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工业园养牛基地，黄冈经济发展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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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位于中国哪个省

南充市龙门镇

龙门镇位于南充市东北部，嘉陵江东岸，属亚热带，温暖湿润低山丘陵地带。宋时建镇。距南充城区15公里，距南充火车东站1.5公里。为高坪十里工业开发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属四川省五大集镇之一。1995年被列为国家级小城镇建设试点镇。全镇幅员33.94平方公里，场镇面积3.8平方公里，大小街道32条，总长13000余米，其中最长的街道1500米，宽36米。辖14个行政，129个社，7个居民段，42个居民小组，总人口5.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5万人，耕地面积17063亩。2000年工农业总产值59101万元，其中：农业产值8421万元，乡镇企业产值50680万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578元。粮食总产量11980吨。劳务输出4180人，劳务输出收入2508万元。财政收入503.39万元。

农业坚持科学种田，调整产业结构。全镇七个村广柑高换改良50万株，种植商品蔬菜5000亩，其中：膜覆盖3000亩，建大小棚温室150亩，形成了龙门蔬菜批发市场；全镇有5个村制种玉米5100亩；1个村水稻制种602亩，均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

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齐全。全镇实现社社通公路，公路总长达58公里，其中：三级公路5公里；水上运输可上至广元，下达重庆；318国道贯穿全境，达成铁路过境18公里；开通程控电话2500门；实现了村村通直拨电话，缩短了与外界的距离。建成地面卫星电视接收塔3座，移动电话接收站1座，用户达11000余户；有线广播遍布全镇各村社，电视覆盖户数占92%，其中有彩电的户占20%。生活和工业用水来源于嘉陵江或地下取水，3个水厂的日供水量达15万吨；天燃气日供气量1.2万立方米。“鲤鱼跳龙门”雕塑与“太阳灯”、“天鹅灯”等造型各异的街灯，交相辉映，宽阔繁华的街道绿树成荫。法庭、司法所、派出所、交警各队、刑侦中队、综治办等部门，为龙门人民安居乐业提供了可靠保证。人行、建行、工行、农行、信用社、工商联商会储金会等6家金融单位为支援企业发展作后盾。100多家茶园(馆)清香四溢，生意兴隆；10多家歌舞厅乐声悠悠；国民大酒店以优良的环境，得到了市、区大型会议选址的垂青；占地800余亩的大岩山公园游人如织，复兴的云雾寺，香客不断。镇上各行各业月经营成交额在1000万元以上。逢场天，流动人口达15万人次，不是逢场天也在2万人次以上。

龙门镇党委、政府着重开发房地产业，一是出优惠政策；二是加速城镇配套及功能完善，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三是政府部门为其提供一条龙服务。1997年至2000年，四年间，新建营业及住宅面积16万平方米，公共建筑3万平方米，工业及生产性建筑12万平方米。房地产业创产值12500万元。房地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带动了本地沙、石、砖、瓦以及水泥制品等地方性建材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促进和加快了城镇建设的步伐。?

全镇工业、农业、交通、通讯、乡镇企业、城镇建设、民营经济、文教卫生等发展迅速，现代化城镇格局已初步形成，周边10多个乡镇的干部、群众纷纷到镇落户，一些外来投资者纷纷前来经商办厂，兴办实体。南充棉纺厂、南充泰达化纤有限公司等大中型骨干企业，为龙门镇经济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全镇有各类企业2051家，其中：中外合资及骨干企业31家。

安溪县龙门镇

安溪县龙门镇安溪县龙门镇位于风光旖旎的晋江溪畔，与厦门特区毗邻，面积156.33平方公里，山地15.6万亩，耕地2.7万亩，现辖31个行政村，人中6.5万人。这里山清水秀，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是革命老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龙门镇党委、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抓好农业生产为基础，以企业发展重点，以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为保证，有力地促进全镇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和进步。1998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达4.3亿元，农民人均收入达3250元。展望未来，前程似锦。龙门镇将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立足镇情，奋力拼搏，扎实推进新一轮创业。龙门镇位于安溪县南部的东岭峰北麓，东邻南安县翔云乡，南连同安县汀溪镇，西与虎邱镇、大坪乡交界，北和官桥镇接壤。地处东经118°05′，北纬24°57′，面积156.33平方公里。

龙门之名因山而得。明嘉靖《安溪县志》载：“龙门山，在依仁里，山势若崖，两石夹峙如门，古龙门驿以此得名”。当地族谱亦有如下记述：“层岩迭嶂，山势险要，崖岩直抵溪底，深百尺，通往小道，必经两岩夹峙之间，隙缝处如门。”其地圩场，亦称龙门圩。

安溪置县之初，龙门属归善乡依仁里，从宋至元、明、清龙门仍属依仁里。民国初期沿用清制。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依仁里属依新区；1940年6月，改为第一区龙榜镇，8月改属龙门、官榜两个乡镇；1945年，恢复龙榜镇，下辖仙地、溪内、湖山、金狮、榜头、山美、榜寨、美卿、寮山、龙山、龙门、桂瑶12个保。

建国初期，龙榜镇属龙城区，不久改属第二区，1952年7月改为第六区，同年9月改属官桥区，1958年2月撤区改设龙门乡，1958年9月并入官桥人民公社，1961年8月划为龙门、湖山、仙地、桂瑶、榜头、寮山六个小公社，隶属官桥区。1965年撤区，六个小公社并为龙门公社，1984年改为龙门乡，1991年改为龙门镇至今。现下辖山头、美顶、美内、美卿、榜寨、寮山、龙门、龙山、龙美、翠坑、桂瑶、桂林、观山、湖山、炙坑、溪坂、溪内、溪瑶、仙地、仙东、仙西、仙凤、金狮、洋坑、和平、白芸、榜头、大生、山美、后坂、光孝31个村。

绵阳市龙门镇

绵阳市涪城区龙门镇地处涪江上游，距绵阳机场15公里，四川小城镇建设重点示范镇。108国道高速公路横穿东西，且有被誉为""西南杨浦大桥""的互通式立交桥座落场镇，九寨沟环线的绵江一级公路纵贯南北，距宝成铁路复线一级货站绵阳火车站6公里，是绵阳市的重要交通枢纽、进出川物资的重要集散的和中转站。交通、通讯、商贸较为发达，镇内坝丘相间，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6.3OC,雨量充沛,年均降雨量987毫米,日照充足,无霜期272天,涪江、长滩河穿境而过，水资源丰富且无污染。建镇于1998年6月，镇内种、养殖业比较发达，是绵阳万亩无公害蔬菜基地、优质水果生产基地、奶牛养殖基地、涪城区农村能源沼气建设试点镇。全镇辖9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52个农业合作社，总人口1.2万人，幅员面积23.7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3万亩。

建镇以来，镇党委、政府与全镇人民一道，发扬""团结务实、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振新龙门""的龙门精神，坚持走特色发展的路子，使全镇的面貌焕然一新，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场镇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2002年底，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510元。乡镇企业发展以年均25%的速度递增，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翻了一番，集镇面积扩大了3倍，场镇绿树成荫，四季常青，呈现出园林式场镇的格局。镇上先后荣获绵阳市万亩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镇、四川省小城镇建设试点镇、绵阳市近郊工作先进乡镇等殊誉。

龙门阵

村民曾实摆了这样一个龙门阵：几年前，我听说养奶牛能赚到钱，就贷款借钱加上10多年的积蓄近40万元，一下子从内蒙买回了34头奶牛修圈饲养，每天产出千斤鲜奶，收入千把元。我盘算着，这样下来一年就是30多万啦。乡亲们看到有搞头，也跟着养起了40多头。哪晓得人算不如天算。1999年秋天，全镇80多头奶牛突发牛瘟病，奶是不能卖了，上头传下令来，龙门镇的奶牛得全部枪杀深埋。我一辈子都忘不了11月22日那个日子，那天正是我34岁生日，我那34头连同乡亲们的40多头白花奶牛牵到了村外的荒野中，听到那“啪啪啪”的枪声传来呀，我简直就是万箭穿心，一家人抱头痛哭：“血本无归呀，这阎王债变牛作马也还不起哟……”

曾实说着落下泪来，继而又破涕为笑说：就在我一家人痛苦万分的时候，市委书记杨海清来了，区、乡、村连同畜牧部门的干部来了，千言万语安慰我，他们说，他们有责任，防疫体系没跟上。于是市委书记发话，区上领导拍板，贴息农贷加上区镇补助5．5万元，鼓励我再干。我是思前想后，斗胆又买了34头奶牛来喂。书记镇长带头，镇上拨出专款请畜牧师成立了奶牛协会，从奶牛引进、饲养、防疫、治病到牛奶市场联系，干部们不知跑了多少路费了多少心，现在我们龙门镇的奶牛已发展到了上千头。我也发展到了76头，一天一吨奶，收入2000块，两年多，我不仅还清欠债还当真发起财来了。想到绝处逢生中干部的恩德，我不知多少次备上礼物到干部家去谢恩，可没有一次不是原物带回；也不知多少次想设宴请干部表表心意，也没有一次请客是成了功的。镇党委书记姜国林一次次给我说：“曾实呀，你开初的失败责任有我们的份，扶你和乡亲们起来同样是我们干部的责任，谈啥子谢嘛！”开初，我听着，后来就怄气了：“难道我家的饭有毒哇！”话语间，曾实脸上真真透出怨气来。

说到龙门镇的干部，小桥村村民王明珍摆的龙门阵也颇有意思。“我们这个社都在这半坡地上，又缺水，过去只能种些红苕、玉米、麦子吃。乡亲们就在房前屋后栽了好多的柑桔、橙子、桃李等果树，开头那几年，还能卖到钱。后来，果子味道不行了，挑到城里打堆堆也卖不脱，人呢，还是穷。我们这里景色好，春夏天花果好看得很，香得没法；秋天呢，果子黄金色的，也好看，就是没得人摘。嘿，镇上干部有眼光。前几年他们来，叫我们搞农家乐，说这里景色好，城里人肯定喜欢。我说城里人大鱼大肉都吃不完，还到乡下来吃粗茶淡饭？干部说就是要粗茶淡饭。干部们还专门蹲点给资金补贴，一家一户地规划喊搞，我们半信半疑地搞起来。嗨！城里人当真就来了，春天看花，秋天里摘果子耍，土鸡土鸭红苕芋子啥都吃，打牌、喝茶一天两顿饭一个人收20元现钱。就这样子，二三年家家户户都修起了新楼房。”王明珍说，为了感谢干部指点，乡亲们商量好了，干部来吃饭不要钱，算是感谢，可这么几年了，硬是一回也没感谢到。那回镇上姜书记一家来，我坚决不收钱，衣兜都扯烂了，他还是把钱给了我。我有点气，就说，姜书记你二天莫来了！他走远了，丢回来一句话：肯定还要来……

摆起龙门镇的龙门阵来，硬是就像和尚敲木鱼，多多多。诸如贫困户建房干部跑城里买旧砖瓦旧木料呀；建起了无公害蔬菜基地又在公路上安路灯，免得农民赶早市卖菜掉水沟呀；开文体运动会搞抓鸡抓鸭扛粮食比赛给村民寻开心啦……

阳春河口镇龙门乡

龙门乡，位于广东省阳春市河口镇，是解放革命老区，邻靠鹅嶂岭自然保护区，电资源丰富

有实际地名意义的龙门

移民后重建的龙门村浙江丽水云和县的龙门，原称汤候门，风光旖旎的江滨村寨，南宋宰相汤思退（117—1164）府邸。然而，历史注定了这里会发生一段故事，并改变这里的地名。

龙门的景色

八百里瓯江浩浩荡荡，汤候门村就坐落在瓯江中段风景秀丽的江边。和所有的村落一样，它的文明沿着水系在传播，河流是文明的脉络。清代诗人胡行之有《船过龙门》为证：“风雨晴阴一日俱，黄梅时节听啼鸪，沿途不尽天然景，溪外青山山外阴。”进步的文明，向来都伴随着自私、可笑的故事。清道光年间，在一个无法考证的日子里，一位龙泉新任知县乘舟逆溪而上，来到一地，只见青山绿水，稻花飘香，江帆点点，仿佛人入画中，不禁心喜。然而，烦恼顷刻而至，一个峡谷横在眼前，江流急喘，逆水行舟，难上加难。向岸上打听，方知此地为汤候门之砻空滩。急难之余，只得上岸请村民拉纤，然而，正值农忙时节，村民有心推辞，知县恼怒。村民问大爷何处任职，知县道：“我乃堂堂七品龙泉新任知县”，众人大笑说：“此地为云和地界，叫汤候门村，你管不了我们。”于是，大伙一哄而散。知县气得脸色铁青，说“你们等着瞧吧!”乃步行而上。知县上任不久，千方百计地讨好知府、御史等，并奏章说：“汤候门，乃龙泉之门户，赴县必经之道，然现属云和县边远难治之处，当划归龙泉。”尔后，汤候门乃划归龙泉管辖，并更名为龙门，取“龙泉门户”之意，又把龙泉王庄的外半村、际头村、上坑村、丁村划给云和县管辖。因龙门四周之地皆云和，又有“飞来之地”之说。

直至民国三十三年，云和县长潘一尘看到“飞地”妨碍政令执行，弊端极多。如：应征壮丁逃至龙门，云和县就无法直接抓捕，须函请龙泉县政府协捕，而文到龙泉，壮丁早已逃之夭夭；云和禁杀耕牛，而杀牛者只要将牛牵入龙门既无所顾忌。乃呈文浙江省政府说：“龙门四周之地皆云和，是旧时私怨造成的插花地。”后经省民政厅查明，龙门仍划归云和县管辖。

旧时，龙门确为龙泉之地。《汤候门夏氏宗谱》云：昔村在龙泉县东120里，自治区域，名为龙泉县龙门乡，砻空寨扼其水口。纱帽岩据其上游，山脉发自鹿角尖，住屋朝于方山岭，村旁有狮、凤、虎、龟四山并两寨，双桥、柳河、河沟八景为村中胜迹。我少时在家中看到的许多农业税单、屠宰税单等，都盖着龙泉县政府的方型大印。

今天，原有龙门村古朴的木屋、幽长的石板道，都已随电站的建成而湮灭，只有这个耐人寻味的故事还在民间口口相传。(选自《乡土云和》，作者：黄育盛）

陕西省韩城市古代称

韩城市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夏、商属雍州，《书·禹贡》有“龙门，禹贡雍州之域”的记录。相传夏禹“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因而史以“龙门”为韩城地域的代称。

有关的年代

西周初年，周武王之子（名佚传）封于韩，食采于韩原一带，称韩(侯)国。周宣王时，秦仲少子康又受封于梁山，是谓梁（伯）国。周襄王十一年（前641年）为秦穆公所灭，今韩城市南古少梁即其都。明《韩城县志》载：“韩，候、伯之国也”。

春秋时，晋封韩武子万于韩原。《博物志》载：“韩，武子采邑”。武子后，献子厥从封姓为韩氏，当时，晋占有河西之地与秦接壤。周襄王七年（前645年），秦与晋惠公夷战于韩，秦败晋，虏其君，晋献河西地。周顷王二年春（前617年），晋伐秦，取少梁。

战国时，周贞定王二十八年（前441年），少梁城属魏。周威列王十四年（前412年），魏攻占秦繁庞。周安王二十六年（前376年），韩、赵、魏三分晋地，少梁属魏。周显王七年（前362年），秦败魏于少梁，俘魏相公孙痤，攻取魏繁庞城。周显王十五年（前354年），秦与魏战元里（在今大荔县境内），斩首七千，取少梁。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27年），秦更少梁为夏阳，置邑。

秦灭六国，夏阳属内史地。

西汉高祖元年（前206年）正月，项羽先后分封三王，董翳被封为翟王，领陕西北部地区。八月，刘邦入关中。景帝前元二年（前155年），分内史郡之一部分为左内史。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左内史更名为左冯翊。夏阳属之。

新莽时，改夏阳为冀亭，属列尉大夫治。

东汉时期，光武中兴，国都东迁，西京三辅（京兆伊、左冯翊、右扶风)不变，冀亭又复名夏阳，仍属左冯翊。光武帝建武元年(25)至明帝永平二年(59)，合阳并入夏阳。

三国时期，魏国雄居中原，夏阳属魏雍州冯翊郡，晋仍因之。后属华山郡。

东晋穆帝永和五年(349)，上郡治所由肤施(今延安)迁居夏阳避羌乱。七年(351)，苻健在长安建立前秦，夏阳属之。

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夏阳属华州华山郡。西魏废帝元钦二年(553)，隶同州武乡郡。宇文觉废魏建立北周，明帝二年(558)，夏阳并入合阳。

隋开皇十八年(598)，夏阳自合阳分出，重新设县，以古韩国改名韩城，属冯翊郡。

黄冈经济发展怎么样

黄冈过去是个农业大市，工业基础薄弱，造成地方经济落后，城乡居民收入在湖北省处于偏下水平。2002年底，黄冈提出“全党抓经济、重点抓工业、突出抓招商、着力抓环境”的县域经济“四抓”方略，并从市委书记、市长开始，各级政府机关干部转变工作作风和工作重心，为投资者实行全程保姆式服务。顺应和把握国际和国内产业梯度转移的机遇，从2002年至2008年，黄冈共引进市外投资超百万元以上的项目3000多个，完成投资450多亿元[3]。以一批重大项目为龙头，形成了蕲春药材、武穴医化、黄梅纺织服装、麻城汽配、浠水农副产品加工、团风钢构、黄州食品饮料、英山茧丝绸等一批颇具规模和影响的产业集群。与此同时，随着新的资金和项目的引进，黄冈的传统农业也逐步向现代农业转变。以奶牛业为例，黄冈过去没有草场，也没有养奶牛的传统与经验，从2006年开始到2009年6月底，依托伊利黄冈分公司等乳业巨头，黄冈通过引进大老板，搞规模化养殖，共开工建设千头奶牛牧场25个，已建成投产16个，存栏奶牛达到10132头，一跃成为全省最大奶牛养殖基地[4]。凡此种种，使得黄冈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提速，显现后发优势。在2007年全省县域经济综合考评中，黄冈10个县市区有8家进位，所有县市区都进入Ⅱ类行列。在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黄冈工业依然活力十足，主要经济指标持续高速增长，居全省前列。针对黄冈工业化和县域经济在短短几年里所取得的跨越式发展，媒体进行了长篇系列报道，誉之为“黄冈现象”[5]。2007年，黄冈全市实现GDP473.7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4.4%，增速创建市以来最好水平；人均GDP7095元；第一、第二。第三产占GDP的比例分别为31.74：33.22：35.04。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3.66亿元。全市外贸出口3.62亿美元。全市实现财政收入45.27亿元。2008年，黄冈全市实现GDP600.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5%，增幅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人均GDP9001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为32.05：33.99：33.96。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2.3亿元；全年进出口总额5.53亿美元，增长34.36%；全市实现财政收入59.6亿元，增长31.7%[6]。黄冈有3家企业入选2009湖北企业100强，分别是湖北祥云（集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64位）、山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79位）、湖北兴业钢铁炉料有限责任公司（第96位）。

素质教育催生文化名校强国

一、制定和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既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也是世界未来的需要

现在，我们文化的状况（我这里说的是文化深层的状况），实在让人担忧。进入近代以后，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对自己几千年文化传统研究得不深，更由于禁锢过久，面对西方强大的工业、武力，曾错误地认为自己的文化一无是处，应该彻底抛弃，于是大口大口地吞食西方文化食品。但是，西方文化食品中，既有丰富的营养，也有过量的激素，食之过久，浸透了我们文化肌体的每个器官，造成了文化肌体的“亚健康”。其主要表现是：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对物质享受的崇拜，对倒退文化的赞赏；在思想领域充斥着二元对立、工具理性、机械论。现在，我们所遇到的种种社会、环境、心理问题，弥漫在各个领域的“三浮”现象（浮躁、浮夸、浮浅），无不与这种激素在文化肌体里发生作用有着密切关系。这种“亚健康”的文化肌体，需要扶正祛邪，为此，必须下很大的力气，费很长的时间。

那么，当今世界上的情况又如何呢？现在，我们可以说：曾经给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西方文化已基本走到了尽头，它对解放人类思想、对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和推动力、它的再生机能，都已经枯竭，再也无法给人类做出新的贡献。人类未来的出路，在于各个民族和国家恢复被西方文化冲毁的自身传统，以多元文化交融代替一元独大。这一点已经成为西方思想界许多学者的共识。还有许多西方学者虽然在努力批判他们自己三百年来的文化传统，而且得出的结论逐渐接近中国文化的理念，但是由于不了解中华文化，所以还是在“隔山唱歌”，虽与中国有所呼应，但并不真切，更没有联起手来。因此可以说，中国制定和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既是我们自身的需要，也是世界未来的需要。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确有促进世界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自身和谐的丰富内容，其体系之完整、论述之细密、人性之饱满，为世所罕见。但由于以前我们曾妄自菲薄，毁坏过重，因而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优秀内容不为国人和世界所知。今天，我们思考文化战略，必须要有历史的眼光、世界的视野、自信的胸怀、创新的胆略。

二、思考文化战略必须遵循文化发生、发展、壮大以及由兴而衰、由衰而兴的规律

我们应该和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文化长期战略？这似乎既不是我一时能够回答的，就学界来说，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我只想说，思考文化战略必须遵循文化发生、发展、壮大以及由兴而衰、由衰而兴的规律；必须对症下药，针对当前文化的状况和走势以及未来的可能性。我认为，认识当前文化的状况和走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有关文化发展规律的问题入手。

1、文化的长期性和坚韧性

文化的发生与人类的出现同时，因为有了文化，人类才成为人类。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孟子说：“人之与禽兽也，几希。饱食暖衣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他所说的“教”，就是教化、文化、人化——获得人之成为人的品质。

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中华民族的文化比中华民族的历史记载更悠久。从文化发展史来看，文字发生得较晚，即使最早的文献中有“口传历史”的内容，但实际的文化历史要比这些记载还要早得多，因为更早的传说已经不可得知了。所以，后人所有对文化最终之源的追寻，都是猜测多于证据，永远成不了“信史”。

文化的坚韧性决定了文化的长期性，而坚韧性则来源于文化，也就是人类生活的方式、内容、习惯以及风俗，它一旦形成，就成为人们（部落、部族、民族）生产、生活、相处的基础和条件，因而必然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任何外部力量都对之无可奈何。虽然在传承的过程中也必然有所丰富、变异、发展、衰落，但只要文化符合人们生产、生活、相处的需要，特别是如果形成了人们的信仰和哲学，而这种信仰和哲学又已经浸透在其它种种文化形式之中，就不会被颠覆。在人类古代四大文明中（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历尽沧桑而从未中断，原因就在于此。任何时代的文化都只能在前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绝不可能突然种植出或移栽来一种全新的文化，原因也在于此。文化的培育是个长久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原因还是在此。

2、教育系统是维护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干

民族文化一代一代传承的方式、方法和渠道是多样的，但其主干则只有一个：教育。

从世界历史来看，人类在蒙昧时期，教育只限于部落、部族中的生活训练或长辈的教导；出现家庭后，则主要是父祖辈亲人的言传身教；一旦形成国家，一般都会出现学校性质的机构体系，对年轻人进行正规的系统教育。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国的学校几乎都是以传授道德、信仰以及书写、计算知识为主（韩愈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就是对这一阶段教育内容和性质所做的概括），生产技能则主要是由长辈进行“现场教学”，手把手，口传心授；工业革命之后，传授知识和技能变为学校的主要职能，特别是在政教分离之后，西方学校不再主要承担培养伦理、信仰的职责，“纯知识”、“纯技能”成为其主要特征。

我国从1906年正式开始废除旧学，兴办“洋学堂”，但是中国人从来重视发挥学校在文化传承、道德培养中的作用，所以在洋学堂里也讲究“德、智、体”的培养，于是学校就成为传承文化的主要场所（在西方社会，虽然学校不承担对学生进行德化教育，但是宗教和社区发挥着极其巨大的教化功能，再加上媒体、影视等工具，补充了学校的不足）。

学校对人进行教育具有系统、综合与形成独特环境的优势，所以虽然家庭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但还是要“易子而教”，把孩子送到私学（如村塾、家塾或学校）和公学去学习。

所谓“系统”，即根据学生的年龄施以相应的教育，先重感性教育，渐重理性教育，由浅入深，自成体系。这一教育的核心就是使受教育者成为一个正常的公民，即社会所需要、所欢迎的人，也就是一个完整的人。所谓“综合”，即文理工法、音体美等课程和课余活动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全面、整体的教育。所谓独特的环境，即让受教育者进入一个小社会，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这是一个“自然人”、“家庭人”转变为一个“社会人”的准备；过群体生活就要接受群体生活规则的约束，这对于将来进入社会是必不可少的训练；学校进行教学或其它活动，都会有相应的教具和设施，这是家庭难以具备的；另外，学校里独有的学习、思考、辩论、合作、欢乐的氛围，也在悄然地对受教育者的成长产生巨大影响。

教育的本质功能是留存、传承、创造文化的基地。毋庸讳言，我国教育的这一功能从某种程度上说遭到过扭曲乃至摧残，这在教学领域的突出表现就是没有把学生和教师当作一个“人”来培养和提高，而是当作了机器——将来生产物质产品或从事某项业务的机器。机器只能生产，只有“人”——具备了优秀文化的“人”才能创造。如果学生在16年（从小学到大学本科）或24年（从幼儿园到博士）中成长为一个“全人”、一个可以进行创造的人、一个符合他所处的时代所需要的人，那时学校的本质功能就实现了。

3、社区文化+家庭文化的巨大渗透作用

在现代社会，我们在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中不能忽视了家庭和社区对人的影响。广义的社区包括行业，例如学校、军营、企业等。这里所说的社区是狭义的，指农村的乡镇、城市的街道或居民小区。旧式的街道弄巷，左邻右舍相处多年甚至成为几代世交，彼此熟识；融洽的关系、共同的爱好、互助的风气，已经构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小区”，这对人的成长有着无形而巨大的影响。我国城市和农村的现代化和城镇化，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居住条件的质量，但也把固有的社区打散了；新的社区成了缺乏文化的聚居地。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能够从中获得文化营养的，“八小时之外”就只有家庭了。试想，现在当一家人要从这个小区的大楼中迁往另外一个小区的时候，还会像从小巷子里迁出时那样对邻居恋恋不舍吗？社区文化和人的关系，亦即社区文化与家庭日常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一个社区文化的形成，在自觉营造的前提下，也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放慢了或忽略了社区在文化建设与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对人的道德养成、培育良好习惯的功能，是很大的损失。

4、考察文化的状况

我认为，考察一种文化的状况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文物保护和利用的情况；二是学术研究的情况；三是百姓在认识上、实践上认同的程度。

文物，包括地上的和地下的文物遗存，当然传世文献也在其中。这些是传统文化的物化形式。虽然我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但是现在地上的原有文物，基本恢复了过去的规模；新发掘的文物日益增多，保护得也很好，在文物的适当利用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经验。

学术研究，因为曾经停顿多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不仅落后于邻国如日、韩，即使和台湾地区比，也有相当差距。近二十年，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研究的范围、研究队伍的规模、经费支持的力度和成果的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提高。虽然在有些领域和国外还有差距，但就总体而言正在接近国际水平。我设想，再给我们十年二十年，一定会整体达到国际水平。

百姓认同情况，实际是优秀传统文化内化程度的体现，也可以说是优秀传统文化生活化的反映，是自身文化强不强的最重要的反映。但这却是当前最让人忧心的一点。我想这似乎无需我来论证，人们可以举出生活中的无数实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探究和论证起来可以写若干本书。我只从一个学人的职责角度说，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摆设，不是只供学者研究的对象，而是养成民族灵魂的最好营养。如果一种文化产品，只存在于博物馆中，一种文艺形式，只存在于舞台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们已经死亡了。同样的道理，如果传统文化只存在于学者的书斋里或研讨会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它已经死亡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纯学术化”是件极为可怕的事情。避免之道，就学者而言，能够并应该做的，就是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中小学校，走进城市社区，走进村村寨寨，做些传统文化“扫盲”的工作，唤醒实际还存在于人们心中的文化基因；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为工人、农民、学生写些通俗的读物，并和文化创意工作者合作，把看似深奥的道理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用人人能懂的话语展现出来。话又说回来，普及、通俗化的工作并不好做——只有深入，才能浅出；唯有浅出，才能继续深入。

5、宗教的补充作用

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那么，如何看待宗教在当今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呢？

从宗教发展史来看，宗教几乎和人类同龄。宗教起源于人类对未知领域（人的自身和宇宙的奥妙、事物的不可预测）的恐惧和敬畏。当人自知是人而不是其他什么的时候，即自觉到自身存在的时候，生与死就成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于是人类自己创造出了宗教，给上述问题以种种解答，目的是给自己以安慰、寄托和期望。

例如犹太教和由它直接地和间接地派生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信奉一个超灵验的、绝对的、创造了除其自己之外的一切的神，神要求人信仰它，按它的启示行善，忏悔自己的罪恶，死后就可以进入天国，回到神的身边，否则就要沦入地狱经受种种苦难。这样，宗教对其信众而言就具有了无比的神圣性和吸引力。

又如佛教，不重在说明宇宙的起源，所以佛经上常说“无始无终”，一再讲述“无始以来”的事。释迦牟尼不是神，而是古印度迦毗罗国净饭王的太子，名悉达多，生于迦毗罗城的岚毗尼园，母亲名摩耶，产后七天去世，太子由其姨妈波阇波提抚养。释迦牟尼出生在人间，成长在人间，求法于人间，悟道于人间，涅槃在人间，遗骨（舍利）留传在人间。所谓“佛”，即觉悟之义。悟什么？即参悟人生和宇宙的规律，把握正确对待生与死、己与他的态度和方法。在佛教看来，万事万物俱有因果，即“缘起论”，无无因之果，也无无果之因。由此要人们看透人生之苦的原因，把握消除苦的方法。可见，佛教是重视现世的，不同于完全寄托于彼岸的犹太教等。

不管是“神启”式的宗教，还是“觉者”教导的宗教，归根结蒂都是对人的关怀，只不过它们都“聚焦”于“终极关怀”，即对人生最大的事——生与死的思考和从苦中解脱，以及与此密不可分的对宇宙终极的关注，并给出本教本宗的答案。各个宗教的所有教义，几乎都是从这一点引申出来的。为了到达天国或解脱生老病死之苦，就需明了天人之理，需要行善，需要和平。

历史上，各种宗教在长期布道、发展、变革过程中，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理论体系，积累了大量经典和历代智者对经典的解释，同时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各地的文学、艺术、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以致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和心里。因而可以说，宗教是一种文化，是直接作用于人心的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就起源而论，没有宗教也就没有文化。中国也不例外。因而在弘扬、发展中华文化的时候，不能忽视宗教。

我国固有的宗教只有道教；佛教经过自汉至唐与中土文化的磨合，已经中国化了，也应该视为中国原有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短则数百年，长则上千年，也已经适应了中国的国情。因而中华文化中的包容、和合、尊祖敬宗、利己利他，以及仁、义、礼、智等观念已经不同程度地被外来宗教所吸收。而宗教的哲学思辨、对自然的敬畏、对死亡的相对淡定（包括薄葬），也在融入中华文化。

但是，宗教从来具有两面性，即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面和不利于和谐的一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凡是盛世王朝，都是既充分发挥了宗教积极的一面，又制约和限制其消极的一面。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对宗教的种种误解和怀疑（其中有些则是宗教自身建设不足造成的），影响了对宗教特质的深入研究，在制约它和使它发挥作用两方面都有加强的空间。如果我们能以史为鉴，总结、借鉴历史上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把宗教作为补充，对管理的方法做必要的调整，那么也必将有利于新文化的建设。总之，在考虑文化战略的时候，不能忘记了宗教这一领域。

6、文学艺术的优越性和局限性

当人们谈到文化的时候，首先就会想到文学艺术。因为文学艺术能够形象地、生动地显现时代精神以及人们的愿望和对过往的记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因此，人们普遍喜爱文学艺术，需要文学艺术，因而文学艺术对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能起到很大作用。这就是它的优越之处。

但是，文学艺术也有其局限性。一是创作周期比较长，往往是回忆式的叙事。二是反映时代精神的方式是曲折的，它拒绝直白式的说教，所以对创作者和欣赏者的知识、文化水平有较高的要求。虽然娱乐性的艺术常常能为一般大众所欢迎，但是如果创作者没有对生活和时代的深刻理解，没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就容易走到媚俗的路上去，不仅不能提高受众，反而会适得其反。三是成本相对于其它文化传播方式普遍较高，有时难免受到一些客观条件限制。

文学和艺术本属于人民大众，人民的生活和创造是文学艺术的源泉，也应为大众所享用，但是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中，容易成为“小众文学和艺术”。如何尽量回避文学艺术的局限，在大众文化的发展中逐步创造、丰富新文化，这是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和各级政府强调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就是在这一领域所采取的战略措施，就是为让所有人民能够享有文化，为未来开辟道路。

三、一旦中华文化能够大踏步地“走出去”了，就意味着中华文化之身已经强健了

任何文化的弘扬、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两件事：一件事情是牢固地树立文化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应该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和日常生活中；另一件事情是自觉地与异质文化进行接触，通过接触，了解、理解、欣赏、学习对方。

文化的开放性和主体性，是辩证统一的。没有主体性，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就没有根基，没有主见，在与异质文化接触时，就可能或发生不应有的冲撞、抵制，或者走向另一端，良莠不分，囫囵吞枣，盲目信从，最后失去自我，不知“‘我’是谁”。反过来说，如果文化不开放，不自觉地与异质文化接触，就会故步自封，久而久之，文化就要凋敝；而文化不强，国家也将衰落，近三百年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说明。

文化“走出去”，是文化自觉的集中体现。从19世纪后半期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是因为接触了西方文化而催生的，但都是外国人或国人介绍进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也是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的，我们是被动中的主动或主动中的被动。现在，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可能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第一次把“文化走出去”提到全体国人的面前，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其根本的原因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强了，我们的文化开始自觉了。

当前，中华文化“走出去”，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是现在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已经统治了全世界，中华文化别具一格，是个“例外”，常常被视为“异类”加以拒绝。二是西方对中华文化的偏见根深蒂固，动辄说我们在搞“价值观输出”（这本来是个伪命题，在此不详述），刁难、抵制层出不穷。这种情况一时难以改变。三是我们还不善于用外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话语，客观地介绍中华文化以及当今中国。最近几年，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情况有所好转，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孔子学院已经遍布五大洲的105个国家。西方评论说：这是西方主流社会能够接受的中国唯一的文化产品。这一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以便让它在中华文化和各国进行综合交流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华文化“走出去”，自古就有，但那不是自觉的，是随着商品、移民或战争自然流出的。当中国积贫积弱，或在世界经济中没有地位的时候，即使自觉地向外介绍，也不会引人注意。现在开始自觉地向外走了，但还不是“大踏步”，只是“小碎步”。要想“大踏步”，还要走相当长的路：一是要等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中华文化强大起来；二是要学会“大踏步”。

文化交流大体有三个层次和渠道。第一个是政府间的交流，主要是因时、因地、因人（对象），围绕着国家间的利益进行。这种交流决定着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第二个是学者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学术性强，参与者寡，但却直插文化根底，接触彼此的价值观、世界观、伦理观，其影响久远。这种接触的成果可以观照文化的所有领域，真正了解对方的“心”和“根”。第三个是大众间的交流，也就是现在开始常提到的“公共外交”。商贸、旅游、留学、演出、体育竞赛等都属此类。

我认为，在这三个层次或渠道中，最重要的是第二个。因为学界的交流可以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可以影响各自的决策者，下可以影响大众，而且是在文化的根本上产生影响。现在，我们的情况恰恰是这方面薄弱。因为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研究还不够深广，同时，研究文化的学者90％以上不能用他国语言进行交流，即使交流，也缺乏与异质文化交流的话语技巧和应对方法。这都是长期封闭的后果。最难的是第三个层次或渠道。在大众交流（公共外交）方面，现在参与的人不少，但是懂得或精熟某种形态文化的较多，了解文化与交流规律的较少。这是由于一般游客、文化工作者曾经受到教育体制的局限。

总之，在我看来，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必然之势，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目前一个重要的任务就要把这件事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加大力量。但是，以前我们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因此，近年我提出了“固本强身，走向世界”和“小步快走”的想法。其意思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速度可能决定于国家经济实力和在文化“走出去”投入的多或少；而效果的大小、影响的深浅，则基本上决定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建设和研究的水平。有前一点，所以可以快，有后一点，所以只能是小碎步，不是我们不想大踏步，而是大不起来。一旦中华文化能够大踏步地“走出去”了，就意味着中华文化之身已经强健了；而“走出去”也会影响和促进“固本强身”。

（作者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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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e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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