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宾扶贫养牛，农村养牛国家有补贴吗-菲力牛肉网

宜宾扶贫养牛，农村养牛国家有补贴吗

大家好，关于宜宾扶贫养牛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农村养牛国家有补贴吗的知识，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从残疾女到致富奇才--冉敬芳的创业路

这是一个具有传奇经历的女子：在颠沛流离的童年，她稚嫩的右腿被火车碾碎；她白手起家，从卖卤肉起步，逐渐成为重庆“牛皮帮”里的“大姐大”；她致富思源，在一代伟人邓小平故里办起了广安富源食品有限公司，一举成为猪牛养殖、屠宰、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国家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她把自强不息、奋力成才的精神传给下一代，和子女签订了不继承财产协议书，并在大年初一将子女“撵”上大街擦皮鞋……

每到节假日，冉敬芳格外忙。她告诉记者，她的肉食品加工厂每天平均要宰杀600多头生猪，以满足节日市场。“节日供应，食品质量和安全尤其重要，出不得半点差错。”冉敬芳说，她已经好多天没有睡个囫囵觉了，时刻坚守在食品安全第一线。

41岁的冉敬芳从一个柔弱的残疾女子到掌握上亿元资产的大老板——四川广安富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传奇人生经历，正感动着川东大地。

命运

比肢体残缺更可怕的是人没有志向

1966年8月9日，冉敬芳出生在重庆市合川县龙市镇农村，由于父母都患有先天性气管炎，长期丧失劳动能力，靠挣工分难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当冉敬芳还不到7岁，父亲就带她到外地去乞讨。为了糊口，冉敬芳每天都要跑几十里路程去要饭。破烂的衣服，蓬松的头发，满身的灰尘……

冉敬芳和父亲四处流浪，搭汽车，爬火车，拉到哪儿算哪儿。1976年11月13日夜晚，在四川资阳火车站的一个角落里，冉敬芳拉了拉父亲的衣袖，怯怯地央求：

“爸爸，我们回家吧，我想妈妈……”

冉敬芳背起要饭的背篓，随着父亲来到一列货车前。他们从两节车厢的连接处爬了上去，父女俩还未来得及爬进车厢，这个沉睡已久的庞然大物猛然震动了一下，紧接着，他们所站的挂钩就从中间脱开了，货车开始启动，父亲一侧的车厢停在原地未动，而女儿所站一侧的车厢则随着列车开始运行、加速。

不知所措的冉敬芳惊恐万状，她瘦小的身子一下子就从车上掉了下来，可她的讨饭背篓却被一个钩子挂住，女孩先惊叫了一声：“爸爸！”随后就是“救命啊——救命啊——”的惨叫声穿透厚重的夜幕，随着列车的飞驰消逝在远方……

女儿的遭遇让父亲目瞪口呆，他醒悟过来后，追着火车跑了一段才想起应该到车站报警。待列车终于停止下来的时候，女儿已被拖出三四公里之远！所幸，她因上身悬空挂在车上而保住了性命，但她那条拖在地上的右小腿却被车轮碾掉一半。

获救后的冉敬芳，右腿齐膝作了截肢手术。从那以后，她就只剩下了一条腿。也从那以后，冉敬芳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乡亲们都怜悯地叫她“瘸子妹崽”，同龄的孩子们则干脆叫她“小瘸子”。

悲惨的命运没有让冉敬芳屈服。她常常告诫自己：“比肢体残缺更可怕的是人没有志向。”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韧劲和毅力，锻炼干农活，上山割草砍柴，下地种田插秧。她还用采草药卖得的钱给自己做学费，拼着命上了三年学。

转眼到了她18岁的花季。由于生活所迫，冉敬芳不得不放弃读书，早早地结了婚。

成才

百折不挠，才能闯出新天地

1984年8月，她借了100元钱，跟着丈夫一起到重庆安装假肢。冉敬芳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像正常人那样走路，她决心要迈开双腿，闯出一条不寻常的成才之路。

安装假肢需要20天的时间，冉敬芳没有放弃等待的时间，她用帮熟人干活时学到的卤菜技术，买了6只鸡，做成卤鸡摆摊叫卖，晚上一算账，居然赚了8元钱。这可是她有生以来赚到的最多的一笔钱啊！冉敬芳乐坏了，第二次她卤了8只鸡，挣到了12元钱。等到假肢安装好的时候，她不但还上了借的那100元钱，还净剩100元。在重庆掘得“第一桶金”后，她已决定不回乡下了，继续留在重庆做卤菜生意。

由于冉敬芳经营有方，夫妇二人的卤菜不愁卖。经过4年时间的艰苦创业，冉敬芳净赚了4万元，这就是冉敬芳的原始积累。

1992年初，冉敬芳把生意升格为牛肉和牛皮批发。为了做好这门新生意，有智慧和经济头脑的冉敬芳先搞市场调查。她发现做牛肉和牛皮生意“钱途”可观，只是少有女人从事这个行业。她决定闯一闯这块天地，结果她真的闯出来了。

1995年，冉敬芳听说宜宾一家制革厂需要货时，她一人独闯宜宾。与厂长谈判时，对方见她是个残疾人，有些不太相信她。冉敬芳看出了对方的心思，向厂长大胆提出：“咱们先把生意放到一边，请你先到重庆走一趟，差旅费由我来承担。我的货，如果你感兴趣就要，不感兴趣，咱们就当交个朋友，怎么样？”厂长被冉敬芳的诚意所打动，随冉敬芳来到了重庆。经实地验货，厂长十分满意：“报一下价吧。”结果，冉敬芳报出的价比市场价还要低10%。

艰苦的成才历程铸就了冉敬芳百折不挠的性格。这笔生意她可以不赚钱，但必须征服这个至关重要的客户。第一笔生意顺利成交之后，冉敬芳又陆续给这家皮革厂提供了几批原料牛皮。一次，由于装货人的粗心大意，错装了15张不合格的牛皮，经厂方发现后，冉敬芳二话没说：拿来退货，下次拉货时补上15张合格牛皮。冉敬芳的诚信打动了厂方的领导，第二次拉货竟是现款现货，不差分文，直到后来厂方对她的优质产品实行优价收购，并主动要求长期供货，每天达到三四百张牛皮进厂。这样，冉敬芳每天的纯利润达到两三万元，高峰期达三四万元。

经过5年的苦心经营，冉敬芳为自己挣下了千万元资产，成为重庆“牛皮帮”里有名的“大姐大”。

追求

做大事不做“大款”，让其他残疾人也富裕起来

拥有了比较充足的资金后，冉敬芳已经不满足于在“牛皮帮”里打拼了，她想办一家像样的企业。但办什么样的企业，到哪里办，却让她颇费踌躇。这时候，她获得了一条信息：四川省广安市政府派人到重庆招商。

位于川东山区的广安市是邓小平的故里，是革命老区，也是有名的贫困地区。从苦难岁月走过来的冉敬芳十分感激邓小平，她说：“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我这个残疾农妇的命运。没有邓小平同志就没有我的今天。到小平故里投资，也是体现致富思源的一个具体行动吧！”

2001年7月，初到广安的冉敬芳投入巨资收购了一家楼盘，创办了一座规模宏大具有现代气派的“川王奇美食娱乐城”，但效益不算理想。她反思自己这些年的发展历程：1984年从做卤肉起家，发展到做牛肉半成品，再到批发牛皮……其间，贯穿一线的是一个“牛”字。在餐桌上，随便夹起一块牛肉，冉敬芳就能说出这是水牛、黄牛还是牦牛的肉，是牛身上哪个部位的肉，她对牛的了解程度堪称专家。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继续围绕这个“牛”字做文章呢？她的思路豁然开朗。经过筹划，冉敬芳投资2600余万元，创办了“广安富源肉牛养殖有限公司”和“广安富源食品有限公司”，装配了年屠宰量达50万头生猪、5万头牛的自动化生产线，形成养殖、屠宰和肉食品加工一条龙的产业链。公司从2004年2月正式投产，当年创利税3000余万元，解决了300余人的就业问题。

颇具创意的是，冉敬芳除了在公司内自养数百头种牛以外，还把良种肉牛及母牛交给当地农民托养，跟农民和乡镇政府签订“托养合同”，向托养户提供一种叫皇竹草的草种。皇竹草是一种优质牧草，亩产量可达10多万公斤，只需种一茬便可年年收割，是喂养肉牛的绝好饲料。

除了提供饲料，冉敬芳还负责防疫和技术指导，使农民托养肉牛基本上没有风险，托养一头肉牛，一年至少收入1000元。这样，冉敬芳不仅解决了食品加工的肉源问题，也给当地农民找到了一条致富门路。

“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取得了成功，仅一年时间，托养肉牛的农户就由几百户发展到上千户，平均每户托养2—3头肉牛，为当地农民增收近百万元。冉敬芳的肉牛养殖业规划宏伟：她要把托养肉牛的范围推广到整个四川省以及邻省的农村，让几十万、几百万农民都参与到肉牛养殖事业中来。

企业大了，生产的技术含量高了，管理复杂了，而冉敬芳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搞家庭作坊式的经营管理还行，驾驭一家现代化的企业就不那么容易了。为此，冉敬芳力排众议，花巨资不断在全国各地引进企业管理人才，年薪30万元招聘北大博士任富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和一名财务总监，并特聘成都乾瑞管理咨询公司参与企业管理。目前，公司已招聘中高层管理人才20余名。

在网罗人才、借助别人的才智为己所用的同时，冉敬芳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2005年6月至2006年6月，她参加了国家经贸委经理学院举办的高级工商管理(MBA课程)研修班学习并顺利毕业。她不但要重塑企业形象，也要重塑自己的形象，因为她明白自己已不是昔日“牛皮帮”里那个风风火火的“大姐大”了，而是一位驾驭着现代化企业的女企业家。

2005年下半年，冉敬芳在公司内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广安残疾人养殖培训基地”。这是她新开创的一项事业：公益事业。

从小饱受艰辛和折磨的冉敬芳经历的坎坷太多太多。成功以后，她最想做的不是追逐奢华，不是享受或炫耀自己的财富，而是如何帮助那些仍处于困境的残疾人。冉敬芳想的是为他们多做点事情，让他们像自己一样也富裕起来。

帮助残疾人致富，选择项目很重要。搞养殖业，非常适合农村残疾人的实际。冉敬芳认为，养殖业投资少见效快；农民有土地，饲料不难解决；劳动量不算繁重；同时，公司保证全部收购出栏的家畜，养殖农户没有后顾之忧。

2005年9月，冉敬芳的“残疾人养殖培训基地”正式运作。培训基地设在公司的会议室里，每星期轮训一批，每批培训残疾人100名。扶贫先扶志。要想让残疾人振作精神干一番事业，首先要鼓足他们的士气。所以，每期培训班的第一堂课，都是由冉敬芳主讲。她的现身说法，极大地调动了残疾人创业的积极性，激励了他们的自信心。参加培训的残疾人，从路费到食宿，所有费用全部由冉敬芳承担，加上工作人员工资，每培训一期，冉敬芳就得支出1.5万元，半年里，她为此支出达40余万元。

经过半年时间的培训，广安有98%的残疾人(失去行动能力的除外)得到了培训。广安区桂兴镇洪锅村残疾农户邓泽明培训回家后，建起了90平方米牛舍，利用山区种植优质牧草10亩，养牛20头，年收入达2万余元。致富后的邓泽明激动不已：“要不是参加了富源肉牛养殖公司组织的培训，我哪能过上好日子哦。感谢冉总给我的帮助！”

冉敬芳深知，残疾人致富很不容易，仅仅参加了培训还不够，还要从多方面给予帮扶。为此，她从2002年以来，每年春节期间都要赠送种牛、种鸡等给50余户残疾户，目前赠送的禽畜价值已达30余万元。冉敬芳还表示，要解决所有残疾人的生存生活问题，仅靠自己个人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她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关心残疾人，帮助残疾人，让残疾人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快乐。

人，生命本质是相同的，但生命的内涵与价值却不尽相同，因为拥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们的人生才富有意义；因为总是带着追求、信仰和理想，他们的创造才超出了常人的思维空间和时间的局限。冉敬芳就是这样一个人，当她选择自强创业为其毕生理想后，现实的一切磨难都未曾削减她对创业的痴情。

财富

最大的任务是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才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最初打算给自己的孩子留下1亿美元，1999年8月修改遗嘱后，给孩子仅留下1000万美元。比尔·盖茨这样做，是出于两方面的担忧：一是担心留下的财产或留下较多的财产，会成为助长孩子依赖的拐杖；二是担心孩子的品行能否驾驭得了这些钱财。

无独有偶，从小饱受穷困潦倒的残疾女人冉敬芳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并与孩子们签下了那份“吝啬”协议。

冉敬芳曾多次召开家庭会议，和孩子们讨论，如何处理父母的财产和他们自己的出路。冉敬芳提出，孩子们不继承父母的财产，靠自己的努力去拼打。2003年7月13日晚，当全家人坐在一起时，冉敬芳夫妇和5个子女签下了“不继承”协议：5个子女如果谁愿意读书以及深造，父母必须全力支持；5个子女中，如果谁自动放弃读书，就必须投入社会就业，未满16周岁的必须在家参加劳动，家长不做任何经济上的援助；子女就业，家长可以给予一些建议、指导等，但不给予任何经济上的支持；5个子女将来交朋友，必须先出示此家庭协议给对方看，表明自己没有权利继承父母的财产。父母对子女的婚姻，没有决定权；父母的财产以及遗产只能由父母支配，任何子女没有权利过问以及干涉。

冉敬芳和儿女们签了协议后，心里坦然了许多，不再为将来如何给子女分配财产而劳心伤神。同时，这也是为了促使儿女们自强成才。她还表示，当5个子女都达到成人年龄时，就到公证机关进行公证。

冉敬芳与孩子们签订《不继承财产协议》并让孩子们上街擦皮鞋的消息传开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位孩子母亲的看法很有代表性：“这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因为培养孩子独立处理问题、面对人生的能力，是每一位有见识的母亲应做的工作。一个母亲，最大的任务是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才，这才是为社会创造的最重要的财富。”;

彝族,为什么那么穷

山彝族地区长期贫困落后的原因，是综合的、多方面的，主要是在自然条件、社会历史、文化教育、基础设施、民族传统以及扶贫开发资金投入不足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但是，就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而言，凉山虽然不是很好，却也不是最差。全国自然和基础设施条件比凉山差而老百姓比凉山富裕的地方不少，反而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同凉山接近而还存在同凉山一样连片贫困的地方却很罕见。从四川的甘孜、阿坝、凉山三个民族自治州来看，甘孜和阿坝两个州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都不比凉山彝族地区好，但老百姓普遍都比凉山彝族同胞富裕。所以，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等问题并不是凉山彝族地区贫困落后的主要和关键性原因。凉山彝族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

1、社会发育层次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

凉山彝族地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经济文化区域，其社会发展直至20世纪50年代还停留在比较低级的奴隶制的历史发展阶段，并相当完整地保持着该区域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样式和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在其腹心地带，等级关系森严，人身的占有关系、使用奴隶的普遍性以及对奴隶统治压迫的残酷性，充分反映了凉山彝族社会浓厚的原始色彩和奴隶制的野蛮落后。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凉山彝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实现了政治制度的变革。制度的变迁使凉山彝族人民与全中国人民一样在政治上实现了平等，但是经济发展有它自身的过程和规律，不可能象政治制度一样“一步跨千年”，其经济发展依然落后，生产力水平依然低下。同时，制度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相适应，民族内生的变革跟不上制度的变迁，内生因素发展不够，从而显得外部发展得越快就落后得越多。

民主改革前的彝族社会，不仅社会制度落后，经济方式也很原始、很落后。根据凉山民主改革时期的有关调查资料，凉山彝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以广种薄收、粗放经营的方式进行的。主要种植荞麦、玉米、燕麦、土豆、水稻、黄豆、小麦、大麦、圆根等。以二半山和高寒山地的旱地耕作为主。山地垦殖采取休耕轮歇的方式，实耕地一般一年只种一季，土地轮歇时间长、利用率低。农业生产工具也很简陋，普遍使用木制农具。耕作方式通常是浅耕浅耙，碎土不细，施肥甚少，甚至不施肥。劳动形式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经营，并习惯以互相帮助和换工的方法，来调剂劳动力的余缺。在凉山腹心地带，如按亩产量折合成荞麦计算，平均亩产量一般在100斤左右，边缘地区平均亩产也仅为120－130斤。缺粮在下层群众中是普遍现象。畜牧业生产管理也极为粗放，靠天养畜，牲畜数量始终是有限的，基本维持在一种低水平的自然平衡状态。

这种社会经济形态与20世纪中叶世界性的工业文明甚至信息文明所带来的技术和社会进步相比，反差太大，形成了巨大的历史鸿沟。这个历史鸿沟的逾越，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这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影响，在今天的凉山彝族社会中还大量和普遍地存在，特别是对经济方式的影响更甚，这也是凉山彝族地区还如此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

凉山彝族为什么那么穷大凉山彝族最真实的生活（图）

2、劳动力整体素质低

新中国成立以前，凉山彝族地区基本上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体制和机构，彝族传统教育主要以口头传承的形式承袭，彝族文字只是在世袭的毕摩家支或一小部分人中流传。所以，当时的绝大多数彝族同胞都没有接受现代教育的条件和机会。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当时彝族地区封闭、落后的经济社会形态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不是很高，通过口头传承、模仿等形式也能很顺利地学到其生产生活所必须的各种技能。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彝族地区开始大规模兴办学校，发展现代教育，通过50多年的艰苦努力，虽然已培养了一批批大、中专生和高、初中生，彝族地区劳动力素质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凉山的劳动力整体素质仍然偏低，仍然不能适应新形势下脱贫致富的基本需要。主要表现在：

一是劳动力接受学校教育时间短，文化程度低，反贫困的智力支撑力弱。据调查，在彝族聚居的越西县西山乡西堰村的218位成人中，中专毕业生10名，占被调查人员总数的4.58％；高中毕业生6名，占2.75％；初中毕业生47名，占21.55％；小学毕业生82名，占37.61％；文盲半文盲73名，占33.48％……2000年，全村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4.8年，而全国是7.1年，四川省是6年。彝族地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这给本地区脱贫致富目标的实现带来了很大难度。此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彝族地区由于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偏低，新增劳动力中的文盲、半文盲人数还在增加。喜德县吴哈村，全村6－15岁人员123人，辍学在家27人，占22％，这其中的大多数人员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就辍学了。这些人员基本上都以文盲或半文盲的身份加入到劳动力行列，他们自身反贫困能力弱不说，还会继续影响其对下一代的教育与培养，就会陷入愚－穷－愚－穷的恶性循环之中。

二是劳动技能简单、单一，反贫困手段有限。大多数人都只掌握有简单、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技能。在彝族村落调查，家家户户的经济方式、经济来源都大体相同，基本上都来源于种植或养殖收入。况且，劳动生产率低下，挣的都是来之不易的“辛苦钱”。当然，要是有较为完善的技术学校和职业中学教育体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不足。但令人担忧的是，目前，凉山州大多数县都没有技术学校，有普格、金阳、昭觉、美姑、雷波、木里等6个县没有职业中学，劳动力的继续教育工作基础薄弱，无以为继，劳动者想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来致富的想法实现难度很大。

三是外出务工制约因素多，致富门路少。据有关资料，四川省每年要输出劳务500－600万人，为四川挣回300多亿元，劳务输出已成了四川农村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凉山州每年也有劳务输出20多万人次，但彝族所占比例很小。究其原因，除文化知识水平低、劳动技能单一等因素外，语言交往能力以及民族风俗习惯等也是影响彝族地区劳务输出的很重要的原因。有一些受过初高中以上教育的年轻人外出打工，都主要在本县内或凉山州内，到州外或省外打工者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3、传统陈旧观念束缚，不良习俗制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彝族经济社会形态与开放、竞争的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市场竞争的能力弱小，市场竞争的意识淡薄，彝族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受到大大减缓。

一是重商观念淡薄。“养牛为耕田，养猪为过年、养羊为御寒、养鸡为换盐巴钱”，凉山彝族地区长期处于一种低水平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中，社会剩余劳动和产品都很有限，整个生产和消费的循环都很简单。商品交换长期甚至到今天都还有相当多的地方保持着以物易物的传统习俗，商品经济极不发达。解放前，彝族社会商品交换的特征是：商品交换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部门，没有形成本民族的商业市场，没有从农业中分化出来的商人，只有极个别的商品生产，没有独立的商品生产者。长期的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形态，形成了凉山彝族“重农轻商”的习俗。彝族的传统习惯更多地趋向于“重义轻利”，甚至有“以务商为耻”的行为规范。所以，整个凉山彝族社会重商观念淡薄，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观念更是显得与现实格格不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显得很弱势。

二是积累观念不足。这种观念的形成，与战争有很大关系。彝族历史上，截止20世纪60年代，战争一直伴随这个民族，从来没有离开过。不仅与外民族之间时有战争，本民族内部不同等级、不同阶层之间也战争不断，特别是经常性的家支间的冤家械斗，因时间久、规模大、具有普遍性而对整个彝族社会带来了很大影响。彝族各家支之间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而起的纠纷，到了难以解决时就会发展为冤家械斗。比如甘洛县有两个彝族家支，他们之间的械斗时断时续，进行了几百年，到民主改革时，本来各有几百人的成年男丁竞只剩了几个。战争严重破坏了生产，降低了人民生活水平，养成了好勇斗狠的社会风气，阻碍了交通与物资流通，阻碍了彝族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经常性的战争，使得很多彝族家庭不得不进行经常性的搬迁，战争的破坏性造成了他们不固定置家立业以及积累意识差的习惯。从历史的经验看，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有一个资本的积累过程，小到一个家庭一个人也是一样，没有积累就不可能脱贫致富，贫困也就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消除。

农村养牛国家有补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