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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有没有关于宗教与文化的论文

我自己写的，可以给做参考

听过一个很有学问的牧师的一场布道会，这个牧师叫唐崇荣，他讲的题目是《世界的宗教与文化》，非常佩服这位老人的浩瀚的知识面以及在多学科领域的建树，高屋建瓴，只有当一个人有如此高的学问的时候才有资格或者才有能力来讲述这样大的一个题目，我很震撼。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无神论，认为最科学的学问就是进化论，好像接受这两种理论就是一个现代的有科学头脑的人。其实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们所学的。唐牧师的布道会讲的内容很多，我单挑出以下几个题目：无神论是怎么回事？进化论真正的起源在哪里？无神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以及对现今社会的危害所带来的结果怎样？马克思的经济学错误在哪里？凡事信奉马克思经济学以及使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国家现在是一种什么状况？等等的论述，以我理解的角度与你分享。

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回教的默罕默德，到康德，黑格尔。我们知道，哲学属于上层建筑的顶端，是确立文学，法律，科学等等哲学之下的建筑的方向的，很多的方法论都是从哲学里衍生出来的。古希腊的哲学中有绝对静止和绝对运动两种思想，学过马克思哲学的人都知道，马克思的唯物论也就是无神论相信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静止是现象，变动是本质，古希腊人说“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马克思的哲学源头在古希腊，在古希腊对于绝对运动还是绝对静止已经争论不休了，争论的结果是产生一个折中的论点——只有永恒的神的位格是绝对静止的是没有变化的，因为他是自有永有者，而他所造的万物，运动是绝对的，然后又有一个反论点与它对立，然后继续争论，争论不休。无神论的另一核心观点认为物质是万物的本质，只有客观存在的物质才是真正地存在，不相信有灵魂以及上帝的存在，因为当时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的科技水平还无法证明这个，科学就是这样有局限性，所以有科学所佐证的理论同样有其局限性，有局限性就不是真理。那么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是什么呢？享受科技成果，理性的态度对待科学但不应将科学作为信仰来盲从，科学本身就是上帝的普遍启示属于文化的范畴，举个例子：地球本身绕太阳转这是真实的，但是你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地球绕太阳转，你就相信地球确实绕太阳转，没有见过的你相信了，这就是信仰的态度这就不是科学的态度。科学的进步就是在不断否定以前的科学理论的基础上进步的，所以科学本身具备上帝普遍启示的真理性，但是每个阶段的科学的发展都有其局限性所以就不是真理。现在在实验室里用科学的手段无法证明灵魂的存在，那么应当否认灵魂的存在吗？灵魂从何而来？人死后灵魂归于何处？唯物论根本无法解释这些问题。马克思师从黑格尔，很多理论是黑格尔的成果。无神论否认上帝的存在，否认上帝创造万有，认为是偶然和必然的结果。那么，当你站在一座高楼大厦精美的建筑面前的时候，你会问这是谁设计的是谁建造的？这只是一座建筑而已，那么我们精美的人体，美好的自然界，充满奥秘的宇宙就没有创造者吗？砖头自己碰来碰去这属于偶然，能必然碰出一座精美的建筑来吗？不能！你让一只猴子拿着26个英文字母让它随便甩，这纯属于偶然事件吧，它能必然甩出一步莎士比亚全集来吗？有人测算过，让它甩150亿年，它连一句话都甩不出来。所以唯物论试图用偶然和必然来解释我们宇宙的存在，解释自然界的存在，解释我们的存在，根本解释不了。

再说进化论，达尔文在写进化论差不多50年以前，德国的思想界已经受了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的历史论是一元历史的发展，在他的历史论中有进化的理论，但是黑格尔也不是进化理论的始创者，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有他对自然界的进化的认识了，他认为自然界最小的成分是“原子”，此“原子”非后来我们所说的原子，说动物是从海里慢慢慢慢爬到陆地上来成为陆地上的动物，所以先有海里的植物和动物再有陆地上的植物和动物，最后才有人，达尔文就是沿着这条哲学论点进行研究论证的，最后就形成了他的进化论。古希腊的古代文化灿烂辉煌，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师爷孙仨的时候到了顶峰。马克思，达尔文都直接或间接地深受其影响。但是，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中所用的词语很多都是“假如，假设”等等不确定的字眼，这就不是科学，如果随便接受这种假设观点就不是科学精神。但是他的这本书经过他的追随者的出版发行，就很快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有批判的有肯定的，很遗憾的是欧洲的很多贵族阶层将其视为时尚，好像不懂这个就OUT了。但是这本书里面一个重要的理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就成为当时统治阶层向外扩张侵略的理论工具，加之当时的强国经过工业革命之后国内的需求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其增长的需要了，所以他们认为落后的就一定会被灭掉被淘汰，所以就有大规模的向外殖民，战争杀戮。一个不好的理论的影响竟然恶到这个地步，达尔文恐怕也没有想到。

文化是人类对大自然或者对上帝的普遍启示的回应，而宗教是人类对上帝的特殊启示的回应，这样就可以解释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类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化，而只有在一些特殊的地方才会产生宗教的原因了，像耶路撒冷犹太教、基督教、回教都产生在那里。《圣经》创世纪，记载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话，新生儿出生后第八天行割礼。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小孩儿出生后到第八天是要行割礼的，割礼就是割包皮。当时亚伯拉罕不清楚为什么要到第八天，而不是其他的天数，虽然搞不懂但是亚伯拉罕照做了，这个传统就一直延续下来。直到4000年后的今天，英国一个科学家研究发现，新生婴儿的血小板第一天第二天浓度是比较高的，到了第三天第四天浓度降到最低，从第五天开始浓度升高直到第八天血小板浓度是最高的，以后又逐渐降低，所以第八天行割礼伤口好愈合，这个道理4000年以前上帝就已经晓谕亚伯拉罕知道了。圣经里还有很多教训当时的人搞不懂只有照做，后来才证明确实是对的，有些教训启示直到现在还是搞不太清楚，圣经太深了。

我前面溯源了马克思哲学体系的渊源，再看马克思的无神论和他的经济学。马克斯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源，而不是上帝，神是人类在处于蒙昧时期对于自然界所产生的恐惧而主观臆想出来。在这里他混淆了迷信与信仰的不同，他的这个对于神的解释恰恰适合迷信这个词语。再看马克思经济学，资本，剩余价值，资本家，劳动者，资本主义，他说这是不对的，要打破它，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公社，最后走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声明一点，按劳分配是中国人独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分配模式，马克思没有讲。我们可以看看遵循马克思经济学这条路走的社会主义国家，走到最后都走到死胡同了，还是中国人聪明一点及时的转向了，悬崖勒“马”。但是我们也有血的教训，就是1976年以前还是那样走的。为什么按照他这一套走不通了呢？因为他的出发点就错了，他否认上帝的存在，用人类有限的智慧，堕落的理性来解释世界认识世界，所以他走不通了。人的智慧是有限的，神的智慧是无限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体现的是他的智慧，人都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所以人也具有神性，所以人也有智慧，但是人的这点智慧才真正是有局限性的，照着圣经中上帝所给人类默示的做，永远不会做错。但是否认上帝，不依照上帝的应许和默示而是照着人的堕落的理性来做一定会错。另外再说佛教，从古印度传过来，也是讲人的罪性，也讲人死后的去向，佛教很重要的一个学说就是轮回说，说灵魂轮回来世今生，我们的灵魂来源于以前的人或动物，死后灵魂又到了另外的新生的人或动物，这也是有句老话叫早死早托生。但是轮回学说有重大的漏洞，说人的灵魂来源于以前死去的人或动物，那么我就要问了，最初的人的灵魂来源于哪里？肯定不会来源于人，因为最初的人之前没有人，你说来源于动物的话，到现在人是一直在增加，那么动物就一直在减少了？现在人已经到了70亿，维持人每天生活必需的肉得多少？肉也是动物的肉啊，养殖的供我们吃的动物也是动物啊，也有灵魂啊，人口到了70亿，那供应人吃的动物数量就更多了，动物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现在的物种虽然在减少但是动物的总量是在增加的，现在的人和动物的总量肯定多于古代的人和动物的总量，那多出来的这些人和动物，灵魂从哪里来呢？再往前追，最初的动物的灵魂又是从何而来呢？轮回学说解释不了，漏洞太多！佛教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加上他的避世的理论，难怪只有出家人才算真正地佛教徒。中国从古至今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难怪缅甸泰国这样的国家搞修正，男人做了和尚也可以结婚生子，早已失去了佛教避世自修悟道的本来面目。佛教的轮回自身漏洞太多，所以这也不是真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一本书中有一个人物叫伊万说过一句话成为世界名言“如果没有上帝，我什么都可以做”“Ifnogod,everythingicando.”，其实这也是无神论者的心声。毛泽东讲“人定胜天”，非常可笑的一句话，你怎么胜天？天还在那里，你人已经腐烂掉了。人在宇宙中何其渺小，生命何其短暂，宇宙多大？银河系多大？太阳多大？地球多大？你多大？现在天文望远镜观测到32亿光年以外的一颗恒星，那颗恒星发出的光跑了32亿年，我们才看见，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它32亿年以前的光景，现在存在不存在我们都不知道。人能活多大年龄？还讲人定胜天，不是神经病是什么？有人说这叫豪迈，我看这叫说大话！这样的句子多了“与地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现在仔细想来都觉得狂妄可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无神论最适合像毛泽东这样的独裁者，毛泽东也像中国历朝历代的独裁者一样没有民主，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做什么都不用怕，“中央集权的人民民主专政”换了个好包装，手段再高明还是独裁、专政！那怎么统治人民的思想？搞愚民统治嘛，搞一搞文化大革命，来大革文化命，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被批斗了，有的甚至迫害致死，让他们统统都闭嘴！排除异己，搞阶级斗争，经济顾不上发展了。有人说是江青四人帮搞的，和毛泽东关系不大，他已在晚年被蒙蔽了，这更说出独裁者的悲哀，你的国家元首为什么非坐到死呢？当然我看也未必是真被蒙蔽了，刚发动的时候还是清醒的嘛，其本质是为了其独裁统治。我说这些，未必当事人和毛泽东周边的人和当时的文人学者不这样想，只是没有人说，当时毛泽东已经被造成神了，谁也没有这个胆量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包括改革开放到现在，他还是半人半神，受万民敬仰。但是人就是人，总要朽坏，再过20年，像我这样说的人会越来越多，角度也会有各种不同。独裁者从来都不要神，而是喜欢把自己搞成神，不然就把百姓搞成弱智。10年文化大革命让中国成为全世界最没有文化，最贫穷，道德最沦丧的国家，我们马不停蹄的追赶了30年，人均GDP还在世界100名以外。文化大革命使得没有文化的人把迷信当成是信仰，而有文化的人把信仰当成是迷信，直到现在我们的政府才发现原来信仰和迷信不是一回事。无神论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我告诉你，上帝不会因为你相信他他就存在，也不会因为你不相信他，它就不存在，无神论者为什么一定要否认上帝存在呢？因为如果没有上帝，他什么都可以做。不用害怕上帝来惩罚审判！今天看看我们的社会道德已经沦丧到一种地步，小孩儿被车压没有人救，老人被车撞倒没人敢扶，毒奶粉在毒害我们的下一代，地沟油天天上饭店的餐桌，瘦肉精不仅仅双汇用，其他肉类企业也在用只是暂时没有被查到，不仅仅养猪的用，现在养牛的养羊的也有用的，离婚率逐年升高，搞婚外情的越来越多，包养二奶小三成为炫耀的资本，官员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常态，企业之间三角债，不讲诚信，偷税漏税，有钱人为富不仁。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害怕的嘛！没有可敬畏的嘛！什么都敢做，法律不可怕，因为是人执行的就会有漏洞可钻，还是那句话“如果没有上帝，我什么都可以做！”，政府已经看到道德沦丧给社会的危害性，但是社会各界精英们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改变这一切，这就是人没有上帝，不认识上帝的恶果，马克思的无神论的恶果，证明了人的堕落的理性是最终走向灭亡的

说说在夏朝之前的中国是怎么样的.

中国古代夏以前的历史时期。中国猿人（较早期为一百七十万年，较晚期为四五十万年）只在地下留下原始的旧石器文化,不可能有当时的神话传说留传下来。到

大约六七千年以前，各地以不同形式走向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不留下了新石器文化。这时各族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及颇幼稚的宗教和神话，但往往是些朦胧的记

忆或结合后来的宗教思想所作的描述。到大约五六千年前，各地先后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有了内容较丰富的神话传说。

最早的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总是氏族部落关于其本氏族或本部落的来源及其祖先的神化故事。这样的神话传说靠历史文献记载下来，并逐步发生由较简朴到较

复杂，由缺乏系统到逐步有系统，由神性很浓逐渐演化成人性，由纯神话逐步变成历史故事的演进变化。从西周到战国，就是中国古史神话传说演进变化的时期。汉

代则把它历史化、定型化。

西周文献中的古史神话传说今存反映古代各族神话传说的最早文献，是《诗》和《书》中属于西周的一些篇章（包括西周加工的夏商文献遗篇）。还有《易》的卦爻辞，因其录事隐约，不如《诗》、《书》那样明确反映了有史实作为背景的一些商周两族的古代神话传说。

这些文献中所见的古史神话传说，只说商和周两族是由上帝生下来的,都住在一位天神禹敷布的土地上。商前有夏，夏、商、周三代前后相承，活动在“禹绩”之

域,夏和周是西土先后相承之族,殷商是东方的部族。根据《诗·大雅》，周自远祖以来婚姻氏族是姜族；根据《书·吕刑》，同时存在有苗族及重黎之族。

《天问》所载的古史神话传说《天问》是一篇内容截至春秋末年止的神话史诗，所叙历史范围与《诗》、《书》相近,但远不及《国语》、《左传》。据顾颉刚先生考证,《天问》并非屈原所作,大约与《尚书》、《诗经》同时。

《天问》全文以三百六十九句提了一百七十八个问题，其中涉及天地开辟、洪水传说、大地情状、夏古史传说、商古史传说、周古史传说、古史逸闻和吴楚史事

传说等八方面内容。在《天问》中，①仍以夏、商、周为中国古史体系。夏之前是天地开辟及洪水故事等；天地开辟后最早的神是鲧、禹，也有了共工、舜等神话人

物,并出现了一次尧的名字。②叙商代历史从舜开始,以舜为商祖。③《天问》的古史神话传说中没有《国语》、《左传》中显赫古史人物炎帝、黄帝、太□、少□、颛顼、高阳、高辛、帝鸿、金天及秦祖伯翳、楚祖祝融等，可知《天问》所记远在这些传说出现之前。

春秋战国前期的古史传说春秋到战国前期的主要文献《国语》、《左传中。叙古帝古神名增多，古史传说繁备。最要者开始说虞、夏、商、周四代相承，其

始祖神是虞幕、夏禹、商契、周弃，以及每代必祭的几名宗祖神；齐、楚、秦的宗祖神亦提出；排出黄帝、炎帝、共工、太□（昊）、少□、颛顼前后相承的古帝名

次，以及他们的一些遗墟所在；又有与尧、舜族相联合的高阳氏、高辛氏后裔十六族，以及与尧、舜族作斗争的帝鸿氏、少昊氏、颛顼氏、缙云氏后裔四个族。其中

高辛为商、唐二族的共祖，颛顼为舜及楚的共祖。而禹的事绩亦增多，他除敷土地治洪水外，还划分九州，成为社神。

此期古史传说中的始祖、宗神系统更加繁备。商、周、姜、嬴、芈、苗等实有其族者，祖先全出自本族始祖系统；而传说中的虞代，除奉东方诸宗神外，又以西方黄帝为始祖，然后组合成其祖先体系。夏代虽自始至终以西方宗神为祖先体系，但因东进建立王朝后与东方部族融合，遂将东方的宗神颛顼迎入自己的祖先体系中，作为本族始祖黄帝的后代。此外在东方另出现了几个显族的世系。又此时的东方的尧的地位比《天问》时已有提高。但仍不突出，尚未成为宗神。

战国时的一部神话故事全集《山海经》，把流传到当时的古代神话全都汇集在书里，在书的后半部出现了许多神的世系。该书分《山经》、《海经》两部分。《山经》当写成于战国前期，《海经》当写定于秦或秦汉之际。书中叙神话人物世系在《海经》，《山经》则只零星举到一些神名和他们一些活动，可知诸神世系的排成在秦汉之际，只是神话的内容沿自古代传说。在《山海经》中,不仅包括其他典籍中的大部分古史神话人物,而且新的神也多至不可胜数，如各地、各山皆有司守之神或居住之神，有名的西王母也首见于此书。但帝尧仍未入诸神世系，其他位较低。

战国中后期加工编成的古史传说战国诸子为宣扬自己学说，竞相称说古史。儒、墨、道、法、兵、杂各家及纵横辩士、诗赋家，都多少不等谈到古史人物。除

道、法、兵家曾提出过新的古帝外，其余各家大都据原有的传说人物编成自己说。

①儒、墨推崇尧、舜、禹的“二帝三王”历史系统，盛称尧、舜。儒家说尧和天一样大，尧、舜、禹是取法天道的道德最高的圣王；墨家说他们是各以其贤能被举递相禅让的圣王。儒家搜集材料编《尧典》、《皋陶谟》并加工《禹贡》,塑造尧、舜、禹的盛德大业,编成“二帝（尧、舜）三王（禹、汤、周文王）”历史系统。原地位颇低的尧顿成圣王，汤、文王也尊不可言。故儒家出于政治目的编排的二帝三王系统，与古史记载自不相同。

②出现了两种“五帝”说。“二帝三王”历史系统流传之后，到战国后期增益成“五帝三王”的历史系统。在尧、舜之前增加三帝,提出第一种“五帝”说的是

《五帝德》，系摘《帝系》中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第二种“帝”说由《易·系辞》和《国策·赵策》提出，为包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

③道、法、兵家等提出众多古帝名。《管子》说有“七十九代之君”。《封禅》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庄子》列举一个十二人古帝系统：容成、大庭、伯皇、中央、栗陆、骊畜、轩辕、赫胥、尊卢、祝融、伏羲、神农，所列伏羲、神农远在轩辕之后，居古帝系之末。《六韬》列举柏皇、栗陆、黎连、轩辕、共工、宗卢、祝融、庸成、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阴康、无怀,共十五氏。而时代不确切的《逸周书》列古帝二十六氏，其名多稀见者，似为战国晚期所增加。

④杂家《吕氏春秋》第三种五帝说及其余古帝。《吕氏春秋》汇集众说,故有不同古帝说法。《十二纪》提出第三种五帝说，为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古乐篇》列古帝名次为：朱襄氏、葛天氏、陶唐氏、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成王。《应同篇》把战国末阴阳家邹衍所提按五德转移的古帝循环系统实定为：黄帝（土）—夏（木）—商（金）—周(火)—(水)，在夏、商、周前只有一古帝，和《诗》《书》历史系统相同，只是改从众说以禹为夏祖，改以黄帝为三代共祖，回到了最早所传较可靠的古史系统。

⑤《楚辞》中的古帝。南方《楚辞》中,有楚始祖高阳，还有高辛、尧、舜、鲧、禹、咎繇（皋陶）及夏、商、周一些历史人物与神话人物,全都出自中原传说。可见当时南北各族融合程度之深，已确认同出于华夏共同祖先。

⑥有巢、燧人等氏的提出。战国后期诸子,提出有巢、燧人、伏羲、神农田氏，均在黄帝前。这四位具有象征性名号的神，代表着中国祖先所经历的人类早期文明发展的蒙昧时代三个阶段和野蛮时代低级阶段。

战国末期,作为民族大融合的反映,出现了一篇《帝系》，把所有主要神话人物和古代各族祖先神灵，都加以历史化,编排成一个统一的有血缘关系的古史世系。这

一世系体现了当时要求大一统的客观需要.这一世系原是儒、墨“二帝三王”即唐、虞、夏、商、周五代古史说的反映，但因民族融合，把五代各族分别归到颛顼、帝喾两系,使其具有共同血缘,都成为共祖黄帝的直系子孙，于是变为“五帝三王”的历史系统。它反映统一的华夏族已经完全形成。

至于西周以来周族姻亲姜姓，春秋以来所传东方重要的太□、少□和西方重要的炎帝，在战国后期都已退出历史舞台，因而在此世系表中消失。这也正是民族融合的结果。

汉代后起的古史神话传说汉代继续有古史传说的编造，已不是原来传说时期史料内容。如《春秋繁露》提出三统说，谓古帝世代依黑、白、赤三统递嬗，本代和上二代为“三王”,三王前为“五帝”,五帝前为“九皇”。除以三统循环外，还配以“夏、商、质、文”四法，十二代始完成一次大循环，这比邹衍五德终始说更

加复杂，实为无根之谈。

《淮南子》与《论衡》、《说文》、《风俗通》等书记有女娲补天、化万物、造人类的故事（故事雏形已见于《山海经》，汉代始定为女娲）；又创造了女娲和

伏羲兄妹为夫妇诞育人类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见于汉代石刻和绢画。

《汉书·律历志》所载《世经》，有一中国古史最完备的按五德相生顺序编排的帝王系统：太昊炮牺氏—共工—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

阳氏—帝喾高辛氏—帝挚—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伯禹夏后氏—商汤—周文王、武王—秦伯—汉高祖皇帝。这一系统从此为封建帝统一脉相承，自魏、晋至于清代一直遵奉不违。其中自伯禹以上皆属传说时期。汉代纬书又提出许多古史妄说，如据秦末指天神的“三皇”一词提出三种历史上的“三皇”说（见三皇五帝）；又编造古史有十纪(为九头纪至疏仡纪)，每纪二十七万余年，

各有十几个或二十几个氏。至东晋伪《古文尚书·序》又承纬书《稽命徵》之说将前面三名定为“三皇”，接着的五名定为“五帝”，既提出第四种“五帝”说，又

使“三皇五帝”说明确成为中国传说时期亦即最早的古史体系。但实际这都是后起伪史，非原有古史传说。

汉末三国时徐整《三王历纪》提出盘古说，成为所有古史传说前最古的天地开辟的神话。“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遂成了中国古史的定型。此说可能来自少数民族神话而非古代原有。

近世对传说时期的认识唐宋一些学者提出了对近世学者探索古代传说时期深有影响的说法，如唐刘知几的《史通》对许多古事提出质疑，宋刘恕以至清人崔述，都对三皇、五帝、十纪之说予以澄清。近世承此疑辨精神及西方史学知识，遂对古史传说提出新的认识。如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第一篇为《上古茫昧无稽考》，以为战国诸子借托古改制，臆造古史。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的第一章把三皇五帝称为由“上古神话”构成的“传疑时代”,故对三王、五帝、九皇及盘古、三皇、十纪等说，一律目为抵牾不足信。其后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唐虞以前也标为“传疑时代”，谓“三皇之说盖起于道家理想之世之具体化。”又以《三皇五帝说探源》畅其说，与缪氏讨论的蒙文通以为三皇五帝本神而非人,三皇说本于“三一”,五帝说由于“五运”，出战国及秦世。

顾颉刚先生《古史辨》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以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传说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西周所知最早的神是禹，以后层累地递增尧、舜、黄帝、神农、伏羲、天皇、地皇、秦皇于前，至三国徐整而有最前的盘古。对战国末期整理编定的那套古帝世系，则以为商、周原只认本族出上帝，与他族无关,太□、颛顼等亦为不同各族宗祖神;到战国时小国被并吞,逐渐归于统一,有人起而把各国祖先神灵“横的系统”改成“纵的系统”,“地图变成年表”,编为黄帝一系子孙，于是原来各不相干的各族传说的祖先群神，汇集而成统一的古史体系。

接着有人根据民族分布地域不同来区分古史传说的几个大系统。如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分西方之夏、东方之夷，另有南方之苗。蒙文通《古史甄微》则分为海

岱民族、河洛民族、江汉民族，表现为邹鲁、晋、楚三方各本于民情而传说各异.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则分东系民族、西系民族，各产生神话传说，称美本族神

而诋毁对方神。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分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苗蛮集团，三者交互关系构成古史的进展。

亦有试图用社会发展观点比照考古文化知识进行认识者，于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与昌牌者之间，在30年代展开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当时出现下列诸异说：盘古及有

巢、燧人、女娲等为旧石器时代,五帝为新石器时代;神农以上为原始共产社会,神农至陶唐为村落共产社会;五帝为初期封建国家，唐、虞为次期封建国家；黄帝为图

腾社会，唐、虞为原始共产主义的生产方法时代，夏为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唐、虞到夏由新石器时代进至铜器时代，夏为封建制的开始……等。此诸说目的在企图

论证中国不适用社会发展史，否认中国有奴隶制，从而歪曲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

郭沫若于1929年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正确地论证了中国古代社会不能外于社会发展通则，确存在着由原始公社制转化而来的奴隶社会,认为“商代和商

代以前都是原始共产社会”。即“黄帝以来和三代祖先诞生传说……是一个野合杂交时代，……保存着一些氏族社会的影子”。反对“据古代神话传说以为正史”。1930年写《夏禹的问题》，以为“禹当是夏族传说中的神人”。到1952年写《奴隶制时代》，改定“夏、殷、周三代的生产方式只能是奴隶制度”，而夏以前原始社会为传说时代。

吕振羽则直接迎击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中托派、新生命派谬说，于1933年撰《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法则的共同性，论定尧、舜、禹时代为

中国母系氏族社会发展的完成时期，启的时代为由父系代替母系一大变革时期；进入国家以前的夏、商两大部落联盟的地理分布情况和发展过程,大致与仰韶文化、龙

山文化遗址的分布地区和发展线索基本相近。

周谷城1940年撰《中国政治史》，阐述了古代氏族的概况，指出“自传说的黄帝、尧、舜、禹以至商汤及周文王、武王，其间的经过，都可说是氏族联合之过程。……黄帝……联合氏族首长而进行氏族的联合。……其次唐尧据说曾以文德联合氏族”。

范文澜1941年撰《中国通史简编》，认为传说时期始于黄帝时。黄帝族自西土来,联合羌炎族对抗蛮族;尧、舜、禹组织黄帝族为主羌炎族为辅的部落大联盟，时当氏族公社末期。1954年修订本增述了有关黄帝、颛顼、帝

喾诸族成立大部落事。

翦伯赞1943年成《中国史论集》，以为甘肃史前文化是夏族的文化，夏族分东西二部，东夏有仰韶时期以前遗存，仰韶后其族中许多氏族为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

主人，其新石器晚期当夏桀时代。并说伏羲、神农以至尧、舜,为中国历史上的蒙昧时期以至野蛮中期时代,而黄帝、颛顼、帝喾、挚、禹、皋、陶、益等，依次两两

成对，递相为母系氏族社会的二头军事酋长。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则说：“唐尧、虞舜和夏禹全是中国父系氏族社会末期的有名人物，……他们已接近文明时代的边缘、阶级社会的边缘了。……部落

不再由选举产生，世袭的国王出现了，禹在这方面是个关键性人物。”

各家体会理解不同,对传说时期所得认识亦不同,正说明它尚在探索中。研究传说时期主要应按不同时期的不同传说材料，区别其初起、后起，辨析其真、伪，在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导下，正确运用民族学、考古学研究成果，来稽考其递嬗增益演变之迹，才可对传说时期得到较近真的认识。

科技苑视频怎样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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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养牛都要什么工具

（一）空怀、妊娠母牛单体栏由栏栅、栏门、料槽、饮水器、连接固件组成。可充分利用牛舍空间，对母牛限量喂食，更好地保护妊娠母牛的安全，便于管理。（二）分娩栏主要部件为底网（漏粪地板）、护仔栏架、栏门、料槽、保温箱、加热器（电热板）、饮水器、围栏、补料槽、支架。护仔栏架可限制母牛的运动，只能腹部着地后伸展四肢躺下，使哺乳仔牛有机会逃避，最大限度防止母牛踩伤、踩死、压伤、压死仔牛。底网下设支架，远离地面，脱离了地面的潮湿和低温。牛只的粪便经底网漏到网下粪沟。保证了网上清洁，母牛及仔牛不受粪便污染，减少了下痢等疾病的危害，保温箱可根据仔牛日龄调节温度，更利于仔牛生长。（三）保育栏由底网、料箱、饮水器、支架组成。与分娩栏1：1配套，整窝转进，给断奶仔牛一个舒适、清洁的环境利于仔牛健康生长。四）育肥栏含栏栅、栏门、料箱、饮水器。料箱为不限量采食，自动落料，使生长牛多食、快长。多年实践，技术的进步，养牛设备也不断完善，铸造铁漏粪板、塑料漏粪板比初期的钢筋编网在防腐及承重方面又有大的提高，生物适应性良好，使用寿命大大延长。一些配套设施，如取暖、降温、通风、消毒等相应器具和工具也投放市场。实践证明，高床网上饲养仔牛可提高生产经济效益。在管理方面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增加经济效益。

求大学中庸的翻译文

《大学》的译文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志向坚定；志向坚定才能够镇静不躁；镇静不躁才能够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才能够思虑周祥；思虑周祥才能够有所收获。每样东西都有根本有枝未，每件事情都有开始有终结。明白了这本末始终的道理，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古代那些要想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要想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性；要想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要想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想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使自己获得知识；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通过对万事万物的认识、研究后才能获得知识；获得知识后意念才能真诚；意念真诚后心思才能端正；心思端正后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后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管理好家庭和家族后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后天下才能太平。

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不分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却想做好事情，这也同样是不可能的！

这就叫做抓住了根本，这就叫知识达到顶点了。

使意念真诚的意思是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要像厌恶腐臭的气味一样，要像喜爱美丽的女人一样，一切都发自内心。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哪怕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一定要谨慎。品德低下的人在私下里无恶不作，一见到品德高尚的人便躲躲闪闪，掩盖自己所做的坏事而自吹自擂。殊不知，别人看你自己，就像能看见你的心肺肝脏一样清楚，掩盖有什么用呢？这就叫做内心的真实一定会表现到外表上来。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哪怕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一定要谨慎。

曾子说：“十只眼睛看着，十只手指着，这难道不令人畏惧吗？！”

财富可以装饰房屋，品德却可以修养身心，使心胸宽广而身体舒泰安康。所以，品德高尚的人一定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

《诗经》说：“看那淇水弯弯的岸边，嫩绿的竹子郁郁葱葱。有一位文质彬彬的君子，研究学问如加工骨器，不断切磋；修炼自己如打磨美玉，反复琢磨。他庄重而开朗，仪表堂堂。这样的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真是令人难忘啊！”这里所说的“如加工骨器，不断切磋”，是指做学问的态度；这里所说的“如打磨美玉，反复琢磨”，是指自我修炼的精神；说他“庄重而开朗”，是指他内心谨慎而有所戒惧；说他“仪表堂堂”，是指他非常威严；说“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可真是令人难忘啊！”是指由于他品德非常高尚，达到了最完善的境界，所以使人难以忘怀。《诗经》说：“啊啊，前代的君王真使人难忘啊！”这是因为君主贵族们能够以前代的君王为榜样，尊重贤人，亲近亲族，一般平民百姓也都蒙受恩泽，享受安乐，获得利益。所以，虽然前代君王已经去世，但人们还是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康诰》说：“能够弘扬光明的品德。”《太甲》说：“念念不忘这上天赋予的光明禀性。”《尧典》说：“能够弘扬崇高的品德。”这些都是说要自己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

商汤王刻在洗澡盆上的箴言说”如果能够一天新，就应保持天天新，新了还要更新。”《康诰》说：“激励人弃旧图新。”《诗经》说，“周朝虽然是旧的国家，但却禀受了新的天命。”所以，品德高尚的人无处下追求完善。

《诗经》说：“京城及其周围，都是老百姓向往的地方。”《诗经》又说：“‘绵蛮’叫着的黄鸟，栖息在山冈上。”孔子说：“连黄鸟都知道它该栖息在什么地方，难道人还可以不如一只鸟儿吗？”《诗经》说：“品德高尚的文王啊，为人光明磊落，做事始终庄重谨慎。”做国君的，要做到仁爱；做臣子的，要做到恭敬；做子女的，要做到孝顺；做父亲的，要做到慈爱；与他人交往，要做到讲信用。

孔子说：“听诉讼审理案子，我也和别人一样，目的在于使诉讼不再发生。”使隐瞒真实情况的人不敢花言巧语，使人心畏服，这就叫做抓住了根本。

之所以说修养自身的品性要先端正自己的心思，是因为心有愤怒就不能够端正；心有恐惧就不能够端正；心有喜好就不能够端正；心有忧虑就不能够端正。

心思不端正就像心不在自己身上一样：虽然在看，但却像没有看见一样；虽然在听，但却像没有听见一样；虽然在吃东西，但却一点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所以说，要修养自身的品性必须要先端正自己的心思。

之所以说管理好家庭和家族要先修养自身，是因为人们对于自己亲爱的人会有偏爱；对于自己厌恶的人会有偏恨；对于自己敬畏的人会有偏向；对于自己同情的人会有偏心；对于自己轻视的人会有偏见。因此，很少有人能喜爱某人又看到那人的缺点，厌恶某人又看到那人的优点。所以有谚语说：“人都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坏，人都不满足自己庄稼的好。”这就是不修养自身就不能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的道理。

之所以说治理国家必须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是因为不能管教好家人而能管教好别人的人，是没有的，所以，有修养的人在家里就受到了治理国家方面的教育：对父母的孝顺可以用于侍奉君主；对兄长的恭敬可以用于侍奉官长；对子女的慈爱可以用于统治民众。

《康浩》说：“如同爱护婴儿一样。”内心真诚地去追求，即使达不到目标，也不会相差太远。要知道，没有先学会了养孩子再去出嫁的人啊！

一家仁爱，一国也会兴起仁爱；一家礼让，一国也会兴起礼让；一人贪婪暴戾，一国就会犯上作乱。其联系就是这样紧密，这就叫做：一句话就会坏事，一个人就能安定国家。

尧舜用仁爱统治天下，老百姓就跟随着仁爱；桀纣用凶暴统治天下，老百姓就跟随着凶暴。统治者的命令与自己的实际做法相反，老百姓是不会服从的。所以，品德高尚的，总是自己先做到。然后才要求别人做到；自己先不这样做，然后才要求别人不这样做。不采取这种推己及人的恕道而想让别人按自己的意思去做，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治理国家必须先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

《诗经》说：“桃花鲜美，树叶茂密，这个姑娘出嫁了、让全家人都和睦。”让全家人都和睦，然后才能够让一国的人都和睦。《诗经》说：“兄弟和睦。”兄弟和睦了，然后才能够让一国的人都和睦。《诗经》说：“容貌举止庄重严肃，成为四方国家的表率。”只有当一个人无论是作为父亲、儿子，还是兄长、弟弟时都值得人效法时，老百姓才会去效法他。这就是要治理国家必须先管理好家庭和家族的道理。

之所队说平定天下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是因为，在上位的人尊敬老人，老百姓就会孝顺自己的父母，在上位的人尊重长辈，老百姓就会尊重自己的兄长；在上位的人体恤救济孤儿，老百姓也会同样跟着去做。所以，品德高尚的人总是实行以身作则，推已及人的“絜矩之道”。

如果厌恶上司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你的下属；如果厌恶下属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你的上司；如果厌恶在你前面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后面的人；如果厌恶在你后面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前面的人；如果厌恶在你右边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左边的人；如果厌恶在你左边的人对你的某种行为，就不要用这种行为去对待在你右边的人。这就叫做“絜矩之道”。

《诗经》说：“使人心悦诚服的国君啊，是老百姓的父母。”老百姓喜欢的他也喜欢，老百姓厌恶的他也厌恶，这样的国君就可以说是老百姓的父母了。《诗经》说：“巍峨的南山啊，岩石耸立。显赫的尹太师啊，百姓都仰望你。”统治国家的人不可不谨慎。稍有偏颇，就会被天下人推翻。《诗经》说：“殷朝没有丧失民心的时候，还是能够与上天的要求相符的。请用殷朝作个鉴戒吧，守住天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是说，得到民心就能得到国家，失去民心就会失去国家。

所以，品德高尚的人首先注重修养德行。有德行才会有人拥护，有人拥护才能保有土地，有土地才会有财富，有财富才能供给使用，德是根本，财是枝末，假如把根本当成了外在的东西，却把枝末当成了内在的根本，那就会和老百姓争夺利益。所以，君王聚财敛货，民心就会失散；君王散财于民，民心就会聚在一起。这正如你说话不讲道理，人家也会用不讲道理的话来回答你；财货来路不明不白，总有一天也会不明不白地失去。

《康浩》说：“天命是不会始终如一的。”这就是说，行善便会得到天命，不行善便会失去天命。《楚书》说：“楚国没有什么是宝，只是把善当作宝。”舅犯说，“流亡在外的人没有什么是宝，只是把仁爱当作宝。”

《秦誓》说：“如果有这样一位大臣，忠诚老实，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但他心胸宽广，有容人的肚量，别人有本领，就如同他自己有一样；别人德才兼备，他心悦诚服，不只是在口头上表示，而是打心眼里赞赏。用这种人，是可以保护我的子孙和百姓的，是可以为他们造福的啊！相反，如果别人有本领，他就妒嫉、厌恶；别人德才兼备，他便想方设法压制，排挤，无论如何容忍不得。用这种人，不仅不能保护我的子孙和百姓，而且可以说是危险得很！”因此，有仁德的人会把这种容不得人的人流放，把他们驱逐到边远的四夷之地去，不让他们同住在国中。这说明，有德的人爱憎分明，发现贤才而不能选拔，选拔了而不能重用，这是轻慢：发现恶人而不能，了而不能把他驱逐得远远的，这是过错。喜欢众人所厌恶的，厌恶众人所喜欢的，这是违背人的本性，灾难必定要落到自己身上。所以，做国君的人有正确的途径：忠诚信义，便会获得一切；骄奢放纵，便会失去一切。

生产财富也有正确的途径；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的人勤奋，消费的人节省。这样，财富便会经常充足。仁爱的人仗义疏财以修养自身的德行，不仁的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钱发财。没有在上位的人喜爱仁德，而在下位的人却不喜爱忠义的；没有喜爱忠义而做事却半途而废的；没有国库里的财物不是属于国君的。孟献子说：“养了四匹马拉车的士大夫之家，就不需再去养鸡养猪；祭祀用冰的卿大夫家，就不要再去养牛养羊；拥有一百辆兵车的诸侯之家，就不要去收养搜刮民财的家臣。与其有搜刮民财的家臣，不如有偷盗东西的家臣。”这意思是说，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做了国君却还一心想着聚敛财货，这必然是有小人在诱导，而那国君还以为这些小人是好人，让他们去处理国家大事，结果是天灾人祸一齐降临。这时虽有贤能的人，却也没有办法挽救了。所以，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

《大学》的内涵及应用

《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两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该文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等均有深刻启迪意义。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作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中第六讲题提到；“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且三民主义亦为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之内含。可见研读大学，亦有助理解中华民国宪法法源依据。

第一章为绪论。本章交代梁实秋的生平简介、主要翻译成就、研究梁实秋翻译的情况以及其他学者的主要观点，同时交代本书的研究意图、研究方法、理论依据、研究意义以及主要内容。

第二章讨论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的形成。梁实秋的“中庸翻译观”深受其“中庸”的人生哲学的影响，这种人生哲学与他传统士大夫式的思想底蕴密不可分，是儒家思想、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与他本人的贵族气质、绅士风度的杂糅体。儒家学说的“中庸”之道构成了他整个人生哲学的中轴，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被梁实秋赋予了新的时代色彩，中西文化的双重洗礼使他在人生态度、思维方式、文艺思想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中庸”色彩，并且深深地影响着他的翻译活动。

第三章讨论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的认识论基础是“诚信”原则与“时中”原则。诚信为本、因时而中，这是达到“善”与“美”的条件。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态度以诚信为本，努力追求和谐之境。梁实秋的翻译选择因时而中，有其外因和内因。梁实秋译莎的外在因素与胡适和余上沅的影响分不开，也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他理性选择的结果，虽然有悖于主流诗学话语，却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当时中国翻译文学的阐释空问。梁实秋译莎的内在因素是阐释其人性论的文艺思想。另外，梁实秋内心深处对“真”、“善”、“美”的追求与莎士比亚形成了某种内在精神契合，因此选择译莎不仅是他价值取向的表白，也是其审美理想的张扬。

第四章讨论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的认识论中枢是“适度”原则与“中和”原则。梁实秋受西方阐释学与中国阐释学的双重影响，试图在客观阐释与主观阐释之间寻求一条“中庸”之道，他以异化策略为主、归化策略为辅，注意将“诗学取向”与“读者接受”相结合，体现了“适度阐释”的原则；“中庸”的工具性意义还体现在对审美格调的思维和表达模式上。儒家美学的核心是“中和”之美，它既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具体的审美范式。梁实秋译莎时表现出和谐圆融的审美理念，融合了西方古典主义严谨、传统、凝练的美学思想以及中国古典美学的“重味”的精神，传递渗透于莎士比亚字里行间的自然美、意蕴美、情感美，激发人们对真理的热爱、对道德的信念以及对美的追求。另外，梁实秋译莎受语言审美因素、文体风格、文化因素等方面的审美制约。

第五章讨论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的实践论是“诚”、“善”、“美”的统一。梁实秋的翻译实践体现了一种对话精神，他在文化内涵的传递、文学形式的输入以及语言风格的再现方面都颇有特色。梁实秋在处理文化意象与习语等文化内涵时主要采用直译或直译加注的方法，注意将“尊重作者”与“译者介入”相结合；梁实秋在传递文学形式方面主要用白话散文体译莎，虽然改变了原作形式，但也是对翻译莎作“无韵诗体”的大胆尝试；梁实秋在处理莎作中的某些语言变体时淡化了原作语言的“陌生化”色彩，他的恒常审美定势形成了文本与读者间的一种空缺。本章同时分析了梁实秋译莎活动的社会影响。

第六章讨论梁实秋“中庸翻译观”对翻译研究的启示。梁实秋的“中庸翻译观”是一种理性交往的价值取向、理想状态的方法论思想以及刚柔相济的文化品格，它对规范译者的伦理道德、实现异化译文的最优化、正确对待经典名著的复译，以及如何历史地、辩证地进行文学翻译批评等问题都有重要意义。学者应具有“柔性”品质与“刚性”精神，在中与西、古与今的文化碰撞与融合中形成一种多元开放的宽阔的现代视野。

第七章是结论。本章总结了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的主要内涵、该项研究的学术参考价值以及局限之处等问题。

[编辑本段]目录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梁实秋生平简介及其对中华译坛的主要贡献

第二节研究梁实秋翻译的情况及其主要观点

第三节研究意图、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

第四节本书内容简介

第二章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的形成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儒家思想与新人文主义的契合

第三节梁实秋的文艺思想

第四节梁实秋的文艺思想对其翻译观的影响

第三章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的认识论基础——诚信原则与时中原则

第一节概述

第二节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态度——诚信为本

第三节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目的——因时而中

第四章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的认识论中枢——适度原则与中和原则

第一节概述／109

第二节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策略——恰切适度

第三节梁实秋译莎策略选择的原因分析

第四节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审美理念——和谐圆融

第五章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的实践论——诚、善、美的统一

第一节梁实秋翻译实践的对话精神

第二节文化内涵的传递

第三节文学形式的输入

第四节语言风格的再现

第五节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社会影响

第六章梁实秋中庸翻译观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第一节译者的伦理道德

第二节异化翻译的最优化

第三节莎士比亚作品复译问题

第四节梁实秋译莎的评价及其启示

第五节梁实秋中庸翻译观的现代意义

第七章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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