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宾附近养牛的地方？关于大禹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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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禹的事迹

禹，姓姒，亦称大禹，夏禹，上古治水英雄,古涂山氏国（今安徽怀远）人。

远古时期，天地茫茫，宇宙洪荒，人民饱受海浸水淹之苦。尧帝开始起用禹的父亲鲧治理洪水。鲧治水逢洪筑坝，遇水建堤，采用“堙”的办法，九年而水不息。尧的助手舜行视鲧治水无功，将他诛杀在羽山。

舜命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他从冀州开始，踏遍九州进行实地考察，决定采用因势疏导洪水的办法。

当时的绍兴地区也受到洪水的祸害，被称为荒服之地。大禹治水到了这块荒蛮之地，凿山疏流，将水引入东海，使这片浅海沼泽之地重新成为平原，人民得以从事垦殖为生。大禹曾在绍兴娶涂山氏为妻。新婚才四天，禹便离家治水去了。他婚后离家十三年，曾经三次路过家门而不进去。“三过家门而不入”和吃苦耐劳、克已奉公的忘我精神被传为千古佳话，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禹是中国古代历史传说中第一位杰出的卓有成效的治水专家。大禹治水，展现了我们祖先治理洪水斗争的生动画面，体现了劳动人民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与洪水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和治水的伟大功绩，一直为后世广为传诵，鼓舞着历代劳动人民向洪水灾害作斗争。

大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之一，大禹治水所衍生出的丰富意义，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最为华彩的一章。

巴蜀大地，文明悠久，人杰地灵，从远古时代开始，就产生了许多至今仍光辉无比的神话传说，反映着古老的巴蜀人民在文化进步的漫长路途中坚韧的进取精神和美妙的想象能力，成为巴蜀文化大观园中引人入胜的一个生动世界。

这里，江河众多，从远古开始，就一直水害频仍，危及着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命财产。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巴蜀人民充分发挥了勇敢战斗精神，与水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他们在与水害作斗争的同时，凭着自己的想象能力，创造了一个个征服、战胜自然灾害的神话传说，以体现他们古朴而又复杂的心理现实。

大禹在巴蜀治水及其神话传说，便最为生动、最为精彩、最为显著地表现了这一巴蜀劳动人民的真实心理，井沉淀为巴蜀文化和中国水文化的精品之一。

一

大禹在巴蜀治水，足迹广泛，主要集中在涪江、岷江（主要是青衣江）、川江流域。根据神话传说，大禹不仅分别治理各个水系流域，而且还将各个水系流域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网络，较为全面地治理四川山川河流。

相传大禹在青衣江流域治水最为深入执着，功绩卓绝。现今青衣江飞仙关下侧一段天堑称多功峡，是当地百姓为纪念大禹冶水功多而取，古人称之为"与导岷同功"，“而微神禹疏凿之功，则天、荥、芦三县，其不为鱼蛤也者几希矣!州之人，当每饭不忘也夫。"可见大禹治理青衣江与当地劳动人民的密切关系。青衣江支流周公河与周公山有关，而周公山相传为大禹所祭之地，《尚书·禹贡》记载：“蔡蒙旅平，和夷底绩。”蔡即蔡山，蜀汉时易名周公山，蒙即蒙山，与蔡山相峙，以产茶为称。这句话的意思是：大禹在蔡蒙一带治水成功后，又来此旅祭，祈祷上天赐福于人间。让生息在此的子民从此安居乐业，永保和平，消除灾害。

位于川西北高原古城松潘附近的黄龙寺自然风景名胜区，为涪江上源。黄龙寺名称的由来，虽然众说不一，但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与大禹治水有关的方面。大禹疏通九天河时，天上的妖怪都治完了，唯有水下的九妖十八怪没有降服，继续为非作歹，残害生灵。这时，大禹便相请在黄龙寺修道成仙的黄龙帮他治水降妖，黄龙久居此地，深知妖怪习性，便游入江中，打败了九妖十八怪，而且，还负舟导江。沿茂州（今茂汶）上溯，助禹治水，始有岷江。大禹治水成功后，对黄龙表示了深深的谢意。这一神话传说不仅说明了远古之时涪江上流水灾严重，而且，还将岷江的治理与涪江的治理结合起来，"因水为师”的大禹从源头开展治水活动，与当年他在黄河流域治水方略相比又别具一格。

四川是万里长江的上游，容纳岷江、涪江、大渡河、嘉陵江、沱江、乌江等大小支流，浩浩荡荡，挟看紫色盆地的梦幻，冲出夔门，直逼坦荡的中原。在从宜宾到湖北宜昌这一称为川江的河段中，流传着不少关于大禹冶水的壮丽迷人的神话故事，为川江的奇丽增添了丰富的人文色彩。

“终古平成思禹绩，乾坤准信等浮沤。”这是明代太守傅光宅咏涂山的诗句。涂山，在重庆南岸区，因大禹娶涂山氏之女而名。为了纪念大禹治水业绩，山上建有"禹王祠”“涂后祠"，其后建有禹王庙，涂山寺，巴国人民仿佛格外尊重这个“四川女婿”，每年正月初一到十五，朝山盛会，游人如织，热闹非凡，清代名人王士祯曾有“飞瀑落长虹，登临见禹功"的诗句加以描述。

云阳龙脊石不仅是有名的长江水文标志，而且，更有神奇动人的传说附丽在它身上。龙脊石在云阳县境内的长江江心，宛如一条巨龙潜于江中，又名龙潜石。相传洞庭湖中的老龙，游入长江，直至巴地，到处兴风作浪。于是，玉帝派大禹到凡间斩龙劈蛟，大禹见此孽龙残害生灵，不禁怒火中烧，金斧一挥，砍中老龙颈项，老龙作垂死挣扎，搅动龙尾，浊浪翻飞，天昏地暗，大禹再将一根金刺向龙脊，结果了它的性命，老龙残尸化力铁石留于江心。龙脊石上诗文书法题刻极多，冬春之时，游人如云。龙脊石的这段大禹斩龙的传说与巫山县城西错开峡的传说相一致，那里至今仍有“龙斩台”。大禹治水活动中斩杀孽龙，一方面表明大禹具有神力，是为“神禹"，另一方面也表明大禹治水并非易事，坎坷曲折，艰辛奋战。

曾为历代文人墨士传颂的巫山神女，是西王母之女，当大禹疏导长江三峡时，她在飞凤山麓一平台，授九卷天书与大禹，并派神丁相助，大禹“遂能导波决川，以成其功"。这块平台后人称之为神女授书台，此后她定居巫山，为民造福，日久天长，她的身影化为俊俏的神女峰。巫山人民竖碑立祠，泥塑金身，绘影力文，将神女祀为“佐禹治水”有功于三峡黎民"的"正神"。毛泽东1956年《水调歌头·游泳》词："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借动人的神话传说，展现了新中国大禹传人的豪迈气概和壮志胆识。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有一座禹王宫，原建于乾隆年间，是湖广人入川时修的会馆，内供大禹像，现仅存大殿。七对石柱上镌刻的楹联完整无缺，其中一联为隶书：传子即传贤，天下为公，心同尧舜；治民先治水，山川永奠，泽重湖湘。一联为楷书：遗迹遍神州，即今日复水重山都归奠定，英光同石纽，使我乡牧童樵叟共切讴思。联意在于歌颂大禹功绩，永远缅怀；另外一层意思，我们认为，在于水路畅顺，保佑湖广人的生意事业。这里，湖广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相互融合，共同敬祝这一中华文化的神品——大禹。

表现了一种共通的民族文化心理。

二

以上，我们择其要者记述了大禹在巴禹治水的踪迹与有关的神话传说，这些资料虽然不能当作信史看待，但是，从神话学，民俗学、社会学和文化学角度加以认真分析总结，却可以得到深刻的启示，对于了解远古时期巴蜀人民与自然一--水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巴蜀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是古老的巴蜀人民在征服自然的漫长过程中的实践、愿望、情感、理想、要求的曲折而又真实的反映，是以劳动人民改变作为自然的奴隶身份开始站立起来，辐射人的本质力量为基础而产生的。这些传说有着浓郁的巴蜀文化色彩，是巴蜀人民借助想象和幻想的虚构以表达人类征服自然的胜利，并体现出原始思维的单纯、古朴、生动的特色，神话传说构思别致，幻想奇丽，是民俗文化和神话宝库中的璀璨之珠。

远古四川，水害既多，影响又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与防洪治水有着密切关系，治水害，兴水利，是人类生存、社会进步的基本需要，也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上述神话传说，既是巴蜀人民开始摆脱作为自然奴隶地位的反映，又是他们在证明人类力量，从人神结构关系中走出困境的那么一种觉醒心理的再现，大禹在青衣江治水，则是氐羌先民从游牧生活走向农耕生活过程中的现实反映。

虽然大禹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主要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区域，治水活动也集中在这一带，但是，我们不能单纯从地域上来论证大禹治水的范围，一则大禹治水本是神话传说，是古代劳动人民战胜自然的神奇表现，更重要的则在于大禹是古代劳动人民在治水活动中共同创造共同认可的神与英雄，大禹作为神禹，是劳动人民心理的一致反映。大禹在远古历史中，至少在水事活动中，具有保护神的地位，禹王庙和关帝庙一样，在民众心理中占据重要位置。大禹治水具有非凡的同构能力，它能将发生在黄河，长江以及其他中华各水系的治水活动统一涵纳成一个同心圆，而这正是研究大禹治水与水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启示。

云南的彝族属于彝族的哪个分支

人口为7762286人。

民族概况

彝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诺苏、纳苏、罗武、米撒泼、撒尼、阿西等不同自称。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其分布形式是大分散，小聚居，主要聚居区有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贵州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地区。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彝族人口数为7762286。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为6个方言。原有一种表意文字，史称囊文，也有人认为它是音节文字；1975年制定四川《彝文规范试行方案》，确定819个规范彝字，并开始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推行使用。

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六七千年前，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当古羌人游弋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与其先后到达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了百越族群。古羌人到西南后，他们了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和百濮、百越的南方文化。魏晋以后，昆明人与焚(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

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

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8世纪30年代，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白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

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天复二年(902)，南诏奴隶制王朝的覆灭，不意味着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随之消亡。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原)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

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与之相对应，蒙古贵族加强了对各地彝族兹莫即土长的争取工作，发展为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社会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包括云南大部、贵州部分以及广西的全部彝族地区，以土地个体私有为基础的封建地主经济早已占着绝对统治的地位，实物地租是地主对佃农最主要的剥削方式。此外，对佃农一般还进行额外劳役剥削，雇工与高利贷剥削也十分普遍。部分地区由于某种历史原因，土司仍得到保存，或在“改土归流”时保全了大量的土目与中小奴隶主，因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较长。如在乾隆初年，贵州威宁地区的彝族群众仍然“半为夷目家奴”。及至建国以前，所属百姓仍然保留某些农奴的特点，奴隶主的剥削虽以实物地租为主，仍不同程度地残存着奴隶制的痕迹。云南武定、禄劝以及红河南岸等地当时也保存不少大小彝族土司，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地主经济已有取代领主经济的发展趋势。

农业是广大彝族地区的主要经济部门，农作物主要有玉米、荞麦、土豆、小麦、水稻、大麦、燕麦、元根等。农具主要有犁、耙、条锄与板锄。在高原地区，人口稀少，牧草丰富，适宜于畜牧业的发展，主要牧养牛、马、猪、羊等。山地森林资源、山货资源十分丰富。河流湖泊中有各种鱼类和水产。狩猎，采集药材、木耳，捕鱼等成为群众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手工业基本上作为家庭副业而存在，主要采取定期赶集的形式进行商品交换。

彝族的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自给自足的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尤其是在聚居区内一直保持着“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仅用少量的牲畜、粮食、山货去换取针、线、盐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耻于经商’’的观念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在彝族人民的观念中，牛羊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是衡量贫富的标准，也是衡量一个人(或一家人)能干与不能干、强与弱的标准。拥有百头牛羊是一般彝人的追求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彝族人民经过40多年的开发建设，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目前已经建起了钢材、生铁、煤碳、采矿、发电、伐木、化肥、农机、食品加工等轻、重工业部门，形成了一支本民族的产业队伍。云南个旧的云锡公司，已成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一个重要企业，贵州西部的六盘水特区，已发展成为著名的煤炭工业基地，四川渡口也成为著名的新兴钢铁工业城市。交通运输也得到了较大改善，各地普遍修建了公路，成昆、贵昆铁路干线也通过了彝族地区。政府还在各地设立了一些贸易机构和集市，使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经济上实行搞活的政策，彝族的城乡商品经济有了飞跃发展，彝人中建企业、经商者逐年增多，落后的自然经济正受到严重冲击。

文化艺术

彝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源远流长、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各地彝族流传许多记载本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彝文手抄本，已发现的有上千种之多，现已陆续翻译、整理出版，内容涉及哲学、史学、文学、宗教学等方面。还有一些彝文铸铜、碑刻及丰富多彩的民间口头文学。在医药学方面，彝文著作中也保存了丰富的资料。彝族普遍采用夏历。近年来，也有人认为古代彝族先民使用过十月历。

彝族人民能歌善舞。彝族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曲调，诸如爬山调、进门调、迎客调、吃酒调、娶亲调、哭丧调等。有的曲调有固定的词，有的没有，是临时即兴填词。山歌分男女声调，各地山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彝族乐器有葫芦笙、马布、巴乌、口弦、月琴、笛、三弦、编钟、铜鼓、大扁鼓等。彝族舞蹈也颇具特色，分集体舞和独舞两类，其中多为集体舞，如“跳歌”、“跳乐”、“跳月”、“打歌舞”和“锅庄舞”等。动作欢快，节奏感强，通常由笛子、月琴、三弦伴奏。

彝族传统工艺美术有漆绘、刺绣、银饰、雕刻、绘画等。漆绘主要多施于碗、盘、壶、杯、盔甲、护腕、盾牌、箭筒、马鞍、马笼头、月琴、口弦之上，颜色以黑、红、黄三种色彩为主。刺绣为彝族妇女所善长，常绣在头帕、擦尔瓦、衣袖、衣大襟、裤脚、挂带、烟荷包、腰带等上。

风俗习惯

彝族服饰，各地不尽相同。凉山、黔西一带，男子通常穿黑色窄袖右斜襟上衣和多褶宽裤脚长裤，有的地区穿小裤脚长裤，并在头前部正中蓄小绺长发头帕，右方扎一钳形结。妇女较多地保留民族特点，通常头上缠包头，有围腰和腰带；一些地方的妇女有穿长裙的习惯。男女外出时身披擦尔瓦。首饰有耳坠、手镯、戒指、领排花等，多用金银及玉石做成。

彝族生活中的主要食物，大部分地区是玉米，次为荞麦、大米、土豆、小麦和燕麦等。肉食主要有牛肉、猪肉、羊肉、鸡肉等，喜欢切成大块大块(拳头大小)煮食，汉族称之为“砣砣肉”。大、小凉山及大部分彝族禁食狗肉，不食马肉及蛙蛇之类的肉。彝族喜食酸、辣，嗜酒，有以酒待客的礼节。酒为解决各类纠纷，结交朋友、婚丧嫁娶等各种场合中必不可少之物。

彝族的房屋结构有的地区和周围汉族相同，凉山彝族居民住房多用板顶、土墙；广西和云南东部彝区有形似“干栏”的住宅。

各地彝族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幼子往往和父母住在一起。妇女地位较低。遗产由诸子平分，绝业一般归近亲所有。彝族历史上盛行父子连名，此俗在凉山彝族居民中一直继续到建国前。一夫一妻是彝族婚姻的基本制度，娶媳需付较高的聘金，交错从表婚比较流行，夫死实行转房。建国前云南部分彝族地区还保持着公房制度，凉山彝族保持着严格的等级内婚。历史上彝族多实行火葬，建国前，凉山及云南沿金沙江一带居民仍行此葬俗。其他地区自明、清以来逐渐改为上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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