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养牛发展史论文题目，《广东美食文化研究报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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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不仁,以万物为狗 是什么意思

天地无所私爱，任凭万物自然生灭

天地不仁：仁，即儒家所谓的爱，这里是特指私爱、偏爱。天地不仁，是指天地无所偏爱。老子认为天道是无为的，也就是顺任自然的，而天地间的一切事物，也都依照自然的法则运行着，并不存在任何驾凌于自然界之上的什么主宰。天地只是物理的、自然的存在，并不象有神沦者所想象的那样对某物有所偏爱、对另物又有所厌嫌。

(2)刍狗：用草扎成的狗，供祭祀时用。人们把草做成刍狗时，并不对它有什么偏爱或重视；祭祀完了就扔掉它，也不是恨它或轻视它。天地以万物为刍狗，是说天地对万物无所私爱，而任其自然生成或毁灭。下旬圣人不仁，也是指圣人对人民无所谓爱与不爱，而任其自作自息。

这句话是是什么意思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此句出自老子的《道德经》第五章。仁在这里的意思是仁爱，仁慈，对百姓的仁义。刍狗就是草扎的狗，以前祭祀时用草扎的狗来代替活的狗作为祭品，祭祀完如同废物，随意丢弃。整句话意思是，天地没有好恶的意识，也不怜悯万物，任其生长，自生自灭。

本篇文以解析“刍狗”为出发点，坚持以老解老的立场，提出释“刍狗”为“刍豢”的观点；并以之返回观照文本意义本身，对《老子》体系中的某些范畴做印证性探讨

《老子》，又名《道德经》，上下八十一章，在我国哲学史以及文学史上的地位均毋庸置疑。然其语义艰涩，所指抽象，其中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一句更是理解不一，莫衷一是。由论文题目可知，对句中“刍狗”一义寻找一个合理解析是本论文力图解决的主要问题。因此，本论文分成两大板块：第一板块（1、2、3、4节）集中于“刍狗”一义的辨析与解释。第二板块（5、6、7节）以第一板块的释义为基础，对“刍狗”一句句义、以及所涉及《老子》体系中的某些范畴等做初步探讨。

一

先将通行本《老子》（非通行本的问题后面谈）第五章抄录如下：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由于《老子》文本的特殊关系，一章中上句与下句未必有必然联系（帛书本《老子》证明早期《老子》章节与传世本不同，很可能祖本《老子》不分章）；所以我们把重点放在头一句上。显然，“刍狗”是理解句意的肯綮之一。历来对“刍狗”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倾向于将“刍”、“狗”拆开，分别释义。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汉代河上公的注：“天地生万物，人最为贵，天地视之如刍草狗畜，不责望其报也”，“圣人视百姓如刍草狗畜，不责望其礼意”。其后，魏晋时王弼采纳了这种说法，“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无施，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则不足以备哉！天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无为然万物而万物各适其所用。”为了论述方便，以下称这种释义为河上公注。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继续阐发河上公注，“……刍(草)、狗(兽)、人都是天地间自然生长的物，兽食草，人食狗，都合乎自然规律，天地并不干预兽食草，人食狗，所以圣人也不干预百姓的各谋其生活”。

显而易见，主张拆词的根据主要来源于文字学。刍的古字是“刍”，甲骨文字形从手从草，故《说文》释：刍，刈草也。又，李文仲字鉴曰：“‘刍’，说文：‘刈草也，象包束草之形。’从二屮，即‘草’字也。”“刍”字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被普遍用来指代草，如《周礼•太宰》：“七曰刍粖之式”。《左传•昭公十三年》：“淫刍荛者”。《左传•昭公六年》：“禁刍牧采樵”。这是当时的大语境，以“刍”为“草”实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河上公注的释义隐约将“草”放大，有相当于今天“植物”一词的外延。同理，“狗”被放大为“兽”，借指一切动物，于是有“兽食草，人食狗”之说。

另一种释义主张将“刍狗”理解成偏正式的合成词，即“用草扎成的狗”。此说最早见于《庄子•天运篇》，其中讲到：“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斋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由于庄子学派于老子学术体系的特殊关系，有不少后人偏信此说。宋王安石指出：“天地之于万物，圣人之于百姓，有爱也，有所不爱也。爱者，仁也；不爱者，亦仁也。惟其爱，不留于爱，有如刍狗，当祭祀之用，盛之以箧函，巾之以文绣，尸祝斋戒，然后用之。及其祭祀之后，行者践其首迹，樵者焚其肢体。天地之于万物，当春生夏长，如其有仁，爱以及之；至秋冬，万物凋落，非天地之不爱。”

王雱（王安石之子）则注道：“刍狗，祭祀所用。方其用也，隆礼致敬以事之；及其已事，则弃而捐之，等于粪壤。其隆礼致敬之时，非不以至诚也，然而束刍为狗耳，实何足礼敬乎？准不足礼敬而加礼敬者，又非以为也。夫万物各得其常，生死成坏，理有适然，而天地独为之父母，故不得无爱。而原天地之心，亦何系累哉！故方其爱时，虽以至诚，而万物自遂，实无足爱者。反要其终，则粪壤同归而已，岂留情乎?”后又如元代吴澄注：“刍狗，缚草为狗之形，祷雨所用也。既祷则弃之，无复有顾惜之意。天地无心于爱物，而任其自生自成；圣人无心于爱民，而任其自作自息，故以刍狗为喻”。

以上两说为主流，几乎左右了从古至今整个“刍狗”释义的思维路线。有意思的是，《唐明皇道德真经注》自己无法裁夺，只好兼收并蓄，在解释“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时候，援河上公注：“天地生万物，人最为贵，天地视之如刍草狗畜，不责其报也。”而在解释“圣人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时候，又援《庄子•天运》里的说法：“不仁者，不为仁恩也。刍狗者，结刍为狗也。犬以守御,则有弊（蔽）盖之恩。今刍狗徒有狗形，而无警吠之用，故无情于仁爱也。言天地视人，亦如人视刍狗，无责望尔！”

两种释义方式导致对句意的不同理解更是五花八门，主流也是两种。主张拆词的多认为“刍狗”乃废弃之物，无需珍惜，并引此句与“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等联系，认为“任由自生自灭”，一切要回复自然；援庄子说的多主张“不仁至仁”，或“至仁无亲”，如唐明皇道德真经注：……言天地视人，亦如人视刍狗，无责望尔。尝试论之曰：夫至仁无亲，孰为兼爱？爱则不至，适是偏私。不独亲其亲，则天下皆亲矣。不独子其子，则天下皆子矣。是则至仁之无亲，乃至亲也，岂兼爱乎？

到底以上说法是否真正领悟了“刍狗”一句的真实含义呢？笔者不敢妄下断论。恐怕还得回到最初的出发点“刍狗”上，仔细探究一番。

二

事实上，河上公注将“刍狗”简单地分成草和狗，历来不乏反对的声音。例如，马叙伦在《老子校诂》中指出，说“譬如结刍为狗以祭祀，此说是也；王弼河上注以刍草狗畜二物说之，非是。”余不一一。

而笔者亦同样认为，“刍狗”不宜简单地拆开解。理由有二：

首先，从句式上来看，句中包含另外几个关键词：天地、万物、圣人、百姓。这四个词在此均以合成词的形态出现，“天地”对“圣人”，“万物”对“百姓”，故“刍狗”在形式上宜以合成词的形态出现在句式中。

其次，从逻辑上说，如果“刍”是“草”，“狗”是“兽”的话，那么如河上公、王弼注的“将天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便有偷换概念之嫌。为什么不说“狗食刍，人食狗”呢？关键就在于狗不吃草。因而与“刍”相联系时，不得不说“狗”代表了“兽”，尔后单说“狗”时，就承认“狗”就是“狗”。但是“狗”之单字意思明确，《说文》指出：大者为犬，小者为狗。《礼记•曲礼上》谓：效犬者左牵之。《尔雅》中也明确指出：(犬)未成豪，狗。郝懿行义疏：“狗，犬通名。若对文则大者名犬，小者名狗……今亦通名犬为狗矣。”狗没有指代兽的义项，而以狗扩大到代指所有兽类的先例，笔者尚未见到。那么，剩下来的唯一解释就是，这里的狗如果分拆开来，就不能简单地释为兽。

又，如果说“刍狗”是出于音韵上的需求，则不合道理。正如朱谦之在整理《老子》韵读24例后所说：“由上所举韵例，有前人所认为无韵者，而实皆自然协韵。如以叠字为韵，老子之例甚多也……由此知五千言以道、道为韵，名、名为韵，以仁、仁为韵，狗、狗为韵者，又何足异？”可见，此句“狗”“狗”迭韵，无论在“刍狗”的位置上换成哪一个词，总能构成韵读，不会有其它影响。同时，第五章第二句的结束词为“橐龠”，第三句的结束词为“中”，依照王力整理的古韵三十部，“狗”（侯部字）与“屈”、“出”韵（脂部字）、“中”（中部字）相去甚远，都不能构成有效韵读。因而笔者不认为以“刍狗”标榜它义是出于音韵上的考虑。

作进一步观，河上公注为什么要将“刍狗”拆开来解释成这个样子呢？笔者认为这与《老子河上公章句》本身的价值判断分不开。在道家以及道教典籍的发展体系中，《老子河上公章句》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王明在《<老子河上公章句>考》中指出：“自西汉初迄三国，老学盛行三变，其宗旨各自不同……一、西汉初年，以黄老为政术，主治国经世。二、东汉中叶以下至东汉末年，以黄老为长生之道术，主治身养性。三、三国之时，习老者既不在治国经世，亦不为治身养性，大率为虚无自然之玄论。”《老子河上公章句》的成书时间尚无定论（王明认为“似当东京中叶迄末年间感染养生风尚下之制作”），但万变不离其宗，大抵上反映的是由“治国经世”向“治身养性”发展的情况。从而，书中身国兼顾的例子随处可见，如：

治身者呼吸精气，无令耳闻；治国者布施惠德，无令下知也。

用道治国则国安民昌，治身则寿命延长无有既尽时也。

除此，《老子河上公章句》还提出了多种养气的办法，从这些可以看出，人的自我意识已经上升成为了价值判断的主体。所以，“刍狗”亦演化成了一条生物链：兽食刍，人食狗。“人”处于生物链的最高层，其地位与价值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张扬，所谓“天地生万物，人最为贵”。这与《老子河上公章句》明言提倡养生修身的思维模式相吻合。事实上，《老子》五千言，并没有直接论及养生、修身；《老子》只提倡“为道”，如第十五章“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等。这种思路一直被后来人刻意地继承下去，便逐渐出现各种各样的养生方式，包括胎息吐纳、气功丹药；一直到葛洪的《抱扑子内篇》，蔚为大观，成为“金丹大药”神仙道教的集大成者。如此说来，河上公（《老子河上公章句》作者尚未有定论，姑且称之）不过借《老子》之言阐发自家论调而已。那么，把“刍狗”解释成“兽食刍，人食狗”的生物链也在情理之中了；否则便失去一个可供趁机阐发的舞台。

三

那么，“刍狗”既然不能循河上公注，可否就依照《庄子•天运篇》释为“草扎之狗”呢？笔者不敢苟同。

一、释“刍狗”为“草扎之狗”不见得文义畅通。

《庄子•天运篇》为述孔子守周礼不放而引“刍狗”一例，文中人物师金在解释完“刍狗”以后，更重要的还是后面一段话：

将复取而盛以箧衍，巾以文绣，游居寝卧其下，彼不得梦，必且数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陈刍狗，聚弟子游居寝卧其下。故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是非其梦邪？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死生相与邻，是非其眯邪？……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龁啮挽裂，尽去而后慊。

可以看到，庄子借师金这段话主要评述孔子守古之礼法不变，不得变通。其中：

（1）“刍狗”在此隐约含有神魔怪力之意。所谓“将复取而盛以箧衍，巾以文绣，游居寝卧其下，彼不得梦，必且数眯焉”。也就是说，如果在祭祀完后，还有人将草扎之狗细心珍藏，形影不离地带着，那么即使不招来恶梦，也会为神魔所吓。这种天马行空略带诡异的行文色彩与庄子整部书的风格相吻合。

（2）师金指出：对待“刍狗”的一般态度是用完后践踏之，抛弃之，但有的人不是这样，对“刍狗”看得很宝贵。重点就放在后半句，换句话说，孔子将周礼看得很重，他就相当于师金讽刺的那位在祭祀完以后还悉心珍藏“刍狗”的人。那么，到底用后即弃的态度可以称为“以……为刍狗”，还是用后珍藏的态度才叫做“以……为刍狗”呢？庄子没有明说。依前者，孔子不以周礼为“刍狗”，依后者，孔子以周礼为“刍狗”。

带着以上两点，我们回到《老子》那句话，可以发现二者迥异。首先，《老子》阐述的是自己对天地、圣人的看法，没有必要染上浓厚的神力色彩。有一种意见认为，史载老子做过史官，所谓“周守藏室之史（相当于今天图书馆的馆长）”；而在周以致更早的时候，史、卜、筮、祝这几种人每每相通。那么，老子作为巫祝文化背景下的一个言语者，他的用词遣句不可避免地会带上相应的痕迹；“刍狗”作为祭祀的物品，就是老子随口拈来的绝佳比拟。

这种意见有道理，《老子》书中也的确体现了很多史巫文化氛围的思维方式。不过，是否就能因此一锤定音呢？笔者认为不妥：一则按照通行本的分章模式，第五章第二句言“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众所周知，“橐龠”就是“风箱”，不但形象而且容易理解，并没有艰涩之感。“风箱”与史巫文化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关联。另外，《老子》第十一章言“三十辐共一毂”、“埏埴以为器”、“凿户牖以为室”，均是日用之常物，为大众所熟识；第六十四章所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是日常之理，为大众所接受。难道这些精妙的例子都与史巫文化相关吗？可见，从词句中看出史巫文化气息是正常，但不能反过来仅凭史巫文化就硬将《老子》中的词义解释成相应的模样。二则《老子》中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只。五千言中论及神（出现“神”字的仅八处，分别在第六、二十九、三十九、六十章）的时候，多为泛指。如第三十九章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生……”，天、地、神与谷都是一个范畴，并非所指。神谷第六章言：“谷神不死，是谓玄牝”。谷神也不是某个具体神灵（具体释义有争议，不过公认体现了原始的生殖器崇拜）。进一步说，在《老子》构筑的体系下，行为规则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自然以下，分别是道、天、地、人。而鬼、神或者仙在这个体系中没有相对应的地位。所以，《老子》似乎没有必要将“刍狗”越说越远，附上神力色彩。

其次，我们看一下（2）。《淮南子•齐俗训》提到“刍狗”，与《庄子•天运篇》相通：譬如刍狗土龙之始成，文以青黄，绢以绮绣，缠以朱丝，尸祝袀袨，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后，则壤土草剟而已，夫有孰贵之？

也就是说，按照上述逻辑，“刍狗”可以囊括三个含义：

a、敬而用之。所谓“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齐戒以将之”，“文以青黄，绢以绮绣，缠以朱丝，尸祝袀袨，大夫端冕，以送迎之”。也就是说，“刍狗土龙”在未经使用前的阶段，是深为所重的；它相当于某件贵重物品，蕴涵着相应得价值功能。

b、弃而贱之。所谓“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则壤土草剟而已”。此时，“刍狗”相当于完全无用之物。

c、先敬而后弃。也就是包括了a与b两个阶段，成为一个总体观照。此时的“刍狗”相当于一个先顺时而后背时的概念。

《庄子•天运篇》所言的“刍狗”，描述具体明晰，应该指义项c。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天运篇》并没有指出也没有迹象表明，此处“刍狗”一义引自《老子》；何况，在文本中与颜渊探讨“刍狗”问题的不是老聃，而是师金。那么，将c义项直接套用到《老子》中的“刍狗”上，即使可以解释得通，也未免差强人意。怎能证明《老子》中的“刍狗”不是a义项，不是b义项，就是c义项？

事实上，退一步来讲，c义项并不能地让人信服地释义。分析如下：《庄子•天运篇》中的文本具体含意有两个：1）师金认为，周礼就像刍狗一样，是先顺时而后背时的东西；现在它已经过时，不必再念念不忘。2）师金认为，孔子守着周礼不放，就像守着刍狗不放一样，念念不忘。

但是，以上两种行为，到底哪种可以等同于“以……为刍狗”这个句式呢？《庄子•天运篇》中没有解释这个问题。

如果1）可以说称之为“以……为刍狗”，要达到“不必念念不忘”，必须先使之价值破灭，成为废弃无用之物。那么天地是否曾经“敬”过万物，圣人是否曾经“敬”过百姓呢？或者，天地是否曾经“用”过万物，圣人是否曾经“用”过百姓呢？显然费解。有人主张在此基础引申为“任由自生自灭”，比如苏辙认为：“结刍为狗，设之于祭祀，尽饰以奉之，夫岂爱之？适时然也。既事而弃之，行者践之，夫岂恶之？亦适然也。”但是，“用过即弃”与“任由自生自灭”两个行为的主体明显不等。“用过即弃”的主体是作用于对象的事件参与者，“任由自生自灭”的主体是一名旁观者。“结刍为狗”不是自生，是人造之以生；不是自灭，是人捐之以灭。“用过即弃”与“任由自生自灭”二者相距甚远，况且，无论用过是否放弃，后者都可以笼统概之为“任由自生自灭”。从“用过即弃”推至“任由自生自灭”亦难以说服人。

如果是2）可以称之为“以……为刍狗”，释为“念念不忘”，那么顺着这个逻辑，是否说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以百姓为刍狗，就是天地悉心珍藏万物，爱不释手，圣人爱惜黎民，念念不放呢？既然如此爱惜，何必声称“不仁”，让多少后来者久不得其要领？

总之，以上分析表明，将“刍狗”释为“草扎之狗”，于《庄子》文本中可通，于《老子》则不通。庄子学派也有借老子之言阐发“至仁不仁”或者“至仁无亲”的嫌疑，此“刍狗”非彼“刍狗”。

四

那么，“刍狗”到底作如何解释呢？笔者以为，将“刍狗”释为“刍豢”较为恰当。

刍豢，当指牛羊犬豕。《说文》指出：“豢，以谷圈养豕也。”《孟子•告子上》：“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朱熹注曰：“草食曰刍，牛羊是也；谷食曰豢，犬豕是也”。又如，《史记•货殖列传》有言：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

“豢”与“犬”关系之密切历来为人所道，《礼记•月令》：乃命宰祝，循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郑玄注：养牛羊曰刍，犬豕为豢。孔颖达疏：食草曰刍，食谷曰豢。又《周礼•地官•槁人》：掌豢祭祀之犬。郑玄注：养犬豕为豢。商承祚先生在《殷墟文字类编》谈到：今卜辞有字囗（上“豕”下“廾”）、囗（上“犬”下“廾”），象以手奉豕，疑即豢之初字。篆字从采，殆后世所增。牛羊曰刍，犬豕曰豢。故其字或从豕，或从犬。

可见，若以“刍豢”释“刍狗”，语义上可通。同时，刍豢还泛指祭祀用的牺牲（其实就是牛羊犬豕的另一用途），但没有“草扎之狗”的神力色彩。设“草扎之狗”之义为a，“刍豢”之义为b，比较二者可知至少有以下区别：

1、a是人造之物，依人而生。b是自然界的生物，有灵能动。

2、a与天地之关系是单向的：a作为道具祭祀天地，但天地对a没有任何既定义务。b与天地的关系是双向的，b依天地而生，天地有权干涉b，但是它不干涉。

3、a的使命只有一个，就是取悦于既定对象。b是自然之物，本无其使命可言；若非要言其之于人的功用，那么它的功用呈发散性与不确定性，可以为人所奴役，作劳力、作菜肴、作牺牲，亦可以自生自灭。

4、a是单数，b是复数。

由此分析：

据1，“草扎之狗”不能自生，为则有，不为则无。而b可以自生，与人的存在无任何关系。

据2，对于“草扎之狗”，天地作为旁观者的身份是在语境之外的，因为天地对“草扎之狗”无任何义务，如果“草扎之狗”对天地有作用、有左右，那才是稀罕的事情。对于“刍豢”，天地是成就牛羊犬豕的其中一个条件，但天地对自己的所为“麻木不仁”。同样地，圣人之于百姓，也应该遵循。这与《老子》提倡的“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甚至“道生之、蓄之……为而弗恃，长而弗宰，此之谓玄德”等极其吻合。

据3，“草扎之狗”的用途只有一个，就是取悦于神灵，企盼得到佑护。用之于天地尚可，但用之于圣人则不当。难道万千百姓、芸芸众生需要取悦圣人，从而得到圣人的佑护吗？可惜，《老子》从未提及，老子只提倡“邻里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相反，圣人可以在其能力范围内给予百姓帮助，不正像天地之于刍狗万物么？钱锺书在《管锥编•老子》谈到：刍狗万物，乃天地无心而“不相关”、“不省记”，非天地忍心“异心”而不悯惜。钱锺书不独言刍狗，独言万物，而将刍狗万物并列，实乃明智之举。

据4，因为万物、百姓皆是复数，故“刍狗”宜释为复数。否则，天地将万物看成是一个“草扎之狗”呢，还是将万物看作是一堆“草扎之狗”呢？

可见，“刍豢”比“草扎之狗”更符合句意。那么为何不直接使用“刍豢”一词呢？一则“刍豢”比不上“刍狗”简单易识，求通俗而已，不然为何又不用“刍犬”以代“刍狗”呢？二则“豢”字已经发展出引申义，即收养，或曰以利收买。如《左传•哀公十一年》：是豢吴也乎。杜预注：豢，养也。又如《荀子•棨辱》：豢之而俞瘠者，交也。同时，《老子》喜言通俗之物，以平凡事平凡物作喻。如“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牗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同理，“刍狗”易通俗不易延远，“牛羊犬豕”则是。

另外，《易•说卦传》说：艮为狗（稍后，汉代人以马喻乾卦，以牛喻坤卦）。由此，该章节包含有“天”（乾）、“地”（坤）、“风”（巽）、“狗”（艮）等重要的卦象，老子是否另寓深意，亦不可知。但狗素来被人所格外看重是毋庸置疑的。狗为六畜之一，除了有预兆吉凶灾异的象征作用以外，还有除灾的作用。根据《礼论》的说法，狗属于“至阳之畜”，在东方烹狗，可以使阳气勃发，从而蓄养万物。又东汉的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说：天子所居住的城市一共有十二门，东方的三门是生气之门，为了不使死物在生门出现，所以在另外的九门前杀狗去灾。在阴阳五行学说中，狗与五行中的金相配合，又与方位中的西方对应，而与东方木相克，杀狗有毕止春天的阴湿疫气，使万物复苏成长的作用。狗能够去邪免灾，这并非是什么奇谈怪论，就连明代著名的医学家李时珍也认可狗的这一特殊功能，他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道：术家认为狗能够禳辟一切邪魅妖术。《史记》中指出：秦国在城池的东、南、西、北四门前披裂肢解狗以抵御灾害。同时，用白狗的血涂在门上来驱逐不祥，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风俗。可见，凭狗的地位与影响，以“狗”代“犬豕”，极有可能。

以上从词汇本身分析“刍狗”的释义，以下结合《老子》体系，阐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一句之含义，兼证余以上释义之可行。

五

由于“刍狗”一句涉及儒家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仁”，更直言不讳“圣人不仁”，因此显得充满火药味，甚至一度演化成儒、道两家论战的口实之一。

首先，笔者对“仁”的传统解析无任何异议。《说文》指出：仁，亲也。儒家将之升华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亲爱；并以之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相当于英语中的benevolence。不过，“仁”毕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具体的语境中其具体含义会有所变通。那么，此句的“圣人不仁”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先引一些较为经典的意见：

吴澄认为：“圣人是无心于爱民，而任其自作自息。”

范应元认为：“圣人体此道以博爱，其仁亦至矣，而不言仁。其于百姓，亦如天地之于万物，辅其自然而不害之，使养生送死无憾，不知帝力何有于我哉!”

萧天石认为：“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故其以百姓为刍狗者，乃一任百姓之自为刍狗也。死生得丧无与焉，当如是则不得不如是也。当生即生，当杀即杀；当行即行，当止即止；当用即用，当舍即舍；当成即成，当毁即毁；此当然而然，实即自然而然，纯为一道之流行，与一气之流行。圣人之用心，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由上可以看到，以上几家释“圣人不仁”时，终究受制于“结刍之狗”这一义项的引导。其中的共同点在于：

1、“刍狗”为卑贱之物。

2、强调“天地”与“圣人”不亲近任何事物（没有任何感情）。

3、“天地”与“圣人”完全不作为，任由自生自灭（没有任何责任）。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三项放回《老子》的文本当中考察，发现矛盾重重，不能自圆其说：

对于1，《辞海》在解释“刍狗”一义时，列举了河上公注与《庄子•天运篇》释两个说法，然后指出：两说不同，皆以喻轻贱无用之的东西。也就是说，“刍狗”卑贱不堪，“天地”与“圣人”完全摆出一幅的冷面孔，对任何东西都不放在心上。但是，《老子》第四十九章指出：“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如果圣人不把百姓放在心上，又何必以百姓之心为心？岂不是自作聪明？显然相悖。当“刍狗”被理解成“刍豢”时，无卑贱之义。万物有万物的生息，百姓有百姓的生息，仅此而已。

对于2，《老子》第二章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另外《老子》第四十五章有“大成若缺”、“大盈若冲”、“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等言语。又《老子》第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可见，《老子》的体系强调取消对立，不欣赏极端的行为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仁”并非刻意强调“无所亲爱”，而是强调说，圣人对待百姓与天地对待万物的方式是一视同仁，公

《广东美食文化研究报告》论文

广东饮食文化研究

广州自古就是我国南方重镇，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汉越文化和生活习俗很快融合，广州成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古广州一带河汊纵横，雨量充沛，气候宜人，其西面、东面和北面丘陵环绕、林丰草茂，岭南佳果丰富，飞禽走兽亦多；南面临海，滩涂辽阔，出产不少咸淡水产和两栖类动物，这使古广州成为中国饮食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粤菜的形成历史悠久，大量中原移民岭南，使广州饮食文化深受中原影响，早在汉魏时，广州的蛇肴、烤鹅和鱼羹已有影响；宋末时，宋帝带厨南逃，不少宫廷美食流传到广州民间；鸦片战争后，欧美各国的传教士和商人大量涌入，广州万商云集，为饮食业的发展提供了广泛市场。粤菜博采中原美食和西餐之长，再吸收广东境内地方菜的优点，正如广州的文化，融汇古今，贯通中西，形成了有别于国内其他地区、独具特色的广州饮食文化，并赢得了“食在广州”的美称，名扬海内外，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品尝美味佳肴，感受这独特的岭南饮食文化。

广州给人最明显的感觉就是酒家饭店特别多，只要你想吃东西，随时随地都能吃到丰俭由人、各式各样的美食。茶市是广州饮食最能吸引人的一大特色。以前广州只有“早茶”，现在已发展成早、午、夜三个茶市。几乎所有的酒家饭店都开设茶市，客人一落座，服务员立即前来招呼：“开几位？饮什么茶？”茶市供应各式咸甜干湿点心，如自助餐，凭君所好，各取所需，价格也很实惠，一般市民都能消费。广州茶市成为朋友相会、交流思想的重要社交场合，成为家人团聚、共享天伦的重要方式，是现代紧张、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的有效缓冲，是一些人特别是老年人休闲的重要方式，一份早报，一盅两件，坐上几个小时，边吃、边看、边聊，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粤菜选料非常广博奇特，蛇为龙、鸡为凤、猫为虎、老鼠为嘉鹿，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几乎都在烹煮之列。粤菜讲究鲜嫩爽滑，夏秋清淡，冬春浓郁，使用独特风味的调料，采用煲、烤、泡、炒、熬和火局等技法，烹制出独具地方风味的佳肴。粤菜的“生猛海鲜”别具特色，不少酒楼饭店未装修好厅房，先要设计门口的海鲜池，陈列几十种生猛海鲜，以招徕顾客。粤菜中的煲烫、喝凉茶是广州人适应地理气候环境、因地制宜的创举，“今天煲什么烫？”是家庭主妇见面聊天的必备话题，老火靓烫其中的学问实在不少。粤菜食肆菜式多变，每隔一段时间，各酒家饭店就会以新的原材料、不同的搭配来创制新的菜式，以此来增强竞争力，市面上也常常因此而掀起新的饮食潮流，这是“食在广州”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

分析“食在广州”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环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一是具有开放性。广州地处沿海，交通便利，自古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埠。开放的环境，赋予了广州人开放的思维方式，反映到饮食上就是一种“无所不吃”的开放心态，广州街头遍布南北各地风味的饭店餐馆，几乎全国各大菜系、世界各地风味可以找到。二是兼容性。开放性的文化，同时也必定是兼容的。岭南文化具有兼收并蓄、容纳百川的特征，在广州饮食方面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三是开拓性。广州人什么都敢吃，并善于发掘传统地方风味食品和食法，不断移植改造，推陈出新。粤菜厨师中流传着这样的祖训：“有传统，无正宗。”体现了广州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开拓创新的精神。此外，广州人吃饱不浪费，吃不完“打包”回去，体现了广东人爱惜食物和勤俭节约的品德。广州饮食把吃和烹调提高到艺术的境界上来，成为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大大丰富了岭南文化的内涵和特色，对我国以及亚太地区的饮食文化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广州饮食文化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一方面，广州饮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如以麦当劳、肯得基等为代表的西方快餐文化，占据了不少年青人和儿童的市场，使不少人的生活习俗、文化观念也发生了的新变化。另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广州饮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食在广州”也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呈现如下几个发展趋势：第一，饮食与旅游相结合。酒家饭店的设置与旅游景点发展相配套，重视老字号的保护和建设，与旅游产品整体规划，互相促进；旅游部门每年举办“广州国际美食节”，吸引了八方来客，广泛推介广州饮食文化，把饮食与旅游的有效地结合起来。第二，用餐方便化。针对现代工作和生活的快节秦，各类即食品、半制成品、快餐发展迅速，受到广泛的欢迎。第三，食品营养科学化。广州人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并已逐步讲究营养结构的科学搭配，讲究食补、食疗、药膳，对营养学的学习和研究方兴未艾。第四，原料天然化。广州人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放心菜、放心肉成为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市场需求日益扩大。第五，美食情趣化。广州的酒楼饭店越来越注重装修，格调高雅，环境舒适，厅房陈设、菜式命名、服务员的服饰等，无不透露出饮食文化的品味。再配以悠扬悦耳的音乐，或设舞蹈曲艺、时装表演，或设卡拉OK，让食客在美的艺术气氛下，自娱自乐中进餐畅饮。这种饮食与文化艺术的结合，使广州美食情趣不断提高，食客将享受到越来越丰富的饮食文化。

广东文化与饮食习俗

人类对食物的选择不仅取决于其个人的机体特征、时代条件、周围的自然环境等，而且更取决于其文化特点。不同的文化，对食物有不同的标准和消费方式，如中国人视动物的肝、肾、心肺为佳肴，所谓“以形补形”，而美国人却拿来喂猫、狗，认为对人健康无益；中国人不习惯吃蜗牛，而法国人却视之为珍品；印度是世界上养牛最多的国家，但他们却宁肯饿死，也不吃牛肉，连联合国救济署运到印度的牛奶也只能被倒进大海，这与他们的传统文化（宗教信仰）有密切关系。

饮食习俗是广东文化很有特色的一个分支，粤菜享誉海内外，“食在广州”也早已闻名于世。饮食的改革与创新始终不能离开文化的范畴，通过对广东饮食现象的描述与分析，我们可以透视其生活方式中所蕴含的文化底蕴。

选料杂博无所不吃

粤菜作为我国八大菜系之一，尤以选料之广博而闻名。在粤菜中，飞禽走兽、山珍海味、野菜山花，无不可入肴，蛇、鼠、雀、虫、狗、猫等，在其它菜系中令人瞠目结舌的选料，却被奉为席间珍品。如蛇是其它省份的人不敢入口的，如古时代有“杯弓蛇影”的成语，连误以为蛇的影子映在酒杯中就要吓得生病，更不要说吃了。而在粤菜中，蛇却是上佳选材，广东人吃蛇，可谓源远流长，而在粤菜中却是上佳选材，《南越异物志》中就有一首吃蛇的歌谣：“蚺蚺大蛇，既洪且长，宾亨嘉宴，是豆是觞。”如今，广东的蛇馔已有近50余种，并有多间以蛇为基本菜式的餐馆，许多外国人、外地人来广东，都会品尝一下蛇馔，以为快事。

事实上，广东人的这种无所不吃的性格，也正是其开放的心态在饮食上的反映。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的地域性格。广东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形成了广东人一种开放性的思维结构，同时由于地处边疆，历代王朝对它的控制比内地弱，受正统封建思想的影响较小，中原传统文化对它的影响不断淡化，从而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容纳力。

博采众长讲究实际

粤菜形成于秦汉时期，它以本地的饮食文化为基础，吸收国内京、鲁、苏、川等菜系的精华和西餐的烹饪技术，如粤菜中的泡、扒、川就是北方的爆、扒、氽中移植过来的，煎、炸等法就是从西餐中借鉴过来的，逐渐形成独特的南国风味。

凡是相似的文化，都可以从历史接触中探求关系，在两地同样事物的比较中，质的相似愈大，相互传播也愈显著。广东文化的开放性，必然具有兼容性，从而使饮食文化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在不知不觉中推动饮食习俗的发展。

广东饮食习俗在博采众长的同时，能逐渐摒弃外地饮食中的某些陋习，形成不尚奢华、讲究实际的风格。广东人的饮食，讲究少而精，即使宴请宾客，也绝不铺张浪费，以吃饱、吃好为原则，这与北方的某些地方的大吃大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北方人的铺张，正是由于礼仪上的拘泥，这固然有其豪爽可爱的一面，但更应看到，饮食上的繁文缛节，是无法为现代社会的行为方式所接纳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广东人不重视礼仪，恰恰相反，广东人请客非常注重礼貌，使客人乘兴而来，尽兴而归，而那种脱离实际的铺张，则是务实的广东人所不愿为之的。

广东人体现在饮食风格上的务实精神，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广东人不尚虚名，讲究实际，儒家文化中注重形式等务虚的精神对广东的影响不深，相反，他们却受到西方人的求实态度的熏陶。这种影响形成了广东人对饮食既能博采众长，却又保持着务实态度。制作精细追求享受

一道鲜美佳肴的制作，有赖于各个环节之间有条不紊的协作，粤菜在配料、刀工、火候、烹饪时间、起锅、包尾、器皿、上菜方式等诸多环节都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如做鱼讲究即杀即烹，这样才能保持鱼的鲜味；再如其拼盘的制作，必须注意配料的选择，以达到造型美观、口味丰富的效果，一道好的拼盘，不仅是一盘佳肴，更是一件艺术品，让人赏心悦目，胃口大开。

在粤菜中，最见于师傅制作功夫的莫过于鸡馔了，凡几百种之多，能让客人遍尝几十种鸡肴而绝无重复之感，几乎每个有名的酒家都有自己创制的招牌鸡，如广州酒家的文昌鸡、北园酒家的花雕鸡、佛山的柱侯鸡、清远的白切鸡等，不胜枚举，各具特色。如白切鸡，必须选用小母鸡或阉鸡，以清远三黄鸡为最佳，制作中最重要的是火候，以刚熟、切开后两腿骨还微带血丝者为宜，倘若过火，肉质变老，便失去了白切鸡爽滑鲜美的特点。饮食制作的精细，与广东人强调个人价值、追求享受的文化分不开。享受并不是片面地追求吃喝玩乐，它属于一种道德的范畴，同禁欲主义相对应。禁欲主义拒绝尘世的财富和享受，抑制欲望以达到某些社会目的或道德的自我完善。从道德类型来看，广东文化不属于禁欲主义，而表现出享受主义的倾向，充满了世俗享乐的人性和情调，表现在对舒适、快乐、美好生活的追求，以拼命地干活，尽情地享受为宗旨。享受一词，在中国文化中一直被赋予贬意，总把它与不劳而获联系在一起，认为享受就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似乎只有资产阶级才有资格享受。其实，享受是人类非常高级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一种必然的文化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饮食习俗更向高档次发展，对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行强烈的冲击，传统儒家思想的“君子固穷”，安于“箪食瓢饮”的生存观念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儒家把操守作为衡量人格的唯一标准，把守穷作为坚持操守的象征，这种思想的本质是将人类限制在最低的生活水平线上。改革大潮中的广东人意识到，生活上不尚奢华是可取的，但绝不能以穷作为判定操守的标准，这使他们能够放开思想，去勇敢追求生活标准的不断提高。

饮食习俗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食物不仅仅是含有可供人类利用以维持生命的有机物，对于每一种食物及其消费方式，还需要由文化对其可靠性加上同意的标签。同样，广东人对其饮食的选择，也正是其文化长期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美食的改革与创新，可以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必须以文化为基础，才能够为人们所接受和喜欢。

异彩纷呈的饮食文化，反映广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食在广州”，这是国人对广东饮食文化的赞誉。广东饮食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不仅内涵丰富，而且有着极其浓厚的南粤特色：烹饪原料的广取博采、烹调方法的精妙独特，既重食又重美，有着独特的审美理念，体现色、香、味、形有机结合。相信，随着广州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食在广州”潜力无限，未来的前景将更加辉煌。

关于我国养牛发展史论文题目，《广东美食文化研究报告》论文的介绍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