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羊可以养牛娃吗?羊和猪生个什么属相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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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生个属马、猪、兔的宝宝是的。

这些都是在算命术中的一种说法而已。是不可全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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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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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三皇五帝以前(距今约五千年),就有了姓。据传说,姓的最早起源与原始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关。氏族部落不但对图腾奉若神明,禁止食、杀、冒犯,而且把它作为本氏族统一的族号。在原始部落中,图腾、族名和祖先名常常是一致的,久而久之,图腾的名称就演变成同一氏族全体成员共有的标记——姓。由图腾演变为姓的传说很多。据考证,夜郎国的国君是竹王,他的臣民以竹为图腾,姓竹。又据史书记载,晋国有狐毛、蛇平,汉代有狗未央、狼莫、鹿旗,三国有豹皮公等人。透过这些古怪的姓名和骆、虎、蚁、牛、羊、鸟、龙、竹、梧、茶、菊等与动物、植物名称相同的姓氏,隐约可见图腾崇拜对姓氏起源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

姓的形成除与图腾关系密切外,还与女性分不开。那时是母族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姓”是“女”和“生”组成,就说明最早的姓,是跟母亲的姓。据考古学资料表明,西周铜器铭文中,可以明确考定的姓不到三十个,但大多数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姬、娲、婢、妊、妃、好、赢等等。不仅古姓多与“女”字相关,就连“姓”这个字本身也从女旁,这大概是母系氏族制度的一个特征性产物。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实行群婚制,兄弟姐妹之间可以通婚,在这种制度下,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在神话里流传着“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许多故事。许多古姓都从女旁,可见我们祖先经历过母系氏族公社的痕迹。

夏、商、周的时候,人们有姓也有氏。在古代氏族发展的过程中,又衍生出“氏”这个称号。传说,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被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大夫的后人又以受封国的名称为氏。以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并且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但是只有贵族才有氏,贫贱者有名无氏,氏成为贵族独有的标志。至于贵族妇女,则无论怎么称呼都必须带上姓,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宗法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谨性。到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动,旧贵族没落了,有的还沦为奴隶。这表明贵族身份的氏,已无存在的必要。

“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平民有姓,有名,没有氏。同“氏”的男女可以通婚,同“姓”的男女却不可以通婚。因为中国人很早就发现这条遗传规律:近亲通婚对后代不利。姓的产生,从史书上看,先秦时期的《国语·晋语》记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周语》记载“我姬民出自天鼋”。由此说明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种族的称号。同姓之间不许通婚,是周代婚姻制度的规矩,“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晋剧》)。古人很早就懂得近亲婚配会产生不良后代的道理,为辨别男女姓的异同从而决定嫁娶与否,在女子称谓中标明姓就是非常必要的了。由此可见,姓的作用在古代主要就是“别种类”“别婚姻”。

姓氏相别的制度一直沿用到战国后期。秦朝时,旧贵族瓦解,西周封建宗法制度基本结束,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清除殆尽。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顾炎武《目知录》)此后,中国的姓与氏合而为一,或言姓,或言氏,氏即姓,人们使用姓氏时简单省事,也无贵贱之别,因而平民也从无姓到有姓。

唐太宗(627年)的时候,有个吏部尚书高士廉,把民间的“姓”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氏族志》,颁布天下,作为当时推举贤能作官,或撮合婚姻的依据。中国旧时流行的《百家姓》是北宋(960年)的时候写的,里面一共收集了单姓408个,复姓30个,一共438个。发展到后来,据说有4000到6000个,但是实际应用的,只有1000个左右。

世界各国都有“三大姓”的说法。

英国是:Smythe,Jones,Williams;

美国是:Smith,Johnson,Carson;

法国是:Martin,Bernard,Dupont;

德国是:Schultz,Mueller,Shmidt;

苏联是:Ivanov,Vasiliev,Deternov;

而中国:有张、王、李、赵,四个大姓,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而且都是皇帝赐姓。根据最新的统计,单是姓张的,就有一亿人,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姓了吧。

1977年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有关“姓”的论文,文中指出:

华人最大的十个姓是:张、王、李、赵、陈、杨、吴、刘、黄、周。这十个姓占华人人口40%,约四亿人。

第二大的十个姓是:徐、朱、林、孙、马、高、胡、郑、郭、萧。占华人人口10%以上。

第三大的十个姓是:谢、何、许、宋、沈、罗、韩、邓、梁、叶。占华人人口10%。

接下来的15个大姓是:方、崔、程、潘、曹、冯、汪、蔡、袁、卢、唐、钱、杜、彭、陆。加起来也占总人口的10%。换名话说,在中国十亿人口中,有七亿人姓了这45个大姓。

另外的三亿多人的姓,都是比较少见的,象毛、江、白、文、关、廖、苗、池等等。

中国各地农村多聚族而居,往往一个村庄仅为一姓居民。各个族姓开拓一方,繁衍一方,独占一方。西晋、唐初、五代和宋元时期中原有过几次大的移民浪潮。先民各族人逐渐融入汉民族中。各地府、州、县志对这一历史现象记述甚详。如乾隆《福州府志》载:“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清·乾隆《福州府志》卷75《外纪》)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也曾率戍闽部属58姓,定居福建。黄仲昭《八闽通志》引《建安志》载:“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于此,故建州备五方之俗。”

自民国以来,有关姓氏家族的调查材料十分丰富,各地也屡见姓氏溯源的考据。以福安县甘棠堡为例,当地数十姓居民分别来自中原20多个郡县,郑氏来自清河郡、荥阳郡;陈氏来自颖川郡、太邱郡;周氏来自汝南郡;徐氏来自东海郡;邱氏来自河南郡;丁氏来自博陵郡;王氏来自太原郡;范氏来自高平郡;缪氏来自东鲁郡;黄氏来自江夏郡;曾氏来自天水郡。其他如苏、兰、郭、杨、连、江、翁、谢、许、徐、詹、魏诸姓也都分别有自己的祖地郡望。他们自唐宋以来,“各衿门户,物业转属,而客姓不得杂居其乡。”(明·万历《福安县志》卷1《风俗》)各姓氏都按严格的地域范围,聚族而居。

华东、华南的客家人,从西晋到宋末由北方迁入,因语言、风俗的差异和利益矛盾,迁徙后常为争夺生存空间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这种“主客之争”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经常的矛盾和冲突,更造成客家人对血缘姓氏家族关系的依赖和重视,因此客家人的宗族观念和家族组织是最强的。客家土楼(无论是圆楼还是方楼)居住上百人,都是同一姓氏(宗族)的人,事无巨细均由同宗(同姓)相帮解决。

各家族对自己的姓氏源流和先祖荣耀均极重视。除族谱记载外,其外化形式即集中反映在家族门楼的门额横匾与宗祠长联上。一些世家望族,为显示其祖宗显贵,往往在门匾上刻写“尚书第”、“大夫第”、“进士第”以及“五代尚书”、“亚魁天下”等字样。一般家族的门匾则刻有“鲁国传芳”(颜姓)、“颖水世泽”(陈姓)、“江夏衍派”(黄姓)、“蚊筑传芳”(丁姓)等字样,以表明郡望,使人一望而知其姓氏渊源。镶刻于家祠门柱上的楹联,清楚地表述了各姓氏的家世。福安甘棠堡陈氏宗祠的楹联为:“数十世避乱侨居,凤粤发祥,羡者蕃,肯构肯堂,黎阁家声光自晋;三百年创业重统,莺迁衍庆,喜此日,美轮美奂,棠江庙貌著维新。”同安县五显乡后塘村“桃源”颜氏祠堂的楹联,叙述了该姓入闽的时间和路线:“自唐历宋历元历明历清,簪缨世代;入闽而德(化)而永(春)而金(门)而同(安),瓜瓞云礽”。

在全国各地,由一家一姓定居衍派而成单一村落者极为普遍。它体现了宗族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特性,也给许多地名村名打上了姓氏宗族的烙印。如李坊、陈坊、蔡坊、潘屋、肖厝、许厝、王庄、伊家乡等,大抵原本皆是这样的村落。邵武的肖家坊,原名金泉里,因明代大批肖姓人迁入而更今名。谢坊原名绣溪,因宋代祖居此地的谢元明做官出名,成了望族,南宋时改为谢坊。即便是几姓杂处的村落,也大多以一姓一族为主。

由于历史的或家族的原因,单一姓氏或各姓氏间往往各有一些避讳和禁忌。如:旧时福建省长汀县高陂张姓不演《薛仁贵征东》剧目,因戏中有奸佞张士贵暗害忠良的情节,被认为有辱同宗。该县李姓元宵节不闹花灯,因为相传唐高宗有个皇太子元宵节观灯时被薛刚踢死,故李姓视闹元宵为不吉利。永定坎市卢姓称风炉为端灶,因“卢”与“炉”谐音。当地人称锅盖为“甑棚”,唯曾姓人独称锅盖,也是因“甑”与“曾”同音避讳。泥鳅别称黄鳅或湖鳅,永定湖坑乡奥杳等地的黄姓人则不称黄鳅而称湖鳅,中川等处的胡姓人却称之为黄鳅。蟑螂即蜚蠊,俗称黄贼,抚市一带的黄姓忌称黄贼,而称蜚蠊。长汀的林、翁两姓忌通婚,相传两姓后裔曾同时携带祖先骨灰还乡,在客栈相遇,双方的骨灰不慎混在一起,无法辨别分开,只得各取一半带回故土埋葬。从此,为避免同宗联姻之嫌,两姓遂互不通婚。古竹乡高东人也不与岩背村人通婚,因为高东人认为其上祖江东峰是被岩背人所杀,故有宿怨。这类禁忌,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发现,如今多已破除。

【氏的产生】

原始社会的末期,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出现了氏。夏、商两代,也有少量的“氏”产生。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周武王、周公旦和成王,先后把土地分封给兄弟、亲戚及异姓功臣等,建立了71个封国,其中有武王的兄弟16人,同姓贵族40人。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据统计,由周王室同姓封国得氏的有48个,由异姓封国得氏的约有60个。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法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即大夫的后人即以所受封邑的名称为氏,如田、白、鲍、费、范、屈、钟离、邯郸等。经过层层分封,以封国、封邑名称为氏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所以说,周朝是我国氏的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而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氏的繁衍滋生越来越多,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姓氏合流之后,从古到今,中国人使用的姓氏中十之八九可以说是由姓派生出来的氏演变来的。值得说明的是,远古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轩辕氏(黄帝)、金天氏(少昊)、高阳氏(颛顼)、高辛氏(帝喾)、陶唐氏(尧,又称伊祁氏)、有虞氏(舜)、有夏氏(禹)等氏,是后世对想象与传说中的祖先的尊称,不同于“胙土为氏”。

【姓氏的形成】

对姓氏的研究已形成一门学科。它与人口普查、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人事现代化科学管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姓氏学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现代欧美各国的姓氏,大多来源于中世纪,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帝国。

早在五千多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形成姓氏,并逐渐发展扩大,世世代代延续。

秦朝以前,姓和氏是含意不同、各有所指的两个单音词。姓字的古形字是“人”和“生”组成的,意为人所生,因生而为姓。秦国刻石《诅楚文》中,始见姓字为“女”字和“生”字的组合字,这一字形最终被汉代人许慎定形,成为会意字。氏字的出现,早在甲骨文中就有。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在其名著《说文通训定声》中,释“氏”字本意为木本,是植物之根,为象形字,后来被转注为姓氏的氏,取木之根本之意。

夏商周三代,姓的社会职能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的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通鉴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起源较早,形成后也较为稳定;氏起源较晚并不断发生变化。《国语·周语》载:“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享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总之,姓为氏之本,氏由姓所出。商周以前,姓用以区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说。氏用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贫贱者有名无氏。氏同而姓不同,婚姻可通;同姓不可通婚。

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分野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成为不可分割的同一属姓了。所以,清初学者顾炎武在《田知录》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

姓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若干民族组成一个原始部落,部落内各氏族又独立存在,同时,各氏族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婚姻联系,姓就作为识别和区分氏族的特定标记符号应运而生。中国最早的姓都带有“女”字,如姬、姜、妫、姒等,可以推断早在母系氏族时期,姓已经形成,是由母权制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所决定的,其作用就是便于通婚与鉴别子孙后代的归属。同姓内部禁止婚配,异姓氏族之间可以通婚,子女归母亲一方,以母姓为姓。

氏最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形成。黄帝时已有“胙土命氏”。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和阶级社会、国家制度的形成,出现了赏赐封赠土地以命氏的习惯。继而,氏之源起,形成滥觞,出现以各种形式得氏的现象。至此,姓和民本意的属性分野,实质上已不太明显。

姓氏的形成原由,主要有以下几类:

1.以居住地名、方位、封国命氏。如赵、西门、郑、苏等。

2.以古姓命氏、如任、风、子等。

3.以先人名或字命氏。加皇甫、高、刁、公、施等。

4.以兄弟行次顺序为氏。如伯、仲、叔、季等。

5.以职官名称命氏。如史、仓、库、司徒、司寇、太史等。

6.以职业技艺命氏。如巫、屠、优、卜等。

7.以祖上谥号为氏。如戴、召等。

8.古代少数民族与汉族大融合,借用汉字单字为氏。如拓跋氏改为元氏、叱卢氏改为祝、关尔佳氏改为关、钮祜禄氏改为钮等。

9.因赐姓、避讳改姓氏。如手唐王胡赐给立有大功的大臣们以李姓、朱明王朝赐以朱姓;汉文帝名刘恒,凡恒性因避讳改为常氏。晋朝帝王祖上有司马师,天下师姓皆缺笔改为为帅氏。

10.因逃避仇杀改姓。如端木子贡后代避仇改沐姓,牛娃避仇改牢姓等。

姓氏起源的形式很多,并且在不断发展,同姓异源,或异姓同源,等等,情况十分复杂。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出现新的姓氏。如给孩子取名时,取男女双方两个单音姓合成复姓,又为姓氏“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员。

【姓氏的神话】

姬姓始于黄帝。据《史记》所载,黄帝本姓公孙,名叫轩辕,但因“长居姬水”,改为姬姓。黄帝是传说中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帝王,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中华百家大姓中有七十多个姓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姬姓。据说他有25个儿子,其中得姓的有14人,共12姓(有同姓的,故14人有12姓),姬姓居首。周的祖先后稷是黄帝的曾孙帝喾的儿子,承继了姬姓。关于后稷以姬为姓,还有一个神乎其神的传说;后稷的母亲姜原,是帝喾的元配皇后,有一次她到野外出游,见到了臣人的足迹而心生喜悦,就踩踏这些足迹,而后身动如怀孕一般,不久就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孩子就是后来的后稷。后稷长大后出任尧的农官,教民稼穑,被后人尊为“神农”,赐姓姬,成为周族的先祖。

姒姓大禹的国号为夏后,姓姒,其父名鲧,是黄帝之孙颛顼帝的儿子。当时帝舜治理天下,洪水泛滥,百姓流离失所。于是舜派鲧治理洪水,历经9年而未成功。舜就把鲧流放到羽山,起用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水患,并派商的先祖契、周的先祖后稷等协助。禹疏通九河,开凿济、漯、淮、泗等河流,历经10余年,足迹遍九州,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平息了水患,获得成功。由于他的丰功伟绩,舜把夏封给他,又把帝位传给他。他的母亲修己是有辛氏的女儿,当初因为吞吃了薏苡这种植物而怀孕,生下了禹,所以禹建夏国后,就以“姒”为姓。另一说,修己吞吃了神珠薏苡而生了禹,故而以苡的同音字姒为姓。大禹死后,帝位传给其子启,历经四百多年,至夏桀时,因为他暴虐无道而被商汤推翻,桀的后人有的就以国名夏为姓了。

子殷商王室姓子,其始祖为契。契是古部落普通女子简狄的儿子。有一天简狄同两个妇女在河中洗澡,看见一只玄鸟(即燕子)在河边下了一个蛋,就拣起来吞吃下去,不久就怀孕生下了契。契后来是舜的臣子,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任命为司徒,掌管教化百姓的事务,并封给他商地。又因为契的母亲吞了玄鸟之子(即蛋)而生下他,故而赐姓为“子”。关于子姓来源的传说,见于《史记.殷本纪》。《诗经》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讲的也是这个故事。

【姓氏的分布】

世界上许多古文化早已连同创造它们的种族一起销声敛迹了,而中国姓氏文化则历经了四、五千年始终延续和发展着。姓氏一直是代表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的主要的外在表现形式,以一种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同化和国家统一上曾起过独特的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历史悠久的姓氏文化和传统独特的中国谱牒学,目前不但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发展,而且在生命科学中也得到了重视和应用,并已经形成了中国资源特色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学。在多数的情况中,姓氏是世代遗传的,姓氏人口资料又比较容易搜集,其历史跨度也很长,非常适合于大量数据统计性质的研究。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姓氏在不同人群中分布,来探讨人群的遗传结构、不同群体间的亲缘关系、以及人群迁移等。中国人姓氏和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探讨中国人起源和父系遗传物质进化的一条新的重要途径和科学依据。

中国人一般都习惯地继承父亲的姓,以父系方式把姓氏遗传递给下一代。女子在一生内仅仅保留其父亲的姓氏,不传给下一代。因此,绝大多数的姓属于一种无性别之分、以父系方式传的“基因”,相当于性染色体遗传的特殊基因。可以这样假设,不管是X精子还是Y精子,均携有“姓氏基因”,均在每代显示其姓氏的功能。惟有Y精子具有连续传递姓氏特徵的性能,而X精子仅仅在第一代显示姓氏的性能。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人中一直普遍存在着改姓的现象,这包括入赘婚姻、随母姓氏、避难改姓、少数民族用汉族姓等等。在人群中改姓是突发的和随机发生的事件,往往发生在迁移过程之中,但是可以肯定有总人数中改姓人数的比例较低。而且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改的姓,从第二代起仍以父系方式传递。这种改姓现象可以认为是姓氏的突变,突变后的姓氏仍具有正常的父系传递功能。中国人姓氏的悠久历史和相对隐定的传递,以及具有中国社会进行特色的改姓现象,不但增加了中国人姓氏的多样性,为追踪各个姓氏的始祖和年代提供了线索和机会;而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广大农村中一直存在着同姓聚居的习俗,加上婚姻半径小,娶嫁地域相对固定的特点,同姓人群可以认为是其共同祖先的父系遗传物质,某种程度隔离的群体,这在进代上有特殊的意义。这种与近代人类进化有直接相关的同姓群体。在探讨中华中族的起源和进代等研究中将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模型和线索。

宋朝、明朝和当代三个历史时期的姓氏分布反映了三个重要的现象:

第一,中国人姓氏在历史上传递是延续的和隐定的。它揭示了在历史的进程中中国人姓氏所表现的血缘文化的痕迹与生命遗传物质,尤其是父系遗传物质的进化具有基本相同的和行的表现。

第二,中国人历来有同姓聚居和联宗修谱的习俗,而且婚姻半径很小,婚娶地域相对固定,这样形成了同姓人群的分布。中国人姓氏的分布实际上主要反映了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中国人的姓氏或同姓人群存在两种状态,大姓和小姓,或称为常见姓氏和非常见姓氏。仅占总姓氏量不足5%的常见100个姓氏已集中了85%以上的人口,而占总姓氏量95%以上的非常见姓氏仅代表不足15%的人口。常见100个姓氏的分布是反映各地区人群的遗传组成的主要因素,它们决定着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规模和地域人群间的亲缘关系的程度。而非常见姓氏人群更为表现其地域特色和相对高程度隔离的现象。

第三,人群的迁移的主要方向反映了中国人遗传基因的流动方向。同时,再一次从群体遗传学角度证实了中国汉族一直存在着遗传上异源的南北两大群体,其1000年来的地域分界线应在武夷山和南岭地带。因此,中国人姓氏和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探讨中国人起源,尤其是父系遗传物质进化的一条新的重要途径。

【姓氏的异读】

有不少汉字,在作为姓氏时有它特殊的读音,这在姓氏学上被称为“异读”。出现异读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姓氏中保留了古音,以及受地方方言影响所致。

常见的姓氏用字异读有:

重:Chóng音崇;

区:ōu音欧;

仇:Qiú音求;

秘:Bì音闭;

冼:Xiǎn音显;

解:Xiè音谢;

折:Shè音舌;

单:Shàn音善;

朴:Piáo音瓢;

翟:Zhá音宅;

查:Zhā音渣;

万俟:Mòqí音莫奇;

尉迟:Yùchí音玉迟;等等。

还有一些姓氏用字,一字两音,同一个作为姓氏的汉字,由于有两个读音,就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姓,而且不一源流。如:“乐”姓,北方读音与“月”字同,而南方读音则与“勒”字同音;“召”姓,汉族人读者作“少”,而傣族人则读作“赵”;原籍在中原一带的“罩”姓,读音作“谈”,而注籍两广或壮族的则读音与“秦”字同。这些同字不同音者,分别表示不同的姓,不能认为是同一姓氏在不同地区、不同族属的不同读法。

【客家姓氏的渊源】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人数极大的大国,汉族占绝大多数。客家先民原是中原汉民族。故汉民族的姓氏渊源即包含了客家的姓氏渊源。

姓氏是代表每个人及其家族的一种符号。在今天的社会里,它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从它的形成、发展、演变的漫长历史过程来看,它却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姓氏,是姓和氏的合称。在遥远的古代,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古代姓氏起源于人类早期生存的原始部落之中。

姓氏是怎样产生、发展的?这是一门很有趣的学科,涉及到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地理学、民俗学、人口学、地名学等众多社会科学。

中国第一部解说方块文字原始形体及字源的文字学专著是《说文解字》。此书作者许慎(约公元58-147年)解释:“姓,人所生也。……因生以为姓,从姓生。”这就是说,人是母亲生的,故姓字为女旁。

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时期。姓是作为区分氏族的特定标志符号。中国的许多古代姓氏都是女字旁,这说明我们祖先曾经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各姓氏互相通婚,同姓氏族内禁婚,子女归母亲一方,以母亲为姓。姓的出现是原始人类逐步摆脱蒙昧状态的一个标志。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母系氏族制度过渡到父系氏族制度,姓改为从父,氏反为女子家族之用。后来,氏族制度逐渐被阶级社会制度所替代,赐土以命氏的治理国家的方法、手段便产生了。氏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脚步在迈进阶级社会。姓和氏,是人类进步的两个阶段,是文明的产物。

后来,在春秋战国时期,姓与氏合一,不再区分,表明姓与氏都是姓,表明个人及其家族的符号。这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姓氏含义。现在中国人的姓,大部分是从几千年前代代相传下来的。有人统计,文献记载和现存的共有5600多个。其特点是: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出处具体。姓氏的形成各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姓不一定是同源,如刘姓就有五处起源。异姓也可能是同出一宗,姓古、吴两姓本是同源,都是古公先祖的后裔。中国姓氏的来历把姓和氏等同看待,据徐俊元等三位学者研究,大致有这十多种类别:

1、以姓为氏。以远古部落氏族的标志符号作为姓,有姬、姜、姚、任、伊等姓。

2、以国名为氏。夏、商、周三代,有许多大小诸侯国,各国子孙后代便以国名为姓。有程、房、杜、雷、廖、刁、彭、韦等姓。

3、以邑名为氏。帝王及各诸侯国国君分给同姓或异姓卿、大夫的封地叫邑、采氏。卿、大夫的后代或采邑的人,有的便将邑名作为氏。有苏、上官等姓。

4、以乡、亭之名为氏。有裴、陆、欧阳等姓。

5、以居住地名为氏。有东门、西门、东国大夫童刁的孙子以刁氏传世。

6、以祖之字号为氏。周平的庶子,字林开,其子孙以林为姓。

7、以次第为氏。按兄弟排行取姓,如老大以伯、孟为姓,老二以仲为姓。老三、老四则分别姓叔、季。

8、以官职为姓。有籍、监、库、仓、将军等姓。

9、以技艺为姓。从事巫术的人,后代便姓巫。从事冰凌的人,后代以凌为姓,还有卜、陶、匠等姓。

10、以谥号为姓。

11、因赐姓、避讳而改姓。

12、爵位称号及爵系为氏。有皇、王、公、候、王叔、王子、王孙、公子、公孙等姓。

13、古代少数民族融合到汉族中带来的姓。客家先人的姓氏来历,也在上述这十几种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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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英雄——谢荣策

谢荣策,1931年11月13日,诞生在辽中县茨榆坨镇茨榆坨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小时候因生活所迫,9岁就给地主放猪、放牛,受尽了地主老财的百般虐待。在他幼年的心灵里,就埋下了对地主老财仇恨的种子。因此,谢荣策少年时期就参加革命活动,担任茨榆坨村儿童团长。

谢荣策的童年是在苦水里度过的。社会的黑暗,生活的艰难,使荣策幼小心灵上萌发了反抗压迫的信念和力量。

1947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开始战略性反攻。尤其是东北各线进军更是神速,打得国民党部队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村里地主老财纷纷逃往沈阳。乡亲们如久旱盼甘露一样的心情,盼望着共产、解放军的到来。12月18日,解放军主力部队开进了茨榆坨村,谢荣策在小伙伴们的推选下当上了村儿童团长。

1948年春天,驻辽中一带的我人民解放军,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陆续开往前线。龟缩在沈阳城里的国民党军队,妄图打通沈辽要道,命令一个骑兵团,乘机对辽中东部四方台、茨榆坨一带进行骚扰。在这严峻时刻,刚满16岁的谢荣策经过斗争的锻炼,更加成熟起来。他不顾疲劳,日夜坚守战斗岗位,同敌人进行英勇斗争。

一天,谢荣策和武装队长肖洪义正在农会屋里擦枪,突然听到远处传来阵阵枪声。不一会儿,有人向农会报告说,从沈阳城窜出来的那股骑兵已经到了四方台,正沿着公路向茨榆坨村扑来。荣策和肖洪义不顾个人安危,掩护农会干部、土改积极分子和儿童团员安全撤出农会后,俩人才分头走出。与荣策同时离开农会大院的还有他的叔伯哥哥谢荣环,哥俩直奔谢家坟走去。当走到村西一座小土岗时,被国民党骑兵发现,敌人追上后,枪口对准他们凶狠地叫嚷:“你们是不是儿童团?快说!不说实话就崩了你们!”荣策不谎不忙地说:“我们是学生。”一个国民党骑兵不耐烦地说:“学生?管他妈干什么的,带走。”于是,荣策和荣环被敌人捆绑着拴在马缰上,带到村子里。

地主宋四环,听说国民党军队进村的消息后,穿上长袍,得意洋洋地走出了家门。当他看见荣策被匪军捆绑着时,幸灾乐祸地走了过去,提高嗓门对院子里的匪兵说:“唉呀?这不是我们茨榆坨村大名鼎鼎的儿童团长谢荣策吗?”宋四环的一句话,惊动了那些正在院子里、屋子里抢东西的匪兵,一个个象恶狼似的向荣策扑来。一个敌军官疯狂地叫嚷:“把这小子带进来,给我打!”几个匪兵把荣策推进屋,抽一阵皮鞭。荣策怒不可遏,咬牙切齿地大骂敌人。当天下午,这伙骑兵押着荣策回到团部驻地四方台村。

国民党骑兵团长尚其悦以为荣策年纪小,只要稍用严刑就可以从荣策口中得到我军情报,酷刑一招接一招,“你们的部队上哪去了?你们那帮穷人头子都跑到哪去了?”敌副官恶狠狠地追问。荣策瞪着愤怒的眼睛:“不知道!不知道!”敌人咆哮着:“来人,夹他手指头!”敌人用竹筷子狠狠地夹住荣策的十指,荣策用尽全力反抗着。一会儿工夫,荣策的脸变得苍白,但他还是咬紧牙关,宁死不屈。敌副官一遍又一遍吼叫:“谢荣策,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接着又是一阵皮鞭落在荣策身上。残暴的国民党骑兵团长见荣策不怯硬,便耍起软招。当天晚上,狡诈的副官假惺惺地装出一副笑脸,拍着荣策的肩膀说:“受苦了吧?小小的年纪应该放聪明点,干嘛要跟共产党跑呢?”荣策理直气壮地大声说:“是共产党救了我,我就要永远跟着共产党,死也不向你们投降。”

3月12日早晨,敌副官假惺惺地要请荣策吃饭,被荣策严词拒绝了。但敌人没有死心,晚上,他们把荣策带到团部,荣策虽遍体鳞伤、疼痛难忍,但他仍坚强地挺着腰板走。一进屋,那个副官假献殷勤,对荣策说:“请坐!请坐!”荣策理也不理,怒目环视四周。国民党骑兵团长尚其悦来到荣策面前,哈哈大笑说,“好啊,你这个小孩长得确实不错啊,这样吧,我看你年纪小,又聪明能干,以后就给我当个勤务兵吧。”荣策满腔怒火,他猛地闯到尚其悦跟前说:“呸!我是共产党儿童团长,死也不给国民党干事。你这个团长当不多久了!等我们大部队回来抓到你,我还要审讯你呢!”尚其悦的脸刷地变了,凶相毕露地尖叫着:“好厉害的小兔崽子!你不想活了吗?”荣策正言厉色地回答:“为什么不想活?是你们不让我活!”尚其悦气急败坏,歇斯底里地对士兵下令道:“把这个穷人头拉出去,枪毙!”

3月13日早晨,荣策见到了荣环哥说:“我不回去了,你回去告诉我妈妈,不要难过,革命是胜利的。”

1948年3月13日,天空突变,乌云压顶,北风怒吼,古老的四方台大庙前变得杀气腾腾。人们立刻意识到刽子手要行凶了。敌人押着荣策和肖洪义,谢荣策和肖洪义昂起头,神色自若,步履坚定地登上广场中的一个小土台上。尚其悦骑着马来到荣策面前说:“怎么样,谢团长,你不怕死吗?”荣策慷慨激昂地说:“怕死就不参加儿童团!我们的军队一定会打回来,共产党一定会给我报仇!”敌人无计可施,凶残地下了毒手,罪恶的子弹打响了,年仅16岁的谢荣策和肖洪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949年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辽中县委员会追认谢荣策为革命烈士,将他的遗体安葬在茨榆坨烈士陵园,并为谢荣策立了纪念碑,碑上刻着:“谢荣策小烈士千古!”

1984年3月,中共沈阳市委决定,进一步修建谢荣策烈士陵园。10月13日,谢荣策烈士像塑成,在塑像基座正面大理石上,原中共沈阳市委第一书记李涛同志题写的“少年英雄谢荣策”七个大字,寄托着人们对烈士的怀念和哀思!

小宣传员——石宝芹

石宝芹,1932年11月生,江苏响水县陈家港南林人。1947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再次占领陈家港后,严密封锁,大镇区内生活资料严重匮乏。石宝芹为谋生计,经常用火油,火柴等到王集(今南河)头甲一带去换些玉米,面粉,山芋干等,回去充饥度日,在频繁的往来中.她们与南河区民主政府逐渐取得了联系。1947年秋,开始将南河区民主政府的油印宣传品带进被敌人侵占的陈家港,宣传土地改革,全国解放战争形式等提高群众觉悟。

农历腊月末的一天拂晓前,在新民街巷内挨户地把传单塞进门。天亮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发现了共产党的传单,立即进行追查。由于叛徒告密,当天晚上,石宝芹等四人落入敌手。在牢中,敌人威逼利诱,但她们众口一词;“不晓得”,“不知道什么传单、小报”。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她们坚贞不屈。翌年2月16日,四个姑娘被国民党军队押往南潮河闸堤内,反动军官对她们说:“还有最后机会,谁交待了谁就可以回家。”而四个姑娘齐声说说“你们要杀就动手吧,没有什么可讲的。”最后国民党军队残忍地将她们四人全部杀害。石宝芹英勇就义年仅16岁。

苏中少年英雄——周银海

周银海,1933年生,江苏靖江侯河乡幸福村人。家境贫困,主要靠父母种地主的租田糊口,生活朝不保夕。幼小的周银海不得不帮大人干活,有时挖点野菜充饥。

1940年新四军东进,周银海的家乡获得解放,从而使他有机会入学读书,接受革命教育。1943年,乡里成立农抗会和儿童团,周银海高兴地报了名,成为一名儿童团员。从此,他白天上课,晚上到村头、路口站岗放哨,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

一天傍晚,周银海扛着红缨枪在路口站岗,突然村外来了一人。此人身穿长袍,头戴礼帽,腋下夹着一只小布包,像是教书先生。周银海想:“怎么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于是便举起红缨枪,拦住来人要路条。那人见此情况,连忙掏出路条给周银海看。这时,乡农抗会吴会长正好路过此地,一看来人是县委的陈部长,两人不禁哈哈大笑。陈部长见周银海办事认真,表扬了他,并鼓励他好好学习,跟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从此,周银海在儿童团干得更出色了,不久当上了儿童团团长。此后,他经常带领儿童团员在村里唱歌、上操,在路口站岗、放哨,还多次配合民兵破路拆桥,常常受到区乡干部和村民的赞扬。

1946年,土地改革运动在周银海的家乡展开。那里有8家大地主,都是远近闻名的吸血鬼,剥削农民心狠手毒。运动中,周银海带着儿童团员,配合民兵监视地主的行动。在一次斗争地主的大会上,他领着儿童团不时高呼口号,使斗争大会开得十分热烈。这年冬天,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解放区。国民党军队对靖江实行重点“清剿”。因为靖江是苏中解放区南部的“门户”,侯河区是靖江县的老解放区,迎祥乡又是靖江的土改实验乡,所以国民党反动派决心要将这里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斩尽杀绝。

1947年1月18日清晨,国民党整编第四师对侯河地区进行“扫荡”。周银海发现敌情后,立即通知正在准提庵小学开会的乡干部,要他们迅速转移。为了掩护这些乡干部撤退,周银海挺身而出,将敌人引开,自己却英勇被捕。

敌人将周银海押进团部,逼他供出谁是共产党干部和干部家属,周银海坚定地说:“我不知道!”。敌营长命令士兵把周银海按倒跪在地上,一边压杠子,一边要周银海说出谁是共产党,直至把周银海压昏过去。敌人又舀来一盆冷水泼向周银海。周银海透了口气,一字一句地说:“你们这些狗东西,就是打死我,我还是不知道!”敌人又搬出老虎凳,把周银海绑在凳上,脚后跟下塞进一块块大砖,上到四块,他又一次晕厥过去。从上午直到深夜,敌人还在对这个钢铁般的少年不断用刑。在敌人的酷刑下,周银海一次次昏迷过去,但是始终没有屈服。。

第二天,敌人将全村乡亲集合在晒场上,把周银海带到人群面前,要他当场指认谁是共产党干部和干部家属。周银海环视四周,大声喊:“乡亲们,解放军一定会打败反动派!”敌人见无计可施,就放出狼犬,将周银海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地咬下来……周银海始终没有屈服。敌人一无所获,就将周银海拖到晒场枪杀。刚满14周岁的周银海壮烈牺牲!

解放后,靖江文教科曾在小学语文教材中,编入《儿童团长周银海》一文,以他的光辉事迹教育全县青少年。

苏北少年女英雄——马秀英

马秀英,1929年6月生。江苏淮安县石塘区南涧乡近采桥镇(今,淮安市朱桥镇洼圩村)人,出身于穷苦农民家庭。1945年10月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l946年2月担任石塘区黄卢(南)村妇女会长。

1946年12月,一天下午,石塘圩子的五六个还乡团分子来抓马秀英和妇女会成员。此时,秀英和几个妇女会员正在黄卢村为联防队做军鞋。秀英接到村民报告,即分头转移。她扮成回娘家的小媳妇向东南方走,在洼圩北门遇上黄兆云带领的“还乡团”。黄兆云一眼认出秀英,一群还乡团分子像疯狗似的窜上来,一拥而上扭住她的胳膊,把她押到周庄圩子里。

在周庄圩子里,黄兆云妄图从她的口中得知我地方党组织的秘密以及妇女会成员的名单,对她软硬兼施,逼问共产党组织和妇女会员名单。秀英被肆意凌辱,严刑拷打:鞭子抽,杠子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

面对酷刑,秀英斩钉截铁地回答:“要人头有一颗,要名单办不到!”

最后,黄兆云把她押到仇夏庄残杀。马秀英牺牲时年仅17岁。

英雄群体:王二小英雄的故事

土地革命时期,在陕甘黄土高原上,有一支神出鬼没的少年武装——红军少年先锋队。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跟随红军打土豪,分粮食,发动群众,消灭白军,创造了一系列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931年的冬天,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刘志丹带领一支红军游击队,在陕甘交界的桥山中行进。雪已经下了几天,山川白茫茫的一片。刘志丹正带领队伍走下一座山,突然发现雪地里躺着两个孩子。他急忙跑过去摸了摸,又趴在一个孩子的胸口上听了听,然后向后摆手说:“有救!”说着,他解开老羊皮大衣,把一个冻僵了的孩子暖在了怀里。

经过刘志丹和游击队员们的抢救,两个孩子苏醒了。刘志丹一问,才知道那个胖墩墩的少年叫王有福,15岁,是地主家的小羊倌。那个低矮黑瘦的少年,名叫赵玉杰,是小乞丐,因为他爱蹦爱跳,外号叫虼蚤。他们俩受不了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凭着半张革命的传单,到山里去找穷人的队伍。因冻饿交加,坡陟路滑,滚下山坡,差点冻死。幸好碰上了红军的队伍。

从此,王有福和虼蚤就跟着红军游击队活动。后来,又有十多个穷孩子,也陆续来到游击队里。他们大都十三四岁,最小的小柱子只有11岁。刘志丹、谢子长同志见他们年纪小、体力差,而游击队要经常行军,生活太艰苦,就劝他们回去,可是他们不干,死缠活赖地要当游击队员。

游击队准备出发了。突然,从队伍的尾部,传来了一声“立正”的口令。王有福和小伙伴们端端正正地站在队伍的排尾,一个个双脚并拢,胸脯挺起,神气十足地注视着前方。王有福跑到刘志丹面前立正敬礼,大声报告:“娃娃班应到11人,实到11人,一个不短!”刘志丹望着这些可爱的孩子,和谢子长交换了一下眼色,温和地说:“好吧,等指挥部讨论一下,看是不是可以成立个娃娃班!”

第二天,娃娃班就正式成立了,王有福任班长。总指挥部还派来了一位指导员——边德荣(他是陕西耀县交王村人,矿工出身,后任陕甘边骑兵连连长,1936年在战斗中牺牲)。边指导员每天领着娃娃班操练,还教给他们唱歌,说故事,很受孩子们爱戴。

有一天晚上,部队驻在艾蒿洼。娃娃班住在离村二里多路的小窑科。孩子们正在睡觉,突然,从艾蒿洼传来了激烈的枪声。王有福一骨碌爬起来,叫醒小伙伴,大家提起小马枪、梭标、大刀、小木枪,赶忙跑出村,朝西北的一条驴巴梁上爬去。等爬到了高高的石崖上边,发现在崖下不远处的村庄,硝烟弥漫,黑压压的敌人,正在机枪的掩护下,向村子里进攻。游击队的处境十分危险。

孩子们十分焦急。忽然他们发现石崖下边的小沟渠里,驻着一群敌人。王有福立刻命令:“狠狠地打!”原来这是陕北有名的大土豪张廷芝的队伍。接着,子弹、手榴弹、石头块,居高临下,向敌人的头上飞去。崖下的敌人万没想到石崖顶上会有游击队从背后袭击,结果敌人倒的倒,逃的逃,指挥一下子失灵了。

村子里被围困的游击队,趁敌人慌乱的机会,猛冲猛打,反败为胜,把敌人打跑了。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员们知道是娃娃班出奇兵,捣敌营,解了围,都夸他们机智、勇敢,人小志气大!

1932年2月22日,在甘肃省正宁县三泉原,举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授旗典礼大会。会上,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宣布娃娃班改名为红军少先队。刘志丹把一面绣着“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少年先锋队”的旗帜,授给了少先队队长王有福。红军少先队成立后,跟随红军游击队打土豪,分粮食,学文化,学军事,宣传革命,还打过几次胜仗。少先队员们渐渐地都成了能打仗、能站岗,又会做群众工作的战士了。

当年旧历正月初二,少先队决定到财主的城堡何姑绅去“拜年”。太阳刚露头,在通往耀县何姑绅的路上,走着一群化装拜年的少年人:虼蚤引着一条大黄狗,边走边玩;七石子戴着学生帽,穿着黑制服,提着一个马头琴盒子,走在虼蚤后边;余免娃扮个新媳妇,骑在黄马上;王有福装个揽工汉,牵着马;边德荣手里拿个旱烟袋,走在后边。城门前,民团哨兵检查行人,对这一家来拜年的没有注意。虼蚤大摇大摆地走到哨兵跟前,伸腿将他绊倒,被边德荣和王有福一人一刀,结果了哨兵的性命。埋伏在后边的游击队员,立刻冲进城去,干净、利落地收拾了城里的敌兵和土豪。

还有一次,少先队按照刘志丹的命令撤退隐蔽。少先队跑了100多里路,连饥带渴,早就疲惫不堪。天黑了,王有福带领少先队员们进村子歇息,在孙老汉的家里,大家一坐下,就呼噜呼噜地打起鼾声。突然,哨兵跑来报告:敌人包围了村庄。王有福忙叫醒队员,组织突围。敌人用机关枪封锁了门口,密集的子弹,直往土窑里扫射。少先队员们扔出几棵手榴弹,把敌人炸死一大片,其余的都退了下去。

敌人从烟囱里丢下来两颗手榴弹,把土炕炸塌了。孙老汉抱来一大卷羊毛毡,挡住破烟囱,说:“快,往毡上浇水培土。”队员们依法加固了两个烟囱。敌人又往窑里冲锋。队员们用长枪、刺刀、手榴弹,一次又一次地消灭敌人。打退了敌人的第八次冲锋之后,子弹快完了。手榴弹也快完了。少先队员们准备和敌人作最后拚搏。孙大爷却拉着王有福的手说:“不行啊,孩子,那么多的敌人,你们一伙娃娃,怎么冲得出去?我想起一条路:在中窖下边,有个地窨子。窨子里边,有二里多长的地道,直通后沟。这是早年跑土匪时打的,你们从这里出去。”说着,老人和有福揭开了窨子口,让队员们快下去。王有福就领着少先队员钻进窨子,穿过地道,来到后沟,又顺坡向上,离开了村子。

敌人抓住了孙老汉,问红军少年先锋队到哪里去了。孙老汉说他亲眼看见双方打得正紧火的时候,忽然一阵旋风,满窑的娃娃都不见了!“那是神兵呀,怎么抓得着?你们没有听人说;‘先锋队,是旋风,来无影,去无踪吗?说打你鼻梁,不撞你眼睛,靠你凡人,怎能胜神兵?”说得神乎其神。从此以后,红军少年先锋队便被称作“旋风队”,说成“神兵”了。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游击队迅速地扩大,先后组织了红26军,红27军,每个军下边都有几个团,每个团都有一个少先队或先锋连。到1935年秋,红军少先队员发展到二三百人,成为红军中一支活跃的战斗力量。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陕北的红15军团(包括红25军、红26军、红27军)配合中央红军在直罗镇打了个大胜仗。直罗镇战役,战斗异常激烈,红军向敌人猛扑,决心攻下直罗镇,敌人以猛烈的火力,密集的机枪子弹,阻挡红军前进,许多红军中弹牺牲。

山梁上有12个少先队员看得真切,急得哭了。小队长小柱子见西北风刮得很猛,他想出了主意,叫队员们准备了一些麦子土,用干粮袋和衣裳包着,绕过山头,向敌人的机枪阵地扑去。乘敌人不备,他们用手榴弹炸毁了敌人三挺机枪。小柱子指挥队员居高临下,把细面子土向空中扬洒。西北风吹着尘土,象是雾团,搞得敌人睁不开眼,打不准枪。少先队员们乘机冲入机枪阵地,一阵子手榴弹,打得敌人机枪阵地大乱。红军趁机攻上山梁,拔了敌人的机枪火力点。可是在战斗中,王芽、小柱子等12位少先队员被敌人俘虏了。

敌人把12位小战士押送到师部审问。一个白军军官,提着明晃晃的马刀,指着小柱子问:“你是干什么的?”

“干革命的,干打倒反动派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红军战士,我叫少年先锋队员!”

白军军官又追问“包围我们的红军有多少?快说!”

“我是红军宣传员,打起竹板才能说,你给我竹板。”小柱子说。

白军军官不懂竹板,只好答应自己用刺刀敲枪筒,叫小柱子说快板。

小柱子说:“猫头鹰眼,先别转,包围你的红军你看不见,满西北、遍江南,人数好有几万万。……”

猫头鹰眼气得发了疯,命令士兵在隔壁房间准备好刑具。小柱子临危不畏惧,继续说着快板,其他11个少先队员一齐和着他的调子:

“同志们,齐步走,红彤彤的太阳在前头。少年先锋队真英勇,不怕受刑,不怕杀头,永远跟着共产党,向前走呵,向前走!……”

几十个气急败坏的敌人涌进来,把12个少先队员推进刑讯室。一连好几天,敌人对这12位小战士用了种种酷刑:鞭打、吊拷、压杠子、坐老虎凳、上夹棍、竹签钉指头、烙铁烫……他们一次次晕厥,又一次次被凉水泼醒,却始终没有一个人投降、变节,没有一个人向敌人暴露红军的机密。敌人又恨又怕,把这12个英勇不屈的小战士分别用木棍痛打,用马刀乱砍……

就这样,12位少先队员被敌人凶残地杀害了。人们把他们称为12小英雄。

第二天深夜,少先队员王有福,领着一支由18名少先队员组成的小分队,向直罗镇飞奔。他们端着手提冲锋枪,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射击。正在“围剿”游击队的敌人,腹背受敌,以为红军主力又来消灭他们,夹着尾巴逃跑了。

直罗战役后,少先队进行了整编。300多名红军少先队员,编成了三个少先连,一个少共营。不久,英雄的少先队员们,高举红旗,唱着《抗日少年先锋队歌》,雄赳赳地奔赴抗日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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