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授养牛 是211还是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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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一篇关于海泊桥历史的文章,有急用!!!

提起海泊村,老青岛人十个有九个不知道。因为,一则小,从未被真正行政区划过；二则历史短,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形成的“移民村落”；三则和“吴家村”首尾相连,被外人误为吴家村。“海泊村”既有异于“吴家村”、“康家庄”等以姓氏命名的历史悠久的真正村落,又不同于“上街”、“四方”一类真正意义上城镇“村落”,这个靠近繁华的“东镇”、在德国炮台和台柳路哨卡双重“保护”下、以海泊河命名的小村落,反映了一群殷实农民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业化”进程中,欲进又怕、恋恋不舍、迫不得已的心态。

“七七事变”之后,“游击队”、“自卫团”在乡下蜂起,打家劫舍、绑票撕票成风,乡下的殷实人家大都变卖家当跑到青岛。从此,海泊村有了这样几十户人家,开始了一种城市化独门独户、亦工亦商亦居的生产劳作,一种乡村化自给自足、不失风范、爱面子、讲信用的生活方式。这其中有老孟家、老徐家、老王家、老杨家、老丁家、老范家、老刘家,上述几家大都是昌邑人或靠近昌邑的平度人。昌邑人贩丝绸的多,无以为计只能以“织布”为业,商号有什么“成记”、“和记”、“东来成”、“义发和”、“洪昌”、“三新”等等。当时的青岛纺织业已经赫赫有名,只不过发达的纺织业都是日资工厂所为,海泊村这几家小工厂（作坊）无资本、无技术,仅是依靠客商云集的便利条件,利润微不足道,勉强维持生计而已,有家底的还要时不时地贴上几个,根本谈不上发展、壮大。也有极个别的例外,比如说“三新”,谁都不知道他家掌柜的是谁,只有一个姓崔的职员管事,海泊村小织布厂都是从他那儿买纱。别看他家不起眼的几张机,可大出大进的纱线,足以骇住当时海泊村的“四大家族”！都道是这家有背景,大家都想与姓崔的套个近乎,买点“优惠纱”什么的,无奈这姓崔的油盐不进,只谈生意不论其它,谁也摸不着深浅,更甭说从他那儿得到过好处了,充其量混了个“面儿熟”。到了国民党接管青岛时,“三新”更加红火了,连洋人都到他那儿进纱,解放前人家关门歇业了,直到解放后才陆续着传出那家是敌产,改革开放后人们又传说“三新”成了宝岛台湾一家赫赫有名的大纺织公司。

范家“成记”三掌柜又是另外一个例外啦！范家三掌柜是个“遗腹子”,小他大哥范大掌柜的13岁,特殊的身世使他倍受范家老太太的宠爱,再加上人又聪明精干,年轻好学可塑性强,压力也小,“赔了是家里的,挣了是自己的”,因此思想开往,很快适应了城市生活。上个世纪40年代初,自行车问世了,日本人开始在青岛生产自行车,范家三掌柜立马意识到这是个好买卖,仔细观察、偷学技术、自绘图纸、垒起化铁炉、招收工人,大干特干了起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海泊村作坊中,逐渐成了气候,还自己设计施工盖起了跨度、高度都在十米开外的厂房。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事,这让人不仅知道了范家三掌柜聪明能干,而且还让外人都以为范家“成记”发了。实际并不然。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末老范家弟兄仨将老家底分了,这时候的老三家日子名正言顺地红火起来,而老二家孩子少,靠着丈人家的财势也过得去,只有年过半百心力俱瘁的老大,把活钱全部给了两个弟弟,自己只分得了有六张木架子织机的作坊,媳妇女儿全天干活,还只能勉强度日。

解放了,国家纺织品实行统购统销,海泊村移民第一次有了喘息的机会,满足之意自不必说,随着公私合营进入高潮,这一行当参加合营的业户越来越多,欢乐的锣鼓声在海泊村这个小小的村落里,整日响个不停,也是一时的佳话。当然也有没加入合营的业户,如开酱园的老方家、开牛奶房的老赵家,还有范家三掌柜的……范家二掌柜的也入了弟弟的伙,说了些不中听的话,让人家给汇报了,工会把他弄了去教育教育,不料想他受不了斗争,回家后找根绳上吊死了。

渐渐地“家庭出身”这一词汇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海泊村的老移民眉头越皱越紧,在农村他们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到了海泊村又毫无例外地成了资本家,海泊村长大成人的新一代纷纷与家庭划清界线,告别旧家庭,奔赴革命的大家庭。范家大掌柜的三闺女和四闺女分别参军,与共产党的干部结婚,算是彻底划清了与旧家庭的界线。

1964年海泊村破天荒出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范家三掌柜（当时自行车厂的科长）的三闺女在新兴力量运动会上获得了一项武术冠军。本来能获得冠军就很了不得了,更加了不得的是这小女孩跟着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家总理周恩来出访了十几个国家,如此殊荣总让海泊村人津津乐道。那年过年的时候,不知谁发现了一张年画上的人物居然是她———手舞长穗剑,一个坐盘姿势,清丽健美。谁料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海泊村的老移民大多被批斗,遣返回乡。范家三掌柜的自然不能例外,就连他那个武术冠军三闺女也难逃干系,跟着被遣回了老家！范家大掌柜的深恐自己被查出曾轮流担当过海泊村连甲甲长一职（当时有规定：敌伪保长是具有重大历史问题,必须到公安局报到的罪犯之一；海泊村小,不够十甲连保,故不设保长,只设甲长,遇到派捐纳税出丁,均有轮值甲长负责,范大掌柜轮过几次）,又不敢主动坦白争取宽大处理,困绕无路只好找跟绳子,追随乃弟、弟媳去了。

海泊河的清水好多年就不淌了,上世纪50年代开始,错埠岭以东修了十几座水库,截断了这条季节河有限的水源；海水也泊不到海泊桥了,一是河床淤积,二是海边修了不少的石栏。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海泊河成了吴家村造纸厂和新和化工厂的排污河,使这条青岛市区少有的、河名诗情画意的河流变成了臭气熏天、蚊蝇泛滥污水沟,海泊村更是不堪入目；从上个世纪40年代末开始,海泊村的人口不断膨胀,先是难民,后来是公私合营和房屋改造,独门独户变成了大杂院,往日的宁静单纯不再有了,方正体面、严肃认真、安分守信、礼让谦和、循规蹈矩、不卑不亢的文化氛围也渐渐消失了。1993年,市政府成立两岸改造指挥部,决心改造污浊不堪的海泊河,给两岸市民改善生活环境,这是青岛市最后一个政府拨款的改造工程。

海泊村拆迁的那年,海泊村最著名的人物———当年跟刘少奇和周恩来出国访问、年画上的主人公———名骚一时的武术冠军———范家三掌柜的三闺女因癌症离开了人世,多舛的命运和练武人的刚烈使她才活了45岁。如今,随着“海泊人家”的兴建,破败不堪的海泊村消失了,连着原本不该消失的东西也消失,令人心生无限遗憾。(撰稿人：范国治)

海泊村补遗

海泊村是因海泊河得名的。1941年的海泊河,河底与河帮都不像现在而是泥土的。海泊河在小阳路（现在的人民路）上的桥,也比现在的窄许多,只能并排跑两辆汽车。那时海泊河的北面还有一条支流,是从东面的茹姑庵一带流过来的,只有三四米宽,流经现在的20中门前,然后从如今的海慈医院后门处流进海泊河主流。这条支流早已铺上水泥板,桥东的部分,变成没有路牌的路。原来的河,变成阴水沟。当年的海泊村,就在支流桥的东北面。台柳路从海泊村的北半部穿过,海泊河的这条支流,则沿着海泊村南侧的边缘由东向西流,因此紧贴着台柳路和海泊河支流的海泊村,自然是东西长,南北短。

再说说1941年时海泊村的周围环境。海泊村的北面、东面有些庄稼地,那时没有鞍山路；西面,也就是小阳路南端和威海路北端的西面,是一片荒草和树林,如果从海泊桥徒步去大康纱厂（现在的国棉一厂）,走的是草地上踏出的小路；南面至海泊河主流,地面不大,有一些房屋；海泊河支流以南,威海路以东,是一大片低洼的沼泽地,这里的养牛场。那时的海泊村,有500户人家。全村没有一座楼,尽是鳞次栉比的小平房,红瓦和灰瓦的屋顶。村中除了纵贯东西的台柳路,就是密如蛛网的大小胡同。街头有公用水龙头和公用厕所。那时台柳路是从青岛去李村的惟一大道。海泊村还靠近小阳路和威海路两条交通干线,因此海泊村的工商业比较兴旺,尤其小工厂、小作坊遍地开花。再加上村周围可耕种的土地又很少,村里十户有八户是靠做工生活,务农为生的越来越少。所谓的农业,仅仅是在河边种点小麦,房前屋后种点蔬菜。全村没有一头耕地的牲口,也没养一头猪,只有鸡鸣犬吠显示着乡村情调。也有卖艺为生的。记得408号住着这样的夫妻,女的姓张,一只眼睛,山东琴书说的好,吐字清楚,腔调动听。她丈夫是个盲人。海泊村的日伪派出所（百姓叫小衙门）,在村西,即在现今的海慈医院,当年这里是一片树木。村中有一所小学。村西北角还有土地庙,村民在这里送去世的人“上西天”。

那时海泊村的商店主要集中在台柳路上,有土产店、日用百货店、农具店、烟酒店等等。由于台柳路是交通要道,不少顾客是来往的行人。台柳路上的义源烧锅,那时已有十几年的历史。要说那不过是只有十几个伙计的手工作坊,所用的原料又是发霉的地瓜干,所用的设施也不过是蒸馏、发酵用的几口大锅、大缸,但是酿造出的白酒却在周围的村镇很有名声。由于原料便宜,酒价低廉,海泊村的人家喝酒,都忘不了义源烧锅。远近有许多酒店都到这里来批发,生意兴隆。那时海泊村在经济上有“八大家族”之说,都是坐地户土财主。其中有永昌织布厂、义发和织布厂、三信织布厂,和加工木材的山东木厂,以及制作纺织机件的恒兴铁工厂等等。当时村中还有一个生产铁锅的铁工厂。海泊村交通方便,这一带又有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外地人纷纷来海泊村建厂。海泊村的永生茂织毯厂,就是从南方来的一对年轻夫妻在这里选址、投资兴建的。厂里有两台织毯机,连同倒线,共有八九个工人。经营也不错的。

紧靠海泊河支流北岸的和隆织布厂,可算海泊村的大厂了。大掌柜的姓吴,三十七八岁,中等个,山东人。他曾在沈阳开织布厂,因日本鬼子控制棉纱,难以营业,1940年他带着技术大拿周机师来到青岛,与二掌柜的合资在海泊村买地、盖房,办了这家织布厂。开业时有12台织布机,两台倒线机,二十多个工人。后来发展到20台织布机,三十多个工人。二掌柜的姓王,四十几岁,也是山东人。两个掌柜、一个机师、一个帐房先生、一个里外跑腿的小伙计,再加上伙房师傅,一共六个非生产人员。织布用的棉纱来自日本人的大康纱厂。工厂生产平纹白布,不能像太平镇大织布厂那样织提花布。

周技师也四十多岁,东北人,性格直爽,是由工人提升的机师,经验丰富,又实打实地干活。为了不耽误生产,他常常夜以继日地抢修机器。他教徒弟也很诚恳、耐心,是吴掌柜的膀臂。吴掌柜当过工人,懂技术,又善于接受新事物。他非常重视产品质量,不准以次顶优。对织布质量好的女工,除了当众表扬,还发奖金。对次布多的女工,即便沾亲带故,也是该罚则罚,该解雇则解雇,绝不手软。这与忽略产品质量盲目追求利益的小厂相比,实在高明多了。吴掌柜另一高招是,用人不疑。下属有主动权,怎么办都自己说了算,条件是必须把事办好。在选人用人上,周机师可酌情办理,事后打声招呼即可。吴掌柜对职工要求严,处分宽。那时织布利润不高,织布女工虽然每天干十多个小时,一月的工资也就是两袋“炮车”面粉的钱（3元8角一袋）。为生活所迫,不少女工挖空心思偷棉纱,可是吴掌柜不主张搜身,而是在对待工人上尽量好一些。比如有些织布厂,工作时间不给女工准备开水,怕女工喝水后上厕所,少干了活。吴掌柜的却要伙房按时把开水送到车间。他说冬天工人喝点热水还暖和点。其实发下多少棉纱,能织出多少布,吴掌柜心里有数。即使发觉哪个女工偷棉纱,一般也不开除,而是教育、观察。村庄里面织布厂,大都不愿用本村的女工,因为离家近,偷棉纱方便。但是吴掌柜不这样做。他说女工事情多,离家近上下班省时间,更能干好活。吴掌柜的善心,感动了厂里的女工,偷棉纱的现象比别的织布厂少多了。

那时家远的工人,上班都捎饭,大多是地瓜干,玉米面饼子、咸鱼是好的。六个非生产人员,由伙房管饭,两个掌柜的与大家同桌。粗粮细粮都吃,午餐四个菜,晚饭两个菜。和同行业相比,也是不错的。跑腿的小青年姓林,黄县人,那年才16岁。每逢办公室开饭,小林总要边吃边给大家盛饭,而且放筷子又不能比大家晚,两个掌柜的一吃完,他还得给倒茶水。吴掌柜知道小林吃不饱,于是他预先告诉大师傅给小林留点饭菜,小林饭后可以去伙房“补差”。

王掌柜原来是做买卖的,颇有小商人意识,明明对织布一窍不通,却在工人面前摆架子,还特别爱沾女工的“便宜”。由于和隆织布厂是他与吴掌柜合伙投资的,吴掌柜也对他奈何不得。好在生产、人事大权都在吴掌柜手里。正因为吴掌柜在经营理念和管理措施等方面比一般小厂高明,所以和隆织布厂这个小企业,在日伪统治的恶劣环境里,得以生存、发展,并且迎来青岛解放的好年月,直至光荣地走进1956年工商业公私合营的行列。

虽然1941年海泊村的经济,以工商业为主,农业占的比重很少,表现出向城市过渡的特点,但是海泊村依然保持乡村的风情、习俗。过年每家都摆供祭祖,除夕夜通宵守岁；初一早晨还黑灯瞎火的时候,全村就给辈分最大的老人拜年,然后村民再相互“恭喜发财”,等天亮了大家年也拜完了。那时过年,书香门弟、财主人家不用说,凡是经济来得稳的村民都穿长袍马褂。再加上家家贴对联,户户放鞭炮,一派乡村年味。大年正月,村民去海云庵、茹姑庵逛庙会,去东镇逛萝卜会,兴高采烈地看茂腔戏、柳腔戏演出；还自己办杂耍,诸如踩高跷、跑旱船、扭身歌等。因为海泊村是个小村,开展文艺活动的人力物力都有限,因此这些杂耍都是与西吴家村等邻村合办的。和隆织布厂就为村里办杂耍捐过款,这也是吴掌柜的一个开明之处。表面上看,1941年的海泊村是一片升平景象。实际不然,村民们过得是受压迫、受欺凌的日子,是提心吊胆的日子。那是日伪政权统治青岛的年月,大工厂都有地下党组织,通过工会为工人争取权益。日伪政府为了搜捕地下党员,常常以查户口为名深更半夜闯有进百姓家。“查户口”原来只是查流动人口比较多的市区,后来狗急跳墙了,连偏僻的市郊小村落也不放过。一天夜深人静,海泊村的村民早已熄灯睡觉了,突然日伪宪兵警察“冬冬”山响地敲着村民的门,随即是“汪汪”的狗叫,每一个从梦中惊醒的村民,都心跳不已、惊慌失措,有的人吓得翻墙逃跑了。这晚被他们抓走了两个青壮年,其实这两人并不是共产党员。海泊村究竟有没有藏共产党员,那时谁也不知道。即使真藏有个把共产党员,在那秘宫似的胡同里又如何能搜寻得到呢？

那时人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高小毕业（小学六年）就是说得过去的文化水平。在海泊村更是如此。吴掌柜初中毕业就“高人一等”了。读过高中一年级的周机师,不仅是“和隆”的文化尖子,也是海泊村的骄傲。从“和隆”的小伙计小林子女的成才,可见62年来青岛市民的文化素质有多么大地提高。小林高小毕业,他的女儿尽管由于家庭出身不好高考时遭到不公平待遇,但后来还是边工作边读北大的函授学院,拿到了大专文凭,当了小学校长。小林的儿子高考正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年代,解除了出身不好的枷锁,考取了海洋大学,毕业后留校任物理系办公室主任。在1941年海泊村的小林身上,无论如何也是看不出他日后会有两个高级知识分子儿女的。

时过境迁,原来污浊脏乱的海泊河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改造,已变得整洁、美观了。河岸两侧还有焕然一新的、风景宜人的海泊河公园。原来的海泊村已经没有多少痕迹了。取而代之的,是正施工的“海泊人家”居民楼群。虽然尚未竣工,但是已显示出高大、雄伟的现代化大都市的风采。

现在人们眼中或者心目中的好老师是什么样的

看到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却是老师应该尊重和资助贫困学生。

原因是：在我母亲去世后那些悲痛的日子里，我从我母亲遗物里看到了我母亲的学生胡同春的来信，信里说“邓校长你是最尊重最同情贫困学生的，不像(XX)主任……”；我父亲去世后那些悲痛的日子里，他的学生当面告诉我，“杜校长常常塞钱给我们穷人家的学生，为了不让我们丢面子，他还一定要背着人。”

是的，我的母亲出身城市贫民，我三舅考岷江电厂的时候夏天还穿着冬天的厚衣服(尽管他后来自学成才成为岷江电厂总工程师)，因为实在没有更多的像样的衣服。

但我的父亲却是自愿吃苦。

我父亲杜承雯，出身地主家庭，是家族十四弟兄里的老大，由于我姑婆姑母家没有男丁，他过继给我堂爷爷，所以承祧两房。我亲四叔杜承霨是开米厂的，是本地第一个采用电机打米的人，也是本地第一个玻璃厂的创办人。家族召开联宗大会，我亲五叔杜承雩被推选为族长。

就这样一个富足兴旺的望族大家，我父亲却感到了羞耻！

到15岁小小年纪，他已“四书五经倒背如流”(我姑母语)，却发誓“不吃剥削阶级的饭”，离家出走了。

他步行几十里，走到李白“夜发清溪”那里——清溪驿河口镇，再走向新民镇，到那里去教书谋生，自食其力。好些个学生比他大。

我父沉默寡言，从不谈论自己，他的这些经历我是从教育局给我父亲召开的追悼会上听来的，老教师周长勋先生讲的。

周长勋先生泪流满面、捶胸顿足，他说，“从此我失去了良师益友，失去了做人的榜样！”

他女儿女婿怕他悲伤过度，连忙把他扶住，并劝他不要再往下说。

是的，周长勋老师是我父亲的干亲家，当年父亲只和穷人出身的做朋友，找妻子也找的是穷人家的女儿，我母亲。

教书一年，我父亲和穷人朋友周长勋先生一道，两个16岁的少年，身背书箱和稻草，晓行夜宿，步行几百里，到省城考省立师范。

一是因为师范学校免费，二是为了实现更远大的教师梦。

16岁的我父考了全省第一！

家乡地方政府闻讯，认为我父荣光桑梓，送给我家一个匾：“书香门第”。

追悼会上，白须飘飘的老教师徐大庭老师补充说，“杜老师当年是四大才子之首”。

这一切，如果不是追悼会，我们作子女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父母从来不说，他们从不谈论自己。

后来，我家又得到一个匾：“抗战英雄”。

那是因为我黄埔军校的亲三叔杜承霦为国捐躯。部队送回这匾的同时，还送回我三叔的佩剑，上刻“不成功便成仁”，还送来一套新军装。

我尚在读书的亲五叔杜承雩于是投笔从戎，参加青年远征军，去了缅甸。

我父晚年，有一次从五七干校回来，在窗外斜投进的日光下，面对着墙壁，唯一一次在家里唱歌，“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过去我只看见过一次他和开大会的学生一道唱歌，他从不在家唱歌。

父亲不知道我在窗外，他唱得非常动情，以致和他不苟言笑的性格不符，关于道德修养，他是信奉“慎独”的——人前人后一个样，所以他抒发的应该是真情。也许他突然想起了自己为国捐躯的弟弟和“教儿打东洋”的母亲——我八十多岁还在扇着炉子为上班和读书的我二叔家的人做饭的小脚祖母。晚年，在她几个儿子里，她选择了我最穷的二叔杜承霖。

解放后我二叔一大家人挤住在家族的堂屋，他先做过茶马古道上的背夫，把货物背到马边去，再从马边背茶叶回来。后来交通渐渐发达，他失业，进了竹器社，学会竹编后，他编了竹笆，把那间全家聚居一室的堂屋隔成两间。非常十年时期，他把“抗战英雄”匾藏在屋脊的瓦下面。

我家就在二叔隔壁，二叔一家解手都在我家厕所。

记得三年自然灾害大饥饿时期，那时，吃公共食堂，每个人每一顿只能得到很小很小一块饭。有一次，我祖父解手后看见我家厕所外的几株油菜，很想扯一片菜叶来吃，大概想到儿子已经抱给人家，这油菜是别人家的财物，吞着口水从油菜下面找到一株细小的草，拔起来看了看，急忙塞进饥饿难耐的嘴里。

我在屋里纸窗下偷看到这一幕，流下泪来。

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教养啊！

我父省立师范的老师里他所最佩服者为中共地下党四川书记车耀先。后来我父做校长的时候，礼堂里悬挂国共两党抗日将领肖像，尽管他两个弟弟都是国军。他因此被解除校长职务。

“‘只要是抗日的，都应该挂！’他说，他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头角峥嵘！”徐大庭老师在追悼会上感慨万端地讲道。

是，我父在年轻时确实头角峥嵘，解放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他认为“脱裤子、割尾巴”口号不妥，认为受到侮辱，愤而割喉自杀，幸被抢救。

他第二次被解除校长职务。

被调到县教师进修校做一般教师，工作是全县所有函授点中文面授。他再次继续他步行的人生，步行十多年，一次几十里，走遍全境。每一次孤独地身背装满讲义、衣服和盥洗用具的邮差的绿色大邮包，手拿红色油纸伞，跋山涉水，走在去往每个区乡的寂静道路上，陪伴他的，只有鸟的叫声。

那些区乡的名字当年我好陌生！

舞雩、定文、罗城铺、孝姑、新民、龙孔、下渡……

我17岁教书的母亲在与他相隔几十里的九井乡，这时她也受牵连，被解除了职务。以前她是中心小学校长，管理全学区小学，现在在她曾经管理的最边远的山区小学教书，一个人，从打钟和烧开水工人到教师、校长。她只好教“复式班”——这个年级讲，其它年级做作业或者上体育。

没办法，这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谁也不愿意去。

直到退休，我父母才得团聚。

可是他们又分别，我父亲到县城文化馆清理善本书，我母亲在家乡小镇办文化站。

他们还曾经为供销社青年职工办夜校，为青年职工们补习在非常十年所没学到的文化知识。与此同时，他们还照料我哥哥的女儿，因为我哥哥和国外有合作研究项目，常年不在家。

我母亲办文化站，办文化茶园，训练女子龙灯队并夺冠，帮助失足青年，辅导地方各单位文娱节目，把文化站办成了省先进。当年作家周克芹先生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被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争着拍摄，官司打到文化部，结果各拍一部。李纬这拍过《小城之春》的老影星和当红明星刘晓庆等等一时云集，周先生由于感动于我母亲的事迹，竟在大红大紫的百忙当中抽出宝贵时间和乐山诗人周纲联袂前来采访。

我母亲，穷人的女儿，用她晚年的生命证明她绝不是背叛穷人解放事业的人，不是人民的敌人！

其次，我想到，合格的教师应该是学识、才艺足以为人师傅，多才多艺的人。

我父亲旧体诗歌、书法都行，用诗词写日记，解放前还曾经组织学生排演话剧《棠棣之花》。我弟弟杜力放弃五一劳动节休假，参加抢修发电机组，不幸因公牺牲，被追认优秀共青团员，我已退休的父亲白发人送黑发人，写七律诗《哭力儿》以哀悼，中有诗句：“慷慨捐躯实可哀，满腔热血洒蒿莱。断肢碎骨宁为己，济世利人夙所怀”。

是的，我弟弟在很偏远的“蒿莱”之地南垭河电厂工作，被天车断掉的钢缆抽断了手臂，接着抽中心脏！

我父这首诗中还有“怜汝一生多失意”的句子。我弟弟因受父母“问题”牵连，从小被人追打甚至灌大粪，只好只身逃往青海！刚回川工作，也分在偏僻之地。我父工资，在全县教师中最高，我弟弟幼年穿的裤子，却是补丁重重叠叠到不见实物难以置信！

我初中校长邓思敏是我远房舅舅，曾经在我父当校长的师范学校做班主任，美术、书法都来得。调我读的初中后，亲自在学校墙上画壁画、写格言，还办学生美展，还组织学生排演话剧——这些都是向我那教育内行的父亲学的。本地213国道大桥是邓校长题字。

我母亲出身贫苦，学费来之不易，所以在学校时课内课外尽量多学，学得多才多艺。工作后除了教书，还办板报，办墙报，画壁画，做教具，做的木圆规、三角板、地球仪就像从新华书店买来的，还常常和女教师们按动风琴唱歌剧。又是全科教师，当校长时，语文、数学乃至图音体教师请假，她都能亲自代课。还组织学生排练歌舞节目，辅导地方文艺演出，教敲锣鼓，教说快板，教独唱、合唱，教舞蹈。退休后办文化站，办文化茶园，训练女子龙灯队并夺冠。古稀之年站在高高的凳子上办板报，我姑母看见，说：“你不怕摔下来？”我母亲回答说：“想想你和姑婆扫盲吧，还不都是为公！”

是的，我母亲生我40天就被抽调搞中心工作，我姑婆、姑母把我兄弟姐妹带大，白天劳累，晚上还在我家族厅房义务扫盲。

我班主任李元中老师经常辅导我们朗诵英语诗歌，辅导我用英语写日记。

我两个语文老师刘大声老师、王友华老师都是大学生时发表诗歌的学生诗人。

我的初中老师们在学校排演话剧和大合唱的时候，校长邓思敏亲自画海报，美术老师——前峨眉电影制片厂美工冯先洁老师画布景，朱安生老师负责音乐。所有年轻教师都参加主持和串连词朗诵，都在话剧里扮演角色。

第三，品德高尚，乐于奉献，足以为人师表。

我父亲解放前后都是校长，又是解放后本地第一任师范校长，为本地培养了最初一批科班出身的师资，又提议并促成地方办起了有史以来第一所幼稚园。我母亲当校长时鞠躬尽瘁，退休后，白天管文化站，帮教失足青年，办板报，办墙报，辅导地方文娱节目，晚上和父亲在夜校为青年职工补习文化，我父亲白天还为文化馆清理善本书。

我曾经写有一篇《我家绝不欠工农》，其中讲到

我父母在五七干校和农场种地、我哥姐大学毕业到农村和农场锻炼、我和弟弟上山下乡当知青，我家种地的年头加起来相当可观，不会愧对工农。

仅我自己就下乡7年，从在汉区桃粪种地到去大凉山背粪种地，我本学霸，却栽秧打谷甚至打荞子样样会。

我父更厉害。

一介文弱书生、高度近视，一切从头学起，居然桃粪种地、喂鱼喂猪养牛样样会，后来我亲见他在进修校锄草，比我这知青还锄得地道锄得干净！

太不可思议，一个从小“四书五经倒背如流”，一个读线装《杜工部集》的斯文人，数年五七干校，居然锻炼得真的劳动人民一般！

我父母热爱教育，我父亲15岁教书，我母亲17岁教书，我父亲解放前后都是校长，师范校第一任校长，提议并促成地方办起第一所幼稚园，我母亲早期中心校校长，他们完成了创业和铺平道路的工作，却有好多年被剥夺上讲台的权利。解放前后我父母都是名师。我的第一个妻子的父母都是乐山一中教师，一听说我父亲名字立刻同意，他们说和我父共事时我父上课从不带讲义，却讲得头头是道。在通才学校，我母亲是女英雄丁佑君的班主任。

受父母影响，我兄弟姐妹除牺牲的弟弟外，全是教师，从幼儿园教师到小学、中学、大学教师，到博士生导师。

我热爱文学，但教书从来不敢马虎，当成第一要务，务必夺得好成绩，不玷污我父母名声，以致教一个最偏僻的山区中学的时候，我学生曹孝顺(我教他时他自己更名曹鹄)也考了语文中考全县第一！

但教育局让我当教务主任的时候我谢绝，因为我父母年迈，我又沉迷文学不能自拔。

在我弟弟的追悼会上，工人们失声痛哭，他们说我弟弟牺牲之前一直在下班后抓紧时间复习，准备投考师范大学。

是的，真正的教师就是奉献者，我父工资在全县教师中最高，他一直默默资助贫困学生，自己的幺儿却穿着补丁重重叠叠不亲见无法置信的裤子，我读初中时外衣里面是姐姐穿过的花棉袄。我父亲从五七干校转到本地农场喂猪喂牛的时候，作为知青，当时我有了收入，年终结算，我一年挣的工分除了分粮食，还能进钱。有一次回家时我买了油条豆浆去看我父亲，父亲竟很生气，他嫌我学会讲享受。

是的，我父亲母亲从不讲享受，从不做生，过年过节的伙食一如平时。除了工作证，我父母没有照过别的照片。

我把我父责备我讲享受的真人真事写成散文投报纸，竟被年轻编辑修改为我父因家贫而责备我。

文章发表，我委屈万分！年轻人啊，你知不知道我父我家工资，你知不知道人世间有不讲自己享受专讲资助他人的高人？

就是人们看得万分贵重的生命，我父在他的暮年，在他的诗词日记里，也是这样看待：

“乐生还乐死”！

对于国计民生、人间善恶、社会道德风尚，他的诗词日记里却是满满的关心。据母亲说，不管如何痛苦，为了不影响子孙上班上学，他从来不在子孙在家的时候呻吟。那天早上，他弥留之际，还按时打开小收音机听新闻。

山西农业大学是985吗 是211还是985

山西农业大学不是985大学，该校是我国著名的高等农业学府，建国前山西省两所本科高校之一，是山西省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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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农业大学是我国著名的高等农业学府，建国前山西省两所本科高校之一，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权、第七批获得博士学位授权的高校之一，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优秀高校，省政府与农业部共建高校，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国家中西部基础能力建设入选高校，全国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基地，山西省高等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山西省第二批省级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

学校始建于1907年孔祥熙创办的私立铭贤学堂，后发展为私立铭贤农工专科学校、私立铭贤学院，与山西大学堂一起，开创了山西近代高等教育的先河；1951年改私立为公办，成立山西农学院；1979年更名为山西农业大学，成为改革开放初全国99所重点大学之一。在111年的办学实践中，学校立足山西，面向全国，服务“三农”，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科技创新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推进文化传承与创新，为山西乃至全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铸就了“崇学事农、艰苦兴校”的办学精神，积淀了“甘于奉献、敬业乐教”的教风，培育了“勤奋学习、注重实践”的学风,锤炼了“追梦、实干、吃苦、钻研、坚韧”的大学生创业精神。学校先后培养了13万余名各类人才，遍布大江南北，各行各业。学校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家、政治家和党政干部，如太谷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张维琛，原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赵振鑫、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郝德青、中央党校副校长侯维煜、外交部纪委副书记朱霖、八路军129师新编第10旅30团政委马定夫、吉林省委书记王大任、河南省委书记张树德、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安民、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谭绍文、山东省委书记高克亭、交通部部长李清、国家海洋局局长罗钰如、山西省政协主席郑社奎、山西省政协主席金银焕、山西省纪委书记冯芝茂、山西省政协副主席汤祊德、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聂向庭、山西省人大副主任张铭等；培养了一大批科学家，如2012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郑哲敏，中科院院士王志均，中科院院士席承藩，中科院院士郭承基，工程院院士朱尊权，中科院院士庄文颖，中科院院士高福，全国著名大豆育种专家王绶，养猪专家张龙志，养羊专家吕效吾，养牛专家冀一伦，联合国粮农组织助理总干事王韧等。

现有农学院、动物科技学院、林学院、园艺学院、资源环境学院、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文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公共管理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软件学院、城乡建设学院、体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等16个教学单位。学科专业涵盖了农学、理学、工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法学、艺术学等8个门类，本科专业63个。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8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9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34个,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1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4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60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7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1个，省级重点学科5个，省级重点建设学科5个，省级重点扶持学科3个，省级优势学科1个，省级特色学科4个，“1331”工程优势学科1个，省优势学科攀升计划学科1个，省服务产业创新学科群2个；成人函授本科专业15个，成人函授专科专业5个；主考的自学考试本科专业4个，主考的自学考试专科专业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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