莒南有几家养牛场(如养殖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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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中的重要性，促使近代山东中小农户自发地建立起了广泛的劳动互助关系。同时，在雇工经营发展不充分，租地经营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户际互助也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在具体的土地经营中，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自发式的互助合作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仅是一种维生的手段，还无法真正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户缺乏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节约了他们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而且，从山东各阶层农户对劳动互助的“选择”来看，中农是开展劳动互助的主体，随着近代山东农民的“中农化”，劳动互助在农民土地经营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关键词：土地经营；互助合作；劳动集约型农业；雇佣关系；租佃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

劳动互助是农民土地经营中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是农民生产力水平的体现，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农民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在以往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人们都将视线集中在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上，而对农户之间自发的劳动互助关系重视不够，甚至完全将其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因此，本文拟将土地占有与土地经营有机联系起来，以生产力和所有制关系为中心，就近代山东农民在土地经营中自发的劳动互助作一番考察。

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与生产要素的分配不均同时并存

近代山东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为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山东农村开始普及两年三熟制的耕作模式，同时配合引种高产的美洲作物，经过农作物种植结构和种植次序的合理调整，山东土地的复种指数和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一些地区的平均复种指数达到了152左右的高水平，这就相当于原有的耕地面积扩大了0.52倍。甘薯、花生等美洲作物的引种也将农作物的亩产量提高了几倍，民国时期山东全省的统计数据显示，甘薯单产平均达到1289斤/亩，折干后（三斤折一斤）还是其他作物的2-3倍，花生单产平均达到274.5斤/亩，而同期的大豆平均单产只有131.8斤/亩。[参考文献

[1]章之凡,王俊强.20世纪中国主要作物生产统计资料汇编[M].王宝卿著.明清以来山东种植结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以美洲作物引种推广为中心[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1](p148)

近代山东农业种植结构和耕作模式的调整，是在农业技术停滞的条件下，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人投入实现的。这种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增强了小土地分散经营的能力和中小农户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催生了中小农户对生产工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需求。然而，在近代山东农村，生产要素分配不均的状况十分普遍，广大中小农户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生产资料短缺的窘境：

耕畜和农具的拥有程度是农民阶层区分的重要标志。大部分富农拥有比较完备的农具和牲畜配置，而中贫农户的生产工具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乏。卜凯调查表明，华北的小农无役畜比重达62%，中等耕地的农户无役畜者占40%，大农户只有4%无役畜。[[2]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9.][2](p195)在即墨县浮山后村、胶州湾口薛家岛的大洼村一带的中、贫、佃农只能用构造简单的三角“铁铲”耕地或播种。解放前后浮山村350户人家只有四架耧，而统统归地主富农所有，一般中、贫农户“土地少（只有三至五，七至八亩），不值得买，也买不起”。[[3]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3](p305-p306)在山东惠民县,耕地规模在10亩以下的小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仅有0.038，经营耕地在40-30亩的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有0.53头，经营耕地50亩以上的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由0.8头。[[4]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北支农村概况调查报告（一）——惠民县第一区和平乡孙家庙[M].昭和14.][4]

从各阶层农户土地经营所需的劳动力来看，劳力的需求与土地经营面积有很大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说，富农的经营面积“超出了每个家庭的劳动标准（就是说每个家庭能靠自家劳动耕种的土地数量）”，对劳动力有一定的需求。而中小农户的拥有的土地有限，家庭劳动力充足甚至过剩。但随着近代山东劳动集约型农业和农作物商品化的发展，农田耕作的劳动强度增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作物的种植，需要较多的劳动人手，中小农户也出现了自有劳动力不足的情况。1935年，在山东每亩小麦一年用人工15个，大豆12个，高粱18个，小米21个，花生24个，棉花60个，烟草135个。[[5]方行.清代山东农村的劳动力市场[M].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p389）经济作物的用工量明显高于粮食作物。棉花和烟草是近代山东大力发展的两大经济作物，是劳动节约化程度较高的作物。棉花每亩人工投入在二十个左右，在鲁西北棉区，中耕除草的次数达六次，间苗一次，摘心作业达两次。烟草种植不需要畜力，所需的人力更多。在山东，种烟的人工一般约为种玉米的四倍。[[6]胡德琳等.济宁直隶州志,清乾隆50年（1785年）刻本.][6](卷二，卷三十二)随着山东二年三熟制的发展，复种指数的提高，农民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尤其是五月和九月的“双抢”季节，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很大的，许多即使平时家庭劳力充足的中等农户，在农忙季节也缺乏劳动力。据抽样调查，华北个农业区“与收获时劳力不足者，约占三分之二，栽种时劳力过少者，占四分之一，灌溉时缺乏劳力者，约占八分之一”。[[7][美]卜凯.中国土地利用[M].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41.][7](p405)

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中的重要性，促使中小农户之间自发地建立起了广泛的劳动互助关系。

二、雇工经营、租地经营对户际互助的影响

农户的雇工经营主要是为了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近代山东农村的雇工经营发展得并不充分，富农和中农多以自耕为主，雇工为辅。莒县三个区13个村的典型调查，在富农经营中家工占劳动总数的64.7%，雇工占32.88%；中农雇工占劳动力总数的1.52%，家工占98.48%。这大致是山东地区雇工经营的一般水平。[[8]华东局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编.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山东省农村调查[M].1952.][8](p32)在一些雇佣关系不发达的地区，富农连长工也不雇佣，如流坡坞村富农主要生产是自己劳动，农忙时才雇短工。在雇佣关系发达的地区，富农的家工与雇工的数量大致相当，如海阳泊村，战前富农自有劳力19人，雇工16名。由于雇工经营发展的不充分，农户所拥有的劳动力常常不能满足实际生产需要量。如1937年以前，盐山魏桥村富农的人力，以户平均计算，则缺一半以上，……虽然劳力不足，但二十四户富农仅有五家雇佣长工，有的还雇的是半长工，共雇入三个半长工”。[[9]唐至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p751)胶东的海阳泊村，富农的土地实需劳力46.7人，其自有劳力和雇工加起来共35名，还缺11.7名劳力；中农阶层尚缺劳力5.7人。鲁北的北隋村，中农劳力盈亏相当，富农缺少劳力29.5-45.5个[9](p753)。所以，在雇工经营还无法充分满足劳动力需求的情况下，劳动互助就成为补充劳动力的有效办法。

随着近代山东农业耕作环境条件的恶化，分散的小生产无力抗拒和防止灾荒，为了保证小农的“生存权利”，分成租制逐渐兴盛起来。《获邑审编册》统计，1930年代，山东的分成租制比例占到40.27%。[[10]获邑编审册[J].平淮学刊，1985,(1).][10]另据国民党主计处统计局统计，在1935年分成租制的比例达到50%左右。[[11]国民党主计处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提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1](p538-p539)由于佃农贫困，许多分成租是由主佃双方共出农本的，所以说分成制也具有调剂生产资料作用。山东分成租的种类相当复杂，有的是牛具、种子、肥料均由地主出，佃户必须吃份子粮，吃一斗在公堆上还三斗至四斗，其余粮食按对半或佃四业六分劈，草全部或大部归地主，是为佃种地；有的是牛具、种子、肥料由佃户出，有的地主也出一部分农本。有的份子粮，粮草多为平分，牛草归牛，是为分种地。由此来看，在分成租下，除了土地条件之外，农本是决定主佃双方分成比例的重要因素。佃种地中，佃户所出农本较少，所受的超经济剥削很重；分种地中，佃户所出农本较多，超经济剥削就较差或没有。因此，为减轻对地主所出农本的依赖，佃农之间也开始开展互助合作，调剂生产资料的余缺。

三、近代山东农村户际互助的形式与规则

（一）经济状况基本对等条件下的劳动互助协作——合伙使用生产工具和搭套

合伙使用生产工具，是指有的农户之间采取共有农具、共同饲养役畜的互助形式弥补生产工具的不足。在潍县，小农为了配齐役畜、车和犁，往往几家联合，共同购买，共同使用。张姓买牛，王姓买马，李姓买农具，赵姓买大车，在生产中形成合作关系。在山东惠民县孙家庙村，地主阶层不负担任何大牲畜的饲养，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只能在耕地充分的条件下才能单独饲养牲畜。孙家庙村有9户自耕农单独拥有牛，3户自耕农单独拥有骡，3户自耕农单独拥有驴。自耕农单独拥有牲畜达15户，3户半自耕农拥有牛。由于役畜的不足，牲畜共同占有的习惯在自耕农中十分盛行。半自耕农多3户共有，自耕农多2户共有。[4](p124-p129,p146-p149,p167-p196)合伙喂养牲畜的农户一般是平摊购买和饲养牲畜的费用，轮流饲养和使用牲畜，如历城县路家庄的陈姓叔侄每人各出资七十五元，购买耕牛一头。平时两户轮流饲养、使用耕牛，十天一换；农忙时，则改为一天或三天一换。在恩县后夏寨村还有另外一种平摊“伙养”费用的方式，如有三家共同拥有畜役，其中2人出购入费，1人担负饲养费[[12]中国农村惯性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M].东京:岩波书店,1955.][12](第四卷，p460)。

“搭套”也叫“合犋”，“插犋”等，是农户以一定的人力和畜力与其他农户的人力、畜力共同组成二牛或三牛犋，共同耕种的劳动组合形式。这种搭套的劳动互助组合是“华北平原农作的普遍现象”，清代《登州府志》载：“耕者有春耕，有秋耕，用牛四，谓之一犋。穷民有至四五家合一犋者”[[13]施闰章修,杨奇烈\任浚纂.登州府志[Z],清康熙33年（1694年）刻本.][13](卷八)，《莱阳县志》也说：“民有三四家合一犋者耕”[[14]万邦维修,卫元爵等纂.莱阳县志[Z],清康熙17年（1678年）刻本.][14](卷二)。在《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一书中，作者也介绍过类似的情况，他说：“小农有时两、三家‘搭伙’合并牲口和劳力来耕田”[[15]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p155)。

上述两种劳动互助都需要互助双方在经济条件和土地经营规模上大致相当。这种经济条件上的对等原则在上述两种互助形式中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随着近代山东农村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小农的生活不像过去那样宽裕了，这使他们在日常的生产经营中不得不斤斤计较。搭犋时，如果两家的经济条件相差太远的话，那么条件较差的一方会因自己“吃亏”而心生不满，这时互助关系往往就会出现问题。正像后夏寨村民的李令义说的那样：“大体是土地相当的人家合犋。这样相互间没有不满，要不然土地少的人家就有不满了”。当然，所谓的“经济条件对等”，也不是绝对的相等。后夏寨的王廷章说：“有同等数量土地的农家才能进行合犋。土地差个二三亩也没有事”，李令义说：“有十亩的农家与只有两亩地的农家不可能一起合犋，这差距太大了。如果我有10亩地，你有5亩的话，你就不想合犋。因为我地里的活很多，比你多出了一倍”。当被问起为什么他和王廷章家各有30亩和20亩土地，仍然在一起合作和很多年，李令义解释说：“双方间的性格、秉性合不合也是很重要的。感情很好，就不在乎土地亩数的差距的事例也有，但很少。比如两家差7、8亩地，也可以。主要是双方没意见，两家人很对脾气，觉得背点理，吃点亏，就不论了。计较这些就不在一处干了”。[[16]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思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6](p170-p171)可见，在劳动互助中，农民心中对彼此之间的“经济差距”都有一个心理上的承受范围，合具双方彼此的感情好，可能他们所能接受的“差距”就越大；而一旦双方之间“差距”超过了他们“合理计算”的范围，即使双方感情再好，互助关系也不能成立。

从参与上述两种互助协作的农民群体来看，大部分地区的富农拥有齐备的农具和牲畜，参与劳动互助的相对较少；较为贫困的贫农和雇农缺少参与互助的条件；只有中农，既有合具的条件，也有合具的必要。如在历城县冷水沟村，拥有、耕种大亩约20亩以上土地的农家，一般都有齐备的役畜、农具，没有和别人合具的必要。另外不到五亩的农家，因为没有足够的农具和役畜，够不上合具的对象。所以一般是拥有10亩左右耕地的农家寻找合适的对象从事合犋”。在路家庄“没有牲口的人家不能合伙”。[12](第四卷，p257)不过，由于山东各地农村的经济条件不同，各阶层农民的富裕程度也不同，山东有的地区的富农和贫农也参与“搭犋”或“伙养”。1943年，在莒南、赣榆两县13个村落的调查中，调查者就注意到抗战之前贫农参与搭犋和“伙养”的情况：“地主、富农的耕畜多为大牛大驴，而中农、贫农则多系小牛小驴，同时多是数家一个牲口或各有一个不成牛犋的牲口，因此农民之间就产生了简单的变工互助组织，如搭犋、或养牛，或以剩余劳力来换取地主、富农剩余畜力”[10](p27)。在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的惠民县文化区于韩村，甚至是“地主”也要与别家进行互助合作。在村中占地10亩以下的农户一般无力饲养耕畜，一般的中农占地在10-20亩之间者，大多不能独立养一头牛，有的只能自家养一头驴或两家甚至四家伙养、伙使一头牛。全村仅有的两户地主中，只有韩友奎家拥有全套大农具，一牛一驴的搭配也可以组成独立耕作的耕犋；另一个所谓的“地主”韩太臣家，虽拥有一头牛，但仅拥有大农具的一般，显然要与别家搭套耕种[[17]于韩村土地浮财分配登记表[M].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济南:齐鲁书社2000.][17](p154-p155)。

（二）带有雇工性质的劳动互助——换工和帮工带地

“换工”简单的说就是“以人力换牛力”，那些贫困无耕畜户，常用这种方式向富裕地主换取役畜的使用权。根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资料，山东地区的换工只在农忙期进行，持续的时间不长，且规模不大，只是两户农家之间的农耕组合。村民在换工过程中，秉持着“对等交换”的公平原则，在“合理地计算”田亩、劳力和牲畜之间换算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交换、互助活动。虽然这种计算不是很精确，但最后的结果都能令双方满意。不过，在人力与畜力换工的场合，这种所谓的“公平”背后隐藏的是畜力占有者对借用者的劳动剥削。而且在“换工”过程中，无耕畜户不但要以劳力来换取役畜的使用，而且在耕种时还要受制于役畜的主人，往往是满足了牛主家的土地耕作需要后，才能耕种自家土地。在莒南县的官地村“一个十二亩的农户用人家的牲口耕地，除支付自己所产全部牛草、帮六个工以外，自己地的耕种还要在牛主之后”[[18]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官邸村农业劳动合作调查[M].1944年11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C],第13辑.][18](p190)。“帮工带地”的互助形式在近代山东农村也是普遍存在的。“带地佣工系农民耕地不足，人工有余，又不愿或不能将其耕地出租于人，而自己专当普通长工，乃与居住附近之较大农户商订，为其长年雇工，附带耕种自己所有之田地，而享有其出产。其每年工资之多少与其所带田之多少成反比例。带地佣工的民间惯行在各县又有细微差别，“博兴县雇主对于庸工所带田地之耕种，一如其自己田地之耕种。雇工所带田地出产，全为庸工所有。雇工长年工资照最高价付给，惟扣除其所带田地之全年耕种费。嘉祥县之雇主所扣除之全年耕种费，大约每亩一元五角，所带田地之耕种费达到其工资限度，则不另支付工资。肥城之佣工以不耽误雇主之工作为原则，饮食须自备。清平县雇工所带之田地一切作业概由雇主负担，所出粮食归雇主所有，惟柴草须随所用耕畜为转移。若用雇主之耕畜，柴草归雇主，若非雇主之耕畜，则不归雇主所有。该处壮农每年能耕二十九亩，雇工带地耕种不能超过10亩，高唐县之情形与此相仿。东平县佣工所带地之作业亦同于雇主之地，带地多者不要工资。莱阳县、恩县亦有此带地佣工之办法，莱阳县俗称此种庸工为‘打裏’”[[19]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供需状况[M]，中山文教馆,1935年.][19](p37-p38)。

换工和带地帮工带有雇工经营的性质。在这两种互助形式下，拥有生产资料的富农或地主处于主导地位，而缺少生产资料的小农则处于从属地位，合作双方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上述各种劳动互助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户缺乏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节约了他们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但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自发式的互助合作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仅是一种维生的手段，无法真正实现农业经营规模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农户之间自发的互助合作，一般只有两三户人家参与，规模很小，且缺乏稳定性。第二，互助协作调配的资源大都仅限于劳力、牲畜、农具等传统的生产要素，缺乏先进的技术因素的支持。在农业技术基本停滞的情况下，农户之间的互助协作只能通过追加劳力和资本来提高农田产量，其发展的方向是农业发展的“过密化”，而不是依靠技术进步实现农业增长的规模经济。第三，农户的互助多集中于生产环节，缺乏农业销售、加工等环节的合作。在经济不发达的时期，较小农地经营规模很脆弱，其承受经济波动的能力非常有限，为抵御经济风险，农民应当开展产前、产后方面的合作。然而，近代山东农户的土地经营较为分散，商品经济意识不强，同时也无法承担农业产业化需要的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这就使他们之间的互助仅限于生产领域，并不可避免地深陷于“自己自足的陷阱”之中。

四、近代山东各阶层农民对劳动互助的“选择”

各阶层农民对在土地经营中对劳动互助的选择，取决于他们经济实力以及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经营逻辑。

在土地经营中，富农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者，他们力求在土地经营中选择一种最经济的生产方式，合理地进行劳力和生产工具的配置，以提高农业收入。近代山东的富农生产资料比较充足，但由于雇工经营发展得不充分，他们所拥有的农业劳动力不足。为补足劳动力，富农常“利用互助劳动以提高劳动效率”[24](p756)：畜力充裕的富农多与缺乏畜力的农户“换工”，在补充劳力的同时也提高了牲畜的使用效率；畜力和农具缺乏的富农，也多参与合犋、伙养等劳动互助。

中农是追求稳妥地经营者。他们一方面追求利润，积极向富农阶层靠拢；另一方面又要保障生产，防止沦为贫农。山东的中农以自耕为主，拥有的生产资料量介于富农和贫农之间。与雇工经营水平比自己高，生产工具比自己齐全的富农相比，中农更有劳动互助的必要；与严重缺乏生产资料的贫农相比，中农在经济条件上具备开展劳动互助的优势。中农的经济地位还决定了他们多倾向于选择不需要太多资金投入且没有超经济剥削的劳动互助，来补充劳力和生产工具的不足。《惯行调查》资料中提到的冷水沟村和后夏寨村，均是中农占多数的村庄[后夏寨村自耕农占86.3%，冷水沟村自耕农91.4%，中农是自耕农的主体，因此，这两个村中的中农占多数]。在这两个村中，搭犋是最普遍的互助形式。后夏寨村“（村民）大部分都合具，一多半。个人解决不了……就得想这个法，差不多90%农家合具”[16](p96)。历城县冷水沟村在20世纪40年代有合具组合八、九十组[12](第四卷，p26)。

对于贫农来说，与追逐利益相比，生存是第一位的。近代山东的贫农拥有的生产资料严重不足，但劳力过剩，他们是雇工和佃农的主体。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贫农参与劳动互助的机会比较少，而且常常是带有救济性互助的受益者或是雇佣性互助下的受剥削者。

随着近代山东小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山东农村结构逐渐呈现出“中农化”的趋势。在1937年以前，山东的富农占总人口的9.5%，占总户数的6.3%，中农占总人口的42.98%，占总户数的36.63%，贫农占41.57%，雇农占2.24%。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户总数的6%，中农约占总户数的20%，贫雇农约占70%左右[[20]段国卿,岳海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山东农民运动简论[J]，山东史学集刊,1983,(1).][20]。总的来看，在山东各阶层农户所占的比例中，中农的比例最大，富农和中农比例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世纪30年代，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户总数的6%，中农约占总户数的20%。]。土地改革时，中共山东分局对山东274个典型乡村的统计，贫农占总户数的44%，中农占47.8%，富裕中农占0.63%，富农占5.64%，地主占1.35%。这表明山东的中农还在上升。如上所述，中农是开展劳动互助的主体[[21]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计划司.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M].北京：中华书局,1952.

][21](p224)。所以近代山东农民的“中农化”，更加凸显了劳动互助在山东农民土地经营中的重要性。

各地的过年习俗

f除夕

除夕是指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的晚上,它与春节(正月初一)首尾相连."除夕"中的"

除"字是"去；易；交替"的意思,除夕的意思是"月穷岁尽",人们都要除旧部新,有旧岁至此而

除,来年另换新岁的意思,是农历全年最后的一个晚上.故此期间的活动都围绕着除旧部新,消

灾祈福为中心.

周、秦时期每年将尽的时候,皇宫里要举行"大傩"的仪式,击鼓驱逐疫疠之鬼,称为"逐除

",后又称除夕的前一天为小除,即小年夜；除夕为大除,即大年夜.

贴门神

我国各地过年都有贴门神的风俗.最初的门神是刻桃木为人形,挂在人的旁边,后来是画

成门神人像张贴于门.传说中的神荼、郁垒兄弟二人专门管鬼,有他们守住门户,大小恶鬼不

敢入门为害.唐代以后,又有画猛将秦琼、尉迟敬德二人像为门神的,还有画关羽、张飞像为

门神的.门神像左右户各一张,后代常把一对门神画成一文一武.门神分三类:第一类是"大门

门神",多贴在车门或整间大门上,高约四五尺,宽约二三尺.第二类是"街门门神",多贴小街门

上,高约二尺,宽约一尺.这两种门神都是一黑脸一白脸两位尊神.白左黑右,白善易,黑狞恶,

各手执槊钺.第三类是"屋门门神",较街门门神稍小有限,也是黑白二神,但也有黑白二神是坐

像的.屋门最多是贴"麒麟送子"像,两个傅粉涂脂梳太子冠的娃娃,各乘麒麟.这种门神,本应

贴在新结婚的屋门上,以取吉利,后来也就作普通街门的新年点缀品了.

贴春联

春联亦名"门对"、"春帖",是对联的一种,因在春节时张贴,故名.春联的一个源头是桃符

.最初人们以桃木刻人形挂在门旁以避邪,后来画门神像于桃木上,再简化为在桃木板上题写

门神名字.春联的另一来源是春贴.古人在立春日多贴"宜春"二字,后渐发展为春联.春联真正

普及始于明代,与朱元璋的提倡有关.据清人陈尚古的《簪云楼杂说》中记载,有一年朱元璋

准备过年时,下令每家门上都要贴一幅春联,以示庆贺.原来春联题写在桃木板上,后来改写在

纸上.桃木的颜色是红的,红色有吉祥,避邪的意思,因此春联大都用红纸书写.但庙宇用黄纸,

守制（服孝未满）用白、绿、黄三色,第一年用白纸,第二年绿纸,第三年黄纸,第四年丧服满

才恢复用红纸.因满族尚白,清宫廷春联用白纸,蓝边包于外,红条镶于内.

贴福字、贴窗花、贴年画、贴挂千

这些都具有祈福、装点居所的民俗功能.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他反映了人

民大众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春联由

神荼、郁垒的名字而向文字发展,而年画依然沿着绘画方向发展.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

画的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而渐渐把财神请到家里,进而在一些年画作坊中产生了《福禄

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彩色年画、以

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因明太祖朱元璋提倡春节贴春联,年画也受其影响随之而盛行

开来,全国出现了年画三个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形成了我国年画

的三大流派.民国初年,上海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这是年画的一种新形式.这种

合二而一的年画,以后发展成挂历.挂千,就是用吉祥语镌于红纸之上,长尺有咫,粘之门前,与

桃符相辉映.其上有八仙人物的,为佛前所挂.挂千民户多用它,世家大族用它的较少.其黄纸

长三寸,红纸长寸余,是"小挂千",为市肆所用.最早的挂千当是以制钱（铜钱）串挂的,与压

岁钱一样,有压胜的作用.

置天地桌

这是一个临时性的供桌,是除夕专设之桌.一般无大佛堂之家特别重视天地桌,因为平时

对佛供献较少,到年终岁尽时对神佛大酬劳一次,此外,这桌主要是为接神使用.天地桌的内容

与常年佛堂有所不同,除共有的挂钱、香烛、五供、大供之外,其受祀的偶像也大都是临时性

的,如:"百分",它是一本木刻版的神像画册；"天地三界十八佛诸神",是一张用大幅黄毛边纸

木刻水彩印的全神码;福禄寿三星画像等.以上诸像有的接神后即焚化,如"百分".有的则须到

破五、甚至到灯节才焚烧.摆天地桌的位置也不统一,如堂屋地方宽大,可置于屋中,如屋内无

地,就置于院中.传说此夜为天上诸神下界之时,所以民间有此接神习俗.

守岁

我国民间在除夕有守岁的习惯,俗名"熬年".守岁从吃年夜饭开始,这顿年夜饭要慢慢地

吃,从掌灯时分入席,有的人家一直要吃到深夜.根据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至少在南北

朝时已有吃年夜饭的习俗.

守岁的习俗,既有对如水逝去的岁月含惜别留恋之情,又有对来临的新年寄以美好希望之意.

放爆竹

当午夜交正子时,新年钟声敲响,整个中华大地上空,爆竹声震响天宇.在这"岁之元、月

之元、时之元"的"三元"时刻,有的地方还在庭院里垒"旺火",以示旺气通天,兴隆繁盛.在熊

熊燃烧的旺火周围,孩子们放爆竹,欢乐地活蹦乱跳,这时,屋内是通明的灯火,庭前是灿烂的

火花,屋外是震天的响声,把除夕的热闹气氛推向了最高潮.历代的诗人墨客总是以最美好的

诗句,赞颂新年的来临.王安石的《元日》诗: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人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描绘了我国人民欢度春节盛大的喜庆情景.爆竹声响是辞旧迎新的标志、喜庆心情的流

露.经商人家．放爆竹还有另一番意义:他们在除夕之夜大放炮仗是为了新的一年大发大利.

不过,据旧习认为,敬财神要争先,放爆竹要殿后.传说,要想发大财者,炮仗要响到最后才算心

诚.

吃年夜饭

孩子们在玩耍放爆竹的时候,也正是主妇们在厨房里最忙碌的时刻,年菜都在前几天做好

了,而年夜饭总要在年三十当天掌厨做出来.在北方,大年初一的饺子也要在三十晚上包出来.

这时家家的砧板都在噔噔噔地忙着剁肉、切菜.此时,家家户户传出的砧板声,大街小巷传出

的爆竹声,小店铺子传出的"劈劈啪啪"的算盘声和抑扬顿挫的报帐声,再夹杂着处处的说笑声

,此起彼伏,洋洋盈耳,交织成除夕欢快的乐章.

吃年夜饭,是春节家家户户最热闹愉快的时候.大年夜．丰盛的年菜摆满一桌,阖家团聚,

围坐桌旁,共吃团圆饭,心头的充实感真是难以言喻.人们既是享受满桌的佳肴盛馔,也是享受

那份快乐的气氛,桌上有大菜、冷盆、热炒、点心,一般少不了两样东西,一是火锅．一是鱼.

火锅沸煮,热气腾腾,温馨撩人,说明红红火火；"鱼"和"余"谐音,是象征"吉庆有余",也喻示"

年年有余".还有萝卜俗称菜头,祝愿有好彩头；龙虾、爆鱼等煎炸食物,预祝家运兴旺如"烈

火烹油".最后多为一道甜食,祝福往后的日子甜甜蜜蜜,这天,即使不会喝酒的,也多少喝一点

.

年夜饭的名堂很多,南北各地不同,有饺子、馄饨、长面、元宵等,而且各有讲究.北方人

过年习惯吃饺子,是取新旧交替"更岁交子"的意思.又因为白面饺子形状像银元宝,一盆盆端

上桌象征着"新年大发财,元宝滚进来"之意.有的包饺子时,还把几枚沸水消毒后的硬币包进

去,说是谁先吃着了,就能多挣钱.吃饺子的习俗,是从汉朝传下来的.相传,医圣张仲景在寒冬

腊月,看到穷人的耳朵被冻烂了,便制作了一种"祛寒娇耳汤"给穷人治冻伤.他用羊肉、辣椒

和一些祛寒温热的药材,用面皮包成耳朵样子的"娇耳",下锅煮熟,分给穷人吃,人们吃后,觉

得浑身变暖,两耳发热.以后,人们仿效着做,一直流传到今天.新年吃馄饨,是取其开初之意.

传说世界生成以前是混沌状态,盘古开天辟地,才有了宇宙四方,长面,也叫长寿面.新年吃面,

是预祝寿长百年.

给压岁钱

压岁钱是由长辈发给晚辈的,有的家里是吃完年夜饭后,人人坐在桌旁不许走,等大家都

吃完了,由长辈发给晚辈,并勉励儿孙在在新的一年里学习长进,好好做人.有的人家是父母在

夜晚待子女睡熟后,放在他们的枕头下,更多的人家是小孩子们齐集正厅,高呼爷爷奶奶、爸

爸妈妈新年快乐,列队跪拜；而后伸手要红包.甚而追讨到爷爷妈妈的卧房,一齐跑到床沿,大

嚷特嚷:"压岁钱,压岁钱！"老人家还嫌不够热闹,故作小气,由讨价还价到围攻摸索,最后把

老祖宗的红包挖掘出来,大家抢掠一空,才呼啸而散.老人家逢此情景却乐不可支,认为这是新

年事事顺利的好兆头.过年给压岁钱,体现出长辈对晚辈的关爱,和晚辈对长辈的尊敬,是一项

整合家庭伦理关系的民俗活动.

有童谣云:

三星在南,家家拜年；

小辈儿的磕头,老辈儿的给钱.

要钱没有,扭脸儿就走.

接神

接神是为新旧年分野,但接神时间亦不太统一.有的子时一到就开始举行仪式,有的到"子

正"之时,即午夜零点开始接神,有的则在"子正"之后方接.祭灶后,诸神都回天宫,不理人间俗

事,到除夕子时后,即新一年来临时,又降临人间理事.接神的仪式在天地桌前举行,由全家中

的最长者主持.因为诸神所居的天界方位不同,下界时来的方向自然也不同,至于接何神,神从

何方来,要预先查好"宪书",然后带领全家举香在院中按方位接神.如辛未年的"宪书"上指示:

"财神正东、福神正南、贵神东北、喜神西南、太岁神西南等".按方位叩首礼毕后,肃立待香

尽,再叩首,最后将香根、神像、元宝锭等取下,放入早已在院中备好的钱粮盆内焚烧.焚烧时

同燃松枝、芝麻秸等.接神时鞭炮齐鸣,气氛极浓烈.

踩祟

接神后,将芝麻秸从街门内铺到屋门,人在上面行走,噼叭作声,称为"踩岁",亦叫"踩祟".

由于"碎"与"祟"同音,取新春开始驱除邪祟的意思.

祭祖

古时,这种礼俗很盛.因各地礼俗的不同,祭祖形式也各异,有的到野外瞻拜祖墓,有的到

宗祠拜祖,而大多在家中将祖先牌位依次摆在正厅,陈列供品,然后祭拜者按长幼的顺序上香

跪拜.汉人祭祖,多半做鱼肉碗菜,盛以高碗,颇有钟鸣鼎食之意.南方人流寓北京的,祭祖尤为

隆重,大半是八碗大菜,中设火锅,按灵位设杯箸,在除夕、元旦、元夜,都将火锅扇开,随时换

菜.旗族人祭祖,满蒙不同,蒙古旗人供以黄油炒黄米面,撤供时炸以香油,蘸以白糖,另有风味

.满洲旗人祭祖,供核桃酥、芙蓉糕、苹果、素蜡檀香,静肃异常.除夕夜和元旦供素煮饽饽,

上元夜供元宵,每日早晚焚香叩头,献供新茶.祭祖形式虽各不同,大半都是除夕夜悬影,上元

夜撤供,亲朋之至近的,拜年时也必须叩谒祖先堂,不独慎终追远至意不泯,因其人敬其祖的美

德,也借此保存了.

送财神

旧时,从春节子夜开财门起,就有送财神的,手拿着一张纸印的财神在门外嚷着:"送财神

爷的来啦！"这时屋里的主人,为了表示欢迎财神,便拿赏钱给来人,送财神的口中,当然总免

不了要说些吉利话.例如:"金银财宝滚进来"啦！"左边有对金狮子,右边有对金凤凰"啦！等

等之类的口彩.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装扮成财神爷的模样,身穿红袍,头戴纱帽,嘴上挂着假胡子

,身上背着一个收钱的黄布袋,后面跟着几个敲锣打鼓的,挨家挨户地去散发财神爷像,以便讨

赏钱.每到人家门口,就唱起:"左厢堆满金银库,右边财宝满屋堆."一大堆讨吉利的话,不绝于

口,直到主人欢喜地接过那张红纸财神爷像,给他们些钱,扮财神的这些人,连声道谢之后,就

起劲地敲打一阵,在咚咚锵锵的锣鼓声中,转到别家去了.

饮屠苏酒

屠苏酒是一种药酒.在古代习俗中,元日全家饮屠苏酒,以祛不正之气.制作屠苏酒的方法

是:用大黄一钱,桔梗,川椒各一钱五分,桂心一钱八分,茱萸一钱二分,防风一两,以绛囊盛之

悬于井中,至元日寅时取起,以酒煎四五沸.古时饮屠苏酒,方法很别致.一般人饮酒,总是从年

长者饮起；但是饮屠苏酒却正好相反,是从最年少的饮起.大概年少者一天天长大,先饮酒以

示祝贺,而年长者过一年少一年,后饮以示挽留.宋朝文学家苏辙的《除日》诗道:"年年最后

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说的就是这种风俗.这种别开生面的饮酒次序,在古代每每令人产

生种种感慨,所以给人留有深刻的印象.

隔年饭

在北方,有的人家还要供一盆饭,年前烧好,要供过年,叫作"隔年饭",是年年有剩饭,一年

到头吃不完,今年还吃昔年粮的意思.这盆隔年饭一般用大米和小米混合起来煮,北京俗话叫"

二米子饭",是为了有黄有白,这叫作"有金有银,金银满盆"的"金银饭".不少地方在守岁时所

备的糕点瓜果,

都是想讨个吉利的口彩:吃枣（春来早）,吃柿饼（事事如意)吃杏仁（幸福人）,吃长生果（

长生不老）,吃年糕（一年比一年高）.除夕之夜,一家老小,边吃边乐,谈笑畅叙.

春节一般指除夕和正月初一。但在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从腊月初八的腊祭或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祭灶，

一直到正月十五，其中以除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在春节期间，我国的汉族和很多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活动以示庆祝

。这些活动均以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活动丰富多彩，带有浓郁的民族特

色。

农历正月初一,古代有元日、元旦、元正、元辰、元朔、三元、三朝、三正、正旦、正朔等30多种名称.辛亥革命后

,改行公历,这天被定为春节,以区别公历新年的元旦,但一般人们仍习惯把它看作年节,俗称"过年"、"过大年"、"旧历年

"、"阴历年".年节早见于《尚书·舜典》,到汉代民间习俗就已相当繁多,至今仍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公职人员放假3

天,民间欢庆持续半月.

旧俗春节从初一零点开始,山东各地一般由家长首先起来"发纸",开门前先放一挂火鞭,然后才能说话.男人在家长的

带领下祭拜天地神灵.春节的第一顿饭都是吃饺子.煮饺子时,要鸣放鞭炮.为驱邪恶、求吉利,有的地区烧火煮饺子要用

芝麻秸,意味着新一年象芝麻开花节节高,日子越过越好.饺子要煮得多,必须有余,饭后锅内要放上馒头,意在有余头.水

饺煮好后,先盛一碗敬天地,再盛一碗敬灶君.就餐时,除每人一碗外,还要多盛一到二碗,意在希望人丁兴旺.吃饺子充满

了节日的欢乐气氛.春节的饺子里多包有钱、枣、栗子等,吃到红枣,意味着新一年能起早干活,勤劳致富；吃到栗子,意

味着新的一年能出大力,流大汗；吃到花生米,就能长命百岁；吃到钱,就能发财.不管谁吃到其中的哪一种,大家都衷心

地祝贺.如果小孩吃到了钱,家长更十分高兴,认为孩子有出息,除了鼓励以外,还要赏钱,以示祝贺.许多地方初一吃素馅

饺子,取"素静一年"之意.临清地方初一早饭吃各种馍馍、枣糕、粘窝窝等,又佐以各种丸子、粉条、白菜熬成的"全菜",

名为"吃全年的饭菜".

春节拜年的习俗由来已久,至今不衰.首先进行家拜,一家人中,晚辈给长辈拜年,平辈之间互相拜年；尔后进行近拜,

就是给没出五服的长辈拜年；最后是远拜,给出了五服的长辈和亲朋好友拜年.旧时拜年要磕头,现在一般只是问好.商人

拜年,除了问好外,还要互道恭喜发财.晚辈向长辈拜年时,长辈要给压岁钱.临清初一拜年,男子与已婚妇女参加,男女分

开,拜过自家长辈,再拜族内各长辈,此谓"合族拜年",之后,由族长率领到各庙宇、异姓祠堂内敬拜神位,此谓"拜庄乡年"

,最后,村长指挥全村人于村中十字路口互拜,以解往年纠纷怨气,此则谓"拜团结年".郓城等地有"春节五更乞长"的习俗.

儿童起床后一声不响,先去紧紧抱住椿树,同时唱"椿树椿树王,你长粗来我长长,你长粗了做材料,俺长长了穿衣裳".邹城

则有捣鼠洞的特殊习俗,初一早晨,用面杖捣鼠洞,边捣边说"戳打戳,戳打戳,十个老鼠九个瞎,还有一个不瞎的,也要叫我

戳煞它",意在保证粮食安全.

初一忌讳很多,各地大同小异.莒南忌推磨(年前封磨,直到初五才准用磨),忌挑水,忌扫地,忌打人骂人.临沂则忌动

针钱,忌包饺子,忌吃荤,忌捣蒜.沂源初一晚上忌点灯,据说点了灯,老鼠就会泛滥成灾.胶东各地最忌初一打破东西,万一

打破东西,要手持碎片,不回头,不说话,直走到井边,将碎片抛掷井中,否则"主凶".也有的地方在打破器物之后,念吉语"

岁岁(碎碎)平安"来破解.初一煮饺子,破了不可说"破了",要改说"挣(赚)了".商店过年吃饺子同时吃蒜时,因"蒜"与"散"

音同,改称蒜为"义和菜".

春节期间开展娱乐活动,在山东民间极为普遍.秧歌、龙灯、狮子舞、跑旱船、武术表演、球赛等形式多样.正月初

二至十六日,曲阜城内有鼓楼门会,并开放孔庙.会上,有花鼓、瞎腔等地方戏表演,有曲艺表演,有卖玩具、卖花炮、卖花

、卖油炸糕等诸种摊贩.此会以十四日为最盛,乡下有不少人进城赶会,俗称"赶逛会".孔府的小姐、太太为观赏会中热闹

场面,在孔府大门里面墙边筑台搭棚,悬灯结彩,在台子临街一面挂起竹帘,隔帘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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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中的重要性，促使近代山东中小农户自发地建立起了广泛的劳动互助关系。同时，在雇工经营发展不充分，租地经营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户际互助也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在具体的土地经营中，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自发式的互助合作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仅是一种维生的手段，还无法真正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户缺乏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节约了他们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而且，从山东各阶层农户对劳动互助的“选择”来看，中农是开展劳动互助的主体，随着近代山东农民的“中农化”，劳动互助在农民土地经营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关键词：土地经营；互助合作；劳动集约型农业；雇佣关系；租佃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

劳动互助是农民土地经营中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是农民生产力水平的体现，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农民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在以往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人们都将视线集中在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上，而对农户之间自发的劳动互助关系重视不够，甚至完全将其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因此，本文拟将土地占有与土地经营有机联系起来，以生产力和所有制关系为中心，就近代山东农民在土地经营中自发的劳动互助作一番考察。

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与生产要素的分配不均同时并存

近代山东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为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山东农村开始普及两年三熟制的耕作模式，同时配合引种高产的美洲作物，经过农作物种植结构和种植次序的合理调整，山东土地的复种指数和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一些地区的平均复种指数达到了152左右的高水平，这就相当于原有的耕地面积扩大了0.52倍。甘薯、花生等美洲作物的引种也将农作物的亩产量提高了几倍，民国时期山东全省的统计数据显示，甘薯单产平均达到1289斤/亩，折干后（三斤折一斤）还是其他作物的2-3倍，花生单产平均达到274.5斤/亩，而同期的大豆平均单产只有131.8斤/亩。[参考文献

[1]章之凡,王俊强.20世纪中国主要作物生产统计资料汇编[M].王宝卿著.明清以来山东种植结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以美洲作物引种推广为中心[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1](p148)

近代山东农业种植结构和耕作模式的调整，是在农业技术停滞的条件下，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人投入实现的。这种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增强了小土地分散经营的能力和中小农户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催生了中小农户对生产工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需求。然而，在近代山东农村，生产要素分配不均的状况十分普遍，广大中小农户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生产资料短缺的窘境：

耕畜和农具的拥有程度是农民阶层区分的重要标志。大部分富农拥有比较完备的农具和牲畜配置，而中贫农户的生产工具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乏。卜凯调查表明，华北的小农无役畜比重达62%，中等耕地的农户无役畜者占40%，大农户只有4%无役畜。[[2]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9.][2](p195)在即墨县浮山后村、胶州湾口薛家岛的大洼村一带的中、贫、佃农只能用构造简单的三角“铁铲”耕地或播种。解放前后浮山村350户人家只有四架耧，而统统归地主富农所有，一般中、贫农户“土地少（只有三至五，七至八亩），不值得买，也买不起”。[[3]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3](p305-p306)在山东惠民县,耕地规模在10亩以下的小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仅有0.038，经营耕地在40-30亩的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有0.53头，经营耕地50亩以上的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由0.8头。[[4]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北支农村概况调查报告（一）——惠民县第一区和平乡孙家庙[M].昭和14.][4]

从各阶层农户土地经营所需的劳动力来看，劳力的需求与土地经营面积有很大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说，富农的经营面积“超出了每个家庭的劳动标准（就是说每个家庭能靠自家劳动耕种的土地数量）”，对劳动力有一定的需求。而中小农户的拥有的土地有限，家庭劳动力充足甚至过剩。但随着近代山东劳动集约型农业和农作物商品化的发展，农田耕作的劳动强度增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作物的种植，需要较多的劳动人手，中小农户也出现了自有劳动力不足的情况。1935年，在山东每亩小麦一年用人工15个，大豆12个，高粱18个，小米21个，花生24个，棉花60个，烟草135个。[[5]方行.清代山东农村的劳动力市场[M].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p389）经济作物的用工量明显高于粮食作物。棉花和烟草是近代山东大力发展的两大经济作物，是劳动节约化程度较高的作物。棉花每亩人工投入在二十个左右，在鲁西北棉区，中耕除草的次数达六次，间苗一次，摘心作业达两次。烟草种植不需要畜力，所需的人力更多。在山东，种烟的人工一般约为种玉米的四倍。[[6]胡德琳等.济宁直隶州志,清乾隆50年（1785年）刻本.][6](卷二，卷三十二)随着山东二年三熟制的发展，复种指数的提高，农民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尤其是五月和九月的“双抢”季节，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很大的，许多即使平时家庭劳力充足的中等农户，在农忙季节也缺乏劳动力。据抽样调查，华北个农业区“与收获时劳力不足者，约占三分之二，栽种时劳力过少者，占四分之一，灌溉时缺乏劳力者，约占八分之一”。[[7][美]卜凯.中国土地利用[M].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41.][7](p405)

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中的重要性，促使中小农户之间自发地建立起了广泛的劳动互助关系。

二、雇工经营、租地经营对户际互助的影响

农户的雇工经营主要是为了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近代山东农村的雇工经营发展得并不充分，富农和中农多以自耕为主，雇工为辅。莒县三个区13个村的典型调查，在富农经营中家工占劳动总数的64.7%，雇工占32.88%；中农雇工占劳动力总数的1.52%，家工占98.48%。这大致是山东地区雇工经营的一般水平。[[8]华东局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编.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山东省农村调查[M].1952.][8](p32)在一些雇佣关系不发达的地区，富农连长工也不雇佣，如流坡坞村富农主要生产是自己劳动，农忙时才雇短工。在雇佣关系发达的地区，富农的家工与雇工的数量大致相当，如海阳泊村，战前富农自有劳力19人，雇工16名。由于雇工经营发展的不充分，农户所拥有的劳动力常常不能满足实际生产需要量。如1937年以前，盐山魏桥村富农的人力，以户平均计算，则缺一半以上，……虽然劳力不足，但二十四户富农仅有五家雇佣长工，有的还雇的是半长工，共雇入三个半长工”。[[9]唐至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p751)胶东的海阳泊村，富农的土地实需劳力46.7人，其自有劳力和雇工加起来共35名，还缺11.7名劳力；中农阶层尚缺劳力5.7人。鲁北的北隋村，中农劳力盈亏相当，富农缺少劳力29.5-45.5个[9](p753)。所以，在雇工经营还无法充分满足劳动力需求的情况下，劳动互助就成为补充劳动力的有效办法。

随着近代山东农业耕作环境条件的恶化，分散的小生产无力抗拒和防止灾荒，为了保证小农的“生存权利”，分成租制逐渐兴盛起来。《获邑审编册》统计，1930年代，山东的分成租制比例占到40.27%。[[10]获邑编审册[J].平淮学刊，1985,(1).][10]另据国民党主计处统计局统计，在1935年分成租制的比例达到50%左右。[[11]国民党主计处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提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1](p538-p539)由于佃农贫困，许多分成租是由主佃双方共出农本的，所以说分成制也具有调剂生产资料作用。山东分成租的种类相当复杂，有的是牛具、种子、肥料均由地主出，佃户必须吃份子粮，吃一斗在公堆上还三斗至四斗，其余粮食按对半或佃四业六分劈，草全部或大部归地主，是为佃种地；有的是牛具、种子、肥料由佃户出，有的地主也出一部分农本。有的份子粮，粮草多为平分，牛草归牛，是为分种地。由此来看，在分成租下，除了土地条件之外，农本是决定主佃双方分成比例的重要因素。佃种地中，佃户所出农本较少，所受的超经济剥削很重；分种地中，佃户所出农本较多，超经济剥削就较差或没有。因此，为减轻对地主所出农本的依赖，佃农之间也开始开展互助合作，调剂生产资料的余缺。

三、近代山东农村户际互助的形式与规则

（一）经济状况基本对等条件下的劳动互助协作——合伙使用生产工具和搭套

合伙使用生产工具，是指有的农户之间采取共有农具、共同饲养役畜的互助形式弥补生产工具的不足。在潍县，小农为了配齐役畜、车和犁，往往几家联合，共同购买，共同使用。张姓买牛，王姓买马，李姓买农具，赵姓买大车，在生产中形成合作关系。在山东惠民县孙家庙村，地主阶层不负担任何大牲畜的饲养，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只能在耕地充分的条件下才能单独饲养牲畜。孙家庙村有9户自耕农单独拥有牛，3户自耕农单独拥有骡，3户自耕农单独拥有驴。自耕农单独拥有牲畜达15户，3户半自耕农拥有牛。由于役畜的不足，牲畜共同占有的习惯在自耕农中十分盛行。半自耕农多3户共有，自耕农多2户共有。[4](p124-p129,p146-p149,p167-p196)合伙喂养牲畜的农户一般是平摊购买和饲养牲畜的费用，轮流饲养和使用牲畜，如历城县路家庄的陈姓叔侄每人各出资七十五元，购买耕牛一头。平时两户轮流饲养、使用耕牛，十天一换；农忙时，则改为一天或三天一换。在恩县后夏寨村还有另外一种平摊“伙养”费用的方式，如有三家共同拥有畜役，其中2人出购入费，1人担负饲养费[[12]中国农村惯性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M].东京:岩波书店,1955.][12](第四卷，p460)。

“搭套”也叫“合犋”，“插犋”等，是农户以一定的人力和畜力与其他农户的人力、畜力共同组成二牛或三牛犋，共同耕种的劳动组合形式。这种搭套的劳动互助组合是“华北平原农作的普遍现象”，清代《登州府志》载：“耕者有春耕，有秋耕，用牛四，谓之一犋。穷民有至四五家合一犋者”[[13]施闰章修,杨奇烈\任浚纂.登州府志[Z],清康熙33年（1694年）刻本.][13](卷八)，《莱阳县志》也说：“民有三四家合一犋者耕”[[14]万邦维修,卫元爵等纂.莱阳县志[Z],清康熙17年（1678年）刻本.][14](卷二)。在《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一书中，作者也介绍过类似的情况，他说：“小农有时两、三家‘搭伙’合并牲口和劳力来耕田”[[15]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p155)。

上述两种劳动互助都需要互助双方在经济条件和土地经营规模上大致相当。这种经济条件上的对等原则在上述两种互助形式中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随着近代山东农村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小农的生活不像过去那样宽裕了，这使他们在日常的生产经营中不得不斤斤计较。搭犋时，如果两家的经济条件相差太远的话，那么条件较差的一方会因自己“吃亏”而心生不满，这时互助关系往往就会出现问题。正像后夏寨村民的李令义说的那样：“大体是土地相当的人家合犋。这样相互间没有不满，要不然土地少的人家就有不满了”。当然，所谓的“经济条件对等”，也不是绝对的相等。后夏寨的王廷章说：“有同等数量土地的农家才能进行合犋。土地差个二三亩也没有事”，李令义说：“有十亩的农家与只有两亩地的农家不可能一起合犋，这差距太大了。如果我有10亩地，你有5亩的话，你就不想合犋。因为我地里的活很多，比你多出了一倍”。当被问起为什么他和王廷章家各有30亩和20亩土地，仍然在一起合作和很多年，李令义解释说：“双方间的性格、秉性合不合也是很重要的。感情很好，就不在乎土地亩数的差距的事例也有，但很少。比如两家差7、8亩地，也可以。主要是双方没意见，两家人很对脾气，觉得背点理，吃点亏，就不论了。计较这些就不在一处干了”。[[16]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思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6](p170-p171)可见，在劳动互助中，农民心中对彼此之间的“经济差距”都有一个心理上的承受范围，合具双方彼此的感情好，可能他们所能接受的“差距”就越大；而一旦双方之间“差距”超过了他们“合理计算”的范围，即使双方感情再好，互助关系也不能成立。

从参与上述两种互助协作的农民群体来看，大部分地区的富农拥有齐备的农具和牲畜，参与劳动互助的相对较少；较为贫困的贫农和雇农缺少参与互助的条件；只有中农，既有合具的条件，也有合具的必要。如在历城县冷水沟村，拥有、耕种大亩约20亩以上土地的农家，一般都有齐备的役畜、农具，没有和别人合具的必要。另外不到五亩的农家，因为没有足够的农具和役畜，够不上合具的对象。所以一般是拥有10亩左右耕地的农家寻找合适的对象从事合犋”。在路家庄“没有牲口的人家不能合伙”。[12](第四卷，p257)不过，由于山东各地农村的经济条件不同，各阶层农民的富裕程度也不同，山东有的地区的富农和贫农也参与“搭犋”或“伙养”。1943年，在莒南、赣榆两县13个村落的调查中，调查者就注意到抗战之前贫农参与搭犋和“伙养”的情况：“地主、富农的耕畜多为大牛大驴，而中农、贫农则多系小牛小驴，同时多是数家一个牲口或各有一个不成牛犋的牲口，因此农民之间就产生了简单的变工互助组织，如搭犋、或养牛，或以剩余劳力来换取地主、富农剩余畜力”[10](p27)。在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的惠民县文化区于韩村，甚至是“地主”也要与别家进行互助合作。在村中占地10亩以下的农户一般无力饲养耕畜，一般的中农占地在10-20亩之间者，大多不能独立养一头牛，有的只能自家养一头驴或两家甚至四家伙养、伙使一头牛。全村仅有的两户地主中，只有韩友奎家拥有全套大农具，一牛一驴的搭配也可以组成独立耕作的耕犋；另一个所谓的“地主”韩太臣家，虽拥有一头牛，但仅拥有大农具的一般，显然要与别家搭套耕种[[17]于韩村土地浮财分配登记表[M].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济南:齐鲁书社2000.][17](p154-p155)。

（二）带有雇工性质的劳动互助——换工和帮工带地

“换工”简单的说就是“以人力换牛力”，那些贫困无耕畜户，常用这种方式向富裕地主换取役畜的使用权。根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资料，山东地区的换工只在农忙期进行，持续的时间不长，且规模不大，只是两户农家之间的农耕组合。村民在换工过程中，秉持着“对等交换”的公平原则，在“合理地计算”田亩、劳力和牲畜之间换算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交换、互助活动。虽然这种计算不是很精确，但最后的结果都能令双方满意。不过，在人力与畜力换工的场合，这种所谓的“公平”背后隐藏的是畜力占有者对借用者的劳动剥削。而且在“换工”过程中，无耕畜户不但要以劳力来换取役畜的使用，而且在耕种时还要受制于役畜的主人，往往是满足了牛主家的土地耕作需要后，才能耕种自家土地。在莒南县的官地村“一个十二亩的农户用人家的牲口耕地，除支付自己所产全部牛草、帮六个工以外，自己地的耕种还要在牛主之后”[[18]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官邸村农业劳动合作调查[M].1944年11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C],第13辑.][18](p190)。“帮工带地”的互助形式在近代山东农村也是普遍存在的。“带地佣工系农民耕地不足，人工有余，又不愿或不能将其耕地出租于人，而自己专当普通长工，乃与居住附近之较大农户商订，为其长年雇工，附带耕种自己所有之田地，而享有其出产。其每年工资之多少与其所带田之多少成反比例。带地佣工的民间惯行在各县又有细微差别，“博兴县雇主对于庸工所带田地之耕种，一如其自己田地之耕种。雇工所带田地出产，全为庸工所有。雇工长年工资照最高价付给，惟扣除其所带田地之全年耕种费。嘉祥县之雇主所扣除之全年耕种费，大约每亩一元五角，所带田地之耕种费达到其工资限度，则不另支付工资。肥城之佣工以不耽误雇主之工作为原则，饮食须自备。清平县雇工所带之田地一切作业概由雇主负担，所出粮食归雇主所有，惟柴草须随所用耕畜为转移。若用雇主之耕畜，柴草归雇主，若非雇主之耕畜，则不归雇主所有。该处壮农每年能耕二十九亩，雇工带地耕种不能超过10亩，高唐县之情形与此相仿。东平县佣工所带地之作业亦同于雇主之地，带地多者不要工资。莱阳县、恩县亦有此带地佣工之办法，莱阳县俗称此种庸工为‘打裏’”[[19]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供需状况[M]，中山文教馆,1935年.][19](p37-p38)。

换工和带地帮工带有雇工经营的性质。在这两种互助形式下，拥有生产资料的富农或地主处于主导地位，而缺少生产资料的小农则处于从属地位，合作双方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上述各种劳动互助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户缺乏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节约了他们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但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自发式的互助合作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仅是一种维生的手段，无法真正实现农业经营规模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农户之间自发的互助合作，一般只有两三户人家参与，规模很小，且缺乏稳定性。第二，互助协作调配的资源大都仅限于劳力、牲畜、农具等传统的生产要素，缺乏先进的技术因素的支持。在农业技术基本停滞的情况下，农户之间的互助协作只能通过追加劳力和资本来提高农田产量，其发展的方向是农业发展的“过密化”，而不是依靠技术进步实现农业增长的规模经济。第三，农户的互助多集中于生产环节，缺乏农业销售、加工等环节的合作。在经济不发达的时期，较小农地经营规模很脆弱，其承受经济波动的能力非常有限，为抵御经济风险，农民应当开展产前、产后方面的合作。然而，近代山东农户的土地经营较为分散，商品经济意识不强，同时也无法承担农业产业化需要的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这就使他们之间的互助仅限于生产领域，并不可避免地深陷于“自己自足的陷阱”之中。

四、近代山东各阶层农民对劳动互助的“选择”

各阶层农民对在土地经营中对劳动互助的选择，取决于他们经济实力以及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经营逻辑。

在土地经营中，富农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者，他们力求在土地经营中选择一种最经济的生产方式，合理地进行劳力和生产工具的配置，以提高农业收入。近代山东的富农生产资料比较充足，但由于雇工经营发展得不充分，他们所拥有的农业劳动力不足。为补足劳动力，富农常“利用互助劳动以提高劳动效率”[24](p756)：畜力充裕的富农多与缺乏畜力的农户“换工”，在补充劳力的同时也提高了牲畜的使用效率；畜力和农具缺乏的富农，也多参与合犋、伙养等劳动互助。

中农是追求稳妥地经营者。他们一方面追求利润，积极向富农阶层靠拢；另一方面又要保障生产，防止沦为贫农。山东的中农以自耕为主，拥有的生产资料量介于富农和贫农之间。与雇工经营水平比自己高，生产工具比自己齐全的富农相比，中农更有劳动互助的必要；与严重缺乏生产资料的贫农相比，中农在经济条件上具备开展劳动互助的优势。中农的经济地位还决定了他们多倾向于选择不需要太多资金投入且没有超经济剥削的劳动互助，来补充劳力和生产工具的不足。《惯行调查》资料中提到的冷水沟村和后夏寨村，均是中农占多数的村庄[后夏寨村自耕农占86.3%，冷水沟村自耕农91.4%，中农是自耕农的主体，因此，这两个村中的中农占多数]。在这两个村中，搭犋是最普遍的互助形式。后夏寨村“（村民）大部分都合具，一多半。个人解决不了……就得想这个法，差不多90%农家合具”[16](p96)。历城县冷水沟村在20世纪40年代有合具组合八、九十组[12](第四卷，p26)。

对于贫农来说，与追逐利益相比，生存是第一位的。近代山东的贫农拥有的生产资料严重不足，但劳力过剩，他们是雇工和佃农的主体。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贫农参与劳动互助的机会比较少，而且常常是带有救济性互助的受益者或是雇佣性互助下的受剥削者。

随着近代山东小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山东农村结构逐渐呈现出“中农化”的趋势。在1937年以前，山东的富农占总人口的9.5%，占总户数的6.3%，中农占总人口的42.98%，占总户数的36.63%，贫农占41.57%，雇农占2.24%。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户总数的6%，中农约占总户数的20%，贫雇农约占70%左右[[20]段国卿,岳海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山东农民运动简论[J]，山东史学集刊,1983,(1).][20]。总的来看，在山东各阶层农户所占的比例中，中农的比例最大，富农和中农比例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世纪30年代，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户总数的6%，中农约占总户数的20%。]。土地改革时，中共山东分局对山东274个典型乡村的统计，贫农占总户数的44%，中农占47.8%，富裕中农占0.63%，富农占5.64%，地主占1.35%。这表明山东的中农还在上升。如上所述，中农是开展劳动互助的主体[[21]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计划司.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M].北京：中华书局,1952.

][21](p224)。所以近代山东农民的“中农化”，更加凸显了劳动互助在山东农民土地经营中的重要性。

在农村有什么好的项目，如养殖方面的？

农村养殖好项目有哪些？

散养土鸡

近年来散养土鸡越来越受大众欢迎，不怕你价格高，就怕您养的鸡不正宗，现在人越来越注重品质、安全、健康。以前对吃的东西是以量优先，以前感觉大的东西好，以大为美，养殖场也照着这个改良，现在养殖的土鸡虽然生长快重量大，但再也吃不出以前农家散养土鸡的味道，现在真正散养土鸡的价格在20元以上，而改良版饲料土鸡价格在13左右，品质味道更加不同。让食客吃到真正的土鸡，在山上放养土鸡，生长在无污染的环境中，只要是真正的散养土鸡，基本上在当地都供不应求。就像超市里卖的土鸡蛋一样，普遍都比洋鸡蛋贵上不少，还更好卖。

养殖生猪

农村在以前家家户户都养猪，现在还有很多人养猪，养猪是经济价值高养殖周期短的家畜，现在养猪正是好时候，全国范围的生猪缺口很大，现在毛猪价格也是在16块钱一斤。养过猪的都知道，毛猪收购价在4.5元就能保住成本，这样一比较就能看出当中的利润有多大。猪的饲养周期短，六个多月就能出栏，平均200斤左右。养猪虽然挣钱，但投入也不小。要建设猪圈购买猪苗平时还要做防疫。不过按照现在的行情一年收回成本很有可能，养猪在农村来说是久经不衰的产业，日常生活中谁也离不开猪肉，尤其是这两年价格猛涨，现在的猪价一般不会再下跌了，市场缺猪，所以说现在在农村养猪还是比较好的项目。

养殖肉驴

说起毛驴大家都不陌生，毛驴是一些地区农民家庭生活不可缺少的动物，在一些地方还有用毛驴拉车耕田的。我要说的不是毛驴的使用价值，而是它的食用价值。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是一句流传了几百年的谚语，驴肉比牛肉猪肉口感都要好，人体所需的氨基酸驴肉里特别丰富。驴肉还具备两高两低的特点：高蛋白、高氨基酸，低脂肪、低胆固醇。尤其对身体虚弱久病初愈的人补充营养最好。驴全身都是宝，驴肉是餐桌上的美味，驴皮可以做成阿胶，包括肚子里的内脏煮熟都和驴肉一个价钱。说起驴肉就不得不提我的家乡，莒南驴肉在山东也是远近闻名。现在一斤熟驴肉价格是100元一斤，基本上年年都涨钱，去年还是80一斤，今年就到了100元。但是因为驴肉味道好，驴肉在我们这里还是供不应求。驴这种动物耐粗饲，包括牛羊不吃的草他都吃，草料基本上不挑，管理方便。唯一就是生长周期比牛要长。一般从小驴长成肥驴要一年半左右，利润也是很可观，现在基本上都是去内蒙东北地区买瘦驴，再拉回农村来育肥，这样大大缩短了养殖周期，养殖肉驴是个不错的项目。

关于题主想要了解的农村养殖项目，本人只接触过这几种，像养牛养羊这类项目没有接触过，所以不是很了解，我上面回答的这几个项目都是本人经历或者了解的项目，做什么养殖项目都有风险，这三种项目风险较大的就是养猪行业，养猪不是简单的把猪喂好就行。现在养猪必须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必须要有一些猪病防治的经验。不然一旦感染传染病猪场就毁于一旦。像鸡驴都是比较好控制管理的，用农村话说就是稳一些。养鸡只要做好防疫基本上没什么事，驴的抗病能力是家畜里面最强的，所以说要搞养殖一定要考察好，不要盲目上马，做自己最熟悉的才能更快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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