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养牛 南阳有什么历史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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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殖传原文及翻译,货殖传原文及翻译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c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q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D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D弋不施于兴怼＜人呈倍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m鱼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蓄足功用，如此之备也。然后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兴夜寐，以治其业，相与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赡，非有征发期会，而远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此之谓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杂处。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野，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虽见奇丽纷华，非其所习，辟犹戎翟之与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

及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

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嗜欲不制，c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短褐不完，含菽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其教自上兴，由法度之无限也。故列其行事，以传世变云。

昔粤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荡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见矣。故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推此类而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遂报强吴，刷会稽之耻。范蠡叹曰：“计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国，吾欲施之家。”乃乘扁舟，浮江湖，变名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产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间三致千金，再散分与贫友昆弟。后年衰老，听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称陶朱。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卫，发贮鬻财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而颜渊箪食瓢饮，在于陋巷。子赣结驷连骑，束帛之币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然孔子贤颜渊而讥子赣，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意则屡中。”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史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以有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也。”盖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猗顿用W盐起，邯郸郭纵以铸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蠃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戎王。戎王十倍其偿，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马。秦始皇令蠃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人不敢犯。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即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好美矣。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千蹄角，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波，山居千章之c。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荥南河济之间千树c;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谚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浆千儋，屠牛、羊、彘千皮，谷籴千钟，薪槁千车，x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漆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口敖>千，牛千足，羊、彘千双，童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E布皮革千石，漆千大斗，蘖曲盐豉千合，鲐J千斤，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种，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侩，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之蜀，夫妻推辇行。诸迁虏少有余财，急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山之下沃野，下有Z鸱，至死不饥。民工作布，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即铁山鼓铸，运筹算，贾滇、蜀民，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s结民，富埒卓氏。

程、卓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巨万。初，裒贾京师，随身数十百万，为平陵石氏持钱。其人强力。石氏訾次如、苴，亲信，厚资遣之，令往来巴、蜀，数年间致千余万。裒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灭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田，连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啬，家致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鲁人俗俭啬，而丙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弟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

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间收取，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数千万。故曰“宁爵无刀”，言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也。刀间既衰，至成、哀间，临淄姓伟訾五千万。

周人既，而师史尤甚，转毂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雒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贾，过邑不入门。设用此等，故师史能致十千万。

师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时，雒阳张长叔、薛子促訾亦十千万。莽皆以为纳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宣曲任氏，其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桀争取金玉，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桀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节为力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毕则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桥桃以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粟以万钟计。

吴、楚兵之起，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子钱家，子钱家以为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予。唯毋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十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毋盐氏息十倍，用此富关中。

关中富商大贾，大氐尽诸田，田墙、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万。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讫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王孙卿以财养士，与雄桀交，王莽以为京司市师，汉司东市令也。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故秦杨以田农而甲一州，翁伯以贩脂而倾县邑，张氏以卖酱而侈，质氏以洒削而鼎食，浊氏以胃脯而连骑，张里以马医而击钟，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业，积累赢利，渐有所起。至于蜀卓，宛孔，齐之刀间，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入，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皆陷不轨奢c之恶。又况掘冢搏掩，犯奸成富，曲叔、稽发、雍乐成之徒，犹夏齿列，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译文】

从前先王的制度，从天子、公、侯、卿、大夫、士直到马夫、门丁、更夫，他们在爵位、俸禄、供养、居住、车马、服饰、棺椁、祭祀、养生送死的制度等，都各有不同的等级规定，下级不能僭越上级，卑贱者不能超过高贵者。惟有这样，才能上下有序而民心安定。于是辨别土地、河流、湖泊、丘陵、沃地、平原、洼地等不同的地理条件，教导百姓种植和畜养技术;这样，人民用于生活和殡葬的用品，包括五谷、六畜、鱼、鳖、鸟、兽、柴草、木材、器械等各种物资，都生产出来了。生产要按照一定的时令，消费也要有所节制。在草木的叶子没有凋落时，不能进入山林砍伐;在农历正月前，不能到江湖打鱼;在农历九月前，不能到田野捕兽;在农历匕月前，不能到小路边上捕射飞鸟。除了要顺应时令生产外，还不能在山裹砍小树，在湖边割嫩草，不能捕捉幼小的虫、鱼、兽，不能采集鸟蛋。这是为了顺应时令气候，使各种生物得以繁殖兴旺。这样做就可以充分发挥自然的功效，使各种财物贮备富足。然后，士农工商各自依据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智力和体力，早起晚睡，治理自己的产业，相互交换：工作成果，满足了各自的需要。这样，并没有对于民间人力和物力的额外征发，而远近地区财物都很充足。所以，《周易》上说：“君主用政令裁度自然的变化，辅助天地的所宜，教导万民从事生产，”“生产各种财物，用于各个方面，制成各种器具，使天下都能受益，这是圣人的伟大之处”，就是这个意思。《管子》说：古代的士、农、工、商四民，是不许杂居的。士人在学习读书的地方相互议论仁义，工匠在官府裹相互议论技巧，商人在市场上相互议论财利，农民在田野中相互议论农事。他们从早到晚从事一种职业，不会见异思迁。所以，他们父兄的教导即便不严格，也能教好子弟;其子弟纵使不劳苦也能学会本领。他们各安于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乐于从事自己的职业，虽然见到奇异和华丽的物品，因为不适于他们的习俗，也不会接受，这就好像西北地区戎族、狄族和东南吴越地区在风俗习惯上不能融合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欲望少而事情简单，财物充足而没有争夺。于是统治者再用道德来引导他们，用礼制来统一他们，所以庶民就有廉耻而且讲礼貌，重视仁义而轻视财利。造就是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不需采用严酷的政治而能治理国家的概要。

到周王室衰落时，礼法毁坏，鲁庄公违反周礼在其父桓公庙的椽子上雕刻，把柱子染红。鲁国大夫臧文仲违反周礼，把柱顶方木刻上山形，把梁上短柱画上水藻。鲁国的世卿季氏竞在家庙用八佾奏乐舞蹈，鲁国的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在祭祀祖先时竟唱着《雍》这首来撤除祭品，这种风气流传到一般的士人和平民当中，大家无不背离圣王的制度，放弃本业，务农的民众减少，经商的百姓增多，粮食不足而奢侈品有余。

这种衰落的趋势发展到齐桓公、晋文公之后，礼义大为破坏，上下互相冒犯，各国的政治差别很大，大夫们的风气各不相同，追逐利欲的活动不能遏制，破坏等级制度的行为没有止境。于是，商人贩卖奇珍异货，工匠生产没有实用价值的器具，士人进行歪门邪道的活动，以追逐时俗之所好而取得财货。诡诈的人违背事实诈骗取名，奸邪之民犯法害人求利，谋杀君主篡夺国家大权的人成为王公，抢夺大夫封地的人成了雄杰。礼义不能够约束君子，刑罚杀戮不能使小民畏惧。富人用丝绸来装饰房屋、墙壁，犬马吃粮、食肉还有剩余，而穷人连粗布衣都穿不上，经常吃豆子喝生水。他们都是编户平民，但因财力不同而地位有别，有人虽然成为奴仆，仍然没有怨愤。所以，玩弄权术而为非作歹的人，可以一辈子富足;遵循义理、固守正道的人却不能免受饥寒的威胁。这种风气是从社会上层兴起的，来源于法令制度的破坏。所以，列举这些事情，以记载人世间的变化。

从前越王勾践被吴兵围困在会稽山上时，才任用范蠡、计然佐理国政。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会整顿防务;知道何时使用何物，就真正懂得了东西的价值。把时间变化与货物供求的关系搞清楚，那么，对于各种货物的行情就可以弄明白了。所以，天旱时就预买船只以备涝，水灾时就预办车辆以备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越国奉行计然的政策，治国十年，国家大为富裕，用重金奖赏战士，终于向吴国报了仇，洗刷了会稽被围的耻辱。范蠡感叹说：“计然的计策有十条，越王}用了五条就实现了自己的志愿。既然能用来富国，我也想用来富家。”于是他乘着一叶扁舟，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叫鸱夷子皮，到陶邑叫朱公。范蠡认为陶邑处在天下的中心，与诸侯各国四通八达，交易货物非常便利。于是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运用智巧取利，择人放债，债务不须追讨即可收回。所以善于生财致富的人，一要能够择人，二要善于把握时机。朱公在十九年裹，三次赚来千金，两次分给了那些穷朋友和远房兄弟。后来年老体衰，听凭子孙们作主，子孙们都能继承家业并有所发展，终致家财万贯。所以，后世人们谈论富翁时，没有不称誉陶朱公的。

子贡在孔子那裹学业有成之后，回到卫国做官，又在曹国和卫国之间经商生财。在孔子的七十个高足弟子当中，端木赐即子贡最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得意弟子颜渊却穷得箪食瓢饮，住在狭陋的小巷裹。子贡高车驷马，随从骑士前呼后拥，带着束帛厚礼出使诸侯，所到之处，与国君分庭抗礼。可是孔子却夸奖颜渊贤明而讥讽子贡，说：“颜回的学问差不多接近了圣道，虽然囊中经常匮乏，但乐在其中。子贡不受教命，经商生财，揣度是非，侥幸得中罢了。”

白圭是周人。在魏文侯时，李克为相，致力于指导农耕、土地的利用，而白圭却喜欢观察不同时期市场的物价变化，所以他主张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白圭能做到不讲究吃喝，克制嗜好欲望，节省穿戴，与管事的家僮奴仆同甘共苦，捕捉发财时机就像猛兽凶禽搏取食物那样迅速敏捷。所以白圭说：“我经商谋利就像伊尹、吕尚图谋国事，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一样。所以，凡是智慧够不上同我这样随机应变，勇气不够坚决果断，仁义而不能正确取舍，强悍而不能坚守原则的人，虽然想学习我的生财之道，我也始终不会告诉他。”大几天下讲论经商生财之道的人都以白圭为祖师。

猗顿靠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人郭纵靠炼铁和铸造铁器积聚家业，财富多得可以和王侯相比。

乌氏赢经营畜牧业，等牲畜繁殖众多时，就全部卖掉，搜购奇巧之物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戎王回赠给他价值十倍于所献物品的牲畜，所给牲畜多得用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牛马的数量。秦始皇下令给乌氏蠃以封君的待遇，按规定时间同大臣一道入宫朝见。

巴郡的寡妇名字叫清，她的祖先发现一座丹砂矿，几辈人一直独享开矿的收益，家财多得不计其数。清是个寡妇，她能守住先人家业，用金钱保护自己不受侵犯。秦始皇认为她是一位贞妇，待之以宾客之礼，特地为她建了一座女怀清台。

按照秦汉时期的制度，列侯、封君征收租税，一般是每年每户二百钱。千户封君每年的收入就是二十万钱，朝见天子、访问诸侯和祭祀、锁赠等费用都靠遣二十万钱开支。百姓中的农夫、工匠、商贾等人，家有一万钱，每年可得利息二千，百万钱财的人家每年就有二十万钱的收入，更徭、租赋都从逭里面开支，这样的人家。一般的衣食欲望都能得到尽可能好的满足。所以说，陆地养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十七头，养羊二百五十只，沼泽养猪二百一十口，陂塘养鱼千石，山中种植成材大树干棵。安邑地区有千棵枣树;燕、秦有千株栗树;蜀、漠、江陵有千株橘树;淮北、荣水之南，黄河、济水之间有千棵蔌树;陈、夏有千亩漆树;齐、鲁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园;以及在郡国万户名城近郊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千亩栀子、茜草，或者千畦生姜、韭菜：凡是这样的人家，都和千户侯同样富有。

谚语说：“穷人要想发财致富，种田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绣花不如当街做买卖。”这就是说，经商是穷人发财致富的可靠途径。四通八达的都市，一年之中，可以销售酒千瓮、醋酱千缸、浆水千坛，宰卖牛、羊、猪千头，售米千钟，柴草千车，船只千丈，木材千幢，竹竿万根，轺车百辆，牛车千辆，漆饰木器千件，铜器三万斤，没上漆的木器，铁器及栀子、茜草千石，马二百匹，牛二百五十头，羊、猪两千只，僮仆百人，筋角、丹砂千斤，其他帛、丝絮、捆布三万斤，采缎千匹，粗布、皮革千石，漆千斗，酒曲、盐、豆豉千合，海鱼、刀鱼千斤，小杂鱼千斤，咸鱼三万斤，枣子、板栗三千石，狐皮衣、貂皮衣千件，羔羊皮衣千石，毡毯千条，各类果菜千种，高利贷钱千贯。经纪人调节物价贵贱，贪心的商人，厚利滞销，获利十分之三;心平的商人，薄利多销，获利十分之五，他们的收入也可以和千户侯相比。这是大致的情形。

蜀郡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秦国攻破趟国时，把卓氏流放到蜀郡，夫妻俩推着小车前往流放的地方。同行的流放犯人中，稍微有点余财，就争着送给管事的官吏，乞求迁徙到近一点的地方，被安置在葭萌县。}有卓氏家说：“葭萌县地方狭小，土地贫瘠。我听说婚山脚下土地肥沃，出产大芋，有它充饥，老死也不会挨饿。那裹的百姓很善于经商，做买卖方便。”于是他就要求流放到更远的地方。官吏把他家遣送到临Ip，全家人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裹开矿炼铁，铸造铁器，妥善筹划盘算，精心经营，和滇、蜀地区的人做买卖。富裕到家有奴仆八百人。平时钓鱼游猎，快乐得比得上国君。

程郑是从山东流放到西南地区的俘虏，也经营冶炼铸造业，把铁器卖给当地少数民族，富有和卓氏不相上下。

程、卓两家衰落以后，到成帝、哀帝年间，成都人罗裒家财达到万万。当初，罗哀到京师经商，自己随身带有将近一百万钱，他为平陵人石氏掌管钱财。罗裒为人强悍有勇力。石氏的资财稍次于平陵如氏和苴氏，他很亲信罗裒，给他很多钱，让他往来于巴、蜀和京师经商，几年以后，谋利一千多万钱。罗裒拿出其中一半贿赂曲阳侯王根和定陵侯淳于长，依仗他们的权力，把剩余的一半贷给郡国，没有人敢欠他的账。他独占经营井盐的利润，一年所获利润是资本的一倍，于是大发其财。

宛县孔氏的祖先是大梁人，从事冶炼铸造业。秦灭魏国，将孑L家迁徙到南阳。孔氏大力经营冶铸业，又规划农田水利，车骑前呼后拥，交游诸侯，趁机与各诸侯国通商牟利，博得了“游闲公子”的美号。可是他的盈利超过花费的本钱，赚的钱多于那些斤斤计较的人，家中积累的财富多达敷千金，所以南阳一带经商的人都效法孔氏的雍容大方。

鲁国人风俗节俭，丙家更为突出。丙氏以冶铁起家，财富达到万万钱。可是他家从父兄到子孙都遵守一条家规：弯腰要有所拾，抬头要有所取，一举一动都要有利可图。他家放贷，做买卖遍及各郡国。邹、鲁一带的人因为受丙家影响的缘故，有很多人抛弃文学而经商牟利。

齐地风俗贱视奴仆，而刀闲却喜欢看重奴仆。凶悍狡诈的奴仆，人们都感到头痛，惟独刀闲收留他们，派他们经营鱼盐商贾之利，其中有的人出门车马成队，交结郡守国相，而刀闲对这样的奴仆更加信任。刀闲终于靠他们的力量，积聚起数千万钱财。所以奴仆们说：“与其出外谋求官爵，倒不如在刀家作奴仆。”意思是说刀闲能使豪奴个人富有而让他们为自己尽心竭力。刀闲衰落以后，到成帝、哀帝年间，临淄人姓伟有资产五千万钱。

周人本来就够节俭吝啬了，师史更是一毛不拔，出动数以百计的车辆，满载货物到各郡国经商，无所不至。洛阳地处齐、秦、楚、趟的中心，富家相互夸耀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往往路过洛阳而不入家门。能使用这类人，所以师史赚钱多到十千万。师史衰落以后，到成帝、哀帝、王莽时，洛阳人张长叔、薛子仲家产也多达万万钱。王莽任命他们都为纳言士，想效法漠武帝的做法，可是没有能得到任用他们为官的益处。

宣曲县任氏的祖先，做过督道地方的仓库管理员。秦朝败亡时，地方豪杰都争着夺取金银玉器，惟有任氏窑藏仓库的粮食。楚汉相争于荣阳时，农民无法耕种，粮价涨到每石一万钱，结果豪杰的金玉全都到了任氏手中。任氏因此发财致富。富人竞相奢侈，而任氏却不摆有钱人的架子俭朴度H，大力经营农田畜牧。人们争购便宜货，任氏却偏爱买价贵质高的东西。他家富有延续了好几代。但任氏主人公的家规规定：不是自家种田畜养得来的东西不吃，公事不完成不许饮酒吃肉。因此，任家成为乡里的表率，所以他富有并得到皇上的尊重。

国家开拓边塞地区时，}有桥桃得以达到有马千匹，牛两千头，羊万只，粟以万钟计算。

吴楚七国叛乱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跟随大军出关作战，向放债人家借高利贷钱以供旅途使用，高利贷者认为他们的食邑封国都在关东地区，关东的战事胜负未定，都不肯借。惟有毋盐氏拿出千金贷给他们，收取十倍的利息。遇了三个月，吴楚七国叛乱被平息。一年之中，毋盐氏就获得了十倍的利息，因此而成为关中的富豪。

关中地区的富豪大贾，大抵都是姓田的豪族，以田墙、田兰最为富有。韦家栗氏和安陵杜氏也是家财万贯。前面这些富有者衰落以后，从元帝、成帝到王莽年间，京师长安的豪富人家有杜陵县的樊嘉、茂陵县的挚纲、平陵县的如氏、苴氏，长安县卖丹的王君房、卖豆豉的樊少翁、王孙大卿，都是天下富有资财的人家。樊嘉有钱五千万，其他人的财产都上万万。王孙卿拿钱财供养士人，与雄才俊杰交往，王莽任命他为京司市师，就是西汉的束市令。

上述这些人都是非常著名而特别突出的富翁。至于其他郡国的富人兼业专利，并通过贿赂而显赫于乡里的，多得不可胜数。因此，秦杨因为有大片田地而富甲一州;翁伯以贩卖动物油而成为县邑的首户;张氏靠卖酱发财，生活奢侈，超过制度的规定;质氏靠磨刀发家，列鼎而食;浊氏靠卖肉干起家，侍从的车骑前呼后拥;张里凭藉医马致富，击钟而食;他们的生活都超越了等级制度的规定。但是他们通常还都是固守自己的事业，一点点地积累盈利，逐渐发家致富。至于蜀人卓氏、宛人孔氏、齐人刀闲，他们公然占有山川、铜铁、鱼盐市场的收益，运筹谋划，上同帝王争利，对下专有平民的生业，他们都陷入了违法、奢侈、犯上的邪恶。更何况那些通过盗墓、赌博、抢劫、犯法奸诈而致富的人，如曲叔、稽发、雍乐成之流，他们依然和善良的人齐齿并列，不受惩罚，这是败坏风俗，损伤教化，导致社会大乱之道啊。

智者坦荡的英雄事例

范蠡是春秋战国之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商人，被称为一代商圣。范蠡足智多谋，智慧超群，被誉为“治国良臣，兵家奇才，商人始祖。”

范蠡，字少伯，又称范伯，春秋末楚国宛三户(今河南南阳淅川县)人。大约公元前536年，范蠡出生在一个清贫人家，青少年的范蠡，很有个性，他勤于思考，关注社会，但性格独特，生活率性随意，无拘无束。

据《越绝书》记载：范蠡青少年的时候，“一痴一醒，时人尽以为狂。然独有圣贤之明，人莫可与语。”当时人都把他看成一个狂生，一个不正常的人。不过他看问题却像圣贤一样明察一切，人们简直无法和他交谈。据《史记》记载，范蠡“佯狂倜傥负俗。”是说范蠡假装疯癫，洒脱，与一般人的行为不一样。

范蠡性格怪僻，不近人情，是不是真像人们说他有神经病呢？其实不是,范蠡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有三个原因：

第一，他对社会、对人生有较为深刻的洞察和思考。所谓“独有圣贤之明”，就是说他的见解深邃，而为一般人所不理解，他也不愿意与周围的人交流，所以显得孤僻、不合群，久而久之，人们都以为他是疯子。

第二，道家的风度。道家追求自然人格，不拘于礼法，生活随意自然，然而精神上极富想象力，内心世界及其丰富。老子、庄子就是代表人物。从范蠡的行为举止看，他至少在生活上是效仿道家的。范蠡的举止行为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

第三，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范蠡总感觉自己怀才不遇，无人赏识，他很想进入社会，施展才华，但知名度不高，为此，他以各种怪异、荒诞的行为提高自己的知名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作秀”，或自我炒作。

其实，范蠡的内心是很清醒的，他有“治国平天下”志向，生活行为却放荡不羁，这正是他儒道互补的性格。

不合时俗、行为怪异的范蠡，终于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宛县县令文种得知三户有一位与众不同的狂人，觉得此人不俗，将来会有作为，很想和他谈谈，于是派了一个小吏前去联系，谁知这个小吏回来后对文种说：“范蠡本国狂人，生有此病。”文种听后，笑道：“吾闻士有贤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之明，外有不知之毁，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注引正义）文种还认为，“狂夫多贤士，众贱有君子”。（《越绝书》卷六）于是决定自己亲自去请范蠡。但是，文种到达三户后，并没有见到范蠡。原来，范蠡为了试探文种，躲藏起来。但范蠡很自信，预料到文种还会找他。

果然，没过多长时间，文种又来了。这次范蠡很郑重地与文种会见。二人谈得非常投机，史书说他们“终日而语”。他们纵论天下大势，分析各国的政治状况，“疾陈霸王之道”，达成了共识。《越绝书》说他们“志合意同，胡越相从”，——两人志同道合，决定不管天南地北（胡越）都互相追随。他们商量的结果是：离开楚国，到外面发展。

范蠡分析天下的形势，认为现在争夺霸主的气运，已出现在东南一带，“见霸兆出于东南”。于是和文种决定到东南方向的越国发展。大约公元前511年，范蠡和文种来到越国，受到了越王允常（勾践之父）的欢迎。成为越王身边的重要谋臣，范蠡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实现人生价值找到了机会。

忍辱负重勇挑重担

在越国，范蠡充分发挥了政治才干。尤其在帮助越王勾践对付吴国的问题上，展示了过人的胆识。

当时，越国在强手如林的春秋各国中，不算强国，在和越国接壤的国家中，对越国最有威胁是吴国。吴越之间常有征战，公元前496年，吴越发生了檇李之战（今浙江嘉兴西南）。吴王阖闾得知越王允常刚死，新即位的勾践年轻，想乘机攻打越国。勾践则组织死刑犯为敢死队，出其不意，一举打败吴国，阖闾受伤，不久死去。其子夫差即位，发誓报仇。

公元前494年，勾践主动出击攻吴，想再来一次檇李大捷。范蠡极力劝阻，勾践一意孤行，坚决发兵，结果被早有准备的吴军击败，仅剩五千军队，退守会稽山。越军人困马乏，断水绝粮，危在旦夕。范蠡、文种分析了吴越双方的形势，提出要想打败吴国，必须用计取胜，建议先向吴国求和，答应屈辱的条件，以获得生存的机会，再设法东山再起。

范蠡提出具体的求和方案，说：“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这就是说，现在应该用极卑谦的辞令，极恭敬的礼节，带上珍宝和女乐（女子乐队），去向吴王求和，用高贵的名号推崇他，让他原谅你。如果这样还不行，君主您就亲自到吴国，去做他的奴仆。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越国不至于被吴灭亡。

吴国答应了越国求降的要求。按照吴越双方议和的条件，越王勾践将要带着妻子到吴国去当奴仆。勾践觉得文种与范蠡足智多谋，处事经验丰富，如果有他们在自己身边，可以有个依靠，反复琢磨，决定带文种去，于是召见范蠡，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他。范蠡一听，表示不同意。

范蠡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意思是：国境以内，治理百姓的事，我比不上文种，在国境以外，对付敌国，需要当机立断的事，文种比不上我。

这段话是了解范蠡人品的重要材料。首先，范蠡很清楚他和文种的各自优长所在。文种曾任县令，有相当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实践能力，所以治理国家，管理百姓，是文种的擅长；而范蠡虽然没当过什么执政官，但他精通文武韬略，足智多谋，能应付复杂局面。

其次，透过范蠡的话还看出他是心胸坦荡，勇挑重任的人。他知道，入吴为奴会受苦受难，生死未卜，这和在国内有一天一地之别。但他没有退缩，而是坦然相待，主动请行，表现了崇高的思想境界。

范蠡随勾践来到吴国。面对繁重的劳动和屈辱的待遇，他任劳任怨，他拒绝了夫差的拉拢和利诱，表示愿意和勾践在一起，干苦力活。同时他又寻找时机，巧施计谋，甚至在夫差得病之时，让勾践尝夫差的粪便，终于感动了夫差，放勾践、范蠡回到越国。

在吴国为奴的几年中，范蠡表现出超人的气度和高超的谋略，使他奠定了在勾践身边稳固的地位，勾践对他言听计从，范蠡得以充分展示自己在治国治军方面的才干。

富国强兵兴越灭吴

勾践、范蠡平安回国，报仇雪恨的念头未减。勾践将兴越灭吴的大计，寄托在范蠡身上，他对范蠡说：“不谷之国家，蠡之国家也，蠡其图之。”——我的国家就是您范蠡的国家，请您帮我好好谋划吧！

怎样振兴越国呢？范蠡有一整套计划。这套计划包括：

第一，发展经济，增强国力。

经济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没有雄厚的经济力量，没有雄厚的国力，根本谈不到打败敌人。范蠡特别强调物质生产的重要性。他以富国为宗旨，把发展生产放在首位。为了发展生产，范蠡建议勾践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

范蠡主张以农为主，并提倡多种经营，“示民以耕桑，”多种桑树，养蚕。解决穿衣问题。还主张发展水产业，多养牛、马、猪、羊等牲畜。

由于战争，越国人口减少，范蠡建议采取措施鼓励人口增长的措施，“令壮者无娶老妇，老者无娶壮妻”——鼓励生育。女子十七，男子二十，不嫁不娶者，将罪及其父母。根据生育子女数量发放奖励。

第二，实行亲民措施，稳定社会。

范蠡告诫勾践要“施民所善，去民所恶”，协调内部的关系，“内亲群臣，下义百姓。”勾践按照范蠡说的去做，他曾说：“我得知越国有人生病我就去慰问，有人去世我就帮助办丧事；敬长老，爱少幼，养育孤儿，医治病人，以求报复吴国。”

勾践还下令：独子、寡妇、患病而贫穷的人，他们的儿子入仕可以得到照顾。还规定：如果一户的长子死了，可免除其三年的徭役。越国曾七年不向农民收赋税，鼓励农民家中贮存粮食。

第三，扩充军队，积极备战。

范蠡擅长用计用谋，搞军事很在行。他曾很自信地说：“兵甲之事，（文）种不如（范）蠡。”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中，列举了兵权谋十三家，其中便有范蠡两篇。这说明，范蠡曾有兵书流传。

为了提高越国的军事力量，范蠡重建越国都城。

范蠡先在国都中心建了一座小城，称“勾践小城”。建勾践小城目的是不引起夫差注意——国君住这么小的都城，说明勾践没有野心，减少夫差的怀疑。之后，范蠡又在小城之外修建大城。称大越城。这座大越城就是今天绍兴城的范围，由于这个城墙是范蠡亲自督建的，又称“蠡城”。为了迷惑吴国，范蠡在大城的西北不修城墙(朝向吴国)，以表示臣服。

在大城西面的卧龙山顶上，范蠡建造了一座很高的“飞翼楼”，这座楼实际上是一座瞭望塔，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了解吴国的动向。

越国有制造兵器的传统，尤其善于铸剑，各地有不少铸剑名家。范蠡归国后，派人暗中拜访铸剑名家，并将他们分散安置在隐蔽的山区，大量铸造利剑，隐藏起来以备战时使用。范蠡十分重视军队训练，设计了一套训练士兵的方案。为提高士气，增加战斗力，组织了敢死队，以最高金额奖励。为了进一步迷惑夫差，范蠡又投其所好，派人送给他最喜好的东西，以讨夫差的欢心。还向夫差进献美女，消磨夫差的意志。

在范蠡的谋划下，越国君臣同心，经济恢复发展，军事力量增强，灭吴的时机一天一天成熟。勾践复仇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他曾经数次向范蠡询问，能不能出兵灭吴？均被范蠡以时机不成熟阻拦。

范蠡为什么一再拒绝对吴采取行动呢？原来这是范蠡的一贯思想，他从不打无准备之仗，而是仔细观察天时、地利、人和的变化，寻找最合适的时机采取行动。公元前473年，在范蠡策划下，越国发动了对吴国的最后一击，吴王夫差被俘，自杀而死。自前494年越国在会稽山被围困以来，勾践在范蠡的帮助下，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左传·哀公元年》）终于完成了复国的大业。

急流勇退再创新业

灭掉吴国，勾践封赏范蠡，任他为上将军，范蠡却不为所动，大约公元前470年，他向勾践表示自己准备离开越国，勾践执意挽留。范蠡并不动摇，不久范蠡就带领全家人离开了越国。

离开越国之后，范蠡还给老朋友文种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长颈鸟喙，只可与同患难，而不可与之同乐，子何不去？”（《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文种见信后，也感到后怕。他忧心忡忡，称病不朝，被人报告了勾践。勾践决定对文种下手。

这一天，勾践召见文种，文种到达，还没说话，勾践就拿出一把宝剑递给文种。说道：“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这话等于让文种自杀。面对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勾践，文种无话可讲，长叹一声，自杀而死。一代名臣，落得如此悲惨下场，只怪没有听范蠡的话，没有看透勾践。

范蠡机智地出走，生命得以保全，文种留恋功名，却死于非命。为什么两人有不同结局？不能不说范蠡在长期与勾践的接触中，对勾践的人品、性格有深刻的了解。范蠡看出勾践是“大恩不报，大功不还”之人，故在灭吴之后，急流勇退。范蠡的出走，还与他的性格有关，他是儒道互补型的人格，办事随性情，帮助勾践是自己的承诺，现在事业已成，他要做自己喜欢的事了。

晚唐诗人汪遵有一首《五湖》歌颂范蠡的机智：

已立平吴霸越功，

片帆高扬五湖风，

不知战国官荣者，

谁似陶朱得始终？

范蠡离开越国来到齐国，齐国自然环境优越，物产丰富。到齐国后，范蠡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带领全家人，“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根据这个记载，可知范蠡首先种庄稼。但海边土质不会太好，估计范蠡除了种植外，还经营其他产业。比如，利用海上资源，晒盐和捕捞海产品。还可能经营其他副业，包括养殖业。经过努力，终于致富。

值得一提的是，齐王得知范蠡在齐，便请他到朝廷任相，范蠡答应，到任时间不长就辞职离去。他认为“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

从这条材料看，范蠡内心还有参政的愿望，这是中国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但他更清楚政治的险恶，任官时间不长，就挂印辞职了。

范蠡又带领家人到了陶，陶即今山东肥城。当时陶交通便利，为天下之中，士农工商贾五方杂处。范蠡到陶后改名朱公，人称“陶朱公”。

范蠡在陶已没有入仕的欲望，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商业经营上。在经营中，充分展示了他的才华和智慧，他的经营特点是：

1、看准时机，候时转物

商业经营的最主要目标是“人取我予”，即满足人们生活与生产的需求，这种需求不仅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而且与时令、季节的关系也很密切。谁能把握时机（商机），谁能提供市场最需要的东西，谁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范蠡运用农业丰歉循环论，调节物资，进行“待乏贸易”，具体说，就是“夏则资皮，冬则资緆（细麻布），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国语·越语上》）所谓待乏原则就是让货等人，不要让人等货。要准备别人所没有的或想不到的，这样才能在市场上占据制高点，占据优势。

2、薄利多销，不求暴利

范蠡经商，不仅会抓住时机，还不追求暴利。《史记》记载，范蠡“候时转物，逐十一之利。”这是非常人性化的主张，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而且薄利多销，不求暴利，细水长流，日积月累，必成大富。

3、多种经营，适应市场

这也是范蠡经商成功的秘诀之一，在齐地，他从事农业和海上经营，到陶后，除了经营农产品还倡导养殖，如他曾向鲁国穷士猗顿传授致富经验：“子欲速富，应当饲养五种牲畜。”他还提倡养鱼，《齐民要术》记载的《养鱼经》传说就是范蠡所作。

4、诚信经商

范蠡经商，讲究诚信为本，他和计然提出一套“积著之理”，就是贮存货物的原则。他说：“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不要冒险囤居以求高价）。”——重视货物质量，资金要流通，不图侥幸获利。

范蠡经营，“能择人而任时”，“与时逐而不责于人”，用人不疑，充分发挥才干。

5、“富好行其德”

范蠡经商思想中最可贵的是“富好行其德”。《史记》记载，范蠡经商，“十九年中，三致千金。”但是他把钱又分给贫穷人和远房兄弟，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范蠡富有，凭借的是自己的勤奋和智慧，不搞官商勾结，杜绝假冒伪劣，又将金钱回报社会。古往今来，这样有爱心的善良商人只恨其少而求其多！

范蠡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成为成功的商人，其子孙继承他的事业，不断发展，拥有了巨万家财。巨万即万万，亿万也！可谓中国古代经商致富的典型。

范蠡无论从政、治国、经商都是成功者。范蠡既拥有古代儒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又有道家顺应自然大道的豁达人生观，儒道互补，外道内儒，顺应自然，所以他无论是在从政还是经商中都保持了心态的平和、淡定。

在范蠡思想中，追求和谐的天道、地道、人道尤为可贵。他说：“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意思是，治理国家有三件事要注意，国家强盛时要设法保持下去，这叫持盈，国家将要倾覆时要设法转危为安，这叫定倾，平时治理国家政事要得当，这叫节事。范蠡把这三点与天地人结合，说：“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地，节事者与人。”他还对勾践说：“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有功。”

范蠡顺应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对今日仍极富现实意义。“持盈，”亦可称可持续发展，即在原有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换句话说，也可以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定倾”，可以理解为不断纠正存在的问题，拨乱反正，克服缺点，做好工作。而“节事”，可以理解为脚踏实地，扎扎实实，遵循客观规律办事。范蠡做事讲究火候，全面考虑问题，不急功近利，不轻举妄动，一旦时机成熟，就要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范蠡在从政、打仗、经商活动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一思想，因此他处处占据主动，稳操胜券。

范蠡是两千多年前的一代奇人，他的思想中有不少闪光的地方，值得深入研究。

审时度势范蠡出山

南阳有什么历史名人

西周时期政治家军事家申伯

申伯（西周厉王至宣王时期人），西周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申国（今河南省南阳市）开国君主。

西周宣王（前827年～前782年）时，为了遏制“南土”楚国势力的崛起，又能“封建亲戚以蕃屏国”，宣王于公元前827年或稍后改封其舅申伯于南阳，建立申国。

南阳，原为西周谢国封地。为了新建申城，宣王命召伯虎从淮夷前线调至南阳，“于邑（城垣）于谢”，“定申伯之宅（宫室）”，营建先王“寝庙”，划定“申伯土田”。

申伯就国的时候，宣王为其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大臣尹吉甫作《崧高》一诗歌咏其事，此篇后收入《诗经》。

申伯就国南阳后，改进石、陶生活用具，发展金属生产工具，扩大黄牛饲养，鼓励国人垦荒。同时调整防御思想，加强战车与水军建设，有效地阻止了楚国势力的北进，为南阳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宣王中兴”作出了贡献。

西周末年，幽王废申后所生之子宜臼，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引起了申侯（申伯之子）的不满。申侯与缯、西戎联合伐周，导致西周的灭亡。公元前770年，申侯立太子宜臼为周王（周平王），迁都洛邑，再次充当了扭转乾坤、开辟新时代的角色。

南阳城市文明的开拓者

□张晓东

有文字记载历史以来，关于南阳城市建设的历史，可能要追溯到西周。这一成就应归功于申伯，《诗经》有句专门歌颂申伯的诗里提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从大周宫廷正式下文件，修建申伯宫室的那一刻起，南阳的城市文明就拉开了序幕。

由于申伯领导有方，垦荒屯田，改进工具，申国一天天强盛起来。它不仅遏制了楚国，而且成就了“宣王中兴”。仰仗申伯的文治武功，又兼南阳特殊的地理优势，南阳很快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城市。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南阳成为东周的冶铁中心，并发展成商贾云集的“六大都会”之一。

申伯揭开了南阳城市建设的新篇章，可以说，申伯是开拓南阳城市建设第一人。

春秋时期政治家思想家百里奚

百里奚（约公元前700年～公元前621年），姓百里，字子明，春秋时期楚国宛邑（今河南南阳）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秦统一天下的奠基丞相。

百里奚早年家境贫困，在妻子杜氏支持下出游列国求仕，历经宋国、齐国等诸侯国。后在其好友蹇叔的举荐下，做了虞国的大夫。公元前655年，晋国（献公）灭掉虞国。百里奚拒绝在晋国做官，被充作媵人（奴隶），后逃回楚国牧牛。秦穆公闻奚贤，后派人以五张黑公羊皮将百里奚换回，拜为上大夫，故世人称之为“五（公羊）大夫”。在主持秦国国政期间，百里奚“谋无不当，举必有功”，辅佐秦穆公倡导文明教化，实行“重施于民”的政策，让人民得到更多的好处，并内修国政，外图霸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统一了今甘肃、宁夏等地，开始了秦国的崛起。这一时期，秦孝公称之为“甚光美”的时代。史载百里奚“三置晋国之君”，“救荆州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使秦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为秦国最终统一中国奠定了牢固基础。

百里奚身为秦国大夫，勤理政务，平易近人，生活简朴。“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深受百姓爱戴，“及卒，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

百里奚故宅及墓冢在今南阳市中心城区西百里奚村一带。《水经注》记载：“梅溪水出（宛）县北紫山，南经百里奚故宅。”《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记载：“在百里奚村东，高约七米，称百里大夫墓。墓前摆放七块巨石，俗呼七星冢。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郑琏书五大夫碣铭，后佚。”墓左侧有碑，碑阴刻唐韩赏诗。我国著名秦史学家马非百先生所著《秦集史》否定“虞国说”，对百里奚为南阳人进行了详尽的考证。

心与牛一

□陈明远

楚成王至死也不会清楚，自己比秦穆公更早地聆听了百里奚的治国之道而全然不觉。那次尽展百里奚才智与韬略的谈话不能被愚钝浅薄的楚成王所理解，却为楚成王落下了一则笑柄。

直到260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能够记得二人当时在宛地一段对话。那是楚成王听说宛地的百里奚擅长养牛，便问：“饲牛有道乎？”百里奚答：“时其食，恤其力，心与牛而为一。”楚王道：“善哉，子之言！非独牛也，可通于马。”于是百里奚做了楚成王的马夫。

自以为是的楚成王就这样错过了贤才百里奚，而后来的百里奚在秦国正是用“心与牛而为一”这条饲牛之道使秦穆公称伯于西戎。

自百里奚始，“心与牛一”就是历代统治艺术的一条基本追求而被广泛接受，即以己度人、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同情体谅，并以此构建融洽和谐的理想社会。后来孔子的“仁者爱人”以及今天我们的“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等都是这种观念的发展与演化，这是一种体恤关爱的教化，而不是讨价还价的谈判，更不是尔虞我诈的“博弈”，而是一种“心与民一”、“其乐融融”的和谐场景。

从后来百里奚在秦国的作为来看，他的确实践了这种政治主张。他给秦国带去的不是残酷的征战杀伐，不是苛刻的政治高压，而是“心与牛一”的仁厚宽容的治国之道。在他的辅佐下，秦穆公三立晋君、称霸诸侯，并征服西戎、拓地千里，为后来秦国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政治家军事家大商人范蠡

范蠡（约公元前518年～公元前445年），字少伯，楚宛三户（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末年政治家、军事家、大商人，后世尊称为“商圣”。

史载：“文种为宛令”，闻其贤“得蠡而悦”，后同至越国出仕，共同辅佐越王勾践，俱为著名越国大夫。

公元前494年，吴越两国发生战争。吴王夫差大破越军，勾践偕妻入吴为奴，范蠡伴越王赴吴为人质。范蠡用计取得吴王信任，使勾践得以顺利归国。归国后，辅佐勾践卧薪尝胆，以图强雪耻。经过十余年努力，越国终于转弱为强。公元前479年，吴王夫差率精兵北赴黄池会盟诸侯，留太子与老弱守国。在范蠡建议下，勾践发奇兵伐吴，袭破吴都（今江苏苏州）。公元前473年，终于灭吴兴越。

在功成名就之后，范蠡激流勇退，乘舟浮海到达齐国海滨，改称鸱夷子皮，在海滨耕作，围海煮盐，捕鱼养殖。经过苦心经营，终积资达数十万，名声远扬。这时，齐人发现了他的才能，又请他出任齐相三年。范蠡具有“富好行德”思想，曾对人说：“治家能置千金之产，做官能至卿相之位，这已达到极限了，长期享受这样的荣华，是不吉利的。”于是，他归还相印，散尽家财，赠送亲友和乡邻，又悄悄离开了海滨，到陶地定居，重新经商，又拥资产千万，成了远近闻名的陶朱公。

范蠡在经营上“夏则资皮，冬则资纟希（细葛布），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等朴素的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千百年来被历朝历代的商贾所尊崇、效法，一直在影响着后人，被中外经济学家奉为圭臬。

范蠡评赞

□王建中

范蠡的前半生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兴越，功勋卓著，应该引起重视。然而，他的后半生更值得加以总结。他的后半生是非常坎坷的，大致经历了“浮海出齐”、“耕于海畔”、“父子耕畜”、货物“交易”。也就是辞职下海、以农为本、农牧结合、弃农经商四个阶段。其中，第四阶段是其资产由“十万”到“千金”，再到“巨万”的重要积累阶段。这一阶段，不仅需要与传统的“贱商”、“抑商”观念大胆地挑战，而且还需要创造出新的经商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大潮中，范蠡顺流划桨，率先驶向了改制的彼岸。为什么范蠡做官、种田、经商样样都能够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有文化。倘若还有其他什么可景仰的，那就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对他所评价的：“富好行其德者也。”

“丝绸之路”的开辟者张骞

张骞，字子文（？～公元前114年），西汉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西汉杰出的外交家、“丝绸之路”的开辟者。因军功被封为博望侯，封地在今河南省南阳方城县博望镇。

汉初，匈奴屡犯中原，为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汉武帝派张骞于公元前138年，率百余人前往西域。西行途中，为匈奴人俘虏，拘禁达十年之久。十年中，他为匈奴人牧羊、放马、做苦工，并精心保管使者节杖，牢记着使命。后择机逃脱，西行数十日到达大月氏。当时，生活已获安定的大月氏人，不愿东返与匈奴作战，张骞只好东返归国。归途中又被匈奴俘虏，被禁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张骞回到长安，汉武帝封他为太中大夫。张骞在出使西域过程中，将西域的山川地理，风土民情记录下来，使汉朝廷第一次了解到西域的真实情况。司马迁称此行为“凿空”。

公元前123年，张骞以校尉之职随卫青出击匈奴，因军功被封为“博望侯”。

公元前119年，张骞受命为中郎将，率将士300人，携牛羊万头，币帛数千万，第二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返抵长安，官拜太行。公元前114年，张骞因病去世。随后，被张骞派到大宛、康居、大夏、大月氏、安息等国的副使，也陆续偕同各国使者来到长安。从此，汉王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长期的友好交往关系。

张骞与开放

□周家昌

张骞担负友好使者的重任，先后两次出使西域，司马迁称之为“凿空”———封闭的打通。“凿空”，如果用现代的词语代替，再没有用“开放”这个词更准确了。也就是说，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今天，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开始搞改革开放了。

作为一个南阳人，我为张骞分封到南阳而骄傲，为张骞的精神而感动，南阳的改革开放事业应该从中汲取力量，让新的丝绸之路从南阳延伸，通往世界各个地方，让南阳走向世界。

张衡（公元78～139年），字平子，东汉南阳郡西鄂（今卧龙区石桥镇）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和文学家，后世尊其为“科圣”。国际天文组织于1970年将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张衡山”，1977年又将太阳系中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2003年，为了彰显生养他的家乡南阳，又将国际永久编号为9092的小行星，命名为“南阳星”。

张衡自幼勤学，十六七岁时游历了峡西、洛阳，并入太学读书。公元100年，张衡出任南阳主簿。公元111年，他应召入京，先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公元136年出任河间相，后又拜尚书。

张衡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天文学方面，张衡创造的“漏水转浑天仪”，是世界上第一台演示恒星和太阳周日运行的仪器。是我国古代宇宙结构学说之一———浑天说的代表人物。

在地震学方面，他发明的“候风地动仪”，是世界上第一台测定地震及其方位的仪器。数学方面，他著有《算罔论》，并计算出圆周率的值在3．1466与3．1622之间，这一成果比欧洲早1300多年。地理学方面，他绘制有完备的地形图。另外，他还研制出“记里鼓车”、“指南车”、“独飞木鸢”、“瑞轮荚”等令人惊叹的奇巧装置。文学方面，张衡所撰《二京赋》，为汉赋“长篇之极轨”。《南都赋》以饱满热烈的感情，抒发了一个家乡赤子热爱南阳、赞美南阳的拳拳之心，时人争相传阅。艺术方面，他曾被列为后汉六大名画家之首。

为纪念张衡，南阳市在石桥镇建有张衡纪念馆。

永恒的张衡

□周同宾

我曾建议，在南阳市区最显眼的地方，矗立起张衡的伟岸塑像，让这位最有资格堪称伟大的先辈作为人杰地灵的象征，作为南阳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作为向世界展示南阳文化魅力的形象大使，作为南阳人继往开来、再造辉煌的精神原动力。张衡的名字早已写在宇宙间的小行星，早已刻在月球上的环形山，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和世界都极少。他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几乎是南阳人可以向寰宇骄傲的惟一。

张衡是天才、奇才、全才、通才，在科学研究、机械制造、哲学思辨、文学创作等多方面都有杰出建树，都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他的根牢牢扎在故乡南阳，他的心时时牵系社稷苍生。从幼读诗书，宦游京师，到河间相任上上书“乞骸骨”退休，终于归葬桑梓，虽迭遭困扰，饱经忧患，他硬是实现了人生的灿烂，走出了完美的圆满。历史的张衡，文化的张衡，人格的张衡，思想的张衡，均可作为知识分子的百代楷模。当代的南阳人，更应该继承张衡的精神遗产，薪火相传，发扬光大。他那篇用如椽大笔写出的《南都赋》，是唱给故乡的深情的赞歌、恋歌，大汉的南阳永远在这篇大气磅礴、气势恢弘的瑰美大赋里鲜活，而且永生。今天，我们应当写出新的《南都赋》，不只写在纸上，更应当写在大地上。能如此，才不愧于张衡的后人啊！

很多人，很多事，都速朽，而张衡却永恒。想，即便张衡的塑像一时不能树起，起码应该先让他矗立在南阳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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