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城养牛户，明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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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坦荡的英雄事例

范蠡是春秋战国之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商人，被称为一代商圣。范蠡足智多谋，智慧超群，被誉为“治国良臣，兵家奇才，商人始祖。”

范蠡，字少伯，又称范伯，春秋末楚国宛三户(今河南南阳淅川县)人。大约公元前536年，范蠡出生在一个清贫人家，青少年的范蠡，很有个性，他勤于思考，关注社会，但性格独特，生活率性随意，无拘无束。

据《越绝书》记载：范蠡青少年的时候，“一痴一醒，时人尽以为狂。然独有圣贤之明，人莫可与语。”当时人都把他看成一个狂生，一个不正常的人。不过他看问题却像圣贤一样明察一切，人们简直无法和他交谈。据《史记》记载，范蠡“佯狂倜傥负俗。”是说范蠡假装疯癫，洒脱，与一般人的行为不一样。

范蠡性格怪僻，不近人情，是不是真像人们说他有神经病呢？其实不是,范蠡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有三个原因：

第一，他对社会、对人生有较为深刻的洞察和思考。所谓“独有圣贤之明”，就是说他的见解深邃，而为一般人所不理解，他也不愿意与周围的人交流，所以显得孤僻、不合群，久而久之，人们都以为他是疯子。

第二，道家的风度。道家追求自然人格，不拘于礼法，生活随意自然，然而精神上极富想象力，内心世界及其丰富。老子、庄子就是代表人物。从范蠡的行为举止看，他至少在生活上是效仿道家的。范蠡的举止行为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

第三，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范蠡总感觉自己怀才不遇，无人赏识，他很想进入社会，施展才华，但知名度不高，为此，他以各种怪异、荒诞的行为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作秀”，或自我炒作。

其实，范蠡的内心是很清醒的，他有“治国平天下”志向，生活行为却放荡不羁，这正是他儒道互补的性格。

不合时俗、行为怪异的范蠡，终于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宛县县令文种得知三户有一位与众不同的狂人，觉得此人不俗，将来会有作为，很想和他谈谈，于是派了一个小吏前去联系，谁知这个小吏回来后对文种说：“范蠡本国狂人，生有此病。”文种听后，笑道：“吾闻士有贤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之明，外有不知之毁，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注引正义）文种还认为，“狂夫多贤士，众贱有君子”。（《越绝书》卷六）于是决定自己亲自去请范蠡。但是，文种到达三户后，并没有见到范蠡。原来，范蠡为了试探文种，躲藏起来。但范蠡很自信，预料到文种还会找他。

果然，没过多长时间，文种又来了。这次范蠡很郑重地与文种会见。二人谈得非常投机，史书说他们“终日而语”。他们纵论天下大势，分析各国的政治状况，“疾陈霸王之道”，达成了共识。《越绝书》说他们“志合意同，胡越相从”，——两人志同道合，决定不管天南地北（胡越）都互相追随。他们商量的结果是：离开楚国，到外面发展。

范蠡分析天下的形势，认为现在争夺霸主的气运，已出现在东南一带，“见霸兆出于东南”。于是和文种决定到东南方向的越国发展。大约公元前511年，范蠡和文种来到越国，受到了越王允常（勾践之父）的欢迎。成为越王身边的重要谋臣，范蠡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实现人生价值找到了机会。

忍辱负重勇挑重担

在越国，范蠡充分发挥了政治才干。尤其在帮助越王勾践对付吴国的问题上，展示了过人的胆识。

当时，越国在强手如林的春秋各国中，不算强国，在和越国接壤的国家中，对越国最有威胁是吴国。吴越之间常有征战，公元前496年，吴越发生了檇李之战（今浙江嘉兴西南）。吴王阖闾得知越王允常刚死，新即位的勾践年轻，想乘机攻打越国。勾践则组织死刑犯为敢死队，出其不意，一举打败吴国，阖闾受伤，不久死去。其子夫差即位，发誓报仇。

公元前494年，勾践主动出击攻吴，想再来一次檇李大捷。范蠡极力劝阻，勾践一意孤行，坚决发兵，结果被早有准备的吴军击败，仅剩五千军队，退守会稽山。越军人困马乏，断水绝粮，危在旦夕。范蠡、文种分析了吴越双方的形势，提出要想打败吴国，必须用计取胜，建议先向吴国求和，答应屈辱的条件，以获得生存的机会，再设法东山再起。

范蠡提出具体的求和方案，说：“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这就是说，现在应该用极卑谦的辞令，极恭敬的礼节，带上珍宝和女乐（女子乐队），去向吴王求和，用高贵的名号推崇他，让他原谅你。如果这样还不行，君主您就亲自到吴国，去做他的奴仆。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越国不至于被吴灭亡。

吴国答应了越国求降的要求。按照吴越双方议和的条件，越王勾践将要带着妻子到吴国去当奴仆。勾践觉得文种与范蠡足智多谋，处事经验丰富，如果有他们在自己身边，可以有个依靠，反复琢磨，决定带文种去，于是召见范蠡，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范蠡一听，表示不同意。

范蠡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意思是：国境以内，治理百姓的事，我比不上文种，在国境以外，对付敌国，需要当机立断的事，文种比不上我。

这段话是了解范蠡人品的重要材料。首先，范蠡很清楚他和文种的各自优长所在。文种曾任县令，有相当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实践能力，所以治理国家，管理百姓，是文种的擅长；而范蠡虽然没当过什么执政官，但他精通文武韬略，足智多谋，能应付复杂局面。

其次，透过范蠡的话还看出他是心胸坦荡，勇挑重任的人。他知道，入吴为奴会受苦受难，生死未卜，这和在国内有一天一地之别。但他没有退缩，而是坦然相待，主动请行，表现了崇高的思想境界。

范蠡随勾践来到吴国。面对繁重的劳动和屈辱的待遇，他任劳任怨，他拒绝了夫差的拉拢和利诱，表示愿意和勾践在一起，干苦力活。同时他又寻找时机，巧施计谋，甚至在夫差得病之时，让勾践尝夫差的粪便，终于感动了夫差，放勾践、范蠡回到越国。

在吴国为奴的几年中，范蠡表现出超人的气度和高超的谋略，使他奠定了在勾践身边稳固的地位，勾践对他言听计从，范蠡得以充分展示自己在治国治军方面的才干。

富国强兵兴越灭吴

勾践、范蠡平安回国，报仇雪恨的念头未减。勾践将兴越灭吴的大计，寄托在范蠡身上，他对范蠡说：“不谷之国家，蠡之国家也，蠡其图之。”——我的国家就是您范蠡的国家，请您帮我好好谋划吧！

怎样振兴越国呢？范蠡有一整套计划。这套计划包括：

第一，发展经济，增强国力。

经济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没有雄厚的经济力量，没有雄厚的国力，根本谈不到打败敌人。范蠡特别强调物质生产的重要性。他以富国为宗旨，把发展生产放在首位。为了发展生产，范蠡建议勾践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

范蠡主张以农为主，并提倡多种经营，“示民以耕桑，”多种桑树，养蚕。解决穿衣问题。还主张发展水产业，多养牛、马、猪、羊等牲畜。

由于战争，越国人口减少，范蠡建议采取措施鼓励人口增长的措施，“令壮者无娶老妇，老者无娶壮妻”——鼓励生育。女子十七，男子二十，不嫁不娶者，将罪及其父母。根据生育子女数量发放奖励。

第二，实行亲民措施，稳定社会。

范蠡告诫勾践要“施民所善，去民所恶”，协调内部的关系，“内亲群臣，下义百姓。”勾践按照范蠡说的去做，他曾说：“我得知越国有人生病我就去慰问，有人去世我就帮助办丧事；敬长老，爱少幼，养育孤儿，医治病人，以求报复吴国。”

勾践还下令：独子、寡妇、患病而贫穷的人，他们的儿子入仕可以得到照顾。还规定：如果一户的长子死了，可免除其三年的徭役。越国曾七年不向农民收赋税，鼓励农民家中贮存粮食。

第三，扩充军队，积极备战。

范蠡擅长用计用谋，搞军事很在行。他曾很自信地说：“兵甲之事，（文）种不如（范）蠡。”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列举了兵权谋十三家，其中便有范蠡两篇。这说明，范蠡曾有兵书流传。

为了提高越国的军事力量，范蠡重建越国都城。

范蠡先在国都中心建了一座小城，称“勾践小城”。建勾践小城目的是不引起夫差注意——国君住这么小的都城，说明勾践没有野心，减少夫差的怀疑。之后，范蠡又在小城之外修建大城。称大越城。这座大越城就是今天绍兴城的范围，由于这个城墙是范蠡亲自督建的，又称“蠡城”。为了迷惑吴国，范蠡在大城的西北不修城墙(朝向吴国)，以表示臣服。

在大城西面的卧龙山顶上，范蠡建造了一座很高的“飞翼楼”，这座楼实际上是一座瞭望塔，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了解吴国的动向。

越国有制造兵器的传统，尤其善于铸剑，各地有不少铸剑名家。范蠡归国后，派人暗中拜访铸剑名家，并将他们分散安置在隐蔽的山区，大量铸造利剑，隐藏起来以备战时使用。范蠡十分重视军队训练，设计了一套训练士兵的方案。为提高士气，增加战斗力，组织了敢死队，以最高金额奖励。为了进一步迷惑夫差，范蠡又投其所好，派人送给他最喜好的东西，以讨夫差的欢心。还向夫差进献美女，消磨夫差的意志。

在范蠡的谋划下，越国君臣同心，经济恢复发展，军事力量增强，灭吴的时机一天一天成熟。勾践复仇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他曾经数次向范蠡询问，能不能出兵灭吴？均被范蠡以时机不成熟阻拦。

范蠡为什么一再拒绝对吴采取行动呢？原来这是范蠡的一贯思想，他从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仔细观察天时、地利、人和的变化，寻找最合适的时机采取行动。公元前473年，在范蠡策划下，越国发动了对吴国的最后一击，吴王夫差被俘，自杀而死。自前494年越国在会稽山被围困以来，勾践在范蠡的帮助下，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左传·哀公元年》）终于完成了复国的大业。

急流勇退再创新业

灭掉吴国，勾践封赏范蠡，任他为上将军，范蠡却不为所动，大约公元前470年，他向勾践表示自己准备离开越国，勾践执意挽留。范蠡并不动摇，不久范蠡就带领全家人离开了越国。

离开越国之后，范蠡还给老朋友文种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长颈鸟喙，只可与同患难，而不可与之同乐，子何不去？”（《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文种见信后，也感到后怕。他忧心忡忡，称病不朝，被人报告了勾践。勾践决定对文种下手。

这一天，勾践召见文种，文种到达，还没说话，勾践就拿出一把宝剑递给文种。说道：“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这话等于让文种自杀。面对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勾践，文种无话可讲，长叹一声，自杀而死。一代名臣，落得如此悲惨下场，只怪没有听范蠡的话，没有看透勾践。

范蠡机智地出走，生命得以保全，文种留恋功名，却死于非命。为什么两人有不同结局？不能不说范蠡在长期与勾践的接触中，对勾践的人品、性格有深刻的了解。范蠡看出勾践是“大恩不报，大功不还”之人，故在灭吴之后，急流勇退。范蠡的出走，还与他的性格有关，他是儒道互补型的人格，办事随性情，帮助勾践是自己的承诺，现在事业已成，他要做自己喜欢的事了。

晚唐诗人汪遵有一首《五湖》歌颂范蠡的机智：

已立平吴霸越功，

片帆高扬五湖风，

不知战国官荣者，

谁似陶朱得始终？

范蠡离开越国来到齐国，齐国自然环境优越，物产丰富。到齐国后，范蠡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带领全家人，“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根据这个记载，可知范蠡首先种庄稼。但海边土质不会太好，估计范蠡除了种植外，还经营其他产业。比如，利用海上资源，晒盐和捕捞海产品。还可能经营其他副业，包括养殖业。经过努力，终于致富。

值得一提的是，齐王得知范蠡在齐，便请他到朝廷任相，范蠡答应，到任时间不长就辞职离去。他认为“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

从这条材料看，范蠡内心还有参政的愿望，这是中国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但他更清楚政治的险恶，任官时间不长，就挂印辞职了。

范蠡又带领家人到了陶，陶即今山东肥城。当时陶交通便利，为天下之中，士农工商贾五方杂处。范蠡到陶后改名朱公，人称“陶朱公”。

范蠡在陶已没有入仕的欲望，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商业经营上。在经营中，充分展示了他的才华和智慧，他的经营特点是：

1、看准时机，候时转物

商业经营的最主要目标是“人取我予”，即满足人们生活与生产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而且与时令、季节的关系也很密切。谁能把握时机（商机），谁能提供市场最需要的东西，谁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范蠡运用农业丰歉循环论，调节物资，进行“待乏贸易”，具体说，就是“夏则资皮，冬则资緆（细麻布），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国语·越语上》）所谓待乏原则就是让货等人，不要让人等货。要准备别人所没有的或想不到的，这样才能在市场上占据制高点，占据优势。

2、薄利多销，不求暴利

范蠡经商，不仅会抓住时机，还不追求暴利。《史记》记载，范蠡“候时转物，逐十一之利。”这是非常人性化的主张，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而且薄利多销，不求暴利，细水长流，日积月累，必成大富。

3、多种经营，适应市场

这也是范蠡经商成功的秘诀之一，在齐地，他从事农业和海上经营，到陶后，除了经营农产品还倡导养殖，如他曾向鲁国穷士猗顿传授致富经验：“子欲速富，应当饲养五种牲畜。”他还提倡养鱼，《齐民要术》记载的《养鱼经》传说就是范蠡所作。

4、诚信经商

范蠡经商，讲究诚信为本，他和计然提出一套“积著之理”，就是贮存货物的原则。他说：“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不要冒险囤居以求高价）。”——重视货物质量，资金要流通，不图侥幸获利。

范蠡经营，“能择人而任时”，“与时逐而不责于人”，用人不疑，充分发挥才干。

5、“富好行其德”

范蠡经商思想中最可贵的是“富好行其德”。《史记》记载，范蠡经商，“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但是他把钱又分给贫穷人和远房兄弟，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范蠡富有，凭借的是自己的勤奋和智慧，不搞官商勾结，杜绝假冒伪劣，又将金钱回报社会。古往今来，这样有爱心的善良商人只恨其少而求其多！

范蠡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成为成功的商人，其子孙继承他的事业，不断发展，拥有了巨万家财。巨万即万万，亿万也！可谓中国古代经商致富的典型。

范蠡无论从政、治国、经商都是成功者。范蠡既拥有古代儒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又有道家顺应自然大道的豁达人生观，儒道互补，外道内儒，顺应自然，所以他无论是在从政还是经商中都保持了心态的平和、淡定。

在范蠡思想中，追求和谐的天道、地道、人道尤为可贵。他说：“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意思是，治理国家有三件事要注意，国家强盛时要设法保持下去，这叫持盈，国家将要倾覆时要设法转危为安，这叫定倾，平时治理国家政事要得当，这叫节事。范蠡把这三点与天地人结合，说：“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地，节事者与人。”他还对勾践说：“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有功。”

范蠡顺应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对今日仍极富现实意义。“持盈，”亦可称可持续发展，即在原有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换句话说，也可以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定倾”，可以理解为不断纠正存在的问题，拨乱反正，克服缺点，做好工作。而“节事”，可以理解为脚踏实地，扎扎实实，遵循客观规律办事。范蠡做事讲究火候，全面考虑问题，不急功近利，不轻举妄动，一旦时机成熟，就要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范蠡在从政、打仗、经商活动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一思想，因此他处处占据主动，稳操胜券。

范蠡是两千多年前的一代奇人，他的思想中有不少闪光的地方，值得深入研究。

审时度势范蠡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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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中的重要性，促使近代山东中小农户自发地建立起了广泛的劳动互助关系。同时，在雇工经营发展不充分，租地经营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户际互助也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在具体的土地经营中，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自发式的互助合作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仅是一种维生的手段，还无法真正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户缺乏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节约了他们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而且，从山东各阶层农户对劳动互助的“选择”来看，中农是开展劳动互助的主体，随着近代山东农民的“中农化”，劳动互助在农民土地经营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关键词：土地经营；互助合作；劳动集约型农业；雇佣关系；租佃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

劳动互助是农民土地经营中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是农民生产力水平的体现，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农民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在以往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人们都将视线集中在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上，而对农户之间自发的劳动互助关系重视不够，甚至完全将其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因此，本文拟将土地占有与土地经营有机联系起来，以生产力和所有制关系为中心，就近代山东农民在土地经营中自发的劳动互助作一番考察。

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与生产要素的分配不均同时并存

近代山东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为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山东农村开始普及两年三熟制的耕作模式，同时配合引种高产的美洲作物，经过农作物种植结构和种植次序的合理调整，山东土地的复种指数和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一些地区的平均复种指数达到了152左右的高水平，这就相当于原有的耕地面积扩大了0.52倍。甘薯、花生等美洲作物的引种也将农作物的亩产量提高了几倍，民国时期山东全省的统计数据显示，甘薯单产平均达到1289斤/亩，折干后（三斤折一斤）还是其他作物的2-3倍，花生单产平均达到274.5斤/亩，而同期的大豆平均单产只有131.8斤/亩。[参考文献

[1]章之凡,王俊强.20世纪中国主要作物生产统计资料汇编[M].王宝卿著.明清以来山东种植结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以美洲作物引种推广为中心[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1](p148)

近代山东农业种植结构和耕作模式的调整，是在农业技术停滞的条件下，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人投入实现的。这种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增强了小土地分散经营的能力和中小农户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催生了中小农户对生产工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需求。然而，在近代山东农村，生产要素分配不均的状况十分普遍，广大中小农户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生产资料短缺的窘境：

耕畜和农具的拥有程度是农民阶层区分的重要标志。大部分富农拥有比较完备的农具和牲畜配置，而中贫农户的生产工具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乏。卜凯调查表明，华北的小农无役畜比重达62%，中等耕地的农户无役畜者占40%，大农户只有4%无役畜。[[2]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9.][2](p195)在即墨县浮山后村、胶州湾口薛家岛的大洼村一带的中、贫、佃农只能用构造简单的三角“铁铲”耕地或播种。解放前后浮山村350户人家只有四架耧，而统统归地主富农所有，一般中、贫农户“土地少（只有三至五，七至八亩），不值得买，也买不起”。[[3]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3](p305-p306)在山东惠民县,耕地规模在10亩以下的小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仅有0.038，经营耕地在40-30亩的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有0.53头，经营耕地50亩以上的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由0.8头。[[4]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北支农村概况调查报告（一）——惠民县第一区和平乡孙家庙[M].昭和14.][4]

从各阶层农户土地经营所需的劳动力来看，劳力的需求与土地经营面积有很大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说，富农的经营面积“超出了每个家庭的劳动标准（就是说每个家庭能靠自家劳动耕种的土地数量）”，对劳动力有一定的需求。而中小农户的拥有的土地有限，家庭劳动力充足甚至过剩。但随着近代山东劳动集约型农业和农作物商品化的发展，农田耕作的劳动强度增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作物的种植，需要较多的劳动人手，中小农户也出现了自有劳动力不足的情况。1935年，在山东每亩小麦一年用人工15个，大豆12个，高粱18个，小米21个，花生24个，棉花60个，烟草135个。[[5]方行.清代山东农村的劳动力市场[M].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p389）经济作物的用工量明显高于粮食作物。棉花和烟草是近代山东大力发展的两大经济作物，是劳动节约化程度较高的作物。棉花每亩人工投入在二十个左右，在鲁西北棉区，中耕除草的次数达六次，间苗一次，摘心作业达两次。烟草种植不需要畜力，所需的人力更多。在山东，种烟的人工一般约为种玉米的四倍。[[6]胡德琳等.济宁直隶州志,清乾隆50年（1785年）刻本.][6](卷二，卷三十二)随着山东二年三熟制的发展，复种指数的提高，农民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尤其是五月和九月的“双抢”季节，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很大的，许多即使平时家庭劳力充足的中等农户，在农忙季节也缺乏劳动力。据抽样调查，华北个农业区“与收获时劳力不足者，约占三分之二，栽种时劳力过少者，占四分之一，灌溉时缺乏劳力者，约占八分之一”。[[7][美]卜凯.中国土地利用[M].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41.][7](p405)

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中的重要性，促使中小农户之间自发地建立起了广泛的劳动互助关系。

二、雇工经营、租地经营对户际互助的影响

农户的雇工经营主要是为了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近代山东农村的雇工经营发展得并不充分，富农和中农多以自耕为主，雇工为辅。莒县三个区13个村的典型调查，在富农经营中家工占劳动总数的64.7%，雇工占32.88%；中农雇工占劳动力总数的1.52%，家工占98.48%。这大致是山东地区雇工经营的一般水平。[[8]华东局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编.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山东省农村调查[M].1952.][8](p32)在一些雇佣关系不发达的地区，富农连长工也不雇佣，如流坡坞村富农主要生产是自己劳动，农忙时才雇短工。在雇佣关系发达的地区，富农的家工与雇工的数量大致相当，如海阳泊村，战前富农自有劳力19人，雇工16名。由于雇工经营发展的不充分，农户所拥有的劳动力常常不能满足实际生产需要量。如1937年以前，盐山魏桥村富农的人力，以户平均计算，则缺一半以上，……虽然劳力不足，但二十四户富农仅有五家雇佣长工，有的还雇的是半长工，共雇入三个半长工”。[[9]唐至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p751)胶东的海阳泊村，富农的土地实需劳力46.7人，其自有劳力和雇工加起来共35名，还缺11.7名劳力；中农阶层尚缺劳力5.7人。鲁北的北隋村，中农劳力盈亏相当，富农缺少劳力29.5-45.5个[9](p753)。所以，在雇工经营还无法充分满足劳动力需求的情况下，劳动互助就成为补充劳动力的有效办法。

随着近代山东农业耕作环境条件的恶化，分散的小生产无力抗拒和防止灾荒，为了保证小农的“生存权利”，分成租制逐渐兴盛起来。《获邑审编册》统计，1930年代，山东的分成租制比例占到40.27%。[[10]获邑编审册[J].平淮学刊，1985,(1).][10]另据国民党主计处统计局统计，在1935年分成租制的比例达到50%左右。[[11]国民党主计处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提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1](p538-p539)由于佃农贫困，许多分成租是由主佃双方共出农本的，所以说分成制也具有调剂生产资料作用。山东分成租的种类相当复杂，有的是牛具、种子、肥料均由地主出，佃户必须吃份子粮，吃一斗在公堆上还三斗至四斗，其余粮食按对半或佃四业六分劈，草全部或大部归地主，是为佃种地；有的是牛具、种子、肥料由佃户出，有的地主也出一部分农本。有的份子粮，粮草多为平分，牛草归牛，是为分种地。由此来看，在分成租下，除了土地条件之外，农本是决定主佃双方分成比例的重要因素。佃种地中，佃户所出农本较少，所受的超经济剥削很重；分种地中，佃户所出农本较多，超经济剥削就较差或没有。因此，为减轻对地主所出农本的依赖，佃农之间也开始开展互助合作，调剂生产资料的余缺。

三、近代山东农村户际互助的形式与规则

（一）经济状况基本对等条件下的劳动互助协作——合伙使用生产工具和搭套

合伙使用生产工具，是指有的农户之间采取共有农具、共同饲养役畜的互助形式弥补生产工具的不足。在潍县，小农为了配齐役畜、车和犁，往往几家联合，共同购买，共同使用。张姓买牛，王姓买马，李姓买农具，赵姓买大车，在生产中形成合作关系。在山东惠民县孙家庙村，地主阶层不负担任何大牲畜的饲养，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只能在耕地充分的条件下才能单独饲养牲畜。孙家庙村有9户自耕农单独拥有牛，3户自耕农单独拥有骡，3户自耕农单独拥有驴。自耕农单独拥有牲畜达15户，3户半自耕农拥有牛。由于役畜的不足，牲畜共同占有的习惯在自耕农中十分盛行。半自耕农多3户共有，自耕农多2户共有。[4](p124-p129,p146-p149,p167-p196)合伙喂养牲畜的农户一般是平摊购买和饲养牲畜的费用，轮流饲养和使用牲畜，如历城县路家庄的陈姓叔侄每人各出资七十五元，购买耕牛一头。平时两户轮流饲养、使用耕牛，十天一换；农忙时，则改为一天或三天一换。在恩县后夏寨村还有另外一种平摊“伙养”费用的方式，如有三家共同拥有畜役，其中2人出购入费，1人担负饲养费[[12]中国农村惯性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M].东京:岩波书店,1955.][12](第四卷，p460)。

“搭套”也叫“合犋”，“插犋”等，是农户以一定的人力和畜力与其他农户的人力、畜力共同组成二牛或三牛犋，共同耕种的劳动组合形式。这种搭套的劳动互助组合是“华北平原农作的普遍现象”，清代《登州府志》载：“耕者有春耕，有秋耕，用牛四，谓之一犋。穷民有至四五家合一犋者”[[13]施闰章修,杨奇烈\任浚纂.登州府志[Z],清康熙33年（1694年）刻本.][13](卷八)，《莱阳县志》也说：“民有三四家合一犋者耕”[[14]万邦维修,卫元爵等纂.莱阳县志[Z],清康熙17年（1678年）刻本.][14](卷二)。在《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一书中，作者也介绍过类似的情况，他说：“小农有时两、三家‘搭伙’合并牲口和劳力来耕田”[[15]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p155)。

上述两种劳动互助都需要互助双方在经济条件和土地经营规模上大致相当。这种经济条件上的对等原则在上述两种互助形式中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随着近代山东农村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小农的生活不像过去那样宽裕了，这使他们在日常的生产经营中不得不斤斤计较。搭犋时，如果两家的经济条件相差太远的话，那么条件较差的一方会因自己“吃亏”而心生不满，这时互助关系往往就会出现问题。正像后夏寨村民的李令义说的那样：“大体是土地相当的人家合犋。这样相互间没有不满，要不然土地少的人家就有不满了”。当然，所谓的“经济条件对等”，也不是绝对的相等。后夏寨的王廷章说：“有同等数量土地的农家才能进行合犋。土地差个二三亩也没有事”，李令义说：“有十亩的农家与只有两亩地的农家不可能一起合犋，这差距太大了。如果我有10亩地，你有5亩的话，你就不想合犋。因为我地里的活很多，比你多出了一倍”。当被问起为什么他和王廷章家各有30亩和20亩土地，仍然在一起合作和很多年，李令义解释说：“双方间的性格、秉性合不合也是很重要的。感情很好，就不在乎土地亩数的差距的事例也有，但很少。比如两家差7、8亩地，也可以。主要是双方没意见，两家人很对脾气，觉得背点理，吃点亏，就不论了。计较这些就不在一处干了”。[[16]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思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6](p170-p171)可见，在劳动互助中，农民心中对彼此之间的“经济差距”都有一个心理上的承受范围，合具双方彼此的感情好，可能他们所能接受的“差距”就越大；而一旦双方之间“差距”超过了他们“合理计算”的范围，即使双方感情再好，互助关系也不能成立。

从参与上述两种互助协作的农民群体来看，大部分地区的富农拥有齐备的农具和牲畜，参与劳动互助的相对较少；较为贫困的贫农和雇农缺少参与互助的条件；只有中农，既有合具的条件，也有合具的必要。如在历城县冷水沟村，拥有、耕种大亩约20亩以上土地的农家，一般都有齐备的役畜、农具，没有和别人合具的必要。另外不到五亩的农家，因为没有足够的农具和役畜，够不上合具的对象。所以一般是拥有10亩左右耕地的农家寻找合适的对象从事合犋”。在路家庄“没有牲口的人家不能合伙”。[12](第四卷，p257)不过，由于山东各地农村的经济条件不同，各阶层农民的富裕程度也不同，山东有的地区的富农和贫农也参与“搭犋”或“伙养”。1943年，在莒南、赣榆两县13个村落的调查中，调查者就注意到抗战之前贫农参与搭犋和“伙养”的情况：“地主、富农的耕畜多为大牛大驴，而中农、贫农则多系小牛小驴，同时多是数家一个牲口或各有一个不成牛犋的牲口，因此农民之间就产生了简单的变工互助组织，如搭犋、或养牛，或以剩余劳力来换取地主、富农剩余畜力”[10](p27)。在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的惠民县文化区于韩村，甚至是“地主”也要与别家进行互助合作。在村中占地10亩以下的农户一般无力饲养耕畜，一般的中农占地在10-20亩之间者，大多不能独立养一头牛，有的只能自家养一头驴或两家甚至四家伙养、伙使一头牛。全村仅有的两户地主中，只有韩友奎家拥有全套大农具，一牛一驴的搭配也可以组成独立耕作的耕犋；另一个所谓的“地主”韩太臣家，虽拥有一头牛，但仅拥有大农具的一般，显然要与别家搭套耕种[[17]于韩村土地浮财分配登记表[M].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济南:齐鲁书社2000.][17](p154-p155)。

（二）带有雇工性质的劳动互助——换工和帮工带地

“换工”简单的说就是“以人力换牛力”，那些贫困无耕畜户，常用这种方式向富裕地主换取役畜的使用权。根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资料，山东地区的换工只在农忙期进行，持续的时间不长，且规模不大，只是两户农家之间的农耕组合。村民在换工过程中，秉持着“对等交换”的公平原则，在“合理地计算”田亩、劳力和牲畜之间换算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交换、互助活动。虽然这种计算不是很精确，但最后的结果都能令双方满意。不过，在人力与畜力换工的场合，这种所谓的“公平”背后隐藏的是畜力占有者对借用者的劳动剥削。而且在“换工”过程中，无耕畜户不但要以劳力来换取役畜的使用，而且在耕种时还要受制于役畜的主人，往往是满足了牛主家的土地耕作需要后，才能耕种自家土地。在莒南县的官地村“一个十二亩的农户用人家的牲口耕地，除支付自己所产全部牛草、帮六个工以外，自己地的耕种还要在牛主之后”[[18]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官邸村农业劳动合作调查[M].1944年11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C],第13辑.][18](p190)。“帮工带地”的互助形式在近代山东农村也是普遍存在的。“带地佣工系农民耕地不足，人工有余，又不愿或不能将其耕地出租于人，而自己专当普通长工，乃与居住附近之较大农户商订，为其长年雇工，附带耕种自己所有之田地，而享有其出产。其每年工资之多少与其所带田之多少成反比例。带地佣工的民间惯行在各县又有细微差别，“博兴县雇主对于庸工所带田地之耕种，一如其自己田地之耕种。雇工所带田地出产，全为庸工所有。雇工长年工资照最高价付给，惟扣除其所带田地之全年耕种费。嘉祥县之雇主所扣除之全年耕种费，大约每亩一元五角，所带田地之耕种费达到其工资限度，则不另支付工资。肥城之佣工以不耽误雇主之工作为原则，饮食须自备。清平县雇工所带之田地一切作业概由雇主负担，所出粮食归雇主所有，惟柴草须随所用耕畜为转移。若用雇主之耕畜，柴草归雇主，若非雇主之耕畜，则不归雇主所有。该处壮农每年能耕二十九亩，雇工带地耕种不能超过10亩，高唐县之情形与此相仿。东平县佣工所带地之作业亦同于雇主之地，带地多者不要工资。莱阳县、恩县亦有此带地佣工之办法，莱阳县俗称此种庸工为‘打裏’”[[19]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供需状况[M]，中山文教馆,1935年.][19](p37-p38)。

换工和带地帮工带有雇工经营的性质。在这两种互助形式下，拥有生产资料的富农或地主处于主导地位，而缺少生产资料的小农则处于从属地位，合作双方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上述各种劳动互助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户缺乏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节约了他们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但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自发式的互助合作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仅是一种维生的手段，无法真正实现农业经营规模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农户之间自发的互助合作，一般只有两三户人家参与，规模很小，且缺乏稳定性。第二，互助协作调配的资源大都仅限于劳力、牲畜、农具等传统的生产要素，缺乏先进的技术因素的支持。在农业技术基本停滞的情况下，农户之间的互助协作只能通过追加劳力和资本来提高农田产量，其发展的方向是农业发展的“过密化”，而不是依靠技术进步实现农业增长的规模经济。第三，农户的互助多集中于生产环节，缺乏农业销售、加工等环节的合作。在经济不发达的时期，较小农地经营规模很脆弱，其承受经济波动的能力非常有限，为抵御经济风险，农民应当开展产前、产后方面的合作。然而，近代山东农户的土地经营较为分散，商品经济意识不强，同时也无法承担农业产业化需要的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这就使他们之间的互助仅限于生产领域，并不可避免地深陷于“自己自足的陷阱”之中。

四、近代山东各阶层农民对劳动互助的“选择”

各阶层农民对在土地经营中对劳动互助的选择，取决于他们经济实力以及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经营逻辑。

在土地经营中，富农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者，他们力求在土地经营中选择一种最经济的生产方式，合理地进行劳力和生产工具的配置，以提高农业收入。近代山东的富农生产资料比较充足，但由于雇工经营发展得不充分，他们所拥有的农业劳动力不足。为补足劳动力，富农常“利用互助劳动以提高劳动效率”[24](p756)：畜力充裕的富农多与缺乏畜力的农户“换工”，在补充劳力的同时也提高了牲畜的使用效率；畜力和农具缺乏的富农，也多参与合犋、伙养等劳动互助。

中农是追求稳妥地经营者。他们一方面追求利润，积极向富农阶层靠拢；另一方面又要保障生产，防止沦为贫农。山东的中农以自耕为主，拥有的生产资料量介于富农和贫农之间。与雇工经营水平比自己高，生产工具比自己齐全的富农相比，中农更有劳动互助的必要；与严重缺乏生产资料的贫农相比，中农在经济条件上具备开展劳动互助的优势。中农的经济地位还决定了他们多倾向于选择不需要太多资金投入且没有超经济剥削的劳动互助，来补充劳力和生产工具的不足。《惯行调查》资料中提到的冷水沟村和后夏寨村，均是中农占多数的村庄[后夏寨村自耕农占86.3%，冷水沟村自耕农91.4%，中农是自耕农的主体，因此，这两个村中的中农占多数]。在这两个村中，搭犋是最普遍的互助形式。后夏寨村“（村民）大部分都合具，一多半。个人解决不了……就得想这个法，差不多90%农家合具”[16](p96)。历城县冷水沟村在20世纪40年代有合具组合八、九十组[12](第四卷，p26)。

对于贫农来说，与追逐利益相比，生存是第一位的。近代山东的贫农拥有的生产资料严重不足，但劳力过剩，他们是雇工和佃农的主体。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贫农参与劳动互助的机会比较少，而且常常是带有救济性互助的受益者或是雇佣性互助下的受剥削者。

随着近代山东小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山东农村结构逐渐呈现出“中农化”的趋势。在1937年以前，山东的富农占总人口的9.5%，占总户数的6.3%，中农占总人口的42.98%，占总户数的36.63%，贫农占41.57%，雇农占2.24%。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户总数的6%，中农约占总户数的20%，贫雇农约占70%左右[[20]段国卿,岳海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山东农民运动简论[J]，山东史学集刊,1983,(1).][20]。总的来看，在山东各阶层农户所占的比例中，中农的比例最大，富农和中农比例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世纪30年代，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户总数的6%，中农约占总户数的20%。]。土地改革时，中共山东分局对山东274个典型乡村的统计，贫农占总户数的44%，中农占47.8%，富裕中农占0.63%，富农占5.64%，地主占1.35%。这表明山东的中农还在上升。如上所述，中农是开展劳动互助的主体[[21]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计划司.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M].北京：中华书局,1952.

][21](p224)。所以近代山东农民的“中农化”，更加凸显了劳动互助在山东农民土地经营中的重要性。

作文,统一思想,认清形势

关于解放思想问题的调研报告为认真贯彻省委、市委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要求，根据肥城市委组织部的安排部署，结合××当前的工作实际,抽调乡组织室、纪委就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解放问题开展了专题调研:一、充分认识到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党的十七大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践无止境，解放思想也无止境。当前，着眼于实现新的更大发展，新一轮解放思想热潮已经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进一步解放思想,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在广西考察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举措，是推进我们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当务之急。进一步解放思想，必须紧密联系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增强解放思想的针对性，切实解决不想解放思想、不敢解放思想、不会解放思想的问题，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在探索促进发展的新思路、新途径、新举措过程中为自身发展注入强大动力。广大党员干部当前要围绕推动仪阳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要求，紧密联系自身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带头深入开展继续解放思想活动，着力在破除影响科学发展、加快发展、和谐发展的陈旧观念、传统习惯、体制机制、工作作风等突出问题上下功夫，真正把解放思想的成果转化为改革创新的动力，力求在思想观念上有新转变，改革创新上有新举措，科学发展上有新成效，为民服务上有新行动，班子建设上有新面貌，以思想大解放、观念大更新、作风大转变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解放思想，关键是领导干部。这是因为，各级领导干部是改革发展的决策者，是各项建设事业的组织者，思想解放与否、思想解放程度大小，都会对改革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拿出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来审视自我、反思自我，并把解放思想最终落实到解决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上来。二、当前广大党员干部解放思想的现状××共有×个行政村，×万人。党委下设×个党总支，×个基层党支部，×名党员，其中农村党员×人。以×书记为领导的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解放思想，按照“工业经济实力乡、城乡一体活力乡、林果旅游魅力乡”的发展定位，突出招商引资、林果生产、城镇建设、财源建设、对上争取、农村面貌改善六个重点，全面加强乡村干部队伍建设，继续改善民生条件，推进社会和谐进步，努力实现建设富美和谐新××的奋斗目标。（一）在发展经济上有新路子。1、全力以赴抓好招商引资。坚持不懈地强力推进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计划引进投资过亿元项目1个，过5000万项目2个，投资500万元的项目10个，新增规模工业企业6家。在项目建设的具体措施上，一方面督促现有企业扩能。积极引导现有企业内引外联，持续投入，做大做强；另一方面，是盘活填充现有资产;同时发动村级招商。引导各村特别是城区范围以及其它重要交通沿线的村借助良好的区位、交通和载体优势，着力引进培植二三产业，争取村村都有招商引资项目。在招商引资推进措施上，在加强党政主要负责人、专业队伍招商力度的基础上，加大网上招商、敲门招商力度，推动仪阳招商引资再上新台阶。2、科学构建农村产业支撑。一是突出重点大力发展林果。以绿色有机为发展方向，以传统佛桃为培优重点，突出肥桃特色；东部山区重点发展以核桃为主的干果经济林，在巩固好××××等村新发展的核桃园的基础上，发动群众栽植和引进大户承包并举，迅速扩大核桃种植面积。二是统筹兼顾抓好种养调整。依托绿源等龙头企业引导××××等有条件的村发展有机菜种植、瓜菜和桑园；以引进大户为手段，以落实防疫措施为保障，督促在建的×××千头养牛场和××××两个千头养猪场等项目竣工投产，促进全乡畜牧业规模饲养上一个新的台阶。三是发挥优势推进生态旅游。搞好以××桃源世界风景区为基础的“十里长山”规划，以××历史文化、××核桃生态园为基础的东部山区旅游规划，以石坞洞、山寨旧址为基础的××山旅游规划等。3、积极推进城镇开发建设。加快小城镇特别是乡驻地开发改造，尽快实现与城区融为一体的目标。一是搞好建设规划。争取上级支持，将“开发十里长山、突破城区南部”列入下一步城建规划的盘子，同时及时修订完善××路以南乡驻地的详细规划以及××××××等村的改造规划。二是精心组织建设。一级路北加大以×××为主的开发力度，一级路南尽快打通府前路至仪过路南北大道，实施好府前路的绿化工程，运用市场的手段运作好老市场街两侧的改造。三是搞活城镇经营。强化经营城镇的理念，最大限度的发挥土地、房地产、基础设施等有形资产的产出效益，实现城镇建设与城镇经营的良性互动。特别是研究实施好乡政府原有土地等资产的盘活变现。四是加强城镇管理。规范和理顺小城镇建设中开发方案审批、土地收益、配套费收取等政策，按照城区的标准搞好城镇面貌综合整治，促进乡驻地面貌明显改观。（二）在强化干部队伍上有新突破。认真落实市委“抓班子、带队伍”的要求，切实抓住观念更新和制度建设两个关键，努力抓好机关干部、村两委干部、企业家队伍建设。1、对机关干部队伍，立足激发内在活力，以开展落实年活动为抓手，进一步完善目标责任制考核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切实开展好“机关干部论坛”、“四个一活动”、“工作动态”、“民情日记”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进一步形成凝智聚力、共谋发展的新局面。2、对村“两委”干部队伍，以“双规范”为抓手，深入开展“村级班子建设强化年”活动，深化“递进培养工程”，使村级班子尽快达到“党性观念强、政策观念强、致富能力强、带富能力强”的“四强”班。实行对村目标化管理，加大奖惩力度。严格落实“三会一课”、民主评议等党内工作制度，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外出参观等多种方式，加强农村党员干部的经常性教育培训。积极推进村级民主政治建设，健全“一事一议”、民主理财、和各项公开制度，提升村级规范化管理水平，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创造力、战斗力、凝聚力。3、对企业家队伍，定期不定期召开企业家座谈会等形式，加强企业家队伍的经常性教育管理，通过设置“投入发展先进单位、税收贡献先进单位、劳动保障先进单位、明星企业、桃乡功勋”等奖项，加强对企业的考核。三、当前广大党员干部解放思想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解放思想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实践过程，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我们还有许多存在问题需要分析和破解。一是对工作的实效不注重“求真”。目前有部分的部门和党员干部对所做的工作不注重“求真”，存在调查研究不足，按主观臆想做事的情况；为了表现工作的热情和干劲，不知群众能否接受是否欢迎轻率决策。这样做的结果是缺乏真实的可靠性和现实的针对性，经不起实践和时间的检验。二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不注重“求深”，长期用“老一套”办法指导工作，单纯效仿行政手段指导群众工作。如靠流于形式的会议和听内容重复的汇报指导工作；对不同情况、不同条件的基层工作不去进行分类指导，简单地用一把尺子衡量。三是在思想观念上不注重“求新”。貌似经常学习思考，实际上没有任何独立见解，从陈旧的观念出发进行“单向”思维，不会调整思维走向；从既定的原则出发进行“平面”思维，对在实践中遇到新问题束手无策。四是在工作态度上有畏难、自满情绪。有少数人自满于已有的成绩，认为自己的思想已经够解放了，工作成绩也不错，工作能力也能应付,一般工作按部就班，自成体系，要创新既没有必要也很困难；而有的党员干部则怕犯错误、怕创新损害个别人的利益而显得缩手缩脚，由于“怕”而不敢闯，那么就有可能错失发展机遇。总的来说，制约和影响我乡广大党员干部解放思想的原因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客观方面：一经济因素，物质条件最终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离沿海发达城市还有一段距离，许多小农经济、计划经济时代的思想观念还在影响着我们。二文化因素，诸如“枪打出头鸟”、“酒香不怕巷子深”等许多传统思想在我们心里有一定影响，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们仪阳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解放所需要破解的一些难题。主观方面：思想上懒惰，不愿意解放，不善于学习，不勤于思考，许多机遇抓不住，许多该办成的事办不成；心态上顾及得失，不敢解放，怕挨批评，怕担责任，缺少主动性；工作方法上，不懂得解放，按着老套路、老方法，不与时俱进，工作效率不高。四、进一步推动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思想解放的对策建议。要消除这些制约和影响我们解放思想的主要因素，推动我乡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解放进程，当前，应该从观念更新、制度创新等方面着手，营造我乡解放思想的良好环境。（一）树立重视科学、重视人才的理念。这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解放思想的重要内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更好更快发展，要求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需要更加重视科学知识，重视人的素质提高。解放思想必须解决这一问题。（二）建立健全有利于思想解放的相对超前的干部选拔制度和用人机制。对于那些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思想解放、双带双创能力强的党员群众干部要加以重用，而对于那些平庸无能、不思进取、思想保守的干部则应该采取“铁腕”手段，坚持“不换脑子就换人”，以便在全乡范围内形成支持探索创新的制度氛围，为“敢为人先者”提供舆论支持和制度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和鼓励干部群众在国家没有明令禁止的范围内大胆的试、大胆的闯，用制度引导干部群众转变观念。(三)强化学习风气，提高实践能力。只有学习跟上时代的节奏，才能把握趋势，增长见识，思想里面也才有可以解放的东西。建议创新各级中心学习组学习的形式和学习培训的方法，理论与当地实际相结合，多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走出去看看，认清差距，增强自身发展的紧迫性。（四）创新工作的思路、方法，树立开放合作意识和理念，主动走出去，抓住发展机遇；强化扎实的工作作风，安排布置工作有针对性，布置的时候简化一点，检查落实的时候措施过硬一点，强化工作实效。（五）自觉克服各种情绪，做思想解放的排头兵。新时代当有新作为，解放思想需要无私无畏。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更要克服各种畏难、自满情绪，要有那么一股敢为人先、敢开风气的锐气，一股迎难而上、知难而进的勇气。只要是对党的事业有利，对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有利，对科学发展、加快发展有利，我们的干部看准了就应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干，给广大的干部群众起一个带动鼓励作用，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解放思想的队伍中来。参考资料：大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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