钱、纸服、纸金锭银锭，然后用荷叶将所焚物灰包好，插上三柱香，拿到河边浮于水上，让其顺流而去，表示送祖先由水路回程，如将荷叶包置于村边断垣残壁之上的，表示送祖先由陆路回程。汉族人家是十四日设祭，燃香烛，供三牲果品，恭迎列祖列宗回家过节享用，祭毕，焚烧纸钱、纸服、纸金锭银锭，洒酒于纸灰以表示告送列祖列宗回府。

怀远、三岔、洛西、龙头等圩镇有外地来经商（迁居）的汉族还有七月十四晚泼水饭给野鬼的习惯，即入夜时，各家在门口烧几支香，烧几张纸钱，把水饭泼洒于地供野鬼享用，怀远外省商人多，各会馆凑集经费请鬼师打醮做道场泼水饭给野鬼。七月节期间（初七至十四），农村有禁止小孩到河边游水洗凉之俗，意为怕被溺水死鬼抓去做替身。

七月鬼节，是国人缅怀祭祀已故先人的重要民俗节日，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被作为“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和“批判封、资、修黑货”的主要目标遭到劫难，中国改革开放后，这一民俗才逐渐得以重生、恢复。

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宜州各民族都有过中秋节的习俗，过节活动内容因民族、区域不同而有别。城镇居民及农村的汉族人家过中秋，亲友互赠月饼，祭祀祖先后全家团聚吃丰盛的中秋晚餐。晚餐后，在天井（居城镇者）或院内大门前设案摆月饼、果品（柚子、柑子、芭蕉、石榴或芋头），燃香烛供月亮。地方自制月饼有白米饼和黄月饼两种。白米月饼用糯米炒熟磨粉制饼蒸熟而成；饼如月圆，大小无定，大者八九斤，小者七八两；饼面有“嫦娥奔月”及花鸟鱼虫等图案，怀远街的邱满叔、周明山、胡德标是民国时期民间有名的月饼画师；白米月饼较薄，故无馅或少馅，宜供月之用。黄月饼用面粉为饼皮原料，包馅后填模制饼然后烘烤而成，色泽深黄鲜亮，称黄饼；黄饼个不大，但厚实馅多；饼馅则根据民族口味、家庭经济条件决定，有南甜北咸风味，家庭经济殷实的，饼馅原料优而丰厚，家境较差的，饼馅原料较差且薄少。

农村壮族人家过中秋节，制作月饼赠送亲友、祭祀祖先、家人团聚吃中秋晚餐、供月与汉族相同外，德胜、矮山、安马、流河、洛西、洛东等地壮族妇女都有聚集请“压禁”、请“七姑姐”等活动。《庆远府志·风俗》对宜山壮族“压禁”的记载是“蛮俗，八月十五夜不供月，惟以被覆妇女，用土音咒诵，妇女晕去，他人生魂即附其身，能歌能唱，民曰压禁”。

农村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城乡人民物质生活日益富裕，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八月十五制作月饼越来越精美，而供月习俗、请“压禁”、请“七姑姐”等活动则被赏月喝茶、烧烤夜宵和K歌等娱乐活动替代。

唱山歌也是宜州城乡群众八月十五活动重要内容之一。八月十五日，庆远、德胜、安马、流河、矮山、洛东、洛西、石别各乡村，壮族、汉族男女自动聚集在田垌、岭坡、山坳唱山歌，安马、流河壮族群众聚居地区有歌圩。山歌有壮歌、百姓歌、汉歌。所唱山歌内容十分广泛，含生产、生活、家庭、爱情，但以逗情说爱为最多。

重阳节宜州自宋以来，教育文化发育较早，受中原文化习俗影响，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成为地方汉、壮及其他民族人民的共同节日，节日登高赏秋、尊老敬老的内容一直沿袭至今。宜州汉族有“九日登高”习俗，是日，庆远、怀远两镇和龙头街（永顺土司署地），官宦僚属、致仕儒者、诸生生员以及一些乡绅商贾，常登临城北的会仙山和宜山，怀远八滩山，龙头西龙山，以健身活动或赏秋赋诗吟对娱乐，亦有人到野外唱山歌、打并伙（聚餐）玩乐。乡村农家，重阳日以敬老为主，德胜镇壮族有“九九归一，百岁成仙”之民谚，是日全家聚餐，孝敬老人。石别镇清潭村有重阳节舞草龙庆平安习俗，他们把农历九月九日定为“平安日”，是日村里组织杀猪宰羊祭祀草龙，然后村人聚餐共吃“平安饭”，接着舞草龙庆贺。1989年，国家将每年农历九月九日定为“敬老节”，宜州人就把把传统习俗与现代文明巧妙结合起来，把重阳节办成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老年人节日，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的孝文化习俗，建设和谐、幸福社会。

十月朝即农历十月初一，客家人称“十月朝（读ZHAO）”，是中州一带传统节日“寒衣节”，这是客家人南迁后一直保留沿袭下来的客家节日，节日旨在为先祖送寒衣，祭祖魂。这天，分散居住在庆远、怀远、洛西、龙头乡镇的客家人备猪肉、杀鸡、做糍粑，设香案拜祭祖先，然后焚烧纸钱、纸衣，拜祭结束，家人聚餐。如今，为先祖送寒衣、祭祖魂的内容已淡化，仅为做糍粑、家人聚餐而已。

冬至冬至过节源于汉，盛于唐，后代相袭，主要是皇帝祭天，百姓祀祖，冬至食俗有北方饺子南方汤圆之说。宜州有过冬至节之俗，冬至日早，城乡人家皆煮汤圆吃，晚餐加菜叫“打牙祭”，有狗肉、羊肉、“豆腐圆”等美食。其实，冬至是汉节，宜州汉族过冬至节颇为隆重，有“亚年”之称，客家人则直称“冬至太（大）过年”。是日清晨，每人吃一碗用碾碎的炒花生或芝麻拌糖为馅的汤圆，然后设香案、备三牲果品祭祀祖先，晚餐菜肴十分丰盛。如今，冬至节日已经逐渐淡化，惟有冬至日起，汉族人家开始制作腊肉、香肠（腊肠），使其经过风吹日晒自然干透泛油，备过年食用的习俗未变。（壮族制作腊肉、腊肠则是过年杀猪时制作，烟熏火烤，别有风味）

瑶族盘王节瑶族是宜州域内第三大民族，瑶族人民主要聚居在北牙、福龙2个瑶族乡，瑶族的盘王节是祭祀祖先盘瓠的重要节日。在宜州，每年农历五月二十九日，瑶族男女老少都穿上自己民族的节日盛装，聚集在一起举行祭祀盘王活动。祭祀仪式古朴庄严，用吟唱、祭酒、舞蹈、上香形式来祭祀盘王先祖，追溯历史。他们唱的歌以《盘王歌》为主的乐神歌，跳的舞则是长鼓群舞（双人或四人对舞）和铜鼓舞。庆典仪式结束，男女老少聚餐喝酒，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是瑶族人民豪放性格的表现。北牙乡的瑶族舞蹈《火神乐》以及瑶族民间体育《狮子上刀山》、《过火抢花灯》就是从盘王节舞蹈活动挖掘、整理、提炼而成的优秀民族民间体育项目，成为宜州代表广西参加全国民运会获奖节目，也是出访港澳、东南亚备受赞誉的民族民俗体育活动。

水族端节宜州，是广西水族聚居地之一，龙头乡则是宜州水族聚居的乡镇。水族有自己的文字“水书”，也有自己的历法“水历”，水族的端节、卯节就是依据水历推算而设置的。端节，是水族每年水历十二月（农历八月）至新年二月（农历九、十月）间的“亥”日，又称借端、过端、吃端，是水族最重大的节日（相当汉族的春节）。宜州的水族人民过端节（南丹、河池水族过卯节），是辞旧岁、庆丰收、祭祀先祖。在端节的前一天晚上（相当汉族的除夕夜），各家设案祭祖，有铜鼓（或皮鼓）家庭将铜鼓（或皮鼓）置于案前，洒上酒后悬于屋梁，全家击鼓并舞，以示辞旧迎新。舞有执戈保卫、播种收获、庆祝丰收状；舞步刚健，舞姿优美；旋律由慢到快，声音由低沉到高昂。凌晨（相当汉族的子时进年初一），摆祭品开始祭祀。水族祭祀供品除鱼外忌讳一切荤食，祭品有鱼、豆腐、笋干、花生、果品、及新糯粑、新米饭、新米酒等，以示丰收。端节（年初一）早上，各家杀鸡宰鸭切肉，准备丰盛的酒菜候迎登门拜年的客人，人们亦挨家挨户相互拜年，品尝新酒新饭。凡接受拜年的家庭，都将鱼、糖、果品送给拜年者，来拜年的人越多，这家庭就越吉利、越光彩。水族端节古有赛马、赛铜鼓娱年的习俗和“赶端坡”的交际活动，但现在已经没有了。

二、喜庆习俗

宜州古习，逢喜设庆，凡奠基造屋、乔迁新居、迎婚娶嫁、贺诞满月、祝寿添粮乃至拜干亲、结兰谱、认姐妹，都是喜庆之事，皆有庆喜之俗。

奠基造屋造屋建房，是宜州地方各个民族家庭安居乐业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喜事。乡村家庭建屋，在选地方，测山向方面，选择依山傍水、坐北朝南之地，还要有“左青龙，右白虎”之势。确定屋基址后，就是择日奠基了。奠基，宜州地方俗称“安基”、“安神”或“安墙脚”。是日，主家请来风水先生架罗盘，测量划线，备猪肉、鸡、鱼及香、烛、纸钱设案祭礼，吉时一到，燃放鞭炮，下铲动土开基。建屋奠基之喜，同村同族兄弟、至亲好友不请自来贺喜并帮忙。收工后，主家必设丰盛的酒菜设宴恭请家族先辈长老和款待来庆贺帮忙的兄弟亲友，同庆奠基之喜，庆宴少者五、六桌，多则十几桌，庆宴场面喜气洋洋。这种有喜同庆，里邻互助，不取分文报酬的习俗，还表现在帮助采石、伐木、备料、舂墙、砌砖、盖瓦等整个建房造屋过程中。

乔迁新居无论城乡，乔迁新居皆遵循地方习俗——择吉入宅。择吉入宅的形式则因民族、地域不同而有别。庆远、怀远、德胜、洛西、矮山等乡镇的汉族人家，入宅前就先在屋内燃一堆明火（今燃炭火）暖屋，吉时到，即鸣炮入屋，屋主先将柴、米、油、盐、秤、算盘搬进屋，然后亲戚朋友帮忙把各种家具抬进新居摆设安放。德胜围道、弄相一带的壮族人家入宅前，由道公喃神、手执火把先进屋，接着是捧香炉的户主、担水的主妇、抬家具的亲友依次进屋，进屋后，户主接过道公手中火把在屋内点燃火堂大火，众人分吃热腾腾、香喷喷的糯米饭。德胜地罗一带，则是晚上入屋，吉时到，主家左手拿一枚铜钱，右手拿一筒白米率家人进屋后，生一堆大火，通宵达旦，以示日后日子红火，百事昌盛。举行入宅仪式后，户主即在新房设宴酬谢。凡来庆贺新屋落成、乔迁新居的亲戚朋友，都赠送贺礼、红包。主妇娘家兄弟须送大公鸡为新居报晓，送大挂钟为鸣钟报喜。乔迁喜宴都比较丰盛，满堂宾朋或推杯换盏、开怀畅饮，或相邀细酌、漫话家常。2000年以后，大部分城镇家庭以及少数农村家庭乔迁新居的宴席喜欢在酒楼饭店举办，一是免除了操持酒席的诸多辛苦，二是更显得经济地位的气派，但乡亲邻里那份土俗情感似乎被饭店的堂皇气派重重地压抑着。

迎婚娶嫁迎婚娶嫁是人生大喜之事，必然庆祝。《庆远府志》对宜州汉、壮婚俗有载：“汉俗婚聘，用槟榔、猪、酒、果品遍分亲戚；新妇见姑嫜、伯叔侍立。…。土俗婚聘，以猪以牛，无槟榔、果品之类。婿家用幼女二人并土巫往女家导女，女家男妇三五十人送之，新妇以伞自覆，步行至婿家，聚坐唱歌达旦，新妇归女家，未尝与夫会合。”这是清以前宜州地方婚俗大致，但其中“猪、酒、果品遍分亲戚”、“女家男妇三五十人送之，新妇以伞自覆，步行至婿家，聚坐唱歌达旦”之习俗在农村仍延续至今。

壮族迎婚娶嫁的主要程序及习俗。接亲。男女双方婚姻确定，男方择吉日吉时迎接新娘，谓之接亲。接亲日的前一天，新郎家即备酒席宴请家族长辈、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必须特别迎请外祖父母、舅父母、姨妈姨丈及表兄弟等到来。新郎家派出接亲者到新娘家接亲，接亲者为新郎之妹辈2人及担礼物送女方家的男青年若干（视礼物多少定人），接亲人员一般须在新娘出门头天到达女家。是夜对唱山歌，通宵达旦。接亲日新郎不去女家。新娘出嫁。新娘出嫁前一天，女家办酒席招待男方接亲宾客及亲朋好友。次日新娘出嫁发亲仪式：新娘由伴娘唱哭嫁歌扶出闺房，给香火台上香祭拜，到大厅给父母长辈敬茶，然后由亲兄弟或舅父背出家门，出门前，一嫂辈将雨伞三开三合，再交新娘妹撑着遮挡新娘，新娘的嫂子或叔婶随后将白米撒过新娘头顶，意祝丰衣足食，跨出家门，新娘即换上新鞋，意为走上新生活之路。新娘出嫁，有送亲者女青年十数人或数十人不等，男青年亦然（新娘之兄弟必送），送亲队伍的女方代言人由新娘之嫂或叔婶担当。在步行往新郎家途中，遇桥或沟溪，新娘则停步不前，须接亲者给“垫脚钱”后方继续前行。新娘临村，新郎家有一中年妇人用新竹枝扫把象征性清扫道路十数丈，意为扫除邪秽。新娘临门，新郎家有迎亲队伍，唱拦门歌，双方对歌，送亲方唱赢方能进门。新娘进门后，由新郎家一长辈妇人牵扶向导，入门忌踏门槛。新娘跪拜香火祖先后即入洞房，送亲者随入，新郎接踵踩踏新娘脚印至洞房前，意为婚后不受新娘欺负。宴席开始，新郎舅父坐首席，新郎向送亲者逐个敬酒，之后，男女双方对唱“赞席歌”。宴罢，新娘及送亲姐妹回洞房，新郎忌入，是夜，对歌通宵达旦。次日，新娘及送亲者早餐后回新娘家，新郎家男歌手唱歌送别，有唱送十数里者。20世纪60年代起，壮族婚俗渐变。

洮儿河的流域概况

清代以前，整个洮儿河流域除了偶有游牧部族光顾以外，主要是一片兼有大面积湿地的草原，处于原始的未开发状态。有清一代，整个洮儿河流域皆属于蒙古王公的游牧草场，通过清政府设立的盟旗制度进行综合管理。洮儿河流域主要属于科尔沁右翼哲里木盟札萨克图旗地。清早期的蒙旗是重点封禁之地，除少数的游牧地外，皆是一片水草丰美的荒原。据清季档案记载。“札萨克图郡王旗界全境，南北长一千余里，东西宽者至一百二、三十里。……山冈、平原、河泡具备，水草极为丰茂，于牧畜最宜。”到了清中叶以后，蒙古王公为了获得更多利益，主动向汉民出租土地，且招租条件优厚，“郭尔罗斯札萨克公恭格喇布坦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将该牧地放与流民垦种。当时仅图目前之利，于履亩绳丈之政暗然未讲，流民因之多占地而少纳租。”关内汉人见有利可图，奔走相告，私自进入蒙地开荒租种者不断增加。为了加强对蒙地汉民的管理，清政府于1800年在郭尔罗斯旗设立了长春厅。由此，其他各部蒙旗纷纷进入了招垦状态。唯洮儿河流域因纬度偏北，气候稍寒，移民极少留寓此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相继签订后，中华民族危机加深，国内矛盾愈发尖锐。为了缓解生存压力，摆脱苛捐杂税的羁绊，关内汉民掀起了向东北未开垦地区迁徙的移民潮。同时，清政府为了减少财政赤字，转移矛盾焦点，也鼓励汉民向边境迁徙。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开始实施“移民实边”的新政，全面开禁招垦。光绪二十八年（1902），吉林省西部蒙荒全面开放。1903年，科尔沁右翼前旗开始设局丈放，陆续丈放了巴彦昭以北至那金河、交流河带的蒙地62.5万垧。1904年，科尔沁右翼后旗设局丈放，放出洮儿河以南熟地1864.7垧，生荒222,991垧。洮儿河流域的蒙荒由此进入了大规模的丈放阶段。这标致着东北蒙地开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即从“蒙旗招垦”和“流民私垦”变成了“官局丈放”，从官方对蒙地的被动性施禁改成主动开放。河流域虽放蒙荒，但实际垦荒者数量有限，村屯发展缓慢。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查原奏内开奉省前放扎萨克图王旗蒙荒案内媵有坐落靖安县未放沙碱余荒一万九千三百七十余晌，按一五折扣计实荒二千九百余晌，交该管靖安县招放，截至本年仅放出荒地一千三百余晌，尚有实荒一千六百余晌无人承领。”剩余荒地多首先是因为关内汉人不愿往吉林省西部地区移民。很多关内移民因气候寒冷和时有水患等原因而不愿到洮儿河流域拓荒，如现镇赉境内即少有人烟。镇赉虽“兼有农林渔泽之利，惟纬度偏北气候较寒，而江河流域时有水患未免引为缺憾。”其次，蒙古王公分散的移民政策使关内移民短时间内无法形成聚居区，独居散户在生产生活中产生了诸多不便。《奉天省洮安县志》记载，“本境之南及西北迤西一带均洮儿河未放荒以前所有蒙人尽依河而居，嗣经蒙王招佃，饬分一里一家，并不成村落。放荒后发迁于自治荒段内，建盖住屋，即以姓氏为某窝棚，零星散处。极鲜数十家之大村落。”由于汉族新移民数量少，分布散，土地开发和资源利用都十分有限。再者，蒙古王公与汉人；艺间因耕地和纳租问题屡有矛盾发生，甚至产生激烈的武装冲突.导致很多定居汉民为了避难进行二次移民。据记载，在宣统三年的内蒙乌泰的叛乱中，仅靖安一县就有约1828户汉族移民逃亡，余者仅存6967户。随着洮儿河流域中心地带的流民渐增，蒙地新移民的各项事务日益繁杂，为达到有效治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奏请于洮儿河中轴设立府治双流镇，以治境内的蛟流河和自洮儿河二河流域，双流镇即以境内两河而得名。该地原属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萨克图郡王的游牧地，早在明代初年即已形成聚落，后发展为军事要塞，曾建有周长十余华里的城墙。清末期汉民自发形成了一个半农半牧区的一个中心市场，又有“萨察加伊莫特”之别名。朝廷准赵尔巽所奏，1905年设立府治。后因府址地处于洮儿河南岸，故更名为洮南府，领开通（现通榆县）、靖安（现白城市洮安县境）二县，次年又于解家窝堡增设安广一县治。建周长五华里、四城门的城墙。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辽东半岛成为主战场，辽南灾民为躲避战乱纷纷向北逃难，来到洮儿河流域的难民日以万计。洮南知府以“救济灾民，防御敌扰”为由向奉天都督将拨给银两修筑城池。奉天都督拨款数万两纹银修筑了城池，设防守备，使避战乱的难民得以安居。在洮南知府的主持下，1908年和1910年又续放洮儿河北部荒地，1910年于叉干挠置镇东县。进入民国后，洮南府于1914－年－废府改县，与昌图皆划归洮昌道管辖，统属奉天省。在奉天省统一管理下，洮儿河流域的蒙地得到了渐次的开垦和拓殖，以洮南为中心的吉林省西部商业日渐繁荣，洮儿河流域的原始草原逐渐变成了农垦区。由于洮儿河下游地区滩地众多，村屯之间在雨季时常常一片泽国，如洮安县的“孟家窝堡至五家子之间的二十余里之间，皆是湿地带，交通困难。”经济发展受制于落后的交通。而此时吉林省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为了加紧对该地资源的掠夺和运输，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决定将铁路线延伸至洮南。1913年10月，袁世凯为了在复辟帝制中获得日本人的支持，与日本签订了《满蒙五路换文》，同意将满铁的南满铁路以四平为轴点延伸到满蒙腹地，修建满蒙五路。日本满铁在东北西部建设的最长的一段铁路是平（四平）齐（齐齐哈尔）铁路中的三段，即四郑（四平一郑家屯）铁路、郑洮（郑家屯至洮南）铁路、洮昂（洮南至昂昂溪）铁路。最先建设的是四郑铁路，1917年4月开工，1918年1月建成。随后，开始了郑洮铁路的修建。郑洮铁路全长224公里，1922年4月开工，1923年建成，次年通车。1925年8月，洮昂铁路继之而起，11月27日通车至镇赉，1926年1月通车至泰来，同年7月4日全线竣工。由于昂昂溪是中东铁路线上的一个站点，这标志着吉林省西部地区的首府性城市洮南已成为中东铁路网向满蒙西部延伸的一个重要支点，洮儿河流域因为铁路的修建而与整个东北地区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1934年4月1日，满铁在洮南成立了统管郑洮、洮昂、洮索（洮南至索伦，1929年始建）铁路的洮南铁路局，洮南在东北西部的地位更加突出，成为满铁平齐线上的重要枢纽。截至1945后8月，原四洮、洮昂、齐昂路被“满铁”全部并为平齐线（全长571.4公里）；洮索路延至杜鲁尔改为自杜线（377.1公里，1945年7月，日军将伊尔炮至杜鲁尔间22.9公里线路拆除，今之白阿线）。铁路的修建和通车对洮儿河流域产生了两大重要影响：其一，铁路沿线新移民迅速增加，沿线各个站点皆发展成初具规模的城镇，沿线草原被迅速开垦，村庄增多，人口因素对环境的影响值逐年上升。平齐线建成后，涌现了一批新兴城镇。其中主要有：开通：距离四平252.6千米。原为蒙古扎萨克图郡王旗地，光绪二十八年（1902）开始对汉民开放，人121渐次增多。1905年清政府在此设开通县治，修建了南北长3华里、东西2华里的夯土城墙和南北一条长街，当时称七井子。至1935年，人口为14000。洮南：由于此处是沟通郑家屯、洮安、大来、开通、伯都讷（扶余）、长岭等地的交通要点，商品经济往来频繁，每年输出粮食15万石（一石为500市斤）、牛马6000头（匹）。常驻人口亦增殖快速，到1913年，城内有人口1.5万人，商家400户。四郑路开通后，洮南城市建设发展很快，形成了东西八条、南北五条街的城区。商品经济更为繁荣，城内“店铺栉比”，砖造房屋“宏伟壮丽”，街道宽阔。1922年，全城人口为2.7万人，已修建公路，开设长途汽车通安广、大赉等县，还有水路船运，形成四通八达交通网，是东北西部仅次于齐齐哈尔和郑家屯的第三大城市。到1938年，该城人口为63000人。白城子：清末民初时称洮安，又名靖安，位于洮儿河边，距离四平352.4千米。原系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萨克图郡王（民初为镇国公）旗地，20世纪初，因汉族垦殖民的大量移居形成大村落，1904年在此设洮南附属靖安县，1907年修建城池。1913年2月，撤府改设北路观察使。1914年6月，再改称洮昌道。不久，又随全国恢复县治名称改称为洮安（洮儿河畔安宁之意）县。当时人口为2000人。1920年代中期，人口升为4000人。镇东（镇赉）：白城子北38千米处，历史上归属于科尔沁右翼前旗王公，称南又干挠。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对汉民开放后，由乡村发展为一小集镇，人口为450。1914年设县后始建市街。铁路开通后，人口增长加快，市镇经济渐次发达，1920年代末，人口为2万。泰来：距白城101.8千米，现属黑龙江省管辖。原为蒙古札赉特王旗的一个游牧部落，俗称为泰来溪、泰来气。清宣统年间始设垦局，对汉民开放。民国六年（1917），在此设县治。洮昂路开通后，这里成为齐齐哈尔至洮南问“最繁华之地”，街面店铺林立，“太商贾杂然并轩”，其输出品以当地特产苏打、中草药、土豆为大宗。1920年代，该地人口为2万。此外，因这里位于嫩江边的草原地带，自然风景优美，1930年代成为北满的一个旅游观光城市。1937年人口为4.5万。此外还有后期洮索支线建成后兴起的站点性城镇，如平安镇、葛根庙、怀远镇（乌兰浩特）、索伦等。至1930年，辽宁省政府通令各县调查可容纳垦民的人数，以便安置鲁豫难民。据呈报：“洮南县可容纳两万人，镇东县可容纳2500人，安广县可容纳2000人……‘其余各县均称无旷土…。可见当时的洮儿河流域是关内移民的主要移居地，市镇村庄增容较快。第二，铁路沿线市镇的商业繁荣带动了区域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铁路开通后的民国13年至17年（1924—1928）是洮南市商埠鼎盛时期。当时，洮南城内各种商号竟达1700余家，每年商业总产值达千万元。工业则以制皮革、制靴等最为著名。当时洮南为北满和西蒙各地的农副土特产品的集散地，“附近之高梁、大豆及牲畜多由此输出”，而外面的日用商品亦皆洮南分散到各地，购销两旺。当时洮南为北满和西蒙各地的农副土特产品的集散地，商品交易购销两旺。每年外运牛1万头、马6万匹、生猪1.5万头、羊0.5万只，外运粮食有高梁10万石、大豆6万石、苞米1万石，外运毛皮包括马匹0.7万张、驴皮1万张、黄鼠皮l万张、狗皮1万张、以及狼皮、貉皮、狐狸皮等，商品远销至海外。铁路的修建集聚了大量流民参与其中，为迎合筑路工人的生产生活需要，当地原住民及关内移民改变了原始的农牧业的生活模式，从事饮食、零售、被服等个体商业经营，致使铁路沿线出现了小型的集贸市场和商业聚落，后来逐步发展成了小型市镇。随着铁路运输业的繁荣，当地农民的传统种植结构发生了改变，迎合商业需求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取代了传统的粮食作物。同时，土特产品的增加也带动了当地工业的发展，油坊、面粉厂等基础工业丰富了经济运行模式。另一方面，畜牧业也随着铁路运输的发展而逐步繁荣，城市皮革业和肉品加工业也得到了发展。同时，随着铁路运输的发展带进了大量的外来文化，为市镇的增容和基础建设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指导。虽然这一时期洮儿河流域的人口不断增加，商业日渐繁荣，但从清末初放蒙荒开始至新中国建国初期，洮儿河流域的水资源环境未遭到大规模的破坏，铁路沿线带以外大面积的草原仍处于原始状态，植被覆盖度达90%以上，草地单位面积生物量是现在的5倍以上。造成这种现象主要缘于三个因素：其一，洮儿河流域已开垦的荒地皆是旱田，且因年降水量充沛而没有建造灌溉设施，农业对地表水的利用十分有限。缺少种植水田经验的关内新移民见洮儿河流域原“各蒙旗之荒地，均极饶沃，”且土地辽阔，因而多数人选择了容易进行田间管理且能大面积播种的旱田；其二，蒙古人从来都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他们视水为神，从不食鱼鳖，即使把土地租佃给汉族人，但从来不租赁水泡池沼，并且禁止捕捞。其三，人工修建的防洪工程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致使洮儿河时常发洪水。这一时期的洮儿河流域不仅年降雨量充沛，地表水土保持良好，而且常常会在雨季到来时出现大规模的汛情，洮儿河周边的居民经年饱受水患侵扰。水患主要发生在每年的夏秋之际，降雨多发之时。水灾的成因多是强降雨导致洮儿河上游水位猛涨，下游泄洪不畅，积水倒流冲击洮南府治及周边的村屯。据《洮南县志》载：“洮河包围县之东北二面，交流河亦贯县之中部，下流以嫩江为归宿。夏秋之交，若江水不涨，虽适淫雨，上游之流无所害，其为患犹小。如江水猛涨，下流无所容，激为倒流，往往天晴日暖，洮交两河日增水数尺。丈余高之河岸，不数日即遭横决之患，滨河膏腴之田幸免此患者几希。二十五年已九遭此患矣。”早在洮南没治后不久，饱受水患影响的当地民众就开始了以官绅牵头，民众集资的方式来兴建河堤，但限于人力物力有限，所筑河堤，皆是为保护耕地而建成的临时性小坝，堤线弯曲，距河床太近，因此很难抵卸大型洪水的侵袭。如1928年，洮蛟两河泛滥，河水入浸洮南县，水深8尺，农田尽毁。民国时期仅洮南一地就于25年间发了9次大型洪水，可见洮儿河的来水量在当时是十分丰富的，而正是经年的水患和泄洪不畅的地势使洮儿河流域下游形成了大面积的湿地，仅白城市区段就有湿地3986.03hm(2)。正常年景，洮儿河平均水深可达五六尺。充足的河水和丰沛的湿地有效地保持了洮儿河流域整体良好的水资源环境，为地方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流域内行政区域经济多次变更，到21世纪初，大部地区属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和吉林省白城市地界。兴安盟是新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诞生地，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最早实践地。拥有“五一会址”、“乌兰夫办公旧址”、“民族解放纪念馆”等一批革命旧址。少数民族人口占47%，其中蒙古族人口占42.1%，是全国蒙古族人口比例较高地区。1980年兴安盟恢复盟建制，现辖两市（乌兰浩特市、阿尔山市）三旗（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右翼中旗、扎赉特旗）一县（突泉县），其中，阿尔山市和科右前旗为边境旗市，乌兰浩特市为盟委行署所在地。

境内属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无霜期95一145天,大部分地区110---130天。年降水量平均为400---450毫米,雨热同期,适合一季作物生长。大部分地区日照在2800---3100小时之间,中南部地区10℃以上积温在2200---3100℃之间。从北向南气温、积温、光照、无霜期递增,而降水量、相对湿度则递减。水资源丰富。大小河流200多条，水库25座，总库容19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50亿立方米，居自治区第二位，是东北地区的“水龙头”，具备水煤组合、发展新型煤化工和新型能源的独特优势。位于嫩江、松花江流域和科尔沁沙地源头，是大兴安岭林海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利用草原面积3900万亩、森林面积2400万亩、可利用荒漠化土地面积2000万亩，生态服务价值、碳汇功能潜力巨大，是东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生态服务区。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10个，总面积1000多万亩。特别是阿尔山地区集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于一身，拥有温泉、湿地、火山、冰雪、森林、草原等自然景观，是典型的生态文明体验区。农牧业发展条件较好。年均降水量400—450毫米，雨热同期，四季分明，是世界公认的“玉米黄金种植带”和“最佳养牛带”。耕地面积1200万亩，粮食年产量稳定在50亿斤以上，牲畜存栏820万头只。地处大兴安岭成矿带核心区，以有色金属资源为主，地下蕴藏铅、锌、铜、镁、铁等资源；在经济运输半径内，由周边的蒙古国和呼伦贝尔、锡林郭勒、通辽等地构成一个煤炭资源富集圈。

白城市，地处大兴安岭山脉东麓平原区，气候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除盛夏短时间内受海洋季风影响外，全年绝大部分时间降水系统来自西风带，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本地“光照充足，降水变率大，旱多涝少”的气候特点。白城市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均占有耕地、草原、宜林地、水面和芦苇面积均居全省首位。白城市现已开发利用的矿产资源有石油、天然气、煤、矿泉水和建筑用砂、石、粘土7种。白城市，产业结构以林业、畜牧、水稻、绿豆、葵花、蓖麻、辣椒、奶牛、肉牛、肉禽产业为主。初步形成以林木加工、苗木生产、森林培育，以湿地草原为主的特色旅游、养殖业，以林下经济为主的中药种植业，以灌木和水果为主的经济林产业，产业布局趋于合理，规模不断增大。白城市地处于半农半牧区，畜牧业是我市重要的、传统的民生产业，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对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对农民增收致富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对在更高层次上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全市水稻种植面积190万亩，随着土地整理项目推进和“三大灌区”工程实施，面积将达到300万亩，我市发展成为全省水稻产业第一大市。白城的生态环境好，饲草饲料品质优，所以牛奶质量极高。全市奶牛饲养总量18.5万头，年产鲜奶35万吨，分别占全国、全省年产量的0.99%和71%。

阿维菌素透皮给孕畜母牛可用吗哺乳

阿维菌素是一种广谱、高效、低毒的驱虫药物，对大多数体内线虫、体外寄生虫及节肢动物均有较好的驱杀效果，分为粉剂、片剂、针剂及皮外剂四种剂型，其中粉剂和片剂主要用于内服，针剂主要用于皮下注射，皮外剂主要用于药浴或喷体。

不过阿维菌素已经逐渐被养殖户所淘汰，因为阿维菌素的衍生物——伊维菌素，相比阿维菌素而言具有相同的驱虫效果，而使用起来更为安全，建议你可以才选择伊维菌素给牛进行驱虫。当前市场上所售的阿维菌素、伊维菌素驱虫药物，基本上都会标明“孕畜可用”，然而养殖户依旧不可掉以轻心。

母牛可在配种前20~30天驱虫一次，可采用伊维菌素皮下注射+阿苯达唑拌料内服联合驱虫，一旦配种受孕应尽可能避免驱虫药物的使用。若母牛怀孕后患寄生虫，则要避开怀孕前45天和临产前30天驱虫，因为这两个时间内胎牛对驱虫药物较为敏感，微信搜索关注：高效养牛，每日发布养牛技术，疾病防治方法，牛肉、活牛价格，希望大家把咱们平台推荐到更多的养牛群。怀孕前期容易影响胎牛的发育或造成流产，临产前容易使母牛出现早产或产弱犊。

不少养殖户为了追求驱虫效果喜欢超量使用驱虫药物，这种做法十分不可取，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用量或职业兽医师指导用量进行，实际使用量不可超过说明用量的1.2倍，因为超量使用极容易使怀孕母牛出现中毒，影响母牛及胎牛的健康。使用时还需坚持先小群试验再大群用药的原则，试验牛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再全群用药，避免药物原因或剂量原因使牛群全部出现问题。

驱虫期间粪污一定要及时清理，并对牛舍内外、墙体及饲槽等进行严格消毒，避免环境中的寄生虫或虫卵对牛造成再次感染。

好了，关于怀远有没有养牛场和洮儿河的流域概况的问题到这里结束啦，希望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