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牛人周老师(现在人们眼中或者心目中的好老师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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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弃发妻,64岁为生计晕倒,离开冯巩的牛群现在过得如何了

牛群是中国最能折腾的艺人，假设牛群不这么折腾，或许也是当今相声界扛鼎的人物，但是没有但是，时光也不能倒流.

如今的牛群已经72岁，和我妈妈是同龄的，再抛头露面也已经不现实，差不多可以为牛群的一生，盖棺定论.72岁的牛群，这一辈子就在他最后一次上娱乐节目，高台跳水，而终结了自己的娱乐圈生涯，他负伤了，说明了他的一生就是以这种悲催而结束的，毕竟我们的时代还没有这么的清明，世界都还在尔虞我诈中，得利益者为王.

1949年的牛群，出生于天津曲艺之乡，牛群这个孩子王，一直都是淘气，直到他打起了快板，才能使得自己暂时的消停，牛群有灵气学会了好多段快板段子，也为大家打快板，逐渐的熟练，直到1970年，牛群参军在部队通信连，有一次在联欢晚会中，牛群就暂露头角，被调入文工团搞相声创作.

1979年在一次全军汇演中，牛群表演的一段相声落选，让他非常的自责，因为他以为自己多年的功底，已经小有成就，没想到啥也不是，什么奖励都没有，于是他暗下决心，一定要钻研好相声.

后来，牛群好学的积极态度和为人真诚，得到刘学智老师青睐，刘老师还将自己的女儿刘肃介绍给他，两人结婚，可见刘学智有多器重牛群，这也是日后刘肃离开牛群的一个原因，因为他放弃了父亲的殷切希望。

在老丈人刘学智的推荐下，牛群拜了常宝华大师学相声，掌握了不少相声的秘诀，在后来参与大赛中频频获得奖励，牛群才日渐走红，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终于在1987年登上了中央电台的春晚，表演了《小偷公司》。他的搭档就是冯巩，这也是二人首次合作，从那之后，牛群这两个字定格在相声界，搭档就是冯巩.

所谓的艺多不精，牛群的业余爱好还真的不是一点两点，牛群为了让自己的表演和创作更上一层楼，他先决定去北大进修两年，之后被调入了中国广播艺术团。业余时间还爱好上了摄影。在1997年举办了《牛眼看家牛群名家摄影展》，不仅如此，牛群还喜欢上了足球运动，成立了中国明星足球队，红极一时。

也正是这些爱好让牛群走进了不安分的道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圈，直到在一起25年的妻子和他离婚.长话短说，牛群的经历要在一个问答里回答完整，估计题主也会打瞌睡.

一离冯巩，在和冯巩搭档多年，上了十多次春晚的牛群，突然提出要去闯一闯，据说是有南方富商提出让牛群担任副总，借助名人效应，开始还没有看出端倪的牛群就贸然答应，冯巩说可以你半年之后没有成功，想回来的时候，吱一声.二离冯巩，牛群提出要办杂志，自己还到处背一部相机做摄影师。结果可想而知了，跨界的牛群再次失败告终，还欠了许多钱，最后牛群无奈又只能回来说相声，冯巩说，我们就是一辈子安安静静说相声，别尽想那些没用的。三离冯巩，就是牛群要去蒙城挂职副县长，2000年，有着''中国养牛第一县''的安徽省蒙城县，来了一家牛肉干企业找到了牛群，希望他给牛肉干做广告，牛群以挂职锻炼的方式来到了蒙城县挂职副县长，而他也很巧妙地利用自己的名人效应，推动了当地的知名度和经济总量.

说起牛群做起了这个县的副县长，而且一做就是5年，在任期间为当地做出很多贡献，他建学校、修路、拉投资，不遗余力，可最终吃力不讨好.

牛群个人广告效应当地出现了像牛群商贸城、五子牛水厂等，为蒙城带来5亿投资，五州牛肉干在没有找牛群代言的时候，年销售600万元，而代言之后，达到了一个亿.若是在现在直播带货，那将是多么牛的成绩，可惜，今天的牛群已经老了.

蒙城的老百姓挺怀念牛群的，他们说，如果牛群还是副县长，可能高铁也有了，原来还有一个牛群，现在蒙城啥也没有。

牛群的几个以他命名的地方

牛群中国商贸城位于蒙城县城区中心，占地面积398亩，总建筑面积20万平方米，以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牛群名字命名。2002年5月8日下午，牛群中国商贸城开业，由宋祖英、赵本山、冯巩、范伟、毛宁等大明星的加盟，广场文艺演出吸引了超过20万人，维持秩序的1000名警力力不从心场面几近失控。可间牛群的号召力.牛群特教学校，后几次更名，也是牛群裸捐的来源，牛群几百万广告收入都在这个学校了，但是详细不表，庆幸的是，现在蒙城五子牛特教学校依旧在不断进步.

牛群的婚姻

牛群和刘肃，两人在当时被称为模范夫妻，可是这段婚姻，最终也分崩离析，因为牛群的执拗，他的猴子性格，办杂志，踢足球，学摄影这些他都学过，而且曾经还一度想过经商，但终究都是以失败收场。

最关键的是，牛群一意孤行退出娱乐圈，也此妻子刘肃进行了劝阻，牛群不理解吾行吾素，他看来妻子就应该支持自己的，因为自己一路坚持理想，走得很辛苦，身边的人都不理解，所以，牛群很痛苦，两人的感情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最终在2007年，58岁的牛群和妻子离婚，这段维持了25年的婚姻没有走到最后.

现在人们眼中或者心目中的好老师是什么样的

看到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却是老师应该尊重和资助贫困学生。

原因是：在我母亲去世后那些悲痛的日子里，我从我母亲遗物里看到了我母亲的学生胡同春的来信，信里说“邓校长你是最尊重最同情贫困学生的，不像(XX)主任……”；我父亲去世后那些悲痛的日子里，他的学生当面告诉我，“杜校长常常塞钱给我们穷人家的学生，为了不让我们丢面子，他还一定要背着人。”

是的，我的母亲出身城市贫民，我三舅考岷江电厂的时候夏天还穿着冬天的厚衣服(尽管他后来自学成才成为岷江电厂总工程师)，因为实在没有更多的像样的衣服。

但我的父亲却是自愿吃苦。

我父亲杜承雯，出身地主家庭，是家族十四弟兄里的老大，由于我姑婆姑母家没有男丁，他过继给我堂爷爷，所以承祧两房。我亲四叔杜承霨是开米厂的，是本地第一个采用电机打米的人，也是本地第一个玻璃厂的创办人。家族召开联宗大会，我亲五叔杜承雩被推选为族长。

就这样一个富足兴旺的望族大家，我父亲却感到了羞耻！

到15岁小小年纪，他已“四书五经倒背如流”(我姑母语)，却发誓“不吃剥削阶级的饭”，离家出走了。

他步行几十里，走到李白“夜发清溪”那里——清溪驿河口镇，再走向新民镇，到那里去教书谋生，自食其力。好些个学生比他大。

我父沉默寡言，从不谈论自己，他的这些经历我是从教育局给我父亲召开的追悼会上听来的，老教师周长勋先生讲的。

周长勋先生泪流满面、捶胸顿足，他说，“从此我失去了良师益友，失去了做人的榜样！”

他女儿女婿怕他悲伤过度，连忙把他扶住，并劝他不要再往下说。

是的，周长勋老师是我父亲的干亲家，当年父亲只和穷人出身的做朋友，找妻子也找的是穷人家的女儿，我母亲。

教书一年，我父亲和穷人朋友周长勋先生一道，两个16岁的少年，身背书箱和稻草，晓行夜宿，步行几百里，到省城考省立师范。

一是因为师范学校免费，二是为了实现更远大的教师梦。

16岁的我父考了全省第一！

家乡地方政府闻讯，认为我父荣光桑梓，送给我家一个匾：“书香门第”。

追悼会上，白须飘飘的老教师徐大庭老师补充说，“杜老师当年是四大才子之首”。

这一切，如果不是追悼会，我们作子女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父母从来不说，他们从不谈论自己。

后来，我家又得到一个匾：“抗战英雄”。

那是因为我黄埔军校的亲三叔杜承霦为国捐躯。部队送回这匾的同时，还送回我三叔的佩剑，上刻“不成功便成仁”，还送来一套新军装。

我尚在读书的亲五叔杜承雩于是投笔从戎，参加青年远征军，去了缅甸。

我父晚年，有一次从五七干校回来，在窗外斜投进的日光下，面对着墙壁，唯一一次在家里唱歌，“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过去我只看见过一次他和开大会的学生一道唱歌，他从不在家唱歌。

父亲不知道我在窗外，他唱得非常动情，以致和他不苟言笑的性格不符，关于道德修养，他是信奉“慎独”的——人前人后一个样，所以他抒发的应该是真情。也许他突然想起了自己为国捐躯的弟弟和“教儿打东洋”的母亲——我八十多岁还在扇着炉子为上班和读书的我二叔家的人做饭的小脚祖母。晚年，在她几个儿子里，她选择了我最穷的二叔杜承霖。

解放后我二叔一大家人挤住在家族的堂屋，他先做过茶马古道上的背夫，把货物背到马边去，再从马边背茶叶回来。后来交通渐渐发达，他失业，进了竹器社，学会竹编后，他编了竹笆，把那间全家聚居一室的堂屋隔成两间。非常十年时期，他把“抗战英雄”匾藏在屋脊的瓦下面。

我家就在二叔隔壁，二叔一家解手都在我家厕所。

记得三年自然灾害大饥饿时期，那时，吃公共食堂，每个人每一顿只能得到很小很小一块饭。有一次，我祖父解手后看见我家厕所外的几株油菜，很想扯一片菜叶来吃，大概想到儿子已经抱给人家，这油菜是别人家的财物，吞着口水从油菜下面找到一株细小的草，拔起来看了看，急忙塞进饥饿难耐的嘴里。

我在屋里纸窗下偷看到这一幕，流下泪来。

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教养啊！

我父省立师范的老师里他所最佩服者为中共地下党四川书记车耀先。后来我父做校长的时候，礼堂里悬挂国共两党抗日将领肖像，尽管他两个弟弟都是国军。他因此被解除校长职务。

“‘只要是抗日的，都应该挂！’他说，他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头角峥嵘！”徐大庭老师在追悼会上感慨万端地讲道。

是，我父在年轻时确实头角峥嵘，解放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他认为“脱裤子、割尾巴”口号不妥，认为受到侮辱，愤而割喉自杀，幸被抢救。

他第二次被解除校长职务。

被调到县教师进修校做一般教师，工作是全县所有函授点中文面授。他再次继续他步行的人生，步行十多年，一次几十里，走遍全境。每一次孤独地身背装满讲义、衣服和盥洗用具的邮差的绿色大邮包，手拿红色油纸伞，跋山涉水，走在去往每个区乡的寂静道路上，陪伴他的，只有鸟的叫声。

那些区乡的名字当年我好陌生！

舞雩、定文、罗城铺、孝姑、新民、龙孔、下渡……

我17岁教书的母亲在与他相隔几十里的九井乡，这时她也受牵连，被解除了职务。以前她是中心小学校长，管理全学区小学，现在在她曾经管理的最边远的山区小学教书，一个人，从打钟和烧开水工人到教师、校长。她只好教“复式班”——这个年级讲，其它年级做作业或者上体育。

没办法，这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谁也不愿意去。

直到退休，我父母才得团聚。

可是他们又分别，我父亲到县城文化馆清理善本书，我母亲在家乡小镇办文化站。

他们还曾经为供销社青年职工办夜校，为青年职工们补习在非常十年所没学到的文化知识。与此同时，他们还照料我哥哥的女儿，因为我哥哥和国外有合作研究项目，常年不在家。

我母亲办文化站，办文化茶园，训练女子龙灯队并夺冠，帮助失足青年，辅导地方各单位文娱节目，把文化站办成了省先进。当年作家周克芹先生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被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争着拍摄，官司打到文化部，结果各拍一部。李纬这拍过《小城之春》的老影星和当红明星刘晓庆等等一时云集，周先生由于感动于我母亲的事迹，竟在大红大紫的百忙当中抽出宝贵时间和乐山诗人周纲联袂前来采访。

我母亲，穷人的女儿，用她晚年的生命证明她绝不是背叛穷人解放事业的人，不是人民的敌人！

其次，我想到，合格的教师应该是学识、才艺足以为人师傅，多才多艺的人。

我父亲旧体诗歌、书法都行，用诗词写日记，解放前还曾经组织学生排演话剧《棠棣之花》。我弟弟杜力放弃五一劳动节休假，参加抢修发电机组，不幸因公牺牲，被追认优秀共青团员，我已退休的父亲白发人送黑发人，写七律诗《哭力儿》以哀悼，中有诗句：“慷慨捐躯实可哀，满腔热血洒蒿莱。断肢碎骨宁为己，济世利人夙所怀”。

是的，我弟弟在很偏远的“蒿莱”之地南垭河电厂工作，被天车断掉的钢缆抽断了手臂，接着抽中心脏！

我父这首诗中还有“怜汝一生多失意”的句子。我弟弟因受父母“问题”牵连，从小被人追打甚至灌大粪，只好只身逃往青海！刚回川工作，也分在偏僻之地。我父工资，在全县教师中最高，我弟弟幼年穿的裤子，却是补丁重重叠叠到不见实物难以置信！

我初中校长邓思敏是我远房舅舅，曾经在我父当校长的师范学校做班主任，美术、书法都来得。调我读的初中后，亲自在学校墙上画壁画、写格言，还办学生美展，还组织学生排演话剧——这些都是向我那教育内行的父亲学的。本地213国道大桥是邓校长题字。

我母亲出身贫苦，学费来之不易，所以在学校时课内课外尽量多学，学得多才多艺。工作后除了教书，还办板报，办墙报，画壁画，做教具，做的木圆规、三角板、地球仪就像从新华书店买来的，还常常和女教师们按动风琴唱歌剧。又是全科教师，当校长时，语文、数学乃至图音体教师请假，她都能亲自代课。还组织学生排练歌舞节目，辅导地方文艺演出，教敲锣鼓，教说快板，教独唱、合唱，教舞蹈。退休后办文化站，办文化茶园，训练女子龙灯队并夺冠。古稀之年站在高高的凳子上办板报，我姑母看见，说：“你不怕摔下来？”我母亲回答说：“想想你和姑婆扫盲吧，还不都是为公！”

是的，我母亲生我40天就被抽调搞中心工作，我姑婆、姑母把我兄弟姐妹带大，白天劳累，晚上还在我家族厅房义务扫盲。

我班主任李元中老师经常辅导我们朗诵英语诗歌，辅导我用英语写日记。

我两个语文老师刘大声老师、王友华老师都是大学生时发表诗歌的学生诗人。

我的初中老师们在学校排演话剧和大合唱的时候，校长邓思敏亲自画海报，美术老师——前峨眉电影制片厂美工冯先洁老师画布景，朱安生老师负责音乐。所有年轻教师都参加主持和串连词朗诵，都在话剧里扮演角色。

第三，品德高尚，乐于奉献，足以为人师表。

我父亲解放前后都是校长，又是解放后本地第一任师范校长，为本地培养了最初一批科班出身的师资，又提议并促成地方办起了有史以来第一所幼稚园。我母亲当校长时鞠躬尽瘁，退休后，白天管文化站，帮教失足青年，办板报，办墙报，辅导地方文娱节目，晚上和父亲在夜校为青年职工补习文化，我父亲白天还为文化馆清理善本书。

我曾经写有一篇《我家绝不欠工农》，其中讲到

我父母在五七干校和农场种地、我哥姐大学毕业到农村和农场锻炼、我和弟弟上山下乡当知青，我家种地的年头加起来相当可观，不会愧对工农。

仅我自己就下乡7年，从在汉区桃粪种地到去大凉山背粪种地，我本学霸，却栽秧打谷甚至打荞子样样会。

我父更厉害。

一介文弱书生、高度近视，一切从头学起，居然桃粪种地、喂鱼喂猪养牛样样会，后来我亲见他在进修校锄草，比我这知青还锄得地道锄得干净！

太不可思议，一个从小“四书五经倒背如流”，一个读线装《杜工部集》的斯文人，数年五七干校，居然锻炼得真的劳动人民一般！

我父母热爱教育，我父亲15岁教书，我母亲17岁教书，我父亲解放前后都是校长，师范校第一任校长，提议并促成地方办起第一所幼稚园，我母亲早期中心校校长，他们完成了创业和铺平道路的工作，却有好多年被剥夺上讲台的权利。解放前后我父母都是名师。我的第一个妻子的父母都是乐山一中教师，一听说我父亲名字立刻同意，他们说和我父共事时我父上课从不带讲义，却讲得头头是道。在通才学校，我母亲是女英雄丁佑君的班主任。

受父母影响，我兄弟姐妹除牺牲的弟弟外，全是教师，从幼儿园教师到小学、中学、大学教师，到博士生导师。

我热爱文学，但教书从来不敢马虎，当成第一要务，务必夺得好成绩，不玷污我父母名声，以致教一个最偏僻的山区中学的时候，我学生曹孝顺(我教他时他自己更名曹鹄)也考了语文中考全县第一！

但教育局让我当教务主任的时候我谢绝，因为我父母年迈，我又沉迷文学不能自拔。

在我弟弟的追悼会上，工人们失声痛哭，他们说我弟弟牺牲之前一直在下班后抓紧时间复习，准备投考师范大学。

是的，真正的教师就是奉献者，我父工资在全县教师中最高，他一直默默资助贫困学生，自己的幺儿却穿着补丁重重叠叠不亲见无法置信的裤子，我读初中时外衣里面是姐姐穿过的花棉袄。我父亲从五七干校转到本地农场喂猪喂牛的时候，作为知青，当时我有了收入，年终结算，我一年挣的工分除了分粮食，还能进钱。有一次回家时我买了油条豆浆去看我父亲，父亲竟很生气，他嫌我学会讲享受。

是的，我父亲母亲从不讲享受，从不做生，过年过节的伙食一如平时。除了工作证，我父母没有照过别的照片。

我把我父责备我讲享受的真人真事写成散文投报纸，竟被年轻编辑修改为我父因家贫而责备我。

文章发表，我委屈万分！年轻人啊，你知不知道我父我家工资，你知不知道人世间有不讲自己享受专讲资助他人的高人？

就是人们看得万分贵重的生命，我父在他的暮年，在他的诗词日记里，也是这样看待：

“乐生还乐死”！

对于国计民生、人间善恶、社会道德风尚，他的诗词日记里却是满满的关心。据母亲说，不管如何痛苦，为了不影响子孙上班上学，他从来不在子孙在家的时候呻吟。那天早上，他弥留之际，还按时打开小收音机听新闻。

泪奔!这是一部真实的纪录片:当一家十口都在盼着他死……

9年前，韩国上映了一部纪录片叫《牛铃之声》，

讲的是一个八旬老人与相伴四十年老黄牛之间相互陪伴的故事。

导演李忠烈耗时三年跟拍，拍成79分钟的纪录片，

一上映便口碑爆棚。

200万人民币的拍摄成本，却创下300万人观看，1.2亿（人民币）票房，揽获诸多大奖，成为韩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纪录片。

影片开始是一对年过八旬的老夫妇在一座塔前跪拜，

为亡者祈祷，妻子问：“你一定会伤心吧”，老人沉默了一会说：“死都死了，别再说了”。

老人崔元均和农妇李三顺是一对生活在韩国京北山区中的老夫妇，

年届耄耋的他们仍无法放下手中的活计，终日往返小家和田地之间。

老人在8岁的时候因为针灸左脚坏死，留下残疾，行动不便，农活成为一大难题，

幸亏家里有一头黄牛常陪伴左右，老人天天驾着牛车去田里劳作，养活了家里的9个孩子。

春去秋来，烈日寒霜，时间在重复中缓缓流淌，眼看孩子们全都长大成人走出村庄去了首尔这样的大城市。

老人却坚守在这片土地，和陪伴自己几十年的老牛，一起耕作，一道休息。

在老人心中老黄牛是朋友，更是家人。

奇特的是，一头牛的平均寿命是十五年左右，但老爷爷的这头老牛活了四十个年头……

老牛的寿命早就超过了牛生命的极限，它显得毛色斑驳，行动迟缓，眼神浑浊。

兽医说：牛顶多还能活一年。

老人挤出个笑容回应道：“不，都不是真的。”

是不是不信，死亡这样的事就可以假装不会发生？

他依旧像往日一样赶着牛车，日出而作，日落而归，

即使老黄牛已经一步三颤随时都可能倒下，老人依旧不愿让它停下脚步。

这种执念和倔强让人费解，难道他不心疼老黄牛吗？难道非要压榨它至死吗？看似狠心的老人其实比任何人都疼爱老牛。

老人每天把牛赶到稻田里，让牛只在田埂上吃草。

当其他农户早就用机器取代传统农耕工具时，老人依然坚持亲力亲为，他怕机器收割太浪费。

尝过穷的人，最懂珍惜。

每次粮食丰收后，

就寄给远方的子女。

相较于老人的沉默寡言，妻子则更显得喋喋不休，常常因为世俗琐事抱怨。

有时，她还吃那头牛的醋：“你对它，比对我还好。”

老人不买现成的饲料喂牛，每天早上起来拿着镰刀下地割草做饲料喂牛，非常的累。

老人坚决不往田里喷洒农药，别人打农药，他马上给牛戴上笼头，怕牛吃到毒草。

对老爷爷来说，已分不清养牛是为了劳作，还是劳作是为了养牛。

可老人始终乐此不疲，沉默寡言的他每次谈起老牛，眼睛就眯缝起来，像有星星在眼里闪烁。

一次老人在牛车上睡着了，老牛一直把他拉回家。

虽然子女们都不在身边，但与牛相伴的日子，老人过得一点不寂寞，“对我来说，它比人更好，虽然它不是人，不会说话”。

就连周围的人都说：“这头牛，比你孩子还好。”

就这样，老牛已颤颤巍巍了，老人也是步履蹒跚。

一人一牛都到了无力抗衡天命的年纪了，病和痛全都找上门来，

就算医生已经警告老人不能再劳作了，老人依然倔强地在清晨赶牛去田里。

他说：“人只要活着就得干活，除非我死。”

他病情严重时，子女们先后开着车回来了，围坐在一起吃饭。

老人默默地坐在一边，很热闹的时候老人却越发无话了。

明明是最亲近的家人，为什么感到那么寂寞呢？

老人一直没有说话，直到女儿和妻子商量起要把老黄牛卖掉。

老人猛的抬起头来，看了过来，随后又颓然地把头垂下了。

牛老了，应该卖掉。那么，人老了呢？

老人没有辩解什么，只是把老牛牵去牛市场，但因为老牛实在太老了，根本没有市场，但老人却“狮子大开口”开了个天价。

自然只有再牵回去啦。

老黄牛或许也感受到了周围的一切，眼睛里竟然掉下眼泪来。

那个眼泪像是一种被守护的感动，也像一种受人嘲讽的委屈，

最懂老人的或许就是老黄牛，因为他们有着相似的一生。

那一刻，观众么或许明白了老人为什么始终不听劝阻，就算年老也不愿意闲下来的原因。

因为他在与岁月作斗争，他在证明自己并非无用，唯有劳作才能让自己创造价值，虽然天命不可违，却依然不服老。

对老黄牛也是如此对待，如果老牛闲下来了，那它很快就会死掉，只有让它感受到存在，才能坚持走下去，坚持活下去。

果然，本来兽医预言只能活一年的老黄牛，又活了三年，

直到第三年的冬天的某个早晨，

老黄牛倒在了牛棚没有起来，

任凭老人如何呼唤拖拽老黄牛也挣扎不起来。

老人最后抚摸着老黄牛的头，给它梳理毛发，剪断了老黄牛身上系了一辈子的铜铃和鼻环。

做最后的告别，然后缓缓地说：“放心地去吧。”

老黄牛像了却了所有心愿一般，闭上了眼睛。

铲土机里的土一点点覆盖在老牛身上，

今生，只能送你到这里了。

失去老牛的老人身影越发单薄落寞，常常在树下一坐几小时，手里的牛铃被风吹得悠悠作响。

这部叫《牛铃之声》的纪录片没有华丽的场景，没有强大的明星阵容，没有深刻的台词，

只有朴素和真实的镜头，平铺直叙的对白和真实感人的故事。却足以让许多人流泪。

拍这部纪录片的人叫李忠烈，一个曾经有着自杀倾向的艺术家。

拍完这部纪录片，牛死了，他却活了，他不仅救赎了自己，也感动了整个韩国。

回想当年，李忠烈感慨万分：无论如何我能活着，真要感谢这头老牛和这个老爷爷……”

作为韩国独立纪录片导演的他曾打算自杀。拯救他的有两件事：一、当年他嫌自己太胖，为了“死得好看一点”决定先减肥再死；二、这时有朋友给他介绍了一头牛和一个老人的故事。《牛铃之声》的投资者计划拍摄一年，直到老牛过世，没想到牛活了三年，投资者跑了，摄影师跑了，录音师跑了……谁也没想到，《牛铃之声》成了第一部登上韩国电影票房周末榜首的纪录片，并感动了整个韩国。

多年一直拍城市边缘人的李忠烈，对自己深爱的职业曾产生过深深的怀疑，当时就连妻子都带着女儿离开了他。四十多岁的人混成这样，真不如死了的好。就在他想死的时候，自己突然想到，一个纪录片导演要去死，说不定是一个绝好的题材。这时候，有人跟他讲了一头牛和一个老人的故事……

农村的事对李忠烈来说，其实很亲切。他从小生长在乡下，尽管努力进了城市，但心底一直有种局外人的感觉。“朋友讲起老人和牛，我耳边马上就响起了牛铃的声音，那是我父亲和他身边的老黄牛。”第一时间，《牛铃之声》这个名字就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从2005年开始拍摄老人崔益钧。78岁的老人始终不明白李忠烈想干什么老人有9个孩子，老大是位美术老师，与李忠烈算是艺术同行。在老大的劝说下，老人终于接纳了李忠烈。开机后，李忠烈努力不靠近老人，尽量藏起摄像机或远远地偷拍。因为一看见摄像机，老奶奶就要换上漂亮的衣服，两人都特不自在。

3年跟拍，浓缩成79分钟。韩国影评界盛赞《牛铃之声》是“在寒冷中看见绿色的温暖胶片”。随后荣耀不断，第13届釜山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首尔独立电影节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奖，代表韩国参加美国的圣丹尼斯国际电影节……《牛铃之声》甚至带活了整个纪录片的成功，《牛铃之声》大获成功之后，独立纪录片开始作为一种类型片在韩国院线上映，有几部片子相继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比如表现韩国人到非洲苏丹南部传教的《东吉别为我哭泣》、在巴西丛林中拍摄的《亚马逊的眼泪》……

据悉，后来《牛铃之声》在崔益钧爷爷所在的那个有三万多人的镇子里也放了。现在，崔益钧老人的家有点像一个旅游景点了，有不少大巴车直接停在他们家门口，游客下车就说，这就是崔益钧的家啊，老黄牛的坟在哪？

本文综合自《南方周末》、搜狐文化、豆瓣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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