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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极是不是清朝的第一个皇帝啊

皇太极是清朝第一位皇帝。

清太宗皇太极是清朝历史上一个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重要君王。他继承了后金可汗努尔哈赤的大业。在横扫辽西各部族及与明朝的长年征战中，以杰出的智谋与奇勇赢得了可汗的信任，最终继承皇位。

皇太极建立了汉八旗，重视和重用汉族知识分子，学习汉族的政治制度，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得满清内部开始稳定，能用极少的人口和资源来支持战争。

皇太极前后在位17年。他在位期间，保护汉人，减轻农民负担，发展生产，增强兵力，不断对明朝作战，为下阶段清王朝迅速扩展入主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庙号太宗，谥号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葬于沈阳昭陵，死后其第九子福临即位。

皇太极继位之初，后金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外部处境孤立，受到明朝、蒙古、朝鲜的包围。内部由于贵族分权势力的矛盾，冲突日益严重。皇太极逐步建立国家统治机构，以取代八旗制度所行使的国家权力，并通过这套政权机构，把权力牢牢地集中到自己的手中。

后金进入辽沈以后，不仅当地汉人从事农业，连满族也把农业作为本业了。皇太极爱惜民力，停止修城筑墙，为的是“专勤南亩，以重本务”。

他下令，所有村庄田土，八旗既已稳定，以后就不要变更了。对庄民的财产及所养牛羊鸡猪等，都不准任意妄取。经过努力，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粮食基本上能够自给，社会矛盾得到缓和。

皇太极在原来的基础上巩固和扩大了在东北的统治，为入关统治全中国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称帝后立刻把保护土地牲畜作为法典规定下来，地里庄稼不准偷损，母猪不许杀，这是为了繁殖。也不准杀马、牛等作牺牲或出卖。

以后几乎每年都把督促耕种作为重要活动，提出“农时不可失”，“废农事者罪之”。他知道五谷乃万民之命所关，因此一再强调搞好农业生产，入关前清朝的粮食不太缺乏，与这种努力分不开。手工业生产也大有进步。

盛京（今沈阳）宫殿大部分为皇太极时所建，其规模和工艺技术都标志后金手工业的水平很高。盛京城西实胜寺，铸大钟千斤，是冶铸业的发展象征。

商业贸易在境内有之，与明及朝鲜也均有之。皇太极曾命令大学士希福带领八家商人及公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家人的庞大代表团赴张家口贸易。后来又命人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买马。个人远走贸易的也不乏其例。

皇太极在国内大力实行改革时，并没有放弃父汗努尔哈赤对外扩张的政策。他命令军队建造具杀伤威力的武器红衣大炮，并且将单一的骑兵兵种，改建成一支骑兵、炮兵与步兵多兵种的军队。

皇太极十分重视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和明朝降官降将的作用，对他们采取招降收买政策。不仅通过考试儒生，网罗了两百余名汉族文人，而且此后又多次举行考试，分别优劣，量才录用。对大批降将赐以庄田、奴仆、马匹，并委以官职。

对明大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沉志祥等纷纷自愿来投的行为封王封侯，宠荣备至。随着蒙古的臣服，明朝将领的降顺，皇太极逐步建立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大大增强了军事力量。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爱新觉罗·皇太极

农村报的发展历史

《农村报》创刊于1949年11月15日，与共和国同龄，在全国涉农类报纸中创刊最早。

《黑龙江农村报》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决定出版，由黑龙江日报社主办的以全省农民读者为对象的群众性报纸。原名《黑龙江农民》，1949年11月15日在齐齐哈尔创刊。初期负责人甘甫明、远百昌。1954年8月，松江与黑龙江两省合并。原松江出刊的《松江农民》合并于《黑龙江农民》。改版后的《黑龙江农民》报为4开4版，3日刊。1956年1月改为周3刊。在隶属关系上，中共黑龙江省委先后委托省委宣传部、农村工作部对其进行管理，黑龙江日报社统筹印刷、发行等事宜。高奭任总编辑。该报改刊时，全省农村正经历由互助组、初级农业社向高级农业社的过渡。编者在第1期《大家来办农民报》一文中说，改刊后将“通俗地宣传解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帮助大家树立依靠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思想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集体主义思想，逐步克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经常介绍一些先进的生产经验和农业技术知识，一般科学和卫生知识”。辟有《时事讲话》、《在黑龙江各地》、《唠知心嗑》、《读者来信》、《支部生活》、《答读者问》、《唠唠技术增产》、《卫生常识》、《俱乐部》等专栏。这一时期，该报为宣传政策，向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各类“讲话”和评论，在版面上占较大比重。1954年8月，改刊当月共出10期报，其中刊载《互助合作政策讲话》5篇，动员农民多卖余粮“宣传讲话”2篇，本报评论6篇，连同《时事讲话》等共24篇，平均每期2．4篇。宣传性文字多这个特点，在以后几年中也大体如此。这些讲话和评论，政策性强，较注重结合农村工作和农民思想实际。该报还注重选择基层和生产第一线的典型进行报道。双城县希勤村在合作化运动中创造了“全面规划”经验，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1955年后，该报对合作化规划经验及希勤村作多次报道，如《双城县希勤村是怎样创造合作化全面规划经验的》、《希勤村农业合作化规划后的一年》等。1956年初，针对高级农业社发展迅速，新建社缺乏管理经验的情况，该报于1月6日、13日，介绍了双城吴家村“小段作业指示图表”、“六员管理责任制度”等经验，并刊发了《希勤高级社的建立》、《幸福之路—双城永乐区幸福集体农庄》等报道。除此，还多次展开群众性讨论，如《有余粮少卖对不对？》、《怎样使管委会领导跟上去？》、《怎样当好队长？》等。这些报道与讨论，对实际工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958年“大跃进”中，该报紧跟形势，力求做“对新事物满腔热情的促进派”，“期期有典型，广泛树标兵”，在一些报道中，存在鼓虚劲和虚假不实等问题。1961年1月3日，该报因纸张缺乏而停刊。1963年1月1日，报纸定名《黑龙江农村报》，重新出刊，4开4版，周2刊。1964年初改为周3刊。由黑龙江日报社主办。编辑部主任冯玉璋。这一时期，农村生产逐渐恢复，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该报把“巩固人民公社经济，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教育”，作为宣传的重点。1963年2月，庆安县新安四队生产队长宋恩珍为抢救国家财产牺牲，该报即作了突出的报道。刊登长篇事迹通讯、连环画后，以《学习宋恩珍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学习宋恩珍，当个好干部、好社员》为标题，两个多月间发表各地农村读者读后感想28篇，编者加《小道理》8篇。同时，辟《好社员》专栏，或以集纳形式，冠以《发扬集体主义风尚》大标题，刊登短小人物通讯：《爱管闲事的姑娘》、《生产队的真‘金子’》等，介绍普通社员关心集体财产、坚持原则、维护集体利益的事迹。当时，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和管好集体财物，被看作是巩固集体经济的大事。对此，该报除组织经常性报道、开展问题讨论，还作了重要典型报道。如1963年7月12日，刊发了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不生锈的‘铁孩子’》，报道绥化县六合大队党支部书记、劳动模范高凤志，艰苦朴素，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密切联系群众的感人事迹。同年11月26日刊登《公正廉洁——松江二队队委会为什么能把集体财务管得清如水明如镜》的通讯，在全省都引起很大反响。除此，还大量刊登诸如《走阶级路线，靠贫下中农》、《把旧社会的苦告诉青年一代》、《扎扎实实培养革命接班人》及农民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报道。该报有关争取农业高产和农业技术改革的宣传，也较突出。在宣传向山西省大寨大队学习同时，报道甘南县太平大队和肇东县红光大队两个三产典型，特别是对太平大队作了连续的和多侧面的报道。如1964年4月8日发表通讯《胸怀全局，勤奋创业》，对这个大队作全面介绍后，陆续发表了《太平人的风格》、《太平大队实行生产责任制和田间政治工作相结合》、《太平大队在灾年中对国家作出更大贡献》、《吕和——勤奋创业的新愚公》等。另外，辟有《政策顾问》栏，简洁地回答农民遇到的具体政策问题，受到读者的欢迎。该报1967年1月8日因“文化大革命”一度停刊。1月28日出刊《新华社电讯（农村版）》，2月12日易名《黑龙江日报农村版》出版，4开4版，周3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版面大量刊载宣传“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革命大批判”的报道与文章，同时，宣传“农业学大寨”运动，报道一些农村治山改土取得高产的先进典型，如肇东县涝洲公社、甘南县太平大队、讷河县老莱公社胜利大队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该报于1979年1月28日，恢复《黑龙江农村报》原报名。适应工作重心转移，特别是农村实行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历史性变化，在宣传报道上，着重抓了两件大事：一是中共中央的经济政策的宣传；一是农业科技知识的宣传和经济信息的传播。1979年以后，中共中央制定的发展农村经济的各项方针政策，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但由于多年来“左”的错误影响，政策实施中受到诸多干扰；农民中也有想富又不敢富，顾虑重重的问题。因此，《黑龙江农村报》把对农村经济政策的宣传放在了首位。1979年初，全省许多地区农村干部对社员搞家庭副业心怀余悸，不敢支持，对农民养牛养羊规定数字限制，超过即指责为发展资本主义。该报于1月7日、10日发表《理直气壮地把钱抓起来！》、《搞副业有功无罪，扣罚款理不应当》等言论和报道，为副业生产正名。同年9月23日，开展怎样对待家庭副业问题的讨论，到12月3日共进行11期。对干部解放思想，明确是非，社员放心经营，起到了积极作用。1979年，中共中央根据农民的实践，肯定了农村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当年秋，全省一些地区干部对联产计酬责任制尚有种种怀疑，只准社员劳动分组评工记分。该报于同年11月7日1版刊发《政策自有胜天力，联产计酬得丰收》、《政策得人心，生产大发展》两文，报道肇源等地部分生产队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取得受灾之年丰收的事迹。1982年11月28日，该报刊登通讯《二十年和一年》，在全省最早报道了尚志县帽儿山镇实行大包干获得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典型，12月26日发表《包干到户，富海真富了》通讯，报道甘南县富海大队实行大包干的经验，为黑龙江省全面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了舆论准备。1983年初，全省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该报即于1月7日1版设立《联产承包责任制指导站》专栏，解答群众在实行承包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专栏到同年7月共出刊50多期，提出和解答了400多个具体政策问题。比如，1月30日专栏刊文《为农民呼吁，合理提留，让农民得到实惠》，对一些地区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中搞“高提留”，提出批评。报道后引起中共省委的重视，“高提留”很快降了下来。在宣传落实经济政策中，该报十分重视反映农民的呼声和要求，维护他们的利益。1982年10月，该报接到大庆市大同区兴隆泉乡农民宫海来信。宫海是养羊专业户，他在信用社贷款1000元，到邻县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敖林西伯公社买了28只羊。在赶羊返家路上，被这个公社的干部以“投机倒把”为由，扣下羊只，并罚款264元。本人对罚款不服，先后11次到该公社申诉，又到县有关部门告状，都无济于事。该报接到来信后，先后3次派记者前往调查，于1983年4月3日发表了宫海来信及记者调查附记，并以《宫海买羊有啥错？》为题，在报上展开讨论。一个多月时间，收到省内外读者来信500多件。中共省委、省政府负责人作了批示，报纸刊发6期讨论文章。最后，宫海被错误罚款一事得到妥善处理。整个报道，在全省引起很大反响。来信《宫海买羊有啥错？》被评为1983年全国好新闻。1983年6月，《黑龙江农村报》在新闻改革中，进一步提出“把报办在农民的心坎上，使报纸进农家”的要求。因此，更加关心和反映农民的切身问题，全心全意地为农民服务。比如，1984年3月18日刊登《谁能为这户农民解忧愁？》，把农民许春田自投资金万余元，跨区开荒1000多亩，但于播麦之际，因缺资金买种子而犯愁的事，向社会作了呼吁。报道发表后，引起各方的重视，在有关部门支持下，许春田得到贷款，解了燃眉之急。1984年5月，该报发表记者来信《民主乡农民畜牧服务公司呼吁，产销直接见面为何这样难？》，并在报上展开讨论，鲜明地支持哈尔滨市郊区民主乡姜文林等7户农民办畜牧服务公司，把鲜蛋直接送到市内副食商店销售，打开流通渠道的创举。这次被称作“鸡蛋碰石头”的报道，在黑龙江日报、中国农民报、中国青年报等新闻单位配合和中共黑龙江省委、哈尔滨市委的支持下，终于打破了原来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局面。连续报道《鸡蛋碰石头》获得1984年全省好新闻特别奖。该报为向读者提供政策咨询，在1版辟《政策问答》栏，回答群众来信中提出的政策疑难问题。1983年全省放开家庭承包责任制后，这个专栏解答了：怎样才算正当的长途贩运？专业户劳力不足可不可以雇工？手艺人不承包责任田可不可以？承包耕地允不允许转包，等等。该报还重点抓了农业科技宣传，帮助农民解决“想富无门路，想富不懂技术”的难题。1979年初，该报即设有《农业科技》、《学科学，用科学》、《国外农业》等专刊，2月份出版12期报，3个科技专刊共出8个版。此后，有关各类实用农业科技的报道，逐年增多。1982年4月，该报与省农业局、畜牧局、水产局等省直9个单位，联合创办了黑龙江省农业科技顾问处，聘请省内知名的农业、林业、畜牧、兽医、水利、农机、气象、供销等方面专家、学者53名作顾问（至1985年底，联办单位发展到12个，顾问增至148名，另有政策顾问30多名）。该报《学科学、用科学》、《农业科技顾问服务处》两个科技专刊，主要由顾问根据农民需求撰稿。1983年6月后，这两个专刊合并为《科学致富》版，每周出4至5版，内设《科学种田》、病虫害防治》、《牛马经》、《园艺知识》、《解疑难》、《问必答》、《试试看》等小专栏，传播科技知识、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新经验，回答农民生产中各种疑难问题。1984年8月，增设《经济信息》专版，向农民，特别是各种专业户、重点户及乡镇企业、商业供销工作人员，提供省内外经济信息、市场动态、行情预测及新产品介绍等。该报成立科技顾问处和开办《科技致富》专版后，三年间向农民介绍30多个有关种植业、养殖业和采集加工业等方面的致富门路，受到农民的欢迎。比如，黑龙江地处寒冷地区，冬季鲜菜短缺。该报向农民介绍顾问处顾问、蔬菜技术专家潘廷章的家庭日光温室修建技术，报道龙江县蔬菜专业户刘成信在7分地、3栋日光温室里种植各种蔬菜，一年盈利近万元的事迹。报道后，农民争相学习，仅哈尔滨郊区就修建起日光温室200栋。地处最北部的漠河县一位干部给顾问处来信说，通过学习温室栽培技术，他们那里冬季也可以吃到新鲜蔬菜了。1982年11月，该报介绍哈尔滨阎家岗农场引进的康贝尔鸭种，并连续刊载有关饲养技术讲座20多讲。通过该报介绍，二三年间，许多农户和家庭牧场因饲养康贝尔鸭而获益致富。该报4版为副刊版。1983年6月后，适应农民在物质、精神生活方面的新需求，由过去一般刊登散文、故事等通俗作品版，改为《村镇内外》、《农家生活》两个专版。《村镇内外》以社会新闻为主，表扬新风，针砭时弊，进行思想、道德、情操和法制的宣传。《农家生活》版，主要介绍勤俭持家、子女教育、妇幼保健、家用电器、饮食卫生等日常知识。以后，还辟有《青年之友》专版。该报从40年代末创办以来，一直重视群众工作，与农民通讯员和读者保持密切联系。进入80年代后，继续保持和发扬了这个优良传统。据统计，1984年该报收到读者信件2万余件，接待农民来访8000人次。对来信来访，该报都作了认真负责的处理，对其中具有普遍性、苗头性的问题，编发了《农民来访录》、《农民呼声》、《读者来信》等栏，在1版要位发表。该报还竭力为农民解急济难。1982年6月，收到依安县依龙乡农民王耀华的求助信，内述他的外孙女被疯狗咬了，在当地买不到狂犬疫苗，病人危在旦夕。该报见信后立即在哈市防疫站取得疫苗，当晚派人乘火车把药送到患者家里，使女孩转危为安，王耀华感动得热泪盈眶。该报由于在宣传报道和群众工作方面取得优异成绩，曾多次受到上级和有关部门的表彰。1960年，该报作为先进单位出席全省文教群英会；编辑刘克俭被选作代表，参加全国文教群英会。1983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印度召开第三次农村报刊会议，国务院农牧渔业部将该报提作会上交流的重点报纸。1984年初，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将该报办报经验，向全省新闻单位作了推荐。1985年，该报被评为全国先进新闻单位。1985年该报期发行量58万份，主编为侯国才。

煤老板的转型难题

至今未领到补偿资金

年关将近，翼城县8家因“0.8”政策被关闭的煤老板听说政府可能放弃在资源整合中对他们进行补偿。这一消息迅速在8家煤老板中炸开了锅。山西全省因“0.8”政策被关闭的煤矿有670余座，按每座5000万元投入计算，约有335亿元，这相当于山西2009年财政收入的22%。

8家过去“只闻其人，未见其人”的矿主们在年关临近之际选择聚集在一起，找到当地一名“民间诉师”写了一封长信，准备找省政府申诉。这份所谓的“诉状”中说，他们成了“县里不问、阳煤不管的‘遗弃儿’”。这些矿主们还未领到补偿的资金，“据说县里连工资都发不开了”。煤老板转行养猪卖保健品

这个不同寻常的春节，也并非毫无轻松的事情。在受访的一些煤老板看来，这个年关不用再陪客、送礼了。以往，中秋、春节送礼都是不成文的规定。为了避免矿难之后的频繁停产整顿，煤老板们一年中几乎半数以上时间用来应酬各路检查队伍。

以前，为了防止各路检查队伍认出自己的车，他们一度换掉醒目的“霸道”车，改掉车号，甚至将车窗换成“里面看见外面，外面看不见里面”的玻璃。煤炭资源整合之后，“煤矿不是关闭就是归了大集团”，一切清净了许多，“霸道”车也可以再次开回来了。“只要把余款套现”，过年不是去海南就是去国外，平时还可以在茶馆评头论足。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艳羡那些在此轮煤炭资源整合中“咸鱼翻身”者。

比如，2008年9月8日，临汾国土资源局曾查获了4座超层越界开采的煤矿，并公开宣称4座煤矿“在国务院督查组的监督下被依法强制关闭”，但这次整合中，这些煤矿竟然奇迹般参与整合，一些老板还成了合资公司的股东。

这个年关，这些煤老板被选为村长的越来越多。在山西煤炭资源整合之后，山西经济陷入萧条之际，显然只有这些煤老板可以给村民们修路、盖桥、修建房屋，甚至是发钱。当然，这些煤老板还要支持那些陷入困境的乡镇政府。

更多的煤老板在成功套现后，决定彻底离开煤炭行业，甚至决定让子孙不沾煤炭。他们或转型建筑商，或选择养猪、养牛等农副业。然而长期的资源依赖形成的思维定势决定，煤老板的转型之路异常艰辛。临汾的一个煤老板经营保健品，结果一直用卖煤的方法卖保健品，始终未有建树。

未来一年，究竟有多少残存的煤老板能挺过去，正如虎年忽冷忽热的天气一样，一切是未知数。多名煤老板选择自杀

相比躲债者、申诉者，那些在年关附近自杀、锒铛入狱的煤老板则让人唏嘘不已。

自从柏山煤矿矿长杨存旦在春节前夕自杀后，担忧的情绪一直弥漫在大同左云县水窑乡柏山村。柏山村坐落在左云县偏僻的山峦之中，和外界沟通的一条道路被煤车压得坑坑洼洼。全村320户，入股煤矿者达810多人。

和杨存旦一样，没有等来虎年的还有临县白家峁煤矿矿长石金山。这名煤老板在一场煤矿血腥冲突之后，选择自杀的方式离开人世。

村民符日伍说，杨存旦参加完煤炭运销集团的会议之后，晚上就在办公室自杀。他留给世间的只有一份遗书，大致内容是“别人欠我多少钱，我欠别人多少钱”。

寒冷随着虎年来临的大雪弥漫在这个山区村庄。即使村里的过冬用煤也在这个寒冬异常紧张，“每户三吨，还是去年的存煤”。而那些曾经叱咤风云，左右一方的煤矿巨头，也在此时或选择逃亡，或已身在狱中。

山西大同的温州籍煤老板李克伟就没能躲过这个年关，2009年其事涉一起重大责任事故案，成为公安部门通缉的B级通缉犯。此人在大同南郊和左云拥有多座煤矿，且干过房地产生意。按此前山西本地媒体的描述，此人“能吃苦且脑子灵活”。每人身后数百个债主

电话那头的段南峰，说话小心翼翼，几经询问记者，不断变更接电话的地点，才承认自己的身份。此时，他已在西安躲债两个多月。

腊月二十三，春节氛围渐浓，段南峰唉声叹气。他说，一听电话声响就头皮发麻，心想怎么也不回山西侯马老家过年了，到处是讨债的人。

身背1700万元的高利贷，900万元的农信社贷款，这名曾在山西翼城也算头面人物的煤老板沮丧不已，整天脑海中萦绕的就是追债的人，“头顶上像顶了一个锅盖”。

一向信誉良好的他甚至发现自己已经上了农信社的“黑名单”。去年年底，四处借款无望的段南峰去阳泉信用社贷款。信用社一输入段的名字和身份证号，结果发现他已上了“黑名单”，900万元的贷款利率已被罚息到了1分5厘。山西民间借贷利息高达3至5分，一名侯马放高利贷的人士说，年关将近，他们放贷的利息有时论天算，有时论月算，“煤老板现在都想着办法拆东墙补西墙”。

几年前的煤炭产权制度改革之时，段南峰买下了翼城县中卫乡东佛村蟆沟煤矿，自此之后，拥有1100多万元自有资产的他开始了“不断往里陷，最后被套牢”的资金投入——技术改造。这些资金全部来自高利贷、亲戚朋友借款以及农信社贷款。

在山西，一名银行系统的人士证实，只有六证齐全的民营煤矿才能从银行贷到款，而成功者少之又少。正因如此，山西绝大部分煤老板只能靠民间高利贷扩大产能。一名山西银监系统官员告诉记者，虽然尚无数据统计，然而大部分煤老板的身后都跟着数以百计的追债者却是不争事实。

以翼城为例，和段南峰一样因“井田面积小于0.8平方公里或储量少于200万吨”政策关闭的煤矿总计8座，当事煤老板称，投资额高达4.9亿元，其中2.8亿元属3至5分的高利贷。即使按3分利息计算，这8座煤矿每年产生1亿多元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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