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牛巨头20强 徐晓波认养一头牛的牛奶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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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晓波认养一头牛的牛奶怎么样

徐晓波的看法：我20来岁就开始创业，差不多30来年，总想解决一些社会的痛点。回过头去看，社会上很多真正有成就的企业，都是去解决社会痛点的。2008年的时候我在中国香港，因为一次给我儿子买奶粉的经历让我想去解决14亿人的喝奶问题。

当年中国内地出了三聚氰胺事件以后，大家会选择去香港地区或者国外买奶粉。有一天我太太给我打电话说，给儿子带个奶粉回来，我在香港就跑到店里买了8罐奶粉。后来出关的时候被海关查扣了，当时被关了小黑屋。我做地产做了很多年，非常想要改变。

扩展资料

“认养一头牛”作为中国首家会员制产地直供乳品品牌，自有强大牧场专属唯一直供，省去传统渠道层层分销，周期配送加认养和牧场游等定制服务，成为了在市场上能与用户发生强关系以及用户驱动的品牌。国乳制品消费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乳制品制造的产业链较长，涵盖饲草饲料、奶牛养殖、乳制品加工、终端销售等多个环节，各环节之间联系紧密，一体化程度要求很高。如何在乳制品行业巨头已定的市场格局下创造新品牌、新生力，这是当下行业创业者所在关注和努力的。

光明牛奶总裁郭本恒在光明有哪些成绩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郭本恒：好心才能做出好奶

2月13日，在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理事长会议召开之际，光明牛奶提交的一份《关于"共建中国和谐乳业链"的倡议书》，引起了业内人士的热议。

作为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光明乳业曾是中国乳制品行业当之无愧的领头羊。但随着伊利、蒙牛的先后崛起，尽管在许多领域仍保持领先，但光明乳业的销售收入已退守第三。

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年产值已达百亿的三鹿一夜之间倾覆,蒙牛、伊利也牵扯其中，销售额锐减，中国乳制品行业遭遇空前信任危机。这场危机发生前后，许多人都为光明捏把汗：这家最近两年才出现加快增长势头的老国企，能否应对这场瞬息万变的危机？但事后人们发现，尽管光明在这场危机中未能幸免，但受伤并不深。到了09年初，光明乳业的销售业务不但已完全恢复，1月份甚至已开始有所增长。

之所以能在危机中较快恢复，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郭本恒分析道，三聚氰胺事件发生时，是考验企业管理层在危机管理时的判断力、决断力和执行力。但从长远来看，能否顺利渡过难关和一家企业的品格有关，企业的品格决定了消费者的口碑，消费者的选择决定了企业能否渡过难关。

奶源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

“光明乳业能较快实现销售收入的全面恢复，意味着广大消费者对光明乳制品的品质是比较信任的。”对于这一点，郭本恒颇为欣慰。

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全国大多数乳制品企业都把目光投向了奶源问题，郭本恒认为这个方向没错：“对目前的中国乳制品行业来说，一直存在中间（加工）强两头（奶源和售后服务）弱的问题。严把质量关的关键就是抓好奶源问题，因为目前中国乳制品行业的生产线已达到较高水准，以光明乳业为例，我们的生产线可以说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且管理能力也不会比世界先进同行差。但中国的奶源和世界先进水平还差距较大。”

对于这次光明能在乳业“911”事件中波及较小、较快恢复，郭本恒认为根本原因还是光明乳业最近几年在奶源管理上下了血本，花了大工夫。

去年9月25日，即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半个月后，郭本恒给全体员工写了一封内部信，题为《我们永远在一起》。信中称：“在全国乃至世界乳业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困难和挑战面前，有的死亡，有的内伤，我们只受外伤。”

所谓“外伤”，是指在国内乳业三大巨头中，光明被检测出的问题产品品类最少且区域最为集中，有5批是在北京生产并销售的酸奶产品，1批是在武汉。这6批次酸奶，问题都出在使用的辅料——工业奶粉环节上。这些奶粉来自于国内一家供应商。也就是说，光明在最为根本的奶源上没有出问题。

尽管如此，郭本恒还是下了狠心：来自散养农户的奶源一律不收：“没有散养农户的奶，就意味着没有牛奶二道贩子，而三聚氰胺事件的因为存在二道贩子环节上。”郭本恒反复强调。

事实上，在控制散奶奶源问题上，光明乳业在全国已遥遥领先。据媒体报道，2008年9月之前，光明乳业在全国拥有自营规模牧场210个、合作规模牧场近500个，占据奶源结构的绝大部分，散奶只占5%左右。当时其他国内乳品企业，散奶在其奶源结构中都占据80%以上。

据郭本恒介绍，早在2002年前后，光明乳业就在上海地区拒收散户牛奶，而这一举措大大提升了上海地区牛奶养殖业的水平：“目前上海牛奶养殖业可以说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无论集中养牛的程度，奶牛的产量还是牛奶的质量，都已达到这一点。”在2003年前，上海不少奶站规模很小，而且没什么长久经营的诚信概念，抗生素的问题很难解决，而当时光明已在自己的企业标准里已经开始规定检测抗生素残留，打出无抗生素奶的牌子。于是，到2004年底，光明在上海实现了养牛规模化，户均养牛已超百头，全部采用机械化挤奶和就地冷却系统。

我们的企业标准比国家标准严得多

光明的奶源革命只是其乳制品质量管理的重要一步。光明的质量管理“套餐”中，还有其他的独特招数。

光明目前已将拒收散奶的“奶源革命”逐步向全国扩展，并用“身份证”来管理奶牛。根据光明提供的资料，所谓“身份证”，是指为每头奶牛制定的承载综合信息的编码，通过这张“身份证”，管理人员可以简便迅捷地掌握这头奶牛的家族谱系、健康状况、生活作息、产奶效率及品质等多种信息，通过它可以掌控生奶质量并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更大限度地避免在原料奶中造假。通过身份证还可以查询奶牛祖上数代情况，防止近亲繁殖，为培育下一代更优质的奶牛奠定基础。

据光明介绍，通过身份证的数据管理，牛奶养殖的经营者很难人为地造假增加产量，因为每头奶牛每天的信息都有记录，系统自动生成各种项目的自然曲线，如果奶量突然增加或减少、蛋白质含量突然升高或各种指标比例出现不合理的波动，曲线就会出现异常拐点，提示管理人员去核查实际情况并采取整改措施。

除了建立身份证外，质量检测体系也是光明奶源质量控制的独特之处。“目前中国乳制品的国家标准要求比较低，我们自行制订的质量标准是按照欧盟标准制订的，我们还在乳制品中检测抗生素、黄曲霉素、亚硝酸盐等等。”

“抗生素的危害大部分人都知道了，黄曲霉素和亚硝酸盐是致癌物质，而牛奶中之所以有这些东西，和奶牛进食了发霉的饲料有关。”郭本恒称，“坚持检测这些有毒物质提高了光明乳业的成本，仅抗生素一项，我们就比国内其他企业每年增加了上千万的成本，加上标准提高后，光明是按质论价，比别的企业每公斤高2毛钱，我们每年总成本要增加上亿元甚至更多。”

但郭本恒认为，这样做还是很值得：“一个企业永远应该把消费者排在第一位，没有消费者的认同，其他一切都免谈。”

博弈常温和奶粉市场

2月2日，光明乳业对外发布2009年三大市场目标：在整体增长方面，全面实现从恢复到增长，年底超过行业增长速度；在品类方面，做强新鲜，突破常温，出击奶粉；在品牌方面，做强光明大品牌，副品牌健能等进一步巩固其市场地位，同时推出了国内首款常温酸奶“莫斯利安”。

“我们原来的构想是2007年复苏，2008年成长，2009年腾飞，‘三聚氰胺事件’之后，我们在周期上延迟了一年。”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郭本恒反复强调这句话，在他眼里，度过危机只是光明要做到的第一步，关键是要“转危为机”，在中国乳制品市场上占据更多的份额。

事实上，无论有没有这次奶粉“911”事件，郭本恒上任之后，尽管在新鲜牛奶、新鲜酸奶、新鲜奶酪的市场份额均位居全国首位，但他对光明乳业在全国乳制品市场的旧有地位并不满足，尤其是在常温和奶粉市场的地位。

“如果我们光明乳业在质量上有优势，在技术上有优势，但我们要把这种优势转变为销售收入、市场份额和净利润，只有这样才能‘表里如一’，光有内在也是不行的。”郭本恒如此表示。

2007年初，新帅郭本恒在公司发展低谷中受命执掌光明，一场“变革”风暴旋即扫遍光明：不仅将“矩阵式”组织架构重组为“条线式”并新建常温事业部，而且还把公司原来的“聚焦新鲜(乳品)”战略变革为“聚焦乳业、发展新鲜、突破常温”，在产品战略上也一改昔日的“广种”，铁腕砍掉100多个附加值和效益偏低的产品，集中优势兵力聚焦于“明星产品”。

这场变革带来的收益显而易见：2005年、2006年光明整体增长速度已下滑至2%左右，乳业三甲的地位已被三鹿所挤占，而2007年光明整体增幅已达两位数，2008年其鲜奶市场占有率达26%仍居首位，酸奶份额从44%升至47%继续稳坐头把交椅，常温奶则从6%上升到8%。

09年1月的销售业绩也让郭本恒颇为欣喜，“据我们统计，09年1月我们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7％，不但实现了全面恢复，还有了一定增长，这为我们全面实现09年计划开了好头。”

新产品的“莫斯利安”的推广上也让郭本恒很满意。据郭本恒介绍，莫斯利安是中国第一款常温奶，菌源采自保加利亚著名的长寿村——莫里斯安，因此得名。这款市场定价颇高的产品1月份的20多天里的销售收入就超过了1000万。

■人物简介

郭本恒男，1963年8月生，食品学博士，中共党员。现任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技术管理委员会主任。兼任江南大学、上海海洋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中国食品科技学会理事，上海食品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畜产品加工学会副理事长，国家营养咨询委员会顾问等职。曾任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院长，省重点学科带头人，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新产品开发部经理，乳品培训研究中心主任，生产技术总监，技术中心主任，副总经理、总裁等职。曾获中国乳业十大科技精英、上海07年度十大青年经济人物、全国星火计划带头人标兵、上海市优秀科技人才、上海星火计划带头人标兵、上海科技创业领军人物等荣誉。

哈默生平

亚蒙·哈默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在西方，他是点石成金的万能富豪，而在苏联和中国，他却是家喻户晓的“红色资本家”，因为他是第一个与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合作的西方企业家，被列宁亲切地称为“哈默同志”；他又是第一个乘坐私人飞机访问中国的西方企业家，被邓小平誉为“勇敢的人”，《哈默自传》在中国更是成了颇受欢迎的畅销书。

哈默是俄国移民的后裔，于1898年5月21日生于美国纽约市。他的曾祖父弗拉基米尔是俄国犹太人，曾在沙皇尼古拉一世时以造船而成为巨富。到哈默的祖父雅各布娶妻生子时，一场台风引起的海啸把家财冲刷得荡然无存。1875年，雅各布带着妻子和儿子朱利叶斯移居美国。朱利叶斯长到15岁时，就放弃了学业，到一家钢铁厂当铸造工，以补贴家用。他年轻力壮，在工人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参加了社会劳工党，组织工会，成为积极的社会主义者、朱利叶斯19岁时，去应聘当了药剂师。几年后，他用积攒下的工资买下了老板的药店，后来又开了两家分店，办了一家制药厂。就这样，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成了年轻的资本家。但是，朱利叶斯并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依然是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忠实追随者。1897年在一次社会主义者郊游中，朱利叶斯与一个年轻的寡妇罗丝一见钟情，不久即结婚。一年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朱利叶斯特地给儿子起名为亚蒙·哈默，据称这取意于美国社会劳工党的旗徽“手臂（Arm）与锤子（Hammer）”。

哈默出生后仅4个月，父亲朱利叶斯考上了哥伦比亚医学院。在后来的4年中，朱利叶斯既要经营药店和制药厂，又要攻读他的医学课程，但他不愧是铁打的汉子，做到了学业和事业两不误，终于在1902年毕业。这一成就的取得，对后来哈默的成长影响很大。

朱利叶斯认为治病救人比做买卖赚钱更高尚，便毅然将药店和制药厂卖掉，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地区办了一家诊所，成了一名医生。他行医一生，曾拯救了5000多个婴儿的生命。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孩子们长大了。哈默是三兄弟中最不听话的，但也是最富有创造精神的一个。他逃过学，经过父亲的教育，他变了，学习从中不溜上升到第一，课余还学会了摆弄无线电，制造飞机模型，并在高中毕业班演讲竞赛中获得了金质奖章。此外，他还迷上了诸如洛克菲勒、卡内基等白手起家的美国著名企业家的传记，开始四处寻找赚钱的门径。16岁那年，他正在读高中，就成功地做了第一笔“大买卖”。一天，他在百老汇大街看见一辆双座旧敞篷车在拍卖，决心要买下来。他向在药店售货的同母异父哥哥哈里借款，并胸有成竹地保证不久就偿还他。原来，他已从报纸的广告中找到可做的工作了，即用汽车为一个糖果商送货，每天可得到20美元的酬金。果然，两周后，他不仅如数还清了哥哥的钱，获得了这辆汽车，而且口袋里还有钱币在叮当作响。

3年后，即1917年，哈默在完成两年的医学预科课程的基础上，踌躇满志地来到久负盛名的哥伦比亚医学院，递交了入学申请。主管注册的工作人员上下打量他后说：“你是朱利叶斯医生的儿子吧？1898年你出生的那年我办理了你父亲入学的申请，今天我又在这里欢迎你。”就这样，哈默自豪地成为哥伦比亚医学院的学生，命运之舟载着他似乎正沿着子承父业的方向前进。

然而，有一天，父亲来到校园找到哈默，告诉儿子一个坏消息：他倾其积蓄投资的制药公司濒临破产。而且他本人因身体不好，特别是还想继续行医，没有精力去顾及公司的管理；因此，他要求儿子去当公司的总经理，但不许他退学。他强调说：“儿子，我过去就是这么于的，你也可以这样子。”

其实，父亲的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哈默早就跃跃欲试。他极其兴奋地迎接了这样的挑战。为不误学业，哈默邀请一个家境贫困而学习优异的同学住在一起，免费供给对方食宿，条件是这位同学每天去上课，做大量的笔记，晚上带回给他，供他应付考试和写论文。有了这个学习的“替身”，哈默就可以专心致力于公司的经营了。他改革了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推销方法，组织了一支强有力的推销员队伍，并把公司名字也改为响亮的“联合化学制药公司”。哈默终于把发发可危的公司从破产边缘拯救过来，雇员从十几人发展到1500人，产品畅销全国，公司开始跨身于制药工业的大企业行列。

时隔不久，哈默成了哥伦比亚医学院，乃至全国院校中独一无二的正在大学攻读的百万富翁。1919年美国的平均收入是625美元，而那一年哈默个人的净收入超过1亿美元。在学习上，他的大多数考试成绩是“A”，并被评为毕业班里“最有前途的学生”。1921年6月，他取得了童年时就梦寐以求的医学博士学位。从此，人们始终尊称他为博士，尽管他以后从未正式行过医。

这时，哈默决定利用从课业结束到实习开始之间短短半年的间隔，做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即去苏联访问。十月革命后，哈默的父亲作为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对苏联十分关注，并向被封锁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提供过必需品。但由于一次医疗事故，1920年6月，哈默的父亲受审入狱。这一突然变故，使年轻气盛的哈默决心完成父亲未遂的愿望，到父亲出生的国家，去帮助苏联战胜正在那里蔓延的饥荒和伤寒。

于是，哈默以200万美元的售价卖掉了制药公司，而花了十几万美元买下一座野战医院以及与之配套的医药用品和医疗器材，还花了1.5万美元买了一辆救护车，在车身侧面刷上“美国赴莫斯科医疗团”字样。他要把这些作为见面礼物送给苏联人。当时的苏联与大多数西方国家隔绝，因此在许多人看来，哈默此行无异于到月球上去探险。就这样，23岁的哈默走上了一条将从根本上改变他的生活的道路。

这位年轻的百万富翁一路上历尽艰辛，终于在1921年初夏到达苏联。由于旅途劳累，他病倒了。但他毫无怨言，谢绝特殊优待，与苏联人民一起过着战时凄苦的生活。他每天坚持背诵和学习使用100个俄语单词，以便能很快开始工作。

1921年8月初，哈默随一个代表团到乌拉尔地区考察。这里的情况令他大惑不解：一方面蕴藏着巨大的宝藏，物产丰富，白金、宝石、毛皮等贵重物品几乎应有尽有；另一方面饥荒严重，饿殍遍野，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奇缺。于是，他问带队的苏联人：“为什么你们不出口这些东西换口粮食？”“那不可能，”他们回答，“欧洲刚刚解除对我们的封锁，要卖出这些东西，进口粮食，所需时间太长。而且要使乌拉尔地区的人民免于饥饿，至少需要100万蒲式耳的粮食。”这时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哈默头脑中形成。他联想到当时美国粮食大丰收，粮价已跌到每蒲式耳1美元，便提出建议：“我有100万美元的资金，可以在美国紧急收购100万蒲式耳的小麦，海运到彼得格勒，卸下粮食后，再将价值100万美元的毛皮和其它货物运回美国。”哈默的建议很快传到莫斯科，列宁亲自回电表示认可这笔交易，并请哈默速返莫斯科。

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哈默就被召到列宁的办公室。为使年轻的苏维埃得到休养生息，列宁当时正实行新经济政策，因此对哈默的提议格外重视。列宁从办公桌边站起来欢迎哈默，并用英语与他亲切交谈。当列宁代表苏联政府向哈默表示诚挚的感谢时，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竟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从此，他们之间结下了真挚而深厚的友谊。列宁鼓励哈默投资办厂，允许他开采西伯利亚地区的石棉矿，从而使他成为布尔什维克苏联第一个取得矿山开采权的外国人。

美苏的易货贸易由此开始。哈默组织了美国联合公司，沟通了30多家美国公司，他俨然成了苏联对美贸易的代理人。后来，由于一次偶然的发现，哈默在苏联办起了铅笔厂。一天，他顺便走进一家文具店想买铅笔，但店里只有价格昂贵的德国货。他灵机一动，发现制造铅笔是一项新的有利可图的事业。他本人并不懂得怎样制造铅笔，但他懂得如何使用懂行的人。他以高薪从德国和英国聘来技术人员兴办铅笔厂，用美国的计件工资制度来管理生产，结果短短七八个月，就奇迹般地投入生产，第一年就达到了250万美元的产值。几年后，哈默不仅满足了苏联铅笔、钢笔市场的需要，而且把20％的产品出口到英国等十几个国家。这家工厂很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铅笔厂之一，给哈默也带来了几百万美元的收入。

哈默在莫斯科度过了将近10年，苏联成了这位亿万富翁的发迹地，同时他也用自己的努力支持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

然而，哈默一生中最活跃的时期却是1931年从苏联回美国后开始的。他四面撒网，点石成金，不管从事哪种行业，都取得了成功。他就像一名万能的魔术师，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从大礼帽里变出一只又一只兔子来。他的经营范围令人眼花缭乱，除了从事艺术品买卖之外，他还涉足无线电广播事业、黄金买卖和慈善事业；而最能显示他的才干的，却是从事威土忌酒和种牛生意。

哈默回到美国时，正值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但他却认为是赚钱的机会到了。他的眼睛虽然盯着艺术品销售的生意，可他的耳朵却在倾听四面八方的信息。他捕捉到一个清晰的信息：罗斯福正在走向白宫总统的宝座，如果他一旦当选，实施他的新政，那么，1919年颁布的禁酒令将被废除。这将意味着全国对啤酒和威士忌的需求激增，酒桶数量也会呈现出空前的需求，而当时市场上却没有酒桶出售。哈默当机立断，立即从苏联订购了几船优质木材，在纽约码头设立了一座临时的桶板加工厂，并在新泽西州建立了一座现代化的酒桶厂。禁酒令废除之日，也正是哈默制桶公司的酒桶从生产线上源源滚下之时，他的酒桶被各制酒厂用高价抢购一空。哈默不满足于当一名酒桶供应商，又插手制酒业，开始经营威士忌酒生意。他接连购买了多家酿酒厂，采取大幅度削价和大做广告等手段，很快战胜了所有的竞争对手。他的丹特牌威士忌酒一跃而成为全美第一流名酒，年销售量高达100万箱。

酒桶把哈默引进了威士忌酒行业，而他爱好吃牛排的习惯又把他引入了另一个领域，即养牛业，并同样大获成功。

哈默闯入养牛业也纯属偶然。有一次他埋怨市场上买不到优质牛排，他的一名雇工就建议去买头牛杀了吃。牛买回来了，却是一头怀上小牛的母牛。哈默认为自己还不至于馋到杀怀孕母牛的地步，于是就把牛放养在庄园里。恰好哈默的邻居是一位养牛专家，专门培育安格斯良种牛，他不仅替哈默买回的那头母牛顺利接产，而且时隔不久又让这头母牛与他的公牛交配，生下了具有安格斯种牛优良品质的小牛。哈默对养牛专家感动之余，也对养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的头脑中闪现出新的商业脑电波：以酿酒的副产品饲养种牛，不失为化残渣为黄金之举。

说干就干，哈默迅速筹建了一家繁殖种牛的大牧场，并花上10万美元买下了本世纪最好的一头公牛——“埃里克王子”。在随后的3年中，仅靠埃里克王子就繁殖了1000头牛犊，其中包括6头世界冠军，为他赚了200万美元。哈默也从此由养牛的门外汉变为种牛业公认的领袖人物。

1956年，哈默58岁。他在商战中积累的财富，多得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他确实打算从商界隐退，携他的第三任新婚妻子，举家迁往加利福尼亚，准备平平静静地安享晚年。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充满诱惑力的石油业把他征服了，他又开始过起“人生始于六十”的新生活，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的石油巨子。

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州有一家濒临破产的西方石油公司，其实际资产只有3.4万美元，3个雇员和几口快要报废的油井，公司的股票每股只卖18美分。哈默的一个远亲，是洛杉矶远近闻名的会计师，他向哈默建议，投资这家石油公司。因为根据美国政府对石油业的倾斜政策，用于尚未出油的油井的资金无须报税。对于赋闲的哈默来说，他无意收购这家公司，但却愿意借给西方石油公司5万美元，让他们再打两口井。如能出油，双方各得50％利润，如果不出油，哈默投人的这笔资金可作为亏损从应缴税款中扣除。出乎意料的是，两口井都出油了。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一下子涨到每股1美元，哈默也尝到了甜头，开始涉足石油业。不久，哈默成了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1957年7月当选为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哈默凭着自己多年的经验，冒着巨大的风险，开始建立一个石油王国。他招兵买马，物色到最优秀的钻井工程师和最出色的地质学家，1961年终于在加利福尼亚钻探到两个巨大的天然气田。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价格一跃上升到每股15元，公司的实力也足以与那些世界上较大的石油公司分庭抗礼了。

那时，世界上的大部分富饶的大油田，早已是号称“七姊妹”的西方七大石油公司的天下，哈默难以染指。于是，具有冒险精神的哈默，顶住公司内外的压力，把赌注押在利比亚。在别的石油公司放弃的没有希望出油的两块租借地上，哈默锲而不舍，1966年底，终于发现了石油大矿脉，开出两个盛产高级原油的新油田。西方石油公司在哈默的经营下，业务蒸蒸日上，利润逐年上升，石油勘探范围不断扩大，从国内到国外，从陆上到海洋，先后在中东、北海、南美以及巴基斯坦、中国南海等地找到了丰富的油源。尤以在北海地区取得的成绩最为明显：他的公司进去最晚，却最早出油。1974年，他的西方石油公司年收入为60亿美元。到1982年，西方石油公司已成为全美第12个大工业企业，成为紧挨着“七姊妹”的世界第8个最大的石油公司。

为了更好地适应风云变幻的商界需求，哈默经营的诀窍之一就是从来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实行多方位经营。这是他久盛不衰的法宝。

1966年年底，西方石油公司在利比亚发现石油后不久，哈默就以8800万元的股票先后买下珀米安与麦克伍德公司、加勒特研究与发展公司。

1968年1月，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上涨到每股100美元以上，哈默及时将每一老股改为三个新股，后来每一新股的价格又升到55美元。哈默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以公司的股票当货币使用，发展煤炭和化工制品等多种经营。

1968年初，西方石油公司以1.5亿美元的代价买下美国排名第三的煤炭公司——岛溪煤矿公司。该公司年销售额1.5亿美元，原煤蕴藏量达35亿吨。1974年，岛溪煤矿公司的净利润已近1亿美元。

1968年7月，西方石油公司又以8亿美元优先股的代价买下胡克化学与塑料制品公司，这是美国前所未有的最大一笔兼并买卖。

到了70年代，哈默的目光又转向更广阔的领域。

1972年，经过许多政治波折和变化后，哈默与苏联做成了一项长达20年的200亿美元的化肥生意，把美苏贸易推向高峰。

1979年5月，应邓小平同志的邀请，81岁的哈默成为第一个乘坐私人飞机访问中国的西方企业家。此后，西方石油公司与我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其中，年产1533万吨原煤的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是哈默博士与我国合作的最大项目，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

1981年，西方石油公司同美国两家主要的肉类加工企业合并，这就使西方石油公司同时成为美国规模最大的生产肉制品的企业。

就这样，西方石油公司的业务构成已由单一的石油企业发展成为包括煤炭、化学、肥料、金属处理等多种类的综合企业。迄今为止，它已在世界50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销售额近200亿美元，从而跻身于美国有名的大企业的行列。

哈默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与众不同的是，他的经营时常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他视金钱如浮云，似乎更关心人类的和平。在他的办公室里，摆放着许多珍贵的相片，中间的一幅是有列宁亲笔题词的照片，此外还有他与几届美国总统、外国首脑的合影。他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和平与人权会议”的发起者和赞助人。他经常乘坐自己的飞机，从一个国家飞到另一个国家传递和平信息，呼吁并极力促进美苏最高领导人举行会谈，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经常慷慨解囊支持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他创办癌病研究中心，担任美国总统3人癌症研究顾问小组主席。他亲自率领医疗小组，去苏联抢救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受害者。他乐善好施，四处捐款，1988年，他向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捐款2万美元。

这位年逾九旬的健康老人，生命力极其旺盛，看上去像60岁，工作起来犹如正值盛年的中年人。他一如既往，四处奔波，过着万花筒般忙碌的生活，不断有新的追求，不断地攀登高峰，被世人誉为20世纪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大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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