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养牛发展现象(耕牛真的退出了农业生产了吗)

中国农民养牛发展现象(耕牛真的退出了农业生产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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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上农业发展

我国历史上农业发展

原始农业与粗放农业阶段

一、中国农业的起源

中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距今170万至1万年前,已有脱离动物界的原始人类生活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当时尚末产生农业,原始人类依靠采集和渔猎为生,史称旧石器时代,相当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燧取火”’和伏羲氏“以佃以渔”的时代。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和采集渔猎的强化,人类常常面临饥饿的威胁。如何获得稳定而可靠的食物来源成了农业起源的动力。

距今1万至4000年前,也就是史称的新石器时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人们创始了农业。一般认为,采集活动孕育了原始的种植业,狩猎活动孕育了原始的畜牧业。中国古代有关“神农氏”的传说就反映了原始农业发生的那个时代。

新石器时代我国原始种植业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0000年至8000年前为原始刀耕或火耕阶段;8000年至5000年前为原始锄耕或耜耕阶段;5000年至4000年前为发达锄耕阶段。在生产工具上,这一时期完成了由“刀耕火种”向发达锄耕的进化;在耕作制度上,完成了由年年易地的生荒耕作制向连种三五年撂荒三五年的轮荒耕作制的转变,土地利用率较以前有了显著提高。作物种类有一定增加,北方旱作粟、黍常见,南方水稻籼、粳并存,大麻、苎麻成为人们衣着的主要原料,葫芦、白菜、芹菜、蚕豆、西瓜、甜瓜等也已开始栽培。因原始农业的发展,这一时期人们开始由以前游移和季节性的野营生活逐渐转入定居生活,男子在农业生产中渐居主要地位,从而实现了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的转变。

在原始畜牧业方面,经长期圈养驯化,家畜种类有所增加。河北武安磁山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有家猪、家犬和家鸡的遗骨出土,说明七八千年前中原地区已有原始畜牧业。稍后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又有牛的遗骨出土。大汶口和龙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马、山羊和绵羊的遗骸。至此,在我国北方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俱全的畜牧业已具雏形。在中国南方,养猪之历史可上推至8000到10000年。浙江河姆渡遗址还出土有水牛和家犬的遗骨,说明六七千年前以饲养猪、狗、水牛为内容的南方畜牧业已初步发展。

1926年我国考古学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一个半割的、似丝的茧壳”。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又发现一批丝织物,说明早在五六千年前我国已开始养蚕缎丝,纺织技术已具相当水平。

三、粗放农业阶段

到了五六千年前,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进一步发展,黄河中下游人口持续繁衍,逐渐成为中原经济文化的中心。夏、商、周王朝相继在这里建立了强盛的国家。夏、商、周属奴隶制时代,历时1300多年。这个时期的农业按原始农业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仍处于粗放农业阶段。

夏代是原始公社开始解体并逐渐走向奴隶社会的时代。私有财产已经萌发,土地制度由农村公社制蜕变为奴隶主国家所有制。国王拥有全部土地,并将其分封给诸侯和臣属,最后由“庶民”进行耕种,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由于国家统治形式的确立及分层分区管理,从而在制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夏代政府机构中设立有专门掌管水利灌溉的官职。有组织的奴隶劳动为水利工程的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力。因此,夏代大规模治河导水及沟洫体系的建设,对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大禹治水的故事便是这一历史的生动写照。夏代人民还首开天文科学,并根据农耕经验,结合农事发展,制定了指导和规范农业生产的历书和历法。当时谷物酿酒业已形成,成为农产品加工的先声。陶器的发明为谷物食料的处理提供了有效方法,也为金属冶炼创造了基本条件。夏代后期,青铜器已经出现,对后来农业生产工具的变革产生了划时代影响。

商代是奴隶制的鼎盛时期,它持续了600多年,是我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王朝。商代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有长足发展,农业已成为社会主要生产部门,农具制作较夏代更为精细。商后期农具除木、骨、石器外,已有少量青铜农具。商代还开创了井田制,以630亩地划为9区。1区70亩为公田,其余8区各授一家,借8家之力助耕公田,私田不再纳贡。这一赋税形式,对解放奴隶生产力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公元前11世纪,西周取代商朝,中国步入一个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大转变时期。西周继续实行分封政策,促使封国户口增殖,田地扩大,富源开阔,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进步。

西周继承夏代沟洫和商代井田体系,施行井疆沟洫制。木制农具和青铜农具均有大量增加。随着中原人口的增加,作物种类也日趋多样化。除谷、豆、麻之外,蔬、果种植发展迅速。蔬菜品种有直根类、薯芋类、嫩菜类、葱类、柔滑及香生菜类多种。果树有落叶果树带和落叶常绿果树混交带果树品种40余种。

在畜牧业方面,西周已发明了马匹去势术,牲畜内外科病症的治疗也积累了初步经验。在林业方面,西周时注重用养结合,设有“虞人”,专司护林工作,并对树木采伐年龄及采伐季节作了规定。

西周时代国家上层建筑已相当完备。各级组织均有首长领其事,如闾师、闾胥、族师、乡大夫、乡师等。他们经常的工作就是向村社农民传达政府命令并组织农民从事生产活动。

第二节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在社会制度上实现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演变,在农业生产方面则开始了由粗放农业向精耕农业的转变。由于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主要农业区在秦岭和淮河以北,全国7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黄河流域,因此,本节着重阐述北方地区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一、精耕细作农业传统的奠基

中国农业最显著的特别就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制度之上,以提高土还生产率为目的的精耕细作。这一特点的发生始于春秋战国时代。

公元前770年周朝东迁后,国力日趋衰弱,不再有控制分封诸侯的力量,从而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而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催化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嬗变。战国时期,“七雄”不断进行兼并战争。为了能在兼并战中取得胜利,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变法和改革。在政治上,奴隶主贵族世卿世禄制度被废止或削弱,封建地主阶级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在土地制度上,长期沿袭的井田制逐渐消亡,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在赋役制度上,奴隶主贵族的“贡、助、彻”被废除,代之以按地亩征税的赋役制度。在经营方式上,改“千耦其耘”为个体经营。所言这一切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进入铁器时代,铁制农具的使用已较普遍。与铁犁相配,牛马被用于农业,从而实现了农业动力上由人力耦耕向畜力耕作的革命性变迁。铁犁与牛耕并举,相辅相成,使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力有了突破性发展。如《吕氏春秋�6�1上农》所言:“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这些进步均为封建制度的最终确立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铁器的应用和推广也为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和井灌提供了有效手段,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应运而兴。如中国最早和最大的陂塘蓄水工程“芍陂”、魏国修建的漳水渠、秦国李冰主持修建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都江堰及我国古代最长的人工灌溉渠道郑国渠等,为保障当时农业的稳产高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人们对土壤和农作物有了更多的认识。“五谷”的概念已经形成,并注意到了开展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人们认识到“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给庄稼施肥可增加产量;种庄稼要深耕、熟耰(碎土)、易耨(除草),才能获得好的收成。周时的起亩作垄技术至战国时因犁耕有了发展,形成“畎亩法”、即在高燥田里将庄稼种于垄沟以防旱,在低温田中将庄稼种在垄青以防涝。由于积累了这些经验,西周时那种垦种休闲交替的易田制渐被废弃,耨地实行连种,一年一熟,部分发达地区还试行复种,两年三熟,从而实现了耨作制度上的重大转变。

这一时期,园艺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周以前虽然也有蔬菜和果树栽培,但多作为农业的补充而存在。春秋战国时,农圃已经分工。当时栽培果树有20种以上,食用蔬菜有40余种,其中人工栽培者十余种。由此,独立的园艺业初步建立。

此期畜牧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在西部游牧区,牧业渐成规模,战争中俘获的牲畜常以万甚至10万计。在广大中原地区,因战事、犁耕和积肥等多种需要,六畜被普遍饲养。以外形来鉴别家畜优劣的相畜术已具相当水平。名传千秋的相马专家伯乐和相牛专家宁戚就活跃在这一时代。为了保障畜牧业的发展,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的牧业机构和“牛人”、“羊人”、“校人”等畜牧官员,同时还制定了各种畜牧法规。湖北云梦出土的战国“厩苑律”竹简堪称世界最早的畜牧法规。

因战乱和连年滥伐,原始林遭到严重破坏,迫使政府不能不重视森林的养护和种树。当时设有“山虞”和“林衡”等林官。严禁滥伐,严防山火,将植树造林已作为利国利民的长久之计。

二、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

秦汉时期,我国农业在春秋战国开始的道路上进一步发展,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逐渐形成。

秦灭六国后,结束了诸侯纷争割据的局面,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车轨和文字,大规模移民西北和五岭,修筑堤防,疏浚河道,这一切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王朝继承了春秋战国时的农本思想,将重农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实行轻徭薄赋、垦荒实边、兴修水利、奖励力田、劝业农桑等一系列重农政策,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因汉武帝对水利事业的重视,汉代农田水利建设蓬勃发展。仅国都所在的陕西关中就兴建了六辅渠、龙首渠和灵轵渠等水利工程(图9-2)。山西引汾水和黄河水,河南汝南和安徽西部引淮水,山东引巨定泽水和汶水,等等。井渠法传到新疆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地下灌溉渠道—坎儿井,解决了干旱地区开渠塌方或沙土漏水和蒸发量大的难题。此外,这一时期还创造了放淤压碱,成为后来治理盐碱地的重要手段之一。

由于冶铁业的迅速发展和冶铁工艺水平的提高,此期铁农具的种类大为增加,质量也有较大提高,农具已完全铁器化。犁壁的发明使犁在破土松土的同时增加了翻土、灭茬、压草、开沟、作垄的功能,使得耕作更有效率。秦汉时牛耕得到进一步推广。搜粟都尉赵过在陕西关中推行“代田法”时,用的就是“二牛三人”的牛耕。铁犁的广泛应用和牛耕的大力推广是汉代农业发展的两项重大措施,对我国农业精耕细作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汉代我国还发明了世界最早的条播机—耧车。它改原先的撒播为条播,将开沟、下种甚至施肥等作业合而为一,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播种均匀且节省种子。《齐民要术》称之为“省力过半,得谷加五”。耧车18世纪传入英国,经塔尔改进后成为当时通行于欧洲的畜力条播机。

秦汉时期,在耕作技术方面,进一步改进垄作法,经济有效地利用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逐渐形成了耕、耙、磨、压、锄相结合的防旱保墒耕作技术体系,创造了用力少而得谷多的旱作农业传统。因冬麦的推广,汉代时轮作复种制初步发展。在施肥方面,也创造了基肥、种肥、追肥等一系列施肥技术。秦汉时期,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已完全成形并广泛用于指导农业生产。

此期,园艺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出现了一些有相当规模的果园和菜圃,栽培和管理技术也明显提高。

畜牧业方面,相畜术、畜禽良种的选育、牲畜杂交和杂交优势的利用,以及畜禽的饲养管理均有一定进步。在中兽医方面,脉学和症治、阉割去势、本草学方面都有进展,并且制定了一些防疫制度。养蚕业与蚕桑技术继续发展,中国的丝织品和养蚕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至西亚。

此期,人工养鱼和人工造林也进一步发展,渔业和林业逐渐成为农业中独立的生产部门。

总之,秦汉时期我国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无论从经营思想、农学理论,还是技术体系均已基本形成。

三、北方传统农业的发展

公元2世纪末,黄巾大起义使东汉王朝濒于瓦解,各地义军乘势而起,中国从此进入了分分合合、混战不已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频、政局动荡、人口逃亡、耕地荒废,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客观上战乱所造成的人口大迁徙也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的融合及农业文化的交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更多的民族逐步卷入以种植业为主的洪流中来。由于各族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传统农业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秦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土地制度仍然是秦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继续。但此期国军事的需要,屯田制有较大发展,如曹魏时期的军屯与民屯和南北朝的屯田。无论军屯还是民屯,土地所有权都属国家。屯田按军事组织进行,屯垦工作与军事活动相结合。

这一时期,因豪强割据,水利事业废多兴少。但南朝各代比较重视水利建设,宋、齐、梁、陈相继修复了芍陂堤堰,溉田万顷。

随着钢铁冶炼和加工业的发展和提高,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铁农具的种类大大增加,性能有较大改进。后魏《齐民要术》中记载的农具有20余种,不少是汉代未见记载的。从出土农具看,这些农具全都通过白口铁柔化而制成。

这一时期传统农学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谷田必须岁易”,连作“莠多而收薄”等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合理轮作的必要性。合理轮作不仅有利于消灭杂草,减轻病虫的危害,而且有助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已经从野生绿肥作物的利用发展到有意识栽种绿肥作物,并且将绿肥作物纳入轮作体系,开创了绿肥作物轮作制。《齐民要术》记述了谷、瓜、葵、葱等多种作物与绿肥作物的轮作复种,称之为“美田之法”。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良种,这一时期还创建了“种子田”,进行良种繁育。单种单收、精心管理、防止混杂,较汉代“穗选法”有了一定的进步,奠定了我国传统选种和良种繁育的基础。据西晋郭义恭《广志》记载,粟的品种有11个,稻的品种有13个。《齐民要术》中粟的品种增至86个、水稻品种为24个。

在植物保护方面,农业防治增加了作物抗虫品种的选育及轮作防病等新内容。对寄生性天敌昆虫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并总结了利用捕食性天敌昆虫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的经验,开创了“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新篇章。

在园艺方面,北方黄河流域栽培果树的种类与汉代相比变化不大,但南方栽培果树有显著增加,如柚、枇杷、频婆子(又名凤眼果)、韶子(又名毛荔枝)、海枣、古度树、枸橡等,而且出现了一些大面积果园。栽培的蔬菜种类也从东汉时期的20多种增加到30多种。蔬菜栽培技术发展了留“本母子瓜’作种、大蒜“条中子”及促使莲子早发芽等方法。窖藏鲜菜的技术较汉代进一步完善。

在畜牧兽医方面,因征战、驿传及农副业生产的需求旺盛,促使养马业蓬勃发展;家畜远缘杂交产生了骡子;相马术已有成套标准,相牛、相猪也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家畜的阉割和兽医内外科均有一定进步,尤其是北魏时期对猪的阉割法的改进,使出肉率显著提高。

这一时期我国蚕丝生产在农业中仍占较大比重。敦煌为丝绸商业交易之地,南方蚕丝业发展更为迅速。这时人们认识到了孤雌生殖现象;学会了用低温控制蚕卵化性;发明了盐渍杀蛹储茧法。

我国很早就认识到蜂的用途,3000多年前已开始食蜜。有关蜜蜂的人工饲养最早见于西晋文献。张华《博物志》记载了人工养蜂蜂种的来源及收取蜂蜜的时间和方法。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渔业生产仍以捕捞为主,但已经试行人工养鱼。南北朝墓葬出土有养鱼的陶器涌。《齐民要术》也介绍了养鱼致富的经验,包括鱼的习性、鱼池规模、放养量、雌雄鱼的比例及鱼池蓄水的深度。

第三节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经济重心一向在黄河流域。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公元3世纪时依然地广人稀、文化落后,农业生产基本上仍然是“火耕水耨”的粗放经营。虽经汉、晋、南朝的持续开发,经济渐成规模,但与同时代的北方相比,仍逊色许多。这种状况直到隋唐五代时始有改变。

一、南方传统农业的兴起

唐朝初期,社会经济曾有过一段空前繁荣的时期。但唐中叶以后,土地兼并盛行,均田崩溃,社会矛盾日渐突出。历时7年的安史之乱使北方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南方因未受战乱直接侵害,社会生产相对稳定;而大量北方人南下,带来了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使得南方农业迅速发展,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西汉以前我国的灌溉工程大都在北方,东汉后开始向南方推进。南北朝时北方陷于破坏停滞状态,南方则进一步发展。中唐以前,南方灌溉工程仅23起、防洪排涝工程3起、运输工程3起。中唐以后,灌溉工程猛增至938起、防洪排涝工程7起、运输工程8起。水利建设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农业的发展,江南日益繁荣,出现了“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的局面。

在农具方面,曲辕犁和筒车的发明,标志着我国南方水田耕作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曲辕犁又称江东犁,它增加了犁评,可调节深浅,犁壁与犁铧面不连续,可以起到碎土和翻土的作用。中国犁自此基本定型。曲辕犁的出现和耖耙的推广,促进了耕作技术的发展。经长期实践,逐渐形成了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水田耕作技术体系。这一时期,随水田冬作的发展,一年两熟制在南方初步发展。

在园艺方面,此期我国从国外引进了不少果树和蔬菜品种;嫁接理论与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创造了蜡封果蒂的保鲜贮藏技术;开始了食用菌的人工培养;茶叶生产及茶叶栽培技术具有世界性的影响。

在畜牧业方面,相畜术进一步发展;创立了马籍和马印制度;引进了大宛马、康居马和波斯马等国外优良畜种。在兽医方面,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兽医教育机构,仅太仆寺中就有600余位专职兽医。解剖、针灸、脏腑学说及兽医外科等方面均有进展。

隋唐时期,我国蚕桑业相当发达,生产中心也从黄河流域移至南方。

二、南方传统农业的发展

宋元时期,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南太湖地区已成为国家经济命脉,农业生产水平远远超过北方。唐代后期,南粮北济最高年额不过300万石,北宋则超过700万石。

南方农田水利建设持续发展。宋代人口高峰时全国人口约1亿。因耕地不足,出现与山争地、与水争田的现象,导致梯田、圩田的迅速发展。出现了芜湖万春圩田40万亩,江东络官圩80万亩。

宋元时期农具的发展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主要表现在新农具的大量涌现和农具所具备的各种特点上。可以说,传统农具到这时已基本完备且趋于定型。

宋元时代,多熟制迅速发展,双季稻种植面积扩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三季稻。农业内部生产结构也有了新的变化,主要作物种植范围扩大。麦在南方长足发展,有不减“淮北”之势,成为稻田的主要冬作。因大豆需求增加,大豆种植日渐普遍,以至王祯《农书》称之为“济世之谷”。棉花的发展突出。北宋时期中棉栽培仅限于两广和闽滇地区,非洲棉也多在新疆和陕西栽培。但宋末元初,中棉已扩展至江淮流域。因植棉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比之种麻,“免绩缉之功,得御寒之益”,倍受人们喜爱,种植范围不断扩大。

此期土壤肥料的理论与技术也有一定突破,创立了“地力常新”论。肥源进一步扩大,肥料积制方法不断改进,施肥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

园艺方面,原来主要在岭南种植的橙、橘、香蕉、荔枝、龙眼等,在宋元时分别向闽、浙、赣、川、苏等地推移,扩大了种植区域。

畜牧业在宋代北方汉族地区远不如汉唐,但元代有一定发展。南方畜牧多养牛、羊、猪、鸡,并以猪、鸡最多。此期,优良品种“湖羊”培育成功,淡水养鱼业也有较快发展。

[100分征集]从我国社会经济现状分析养殖业发展趋势

[100分征集]从我国社会经济现状分析养殖业发展趋势

饲料、养殖业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一、今年国内饲料、养殖业面临的新情况

禽流感的发生和国家对疫情的公布,对禽肉、禽蛋产品的消费和家禽的养殖业,饲料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禽肉,禽蛋消费量和价格急剧下降,个别城市甚至暂停活禽交易,养殖业遭受到严重的打击,禽类养殖数量大幅度减少,饲料企业禽饲料销售全面受阻,给国内外市场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与国际接轨实行疫情公开化、透明化,为我国畜牧业,饲料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今年,作为饲料原料的粮食生产,发生了新的变化,粮食生产进入一个新的生产周期。我国粮食生产连续4年下降,从1998年最高的5.12亿吨,下降到2003年的4.306亿吨,下降15.7%。其中玉米为1.14亿吨,减产6%,与最高年1998年的1.3295亿吨相比,下降14%。今年开始,整个粮食(包括玉米在内)供求价格局已经形成,低价原料供应的时代已经过去。据初步统计,与去年同期比较,玉米和豆粕价格均增长26%左右,鱼粉价格增长18%左右,配合饲料增长成本约20%左右,原料价格走势对企业的影响日益加大。

二、饲料、养殖业的现状

肉、蛋、奶及产品的增长决定着饲料的需求。1979年以前,中国居民人均肉类占有量在10kg以下,1987年人均占有44.6kg,已完全达到目前城镇居民最高收入户的肉类消费量。目前,全国人均占有肉类已接近50kg,全国农村平均每户饲养畜禽及其产品量也大幅度增加。可见,当前的肉类生产量相对过剩,超过了居民的消费需求。

禽蛋的发展情况与肉类相类似,而增长幅度更是高于肉类。在80年代,禽类的平均增长率为12.5%,90年代达到13.3%;只是由于人均占有量相对较低,禽蛋价格才没有像肉类那样大幅度下降,但也呈饱和状态。80年代,禽蛋人均占有量平均只有4.6kg,90年代却达到12.3kg,目前已超过17kg,完全能满足目前居民的消费水平。

水产品生产也呈加速趋势。80年代,水产品的年增长率为10.4%,90年代为12.4%。水产品生产增长,更多的得益于水产养殖的增加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80年代,水产品养殖面积由298.53万公顷增至610万公顷。由此看来,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畜牧也发展的主要任务是由主要注重产量增长,向优质高效、改进质量为主、兼顾数量增长的方向发展。

基于以上对肉、蛋、奶及水产品发展前景的判断,对2005年饲料养殖产品产量和饲料需求量预测如下:

1、中国饲料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饲料行业有过十分光辉的历程。它在短短20年内完成了从手工作坊式的生产到世界第二大饲料生产大国的飞跃,成为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2003年全国饲料产品总产量达到8781万吨,其中配合饲料6406万吨,浓缩饲料2046万吨,添加剂预混饲料329万吨,预计饲料工业总产值将达到2100亿元。

近年来,饲料企业过度追求数量扩张,大搞价格大战、赊销大战盲目上项目等,忽略了合理经营利润、创名牌战略、集团化规模经营,致使设备资源闲置、市场混乱、质量下降、拳头产品少,企业经营如履薄冰。其存在的问题有:

(1)行业获利率低

目前,中国饲料企业高达12000多家,每个企业平均生产能力仅为7.67万吨/年,每个企业平均实际产量仅为4万吨/年。而世界饲料业的现状是约3800家大型饲料企业的配合饲料占全球总量的80%。1997年生产了1.2-1.4亿吨饲料,但只有3000家饲料加工企业,单个企业的平均生产规模为400万吨/年左右,相差100倍。

由于饲料行业的进入门槛过低,我国的饲料企业:“大而不大”的现象很突出。即“大”企业并没有获得足够大的销售收入比例和市场份额。在经过了较充分发育的饲料市场上,饲料业的获利能力正全面下滑,2-3%左右净利率与全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产生约4.5%的差距。

(2)饲料原料日益短缺

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养殖生产国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饲料原料特别是蛋白质原料的需求大国。饲料粮主要是玉米原料和鱼粉及各种微量元素配制而成。而占饲料比重很大的蛋白质、能量饲料却接近或超过70%,对国际原料市场有很深的依赖性,抑制了饲料工业的发展。饲料原料紧缺将是长期的结构矛盾,如何解决饲料原料这一问题,将是促进养殖业发展的关键。

(3)产业链脆弱

饲料工业是连接种植业、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农业产业链条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关键环节,直接受到上、下游产业的影响。假如世贸组织我国饲料原料价格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更加明显。特别是2003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豆粕价格的暴涨及禽流感疫情给饲料企业带来的巨额损失,让行业明白了什么是全球经济一体化、<

耕牛真的退出了农业生产了吗

耕牛真的退出了农业生产了吗

现如今,牲畜已从农业生产中撤出。通常,养牛被用来出售和赚钱。它不再用于畜牧业。毕竟,牲畜特别慢。此外,在农村地区饲养奶牛的农民越来越少,而在农村地区很少发现奶牛。当然,一些老农仍在养牛,他们仍在使用牛来耕种土地,这种现象也很少见。

过去,畜牧业是非常普遍的耕作方式。通常,每个家庭负责耕地。毕竟,当时没有机械化,有必要用牛来拉农田。因此,每个家庭饲养的母牛都受到特别的赞赏,并作为一个人得到照顾。

但是现在中国的农业科学技术已经发展了一些机械化,并用于农业生产。特别是在今天,农业现代化和农业机械化非常普及。即使在山区,也要进行半机械操作,并使用一些能源机械来耕种土地。这也是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标志。

我们镇上有一个老人。他快80岁了,还在喂养一头老牛。因为老人没有拖拉机,所以他只能用牛来拉车,然后将肥料运到土地上收割庄稼和耕种,这也是没有选择的。这种现象似乎与当前的农业生产不相容,并且有延迟。

简而言之,中国当前的农业生产和科学种植的机械化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并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这也意味着牛已经从当前的农业生产中撤出。可以说,即使在耕地上有牲畜,已经收回牲畜的农业生产中有99%是剩余的,而一些老农中剩下的百分之一则别无选择,没有别的办法了。养牛的农业生产传统必须继续。

关于中国农民养牛发展现象的内容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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