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私人养牛企业排名(美国石油大王哈默是怎么发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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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石油大王哈默是怎么发迹的

亚蒙·哈默（1898～1990）

Hamer，Armand

美国企业家。祖籍俄国，生于美国纽约，卒于1990年12月10日。191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士学位时，接管了父亲的制药厂。1921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时，已拥有200万美元的资产，成为一名学生企业家。随后，他去了苏联，为两国的贸易和矿物开发作了大量的工作；同时还在苏联建立了铅笔生产厂，把美国成功的管理经验传授给这家工厂。1931年返回美国，创建了现代化酒桶厂和种牛牧场。1956年购买了西方石油公司，开创了西方世界的又一个石油王国。80年代，他大力推动西方石油公司的多样化经营，使西方石油公司成为肉食品加工的巨头和美国石化产品制造商中的佼佼者。哈默也由此被人们称为经营奇才。哈默在苏联期间与列宁建立了友谊；与美国几届总统、外国首脑、王公贵族、将军及教皇等都有过交往；他还曾多次访问过中国，与中国进行生意上的合作，为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捐款。他耗费巨资和精力收藏了大量的艺术珍品，并又把它们作为人类共同的财富，送到世界各地展出。因此，人们又称他为政治外交型企业家。

红色资本家哈默

亚蒙·哈默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西方，他是点石成金的万能富豪，而在苏联和中国，他却是家喻户晓的“红色资本家”，因为他是第一个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合作的西方企业家，被列宁亲切地称为“哈默同志”；他又是第一个乘坐私人飞机访问中国的西方企业家，被邓小平誉为“勇敢的人”，《哈默自传》在中国更是成了颇受欢迎的畅销书。

哈默是俄国移民的后裔，于1898年5月21日生于美国纽约市。他的曾祖父弗拉基米尔是俄国犹太人，曾在沙皇尼古拉一世时以造船而成为巨富。到哈默的祖父雅各布娶妻生子时，一场台风引起的海啸把家财冲刷得荡然无存。1875年，雅各布带着妻子和儿子朱利叶斯移居美国。朱利叶斯长到15岁时，就放弃了学业，到一家钢铁厂当铸造工，以补贴家用。他年轻力壮，在工人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参加了社会劳工党，组织工会，成为积极的社会主义者、朱利叶斯19岁时，去应聘当了药剂师。几年后，他用积攒下的工资买下了老板的药店，后来又开了两家分店，办了一家制药厂。就这样，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成了年轻的资本家。但是，朱利叶斯并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依然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忠实追随者。1897年在一次社会主义者郊游中，朱利叶斯与一个年轻的寡妇罗丝一见钟情，不久即结婚。一年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朱利叶斯特地给儿子起名为亚蒙·哈默，据称这取意于美国社会劳工党的旗徽“手臂（Arm）与锤子（Hammer）”。

哈默出生后仅4个月，父亲朱利叶斯考上了哥伦比亚医学院。在后来的4年中，朱利叶斯既要经营药店和制药厂，又要攻读他的医学课程，但他不愧是铁打的汉子，做到了学业和事业两不误，终于在1902年毕业。这一成就的取得，对后来哈默的成长影响很大。

朱利叶斯认为治病救人比做买卖赚钱更高尚，便毅然将药店和制药厂卖掉，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地区办了一家诊所，成了一名医生。他行医一生，曾拯救了5000多个婴儿的生命。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孩子们长大了。哈默是三兄弟中最不听话的，但也是最富有创造精神的一个。他逃过学，经过父亲的教育，他变了，学习从中不溜上升到第一，课余还学会了摆弄无线电，制造飞机模型，并在高中毕业班演讲竞赛中获得了金质奖章。此外，他还迷上了诸如洛克菲勒、卡内基等白手起家的美国著名企业家的传记，开始四处寻找赚钱的门径。16岁那年，他正在读高中，就成功地做了第一笔“大买卖”。一天，他在百老汇大街看见一辆双座旧敞篷车在拍卖，决心要买下来。他向在药店售货的同母异父哥哥哈里借款，并胸有成竹地保证不久就偿还他。原来，他已从报纸的广告中找到可做的工作了，即用汽车为一个糖果商送货，每天可得到20美元的酬金。果然，两周后，他不仅如数还清了哥哥的钱，获得了这辆汽车，而且口袋里还有钱币在叮当作响。

3年后，即1917年，哈默在完成两年的医学预科课程的基础上，踌躇满志地来到久负盛名的哥伦比亚医学院，递交了入学申请。主管注册的工作人员上下打量他后说：“你是朱利叶斯医生的儿子吧？1898年你出生的那年我办理了你父亲入学的申请，今天我又在这里欢迎你。”就这样，哈默自豪地成为哥伦比亚医学院的学生，命运之舟载着他似乎正沿着子承父业的方向前进。

然而，有一天，父亲来到校园找到哈默，告诉儿子一个坏消息：他倾其积蓄投资的制药公司濒临破产。而且他本人因身体不好，特别是还想继续行医，没有精力去顾及公司的管理；因此，他要求儿子去当公司的总经理，但不许他退学。他强调说：“儿子，我过去就是这么于的，你也可以这样子。”

其实，父亲的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哈默早就跃跃欲试。他极其兴奋地迎接了这样的挑战。为不误学业，哈默邀请一个家境贫困而学习优异的同学住在一起，免费供给对方食宿，条件是这位同学每天去上课，做大量的笔记，晚上带回给他，供他应付考试和写论文。有了这个学习的“替身”，哈默就可以专心致力于公司的经营了。他改革了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推销方法，组织了一支强有力的推销员队伍，并把公司名字也改为响亮的“联合化学制药公司”。哈默终于把发发可危的公司从破产边缘拯救过来，雇员从十几人发展到1500人，产品畅销全国，公司开始跨身于制药工业的大企业行列。

时隔不久，哈默成了哥伦比亚医学院，乃至全国院校中独一无二的正在大学攻读的百万富翁。1919年美国的平均收入是625美元，而那一年哈默个人的净收入超过1亿美元。在学习上，他的大多数考试成绩是“A”，并被评为毕业班里“最有前途的学生”。1921年6月，他取得了童年时就梦寐以求的医学博士学位。从此，人们始终尊称他为博士，尽管他以后从未正式行过医。

这时，哈默决定利用从课业结束到实习开始之间短短半年的间隔，做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即去苏联访问。十月革命后，哈默的父亲作为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对苏联十分关注，并向被封锁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提供过必需品。但由于一次医疗事故，1920年6月，哈默的父亲受审入狱。这一突然变故，使年轻气盛的哈默决心完成父亲未遂的愿望，到父亲出生的国家，去帮助苏联战胜正在那里蔓延的饥荒和伤寒。

于是，哈默以200万美元的售价卖掉了制药公司，而花了十几万美元买下一座野战医院以及与之配套的医药用品和医疗器材，还花了1.5万美元买了一辆救护车，在车身侧面刷上“美国赴莫斯科医疗团”字样。他要把这些作为见面礼物送给苏联人。当时的苏联与大多数西方国家隔绝，因此在许多人看来，哈默此行无异于到月球上去探险。就这样，23岁的哈默走上了一条将从根本上改变他的生活的道路。

这位年轻的百万富翁一路上历尽艰辛，终于在1921年初夏到达苏联。由于旅途劳累，他病倒了。但他毫无怨言，谢绝特殊优待，与苏联人民一起过着战时凄苦的生活。他每天坚持背诵和学习使用100个俄语单词，以便能很快开始工作。

1921年8月初，哈默随一个代表团到乌拉尔地区考察。这里的情况令他大惑不解：一方面蕴藏着巨大的宝藏，物产丰富，白金、宝石、毛皮等贵重物品几乎应有尽有；另一方面饥荒严重，饿殍遍野，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奇缺。于是，他问带队的苏联人：“为什么你们不出口这些东西换口粮食？”“那不可能，”他们回答，“欧洲刚刚解除对我们的封锁，要卖出这些东西，进口粮食，所需时间太长。而且要使乌拉尔地区的人民免于饥饿，至少需要100万蒲式耳的粮食。”这时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哈默头脑中形成。他联想到当时美国粮食大丰收，粮价已跌到每蒲式耳1美元，便提出建议：“我有100万美元的资金，可以在美国紧急收购100万蒲式耳的小麦，海运到彼得格勒，卸下粮食后，再将价值100万美元的毛皮和其它货物运回美国。”哈默的建议很快传到莫斯科，列宁亲自回电表示认可这笔交易，并请哈默速返莫斯科。

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哈默就被召到列宁的办公室。为使年轻的苏维埃得到休养生息，列宁当时正实行新经济政策，因此对哈默的提议格外重视。列宁从办公桌边站起来欢迎哈默，并用英语与他亲切交谈。当列宁代表苏联政府向哈默表示诚挚的感谢时，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竟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从此，他们之间结下了真挚而深厚的友谊。列宁鼓励哈默投资办厂，允许他开采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棉矿，从而使他成为布尔什维克苏联第一个取得矿山开采权的外国人。

美苏的易货贸易由此开始。哈默组织了美国联合公司，沟通了30多家美国公司，他俨然成了苏联对美贸易的代理人。后来，由于一次偶然的发现，哈默在苏联办起了铅笔厂。一天，他顺便走进一家文具店想买铅笔，但店里只有价格昂贵的德国货。他灵机一动，发现制造铅笔是一项新的有利可图的事业。他本人并不懂得怎样制造铅笔，但他懂得如何使用懂行的人。他以高薪从德国和英国聘来技术人员兴办铅笔厂，用美国的计件工资制度来管理生产，结果短短七八个月，就奇迹般地投入生产，第一年就达到了250万美元的产值。几年后，哈默不仅满足了苏联铅笔、钢笔市场的需要，而且把20％的产品出口到英国等十几个国家。这家工厂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铅笔厂之一，给哈默也带来了几百万美元的收入。

哈默在莫斯科度过了将近10年，苏联成了这位亿万富翁的发迹地，同时他也用自己的努力支持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

然而，哈默一生中最活跃的时期却是1931年从苏联回美国后开始的。他四面撒网，点石成金，不管从事哪种行业，都取得了成功。他就像一名万能的魔术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从大礼帽里变出一只又一只兔子来。他的经营范围令人眼花缭乱，除了从事艺术品买卖之外，他还涉足无线电广播事业、黄金买卖和慈善事业；而最能显示他的才干的，却是从事威土忌酒和种牛生意。

哈默回到美国时，正值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但他却认为是赚钱的机会到了。他的眼睛虽然盯着艺术品销售的生意，可他的耳朵却在倾听四面八方的信息。他捕捉到一个清晰的信息：罗斯福正在走向白宫总统的宝座，如果他一旦当选，实施他的新政，那么，1919年颁布的禁酒令将被废除。这将意味着全国对啤酒和威士忌的需求激增，酒桶数量也会呈现出空前的需求，而当时市场上却没有酒桶出售。哈默当机立断，立即从苏联订购了几船优质木材，在纽约码头设立了一座临时的桶板加工厂，并在新泽西州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的酒桶厂。禁酒令废除之日，也正是哈默制桶公司的酒桶从生产线上源源滚下之时，他的酒桶被各制酒厂用高价抢购一空。哈默不满足于当一名酒桶供应商，又插手制酒业，开始经营威士忌酒生意。他接连购买了多家酿酒厂，采取大幅度削价和大做广告等手段，很快战胜了所有的竞争对手。他的丹特牌威士忌酒一跃而成为全美第一流名酒，年销售量高达100万箱。

酒桶把哈默引进了威士忌酒行业，而他爱好吃牛排的习惯又把他引入了另一个领域，即养牛业，并同样大获成功。

哈默闯入养牛业也纯属偶然。有一次他埋怨市场上买不到优质牛排，他的一名雇工就建议去买头牛杀了吃。牛买回来了，却是一头怀上小牛的母牛。哈默认为自己还不至于馋到杀怀孕母牛的地步，于是就把牛放养在庄园里。恰好哈默的邻居是一位养牛专家，专门培育安格斯良种牛，他不仅替哈默买回的那头母牛顺利接产，而且时隔不久又让这头母牛与他的公牛交配，生下了具有安格斯种牛优良品质的小牛。哈默对养牛专家感动之余，也对养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的头脑中闪现出新的商业脑电波：以酿酒的副产品饲养种牛，不失为化残渣为黄金之举。

说干就干，哈默迅速筹建了一家繁殖种牛的大牧场，并花上10万美元买下了本世纪最好的一头公牛——“埃里克王子”。在随后的3年中，仅靠埃里克王子就繁殖了1000头牛犊，其中包括6头世界冠军，为他赚了200万美元。哈默也从此由养牛的门外汉变为种牛业公认的领袖人物。

1956年，哈默58岁。他在商战中积累的财富，多得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他确实打算从商界隐退，携他的第三任新婚妻子，举家迁往加利福尼亚，准备平平静静地安享晚年。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充满诱惑力的石油业把他征服了，他又开始过起“人生始于六十”的新生活，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的石油巨子。

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一家濒临破产的西方石油公司，其实际资产只有3.4万美元，3个雇员和几口快要报废的油井，公司的股票每股只卖18美分。哈默的一个远亲，是洛杉矶远近闻名的会计师，他向哈默建议，投资这家石油公司。因为根据美国政府对石油业的倾斜政策，用于尚未出油的油井的资金无须报税。对于赋闲的哈默来说，他无意收购这家公司，但却愿意借给西方石油公司5万美元，让他们再打两口井。如能出油，双方各得50％利润，如果不出油，哈默投人的这笔资金可作为亏损从应缴税款中扣除。出乎意料的是，两口井都出油了。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一下子涨到每股1美元，哈默也尝到了甜头，开始涉足石油业。不久，哈默成了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1957年7月当选为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哈默凭着自己多年的经验，冒着巨大的风险，开始建立一个石油王国。他招兵买马，物色到最优秀的钻井工程师和最出色的地质学家，1961年终于在加利福尼亚钻探到两个巨大的天然气田。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价格一跃上升到每股15元，公司的实力也足以与那些世界上较大的石油公司分庭抗礼了。

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富饶的大油田，早已是号称“七姊妹”的西方七大石油公司的天下，哈默难以染指。于是，具有冒险精神的哈默，顶住公司内外的压力，把赌注押在利比亚。在别的石油公司放弃的没有希望出油的两块租借地上，哈默锲而不舍，1966年底，终于发现了石油大矿脉，开出两个盛产高级原油的新油田。西方石油公司在哈默的经营下，业务蒸蒸日上，利润逐年上升，石油勘探范围不断扩大，从国内到国外，从陆上到海洋，先后在中东、北海、南美以及巴基斯坦、中国南海等地找到了丰富的油源。尤以在北海地区取得的成绩最为明显：他的公司进去最晚，却最早出油。1974年，他的西方石油公司年收入为60亿美元。到1982年，西方石油公司已成为全美第12个大工业企业，成为紧挨着“七姊妹”的世界第8个最大的石油公司。

为了更好地适应风云变幻的商界需求，哈默经营的诀窍之一就是从来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实行多方位经营。这是他久盛不衰的法宝。

1966年年底，西方石油公司在利比亚发现石油后不久，哈默就以8800万元的股票先后买下珀米安与麦克伍德公司、加勒特研究与发展公司。

1968年1月，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上涨到每股100美元以上，哈默及时将每一老股改为三个新股，后来每一新股的价格又升到55美元。哈默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以公司的股票当货币使用，发展煤炭和化工制品等多种经营。

1968年初，西方石油公司以1.5亿美元的代价买下美国排名第三的煤炭公司——岛溪煤矿公司。该公司年销售额1.5亿美元，原煤蕴藏量达35亿吨。1974年，岛溪煤矿公司的净利润已近1亿美元。

1968年7月，西方石油公司又以8亿美元优先股的代价买下胡克化学与塑料制品公司，这是美国前所未有的最大一笔兼并买卖。

到了70年代，哈默的目光又转向更广阔的领域。

1972年，经过许多政治波折和变化后，哈默与苏联做成了一项长达20年的200亿美元的化肥生意，把美苏贸易推向高峰。

1979年5月，应邓小平同志的邀请，81岁的哈默成为第一个乘坐私人飞机访问中国的西方企业家。此后，西方石油公司与我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其中，年产1533万吨原煤的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是哈默博士与我国合作的最大项目，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

1981年，西方石油公司同美国两家主要的肉类加工企业合并，这就使西方石油公司同时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生产肉制品的企业。

就这样，西方石油公司的业务构成已由单一的石油企业发展成为包括煤炭、化学、肥料、金属处理等多种类的综合企业。迄今为止，它已在世界50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销售额近200亿美元，从而跻身于美国有名的大企业的行列。

哈默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与众不同的是，他的经营时常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他视金钱如浮云，似乎更关心人类的和平。在他的办公室里，摆放着许多珍贵的相片，中间的一幅是有列宁亲笔题词的照片，此外还有他与几届美国总统、外国首脑的合影。他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和平与人权会议”的发起者和赞助人。他经常乘坐自己的飞机，从一个国家飞到另一个国家传递和平信息，呼吁并极力促进美苏最高领导人举行会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经常慷慨解囊支持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他创办癌病研究中心，担任美国总统3人癌症研究顾问小组主席。他亲自率领医疗小组，去苏联抢救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受害者。他乐善好施，四处捐款，1988年，他向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捐款2万美元。

这位年逾九旬的健康老人，生命力极其旺盛，看上去像60岁，工作起来犹如正值盛年的中年人。他一如既往，四处奔波，过着万花筒般忙碌的生活，不断有新的追求，不断地攀登高峰，被世人誉为20世纪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大富翁。

移民美国,这十种美国高危工作请谨慎!

【#美国移民#导语】各位想要移民到美国去的小伙伴们一定要了解下美国的工种，那么美国有哪些工作是属于高危工作呢?下面考网就给各位介绍一下吧。

10.建筑工人

建筑业占到了职场死亡人数的大部分，2012年有775人死于与工作有关的事故。然而，按人均计算，它在十大*致命的职业中是*安全的，每10万名工人中只有9.5人死亡。但是，这一类别中的子类职业要更为致命。使用电动工具并且身处在可能会被重型材料击中的环境中的建筑工人中有210人死亡，这使得加起来的人均死亡比率达到了每10万名工人中有17.4人死亡。建筑工人的平均年薪为：34500美元。

9.农场工人、牧场工人、农业管理者

这也许并不奇怪，在工作中使用重型农业机械会产生不成比例的工伤事故。2012年，农场工人和牧场工人的与工作有关的死亡人数为216人，总计达到每10万人中有21.3人死亡。不过，据FinancesOnline网站指出，这个行业的工资在所有的全美国*危险的工作中是第二高的，其平均每薪是73700美元。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耕作的类型，其风险会出现急剧的变化。比起小麦种植农场(2012年有5人死亡)，你更可能会死在养牛牧场(2012年有113人死亡)里。

8.司机，包括流动推销人员

由于*常见的与工作相关的死亡的原因是与运输相关的--无论是交通事故还是被车撞了，卡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和流动推销人员有着第八高的人均死亡率--每10万人中22.1人死亡--可能是可以预见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死亡率要比所有职业中的一般致命事故死亡率--每10万人中只有3.2人死亡--高出了7倍。其报酬值得员工承担这么大的风险么?基本不值得。司机和销售人员们都有着全美国*致命的职业中的*低平均年薪，每年的收入平均为27700美元。

7.电力线路安装及维修人员

1月早些时候使得整个中西部地区、东海岸和加拿大的许多道路和企业被关闭的极地涡旋，让有一类的工人马不停蹄地工作--负责将电力送回给成千上万的受到了风暴肆虐的电力用户的输配电线路维修和安装工人队伍。要处理带电的电线已经足够危险了。然而，正如在零度以下的气温中一起工作的一群人所能够证明的，那些修理电线的工作往往会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被委派，就在冬季风暴刮倒了电线杆并扯断了电线的时候。在这个行业中死亡的可能性是10万人中23人，这使之成为了全美国第七大*致命的职业。其平均年薪为：62300美元。

6.垃圾和可回收材料收集者

根据劳动统计局的数据，捡拾垃圾和可回收材料的工人每10万人中有27.1人死亡。是什么让这它成为如此危险的职业?其中一个原因是，要大量驾驶车辆。而且还有暴露在存在有害物质和重型设备的环境中。其平均年薪为：35200美元。

5.建筑业钢铁工人

在把钢梁焊接到一起的同时铸造燃烧的金属以及吊起建筑物帮助建筑业钢铁工人进入了全美*危险的职业的排名，该职业每10万名工人中有37人死亡。建筑施工行业中的致命工伤死亡人数在2012年时已经是连续第二年上升了。其平均年薪为：50700美元。

4.屋顶工

建筑行业的工种在*致命的职业中占了三个，但是，没有别的建筑业工作会像屋顶工一样危险。屋顶工的人均死亡率是每10万人有40.5人死亡。毫不奇怪，绊倒、滑倒和从屋顶跌落解释了绝大多数的死亡原因。不过，2012年，中暑也构成了导致死亡的原因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建筑施工行业的死亡人数在2012年上升了，但该行业远比其在2006年时要更安全得多，当时死于工伤事故的从事建筑行业的美国人的人数要比2012年时多了41%以上。屋顶工的平均年薪为：38800美元。

3.飞机驾驶员和飞机工程师

在你对登上飞机感到恐慌之前，你要知道，大多数的飞机驾驶员和飞机工程师的死亡都发生在货运和客运两者的“非定期”航班中。翻译：私人飞机飞行员远比商业客机飞行员更可能死亡。该行业的人均死亡率排名第三高，每10万人中有53.4人死亡。然而，它也是全美十大*危险的职业中薪酬*高的，平均年薪为128800美元。

2.渔民

商业捕鱼远非是一名渔夫坐在平静的湖水旁钓鱼的田园诗般的画面，它是一个危险的职业，需要进入湖水深处，甚至往往伴随着汹涌的波涛;在你脚下的甲板随着每一个波浪而晃动的同时你还要抛出渔网和导航重型设备。“交通事件”是几乎所有的死亡事故的原因。该职业的死亡率是每10万人中117人。其平均年薪为：36900美元。

1.伐木工人

从人均死亡率方面来说，全美国还没有什么工作会像伐木工人这样危险。每10万个从事伐木行业的工人中有128人死亡。绝大多数的死亡原因是接触性损伤--倒下的树木和锯。其报酬能弥补这样的风险吗?你决定。其平均年薪为：34600美元。

跨国企业败退中国:世界的为什么不是中国的麻烦告诉我

■文/申音，NTA创新传播机构创始人，著有《商业的常识》百思买撤离了，eBay退出了，DHL也撑不住了……这些全球顶尖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集体遭遇，虽有各种战略和管理上的失误，但在其他国家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为何单单在中国遇到的困难更大更特殊呢？这正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关键，再不反思，中国商业环境将会在一个没有底线的深渊里越坠越深。中国其实是一个商业天性很强的国家，比如说一战以后，北洋军阀混战那段时间，虽然只有一个很小的空隙，商业依然能发展很快。再比如，历史上的盛世，有一个皇帝清明或者是管制比较放松时，社会就会迅速发展。但是这个历史不断地在循环，又不断地被打回原形，从来没有更进一步。也就是说，中国的商业其实没有获得连续的成长。2008年以前，中国的发展，让整个社会的自信心都达到一个爆棚的程度，美国在金融危机，我们却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仿佛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一是，中国的一批高速成长的企业，很多都出现了问题，比如说蒙牛、三鹿、双汇。这是在还债，过去的高速成长，企业做了一些超越底线的事情，公开的规则被潜规则所代替，为了速度牺牲了一些最基本的常识。二是，中国正在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转向消费，但实际上老百姓并不愿意花钱。为什么不愿意花钱？因为没有安全感。今天中国的有钱人都在想着移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究其根本是对国家的信心并不那么足。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我们一直在提倡创业、创新，但是一个新企业面对的工商、税务这些过程还是一样的繁琐，而什么是创新，什么样的创业有未来，并不由创业者来判定。如今，中国又不断迎来外资巨头的中途散席。我们需要寻找一个答案：为什么普世商业价值在中国行不通？本土化的是与非那么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遭遇困境，是因为我们没有市场经济原则吗？回答这个问题前，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得好？其实做产品的公司，在中国的发展相对是比较好的，有出口又有内需，比如说三星，比如说原来的诺基亚，这样的企业在中国是比较容易成功的。但是做科技、做软件的企业，比如IBM，在中国的发展一直不如印度，为什么呢？因为，服务业、软件行业，是跟知识产权这些东西相关的，中国一直是一个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好的一个国家，所以在全球通行的一些商业准则，在中国行不通。在美国也好，或者在什么地方也好，买软件是要付钱的，但在中国，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基本上国外的互联网公司在中国，都很难撑下去。还有一类企业在中国做的不是那么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做消费、零售的企业，因为第一，中国依然有很多的限制在里面，第二，商业要跟地方政府打交道，要跟人打交道。沃尔玛到中国这么多年了，中国作为一个生产基地，是很成功的，有1/4的产品是从中国出口的，但是沃尔玛在中国开店，很难说有多成功，家乐福的问题就更多。一个健康的商业环境它需要有法律的制约，有契约精神、信用体系，有很多原则性的东西，在中国并不是没有，但是在这之外，更多依靠的是潜规则。要么你就去适应中国的游戏规则，像很多跨国公司，比如说跟电信相关的跨国公司都先后传出行贿丑闻，而且都是先从美国揪出来的，你看家乐福、沃尔玛三天两头就出事；要么坚持自己的价值观，那你就必须面临在中国的种种考验。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都会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用“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去对抗所谓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讲人情、讲关系。但是对企业经营来讲，你这样做了，可能短期有效果，但是从长期看，你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因此，本土化的背面就是水土不服，什么叫水土不服？就是你这个地方跟他那个地方有强烈的排斥性，所以那个人到这边来有明显的不适应，你重新适应这边回到那边又不适应了。百思买在全球是靠服务取胜的，并不是靠产品价格特别低，它只是更强调服务的价值，它把服务的价值融在里面，但在中国却完全是低价竞争，自然竞争不过国美、苏宁这样的二房东角色。更重要的是，既然是全球化公司，它自然希望能够全球都用一套法则、一套经营原则去做事，因为通用一个标准，企业的运转效率就能得到保证。但是，如果每个国家都需要一个完全本土化的东西，不同地区之间的齿轮就很难互相咬合，另外，企业需要聘用大量的，比如后勤服务这样的人来帮助咬合。那么，真正投入到经营这块的人，投入到消费、运营、技术这块的人，相应就得减少，因为成本在那儿呢。比如，美国的财务系统跟中国就是不一样的，今天中国所有去美国上市的企业，必须做两套财务报表，一套是国内的，一套是美国的，而且审计这些东西，美国人就只认美国的那一套，不认中国这一套，单这方面的支出就是几百万元，其实这些就是成本，取决于你愿不愿意付，你愿意付就付，否则你就要衡量一下。本土化改造也需要一个合适的程度，之前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是，这个跨国公司在中国的CEO是老外，后来发现其实换成中国人也一样，中国人也未必能真正撬动中国商业环境的非理性的因素。后来有一种说法，跨国公司的中国区在全球市场地位太低，结果换种模式，很重视了又能怎么样？其实你做的这些改变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并不一定保证你在中国这个市场能够生存下去，因为商业的竞争跟成熟的市场化环境是不一样的，这是个更加丛林更加野蛮的市场。被钳制的海盗精神正因为我们的商业环境太特殊了，国外好的商业模式可以进来，但中国原创的商业模式很难复制出去，因为我们的商业模式是围绕这个特殊的商业环境去建设的。比如说百度，百度在日本就亏得一塌糊涂，日本人就是不认你，因为你是一个竞价排名，谁给钱多就往前排，这个模式违背了当地的商业原则。为什么美国的商业模式大家都愿意去拷贝？因为美国天天都在琢磨创新的事情，它的市场经济比较成熟，传统产业里面的机会已经没有那么多了，只有去创新，去找传统与新兴产业结合的部分、传统产业边缘的地方或者是新的产业突破的机会。但是中国还有大量寻租的机会，各种产业还有空白点，企业不用那么费劲也可以把这个事做起来，甚至可以用点手段。如果美国有，大家抄点就好了呗，这也省事，反正美国聪明人已经做过了，那咱们就拿过来做改造嘛。但是，中国跟国外获得成功的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微博，你很难想象美国的Twitter像新浪微博一样，有几百人这么一个庞大的内容监管的团队，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互联网产业正是中国经济过去十年最大的惊喜，也是最干净最生机勃勃的一个部分。仅仅依靠着本土创业者的汗水和智慧，国际风险资本的投入和国际资本市场的哺育，就创造了一个全球第二大的市场，网络经济的规模逼近1000亿元。与潜规则、厚黑学和传统智慧所主宰的其它产业不同，中国互联网产业里洋溢的是一种舶来的“海盗精神”：冒险进取、无拘无束、颠覆传统、破环现有的游戏规则、抢夺既得利益者……正是这种海盗精神成就了美国的微软、苹果、Amazon、Google、Facebook、Twitter，也成就了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盛大、携程、新浪。但现在一只“看得见的手”正要紧紧抓住互联网的脖颈。十年前，只有一个信息产业部是真正管理互联网的，今天，却有N多个部门都有权力去干预。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中国互联网过去十年的成功，某种意义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成功，是“自由市场”的胜利。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却是在把一张原本平坦的互联网世界，人为地划分成一个个的“格子世界”？而且进入每一个格子，都需要一张通行证。更危险的还在于，“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吴敬链语)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单纯的创业者要么出局，要么就得像黄光裕那样选择买通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不对称的特权，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到那时候，中国的互联网业就会像房地产业一样开始堕落。今天，互联网还只是刚刚度过它的幼儿期，未来的成长不可限量。但我们对待互联网的态度，其实可以折射出我们对待创新的态度。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成为一个“自主创新”的伟大国家，那么政府就应该真正理解“自主创新”的涵义：每个人每个机构都可以成为创新的主体，创新的思想可以自由的交流，创新的成果可以无障碍地传播。换句话说，创新的前提恰恰是思想的真正解放。一个好商业模式的变异2008年以来，中国商业的健康状况是每况愈下的，好比是坐过山车，在攀上一个最高点后开始急速冲向谷底。蒙牛、三鹿的“三聚氰胺事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是却是极具代表性的事件。那么，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是如何演变成坏的商业模式？团购就是另外一个很典型的例子，5000多家团购网站，现在都在赔钱做生意，未来会发生什么状况，很难预料。回过头来看，实际上，“三聚氰胺事件”，让整个乳品行业至少倒退五年以上。田文华和牛根生等人是今天国内乳业主流模式的缔造者。20世纪80年代，田所在的国有企业三鹿率先砍掉了自建牧场，把奶牛养殖交给农户，通过自建奶站来控制奶源。而到了1999年，完全民营的蒙牛诞生，一起步就盘活了社会资源，完成了“轻资产运营”的杠杆战略。一方面，他们高价收购散养农户手中的原奶，并租赁亏损的小乳品厂进行加工生产；另一方面，又倾全力打央视广告搞营销，开发低价量多的“利乐包”常温奶，以市场销售来拉动上游生产。实事求是地说，蒙牛的崛起带动了整个内蒙古乳业上游的发展。蒙牛出事前，呼市奶价全国最低，有所谓“限量收购卡”，超量部分要么不卖，要么就卖低价，有位奶农曾对媒体激动地说“要是没有蒙牛突然冒出来，就真要卖牛、杀牛了”。而此后6年，蒙牛带动内蒙古及周边地区新增奶牛80多万头，奶业链条辐射约200万奶农。据说当地有民谣云：“一家一户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家一户两头牛，生活吃穿不用愁；一家一户三头牛，三年五年盖洋楼；一家一户一群牛，比蒙牛的老牛还要牛”。蒙牛最先发明了“社会合作建奶站”。企业首先从合作奶站中获取奶源，当地奶站从中收取管理费，高峰时这样的合作奶站超过3000个。牛根生深谙基层社会的运行逻辑，他曾这样解释：“每一个自然村庄里，每一个养牛的区域里总有有钱的，也总有有权的，有钱的和有权的加起来以后，完全可以做这个奶站。”最初，这一商业模式表现出了极大的先进性，蒙牛从零起步，5年内就成为全国第二大乳业巨头，并成为全行业争相效仿的对象，如同零售业的沃尔玛，PC业的戴尔一样。伊利、三鹿等先后放弃了自建奶站的模式，光明也在上市前剥离了自建的牧场。品牌、营销和价格战成了各家乳业上市公司竞争的关键，而上游投资却严重不足。但新的问题出现了：散养模式下的奶农，既没有多余的土地，也缺乏资金实力去扩大再生产，更无钱培育更优良高产的品种，以致根本无法跟上乳品企业超高速发展的需求。为了争夺奶源，伊利和蒙牛的人员甚至为此发生过流血冲突，缺乏监管的私人奶站甚至无证“奶霸”也大量出现。落后的农业生产与发达的商业零售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2006年起，席卷全球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使产业链最低端的奶农们腹背受敌。政府为了控制通胀，对奶制品限价，迫使拥有产业链主导权的企业将压力转嫁到上游，而有钱有势的奶站进一步把重担压在分散无组织的奶农身上。结果就是奶农到奶站再到奶企“层层造假”，形成了谁也无力改变的“囚徒困境”。根据内蒙古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钱贵霞的研究，在整个奶业纵向产业链中，奶牛养殖生产、奶品加工、奶制品销售三个环节的投入比通常为7.5∶1.5∶1，利润比则为1∶3.5∶5.5。其中，原奶生产环节成本最高、利润最低、风险也最大。正是由于目前奶农投入和产出的巨大悬殊，每次出问题受害最深的也是奶农。舆论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利欲熏心的不法奶站，企业的丧失底线，政府的监管不作为。但归根结底，一个商业模式能否长久健康运作下去的关键在于，能否为交易链条中的各个利益相关者不断创造正面价值。否则，一方的价值最大化必须以另一方的价值被榨取作为代价，最终结果就是一损俱损，大家一起玩完。乳业的悲剧，再清楚不过地展现了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是如何变成坏的商业模式。我们不妨为这种演变总结几条原因：一个原因是竞争手段趋同化。在美国大家看到的是企业更愿意去尝试一些创新的竞争方式，但是在中国大家的竞争手段则几乎相同，就是价格战、广告战、渠道战，因为手里就只有这几板斧。大家都在求快，求快的结果是，没有底线。另外一个原因是，国内的大多数企业都是奔着短期的目标来做一个事情，它不会想去建设一个生态链、产业链。比如说蒙牛、伊利都是龙头企业，但实际上，在这个链条里面，蒙牛、伊利赚了很多钱，二道贩子赚了很多钱，但是奶农并没有挣到很多钱，也就是说，这个链条里最关键的一环出了问题。对于蒙牛、伊利来说，他们要求的只是速度、速度、速度，尽可能快地扩张。就跟蒙古骑兵一样，两匹马换着骑，一下就杀过去了，因为价格很低嘛，杀过去把当地的企业给毁掉了。但对蒙古骑兵来说，只会放牧、打猎，不会种地，没有长期经营的思想。但在蒙古草原里面放牧也是要轮着来的，今天在这块草场，明天在那块草场，但现在就是拼命地养牛、养羊，不去轮休了，违背了最基本的生态。再好的商业模式也有限制它的条件，也有它所处的资源环境，有很多相关的因素制约着它，你如果脱离那些条件，再好的商业模式也可能会变坏。制度背后的诱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没有土地集中就没有办法监管，所以“公司+农户”的方式中，单一的农户没有谈判权。而在美国，农场主会联合起来，会有一个负责监管的联合会，这个协会有很大的强制力，也有惩罚力，它是同行里面最德高望重的企业组成的，它有理事会，不是由某个企业单一来控制的。也就是说，除了政府的管制，还有第三方的力量去平衡。但在中国，所有的第三方的行业协会组织比官方还官方，就是搞评价收钱，它们被两头绑架，既被权力绑架，也被大企业绑架。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应该有大树、有小草、有灌木，如果只有大树的话，那小草寸草不生，这环境很快就会沙漠化；一个正常的商业环境，它受到不同制约的力量，有政府的力量，也有法律的力量，还有行业的力量，否则的话，它也面临沙化的危险。中国商业的黑暗原力常识是伟大的，但在实践中，更伟大的是藐视常识。当年深圳航空的收购就是典型藐视常识的荒诞剧，充满了黑色幽默，又有让人瞠目结舌的真实。一个“保外就医”的服刑人员李泽源，勾结新华人寿的老总关国亮，用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完成收购。目的却是利用曾经连续盈利11年的深航作为融资平台，偿还收购款，搞房地产，跟地方官员勾兑，卷走数十个亿。而深航在其蹂躏之下，已经触及“资不抵债”的红线。这是“最坏的私有化”。多年之后，深航的杯具终于碎了。但问题在于四年之前，几乎所有明眼的人都已经看出这事不靠谱，但为什么就硬是无法阻止呢？当然，李泽源也好，关国亮也好，我相信他们仍然只是台前跑场的龙套。每一个公开丑闻背后都有一个看不到尽头的黑洞。操纵健力宝收购的XX家族，帮助周正毅只判两年缓刑的沪上高官，鲁能莫名其妙的私有化，山西内蒙的煤矿寻租，神州泰岳的神秘股东……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商业的黑暗原力。到处伸手寻租的权力，每一笔肮脏钱背后的保护伞，每一笔非正常交易背后的“胡雪岩”式逻辑。在《星球大战》里把天行者安纳金拖下水的黑暗原力，在把整个中国官场拖下水之后，也在把整个中国商业最有生气的部分拖下水。我认识的一个民企富豪，在福布斯榜上名列前茅的主，当初为了进入房地产业，曾经极力巴结上世纪50年代的全国劳模后来的首都副市长，可惜不被待见，以致多年在这个产生最多富豪的行业里毫无建树。因为没有保护伞，甚至被人搞进局子。后来，他在一个乏人问津的行业里，吭哧吭哧搞出了大名堂，终于又大张旗鼓地进入房地产业，并在这一轮房地产热中大赚特赚，现在他终于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消灭一切不利于己的舆论，因此我相信，他一定跟魔鬼达成了交易。顺便说一句，人家现在是美国公民了。理解中国商业种种吊诡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认识这种原力的黑暗面。为什么要多元化？银行是提款机，连锁是印钞机，房地产是苹果机，互联网是鼓风机……在权力掩护的明抢暗送下，用什么去管理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占有，然后转手高价卖给洋人；谈什么中国的公司治理？没有政府治理，一切公司治理都是扯淡；想MBO？看看仰融李经纬的下场，看看华晨健力宝的下场？还想什么国退民进？最坏的私有化和最横的国有化之间，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呢？如果没有，你该怎么办。我所认识的一位投行高管，如今摇身一变，变成XX产业基金的管理合伙人了，这个基金有着央企的背景，现在干的都是Pre-IPO和并购的买卖。是什么造就了这种黑暗原力？是什么让中国的市场经济进化成今天这样血淋淋的？分享到:欢迎发表评论我要评论

关于美国私人养牛企业排名，美国石油大王哈默是怎么发迹的的介绍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