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城最好养牛的地方，现在人们眼中或者心目中的好老师是什么样的

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罗城最好养牛的地方这个问题，现在人们眼中或者心目中的好老师是什么样的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少数民族的节日有哪些主要分布在哪些省级行政区划

唱哈节

唱哈节为京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是京族群众为了表达对海神和祖先的敬仰之情，在固定的活动场所——哈亭以“唱哈”（在京语中是唱歌的意思）的形式拜神祭祖。京族三岛各村举行节目的时间不尽相同，有的在农历六月初十，有的在八月初十，有的则在正月二十五，但都分迎神、祭神、唱哈、送神四个过程。节目前一天，各村把本村信奉的海神和祖先迎入哈亭，节日当天下午三时开始祭神祭祖，由一老者念祭文，颂其功德，祈求保佑，随后，人们一边人席饮宴，一边听请来的歌手唱哈，通宵达旦，连续三天三夜。唱哈的主要角色有“哈哥”一人、“哈妹”两人，哈妹轮流主唱，哈哥与另一哈妹奏三弦琴、击竹邦伴奏，所唱的内容多为京族民间故事传说、情歌等，老人和孩子在哈亭内听唱哈，青年男女则在亭外的树林里、沙滩上自由对歌、谈情说爱，平静的海岛变得热闹非凡，吸引着附近越来越多的壮、汉、瑶族群众前来参加。三天三夜后，唱哈结束，人们把神灵祖先送回，海岛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吃新节

吃新节是广西仡佬族和部分苗族、瑶族、壮族喜庆丰收的传统节日，有的在每年农历六月早稻抽穗将近成熟，也有的在晚稻黄熟时，按各地群众的习惯选择一天来过节。节日的内容是“吃新”，即尝新米，当天除准备好鸡鸭鱼肉外，各家还到地里摘一些新谷来煮，煮熟后先祭过神和祖先，全家才开餐大嚼，具体的过节形式各地稍有不同。冬节冬节，又称们年，一般在农历十一月初一，是广西、贵州、湖南的侗族群众喜庆丰收、祈求来年幸福的节日。节日当天，全寨男女老少都换上新衣，家家杀鸡宰鸭，拿出往时腌制的风味独特的酸鱼、酸肉及自酿的甜酒，准备好糯米糍粑，请上十里八乡的亲友，举家共庆。从上午九时直至午后，村村寨寨飘着酒肉的香气，到处都可听到猜拳酒今声，一派节日景象。

端节

端节，是水族最大的节日，与汉族的春节一样隆重，广西境内大多数水族群众都过这个节日。按水族的习惯，水族历法每年十二月至新年二月（农历八至十月），逢亥、午或未日，都可选为过瑞节的日子，一般是各村寨轮流过端，四乡人寨的亲友及同屯的群众到各家去吃新年饭、喝新年酒，而且必须每家都象征性地吃到。端节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预祝来年幸福的节日，各家各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饮食上忌草食素。有趣的是鱼不仅不忌，还是主要的菜肴和祭粑的必备品，祭祖时还须加上酒、饭、瓜、果等，按水族传统摆成一桌素席。端节期间，人们还穿上节日盛装，走亲访友或成群结队到“端坡”举行唱山歌、赛马等活动，非常热闹，然而遗憾的是水族迁入广西后，由于人口少，居住分散，端坡赛马一直没有组织

起来。

分龙节

分龙节又叫庙节，是毛南族一年一度盛大的传统节日。在农历五月间，过节的日期有两个，以毛南山乡的铁坳为界，南部的上南乡和中部的中南诸村，取亥日过节，北部的下南乡取辰（龙）日过节。过节这天，男女老少都身穿节日盛装，欢庆自己的佳节。家家户户蒸起五色糯饭和粉蒸肉，折回柳枝或竹枝插在中堂，密密麻麻地粘上五色糯饭，名为“丰收树”，意寓农家当年五谷丰登。传说分龙节是为了祭奠三界公，感谢他教会毛南人养牛种水稻，因此，全村老少都必须先去庙堂敬庙，观看师公念经、唱神歌、跳神舞、椎牛祭神，还用包着粉蒸肉的五色糯饭喂牛，表示感谢它一年拉犁拖耙的辛劳。敬庙过后，已成婚的妇女携儿带女，用精致的竹篮带着五色糯饭和粉蒸肉回娘家与父母兄弟姐妹团聚。未婚的年轻男女则各自带着精心制作的花竹帽和新布鞋在各个坡脚坳口以歌传情。如今，祭扫气氛淡薄了，人们除了会友聚餐外，武术、打陀螺、踢毽子、爬杆和木面戏、师公戏、对歌等文体活动也日渐渐蓬勃开展起来，古老的节日又增添了新的色彩。

花炮节

花炮节是流行于广西三江、龙胜、融水和湖南通道等地侗、壮、苗、仫佬等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各地节期不一，有正月初三，也有五月十五、二月初二等。以三江侗族自治县富禄花炮节最为热闹，主要活动是抢花炮。放花炮这天，附近村寨都组织抢炮队前来抢炮，每队有十多二十人。花炮是用红绿绒线装饰的小铁环，将其置于铁炮顶端，待炮响后铁环由空中落地，参赛人员即奋力争抢，抢到花炮并送到指定地点即为优胜。花炮分头炮、二炮、三炮等，抢到花炮除得到一定的物质奖励，还意味着幸福吉祥。下次花炮节由头炮获得者组织，称为还炮。观看枪炮的各族群众数以万计，年轻人也借此机会交谊谈爱。花炮书原为还愿求嗣的民间宗教仪式，现已发展为群众性文体活动，并成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比赛项目。花炮节期间，还举行唱戏、赛芦笙、对歌、斗鸟等丰富多采的活动。

苗年

苗年是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和东南部分地区苗族的传统节日，融水苗族习惯以农历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二月十五日为过年期，一般从西北部的大年、拱洞等乡开始，沿东南方向各乡轮流举行。过年前夕，家家户户杀猪宰羊、提鱼、酿酒、做糯米糍粑，准备好丰盛的食品，以备祭祖和款待来访客人。吃过年夜饭后开轻人相约组成芦笙队走村过寨吹芦笙、唱歌、行歌直至通宵达旦。清晨鸡啼时，全寨一起鸣枪报年和驱恶避邪，妇女们则争先恐后去井边或来边“挑新水”，以祈求来年全家幸福。融水四荣乡是年节活动最热闹的地方，吸引着附近各乡及远在贵州榕江、从江一带的苗族群众来观赏，或亲自参加大型芦笙赛、摔跤、斗马、斗牛、斗鸟等丰富多采的活动，年轻人往往还利用这个机会寻找自己的终身伴侣，苗寨里洋溢着浓重的节日气氛。

牛魂节

每年农历六月初六，乐业、隆林等地的壮族农民都要隆重庆祝牛魂节，罗城仫佬族和融水、资源等地苗族则叫“牛生日节”，时间提前到四月初八，但过节形式大同小异。节日这天，无论地里农活多忙，都要让牛休息一天，家家户户杀鸡宰鸭，蒸五色糯饭或糯米糍粑。大清早，先清扫牛栏，用五色糯饭（或糍粑）、鸡蛋、红糖、玉米等食物和专门采割的新鲜嫩草饲喂耕牛，精心护理，感谢耕牛一年来的辛劳，表达了当地农民对耕牛的深厚感情。开饭前还要先祭过牛栏神后才举家合饮，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及耕牛的平安和兴旺。

盘王节

盘王节是流行于广西、云南、湖南、广东等地瑶族群众纪念先祖的盛大传统节日，现在每年农历十月十六举行，一般三天三夜，也有长达七天七夜，可以独家独户，也可联户或同宗共放进行。节日期间，家家户户杀猪宰羊，准备丰盛的食物款待亲友，人人都换上节日盛装，举行丰富多采的庆祝活动，主要内容有跳长鼓舞，唱盘王歌、历史歌、爱情歌、生产歌，打花棍，放花炮，演戏等，其中跳长鼓舞、唱盘王歌是必备的活动。青年男女还在村里村外摆开歌堂，互相答歌对唱，直至通宵达旦，有的也借此机会以歌传情，物色意中人。盘王节活动民族特点突出，历史悠久，流传面广，表现了瑶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坡会

坡会是苗族人民的传统节日，每年正月十六和八月十六各举行一次，最著名的地点在融水苗族自治县香粉乡古龙坡。届时，方圆数十里的男女青年穿着节日盛装，吹着芦笙，齐聚古龙坡，坡上人山人海、披红挂绿，除了烧香鸣炮，还举行舞龙、耍狮、芦笙踩堂、斗马、斗鸟、赛马等文体活动。其中的斗马以激烈搏斗、惊险刺激吸引着大批观众，数十匹雄马依次争雄，最后夺冠者的主人，不仅获得一定的奖励，还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坡会也是访亲探友的节日，而对年轻的恋人们来说，则多了一个互诉衷情的机会。

三月三

农历三月初三，是广西壮族群众一年一度的民歌盛会，百色、河池、柳州、南宁四个壮族聚居的地区，歌节活动丰富多采。这天，家家户户都准备丰盛的节日食品，青年男女穿着节日盛装，带上五色糯饭、彩蛋等食品，女青年还带着精心缝制的绣球，从四面八方涌向歌圩（一般为铜场坡地）尽情对唱，一般以爱情为主题，也有历史、生产、风俗、生活常识等方面的内容，对歌的形式有男女个人对唱和集体对唱，具体有见面歌、邀请歌、盘歌、爱慕歌、盟誓歌、送别歌等。壮族青年能歌善唱、出口成歌，遇上对手能对唱一天一夜，赛得难解难分。歌节上除以既传情，青年男女还常用抛绣球、碰彩蛋等形式择偶定情。此外，还举行抢花炮、舞龙、舞狮、演戏等文体活动，也有部分地方群众在三月三这天祭扫祖墓、踏青郊游。三月三歌节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其民族性、多样性的节日内容与形式，充分反映了壮族人民的聪明才智、理想追求和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

跳公节

跳公节，也称“跳弓节”，是广西那坡、云南富宁一带彝族最大的节日，据说是为了纪念古时凯旋而归的勇士；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各村屯过节的具体时间相差不多，都在农历四月上旬，内容有祭祖天地、神、祖先，宣讲本民族历史，跳舞唱歌、表演娱乐等。

一个村寨过跳公节，附近几个村寨都来参加，非常热闹。过节时全村男女老少穿上节日盛装，由毕摩（即巫师，彝语中有教师的含义）宣讲祖先的功绩，带领大家祭拜，随后是饮酒唱歌，众人打着铜鼓，吹着芦笙，围绕金竹丛，遵循传统的舞蹈步伐，由慢而快，由低潮到高潮，尽情欢庆。青年们则表演象征围猎、杀敌的“跳闸门”、“跨断桥”等舞蹈，表示缅怀先祖的英勇尚武精神和反抗民族压迫的胜利。四周摆满节日食品，大家可边吃边舞，不时穿插着毕摩的念经、祈祷、祝福等仪式，期间还举行赛马和各种表演活动。天黑以后，青年男女则成群结队到各家各产轮流跳舞、祝福，甚至彻夜狂欢。

跳坡

跳坡是苗族人民进行娱乐活动的节日；盛行于广西、云南、贵州的苗族地区。每年春节期间，苗家的男女老少都要穿上节日盛装，兴高采烈地云集到附近的“坡场”上共度佳节。坡场从早到晚欢声沸腾、笑语喧天，跳芦笙舞、唱歌、吹苗笛、斗鸡、斗鸟等活动丰富多采，而最精彩、最吸引人的爬坡杆是节目的中心内容，青年们围着坡杨中竖起的一根高约2丈的木杆，随着笙歌翩翩起舞，为比赛助威喝彩，参赛者则—一展示其强健的体魄和过人的爬杆技巧，爬得最高、动作优美者为优胜者，除得到一定的奖励外，还会赢得姑娘们的爱慕。

现在人们眼中或者心目中的好老师是什么样的

看到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的却是老师应该尊重和资助贫困学生。

原因是：在我母亲去世后那些悲痛的日子里，我从我母亲遗物里看到了我母亲的学生胡同春的来信，信里说“邓校长你是最尊重最同情贫困学生的，不像(XX)主任……”；我父亲去世后那些悲痛的日子里，他的学生当面告诉我，“杜校长常常塞钱给我们穷人家的学生，为了不让我们丢面子，他还一定要背着人。”

是的，我的母亲出身城市贫民，我三舅考岷江电厂的时候夏天还穿着冬天的厚衣服(尽管他后来自学成才成为岷江电厂总工程师)，因为实在没有更多的像样的衣服。

但我的父亲却是自愿吃苦。

我父亲杜承雯，出身地主家庭，是家族十四弟兄里的老大，由于我姑婆姑母家没有男丁，他过继给我堂爷爷，所以承祧两房。我亲四叔杜承霨是开米厂的，是本地第一个采用电机打米的人，也是本地第一个玻璃厂的创办人。家族召开联宗大会，我亲五叔杜承雩被推选为族长。

就这样一个富足兴旺的望族大家，我父亲却感到了羞耻！

到15岁小小年纪，他已“四书五经倒背如流”(我姑母语)，却发誓“不吃剥削阶级的饭”，离家出走了。

他步行几十里，走到李白“夜发清溪”那里——清溪驿河口镇，再走向新民镇，到那里去教书谋生，自食其力。好些个学生比他大。

我父沉默寡言，从不谈论自己，他的这些经历我是从教育局给我父亲召开的追悼会上听来的，老教师周长勋先生讲的。

周长勋先生泪流满面、捶胸顿足，他说，“从此我失去了良师益友，失去了做人的榜样！”

他女儿女婿怕他悲伤过度，连忙把他扶住，并劝他不要再往下说。

是的，周长勋老师是我父亲的干亲家，当年父亲只和穷人出身的做朋友，找妻子也找的是穷人家的女儿，我母亲。

教书一年，我父亲和穷人朋友周长勋先生一道，两个16岁的少年，身背书箱和稻草，晓行夜宿，步行几百里，到省城考省立师范。

一是因为师范学校免费，二是为了实现更远大的教师梦。

16岁的我父考了全省第一！

家乡地方政府闻讯，认为我父荣光桑梓，送给我家一个匾：“书香门第”。

追悼会上，白须飘飘的老教师徐大庭老师补充说，“杜老师当年是四大才子之首”。

这一切，如果不是追悼会，我们作子女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父母从来不说，他们从不谈论自己。

后来，我家又得到一个匾：“抗战英雄”。

那是因为我黄埔军校的亲三叔杜承霦为国捐躯。部队送回这匾的同时，还送回我三叔的佩剑，上刻“不成功便成仁”，还送来一套新军装。

我尚在读书的亲五叔杜承雩于是投笔从戎，参加青年远征军，去了缅甸。

我父晚年，有一次从五七干校回来，在窗外斜投进的日光下，面对着墙壁，唯一一次在家里唱歌，“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过去我只看见过一次他和开大会的学生一道唱歌，他从不在家唱歌。

父亲不知道我在窗外，他唱得非常动情，以致和他不苟言笑的性格不符，关于道德修养，他是信奉“慎独”的——人前人后一个样，所以他抒发的应该是真情。也许他突然想起了自己为国捐躯的弟弟和“教儿打东洋”的母亲——我八十多岁还在扇着炉子为上班和读书的我二叔家的人做饭的小脚祖母。晚年，在她几个儿子里，她选择了我最穷的二叔杜承霖。

解放后我二叔一大家人挤住在家族的堂屋，他先做过茶马古道上的背夫，把货物背到马边去，再从马边背茶叶回来。后来交通渐渐发达，他失业，进了竹器社，学会竹编后，他编了竹笆，把那间全家聚居一室的堂屋隔成两间。非常十年时期，他把“抗战英雄”匾藏在屋脊的瓦下面。

我家就在二叔隔壁，二叔一家解手都在我家厕所。

记得三年自然灾害大饥饿时期，那时，吃公共食堂，每个人每一顿只能得到很小很小一块饭。有一次，我祖父解手后看见我家厕所外的几株油菜，很想扯一片菜叶来吃，大概想到儿子已经抱给人家，这油菜是别人家的财物，吞着口水从油菜下面找到一株细小的草，拔起来看了看，急忙塞进饥饿难耐的嘴里。

我在屋里纸窗下偷看到这一幕，流下泪来。

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教养啊！

我父省立师范的老师里他所最佩服者为中共地下党四川书记车耀先。后来我父做校长的时候，礼堂里悬挂国共两党抗日将领肖像，尽管他两个弟弟都是国军。他因此被解除校长职务。

“‘只要是抗日的，都应该挂！’他说，他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头角峥嵘！”徐大庭老师在追悼会上感慨万端地讲道。

是，我父在年轻时确实头角峥嵘，解放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他认为“脱裤子、割尾巴”口号不妥，认为受到侮辱，愤而割喉自杀，幸被抢救。

他第二次被解除校长职务。

被调到县教师进修校做一般教师，工作是全县所有函授点中文面授。他再次继续他步行的人生，步行十多年，一次几十里，走遍全境。每一次孤独地身背装满讲义、衣服和盥洗用具的邮差的绿色大邮包，手拿红色油纸伞，跋山涉水，走在去往每个区乡的寂静道路上，陪伴他的，只有鸟的叫声。

那些区乡的名字当年我好陌生！

舞雩、定文、罗城铺、孝姑、新民、龙孔、下渡……

我17岁教书的母亲在与他相隔几十里的九井乡，这时她也受牵连，被解除了职务。以前她是中心小学校长，管理全学区小学，现在在她曾经管理的最边远的山区小学教书，一个人，从打钟和烧开水工人到教师、校长。她只好教“复式班”——这个年级讲，其它年级做作业或者上体育。

没办法，这最艰苦最边远的地方谁也不愿意去。

直到退休，我父母才得团聚。

可是他们又分别，我父亲到县城文化馆清理善本书，我母亲在家乡小镇办文化站。

他们还曾经为供销社青年职工办夜校，为青年职工们补习在非常十年所没学到的文化知识。与此同时，他们还照料我哥哥的女儿，因为我哥哥和国外有合作研究项目，常年不在家。

我母亲办文化站，办文化茶园，训练女子龙灯队并夺冠，帮助失足青年，辅导地方各单位文娱节目，把文化站办成了省先进。当年作家周克芹先生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被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争着拍摄，官司打到文化部，结果各拍一部。李纬这拍过《小城之春》的老影星和当红明星刘晓庆等等一时云集，周先生由于感动于我母亲的事迹，竟在大红大紫的百忙当中抽出宝贵时间和乐山诗人周纲联袂前来采访。

我母亲，穷人的女儿，用她晚年的生命证明她绝不是背叛穷人解放事业的人，不是人民的敌人！

其次，我想到，合格的教师应该是学识、才艺足以为人师傅，多才多艺的人。

我父亲旧体诗歌、书法都行，用诗词写日记，解放前还曾经组织学生排演话剧《棠棣之花》。我弟弟杜力放弃五一劳动节休假，参加抢修发电机组，不幸因公牺牲，被追认优秀共青团员，我已退休的父亲白发人送黑发人，写七律诗《哭力儿》以哀悼，中有诗句：“慷慨捐躯实可哀，满腔热血洒蒿莱。断肢碎骨宁为己，济世利人夙所怀”。

是的，我弟弟在很偏远的“蒿莱”之地南垭河电厂工作，被天车断掉的钢缆抽断了手臂，接着抽中心脏！

我父这首诗中还有“怜汝一生多失意”的句子。我弟弟因受父母“问题”牵连，从小被人追打甚至灌大粪，只好只身逃往青海！刚回川工作，也分在偏僻之地。我父工资，在全县教师中最高，我弟弟幼年穿的裤子，却是补丁重重叠叠到不见实物难以置信！

我初中校长邓思敏是我远房舅舅，曾经在我父当校长的师范学校做班主任，美术、书法都来得。调我读的初中后，亲自在学校墙上画壁画、写格言，还办学生美展，还组织学生排演话剧——这些都是向我那教育内行的父亲学的。本地213国道大桥是邓校长题字。

我母亲出身贫苦，学费来之不易，所以在学校时课内课外尽量多学，学得多才多艺。工作后除了教书，还办板报，办墙报，画壁画，做教具，做的木圆规、三角板、地球仪就像从新华书店买来的，还常常和女教师们按动风琴唱歌剧。又是全科教师，当校长时，语文、数学乃至图音体教师请假，她都能亲自代课。还组织学生排练歌舞节目，辅导地方文艺演出，教敲锣鼓，教说快板，教独唱、合唱，教舞蹈。退休后办文化站，办文化茶园，训练女子龙灯队并夺冠。古稀之年站在高高的凳子上办板报，我姑母看见，说：“你不怕摔下来？”我母亲回答说：“想想你和姑婆扫盲吧，还不都是为公！”

是的，我母亲生我40天就被抽调搞中心工作，我姑婆、姑母把我兄弟姐妹带大，白天劳累，晚上还在我家族厅房义务扫盲。

我班主任李元中老师经常辅导我们朗诵英语诗歌，辅导我用英语写日记。

我两个语文老师刘大声老师、王友华老师都是大学生时发表诗歌的学生诗人。

我的初中老师们在学校排演话剧和大合唱的时候，校长邓思敏亲自画海报，美术老师——前峨眉电影制片厂美工冯先洁老师画布景，朱安生老师负责音乐。所有年轻教师都参加主持和串连词朗诵，都在话剧里扮演角色。

第三，品德高尚，乐于奉献，足以为人师表。

我父亲解放前后都是校长，又是解放后本地第一任师范校长，为本地培养了最初一批科班出身的师资，又提议并促成地方办起了有史以来第一所幼稚园。我母亲当校长时鞠躬尽瘁，退休后，白天管文化站，帮教失足青年，办板报，办墙报，辅导地方文娱节目，晚上和父亲在夜校为青年职工补习文化，我父亲白天还为文化馆清理善本书。

我曾经写有一篇《我家绝不欠工农》，其中讲到

我父母在五七干校和农场种地、我哥姐大学毕业到农村和农场锻炼、我和弟弟上山下乡当知青，我家种地的年头加起来相当可观，不会愧对工农。

仅我自己就下乡7年，从在汉区桃粪种地到去大凉山背粪种地，我本学霸，却栽秧打谷甚至打荞子样样会。

我父更厉害。

一介文弱书生、高度近视，一切从头学起，居然桃粪种地、喂鱼喂猪养牛样样会，后来我亲见他在进修校锄草，比我这知青还锄得地道锄得干净！

太不可思议，一个从小“四书五经倒背如流”，一个读线装《杜工部集》的斯文人，数年五七干校，居然锻炼得真的劳动人民一般！

我父母热爱教育，我父亲15岁教书，我母亲17岁教书，我父亲解放前后都是校长，师范校第一任校长，提议并促成地方办起第一所幼稚园，我母亲早期中心校校长，他们完成了创业和铺平道路的工作，却有好多年被剥夺上讲台的权利。解放前后我父母都是名师。我的第一个妻子的父母都是乐山一中教师，一听说我父亲名字立刻同意，他们说和我父共事时我父上课从不带讲义，却讲得头头是道。在通才学校，我母亲是女英雄丁佑君的班主任。

受父母影响，我兄弟姐妹除牺牲的弟弟外，全是教师，从幼儿园教师到小学、中学、大学教师，到博士生导师。

我热爱文学，但教书从来不敢马虎，当成第一要务，务必夺得好成绩，不玷污我父母名声，以致教一个最偏僻的山区中学的时候，我学生曹孝顺(我教他时他自己更名曹鹄)也考了语文中考全县第一！

但教育局让我当教务主任的时候我谢绝，因为我父母年迈，我又沉迷文学不能自拔。

在我弟弟的追悼会上，工人们失声痛哭，他们说我弟弟牺牲之前一直在下班后抓紧时间复习，准备投考师范大学。

是的，真正的教师就是奉献者，我父工资在全县教师中最高，他一直默默资助贫困学生，自己的幺儿却穿着补丁重重叠叠不亲见无法置信的裤子，我读初中时外衣里面是姐姐穿过的花棉袄。我父亲从五七干校转到本地农场喂猪喂牛的时候，作为知青，当时我有了收入，年终结算，我一年挣的工分除了分粮食，还能进钱。有一次回家时我买了油条豆浆去看我父亲，父亲竟很生气，他嫌我学会讲享受。

是的，我父亲母亲从不讲享受，从不做生，过年过节的伙食一如平时。除了工作证，我父母没有照过别的照片。

我把我父责备我讲享受的真人真事写成散文投报纸，竟被年轻编辑修改为我父因家贫而责备我。

文章发表，我委屈万分！年轻人啊，你知不知道我父我家工资，你知不知道人世间有不讲自己享受专讲资助他人的高人？

就是人们看得万分贵重的生命，我父在他的暮年，在他的诗词日记里，也是这样看待：

“乐生还乐死”！

对于国计民生、人间善恶、社会道德风尚，他的诗词日记里却是满满的关心。据母亲说，不管如何痛苦，为了不影响子孙上班上学，他从来不在子孙在家的时候呻吟。那天早上，他弥留之际，还按时打开小收音机听新闻。

素质教育催生文化名校强国

一、制定和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既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也是世界未来的需要

现在，我们文化的状况（我这里说的是文化深层的状况），实在让人担忧。进入近代以后，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对自己几千年文化传统研究得不深，更由于禁锢过久，面对西方强大的工业、武力，曾错误地认为自己的文化一无是处，应该彻底抛弃，于是大口大口地吞食西方文化食品。但是，西方文化食品中，既有丰富的营养，也有过量的激素，食之过久，浸透了我们文化肌体的每个器官，造成了文化肌体的“亚健康”。其主要表现是：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对物质享受的崇拜，对倒退文化的赞赏；在思想领域充斥着二元对立、工具理性、机械论。现在，我们所遇到的种种社会、环境、心理问题，弥漫在各个领域的“三浮”现象（浮躁、浮夸、浮浅），无不与这种激素在文化肌体里发生作用有着密切关系。这种“亚健康”的文化肌体，需要扶正祛邪，为此，必须下很大的力气，费很长的时间。

那么，当今世界上的情况又如何呢？现在，我们可以说：曾经给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西方文化已基本走到了尽头，它对解放人类思想、对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和推动力、它的再生机能，都已经枯竭，再也无法给人类做出新的贡献。人类未来的出路，在于各个民族和国家恢复被西方文化冲毁的自身传统，以多元文化交融代替一元独大。这一点已经成为西方思想界许多学者的共识。还有许多西方学者虽然在努力批判他们自己三百年来的文化传统，而且得出的结论逐渐接近中国文化的理念，但是由于不了解中华文化，所以还是在“隔山唱歌”，虽与中国有所呼应，但并不真切，更没有联起手来。因此可以说，中国制定和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既是我们自身的需要，也是世界未来的需要。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确有促进世界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自身和谐的丰富内容，其体系之完整、论述之细密、人性之饱满，为世所罕见。但由于以前我们曾妄自菲薄，毁坏过重，因而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优秀内容不为国人和世界所知。今天，我们思考文化战略，必须要有历史的眼光、世界的视野、自信的胸怀、创新的胆略。

二、思考文化战略必须遵循文化发生、发展、壮大以及由兴而衰、由衰而兴的规律

我们应该和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文化长期战略？这似乎既不是我一时能够回答的，就学界来说，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我只想说，思考文化战略必须遵循文化发生、发展、壮大以及由兴而衰、由衰而兴的规律；必须对症下药，针对当前文化的状况和走势以及未来的可能性。我认为，认识当前文化的状况和走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有关文化发展规律的问题入手。

1、文化的长期性和坚韧性

文化的发生与人类的出现同时，因为有了文化，人类才成为人类。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孟子说：“人之与禽兽也，几希。饱食暖衣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他所说的“教”，就是教化、文化、人化——获得人之成为人的品质。

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中华民族的文化比中华民族的历史记载更悠久。从文化发展史来看，文字发生得较晚，即使最早的文献中有“口传历史”的内容，但实际的文化历史要比这些记载还要早得多，因为更早的传说已经不可得知了。所以，后人所有对文化最终之源的追寻，都是猜测多于证据，永远成不了“信史”。

文化的坚韧性决定了文化的长期性，而坚韧性则来源于文化，也就是人类生活的方式、内容、习惯以及风俗，它一旦形成，就成为人们（部落、部族、民族）生产、生活、相处的基础和条件，因而必然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任何外部力量都对之无可奈何。虽然在传承的过程中也必然有所丰富、变异、发展、衰落，但只要文化符合人们生产、生活、相处的需要，特别是如果形成了人们的信仰和哲学，而这种信仰和哲学又已经浸透在其它种种文化形式之中，就不会被颠覆。在人类古代四大文明中（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历尽沧桑而从未中断，原因就在于此。任何时代的文化都只能在前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绝不可能突然种植出或移栽来一种全新的文化，原因也在于此。文化的培育是个长久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原因还是在此。

2、教育系统是维护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干

民族文化一代一代传承的方式、方法和渠道是多样的，但其主干则只有一个：教育。

从世界历史来看，人类在蒙昧时期，教育只限于部落、部族中的生活训练或长辈的教导；出现家庭后，则主要是父祖辈亲人的言传身教；一旦形成国家，一般都会出现学校性质的机构体系，对年轻人进行正规的系统教育。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国的学校几乎都是以传授道德、信仰以及书写、计算知识为主（韩愈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就是对这一阶段教育内容和性质所做的概括），生产技能则主要是由长辈进行“现场教学”，手把手，口传心授；工业革命之后，传授知识和技能变为学校的主要职能，特别是在政教分离之后，西方学校不再主要承担培养伦理、信仰的职责，“纯知识”、“纯技能”成为其主要特征。

我国从1906年正式开始废除旧学，兴办“洋学堂”，但是中国人从来重视发挥学校在文化传承、道德培养中的作用，所以在洋学堂里也讲究“德、智、体”的培养，于是学校就成为传承文化的主要场所（在西方社会，虽然学校不承担对学生进行德化教育，但是宗教和社区发挥着极其巨大的教化功能，再加上媒体、影视等工具，补充了学校的不足）。

学校对人进行教育具有系统、综合与形成独特环境的优势，所以虽然家庭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但还是要“易子而教”，把孩子送到私学（如村塾、家塾或学校）和公学去学习。

所谓“系统”，即根据学生的年龄施以相应的教育，先重感性教育，渐重理性教育，由浅入深，自成体系。这一教育的核心就是使受教育者成为一个正常的公民，即社会所需要、所欢迎的人，也就是一个完整的人。所谓“综合”，即文理工法、音体美等课程和课余活动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全面、整体的教育。所谓独特的环境，即让受教育者进入一个小社会，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这是一个“自然人”、“家庭人”转变为一个“社会人”的准备；过群体生活就要接受群体生活规则的约束，这对于将来进入社会是必不可少的训练；学校进行教学或其它活动，都会有相应的教具和设施，这是家庭难以具备的；另外，学校里独有的学习、思考、辩论、合作、欢乐的氛围，也在悄然地对受教育者的成长产生巨大影响。

教育的本质功能是留存、传承、创造文化的基地。毋庸讳言，我国教育的这一功能从某种程度上说遭到过扭曲乃至摧残，这在教学领域的突出表现就是没有把学生和教师当作一个“人”来培养和提高，而是当作了机器——将来生产物质产品或从事某项业务的机器。机器只能生产，只有“人”——具备了优秀文化的“人”才能创造。如果学生在16年（从小学到大学本科）或24年（从幼儿园到博士）中成长为一个“全人”、一个可以进行创造的人、一个符合他所处的时代所需要的人，那时学校的本质功能就实现了。

3、社区文化+家庭文化的巨大渗透作用

在现代社会，我们在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中不能忽视了家庭和社区对人的影响。广义的社区包括行业，例如学校、军营、企业等。这里所说的社区是狭义的，指农村的乡镇、城市的街道或居民小区。旧式的街道弄巷，左邻右舍相处多年甚至成为几代世交，彼此熟识；融洽的关系、共同的爱好、互助的风气，已经构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小区”，这对人的成长有着无形而巨大的影响。我国城市和农村的现代化和城镇化，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居住条件的质量，但也把固有的社区打散了；新的社区成了缺乏文化的聚居地。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能够从中获得文化营养的，“八小时之外”就只有家庭了。试想，现在当一家人要从这个小区的大楼中迁往另外一个小区的时候，还会像从小巷子里迁出时那样对邻居恋恋不舍吗？社区文化和人的关系，亦即社区文化与家庭日常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一个社区文化的形成，在自觉营造的前提下，也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放慢了或忽略了社区在文化建设与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对人的道德养成、培育良好习惯的功能，是很大的损失。

4、考察文化的状况

我认为，考察一种文化的状况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文物保护和利用的情况；二是学术研究的情况；三是百姓在认识上、实践上认同的程度。

文物，包括地上的和地下的文物遗存，当然传世文献也在其中。这些是传统文化的物化形式。虽然我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但是现在地上的原有文物，基本恢复了过去的规模；新发掘的文物日益增多，保护得也很好，在文物的适当利用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经验。

学术研究，因为曾经停顿多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不仅落后于邻国如日、韩，即使和台湾地区比，也有相当差距。近二十年，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研究的范围、研究队伍的规模、经费支持的力度和成果的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提高。虽然在有些领域和国外还有差距，但就总体而言正在接近国际水平。我设想，再给我们十年二十年，一定会整体达到国际水平。

百姓认同情况，实际是优秀传统文化内化程度的体现，也可以说是优秀传统文化生活化的反映，是自身文化强不强的最重要的反映。但这却是当前最让人忧心的一点。我想这似乎无需我来论证，人们可以举出生活中的无数实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探究和论证起来可以写若干本书。我只从一个学人的职责角度说，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摆设，不是只供学者研究的对象，而是养成民族灵魂的最好营养。如果一种文化产品，只存在于博物馆中，一种文艺形式，只存在于舞台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们已经死亡了。同样的道理，如果传统文化只存在于学者的书斋里或研讨会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它已经死亡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纯学术化”是件极为可怕的事情。避免之道，就学者而言，能够并应该做的，就是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中小学校，走进城市社区，走进村村寨寨，做些传统文化“扫盲”的工作，唤醒实际还存在于人们心中的文化基因；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为工人、农民、学生写些通俗的读物，并和文化创意工作者合作，把看似深奥的道理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用人人能懂的话语展现出来。话又说回来，普及、通俗化的工作并不好做——只有深入，才能浅出；唯有浅出，才能继续深入。

5、宗教的补充作用

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那么，如何看待宗教在当今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呢？

从宗教发展史来看，宗教几乎和人类同龄。宗教起源于人类对未知领域（人的自身和宇宙的奥妙、事物的不可预测）的恐惧和敬畏。当人自知是人而不是其他什么的时候，即自觉到自身存在的时候，生与死就成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于是人类自己创造出了宗教，给上述问题以种种解答，目的是给自己以安慰、寄托和期望。

例如犹太教和由它直接地和间接地派生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信奉一个超灵验的、绝对的、创造了除其自己之外的一切的神，神要求人信仰它，按它的启示行善，忏悔自己的罪恶，死后就可以进入天国，回到神的身边，否则就要沦入地狱经受种种苦难。这样，宗教对其信众而言就具有了无比的神圣性和吸引力。

又如佛教，不重在说明宇宙的起源，所以佛经上常说“无始无终”，一再讲述“无始以来”的事。释迦牟尼不是神，而是古印度迦毗罗国净饭王的太子，名悉达多，生于迦毗罗城的岚毗尼园，母亲名摩耶，产后七天去世，太子由其姨妈波阇波提抚养。释迦牟尼出生在人间，成长在人间，求法于人间，悟道于人间，涅槃在人间，遗骨（舍利）留传在人间。所谓“佛”，即觉悟之义。悟什么？即参悟人生和宇宙的规律，把握正确对待生与死、己与他的态度和方法。在佛教看来，万事万物俱有因果，即“缘起论”，无无因之果，也无无果之因。由此要人们看透人生之苦的原因，把握消除苦的方法。可见，佛教是重视现世的，不同于完全寄托于彼岸的犹太教等。

不管是“神启”式的宗教，还是“觉者”教导的宗教，归根结蒂都是对人的关怀，只不过它们都“聚焦”于“终极关怀”，即对人生最大的事——生与死的思考和从苦中解脱，以及与此密不可分的对宇宙终极的关注，并给出本教本宗的答案。各个宗教的所有教义，几乎都是从这一点引申出来的。为了到达天国或解脱生老病死之苦，就需明了天人之理，需要行善，需要和平。

历史上，各种宗教在长期布道、发展、变革过程中，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理论体系，积累了大量经典和历代智者对经典的解释，同时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各地的文学、艺术、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以致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和心里。因而可以说，宗教是一种文化，是直接作用于人心的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就起源而论，没有宗教也就没有文化。中国也不例外。因而在弘扬、发展中华文化的时候，不能忽视宗教。

我国固有的宗教只有道教；佛教经过自汉至唐与中土文化的磨合，已经中国化了，也应该视为中国原有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短则数百年，长则上千年，也已经适应了中国的国情。因而中华文化中的包容、和合、尊祖敬宗、利己利他，以及仁、义、礼、智等观念已经不同程度地被外来宗教所吸收。而宗教的哲学思辨、对自然的敬畏、对死亡的相对淡定（包括薄葬），也在融入中华文化。

但是，宗教从来具有两面性，即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面和不利于和谐的一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凡是盛世王朝，都是既充分发挥了宗教积极的一面，又制约和限制其消极的一面。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对宗教的种种误解和怀疑（其中有些则是宗教自身建设不足造成的），影响了对宗教特质的深入研究，在制约它和使它发挥作用两方面都有加强的空间。如果我们能以史为鉴，总结、借鉴历史上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把宗教作为补充，对管理的方法做必要的调整，那么也必将有利于新文化的建设。总之，在考虑文化战略的时候，不能忘记了宗教这一领域。

6、文学艺术的优越性和局限性

当人们谈到文化的时候，首先就会想到文学艺术。因为文学艺术能够形象地、生动地显现时代精神以及人们的愿望和对过往的记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因此，人们普遍喜爱文学艺术，需要文学艺术，因而文学艺术对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能起到很大作用。这就是它的优越之处。

但是，文学艺术也有其局限性。一是创作周期比较长，往往是回忆式的叙事。二是反映时代精神的方式是曲折的，它拒绝直白式的说教，所以对创作者和欣赏者的知识、文化水平有较高的要求。虽然娱乐性的艺术常常能为一般大众所欢迎，但是如果创作者没有对生活和时代的深刻理解，没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就容易走到媚俗的路上去，不仅不能提高受众，反而会适得其反。三是成本相对于其它文化传播方式普遍较高，有时难免受到一些客观条件限制。

文学和艺术本属于人民大众，人民的生活和创造是文学艺术的源泉，也应为大众所享用，但是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中，容易成为“小众文学和艺术”。如何尽量回避文学艺术的局限，在大众文化的发展中逐步创造、丰富新文化，这是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和各级政府强调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就是在这一领域所采取的战略措施，就是为让所有人民能够享有文化，为未来开辟道路。

三、一旦中华文化能够大踏步地“走出去”了，就意味着中华文化之身已经强健了

任何文化的弘扬、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两件事：一件事情是牢固地树立文化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应该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和日常生活中；另一件事情是自觉地与异质文化进行接触，通过接触，了解、理解、欣赏、学习对方。

文化的开放性和主体性，是辩证统一的。没有主体性，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就没有根基，没有主见，在与异质文化接触时，就可能或发生不应有的冲撞、抵制，或者走向另一端，良莠不分，囫囵吞枣，盲目信从，最后失去自我，不知“‘我’是谁”。反过来说，如果文化不开放，不自觉地与异质文化接触，就会故步自封，久而久之，文化就要凋敝；而文化不强，国家也将衰落，近三百年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说明。

文化“走出去”，是文化自觉的集中体现。从19世纪后半期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是因为接触了西方文化而催生的，但都是外国人或国人介绍进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也是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的，我们是被动中的主动或主动中的被动。现在，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可能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第一次把“文化走出去”提到全体国人的面前，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其根本的原因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强了，我们的文化开始自觉了。

当前，中华文化“走出去”，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是现在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已经统治了全世界，中华文化别具一格，是个“例外”，常常被视为“异类”加以拒绝。二是西方对中华文化的偏见根深蒂固，动辄说我们在搞“价值观输出”（这本来是个伪命题，在此不详述），刁难、抵制层出不穷。这种情况一时难以改变。三是我们还不善于用外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话语，客观地介绍中华文化以及当今中国。最近几年，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情况有所好转，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孔子学院已经遍布五大洲的105个国家。西方评论说：这是西方主流社会能够接受的中国唯一的文化产品。这一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以便让它在中华文化和各国进行综合交流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华文化“走出去”，自古就有，但那不是自觉的，是随着商品、移民或战争自然流出的。当中国积贫积弱，或在世界经济中没有地位的时候，即使自觉地向外介绍，也不会引人注意。现在开始自觉地向外走了，但还不是“大踏步”，只是“小碎步”。要想“大踏步”，还要走相当长的路：一是要等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中华文化强大起来；二是要学会“大踏步”。

文化交流大体有三个层次和渠道。第一个是政府间的交流，主要是因时、因地、因人（对象），围绕着国家间的利益进行。这种交流决定着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第二个是学者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学术性强，参与者寡，但却直插文化根底，接触彼此的价值观、世界观、伦理观，其影响久远。这种接触的成果可以观照文化的所有领域，真正了解对方的“心”和“根”。第三个是大众间的交流，也就是现在开始常提到的“公共外交”。商贸、旅游、留学、演出、体育竞赛等都属此类。

我认为，在这三个层次或渠道中，最重要的是第二个。因为学界的交流可以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可以影响各自的决策者，下可以影响大众，而且是在文化的根本上产生影响。现在，我们的情况恰恰是这方面薄弱。因为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研究还不够深广，同时，研究文化的学者90％以上不能用他国语言进行交流，即使交流，也缺乏与异质文化交流的话语技巧和应对方法。这都是长期封闭的后果。最难的是第三个层次或渠道。在大众交流（公共外交）方面，现在参与的人不少，但是懂得或精熟某种形态文化的较多，了解文化与交流规律的较少。这是由于一般游客、文化工作者曾经受到教育体制的局限。

总之，在我看来，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必然之势，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目前一个重要的任务就要把这件事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加大力量。但是，以前我们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因此，近年我提出了“固本强身，走向世界”和“小步快走”的想法。其意思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速度可能决定于国家经济实力和在文化“走出去”投入的多或少；而效果的大小、影响的深浅，则基本上决定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建设和研究的水平。有前一点，所以可以快，有后一点，所以只能是小碎步，不是我们不想大踏步，而是大不起来。一旦中华文化能够大踏步地“走出去”了，就意味着中华文化之身已经强健了；而“走出去”也会影响和促进“固本强身”。

（作者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提问者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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仡佬族简介

仡佬族简介

仡佬族简介

仡佬族，现有159328人，主要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山区，90%聚居于罗城仡佬族自治县。“仡佬”一词在民族语言中，就是“母亲”的意思。

仡佬族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与毛难语、侗语非常接近。由于仡佬族人民与汉、壮族人民交往密切，仡佬语中吸收了不少汉、壮语词汇，绝大多数人兼通汉语，部分人还会说壮话。

仡佬族主要从事农业，以水稻、玉米为主。耕作技术、作物种类和生产工具基本上与附近的汉、壮族相同。佬族山乡素有“煤乡”之称，采煤已成为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仡佬山乡是景色迷人的山水画廊，山如剑排，水似绸缎，素有“小桂林”之称。

仡佬族历史

仡佬族人和中国古代“僚”人（音老）有密切关系。大约在2000年前，古代僚人就在贵州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后来不断迁徙散布到其他地区。自明代以来，许多史籍上都记载着：“仡佬，古称僚”。仡佬族人主要从事农业，以玉米为主，其次还产稻、麦、薯等。早在清代，仡佬族人中就出现了一批专业的铁匠，铸犁、制作鸟枪，被人们称为“打铁仡佬”。仡佬族人因为长期与汉族人杂居在一起，所以生活习俗等方面已和当地的汉族相似，但至今仍保存一些本民族特有的文化活动、节日庆典、饮食习惯。因为仡佬族人数少又居住分散，所以他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就连语言也有很大差别，往往分散居住在一个县内的族人也不能通话。新中国成立前，仡佬族人过着贫困悲惨的生活。解放后，仡佬族人享受到民族平等的权利，生产水准不断发展，生活水准不断提高。

仡佬族音乐

仡佬族约有五万三千多人，主要分布在贵州省的仁怀，遵义，安顺，镇宁，大方，金沙等县，少数分布在广西和云南两省的部分地区。他们信奉多神，普遍会讲汉语，使用汉文。

音乐以歌唱为主，有山歌，儿歌，酒歌等。著名的『地戏』是仡佬族人民所喜爱的表演形式。『打花龙』是仡佬人喜爱的娱乐活动，乐曲描绘了这一欢乐热烈的场面。

仡佬族礼仪

仡佬族的礼仪是不成文的规约，是千百年来仡佬族在人际交往中自然而然地约定俗成的一种行为准则。

嫁取礼仪仡佬族有接亲“打新郎”礼仪。当迎亲队伍来到新娘家门口时，久候多时的女方家亲朋邻里一哄而上，争先恐后地抡着青杆柴围打新郎，可怜的新郎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任由他们乱棍抽打。民间认为，打亲能打掉新婚夫妇的是非口角，使他俩后恩爱相处，白头偕老。

丧葬礼仪仡佬族把葫芦作为始祖的象征，置于神龛供奉。老人死后，将死者的指甲剪下后放入葫芦内，置于屋后神堂内秘存，这样，仡佬族认为死者会返回自己的图腾。

其他礼仪在宴会和某些公共场合，按辈分坐位，小辈不能与长辈同坐上方。若青年人与老年人同席，须坐得端正，言归正路。饮酒时老、小不能嬉戏。上菜后，须由桌上老人请大家提筷并先到鞭一盘夹菜，青年人才能跟随动作，不能单凭自己喜好乱来。男女间有老人在时言语举止尤须谨慎，不准骂本姓人是舅子。赶场、走亲戚外出若遇老人同路，须让老年人走前，年轻人随后。在父母死后的两三年内，家人言谈举止尤须庄重，不得笑颜嬉戏，更不能与别人吵嘴。女子行为更须检点，否则，被同族人视为对其先父先母为不恭。尤其是不允许男女间的不正当行为，否则，会受到“冲江”的处罚。

仡佬族庆节

仡佬族的传统节日大体与汉族相同。如春节、端午节、七月节和中秋节。其中糯米粑是仡佬族节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食品。

春节是仡佬族最大的节日。过春节时，家家户户都要用一升或几升糯米打成一个大的粑粑，放在簸箕或方木盘内，供奉祖先，三天之后才可食用。在端阳节、重阳节及其他所有节日，都要宴请宾客，均要做粑粑。民间广为流传着“端阳打粑送亲家，重阳打粑封龙口，谷熟打粑献新人”。

牛王节是仡佬族民间特有的节日，在农历十月初一。每到这一天，当地的仡佬族杀鸡、备酒、敬奉牛王菩萨，祈愿牛王保佑耕牛体魄健壮，凡养牛户届时都要让耕牛休息，用最好的饲料喂牛，还要用上等糯米打两个粑粑分别挂在牛的两只角上，把牛牵到水边，让牛“照镜子”，使它兴高彩烈，然后取下粑粑喂牛。

仡佬族婚俗

仡佬族的传统节日大体与汉族相同。如春节、端午节、七月节和中秋节。其中糯米粑是仡佬族节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食品。

春节是仡佬族最大的节日。过春节时，家家户户都要用一升或几升糯米打成一个大的粑粑，放在簸箕或方木盘内，供奉祖先，三天之后才可食用。在端阳节、重阳节及其他所有节日，都要宴请宾客，均要做粑粑。民间广为流传着“端阳打粑送亲家，重阳打粑封龙口，谷熟打粑献新人”。

牛王节是仡佬族民间特有的节日，在农历十月初一。每到这一天，当地的仡佬族杀鸡、备酒、敬奉牛王菩萨，祈愿牛王保佑耕牛体魄健壮，凡养牛户届时都要让耕牛休息，用最好的饲料喂牛，还要用上等糯米打两个粑粑分别挂在牛的两只角上，把牛牵到水边，让牛“照镜子”，使它兴高彩烈，然后取下粑粑喂牛。

仡佬族服饰

据史书记载，大约在十九世纪中叶，仡佬族妇女上衣短仅及腰，袖背上绣鳞状花纹，下穿无褶长桶裙，整个裙子分为三段，中段用羊毛织成，染成红色，上、下两段多用麻织，一般有青、白色条纹，外罩青色无袖长袍，长袍前短后长，均绣有花纹，穿时从头上套下，脚穿钩尖鞋。男子多穿对襟衣，男女均以长帕包头。大约在三、四十年前，仡佬族服饰大多与邻近汉族或其他民族相同了。

仡佬族饮食

习惯日食三餐，早餐稀饭或酸汤烫饭，中餐和晚餐多为大米干饭或玉米干饭。糯米食品，是仡佬族最喜食用的食品之一。糯米一般都用来制作糯米粑，因制作方法不同，各具不同的风味。食用时，常配以蜂蜜、红糖、白糖、芝麻、苏子等。

仡佬族大都喜欢把鲜菜做成酸菜和腌菜再吃，如用青菜、辣椒、大蒜、生姜混合腌制的酸辣菜，用香椿芽腌制的腌香椿，不仅可以凉拌，单独作菜，而且还可用来做成大菜（即扣肉底菜）。

肉类主要有猪肉、羊肉和牛肉、马肉，其中较有代表性的风味菜肴是用猪骨头、鸡肉加大量的辣椒粉舂碎，加各种佐料做成的辣椒骨，食用时既可单独做汤，又可与其他菜相配，制成各种风味菜肴。

仡佬族很喜欢吃辣食，吃法很多，如：将嫩辣椒放在干锅内爆成半熟，然后用油炒；或将嫩辣椒煮成半熟，晒干，吃时再用油炸，直接用来下酒。

仡佬族善酿酒，以“爬坡酒”最富特色，酒用玉米、高梁、毛稗、稻谷等酿制而成，常用作礼品赠送亲友。

仡佬族建筑

仡佬族民间建筑。住房一般分作三间，中间为堂屋，不住人。也有分作两间者，一间作卧室，一间作厨房。以前的建筑形式有土筑房、篾编房和石砌房、小树条编织成的篱笆房、用枝枝作架盖以茅草的塌塌房和四脚棚。塌塌房檐下有矮小墙壁，四脚棚一般成三角形，屋檐触地。还有一种穿斗房（也称“高架房”），用大木柱和厚木板建成，以瓦片或薄石板盖顶。

仡佬族习俗

仡佬族生活习俗等方面和当地汉族相似。仡佬族的禁忌有：平时不能站立或坐在家门口；有分娩或有丧事的人家，外人不得入内；妇女生孩子未满40天的，不能跨门槛，也不能到井边挑水。仡佬族热情好客，亲戚朋友相聚，都要以酒为礼，遇到喜庆或节日，酒必不可少。

仡佬族宗教

仡佬族的崇拜与信仰以祖先为主，同时崇拜山神、大树神和土地等自然神灵，有的地方受汉文化影响较早，部分群众亦信仰佛教、道教。

祖先崇拜仡佬族祖先崇拜是其心灵世界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其祭祖活动大都透过农历腊月三十、正月初一、正月十五、三月三、五月五、六月六、七月十三、八月十五等节日进行。但各地仡佬族祭祀祖先有明显的地域差异。广西隆林县的仡佬族大部分家庭把祖先神台安置在房子最中间的厅堂里。有的地区在灶房内放一小块木板或临时在堂屋贴上几张纸钱，以示祖先的位置。有的以自家房屋最近的小山作为祖先的替身或在灶前默念祖先的名字，进行祭祀。

自然神崇拜自然神崇拜以三月三祭山神和大树神为主，有的地方也祭“宝王菩萨”。仡佬族人想信万物有灵，天地山川、风云雷雨、日月星辰、金石草木皆有神，五谷种子、碓、磨也有神，认为祭之可得福。如道真的仡佬族认为孩子拜古树、大石为“保爷”，孩子就可“易养成人”。因此，在仡佬族的信仰中，“神灵”比比皆是，呈现着直接的泛神、多神信仰。

偶像崇拜仡佬族也有一种偶像崇拜仪式“扎艾狗”，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贵州遵义、仁怀等县的仡佬人都要到坡上割来蕲艾并扎成似狗的形象，烧香、燃烛、献酒饭祭祀后，将其挂在大门的横枋或燕子梁上，以保全家人丁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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