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容有没有养牛场(试述动物科学的发展简史和现代动物科学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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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的论文怎么写

1，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研究

（以江苏地区为例）一、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界定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就出现了合作化的态势，且随着时代的推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变化。这个变化过程大致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家庭承包制五个阶段。从农业互助组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化程度越来越高，到了高级农业合作社，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业合作组织，而有了“国家的集体所有制”的成分，人民公社则是典型的“国家的集体所有制”，不适宜用源自西方的“合作经济理论”来加以分析。

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指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农村出现的各种新型的农业合作经济形式，据农业部的调查显示，我国农村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至2003年总数已达140万个，其中具有一定规模、运行基本规范的有14万个，基本覆盖了农村生产的方方面面。2003年12月十届人大常委会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列入了立法规范。随着相关法律的出台，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将在更加规范的框架内蓬勃发展。

目前，学界和政府部门对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最广义的理解，包括了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及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二是较广义的理解，包括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三是狭义理解，仅指各种类型的专业农业合作社，并且把农业合作社界定为“同类产品的生产经营者自愿联合起来，维护和发展成员利益、自主经营、自我服务、自负盈亏的合作经济组织。”

本文取大多数学者认同的看法，将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界定为世纪之交的中国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依照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按章程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组织。目前的形式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即各种农业合作社，一般是由从事某一相同专业生产的农户为了实现产前产后的合作，通过入会交纳会费，实行信息共享、设施共用、协调行为以保护会员共同利益的经济组织。一类是股份合作经济，这类合作经济兼有资金入股和劳动合作的性质，在分配上实行了按股分红和按交易额返还相结合。

当然，也有学者研究指出，农村股份合作经济不是与合作社并列的合作经济组织，而是农业合作社的一种具体形式，类似于美国北达科他州的“新一代合作社”。这种看法与本文的研究并不矛盾，农村股份合作经济和农业合作社都属于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根据上述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符合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条件，因为我国集体经济组织没有遵循自愿原则，不承认个人产权。农民协会也不能笼统的归入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因为有的农业行业协会是非营利组织，并不直接从事经营，参与市场竞争，只单纯提供信息服务和技术服务，实行行业自我管理。但对于对内提供非盈利服务，对外参与市场竞争的组织结构比较严密的农业行业协会，其性质接近于农业合作社，应将其归入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范畴。

二、江苏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现状

(一)总体情况

江苏是全国农村经济发展最好的省份之一，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江苏发展的势头非常迅速。据省农林厅最新资料显示，截至2006年4月，江苏省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6010个，成员186万人，带动农户284万户。而2004年底，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就拥有固定资产净值23.6亿元，所有者权益37.4亿元，当年销售额208.6亿元，盈余30.3亿元，返还二次分利和股金分红共7.4亿元，平均每个社(会)员得227.2元。全省年经营额超过亿元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539个，拥有注册商标897个。

苏南由于经济较为发达，各项农村事业的发展也比其他地区超前。如在常熟农村，以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土地股份合作制为代表的股份合作经济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得到较快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有新港李袁、董浜永安的农业土地股份合作社，梅李梅北股份经济合作社和虞山镇尚湖特种水产股份经济合作社，大义、何市、沙家浜奶牛专业合作社、古里南渝水产、任阳卫丰银杏、王庄邓村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等。全市现有各类新型合作经济组织186个，人社农户3.5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5.2%；实现总收入2.83亿元，入社农户户均8086元，其中以农民为主体、依托当地主导产业和优势项目发展起来的专业合作组织85个，入社农户2524户。2005年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经营总收入1.15亿元，纯收入3164万元，按股分配和按销售进行二次分配额达1214.5万元，加上社会直接经营净收入，入社农户户均收益8774元。苏州市吴中区全区累计组建和正在筹建的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已达110家，入股(社)农户1006户，农民169397人，占全区农民的46%，其主要类型除了农产品专业合作社以外，各种股份合作经济形式是其亮点，主要有土地股份合作社，全区有2家，入股农民26414人；社区资产股份合作社39家；物业股份合作社29家，吸纳农民入股资金18144万元；休闲观光农业股份合作社2家，入股农民2877人。

农村新型合作组织对于提高江苏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发展现代高效农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拓延产业链，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1.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实现农业家庭经营与大市场对接的有效途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了我国农业生产的生物性、地域的分散性以及生产规模的不均匀性，曾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它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制度在我国将长期存在。但随着市场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暴露出其与市场对接的缺陷。个体农民必须同时面对买方和卖方两大市场，因为他们个体的力量相对较小，对整个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而在一般的产销结合的“公司+农户”的形式中，由于农民的家庭分散生产，组织化程度低，农民只能获得公司所定立的收购价，市场盈余无法享受，而市场的风险却常由农民来承担，因此，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使农民在市场竞争中总是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成立，能够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通过开展专业化合作，使单个农民联结成有力的群体，获得协作的生产力，形成足以抗击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竞争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能够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统”不了，政府部门“包”不了，单家独户“办”不了的事情，保护农民的市场利益。例如，南京市六合区马集镇农民以生产和销售水芹为生，但是常常遭遇菜贩子压菜价，好菜卖不出好价钱，2005年7月，该镇成立了大圣水芹合作社，经过一年的运作，合作社销售额达到160万元，实现净利润6.91万元，除去提留的公益金、公积金和向社员收购水芹的二次返利，按股分红近5万元。社员中通过向合作社销售水芹以及合作社的分红，年纯收入最高的达到7、8万元。

2.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落实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提高农民科技素质的良好载体。长期以来，分散的农业生产使得农业科学技术的传播较为困难，农民的技术支持主要靠自学和邻里亲朋间的传播。农民依托经济组织进入市场，通过横向一体化的规模经济和纵向一体化的加工增值，有利于现代科学技术和大规模农业机械的应用和推广。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成为农业科学技术广泛进入农民家庭的重要载体。

现代市场对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质量安全提出了高要求，农业从业人员科技素质的提高已成为影响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积极组织农业科技人员和生产技术能手对农民进行科技知识的培训，对生产活动加强指导，制定和实施农业生产技术规程，要求农户进行标准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创建产品优势品牌。同时，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有利于制定同业技术标准，在统一标准下实现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经营，实现标准化生产。例如，常州市芙蓉镇有养奶牛的传统，最初，奶牛是由农户在自家房前屋后散养的，牛奶质量有好有坏，总的质量不高，因此出售时常被乳业公司限量、降价，造成损失。2005年，奶牛合作社通过筹资建成被称之为“奶牛公寓”的标准牛舍，社员饲养的奶牛全部住进公寓，社员根据技术人员的指导，按标准化生产规程进行饲养管理，喂按科学饲养要求统一配制的饲料，统一打防疫针，按时喂料，按时挤奶，集中处理养殖污染。社员将牛奶交给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销售给光明乳业集团。这样既提高了奶汁质量，又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效益。据该合作社计算成本，按标准化程序生产，奶牛饲养成本降低20%，奶价提高15%，社员收益增加45%左右。

3.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推进农业产业化、增加农民收入的积极保障。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民利益的公正代表，是农业产业化的有效组织形式。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既可以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与大企业对接，又可以自办农产品加工销售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民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外部市场交易关系，而是一种不以营利为目的、为了共同利益形成的合作与联合的关系。农民成员通过合作组织不仅能够稳定地实现农业生产的价值，还可以获得股利和按交易额进行的二次返利。加之合作组织与其它公司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通过投资参股进行对接，使公司、专业合作组织、农民成员之间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体，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民通过组织起来，实行专业合作，一方面扩大了专项生产规模，极大地挖掘了农民的生产潜力，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通过收购把同类产品集中起来，统一进入市场，延长了农产品的产业链，创造了产品附加值，更有利于将优良产品申请商标注册，培育产品品牌，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有效地保护农民的利益，增加农民的收入。据不完全统计，在列入江苏省级示范考核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社员，比非社员一年可多增收近100元。

4.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沟通政府与农户的重要桥梁。由于我国农业的广泛分散性，使政府的调控政策难以面对千家万户的个体农户，而合作经济组织正好可以充当政府在实施各项农业政策时通向农民的桥梁，政府的宏观调控信号可以通过合作组织实现更有效的传递与推行。一方面，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表，提高了农民的话语权，可以积极开展与政府机构的对话，反映广大农民的意见和要求，从而为政府开展工作提供可靠依据；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依靠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把党的农业政策有效地传递到千家万户，从而提高政府调控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有效性。

(二)组织模式及绩效分析

从组织形式看，目前规范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会员制的农业合作社，指通过农户人会，交纳会费而共享信息、共同利用设施，协调会员行为，保护会员共同利益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会员交纳的会费，运用会费采购设施、提供良种以及农业技术服务。例如句容县“春城”葡萄合作社，入社的农户由社里统一供苗、统一施肥、统一防病、统一品牌、统一包装。合作社目前主要品种为日本巨峰系列，亩产在800—1000公斤，各项指标均已达到或者超过国际标准。目前产品已远销香港、深圳、上海、苏州、南京等地区和大中城市，每公斤售价10—14元，比普通品种葡萄售价高一倍以上。这类合作社一般建立在当地存在有特色的农作物或经济作物生产基础上，主要功能是承担一家一户做不了的事情。但通常受到地域性的限制，规模较小，且资金来源单一，发展有限。

另一种是农业股份合作经济或农业股份合作社。它是在合作制的基础上，吸收整合了股份制的一些优点，以自然人或法人的资金、实物、技术等形式入股，联合经营，提取公共积累，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合作经济组织兼有合作制和股份制的双重特征，但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合作制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股份制。它与股份制企业至少有三个重要差别：一是在合作方式上，既是资金的联合，又是劳动的联合；二是在股份配置上，是劳股结合制，不允许少数人控股；三是在分配方式上，既实行按劳分配，又实行按股分红。例如苏州市吴中区的休闲观光农业股份合作社，主要利用当地丰富的山水旅游资源，将果农的土地、果树折价入股，组建休闲观光农业股份合作社，或者在茶叶合作的基础上，吸收社会资本，推出餐饮、住宿、垂钓等品茶、赏茶项目，成立休闲农业股份合作社。截至2005年底，该区共成立两家此类农业股份合作社，入社农民达到2877人。农业股份合作社与普通股份制企业比较-接近，因而能建立起类似于企业的治理结构，并且能解决资金不足对组织规模的限制。但由于它们毕竟不是规范的企业，普通股东难以有真正的话语权，投票权往往流于形式。有的规定股权不能转让、买卖、抵押、甚至不能继承，因而是一种残缺的产权。

从发起动因来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以下四种：

1.“大户”发起型。这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在农业生产专业化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主要集中在一些商品性较强的经济作物领域，如水果、蔬菜、水产养殖等。通常是由生产大户和技术能手等骨干发起成立，目的是将当地从事同一作物生产的农户联系起来，共同抵御市场风险。这类合作形式的主要特点是存在着明确的组织核心——生产大户。在寻求交易时，生产大户从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角度出发，会尽可能地签订有利于保护生产者合法权益的贸易合同，其他相对规模较小的农户也会在交易中受益。这类组织符合我国农村分散居住和家庭亲缘观念的特点，内部管理和监督依赖于“地缘性”和“亲缘性”，是目前存在数量较多的组织形式。但是这类农民自发的经济合作组织由于没有政府的直接支持，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上都受到一定影响。各个政府职能部门如农业、工商、税务等对组织的多头管理很不利于其发展。此外，其运作基本依赖与掌控在生产大户手中，对生产大户的要求很高，制度也不够完善。

2.“龙头企业”牵引型。这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的功能就是在农产品加工企业和生产农户之间架设桥梁，一般采用“公司+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户”的组织形式。其特点是“龙头”伸向国内外市场，“龙尾”摆向千万家农户，充分利用龙头企业的市场优势，把生产、收购、加工、运输和销售等各个环节联结起来，形成紧密的产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系。这种合作经济形式促进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能充分实现专业化分工的好处，是目前实现农业产业化采用较多的一种生产组织方式。但龙头企业与合作经济组织之间存在着对接障碍，主要表现在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和诚信缺失。“龙头”通常是加工、流通企业，其与合作经济组织的关系基本上还是原料买卖关系，合作经济组织不能分享生产环节以外的利润，双方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处于矛盾状态。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三者是合作关系，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不管是龙头企业还是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农户都有可能发生诚信危机，出现“违约”问题。

3.部门扶持型。这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成立主要是在农委、供销社、科协等经济技术服务部门的推动下形成的，主要分布在一些科技含量高的经济作物种植领域，如药材、特色水果、特种养殖等。这类组织的优势是在技术人才、设备、场地、管理等方面能得到职能部门的直接扶持。缺陷是往往存在着生产大户和职能部门两个“核心”，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这类经济合作组织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

4.政府推动型。这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通常是村委会、乡镇政府为了充分发挥当地的农业资源优势，推进农业产业化，增长农民收入而出面联合企业、科研单位和农户而形成的。显而易见，政府的推动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合作经济组织是“官民”结合的产物，与政府之间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合作经济组织是执行政府农业经济政策和乡村管理的中介和桥梁。这类组织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存在一定的优势，但行政色彩较为浓厚，政府部门的经济职能被强化，容易忽略合作经济发展的规律，一旦政府的政策改变，合作组织就会陷入困境。另外，不排除存在地方政府为了突显政绩，违背农民的意愿，强行“拉郎配”组成合作经济组织的情况。

试述动物科学的发展简史和现代动物科学的发展趋势

动物科学即以前的畜牧业

中国畜牧业史

中国古代曾有过辉煌的成就，各族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创造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有的至今仍有重要价值。其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以下3个时期。

原始牧业的形成中国有十分丰富的家畜资源，世界上所有的家畜种类，在中国几乎都有存在。把野生动物驯化成为家畜的漫长过程，可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兽骨、原始洞壁或陶器上的刻绘，以及某些古代传说等大体推断出一个轮廓。

中国古代把、、羊、、、彘()称为“六畜”。其实，历史上的家畜并不止六种，据《尚书?禹贡》等古文献记载，象也曾是家畜之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还自古就驯养、等。从分布情况看，家畜的种类组成也因地而异。因此，所谓六畜无非指古代最早驯化的主要家畜。其中尤以犬为最早，因犬在原始时代可以帮助。或接着驯化而成，再次是其他家畜，而以较晚。也有认为养猪的历史最早，但不同家畜种类形成的迟早，应以不同的社会环境而异，在已经定居的原始社会里可能最初饲养猪，而在营游牧生活的社会则不然。

黄河流域及其邻近，应是某些畜种的发源地。过去曾有认为中国的、、鸡、骆驼和驴等都来自“西方”的说法，这是自古把中国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视为西方的误会。其实，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对许多畜种的形成都作出过重大贡献。

约在新石器时期晚期，一般家畜已先后形成。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中有多达1000余头牛和猪的遗骸堆积；浙江河姆渡与罗家角二地文化遗址中有猪骨和猪塑像，以及水牛和的头骨堆积，均可证明至迟7000余年前不少重要的动物已分别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驯化。传说伏羲氏“教民养六畜，以充牺牲”；还有伏羲氏“茹毛饮血，教民渔猎”之说，反映了人类在渔猎经济时代驯化家畜的努力；同时也表明最初饲养的家畜是供肉食和利用皮毛，也被用作祭品。

到5000多年前从神农到黄帝的传说时代，家畜渐被用于驾车使役。唐《通典?礼》篇称：“黄帝作车，至少昊，始驾牛，及陶唐氏（尧）制銮车，乘白马，则马驾之始也”。从殷墟发掘的马车，其结构已与秦汉时代的畜力车辆近似。

古代畜牧业的发展到奴隶社会，畜牧业和家畜利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此时和肉畜都得到重视；因此也注意家畜品质的选择。《礼记?檀弓》说：“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戎事乘，牲用”。这表明上古三代对驾车用的军马和祭祀的牺牲已讲究毛色的选择。为了养好家畜，当时在管理畜群、修棚盖圈、减少家畜伤亡等方面也有不少创造。从事的奴隶称圉人、牛牧，奴隶头目称牧正，有的牧正后来成了奴隶主的仆从，到封建社会时代还有升到九卿爵位的。由于畜牧生产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家畜已成为民间重要的食物来源。如《孟子?尽心》就说过：“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越国的范蠡曾对鲁国穷士猗顿说：“子欲速富，当畜五”。说明畜养母马、牛、羊、猪和驴，已成为当时致富捷径。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畜牧业管理的组织制度趋向完善，畜牧生产在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初期的畜牧业大体可分为国家所有、皇室所有和地主经营、小农经营4类。以后逐步有所变革,但在性质上仍可区别为官办和民间经营两大系统。国有和皇室所有原来不易区分。如太仆寺或群牧司一类中央马政机关主管国有牧场，但也兼管皇室牧场,饲养对象以马为主,同时也养其他家畜。秦汉时期，边疆地区畜牧业尤为发达。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秦国乌氏倮畜牧边郡，其所养牛马之多，要用山谷来计数。秦始皇因此奖他为封君。当时凡牧马二百，养牛、羊、猪多达一千者，比作千户侯。为了丰富家畜种类和改良家畜品质，汉代已注意从西域引入驴、骡、骆驼以及马、牛、羊良种。北魏和北齐的太仆寺内设有驼牛署和牛羊署，北魏在西北养马200多万匹，骆驼约百万头，牛羊无数。

隋唐时期对官办畜牧业的组织管理又有加强。当时在太仆寺下设典牧署，掌理牛羊和乳肉等产品，同时也管理家畜饲养，许多牧监（养马场古称）并繁殖其他家畜。唐代对牧监畜群的增殖、保护等，还制订法律，作为奖惩准则。如《唐律》中对诸牧各种家畜每年的死耗率和母畜的繁殖率等，都有详细规定。天宝年间，王侯将相及外戚纷纷牧养马、牛、驼、羊，各地牧场皆以封邑为号，可谓盛极一时。

宋代以后，辽、金和元代都借马政组织系统，发展畜牧业，各种家畜的大牧群遍于草原，成为构成国力的主要资源。明代盛世也重视畜牧业的经营，设在京郊的上林苑监,由良牧署饲养种牛、羊和猪共达5700余头,蕃育署饲养种禽达16000余只,已是规模很大的种畜场。但国有草场大多被贵族豪强逐渐侵占，牧场经营已非昔比。清朝近300年间,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畜牧业仍受重视，国有和皇室牧场被安置在塞外草原，巨大牧群交由蒙族管理，而明末遗存的内地牧场则被废止。其结果是在辽阔的疆域内，逐渐形成牧区和农区两种不同的畜牧业形态：在广大牧区以牧养草食家畜为主；农区则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听其自流发展，实际上是更多地注意耕畜、猪和家禽，畜禽饲养成为农村副业的一部分。

古代畜牧业的技术成就中国古代畜牧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有不少重要的技术成就。首先是相畜术。西汉时已有《相六畜》三十八卷，大多是集春秋、战国时期相畜专著而成;虽早已失传,但散见于后世古农书中的有关内容，经承先启后的汇集和唐、宋时代的发挥充实，仍能为后世所用。传说伯乐以相马闻名，留长孺和荥阳褚氏分别是相彘和相牛的名手。相牛和相禽也有专门著作。近年还在山东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前期古墓中发现《相狗经》竹简残片，都说明了古代相畜技术的发展和对家畜选种的重视。其次是阉割术，从金石文物所见的、、等古字以及《说文解字》的说明，各种家畜的阉割术在先秦时代已在应用，逐渐从猪普及到鸡和羊等。在家畜饲养方面，甲骨文表示的牢、家和厩，足以证明家畜早已处于舍饲环境中；采用刍秣，刍是刈割后经过加工的草，秣是精料，以和菽(豆)为主。汉武帝时从西域带回的苜蓿种子，由关中逐步移植推广到北方广大地区，为家畜提供了优良的饲料来源。凡此都说明古代饲养管理水平的提高。唐代或以前以烙印、烙角作为马牛登记的标记和马牛登记藉簿的建立，也是家畜管理制度上的重要创举。在家畜繁殖方面，至少2000多年来已十分重视配种的季节性。据《礼记?月令》记载，当时过了配种季节,就把种畜隔离,这已不是粗放的群牧管理。《齐民要术》说：“服牛乘马，量其力能，寒温饮饲，适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更是科学地说明了饲养与繁殖的密切关系。至于家畜的引种和改良，自西汉通西域后，已有大宛马和其他畜种引入。隋、唐时代，西域马、羊等良种更是源源而来。《新唐书?兵志》说:“既杂胡种,马乃益壮”，说明了引入良种对于改良中国原有畜种的重要作用。

近代畜牧业19世纪中叶,海禁洞开以后,中国固有的优良家畜品种和毛皮工艺产品引起了外国的重视，一些猪和鸡的良种被介绍到海外，各式皮裘和地也纷纷出口。到20世纪30年代，以蛋类、生皮、和猪鬃为主的畜产品对外贸易，在出口总额中跃居首位，超过了传统出口物资丝、的出口额。但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大量畜产品的输出并没有促进中国畜牧业的发展，相反有些原料在国外加工精制后，又以高价商品输入而使国民经济蒙受损失。

为了使畜牧业获得振兴，早在20世纪初，已有人主张学习应用欧美各种新的技术。如罗振玉就曾于1900年建议引入荷兰、瑞士乳牛，兴办牛乳业，以及进行马种改良，讲究培育，引进来航鸡，奖励养鸡业等。也有人从军事角度，主张重视培养马政和兽医人才。到20年代以后，始在农科高等学校相继设立畜牧系和畜牧兽医系，并派人出国留学。由此培养的人才后成为发展中国现代畜牧业的支柱力量。在畜种改良方面，适应毛纺织工业的原料自给以及军马的需要，在察哈尔、北京门头沟、安徽石门山、奉天（辽宁）和山西太原等地曾设立畜牧试验场，其中以山西省的绵羊改良成绩较著。30年代前期，又先后在南京东郊外创办句容种马牧场和中央种畜场。引入国外良种，进行纯种和杂交的繁育试验，采取新技术和进行牧草栽培试验。此外，上海和南京等大城市的私营牧场还曾从国外引入一些乳牛和猪、鸡良种。但政府部门对畜牧业的领导管理一直未获加强。初是由陆军部军牧司主持马政，农商部农务司掌农田垦牧事宜。到北洋军阀时期，这些机构便形同虚设，原有官办的大牧场大多废弛。30年代，南京政府在实业部设渔牧司，军政部设马政司，实际也少建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畜牧业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条件，生产技术水平和产量、质量都有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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