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养牛，魏晋南北朝时期都饲养了哪些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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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都饲养了哪些动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畜牧业的发展亦达到顶峰。《魏书?尔朱荣传》言尔朱荣在秀容的牛羊驼马以色别为群，以山谷统计数量。由此反映的是民间马匹之多。

牛在普通百姓中可能比马更普遍，以至于朝廷经常下令作为赋役征发。这显然是在耕牛比较普遍的基础上制定的政策。

羊的饲养量也在增长，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养羊》篇谈种植喂牲口的饲草青茭时，常常以羊1000只的需求量为例，来讲述如何种植，这个数字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西晋畜牧业也有发展。为了发展农耕，西晋朝廷大办养牛场。据《晋书?食货志》记载，官办牛场养的种牛就有45000多头，有的地方官吏也动员农民聚钱买牛，鼓励养母牛、母马，还有猪、鸡等。畜牧生产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展。

东晋前后，十六国中有的国家以及从北魏开始的北朝五国，其君主是匈奴族、鲜卑族、氐族、羌族等少数民族，他们都重视畜牧业，畜牧生产在这些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在十六国和北朝史书中，有食用乳和乳制品的记载。北魏和北齐的太仆寺内设有驼牛署和牛羊署，北魏在西北养马200多万匹，骆驼约百万头，牛羊更是无数。

彝族详细介绍

人口为7762286人。

民族概况

彝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诺苏、纳苏、罗武、米撒泼、撒尼、阿西等不同自称。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其分布形式是大分散，小聚居，主要聚居区有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贵州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地区。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彝族人口数为7762286。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为6个方言。原有一种表意文字，史称囊文，也有人认为它是音节文字；1975年制定四川《彝文规范试行方案》，确定819个规范彝字，并开始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推行使用。

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六七千年前，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当古羌人游弋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与其先后到达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了百越族群。古羌人到西南后，他们了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和百濮、百越的南方文化。魏晋以后，昆明人与焚(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

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

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8世纪30年代，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白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

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天复二年(902)，南诏奴隶制王朝的覆灭，不意味着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随之消亡。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原)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

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与之相对应，蒙古贵族加强了对各地彝族兹莫即土长的争取工作，发展为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社会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包括云南大部、贵州部分以及广西的全部彝族地区，以土地个体私有为基础的封建地主经济早已占着绝对统治的地位，实物地租是地主对佃农最主要的剥削方式。此外，对佃农一般还进行额外劳役剥削，雇工与高利贷剥削也十分普遍。部分地区由于某种历史原因，土司仍得到保存，或在“改土归流”时保全了大量的土目与中小奴隶主，因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较长。如在乾隆初年，贵州威宁地区的彝族群众仍然“半为夷目家奴”。及至建国以前，所属百姓仍然保留某些农奴的特点，奴隶主的剥削虽以实物地租为主，仍不同程度地残存着奴隶制的痕迹。云南武定、禄劝以及红河南岸等地当时也保存不少大小彝族土司，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地主经济已有取代领主经济的发展趋势。

农业是广大彝族地区的主要经济部门，农作物主要有玉米、荞麦、土豆、小麦、水稻、大麦、燕麦、元根等。农具主要有犁、耙、条锄与板锄。在高原地区，人口稀少，牧草丰富，适宜于畜牧业的发展，主要牧养牛、马、猪、羊等。山地森林资源、山货资源十分丰富。河流湖泊中有各种鱼类和水产。狩猎，采集药材、木耳，捕鱼等成为群众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手工业基本上作为家庭副业而存在，主要采取定期赶集的形式进行商品交换。

彝族的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自给自足的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尤其是在聚居区内一直保持着“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仅用少量的牲畜、粮食、山货去换取针、线、盐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耻于经商’’的观念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在彝族人民的观念中，牛羊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是衡量贫富的标准，也是衡量一个人(或一家人)能干与不能干、强与弱的标准。拥有百头牛羊是一般彝人的追求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彝族人民经过40多年的开发建设，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目前已经建起了钢材、生铁、煤碳、采矿、发电、伐木、化肥、农机、食品加工等轻、重工业部门，形成了一支本民族的产业队伍。云南个旧的云锡公司，已成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一个重要企业，贵州西部的六盘水特区，已发展成为著名的煤炭工业基地，四川渡口也成为著名的新兴钢铁工业城市。交通运输也得到了较大改善，各地普遍修建了公路，成昆、贵昆铁路干线也通过了彝族地区。政府还在各地设立了一些贸易机构和集市，使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经济上实行搞活的政策，彝族的城乡商品经济有了飞跃发展，彝人中建企业、经商者逐年增多，落后的自然经济正受到严重冲击。

文化艺术

彝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源远流长、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各地彝族流传许多记载本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彝文手抄本，已发现的有上千种之多，现已陆续翻译、整理出版，内容涉及哲学、史学、文学、宗教学等方面。还有一些彝文铸铜、碑刻及丰富多彩的民间口头文学。在医药学方面，彝文著作中也保存了丰富的资料。彝族普遍采用夏历。近年来，也有人认为古代彝族先民使用过十月历。

彝族人民能歌善舞。彝族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曲调，诸如爬山调、进门调、迎客调、吃酒调、娶亲调、哭丧调等。有的曲调有固定的词，有的没有，是临时即兴填词。山歌分男女声调，各地山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彝族乐器有葫芦笙、马布、巴乌、口弦、月琴、笛、三弦、编钟、铜鼓、大扁鼓等。彝族舞蹈也颇具特色，分集体舞和独舞两类，其中多为集体舞，如“跳歌”、“跳乐”、“跳月”、“打歌舞”和“锅庄舞”等。动作欢快，节奏感强，通常由笛子、月琴、三弦伴奏。

彝族传统工艺美术有漆绘、刺绣、银饰、雕刻、绘画等。漆绘主要多施于碗、盘、壶、杯、盔甲、护腕、盾牌、箭筒、马鞍、马笼头、月琴、口弦之上，颜色以黑、红、黄三种色彩为主。刺绣为彝族妇女所善长，常绣在头帕、擦尔瓦、衣袖、衣大襟、裤脚、挂带、烟荷包、腰带等上。

风俗习惯

彝族服饰，各地不尽相同。凉山、黔西一带，男子通常穿黑色窄袖右斜襟上衣和多褶宽裤脚长裤，有的地区穿小裤脚长裤，并在头前部正中蓄小绺长发头帕，右方扎一钳形结。妇女较多地保留民族特点，通常头上缠包头，有围腰和腰带；一些地方的妇女有穿长裙的习惯。男女外出时身披擦尔瓦。首饰有耳坠、手镯、戒指、领排花等，多用金银及玉石做成。

彝族生活中的主要食物，大部分地区是玉米，次为荞麦、大米、土豆、小麦和燕麦等。肉食主要有牛肉、猪肉、羊肉、鸡肉等，喜欢切成大块大块(拳头大小)煮食，汉族称之为“砣砣肉”。大、小凉山及大部分彝族禁食狗肉，不食马肉及蛙蛇之类的肉。彝族喜食酸、辣，嗜酒，有以酒待客的礼节。酒为解决各类纠纷，结交朋友、婚丧嫁娶等各种场合中必不可少之物。

彝族的房屋结构有的地区和周围汉族相同，凉山彝族居民住房多用板顶、土墙；广西和云南东部彝区有形似“干栏”的住宅。

各地彝族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幼子往往和父母住在一起。妇女地位较低。遗产由诸子平分，绝业一般归近亲所有。彝族历史上盛行父子连名，此俗在凉山彝族居民中一直继续到建国前。一夫一妻是彝族婚姻的基本制度，娶媳需付较高的聘金，交错从表婚比较流行，夫死实行转房。建国前云南部分彝族地区还保持着公房制度，凉山彝族保持着严格的等级内婚。历史上彝族多实行火葬，建国前，凉山及云南沿金沙江一带居民仍行此葬俗。其他地区自明、清以来逐渐改为上葬。

宗教信仰与重要节日

彝族宗教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崇奉多神，主要是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自然崇拜中，最主要是对精灵和鬼魂的信仰。人们认为大自然中许多没有生命的东西都附有精灵，一个家庭中凡是祖先遗留下的一切东西如衣服、首饰、银子、用具，都可附上精灵“吉尔”，认为它具有保护家人的魔力。由于历史上长时期的民族文化交流，佛教传入彝族区已有长久历史。清代初年，道教在一些彝族地区盛行。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天主教与基督教也于19世纪末年先后传入彝族地区。

彝族的节日主要有“火把节”、“彝族年”、“拜本主会”、“密枝节”、“跳歌节”等。“火把节”是彝族地区最普遍而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一般多在夏历六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每到火把节，彝族男女老少，身穿节日盛装，打牲畜祭献灵牌，尽情跳舞唱歌、赛马、摔跤。夜晚，手持火把，转绕住宅和田间，然后相聚一地烧起篝火，翩翩起舞。

彝族的虎图腾崇拜

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人们出于对动植物的一种特殊的亲近感，把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崇拜的对象。他们以自己信奉的图腾，作为本氏族的标志，甚至将其作为本民族的祖先。中国云南的彝族人，对虎的崇拜就是源于这种古老的图腾信仰。

据彝族的民间史诗《梅葛》记载，天神在创世之初，派了他的五个儿子去造天。天造好了之后，便用雷电来试天，结果天裂开了，用什么补天呢？天神们认为世界上的东西虎最威猛，于是天神又派五个儿子去将虎制服了，然后他们用虎的一根大骨做撑天柱，这样天就稳定下来了。他们又用虎头做天头，虎尾做地尾，虎鼻做天鼻，虎耳做天耳，左眼做太阳，右眼做月亮，虎须做阳光，虎牙做星星，虎油做云彩，虎气做雾气，虎心做天心地胆，虎肚做大海，虎血做海水，大肠做成江，小肠做成河，虎肋做道路，虎皮做地皮，硬毛做树林，软毛做青草，细毛做秩苗……于是便有了今天的世间万物。

黑虎氏族是彝族的远古先民，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崇黑尚虎，即以黑虎为图腾，并且一直保持到现在。彝族人称虎为罗，许多地方的彝族人至今自称罗罗，即意为虎族。他们自认为是虎的民族，每年都要过虎节，日期从农历正月初八的接虎祖开始，到正月十五日的送虎祖结束。虎节期间，全族人共同欢乐，跳老虎笙、祭虎祖，以祈福消灾。他们在举行祭祖仪式时，用画有虎头的葫芦瓢来象征自己的祖先。

许多彝族人认为自己是虎人。有的村寨至今还流传着"人死一头虎，虎死一只花"的俗语。在他们的姓氏中，常见的罗就表示他们是虎的后代。男人自称罗罗濮或罗颇，意思是雄虎；女人则自称罗罗摩，意思是母虎。彝族人过去就通行火葬，他们认为遗体火化之后便可返祖为虎了。在彝族人聚居的地方，还有许多以虎称呼的山岗、水流和村寨，因为虎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就应以虎来为其命名。

虎被中国人视为百兽之王。它是力量和威严的象征，被彝族先民敬奉为原始图腾，成为吉祥与幸福的象征。由于虎被他们奉为祖先，因而在一些彝族人家中的神龛上供奉虎形祖灵，大门上挂着虎形辟邪，墙壁上挂着虎图腾壁挂，在村寨路口设有形状像虎的石虎神。彝族人称虎神为罗尼，这是他们心中最灵验最崇高的神。虎神可以为他们消灾驱邪，可以保佑他们称心如意、吉祥平安。他们把自己、家庭、家族的幸福，都寄托在虎神的护佑之下。

http://www.china.com.cn/ch-shaoshu/index52-1.htm

请问,“女儿国”现在在哪急用!!!

提起“女儿国”，人们可能会记起《西游记》中那个“女儿国”，那里的女人喝了泉水就可以怀孕。那是在新疆。谁也想不到青海最早还有一个“女儿国”。这个“女儿国”比《西游记》中的“女儿国”更加真实一些。一千三百年前青海的部分领地：青海果洛附近（黄河发源地一带）就是女儿国的辖地。而黄河上游的青海贵南拉乙亥乡又发现了距今六七千万年前的文化。拉乙亥文化属中石器时代，当时的社会形态大约处在母系氏族公社早期阶段。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出土的彩陶最多，从甘青古文化可窥探这样一幅母系社会的生活情景：女酋长带领女人们点燃篝火，迎接打猎归来的男人们。传说，周穆王在青海昆仑山不仅游览了黄帝的殿堂，而且还到西海——青海湖边石室与西王母——母系社会的女酋长幽会。在云雾缭绕的瑶池之上，周穆王许诺，三年后会有期！不知这会不会是“女儿国”的前身。但另有说法是“女儿国”是由古青唐（西宁）迁徙过去的。这个女国名苏毗，女王达甲瓦，丈夫号金聚，过去是羌族的部落，现已融进藏族等民族。最先居住在青海河源地一带，迁徙到西藏后以逻些（拉萨）一带为中心逐步扩大领地，成为一个大国。她们的疆地北接于阗（新疆西南的于田），南*吐蕃（西藏山南一带），西境天竺（印度），东北与多弥（青海通天河一带）为邻。真是一个大国伫立于许多小国和部落的割据风雨烟云中。不知苏毗女国是不是母系社会的最后的定格。公元五八六年，“女儿国”遣使向隋文帝朝贡，《隋书》称为“女国”。在这个国家中，国政由女王和小女王各一人共同执掌，男人只管打仗，不参与政事。苏毗有两个都城，女王达甲瓦驻年卡宁波（今日喀则一带），小女王弃邦孙驻儒那堡寨（拉萨河源地区），这个地方离现在的拉萨还有百多里，今天的拉萨地区当时名卧马塘，只是女王属民放牧的地方。公元七世纪初，苏毗小女王吞食了女王的领地，一些贵族不服，他们暗通南邻的吐蕃赞普密谋叛反，这就为较先进的吐蕃灭掉苏毗提供了机会。吐蕃是中国古代藏族政权，是现在藏族的祖先。公元七世纪到公元九世纪在青藏高原建立，是由位于西藏山南地区的雅隆农业部落为首的部落联盟发展而成的奴隶制政权。雅隆农业部落之所以发展强大起来，可能与青海羌人无弋爱剑的后裔带去了河湟先进的技术有关。吐蕃过去也是羌族的部落，迁到西藏较早，民住条件自然好些，今天的南琼一带。从约五世纪末吐蕃第八世创普（吐蕃的首领）起，冶炼矿石取得银、铜、铁；又制造木犁用牛力开垦河谷平原作田，引湖水灌溉，开始有了农业。到第二十八世赞普时，改进农业，兴修水利，牧地与农田相接，国力日渐兴盛。到第三十世赞普时，杂养牛与骡，定物价蓄积干草，牧业开始发达。就在这时苏毗发生了内乱。吐蕃的第三十一世赞普论赞弄襄与苏毗谋反的贵族盟誓，亲提一万精兵渡雅鲁藏布江，攻破儒那堡寨，从此苏毗领土被吐蕃占有，因为这一胜利，他受尊号为朗日论赞，意思是“政与天比高，盔与山比坚”。苏毗的一些叛臣有功，都得到朗日论赞赏赐的大批奴隶和土地，成为吐蕃的重要大臣。朗日论赞重用这些新臣引起旧臣的不满。到朗日论赞晚年时内有旧臣离叛，外有羊同（又称香雄在今阿里一带）、达布、工布、娘波等国和苏毗的残部孙波从四面起兵攻击。朗日论赞后来被叛臣毒死。就在这决定吐蕃兴亡生死攸关的时候，出现了西藏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松赞干布（弃宗弄赞）。就是松赞干布完成了统一西藏的大业，并娶了唐文成公主。关于苏毗“女儿国”也与《西游记》中的“女儿国”一般有许多的美丽的传说。在《西游记》中的“女儿国”里没有男人，女人只需喝一个泉中的泉水就可怀孕。而青海的“女儿国”故事比这个还要美好：相传刚开始的“女儿国”也跟那个“女儿国”一般没有男人，女儿只要到黄河源头的星星滩中去洗个澡就可以怀孕。看那夏日源头星星滩，有无数的涡，那里面有多少的谜在回旋？星星滩上常常风雷雨雹滚动，雾气氤氲成一片，这个时候是洗澡最好的时候。据说“女儿国”的后裔一年一度的洗澡节就是因这个风俗而起的。后来由于“女儿国”越来越强大，征服了不少的羌族部落，俘虏了不少的男人，所以“女儿国”中才有了男人，只是他们开始的地位就似蚂蚁王国中的工蚁、公蚁一样。女王就像至高无上的蚁王一样。

蚕字的由来

太详细了，可惜古文的，害怕看不明白。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蜀志（附一蚕丛考）

蚕丛之名，始着于扬雄《蜀王本纪》，其书今佚，唯有辑本。所辑魏晋以来杂史、地书及汇书，文字小有异同，大旨若一。无非出于扬雄所传。兹于《常志》外选录数种以便参订：

《文选．蜀都赋》注：“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p（左言，谓不同于汉语。六朝有“左郡”，谓语言不同之郡。）

《艺文类聚》卷六：“蜀王始曰蚕丛，次曰伯雍，次曰鱼凫。”

《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蜀之先称王者曰蚕丛、柏灌，鱼易（凫）、开明。是时，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自开明以上至蚕丛凡四千岁。”p（左衽非羌氐俗。应是“左言”讹。）

又卷八百八十八：“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灌，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神化不死。其民亦随王化去。”

综合分析，以求扬雄本语，则蜀王先世最先着名者为蚕丛氏。其时与中原不同俗，无文字，无礼乐，年代荒远，连坟墓亦无有。质言之，还是原始社会的初期或中期，或说是中石器时代以前的社会。自蚕丛氏开始，乃有氏族组织。所谓“王”，乃后人加于其氏族首领之称，正如称伏羲氏、神农氏曰“帝”，非即已经有国家制度之王号也。

常璩在《序志篇》，用特笔反对扬雄所传之说云：“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蜀王、蚕丛间周回三千岁。……按《蜀纪》，‘帝居房心，决事参伐’（参）伐，则蜀分野。言蜀在帝议政之方。帝不议政，则王气流于西。故周失纪纲而蜀先（称）王。七国皆王，蜀又称帝。此则蚕丛自王，杜宇自帝，皆周之叔世，安得三千岁？”所据《蜀纪》三语、与《三国志．秦宓传》“请为明府陈其《本纪》”文同。璩固云：“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阳成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则从前汉至魏晋，作《蜀本纪》者凡八家。扬雄仅居其一。璩与秦宓所据之《蜀本纪》，出于星象家言，非扬雄语。扬雄“怀铅握椠遍访故老”（《方言序》），传其《方言》。其记蜀王事，当亦如此。凡民族在无文字时，率有口诵其先代历史之能力。（近世彝族奴隶主，有能诵其祖先名氏至七十代以上者。）扬雄生于蜀，与故老习，记其传说如此。虽其真实性不能甚大，亦应较其他学人专恃书本、推断者为可靠。故璩所持以驳雄说者，不能成立。从而可知对《常志》相关诸语，亦当有所抉择矣。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旧籍所传关于蚕丛氏之资料，可以肯定其为原始社会最先形成一个氏族集团之首领。其至周末之时间，说三千岁，为保守数；四千岁，为近似数；估万余岁亦非甚夸。此为结论之一。

胡为称曰蚕丛？凡古籍记述原始社会之氏族名称，有录音者，有录意者。“蚕丛”为录音耶？必不取于如此繁画之两字。意必亦如“伏羲”、“神农”、“有巢”、“豕韦”之为录意；或由其饲养原蚕成功，创缫丝法，为民族兴利，故号“p蚕丛”也。宋黄休复《茅亭客话》云：“蜀有蚕市，…p…耆旧相传：古蚕丛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丛所在致市居。此其遗风也。”是蜀人相传蚕丛氏时尚无都邑，随桑林所在，聚其人，教以养蚕缫丝，故曰蚕丛。然宋去蚕丛已远，后于扬雄一千余年，既非秦汉人传说，更难信赖。窃疑蚕丛之义，谓聚蚕于一箔含养之，共簇作茧，非如原蚕之蜎蜎独生，分散作茧。是原始人类一大发明创造。故成为氏族专称也。今蜀人犹称作茧之草树为簇，语音作丛之入声。疑即蚕丛语变也。

古史相传，黄帝元妃嫘祖，教民养蚕（出《世本》）。《史记．五帝本纪》据《世本》与《大戴礼．帝系姓．五帝德》撰成，称：“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是为帝颛顼也。”蜀山氏居于何地，暂可不论。论蜀之为字，盖即原蚕之本称也。就我国文字发展过程言，先只象形，次会意。周秦以降，谐声字乃多。蚕字，从□，朁声。其非原始之蚕字甚明。较蚕字早出者，有蜀字；古文作●，后加虫字，象形兼会意。所表者为蛾类之幼虫。蛾类幼虫与人类生活最关切者莫如蚕。故蜀字系古人专为原蚕制造。象巨目之虫。又加虫为识者，是象形末期字；更加虫，以明其非他种巨目动物。原蚕眼实微小，然有大黑斑为伪目，故其造字如此。（家蚕经人工改良变化，多失其眼斑。）我国象形文字，在渔猎经济时代开始，畜牧时代大盛。进入农业时代转衰，乃渐进入会意、谐声阶段。估计蜀字之制成，即在黄帝之世。其字，亦即为当时之蚕字。后世乃以蜀为原蚕，而于人工改良之蚕种，则造蚕字以相区别。故《淮南子》云：“p蚕与蜀似而爱憎异。”其所云“蜀”，即原蚕，今云野蚕者是也。

野蚕，今四川有桑之处皆有之。桑林岁久，即自繁生。其蛾与蚕蛾无异，产卵于桑之枝干，不甚密集。春暖自孵出，就叶芽。恒分散，鲜共叶者。蜕变四化而后成茧。体较家蚕短小，形质全同。散向桑下枯草、篱栅、墙垣间结茧，或就桑皮皴裂间。茧淡灰黄色，较家蚕茧小而坚硬。可煮而抽丝，与家蚕丝无异，但多颣结。性不群聚。故蜀字引伸之义为独。扬雄《方言》：“p一，蜀也。南楚谓之独。”盖蜀人古语读一为蜀，其字作●，象蚕之形，亦即古代之蚕字。我国古代传养蚕法者，初亦只呼为“蜀。”更造为蜀字。是故“蜀山氏”p，即古人加于蚕丛氏之称也。其义皆谓最先创造养蚕法之氏族。西陵氏女子嫘祖得其法，转施之于中原地区。故其子娶于蜀山氏。疑西陵氏居地与蜀山氏近，故传其术于中原独早。然则蚕丛氏在黄帝之先已养蚕矣。

蜀族在蚕丛时无文字可定。自其入居蜀地，进入农业社会以后，即不能不有文字。其字在出土文物中颇有可验证者如手纹是造作义，花蒂纹，是王之义，持刀人，是兵之义，舞蹈人，是快乐及胜利之义，惟不识其作何音。其●字，象蚕形，读蜀音，可缘《方言》定。又●字，象二蚕对望待饲，读蚕音，则可由《后汉郡国志》蚕陵县字作“八陵”而定。《前汉志》作“蚕陵”p。《后汉书》帝纪及《西南夷传》并记有安帝永初元年，桓帝永寿二年，“蜀郡夷叛，攻蚕陵”。字并作蚕。惟《郡国志》作“八陵”。故可知此●字乃蜀人习惯使用之“蚕”字。《帝纪》用汉字，作蚕，《郡国》用地方字，作●。是蜀王时已有之古蚕字，一（蜀）表单数，音如独。●（蚕）表复数，为蚕字音。蜀人已知中原称此虫为蚕，缘之读●为蚕字音也。

由文字发展的时代变化，与区域性的不同，可以证明蚕丛氏之所以着名于世，由其创始发明养蚕。是为结论之二。

蚕丛氏居住何地？《前汉．地理志》蜀郡有蚕陵县。“莽曰步昌”，叙在蜀郡十五县之末，可知其为武帝时新开县。《后汉志》作“八陵”，可知其为蜀山氏故地，亦蚕丛之故邑也。《元和志》“翼州，北至松州（今松潘）一百八十里。…p…周武帝置。本汉蚕陵县地。汉元鼎中开。梁大清中，萧纪于旧县置铁州，寻废。周天和元年，讨蚕陵羌，于七顷山下置翼州。”考地理者，皆一致定为今松潘县南百八十里之叠溪。其地当松坪河岷江会口，旧有小平原。一九三三年地震，山崩壅江，今为叠溪湖。其北山名蚕陵山，见《旧唐书．地理志》“翼州卫山县”。

县名蚕陵者，盖旧传有蚕丛王墓在此。犹楚之夷陵，巴之故陵。皆因旧墓为称。抑或谓蚕丛氏所居之丘，与“蜀山氏”之蜀山同义。要必与蚕丛氏旧居有关。汉元鼎时，去蜀王杜宇未远。武帝时蜀人必能知其先王住地所在，故立县时用此名也。

上古人类，原从牧业渐进入于农耕。方其牧业经济时，以草原为乐园，暖谷为畏途。岷江上游地区，为一丘低谷浅之大草原，北连陇西，接于河套。西连大渡河上游与雅砻江上游之康北大草原，接于析支、洮湟。如此连成一片之大草原，兼有浅谷河原，可以种植麦类与牧草，是为我国牧畜时代民族活动之中心地区。其后中原农业，与巴蜀吴楚农地次第开辟，蔚起为新的经济中心。初犹与此旧的牧业中心不能无频繁深厚之经济联系。在黄帝世，此草原与中原农区，犹是一大家庭。故黄帝“西至于空同”，而娶西陵氏女。（此西陵当指陇西某地。与楚之西陵无关。）其二子又降居江水、若水地区，与蜀山氏婚。其孙、曾之颛顼与帝喾，又次第入为中原大君。大禹亦生于此江水河谷，而入为尧舜之“p司空”。其后遂克建成夏后氏之国家，开始了我国的奴隶社会。而此牧业时代中心之大片草原，受地理条件限制，社会停顿不前。周秦汉后，差距日大，遂形成夷夏畛域之别；人有论及蚕丛为蚕丝业之发明者，则反群起疑之，以为唯嫘祖是养蚕之创造发明人也。

蜀地与华夏之原始交通，原本以岷江上游河谷为媒介。绵虒（故茂州旧名）与蚕陵，为其枢纽。蚕陵以上，大体平易。故王莽改名步昌。蚕陵以下，河谷深狭，岸道险窄，至绵虒乃略开展，多农地。故秦县止于绵虒。绵字，古为茧絮之义。亦与蚕丛文义有关。自绵虒东逾土门关（今地名），仅一浅岭（属九顶山脉凹部），循湔水（海窝子之白鹿河）而下，至瞿上（彭县北之关口，《元和志》指为天彭门），穿短峡而出山，入于成都平原之郫邑。此蜀王柏灌、鱼凫由蚕陵渐迁入蜀农业地带之道路也。别自土门关循雒水下行至绵竹，一日可达。今世犹通行。远古时，成都内海未全出土，其东北已出土部分，为郫、什邡、绵竹等地区。此地区人物之往来于中原者，恒自绵虒、蚕陵，溯江源（黄胜关），入于陇西地区，转入渭水平原。当时蜀与内地交通，只能如此。其后自宝鸡、故关入武都盆地。再循嘉陵江水至葭萌入蜀。是为殷周时代蜀与内地交通孔道。沿线多有桥梁与阪险。惟捷于草原旧路。此则必待至人民已能凿山、架桥之农业经济时代乃能开通。故知其为殷周世开。其时，蜀山氏（蚕丛氏）部落亦已转进至瞿上（海窝子）与郫矣。又后，巴蜀与中原商业发达，经济联系紧密，政治联系逐渐加强，褒斜栈道乃建成。蜀与内地交通孔道乃更东移，而以汉中为枢纽。则已在秦图统一之始。时则草原故道无复有人过问矣。秦灭蜀后，乃开湔氐道，即自今灌县龙溪出汶川娘子关之路。是为岷江上游河谷与成都平原间新开之捷径，为汉置汶山郡创立了基础。于是土门关古道亦渐废矣。又至蜀汉时，修成剑阁桥道，南栈新路成，马鸣阁旧路亦废。不知此种交通发展过程者，妄谓“三皇乘只车出谷口”（《秦宓传》文），为今之褒斜谷口。而以为蚕丛氏之入为蜀王，是循江水而出。反以疑瞿上为蜀王故治之说焉。昧于地理故也。

以此考订古代西陲交通路线的发展变化，决定蚕丛氏最先住居地点，亦合于旧籍沿革之文。当为结论之三。

蚕丛氏属于何种民族？由其居地所在，即可肯定其为氐类。氐与羌族同源，为人类最先入居于康、青、藏大草原者。由于草原辽阔，多食草兽，易猎食；又富于白石英块，成天然的犀利石器；其地干燥无雨，空气清洁，人鲜疾病；又无毒虫猛兽害敌；故原始人类乐于留处。从而较早育成卓越之牧业文化。其贡献留存于今世者为：育成驯优之旄牛与藏狗，更进而育成乳肉兼用之良种□牛，与耐寒之来麦（青稞）。来麦，为世界麦种之始祖。欧洲之黑麦至今仍用其音。我国之麦类名字，皆从来字为文。大麦、小麦、●麦、□麦，今已普种于世界各地，皆来麦之变种也。羊类、马类及玉类之为商品，莫不以羌族为最早，最多。中原文化，在牧畜经济时代，尚落后于羌族。虽已进入农业经济时代，依凭于羌族商品者仍多。“黄帝以玉为兵”（出《胡非子》），或多资于羌族之产品。后稷之“贻我来牟”（《诗．生民》），正谓开始引种青稞。《禹贡》之“织皮”，谓连毛羊皮，古人市以织褐也。《史》、《汉》之“莋马、旄牛”，秦汉世犹依赖于羌族供应。羌虽限于地文，日渐落后于中原。若言石器时代之经济文化，则或较我国他族为古老矣。

羌族的原始住区，为藏北之绛塘草原（羌塘），与康北之俄洛草原。（《禹贡》之“析支”，《汉书》曰“赐支”。赐，古读如锡。）当其极盛时，人口发展无已，分向四方延展：南入雅鲁藏布江河谷者，为播族（《西羌传》云“发羌”，隋唐时为吐蕃）。更南延展者，为喜马拉雅山南斜面尼婆罗、哲孟雄、布丹、珞巴诸族。向西延展者，为克什米尔，在唐为大小勃律与西女国。向西北越昆仑而下，入于塔里木盆地者，后为西王母，与鄯善、于阗、龟兹诸沙漠绿洲国族。向东北延展者，别为党项（秦为义渠，唐为党项，宋为西夏）与玁狁，及赤狄、白狄、长狄等族。其向东南延展于西康高原者，在汉为旄牛羌，在隋唐为附国、白兰、东女（苏毗），在元为霍尔、木雅、梭罗，在清为明正、理塘、巴塘、德格等土司部。其更早已入居于西康高原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间之河谷地带者，是为氐族。又有更早已远入汉水流域与大巴山区者，则于唐虞时为三苗，殷周时为楚芈，魏晋时为巴氐；皆已进入农业社会，渐与内地民族融合矣。（楚国芈姓，其字为羌之变体，而读音如米，与羌氐语呼人为米同音。盖羌族语犹存之证。）未能更向东南延展。向东扼于中原，向南后于越族故也。凡文化较高民族，恒向其四周文化落后地区作波浪式延展推进，其规律如此。

氐者，居于低地之羌也。岷江、大渡河、金沙江诸河谷，比较羌族居住之高原地方低暖，宜于种植，而交通不便。地理既异，经济生活不同，民俗随之变化，形成新的支派。自武都之白马，汶山之冉駹，汉嘉之青衣，沈黎之莋，越嶲之白狼，皆称曰氐。蚕丛，盖居岷江河谷之尤早者。蚕丛之族徙蜀，而后冉駹承居其地，是故蚕丛氏，虽蜀之先王，亦氐类也。

《殷武》之诗，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谓成汤时，住居陇蜀之氐羌民族，咸与殷商民族发生和好关系，商品市易不绝。殷墟甲骨文中，刻入羌字甚多。其字从●从人，形态甚多。有羌加石字的，它表示羌族卖石器（玉器）的商人，石器最美者以古羌族住区为多，中原古代人珍贵的玉器，大都由羌人运来出售，故加石字的羌字，仍应读为羌字的音。另还有大量的加系的字，有人解为被系虏的羌人，窃以为那是表示的卖丝的羌人。蚕丝是羌族所居温暖河谷才能生产的，岷江上游河谷生产得最早。那些河谷地区的人，中原古代把他称作“氐人”。故从羌加系的字，实际是指的“氐人”，即羌族入居温暖河谷经营农蚕业的人。

附甲骨文的三种羌字。

（据1934年哈佛燕京社出版的《甲骨文编》）p

●●●●（表示的一般羌人）p

●●●●（表示卖石器〔玉器〕的羌人）p

●●●●（表示卖丝的羌人〔氐人〕）

羌人善养马牛羊。既居河谷，不利于养牛羊，行动咸需于马，故氐族皆有宜于山道之良马及驴行销内地，是谓“莋马”。蚕丝与马，为殷、周间氐人与内地商人市易之两大商品。故秦、汉恒以蚕与马为类。《荀子．蚕赋》谓蚕神“马首”。郑玄注经，谓：“蚕与马同气，故蚕月禁杀马。”《甘石星经》谓房四星其一为“天马”，一为“天驷”。《协律辨方书》谓：“天马为丛神，为掌蚕之命神。”《唐月令注》谓“先蚕为天驷星”（并据《辞海》引）。而隋唐时以马明王为蚕神。马明王塑像，额上多一纵目，乘白马，此盖表示其神为纵目人，属白马氐类，隐指蚕丛也。宋王钦若驳天蚕为天驷之说（详《宋史》卷五十五本传），于是朝廷祀典称“先蚕”。废其燔柴，但瘗埋以祭。神亦另作翁媪持茧像，拟嫘祖。人民不愿从钦若说者，乃因马头娘故事，塑女子披马皮者为蚕神。或私祀马明王如故，但改称其庙为白马庙而已。马头娘故事者，唐人所造。谓高辛氏时，蜀人为贼掠去。其女誓于众曰：能使父还者嫁之。家有马，绝□逸去，乘其父归，父不肯以女嫁马。马咆哮嘶啼。其父怒，射杀之，曝其皮于庭。女过其处，皮蹶然起，卷女飞去，栖于桑上。女化为蚕，食桑成茧（节《太平广记》）。此明是迷信蚕马同气者所造。仍称“蜀人”。远讬于“高辛氏”时，其意犹指蜀山氏也。明清人又谓蚕神为“青衣神”（徐光启《农政全书》），谓“蚕丛氏衣青衣”。青衣，白马，皆氐族支别之称。要皆足以说明养蚕为蜀地氐人所创。是为结论之四。

近世，有西人传教士着书，谓中国蚕丝业始于山东。其人不知蜀地有蚕丛，有原蚕，但缘山东有柞蚕，有黄丝（较原始的丝色），遂言之。夫若先无天然自生之野蚕以启发远古劳动人民，即不可能有养蚕的创造。四川自岷江河谷入四川盆地，今犹多有野蚕，亦其证也。

三江牛产自哪里

三江牛主要产于四川盆地西北边沿山区，阿坝藏族自治州汶川县的三江、白石、水磨、漩口、白花和映秀等乡、镇，以里石河、溪河、二河三条溪江汇合处所产者较好，故名三江牛。现阿坝藏族自治州的理县、茂汶羌族自治县，以及温江地区北部山区均有分布。

据《太平寰宇记》载，主要产区早在一千多年前已开始养牛。现今的三江牛，是在当地优越的生态条件下，经羌、藏、回、汉等民族长期选育而成。

三江牛主要产区位于岷山、邛崃山交错的峡谷地带，气候温暖湿润，产区有广阔的放牧地，有占总面积5.6％的草地和占总面积34％的疏林、灌木地；另有占总面积1.9％的耕地，种植玉米、小麦马铃薯、甘薯、大豆等作物。牛在配种、妊娠、哺乳期间，有精料补饲。此外，产区临近成都平原缺牛区，大邑、崇庆、灌县等地历来有向产区租牛使役的习惯，产区农民就以收取“牛租米”作为当地细粮的主要来源，更促进对役用体型特征和性能的选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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