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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农村小伙养牛？如今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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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过去了,武大毕业,带着妻儿回农村养牛的青海小伙,如今怎样

一个人名牌大学毕业后，应该做怎样的工作？

在一些人眼里，名校毕业生的标配就是要进名企、当白领；名校毕业的学生，就应该在大城市的高档写字楼里敲键盘，领着让人羡慕的高薪。

而大学生毕业回到农村老家，往往都会被认为是在大城市“混不下去”，如果从事养殖、种植一类的农村活，简直是“白读书了”。

3年前，一青海小伙张学荣，武汉大学毕业后，曾在城里从事媒体工作，却突然辞职回农村养牛，后来还把妻儿接回老家。

当时，对他回农村创业养牛，有许多村民不理解，说一个名校大学生竟然放弃城里优越的工作，回农村养牛，读那么多书岂不是浪费了？

张学荣不顾世俗之见，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想把养牛这个产业做好，让家乡富起来。

3年过去了，张学荣经过带头养牛，采用了“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以会员制电商销售为主的模式，为中高端人群提供高端肉品，把牛肉销往全国各地。现在，他的公司年销售额已经突破1000万元。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带领了村民一起致富。

一、农村出身，武汉大学毕业的张学荣，梦想回农村养牛

1989年，张学荣出生在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住在连绵不断、平均海拔3000多米的山脉下。他从小学习成绩优秀的张学荣，高中毕业后，就以优异的成绩考进武汉大学公共管理专业。

2014年大学毕业后，这个青海男孩也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在城里找工作。他先后在武汉、湖州、长沙等地的媒体做记者，并且娶了同是武大毕业的妻子。

此时的张学荣可以说是事业与爱情双丰收，在城里过着让人羡慕的富有生活。

可是，尽管城市很美，因为他家一直养殖牦牛，他的心里也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把这个产业做好，让家乡富起来。2017年，他毅然辞职，选择回到老家农村，养起了牦牛。

二、把妻儿带回农村一起养牦牛

对张学荣回农村养牛创业，有许多村民很是不理解，一个农村娃努力读书，就是为了走出农村，如今他却要搞养殖，读了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然而，张学荣认为老家拥有连绵不断的山脉，平均海拔3000多米，很适合牦牛生存，而且在当地的农民一直有养牦牛的习惯。如果能够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好，家乡才能真正的脱贫致富。

为此，在2017年回乡后，他通过筹集资金，先扩大了自家的养殖规模，养了167头牦牛。

然后，他还经常向畜牧专家请教，学习幼牛饲养、饲料配比等养殖技术，并保证了牛肉的品质，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慢慢地打开了市场。

三、现状如何？

2018年，张学荣注册成立青海阿牛哥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并入驻当地产业园，还把在德企工作的妻子，连两个孩子也带回农村，一起发展牦牛产业。

他采用了会员制电商销售为主的模式，打开了市场，为中高端人群提供高端肉品，牛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在销量突增，无法满足市场的情况下，张学荣推出“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通过合作社组织附近的农户进行标准化养殖、规模化生产，由公司统一组织销售，带领村民共同走上致富的道路。

如今，他的公司已拥有家庭会员500多个、企业食堂会员30个、餐饮企业会员20个，销售量稳步上升，在2019年，公司年销售额就达近1000万元。

四、结语

名牌大学毕业生，应该做怎样的工作？其实没有谁能够规定谁应该做什么工作。我们应该根据自身条件，在追逐梦想的同时，选择合适自己的工作。我们若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又能为祖国奉献自己一点点力量，那就是最好的工作。

张学荣就是这样的例子。他读那么多书没有白读，他恰恰因为读了这么多书，懂得通过筹资不断扩大养殖规模，懂得如何提高牛的品质，懂得将传统养殖业企业化运行，把养牛养出了一片新天地，既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带领了村民共同致富。

对于张学荣的故事，你有什么看法？欢迎下面留言！

王淑荣的人物简介

1996年，镇里征了香城屯一块地，不料搞项目的投资商没给镇里钱就半路跑了，于是那块土地就一直荒着。2002年，一个村民找到王淑荣，希望自己投资把那块地买回来办养牛场。

2002年8月10日，王淑荣给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写信，希望国务院对河北省的这个法规进行审查。不过，2003年1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的回信并没有完全解答她的疑虑。

王淑荣决定另辟蹊径，她找到一本《立法法》，仔细琢磨了一阵。2003年5月1日，王淑荣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去了封信：“立法法赋予了我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的权利，我提出以上申请，请人大常委会研究处理。”

全国人大常委会收到王淑荣的信后，致电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建议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对《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

2005年5月27日，河北省十届人大常委会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北省土地管理条例修正案》，原法规中的第25条因与国家法不一致而被删除。

王淑荣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教育不懂法或者不按照法律办事的官员：“这些年接触了这么多官员，好多人根本就不按照法律办事，总是对我说‘我不懂法，王主任你懂，不过懂法没用。’这绝对不是人民公仆应该有的态度。”

王淑荣希望所有干部都能够尊重法律，按照法律办事。今年66岁的她自称是“60岁的人，30岁的心脏”。许多人劝她“老太太，该享清福了。”她就会告诉人家：“学法律、维权是一辈子的事，也是这辈子最快乐的事情。”

一个“农村政治家”的产生

“哦，找王淑荣的啊，对对对，太该采访我们村主任一下了。你们别在村口下了，我直接把你们送到她家门口去。这老太太可是个好干部啊。”3路汽车的售票员，一个年轻小伙子听了有人要找村主任，对司机喊了一声，“拐到村主任家去！”出名至此，让公交车几乎变身为出租车了。

王淑荣的村主任之路，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传奇。她的信条是“法律规定的权利要兑现”，为了更好地替老百姓说话，她三次参选镇人大代表，三次失利。2000年，村民们把61岁的她选为村委会主任，她把自己的胜利原因归纳为“懂法敢言”。

1975年的“通信自由”

有的老村民还记得王淑荣的第一次出名：1975年的一个晚上，这个36岁的农村媳妇闯进队部，一把抢下妇联主任正念给许多村民听的一封信，用她特有的大嗓门喊道：“你这是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

这封信是王淑荣写给全国妇联的信，里面反映的是自己由于天生嗓门大，被婆婆打和当地妇女民主权益得不到落实的情况。干部们把信拆了检查，认为“有反动内容”，就念给社员们听，发动大家批判。

“通信自由”一下子就震动了干部和群众的耳膜，这在当时是一个新鲜而惊人的词汇。

王淑荣出身不好，父亲曾经做过伪乡长，一个村干部立刻驳斥她：“狗崽子是没有自由的！王淑荣，反对工作队是反对毛主席！”

“我们国家刚出了宪法，宪法说了有！你们工作队难道比宪法大吗？”王淑荣刚从报纸上看到了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通过了新宪法，所以她这次底气特别足。

也许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跟他们提《宪法》，工作队都楞住了。治保主任本来被干部们叫来抓人，听了“违法”也还有点心虚。几个干部紧紧贴着王淑荣站着，抓也不是，放她走又不甘心。

“把我的信还我，你们没权拆我的信！”王淑荣转入攻势。妇女主任紧握住信，局面陷入僵局，有的村民替王淑荣捏了把汗，有的是觉得她无理取闹。

这个时候王淑荣的丈夫闻讯赶到了队部。这是个憨厚老实的汉子觉得跟干部作对就是不对，于是对干部们说：“你们把她捆上啊！”没想到几个干部吃了一惊，扔下信跑了。

“后来我才弄明白，他们以为我老伴是替我撑腰来了，对他们说‘你们有本事就捆上她’，他们怕他打人，都跑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淑荣不由笑出声来。

好多村民们那晚知道了一个词：宪法。

三次落选

或许是这个事件让王淑荣尝到了甜头，她开始在干农活之余自学法律知识。1987年，她在报纸上看到了十三大文件，里面提到了一句“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她知道了自己也有被选举权，于是想起了参选人大代表，这样“提意见就更方便了”。

这一年正好是镇人大换届，选民名单贴出后不久又贴出了候选人名单。王淑荣赶紧到村里问：“不对啊，我还想参加选举呢，怎么这就出候选人了呢？应该听听大家有没有自己想提名的人啊！”

村干部说不知道，让她去镇里问。王淑荣就背着三岁大的孙子一直走到镇上去。镇里的书记看了看王淑荣背着的孙子，说：“老太太，您这样的人多几个就好了。不过您还是应该回家去，有这时间好好教育一下小孙子，以后让他上大学当科学家，比关心国家大事更重要。”

王淑荣嘿嘿一笑：“书记啊，我就想起个头，我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那次选举，她在选票上郑重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最终王淑荣得了10票，其中有5票是她动员家人投的。

从这一年起，王淑荣开始了自己的“农村政治家生涯”。也是在这一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村委会组织法(草案)》，“村民自治”被写进法律。

乡镇人大3年一换届，1990年选举，王淑荣仍然不是候选人，这次她得了46票。3年后，王淑荣找到10名选民联合提名成了候选人，不过只得了140多票。1996年的选举她出门在外，没参加选举。

1999年，她得了421票，本选区另一位候选人得了600多票，她又一次输了。这一次选举的一大进步是，选举结果公布的时候，终于把她这位村民联名提名的候选人得票数公布了。尽管没有当选，王淑荣仍然对这个进步十分高兴。和前几次不公布得票相比，这次更尊重规则了。

许多人对老太太的竞选表示不理解，这么大岁数了，咋这么想当官呢？王淑荣纠正说：人大代表不是官，是代表咱老百姓说话的。

“告状专业户”

没当上人大代表的王淑荣却一直在做人大代表该做的事。她看见哪里有什么不合适的，就要写信提意见，镇里解决不了就上县里。20世纪90年代后期，县政府的人就都认得她了。一次，县政府一个新来年轻小伙子挖苦她说：“老太太，我认得你，你是咱们香河县的‘告状专业户’。”

王淑荣立刻教育了他：“告状到你县政府来吗？告状有人民法院，我是公民，来这里是让你们解决问题，你们是公仆，我是国家主人，我来了你该客气点，少拿什么乱七八糟的帽子给我戴！”

这只是无数误解中的一种，王淑荣想得开，不太在意人家怎么看自己。清者自清，1998年的一次维权活动，让全村乃至全镇明白了老太太的良苦用心。

1998年，除了大洪水的另一个大事件是农民减负问题。中央批示：1998年的农民负担，绝对数量上不得超过1997年。为此，各个乡镇都下了“明白卡”给农民，交费达到卡上的钱数就可以不交。香城屯的明白卡上写的是84元。王淑荣怎么算，去年的人均负担都是74元。最后王淑荣认定“他们在卡上做了手脚。”

于是各个有关部门都收到了王淑荣的抗议信，她自己也不断上访。她家里房子临街的那面墙贴满了中央的政策摘录，告诉大家不要多交那10块。

县里、市里的有关部门接到了王淑荣的信，发现五百户镇全镇的明白卡真的都涨了10块，总共多收了37万元。在上级的命令下，这些钱被退回农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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