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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养牛哪个城市好些呢，泰国养牛哪个城市好

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泰国养牛哪个城市好些呢这个问题，泰国养牛哪个城市好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城市人都是买粮食吃,为什么叫农村人养城市人呢

我国是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但相应获国家各类补贴与政策性投资(公路，铁路，学校，医疗等)都是以城市为主，投到农村的钱相对城市简直九牛一毛，而且国家为了保民生长期都是实行偏低的粮价，导致农民种粮基本无利可图，辛苦劳作一年可能还不如打工一月，就更别提什么高薪的金领，白领了，另外辛苦一生，老了领取的养老金一月只有区区二百不到，由此可以看出是谁养活城里人，别以为花了几块一斤买米买面，这些其实都是农民作出巨大牺牲的前提下实现的。

我也在一直研究这个问题，城市人又没有白吃农民的粮食，为什么叫农村人养城市人呢？

我们先分析一下工业品和粮食的价格构成。

工业品的价格构成有：生产资料的成本十人工成本十各种保险额的成本十产品流通成本十利润率。

农民的粮食的价格成本是：生产资料成本十利润率。

通过这个产品价格构成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工业品在出售时已把所有的产品投资利润加在其中，它的出售对象是面对全社会，换句话说，社会当中的人都会对该产品的每一项成本买单，这其中就包括农民。况且工业品的价格绝大多数都是由厂家自行决定。

农民生产的粮食价格成本构成就这么简单，况且价格是由国家规定，农民所用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包括化肥农药等等，几乎都是工业品，也就是说，农民为生产工业品的工人付出了各种社会保险、工人的工资等等的一部分费用，而工人没有为农民的保险等等工人应有的价格项目买单，反倒是粮食加工企业从农民生产的粮食身上赚得了大量的利润。

如是说，到底是城里人养活了农民？还是农民养活了社会？头脑清醒的人一看便知，不必再为农民为社会是否做出贡献而纠结讨论了。

很多人在分析农产品价格构成的时候都只是把生产资料的投入算在其中，而没有像工业品那样，把所有的工业品价格构成内容算在其中，就这样的算法当中农民种粮食都不赚钱，一些伪专家还在假惺惺的研究农民为什么要抛荒不种地，还要实施什么惩罚政策，听听我这个非专家的意见吧。

也不需要再纠结为什么给农民退休金那么难的问题了，社会就应该担起这样的责任，更不要谈什么以工补农了，实际的情况就是以农在补工。中国农民以自己的不争承担起了更大的社会责任，只是一些人并不觉得。

同意我这个非专家的观点的，关注一下吧！

你们城市人是什么人，，话我知，别以为天生你就是城市人，回家里去问问祖宗，三代人就知到你是什么人，变城市人了，其实真正国家工人有几多呢，，只不你们父母命好，国家佂用了，你家田地，慢慢变了城市人，忘了祖宗是农夫，现在国家富强了，什么退休，什么都有保险，什么都有了，，就是忘了自己都是农民后人，，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农民都在为自己国家付出，，如果没有农民，就有没国家了，何来有城市存在，何来城市人家，，，还用钱买粮食，，，

你好，我是倪氏农丰，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

城市人都买粮食吃，农民又没有送过粮食，为什么叫农村人养城里人呢？

因为农民种粮食，只有农民才会种粮食。无论城市人从面粉厂，还是从超市买的粮食都是农民种的。还有粮食加工的食品，城里人吃饭的问题是农民提供的，所以说农村人养城里人。

因为农民利用粮食的副产品（麦麸，豆饼，秸秆）等，养奶牛养猪，城里的人吃上了放心的猪肉，喝上了放心的牛奶，所以说农村人养了城里的人。

因为农民利用养牛养猪的粪做肥料，种出了新鲜的有机蔬菜，优质蔬菜都供应到城市中，所以说农村人养城里的人。

总之，城里吃的东西喝的水，都是农村来的，农民种的，说农村人养城里的人，也不为过。

这种提法，只是一部分人从己之立场，全然无视社会的分工机制，极为不负责任的思维。

如果这种提法成立，以此推断，下面的说法看看是否合理。

我用百万金钱买来的房子，结果应该归恩于建筑工人，是他们给了我一个栖身之所。

我用二十余万买的小车，也应归功于汽车厂工人，是他们为我提供了出行的工具。

当我享用电视，电脑，冰箱等一切生活资料时，也得叩谢这些厂家工人，是他们给予了我这一切。

我的衣食住行，一切的一切，就连自已的儿女们，都是别人养大的。

这两年，我家吃的基本上都是柬埔寨米，泰国米，所以这两年应该说，是柬埔寨，泰国人民养活了我。

我是什么？就是废物，地地道道的寄生虫。

我很不明白，我勤勤恳恳工作，尊纪守法，获取国家给我的合法劳动报酬，这一切都是虚枉，自己竟然不算是一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为我的一切都是别人的赐予，我不但不能养活家人，连自己也是别人养活的。

一九七八年，我一个下乡插队十余年的知青考上大学，也可以说是改变命运之举，但结果自己竟是从一个养活别人的人，变成一个靠别人养活的人。

照此推理，天下还有人敢说自己是自已养活自已吗？

问题要全面去看，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给国家做贡献的人不单单是农民，有科学家、军人、还有工人，还有各行各业的人。不是谁养谁的问题，是分工不同。我不是唱高调，我家祖上也是农民，现在亲属中也有很多人在农村。古往今来，交租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农民种地，不但免收地租，还给补助，国家在收购问题上还有保护价，哪个朝代有过？成天喊粮食价低，如果放开市场，国家不管你们，能竞争过外国人吗？国际市场粮价比国内低很多，国家不出台政策保护农民，你们把粮食卖给谁呀？做贡献是全国人民。以前有人讲农民意识，我反对过，但是有人就是农民意识，目光短浅，只看到了自己。农民一年干多少活？城里人一年到头去奔波，坐在家里不动就得交钱，水费电费卫生费。一天不工作就吃不上饭。农村人满打满算干两个月的活，其它时间可以打打零工补贴家用。农村没有买房子的压力。还有许多城里人在羡慕农村人呢！

城里人吃的粮是花了钱买的，这点没错，但是不是等价交换这才是重点。

先说说50年代至80年代前的30年中，农民上缴给国家的粮食，再买到市民手中的粮食一斤的价格是多少钱？一斤不到1毛4钱，而当时地下黑市粮食一斤的价格又是多少钱？一斤1块多钱，而且还是有价无市，有钱也难买到（黑市上粮票、布票也有人倒卖）而当时一个正式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二三十块钱，这二三十块钱的工资你能买多少斤黑市价的大米？别说你要养活全家，连自己一个人也养活不了，你说给了钱，给了多少钱？粮店是1毛多一斤，黑市价是一块多一斤，这是等价交换吗？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是农民养活城里人？

再说说80年代后，工资、各种物价齐头并进，不是工资跟着物价涨，就是物价跟着工资涨，80年代到现在40年，工资其码涨了100多倍，各种物价也涨了100多倍，只有大米才涨了10来倍，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在这里我就不便多说，自己琢磨琢磨去。

如果粮食也跟着工资的涨幅，现在一斤粮食应该卖到多少钱一斤才合适，现在一斤粮食才两三块钱，这符合市场规律吗？要是按照市场规律，每斤粮食能不能卖到20块钱以上，不要整天说你花了钱、花了钱，你是给了钱，没人否认，但你给了多少钱？是等价交换吗？不是，实际上你所给的价钱也只是生产一斤大米的成本，全部的利润都让利给了吃大米的人了。说句不好听的，农民是在帮别人“赶水”，好处都给别人拿走了，最后是个杨白劳。

所以说，农民养活城里人的说法一点不为过；农民穷，农民再不想种地的原因也就是在这里，

最后也希望那些一口吃着便宜饭，一口又在骂农民的人，要摸摸胸口，讲讲良心，不然会遭报应的，你仔细看看下面的图片，农民才是那个时代的真正英雄，才是国家最大的贡献者。

都想讲理，又都不愿意彻底的明白道理，只讲到自己有理那疙瘩为止，别往前抠了，再往前抠就没有道理了。

农村人在干活，城里人也在干活。

往小了说是为养家糊口，往大了说是建设国家。

工人，农民现在争讲说谁的贡献大，各说各的理。

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谁也不比谁低一等吧。

有谁说谁跟你平等，我是谁？

尽管心里觉得自己高贵，但是还是没法说出口。

没有办法，就得先算平等吧。

即然平等，都是为国家做贡献，那你干一个小时活挣多少钱，我干一个小时活多少钱？

建国初期的一九五八年为例

农民在一九五八年打了近四千亿斤粮食，而农民人口打五亿五千万，粮食打一毛钱一斤就是四百亿产值，而农民打二亿农民劳力，每个劳力产值二百元，而这二百元，要提积累最少百分之十五，生产费用再打百分之十五，饲料再打百分之十五，还得有储备粮再打百分之五，就是去掉一半了，每个劳动力剩一百元了，农民出工一年是三百六十天，一天打十二个小时，全年干活近四千三百个小时，去掉因病因事误工算一个月，则每人每年出工在四千个小时以上。

四千个小时挣一百元钱，你算一个小时农民挣二分五厘钱。

而工人按月算每七天干六天，每天八小时，

每月干二十五天半x8=2O4个小时，还有节假日相减，病，事假耽误，平均也就每月二百小时，前后（学徒工，到正常开资）就打二十四元一个月：

二百小时挣二十四元，每小时挣一毛二分钱。

也就是工人一小时挣一毛二分钱，

也就是农民一小时挣二分五厘钱。

工人每小时挣的比农民多五倍。

这个算法对不对？

有人会说：农民的产出的价值多小？

工人的产品价值多大？

你工人哪是你的价值，铁石是铁矿采来的，矿产资源是国家的，你只是付出工时了，连生产工具，劳动保护服，都是国家出钱买的。

而农民呢，锹，镐，，锄头，镰刀，干活穿的衣服，手套鞋帽全是自己掏钱买。

你干一个小时活比农民干五个小时活挣的还多。

而国家的财产是工农共同付出劳动，

这财产共分七份，其中六份是农民贡献的，

只有一份是工人贡献的。

若是都拿出三份养政府和军队，

那么农民还剩三份，工人欠国家二份，

工人欠国家这二份由农民代付的，

工人等于欠农民的两份。

关于这个问题的焦点是一个模糊的焦点，听上去好象成立，因为我城市里面的人，所买到的一切面粉，大米都是用钱购买的，并不是农民白送给的，你农民怎么说是养活了城市里面的人呢？实际上对农民来说：按照一切工厂，经商的商人，工人去工厂做工应该得到的经济报酬利润方面来说，这是一个完全不能够成立的事实。

在世界上任何企业，经商，工厂，都是扣除成本以后，再加上生产利润才供应市场购买需求的。包括工人去工厂做工，你工厂得根据我的付出多少，得给工人一定适当的经济报酬，我才去给你做工的。要是不给工人劳动付出的经济报酬，工人会去给工厂白干吗？更别说让工人不旦不给经济报酬再从自己的腰包里掏钱给工厂生产的产品赔进去，再卖给社会上一切需用的人购买。所以等等一切人们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自己求得利润才去奔波工作的。人们才能够养活自己，才能够生活的更好。要是没有利润，什至赔本上，请问世界上有几个人愿意去给工厂干，去开工厂。如果要是真正有人愿意去干是不是他的脑子进水了，真的有了毛病，或者是精神病。因为城市里面的工厂，包括一切经商的人员，说的最小筒单一点，就是卖个菜的小商人，也是除了进货的城本以后，再加上自己的利润才卖给购买者的，更别说工厂，和现在的一切大商场超市了，都是在自己进货投资的成本上扣除后，在加上一定的利润才卖给购买者的，自古到今这是铁的规律罢，就是工厂里面的工人生产的机器，化肥，农药也是层层加利润后才最后卖给种地的农民的。

可是民依食为天，粮食比天大，因为人们有了粮食吃才能够生存下来。因为粮食是一个国家各项建设稳定的基石，是一个国家富强，稳定社会民心的杠秆作用，所以粮食价格就牢牢的撑控在一个国家的手中。

从解放以后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之多，每年农民生产的粮食，都是按照成本价格供应全国市场的，农民在没有付加任何利润的情况下供应给全国市场的，什至遇到了自然灾害农民的投资是血本无归的情况下，还得照样按照正常年份投资的成木供应给全国的市场。这全国的所有人是都清楚的，在自然灾害严重的情况下，我国的粮食供应并没有涨价，这是几十年铁的事实。全国人民可以去查市场粮食供应历史资料。因为国内没有任何单位去给农民核算投资的成本的单位。因为农民遇到自然灾害，投入进去的血本是没有加私毫以后才供应市场的，还是按照农民正常年份的正常投资的价格供应市场的，这对农民公平吗？。国家物价局，这种计算单位，那种核算单位，有一个单位去核算过农民种地的投资成木以后，应该加多少农民的付出利润后在供应市场的吗？只有控制撑控粮食价格的单位，发现谁哄抬粮食价格就会进行打击这是事实罢。作为工厂，工人，生产的农业生产资料，可以在重重加利润，强加销售给农民购买投资到农业生产上，为什么农民生产的粮食，农民不能自己作主加上利润后，再买给市场上需要吃的人呢？农民种地生产的粮食是不是按照投资的成本价供应全国市场的，全国任何人和单位都可以来农村给农民算这本血泪投资帐，看农民种地生产出来的粮食，是不是只有投资成本，什至赔钱无有任何利润的情况下，才供应给全国人民吃的，这到底算不算农民养活城市。所以这个题问的模糊焦点在于是，农民种的粮食是按照投资成本价，农民没有加任何利润，什至遇到十年八灾血本无归投资的情况下，供应全国人民的，这算不算农民养活了城市。如果农民是在投资成本扣除外，又加上了利润供应全国市场的，这当然不能算是农民养活了市民，这才是铁的证椐和事买。

在而今，农民没有无赏的交公粮，城市人口也没有像以前一样吃国家计划供应的平价粮食，都是用钱去按市价购买，纯属相互交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正常贸易活动，谈不上谁占了谁的便宜，那是农民需要钱去买其他的物品而卖掉粮食等；坐街人要粮食吃饭用自己的钱去换，都是两需要。城市人也莫说不该给农民“送”钱，农村人也莫说给城里人“送”了粮。农村人种地辛苦劳累，城市人的钱也来之不易，都是相互依存、相互配合过日子、度年华；硬要说农民养活了城市人，恐怕明白道理的农民也要说这是屁话。如果说要感恩于农民种地辛苦，因为是他们用汗水种下的粮食，这活还是听得入耳的。正如一个学生为了读书方便，在某家搭伙吃饭一样，给钱吃饭，某某家就不能说他家养了这个学生一样的道理。但他家为了学生生活操尽了心，受了累，这个情作为一般情况下，学生及家长从内心上还是要表示感谢才对。城里人买了农民的农产品吃，同样也只能是这样子的态度，还要城市人怎么去做才算对呢？

新大理人的田园梦

大理民宿，众人皆知。若论其程度，旅游的人扪心自问，难道住大理会首选酒店？

但住在哪儿呢？我在苍山洱海间寻觅。

飞机盘旋着降落，大理在舷窗外越放越大，围绕洱海一圈，白色的带子也越来越宽，那是密密麻麻屋顶的反光。其中的民宿主要分布于夹在苍山与洱海西岸的大理古城，和洱海东北方的双廊。从机场进城，一路向北，必然到达洱海最南端的下关镇。大理古城和双廊是向左走、向右走的抉择。

“下关风，上关花，下关风吹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洱海月映苍山雪。”这是作家曹靖华描摹大理美景的名句。但在已成为大理城市中心的下关镇，又赶上冬日，风只能吹动水泥森林，市区里楼宇高耸、尖利的形状，令人总感觉人造的房屋虽不是错误，却像在纸上涂抹错误时，留下的疙瘩。

也许古城里也是一样？于是我向东走，奔双廊，那里有最好的风景。高原地区，云普遍走得快，高山下卧一滩翠湖的地方也常有，而苍山洱海之间的云，变化尤其多姿，尤以在宽阔的洱海边，又与苍山拉开距离的双廊是最佳的观赏地。拍摄《生活在别处》的导演张杨是最早注意到双廊之美的外乡人之一，他曾回忆，本世纪初，他总到艺术家赵青在双廊玉几岛的家面朝洱海，一待一下午，观赏云和落日。“古城这边下雨，海东仍是晴天，而且只要古城下雨，从双廊看过去的云尤其壮观，等雨水稍歇，又能看到云稍稍散开，从孔里泻下巨大的耶稣光。”

“穿过一条通往海边的极窄的小胡同，甭管胡同多破，走到尽头，你就懂了。”脑海里萦绕着一位在双廊建了十多年房子的设计师初次来时的感受，我下到双廊一侧的洱海边，却难以理解他的震撼。游人如织，商铺几乎占据海边一切开阔的位置，水面上巨大的游轮，甚至有岸边的南诏风情岛一半大小，视线避之不及。狭窄的胡同被400余个大大小小的客栈塞满。我在其中穿梭，寻找那些游泳池能够伸到海上的客栈，却发现伸向海中的是挖掘机的长臂，因生态治理，洱海边超出生态蓝线的部分被拆除。

仍有能够俯瞰洱海的客栈在半山腰，也仍有客栈门口的池塘与洱海平行，从池塘边后退几步，总能找到与洱海一线的感觉。但越是在优美的风景面前，越是令人反思民宿的本质。与酒店相比，舒适标准自不能降，除了硬件设施，其中民宿主人是否有趣似乎尤为重要，甚至如果民宿主人能带着客人玩儿，那简直再好不过。大理以聚集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人群闻名，大理古城应是这些人当之无愧的聚集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双廊仍是渔村时，便有自泰国、缅甸一线游玩的欧美嬉皮士到古城混迹。

西去古城。远观与近赏不同，低矮的灰顶白墙与苍蓝的洱海并不违和，且古城中的民宿若非在山上，都是院中小景，一棵树，乃至一盆花，无不展露民宿主人的匠心。我来到古城寻访张杨，一探新大理人圈子的究竟。

“80年代的时候，就本地人尼玛开的MCA最有名。当时有很多外国嬉皮士来到大理，尼玛迎合他们的需求，最先在街边开起酒吧，后来咖啡馆、面包店陆续出现，那里就成了洋人街，人民路都是后话。尼玛本人是画家，MCA起初要做画廊，有一部分空间是展厅，像叶永青、韩湘宁之类的画家在那里办展，有时甚至一起当场作画。后来人多了，尼玛就把三个展厅变成大通铺，很多人都特爱住，男女都住在一块儿，非常散漫、自由。”张杨从1998年来到大理，是国内最早一波到大理的外乡人，后来干脆几个人合伙，在MCA后面开起自己的客栈，当作自己的“稿房”。那时他最留恋的就是一大群人坐在人民路边，一杯橙汁或咖啡，整日晒太阳。路过的都是熟人，见面点头、打招呼，像他儿时生活的北京大杂院。“你走下去一条街，手机都能自动连Wi-Fi。晚上吃饭或开Party，随叫随到，一开始只是两三人的主意，最后呼啦啦能来十几个。”

只要这些人在大理，手机一响，社群式的生活方式就不会消失，但张杨说，自打人民路街边不让放椅子，古城里就几乎没了他落脚的地方。2016年是古城的一个转折点，当时地标性的海豚阿德书店因负担不起租金搬离人民路，标志着古城的商业化日趋严重。也是在那时，MCA客栈由外来资本打造成高档酒店，张杨在那里的客栈也随之消失。

我见到张杨时，他在双廊的民宿关门整顿，他正忙着布置古城边的新家。我走到他们曾经晒太阳的人民路上，服装店、小吃店已经把它变得看不出身处哪个城市。唯有站在街中央拍照的新娘，引人默念卞之琳的诗句：“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虽然古城内仍有精致的民宿，但缺了最重要的风景。听闻闲散的人自我转移到古镇周边，我北上到紧挨古城的银桥镇，发现了梳起长发、留着胡子，背着草筐种萝卜的日本人太郎，但没有发现主人在家中等候客人到访的民宿，顺着太郎每月售卖胡萝卜的路线，终于在山下，距洱海不远的稻田间，寻找到了被称为“大理最快乐的人”的民宿主人和他的家。

“他们说我是大理最快乐的人。”40岁的潘良斌见到我时，刚从洱海里游完泳回来，头发还未打理。冬日的大理虽然日光充足，我们也基本是毛衣配外套的装束，他却一件皮夹克敞着怀，里面穿着紧身的健身背心，隐隐现出腱子肉。“我没来大理时就酷爱游泳，露天泳池游了十几年，这边空气这么好，不运动都浪费。”

他火急火燎地回来，是因为我们已用过饭，在他的小院里休息，生怕自己照顾不周。他的民宿独门独院，院中种着棵石榴树，一座小楼上下两层，门口摆茶桌，一层除了客房，就是客厅；二层在客厅上方的位置是竹炕，上面摆有一张小茶桌和两个蒲团；一扇中式推拉门相隔，另一侧是客房。面朝院子的一侧全是玻璃窗，可见院外的田地和远处的苍山。小楼的房梁、木门都打磨过，刷了木蜡油，客厅中的墙是刮去土泥后露出的石头原貌，一看便知是改造的老房子。

“我每一处细节都经过了反复琢磨。床是我定制的，床板是当地的木料，床品的布料来自本地，客厅里裱起来的工艺品则是周城的扎染。我希望能让客人在房间里就感受到本地的特色，有客人看着好，还会向我们买。”潘良斌从硬件到软件，逐一细数。“你们洗澡时尤其注意水温。我之前发现，同样牌子的热水器，我在杭州用时三四个人连续洗都没问题，这里忽冷忽热。我找工人修，管子没事儿，后来发现因为在高原，又是村里，电压不稳，只有提前多放会儿水才行。”

潘良斌与我们的交谈，就像他每日招待客人一样。虽然不住在店里，但他每天都要过来。他坦陈自己起初是被家人从杭州带到大理的。

“当时我妻子想来大理投奔她做客栈的弟弟。”潘良斌是扬州人，此前做服装批发的生意，与妻子在杭州买了两套房，给孩子上的户口能上当地很好的小学。他叫自己的小舅子“弟弟”。他记得2012年时，他弟“撺掇”他挤出20天时间和媳妇到云南玩儿，把大理周边有名的城市都转了一圈，本以为只是旅游一把，妻子却动了定居大理的念头。“她当时跟我说，在杭州无非为多赚点钱，把小孩照顾好，把房子买好，以后生活能轻松些。但这种想法错了，等以后可以享受了，已经不知道自己成什么样子了。与其以后享受，还不如现在边生活边享受。”

潘良斌被说动了，他本身也厌恶大城市里相互提防的人际关系，和人吃顿饭都要前思后想他人的动机，只是担心孩子上学。半年后，一俟孩子的问题解决，他卖掉了正在住的一套房子，带着妻儿来到大理。“我当时想，到这边肯定需要钱，房子肯定要卖，但要留一套，为自己留条退路。不过要卖自己住的那套，因为如果真回去，另一套还需要装修，就冲那么麻烦，也不能立刻回去。”

见我对他在那时就选择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很好奇，他向我解释，他一开始想跟风在双廊开民宿，既过上舒坦日子，还能有些收入，但那时海边的价格，要么与别家合伙，要么就得一下掏出一两千万，令潘良斌望而却步。那会儿他们满大理跑，在古城外三公里处，通往环海路的必经之路旁，看上了一个面朝稻田的小院。“当时也没想做什么，就想先租下来再说，再不济还能自己住。”

但因没有具体目标，最初来大理的三个月，潘良斌陷入无所事事的境地。小舅子看出他的沮丧，带他去泰国转了一圈，比照泰国的民宿，他觉得这里更适合做餐馆。那时他的小舅子在不远处租了上百亩的地做有机农场，农场里的肉、蛋和蔬菜就是餐馆现成的原料。而因为古城内的中餐馆很多，难以去竞争，他们选择了西餐，曾请过西班牙厨师和翠湖宾馆的大厨亲自操刀。“装修期间，我被我弟拉进他的社交圈，跟香港人学甜品、向昆明师傅学咖啡、拜波兰姑娘为师学插花。”潘良斌重新忙起来，却不再如杭州时那般单调。

餐厅在我们隔壁，有一道门之隔。这是潘良斌后来力争把独栋的院子租到手的原因，民宿小院盖成后，完整的模式才在他心中成型。餐厅与民宿之间的通道正在厨房的位置，又有帘子挡着门，若非住店，外人难以察觉。小院的其中一部分院墙更是厨房的延伸，伸展出一个朝向路边的火锅店。

“院里的人去餐厅吃饭方便，服务员把饭菜端到小院来也可以。客人要吃火锅，我就带着他们去我们的地里摘菜。”他对这样的设计一脸自豪，而在我们谈话间，隔壁餐厅的服务员跑到我们的院子“拔草”，“那是我们自己种的罗勒，做比萨用的”。

我见到餐厅外墙上挂着两辆自行车。潘良斌说，那表明他对自行车运动的爱，新近迷上了皮划艇，准备也放一个在旁边。“我现在的生活非常规律，早上晒太阳、游泳，上午打理餐馆的事，下午就等着朋友聚会。在杭州那么多年，真心朋友只有一两个，这边却很简单，游泳遇到的人加个微信，每天早上相约，就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曾经想过在西湖边开民宿，但根本不敢做。别的不说，连交了订金的客人要退房，如何规定不退订金的时限都不知道。”潘良斌清楚，并非所有民宿主人都能像他那般轻松。他背后有小舅子洪嘉明，民宿圈里的人称他“嘉明”，是最早到双廊建客栈的外乡人。

“我哥到这里最大的变化是有文身了。他本身爱与人打交道，大理特别适合他。”我在潘良斌的小院旁见到嘉明。同是扬州人，潘良斌结实、白净，瘦高的嘉明，却晒得黝黑，头发很短，似苦行僧。我与他一同前往潘良斌口中的农场，那是嘉明在2012年时开始租下来经营的，距他哥的民宿百步之遥：

90亩的土地，其中镶嵌一个湖，湖中兀立一个小岛。猪圈和鸡鸭隐在篱笆之外，而鹅在湖中游，湖将农田与草地隔开，有机肥料味道的农田分成小块，每块地插着所种蔬菜的牌子，有马在草地上吃草，湖中岛上住满兔子。

嘉明与我走到草地中央，由此向西，越过兔子岛，裹着云带的苍山即在眼前，背着草筐的太郎就在那半山腰处。嘉明告诉我，每隔一个月，这片草地上就会举行闻名大理的生活市集，不论张杨还是太郎，大理各个角落的人都会来此摆摊或扫货，农产品、料理、手工艺品，应有尽有。

农场、餐厅、市集，我发现嘉明在铺展一个串联起所有新大理人的商业生态，而他告诉我，这与他的来路有关，像来到这里的所有外乡人一样。

“我从高中时代就开始背包旅行，接触环保的事务，满世界地跑。后来家里觉得我不务正业，我压力不小，因为户外时候喜欢住青旅，就想着也开家青年旅舍。便到丽江学习，帮人干活时，下到大理，看到洱海的湖面和蚕豆田，像是江南故乡的感觉，就决定留下来。”嘉明告诉我，那时的双廊仍是渔村，他看到家家养奶牛，种着梅子树，就决定把客栈开到这里。“我的那个客栈最先建的是奶牛房。”

自那以后，嘉明就没断过盖房子，但就像原先双廊渔民不喜欢洱海边的大风，湖边的房子最不值钱。对嘉明来说，湖边的蔚蓝和烈日，纵然令他感到纯粹，当步入而立之年，膝下有人时，他已不再适应年轻时的热烈，反而心向田园，更关心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

为了家人，他想到种不施化肥的蔬菜，饲养自然生长的鸡鸭。农民出身的他，地里的活儿本身也会。“除了90亩，旁边还有100多亩。”嘉明租下现在这片地时，凭借自己的环保知识发觉这片靠洱海的地不对劲。向当地村民了解后得知，这里曾经是与洱海相连的两个湖泊，“文革”期间围湖造田，把湖填掉了。“现在看到的这个湖，是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用9辆卡车、4辆挖掘机恢复出来的。另一片当时填得浅，现在仍是洼地。”与潘良斌不同，嘉明来到农场是为了改建农场边租下的院子，有场地、有田园产品，他还想做一个教育体验的课堂。他家祖祖辈辈磨豆腐，他要把石磨也放进去。

潘良斌在大理的民宿有嘉明浓厚的影子，嘉明嘴上说，既是找他来，总得听些他的，而在外人看来，则是一家人互相帮助。潘良斌的妻子与嘉明一起经营农场，他则单独出来做民宿，看似独立，实际是体验他家农产品的窗口。而当嘉明回到民宿小院时，指着墙外一排低矮的凳子告诉我：“虽然在农村，但你看有没有街边的感觉？餐厅朝向外面的窗口都很小，就是临街小卖部的感觉。”

嘉明面前的路够宽，足够停车，他当时的设想是把这条通向洱海的街都做起来，目前除了他家，却只有另一家酸奶店。去年民宿整治得厉害，海边拆了1800余家，民宿主是租户，人微言轻，个个噤若寒蝉地观望。潘良斌已卖掉在杭州的第二套房，定居下来。嘉明则为了自家长远的生计，将外出赴江浙一带“打工”。

（感谢张晓军、吴颖慧对本文的大力帮助）

泰国养牛哪个城市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