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光大道养牛唱歌(郝弟的个人经历)

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星光大道养牛唱歌这个问题，郝弟的个人经历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素质教育催生文化名校强国

一、制定和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既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也是世界未来的需要

现在，我们文化的状况（我这里说的是文化深层的状况），实在让人担忧。进入近代以后，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对自己几千年文化传统研究得不深，更由于禁锢过久，面对西方强大的工业、武力，曾错误地认为自己的文化一无是处，应该彻底抛弃，于是大口大口地吞食西方文化食品。但是，西方文化食品中，既有丰富的营养，也有过量的激素，食之过久，浸透了我们文化肌体的每个器官，造成了文化肌体的“亚健康”。其主要表现是：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对物质享受的崇拜，对倒退文化的赞赏；在思想领域充斥着二元对立、工具理性、机械论。现在，我们所遇到的种种社会、环境、心理问题，弥漫在各个领域的“三浮”现象（浮躁、浮夸、浮浅），无不与这种激素在文化肌体里发生作用有着密切关系。这种“亚健康”的文化肌体，需要扶正祛邪，为此，必须下很大的力气，费很长的时间。

那么，当今世界上的情况又如何呢？现在，我们可以说：曾经给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西方文化已基本走到了尽头，它对解放人类思想、对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和推动力、它的再生机能，都已经枯竭，再也无法给人类做出新的贡献。人类未来的出路，在于各个民族和国家恢复被西方文化冲毁的自身传统，以多元文化交融代替一元独大。这一点已经成为西方思想界许多学者的共识。还有许多西方学者虽然在努力批判他们自己三百年来的文化传统，而且得出的结论逐渐接近中国文化的理念，但是由于不了解中华文化，所以还是在“隔山唱歌”，虽与中国有所呼应，但并不真切，更没有联起手来。因此可以说，中国制定和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既是我们自身的需要，也是世界未来的需要。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确有促进世界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自身和谐的丰富内容，其体系之完整、论述之细密、人性之饱满，为世所罕见。但由于以前我们曾妄自菲薄，毁坏过重，因而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优秀内容不为国人和世界所知。今天，我们思考文化战略，必须要有历史的眼光、世界的视野、自信的胸怀、创新的胆略。

二、思考文化战略必须遵循文化发生、发展、壮大以及由兴而衰、由衰而兴的规律

我们应该和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文化长期战略？这似乎既不是我一时能够回答的，就学界来说，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我只想说，思考文化战略必须遵循文化发生、发展、壮大以及由兴而衰、由衰而兴的规律；必须对症下药，针对当前文化的状况和走势以及未来的可能性。我认为，认识当前文化的状况和走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有关文化发展规律的问题入手。

1、文化的长期性和坚韧性

文化的发生与人类的出现同时，因为有了文化，人类才成为人类。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孟子说：“人之与禽兽也，几希。饱食暖衣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他所说的“教”，就是教化、文化、人化——获得人之成为人的品质。

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中华民族的文化比中华民族的历史记载更悠久。从文化发展史来看，文字发生得较晚，即使最早的文献中有“口传历史”的内容，但实际的文化历史要比这些记载还要早得多，因为更早的传说已经不可得知了。所以，后人所有对文化最终之源的追寻，都是猜测多于证据，永远成不了“信史”。

文化的坚韧性决定了文化的长期性，而坚韧性则来源于文化，也就是人类生活的方式、内容、习惯以及风俗，它一旦形成，就成为人们（部落、部族、民族）生产、生活、相处的基础和条件，因而必然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任何外部力量都对之无可奈何。虽然在传承的过程中也必然有所丰富、变异、发展、衰落，但只要文化符合人们生产、生活、相处的需要，特别是如果形成了人们的信仰和哲学，而这种信仰和哲学又已经浸透在其它种种文化形式之中，就不会被颠覆。在人类古代四大文明中（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历尽沧桑而从未中断，原因就在于此。任何时代的文化都只能在前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绝不可能突然种植出或移栽来一种全新的文化，原因也在于此。文化的培育是个长久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原因还是在此。

2、教育系统是维护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干

民族文化一代一代传承的方式、方法和渠道是多样的，但其主干则只有一个：教育。

从世界历史来看，人类在蒙昧时期，教育只限于部落、部族中的生活训练或长辈的教导；出现家庭后，则主要是父祖辈亲人的言传身教；一旦形成国家，一般都会出现学校性质的机构体系，对年轻人进行正规的系统教育。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国的学校几乎都是以传授道德、信仰以及书写、计算知识为主（韩愈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就是对这一阶段教育内容和性质所做的概括），生产技能则主要是由长辈进行“现场教学”，手把手，口传心授；工业革命之后，传授知识和技能变为学校的主要职能，特别是在政教分离之后，西方学校不再主要承担培养伦理、信仰的职责，“纯知识”、“纯技能”成为其主要特征。

我国从1906年正式开始废除旧学，兴办“洋学堂”，但是中国人从来重视发挥学校在文化传承、道德培养中的作用，所以在洋学堂里也讲究“德、智、体”的培养，于是学校就成为传承文化的主要场所（在西方社会，虽然学校不承担对学生进行德化教育，但是宗教和社区发挥着极其巨大的教化功能，再加上媒体、影视等工具，补充了学校的不足）。

学校对人进行教育具有系统、综合与形成独特环境的优势，所以虽然家庭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但还是要“易子而教”，把孩子送到私学（如村塾、家塾或学校）和公学去学习。

所谓“系统”，即根据学生的年龄施以相应的教育，先重感性教育，渐重理性教育，由浅入深，自成体系。这一教育的核心就是使受教育者成为一个正常的公民，即社会所需要、所欢迎的人，也就是一个完整的人。所谓“综合”，即文理工法、音体美等课程和课余活动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全面、整体的教育。所谓独特的环境，即让受教育者进入一个小社会，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这是一个“自然人”、“家庭人”转变为一个“社会人”的准备；过群体生活就要接受群体生活规则的约束，这对于将来进入社会是必不可少的训练；学校进行教学或其它活动，都会有相应的教具和设施，这是家庭难以具备的；另外，学校里独有的学习、思考、辩论、合作、欢乐的氛围，也在悄然地对受教育者的成长产生巨大影响。

教育的本质功能是留存、传承、创造文化的基地。毋庸讳言，我国教育的这一功能从某种程度上说遭到过扭曲乃至摧残，这在教学领域的突出表现就是没有把学生和教师当作一个“人”来培养和提高，而是当作了机器——将来生产物质产品或从事某项业务的机器。机器只能生产，只有“人”——具备了优秀文化的“人”才能创造。如果学生在16年（从小学到大学本科）或24年（从幼儿园到博士）中成长为一个“全人”、一个可以进行创造的人、一个符合他所处的时代所需要的人，那时学校的本质功能就实现了。

3、社区文化+家庭文化的巨大渗透作用

在现代社会，我们在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中不能忽视了家庭和社区对人的影响。广义的社区包括行业，例如学校、军营、企业等。这里所说的社区是狭义的，指农村的乡镇、城市的街道或居民小区。旧式的街道弄巷，左邻右舍相处多年甚至成为几代世交，彼此熟识；融洽的关系、共同的爱好、互助的风气，已经构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小区”，这对人的成长有着无形而巨大的影响。我国城市和农村的现代化和城镇化，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居住条件的质量，但也把固有的社区打散了；新的社区成了缺乏文化的聚居地。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能够从中获得文化营养的，“八小时之外”就只有家庭了。试想，现在当一家人要从这个小区的大楼中迁往另外一个小区的时候，还会像从小巷子里迁出时那样对邻居恋恋不舍吗？社区文化和人的关系，亦即社区文化与家庭日常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一个社区文化的形成，在自觉营造的前提下，也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放慢了或忽略了社区在文化建设与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对人的道德养成、培育良好习惯的功能，是很大的损失。

4、考察文化的状况

我认为，考察一种文化的状况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文物保护和利用的情况；二是学术研究的情况；三是百姓在认识上、实践上认同的程度。

文物，包括地上的和地下的文物遗存，当然传世文献也在其中。这些是传统文化的物化形式。虽然我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但是现在地上的原有文物，基本恢复了过去的规模；新发掘的文物日益增多，保护得也很好，在文物的适当利用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经验。

学术研究，因为曾经停顿多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不仅落后于邻国如日、韩，即使和台湾地区比，也有相当差距。近二十年，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研究的范围、研究队伍的规模、经费支持的力度和成果的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提高。虽然在有些领域和国外还有差距，但就总体而言正在接近国际水平。我设想，再给我们十年二十年，一定会整体达到国际水平。

百姓认同情况，实际是优秀传统文化内化程度的体现，也可以说是优秀传统文化生活化的反映，是自身文化强不强的最重要的反映。但这却是当前最让人忧心的一点。我想这似乎无需我来论证，人们可以举出生活中的无数实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探究和论证起来可以写若干本书。我只从一个学人的职责角度说，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摆设，不是只供学者研究的对象，而是养成民族灵魂的最好营养。如果一种文化产品，只存在于博物馆中，一种文艺形式，只存在于舞台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们已经死亡了。同样的道理，如果传统文化只存在于学者的书斋里或研讨会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它已经死亡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纯学术化”是件极为可怕的事情。避免之道，就学者而言，能够并应该做的，就是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中小学校，走进城市社区，走进村村寨寨，做些传统文化“扫盲”的工作，唤醒实际还存在于人们心中的文化基因；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为工人、农民、学生写些通俗的读物，并和文化创意工作者合作，把看似深奥的道理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用人人能懂的话语展现出来。话又说回来，普及、通俗化的工作并不好做——只有深入，才能浅出；唯有浅出，才能继续深入。

5、宗教的补充作用

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那么，如何看待宗教在当今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呢？

从宗教发展史来看，宗教几乎和人类同龄。宗教起源于人类对未知领域（人的自身和宇宙的奥妙、事物的不可预测）的恐惧和敬畏。当人自知是人而不是其他什么的时候，即自觉到自身存在的时候，生与死就成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于是人类自己创造出了宗教，给上述问题以种种解答，目的是给自己以安慰、寄托和期望。

例如犹太教和由它直接地和间接地派生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信奉一个超灵验的、绝对的、创造了除其自己之外的一切的神，神要求人信仰它，按它的启示行善，忏悔自己的罪恶，死后就可以进入天国，回到神的身边，否则就要沦入地狱经受种种苦难。这样，宗教对其信众而言就具有了无比的神圣性和吸引力。

又如佛教，不重在说明宇宙的起源，所以佛经上常说“无始无终”，一再讲述“无始以来”的事。释迦牟尼不是神，而是古印度迦毗罗国净饭王的太子，名悉达多，生于迦毗罗城的岚毗尼园，母亲名摩耶，产后七天去世，太子由其姨妈波阇波提抚养。释迦牟尼出生在人间，成长在人间，求法于人间，悟道于人间，涅槃在人间，遗骨（舍利）留传在人间。所谓“佛”，即觉悟之义。悟什么？即参悟人生和宇宙的规律，把握正确对待生与死、己与他的态度和方法。在佛教看来，万事万物俱有因果，即“缘起论”，无无因之果，也无无果之因。由此要人们看透人生之苦的原因，把握消除苦的方法。可见，佛教是重视现世的，不同于完全寄托于彼岸的犹太教等。

不管是“神启”式的宗教，还是“觉者”教导的宗教，归根结蒂都是对人的关怀，只不过它们都“聚焦”于“终极关怀”，即对人生最大的事——生与死的思考和从苦中解脱，以及与此密不可分的对宇宙终极的关注，并给出本教本宗的答案。各个宗教的所有教义，几乎都是从这一点引申出来的。为了到达天国或解脱生老病死之苦，就需明了天人之理，需要行善，需要和平。

历史上，各种宗教在长期布道、发展、变革过程中，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理论体系，积累了大量经典和历代智者对经典的解释，同时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各地的文学、艺术、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以致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和心里。因而可以说，宗教是一种文化，是直接作用于人心的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就起源而论，没有宗教也就没有文化。中国也不例外。因而在弘扬、发展中华文化的时候，不能忽视宗教。

我国固有的宗教只有道教；佛教经过自汉至唐与中土文化的磨合，已经中国化了，也应该视为中国原有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短则数百年，长则上千年，也已经适应了中国的国情。因而中华文化中的包容、和合、尊祖敬宗、利己利他，以及仁、义、礼、智等观念已经不同程度地被外来宗教所吸收。而宗教的哲学思辨、对自然的敬畏、对死亡的相对淡定（包括薄葬），也在融入中华文化。

但是，宗教从来具有两面性，即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面和不利于和谐的一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凡是盛世王朝，都是既充分发挥了宗教积极的一面，又制约和限制其消极的一面。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对宗教的种种误解和怀疑（其中有些则是宗教自身建设不足造成的），影响了对宗教特质的深入研究，在制约它和使它发挥作用两方面都有加强的空间。如果我们能以史为鉴，总结、借鉴历史上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把宗教作为补充，对管理的方法做必要的调整，那么也必将有利于新文化的建设。总之，在考虑文化战略的时候，不能忘记了宗教这一领域。

6、文学艺术的优越性和局限性

当人们谈到文化的时候，首先就会想到文学艺术。因为文学艺术能够形象地、生动地显现时代精神以及人们的愿望和对过往的记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因此，人们普遍喜爱文学艺术，需要文学艺术，因而文学艺术对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能起到很大作用。这就是它的优越之处。

但是，文学艺术也有其局限性。一是创作周期比较长，往往是回忆式的叙事。二是反映时代精神的方式是曲折的，它拒绝直白式的说教，所以对创作者和欣赏者的知识、文化水平有较高的要求。虽然娱乐性的艺术常常能为一般大众所欢迎，但是如果创作者没有对生活和时代的深刻理解，没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就容易走到媚俗的路上去，不仅不能提高受众，反而会适得其反。三是成本相对于其它文化传播方式普遍较高，有时难免受到一些客观条件限制。

文学和艺术本属于人民大众，人民的生活和创造是文学艺术的源泉，也应为大众所享用，但是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中，容易成为“小众文学和艺术”。如何尽量回避文学艺术的局限，在大众文化的发展中逐步创造、丰富新文化，这是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和各级政府强调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就是在这一领域所采取的战略措施，就是为让所有人民能够享有文化，为未来开辟道路。

三、一旦中华文化能够大踏步地“走出去”了，就意味着中华文化之身已经强健了

任何文化的弘扬、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两件事：一件事情是牢固地树立文化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应该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和日常生活中；另一件事情是自觉地与异质文化进行接触，通过接触，了解、理解、欣赏、学习对方。

文化的开放性和主体性，是辩证统一的。没有主体性，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就没有根基，没有主见，在与异质文化接触时，就可能或发生不应有的冲撞、抵制，或者走向另一端，良莠不分，囫囵吞枣，盲目信从，最后失去自我，不知“‘我’是谁”。反过来说，如果文化不开放，不自觉地与异质文化接触，就会故步自封，久而久之，文化就要凋敝；而文化不强，国家也将衰落，近三百年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说明。

文化“走出去”，是文化自觉的集中体现。从19世纪后半期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是因为接触了西方文化而催生的，但都是外国人或国人介绍进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也是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的，我们是被动中的主动或主动中的被动。现在，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可能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第一次把“文化走出去”提到全体国人的面前，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其根本的原因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强了，我们的文化开始自觉了。

当前，中华文化“走出去”，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是现在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已经统治了全世界，中华文化别具一格，是个“例外”，常常被视为“异类”加以拒绝。二是西方对中华文化的偏见根深蒂固，动辄说我们在搞“价值观输出”（这本来是个伪命题，在此不详述），刁难、抵制层出不穷。这种情况一时难以改变。三是我们还不善于用外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话语，客观地介绍中华文化以及当今中国。最近几年，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情况有所好转，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孔子学院已经遍布五大洲的105个国家。西方评论说：这是西方主流社会能够接受的中国唯一的文化产品。这一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以便让它在中华文化和各国进行综合交流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华文化“走出去”，自古就有，但那不是自觉的，是随着商品、移民或战争自然流出的。当中国积贫积弱，或在世界经济中没有地位的时候，即使自觉地向外介绍，也不会引人注意。现在开始自觉地向外走了，但还不是“大踏步”，只是“小碎步”。要想“大踏步”，还要走相当长的路：一是要等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中华文化强大起来；二是要学会“大踏步”。

文化交流大体有三个层次和渠道。第一个是政府间的交流，主要是因时、因地、因人（对象），围绕着国家间的利益进行。这种交流决定着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第二个是学者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学术性强，参与者寡，但却直插文化根底，接触彼此的价值观、世界观、伦理观，其影响久远。这种接触的成果可以观照文化的所有领域，真正了解对方的“心”和“根”。第三个是大众间的交流，也就是现在开始常提到的“公共外交”。商贸、旅游、留学、演出、体育竞赛等都属此类。

我认为，在这三个层次或渠道中，最重要的是第二个。因为学界的交流可以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可以影响各自的决策者，下可以影响大众，而且是在文化的根本上产生影响。现在，我们的情况恰恰是这方面薄弱。因为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研究还不够深广，同时，研究文化的学者90％以上不能用他国语言进行交流，即使交流，也缺乏与异质文化交流的话语技巧和应对方法。这都是长期封闭的后果。最难的是第三个层次或渠道。在大众交流（公共外交）方面，现在参与的人不少，但是懂得或精熟某种形态文化的较多，了解文化与交流规律的较少。这是由于一般游客、文化工作者曾经受到教育体制的局限。

总之，在我看来，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必然之势，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目前一个重要的任务就要把这件事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加大力量。但是，以前我们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因此，近年我提出了“固本强身，走向世界”和“小步快走”的想法。其意思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速度可能决定于国家经济实力和在文化“走出去”投入的多或少；而效果的大小、影响的深浅，则基本上决定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建设和研究的水平。有前一点，所以可以快，有后一点，所以只能是小碎步，不是我们不想大踏步，而是大不起来。一旦中华文化能够大踏步地“走出去”了，就意味着中华文化之身已经强健了；而“走出去”也会影响和促进“固本强身”。

（作者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提问者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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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弟的个人经历

2012年，一个视频在网上非常走红：一个非洲黑人歌手，穿一身绿色迷彩军装，胸戴一颗红五星，脚蹬解放鞋，腰上左挎军壶右挎军包，后背还背着一杆长枪，在激越的音乐烘托下，用中国话激情地唱着《万泉河水清又清》、《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一首首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老歌。这个视频曾一日之间创造出50万点击率和3500多条评论，爆红网络。这个黑人歌手就是2006年央视“星光大道”年度亚军获得者郝歌的弟弟郝弟。哥哥领着弟弟来到中国郝歌和郝弟是尼日利亚人，但他们出生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郊区，父亲是教师，母亲是护士。郝歌出生于1978年，郝弟出生于1986年，两人相差8岁。2003年，郝歌来到中国唱歌时，郝弟只有15岁，还是个孩子，但爱唱歌跳舞的郝弟从那时起就将哥哥当成了自己的榜样。因为唱歌跳舞在非洲非常普遍，郝歌郝弟的父亲不相信唱歌能养家糊口，因此，当郝歌1999年于蒙罗维亚大学数学系硕士毕业，获得航天工程师职位，仅干了半年，就此辞去这个工作专事唱歌后，他们的父亲坚决反对，几乎要和郝歌绝交。在这种情况下，郝弟坚决支持郝歌唱歌，在郝歌组织的5人乐队在欧洲巡回演出3年，没有大多成效，转而要去陌生的中国时，全家人都反对，只有郝弟一个人支持郝歌，他默默地帮郝歌整理行装，用自己的小手握住哥哥的大手，坚定地对郝歌说：“哥，我相信你能行，你到中国一定能行！郝歌走后，郝弟在家乡参加了多个演出团体，一边演出，一边关注着郝歌在中国的演唱事业。每次郝歌从中国打电话回来，同父母谈完在中国的生活情况后，郝弟都会抢过电话，和郝歌聊一会郝歌在中国的演唱情况，为郝歌在中国取得的每次成功而兴奋。2006年底，郝歌在中国获得了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年度亚军，郝歌兴奋地打电话将这一重要消息报告给父母，父母反应平淡，他们不觉得郝歌在中国得了一个综艺选秀赛事的亚军有什么了不起，郝弟却兴奋得不行，他在电话里对郝歌大喊：“哥哥！你成功了！你会辉煌的！你会在中国生活得非常好！”果然，签约刘欢华艺星坊旗下的郝歌迎来了演唱事业的辉煌时期，他的出场费很快就以万元人民币为单位计算，一场演出的收入就是他在国内当航天工程师一个月收入的10倍。郝歌在中国的成功使郝弟更加坚定了演唱之路，他期待自己有一天也会到中国唱歌。2009年春天，郝歌回利比里亚，见早已大学毕业的弟弟像他当年一样不愿意出去工作，一心只想唱歌，就答应了弟弟的请求，将郝弟带到了北京。懂中国文化才能唱好中国歌回顾自己在中国的演唱事业，郝歌最感谢的人是著名歌手刘欢，这不仅仅是因为刘欢发现了他，鼓励他参加“星光大道”的比赛，让他在中国成名，之后又将他签在自己旗下，更为重要的是，刘欢教会了他在唱中国歌之前要了解中国文化，将中国歌的内涵吃透才能将中国歌唱进中国人心里这个道理。2006年，郝歌参加“星光大道”比赛时，因为刚来中国三年，中国话说得还不是很好，更谈不上对中国歌有深刻的理解，每次赛前选定歌曲后，英语非常流利的刘欢都会一字一句地教郝歌歌词，然后再给郝歌讲解歌词所表达的意思和所营造的意境，因为对歌词理解透彻，明白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因此，郝歌唱的中国歌避免了许多外国歌手唱中国歌只是唱字，缺少情感和意境，走不进中国人心里的弱点。有了这样的经验后，2009年郝弟来中国，郝歌对郝弟要求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快学好中国话，进而学习中国文化。因为哥哥在中国是个成功者，郝弟对哥哥的话言听计从。刚来北京，同当年的郝歌一样，郝弟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郝歌想让郝弟走自己当年来北京走过的路，就将郝弟送进了北京三里屯的一家酒吧，郝弟就在那家酒吧，先唱英文歌曲，再慢慢拿地学说中国话，唱中国歌。郝歌没有演出时，就带郝弟走上北京街头学说中国话。郝弟能用中国话唱中国歌以后，郝歌就让他学中国的京剧，并将自己从中国京剧中大获收益的经验讲给郝弟听，从2010年初开始，郝弟就开始学唱京剧了。郝弟非常聪明勤奋，对京剧一学就入戏了，没学几次就唱得有板有眼，京剧的唱腔和吐字让郝弟非常兴奋。会唱京剧后，郝弟对中国的其他剧种也产生了兴趣。在学会了京剧之后，郝弟一鼓作气，又学会了中国的越剧、昆曲、豫剧、评剧、黄梅戏，他竟然还学会了江西采茶戏《斑鸠调》。有一次，郝弟应邀去一个晚会演唱一首老歌《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这让他突发奇想，又学上了中国武术。为了提高弟弟的知名度，让弟弟尽快走红中国，郝歌给弟弟取了个名字叫郝弟，郝歌的意思是，希望弟弟像他一样，唱中国歌被中国人认可，但他又不希望弟弟的歌风完全像他，是他的复制。随着郝歌渐渐地会说中国话，会唱中国歌，郝歌开始有意识地包装弟弟，将弟弟推向更高的舞台。2011年初，郝歌鼓励弟弟参加央视“星光大道”的比赛，没想到，郝弟竟如他当年一样，一进“星光大道”的赛场就引起了轰动，同当年的郝歌一样，他一举夺得了星光大道第一个月赛的月冠军，这让“星光大道”的主持人老毕也对郝弟另眼相看，老毕当场对郝弟竖起大拇指说：“郝弟，你可以！”那天晚上，看到全场被郝弟带动起来的热烈气氛，看着弟弟在舞台上活跃的身影，脸上那阳光般的笑容，郝歌流泪了，他流的是幸福的泪，激动的泪。“星光大道”2011年年度总决赛的舞台上，郝弟的表现更是不同凡响。他全没有其他外国选手唱中国歌那种形似神不似、不入情入境的感觉，他唱韩磊的《等待》，用具中国风和西非摇滚风的演唱风格，将这首歌唱得瑰丽、大气、豪迈，荡气回肠；他唱中国戏曲串烧，令观众和评委刮目相看……郝弟的嗓音非常嘹亮，音质醇厚，音域宽广，而且对所演唱的中国歌曲戏曲的内涵把握得较准，演唱时手舞足蹈，感情十分投入，时而激越高亢，时而婉转悠扬，将现场的气氛烧得热烈非凡，满场观众、嘉宾都热成了发烧友，乐不可支！但遗憾的是，郝弟没有像郝歌那样幸运地一路走下去，夺得年度大赛亚军，而是止步在年度大赛优秀选手的名单上。就在郝歌想着怎样帮助小有名气的弟弟同哪个公司签约时，五洲唱响乐团找到了郝弟，将郝弟签在了五洲唱响乐团旗下。非洲兄弟的乡情亲情中国情同郝歌内敛、不事张扬的性格相反，郝弟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都愿意表现自己。比如去演出，郝歌会千方百计避开围观的观众，悄无声息地溜进剧场后台，而郝弟则会直接从正面走进演出的剧场，他希望被观众认出来，很享受那种被众人围着，众星捧月的感觉。郝歌和郝弟一起逛街，偶尔被人当街认出来，郝歌会装迷糊，对认出他的人打哈哈，摇头摆手地说：“郝歌？哪里有好歌？谁唱的好歌？我不是郝歌，我是非洲人。”郝弟则不同，有时人们认不出他，他还会直接告诉人家：“哈啰！我是郝弟，是那个‘星光大道’亚军郝歌的弟弟。”对于弟弟的这种张扬、借他的名气聚拢自己名气的做法，郝歌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他觉得郝弟这样做也有他的好处，可以快速提高知名度，无论怎么说，在娱乐圈，知名度高都不是坏事。虽然兄弟俩人性格不同，但在孝顺父母这件事上，两人的做法却是一致的。郝歌从他那些中国明星朋友身上学会了顾家、常给亲人们送钱送礼物的好习惯。因此，日常没有大的花销的郝歌，把他攒的许多钱都花给父母和弟弟妹妹了。利比里亚物资比较匮乏，每次回国，郝歌都会往回带许多东西，这些东西大到冰箱彩电，小到铅笔、橡皮、本子，能带多少就带多少，每次他回国，都给亲人带来无穷的欢乐，等于是在家里开了一场中国生活用品派送会。这些年来郝歌还给家里花过两次大钱，一次是2009年11月，他拿出10多万元人民币给母亲买了一辆小轿车。给母亲买车后不久，郝歌又拿出20万元人民币，给父亲在家买了一块10亩的地。郝歌决定等再有了钱时，就回家帮父亲在这块地上盖一幢漂亮的房子，剩下的地留给父亲耕种，父亲可以在那块地上种木薯、种玉米，也可以种花，更可以养牛养羊和养鸡鸭。哥哥对父母的孝敬，郝弟看在眼里，他也像哥哥那样孝敬父母。但他来中国时间还短，手里没有积蓄下大钱，不能像哥哥那样，给父母买汽车买地，但他每月都会给父母很多零用钱。为了多给父母一些钱，郝弟在生活上省吃俭用，省下的钱都汇回去给父母了。2012年，有一段时间，郝弟因事回到利比里亚住了几个月，这几个月里，没挣钱的郝弟不想中断给父母的零花钱，就打电话到北京，跟五洲唱响乐团团长于欣商量并预支了自己的工资和出场费。处理好利比里亚的事情回到中国后，因为欠着于欣的钱，每次演出后，郝弟从于欣那里只拿很少的生活费，剩下的让于欣扣除他的欠账，郝弟的这种做法让于欣觉得他这个人“很靠谱”。同郝歌一样，郝弟也深爱上了中国，他也想长住中国，让自己成为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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