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宜宾养牛女？从残疾女到致富奇才--冉敬芳的创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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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残疾女到致富奇才--冉敬芳的创业路

从残疾女到致富奇才--冉敬芳的创业路

这是一个具有传奇经历的女子：在颠沛流离的童年，她稚嫩的右腿被火车碾碎；她白手起家，从卖卤肉起步，逐渐成为重庆“牛皮帮”里的“大姐大”；她致富思源，在一代伟人邓小平故里办起了广安富源食品有限公司，一举成为猪牛养殖、屠宰、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国家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她把自强不息、奋力成才的精神传给下一代，和子女签订了不继承财产协议书，并在大年初一将子女“撵”上大街擦皮鞋……

每到节假日，冉敬芳格外忙。她告诉记者，她的肉食品加工厂每天平均要宰杀600多头生猪，以满足节日市场。“节日供应，食品质量和安全尤其重要，出不得半点差错。”冉敬芳说，她已经好多天没有睡个囫囵觉了，时刻坚守在食品安全第一线。

41岁的冉敬芳从一个柔弱的残疾女子到掌握上亿元资产的大老板——四川广安富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的传奇人生经历，正感动着川东大地。

命运

比肢体残缺更可怕的是人没有志向

1966年8月9日，冉敬芳出生在重庆市合川县龙市镇农村，由于父母都患有先天性气管炎，长期丧失劳动能力，靠挣工分难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当冉敬芳还不到7岁，父亲就带她到外地去乞讨。为了糊口，冉敬芳每天都要跑几十里路程去要饭。破烂的衣服，蓬松的头发，满身的灰尘……

冉敬芳和父亲四处流浪，搭汽车，爬火车，拉到哪儿算哪儿。1976年11月13日夜晚，在四川资阳火车站的一个角落里，冉敬芳拉了拉父亲的衣袖，怯怯地央求：

“爸爸，我们回家吧，我想妈妈……”

冉敬芳背起要饭的背篓，随着父亲来到一列货车前。他们从两节车厢的连接处爬了上去，父女俩还未来得及爬进车厢，这个沉睡已久的庞然大物猛然震动了一下，紧接着，他们所站的挂钩就从中间脱开了，货车开始启动，父亲一侧的车厢停在原地未动，而女儿所站一侧的车厢则随着列车开始运行、加速。

不知所措的冉敬芳惊恐万状，她瘦小的身子一下子就从车上掉了下来，可她的讨饭背篓却被一个钩子挂住，女孩先惊叫了一声：“爸爸！”随后就是“救命啊——救命啊——”的惨叫声穿透厚重的夜幕，随着列车的飞驰消逝在远方……

女儿的遭遇让父亲目瞪口呆，他醒悟过来后，追着火车跑了一段才想起应该到车站报警。待列车终于停止下来的时候，女儿已被拖出三四公里之远！所幸，她因上身悬空挂在车上而保住了性命，但她那条拖在地上的右小腿却被车轮碾掉一半。

获救后的冉敬芳，右腿齐膝作了截肢手术。从那以后，她就只剩下了一条腿。也从那以后，冉敬芳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乡亲们都怜悯地叫她“瘸子妹崽”，同龄的孩子们则干脆叫她“小瘸子”。

悲惨的命运没有让冉敬芳屈服。她常常告诫自己：“比肢体残缺更可怕的是人没有志向。”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韧劲和毅力，锻炼干农活，上山割草砍柴，下地种田插秧。她还用采草药卖得的钱给自己做学费，拼着命上了三年学。

转眼到了她18岁的花季。由于生活所迫，冉敬芳不得不放弃读书，早早地结了婚。

成才

百折不挠，才能闯出新天地

1984年8月，她借了100元钱，跟着丈夫一起到重庆安装假肢。冉敬芳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像正常人那样走路，她决心要迈开双腿，闯出一条不寻常的成才之路。

安装假肢需要20天的时间，冉敬芳没有放弃等待的时间，她用帮熟人干活时学到的卤菜技术，买了6只鸡，做成卤鸡摆摊叫卖，晚上一算账，居然赚了8元钱。这可是她有生以来赚到的最多的一笔钱啊！冉敬芳乐坏了，第二次她卤了8只鸡，挣到了12元钱。等到假肢安装好的时候，她不但还上了借的那100元钱，还净剩100元。在重庆掘得“第一桶金”后，她已决定不回乡下了，继续留在重庆做卤菜生意。

由于冉敬芳经营有方，夫妇二人的卤菜不愁卖。经过4年时间的艰苦创业，冉敬芳净赚了4万元，这就是冉敬芳的原始积累。

1992年初，冉敬芳把生意升格为牛肉和牛皮批发。为了做好这门新生意，有智慧和经济头脑的冉敬芳先搞市场调查。她发现做牛肉和牛皮生意“钱途”可观，只是少有女人从事这个行业。她决定闯一闯这块天地，结果她真的闯出来了。

1995年，冉敬芳听说宜宾一家制革厂需要货时，她一人独闯宜宾。与厂长谈判时，对方见她是个残疾人，有些不太相信她。冉敬芳看出了对方的心思，向厂长大胆提出：“咱们先把生意放到一边，请你先到重庆走一趟，差旅费由我来承担。我的货，如果你感兴趣就要，不感兴趣，咱们就当交个朋友，怎么样？”厂长被冉敬芳的诚意所打动，随冉敬芳来到了重庆。经实地验货，厂长十分满意：“报一下价吧。”结果，冉敬芳报出的价比市场价还要低10%。

艰苦的成才历程铸就了冉敬芳百折不挠的性格。这笔生意她可以不赚钱，但必须征服这个至关重要的客户。第一笔生意顺利成交之后，冉敬芳又陆续给这家皮革厂提供了几批原料牛皮。一次，由于装货人的粗心大意，错装了15张不合格的牛皮，经厂方发现后，冉敬芳二话没说：拿来退货，下次拉货时补上15张合格牛皮。冉敬芳的诚信打动了厂方的领导，第二次拉货竟是现款现货，不差分文，直到后来厂方对她的优质产品实行优价收购，并主动要求长期供货，每天达到三四百张牛皮进厂。这样，冉敬芳每天的纯利润达到两三万元，高峰期达三四万元。

经过5年的苦心经营，冉敬芳为自己挣下了千万元资产，成为重庆“牛皮帮”里有名的“大姐大”。

追求

做大事不做“大款”，让其他残疾人也富裕起来

拥有了比较充足的资金后，冉敬芳已经不满足于在“牛皮帮”里打拼了，她想办一家像样的企业。但办什么样的企业，到哪里办，却让她颇费踌躇。这时候，她获得了一条信息：四川省广安市政府派人到重庆招商。

位于川东山区的广安市是邓小平的故里，是革命老区，也是有名的贫困地区。从苦难岁月走过来的冉敬芳十分感激邓小平，她说：“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改变了我这个残疾农妇的命运。没有邓小平同志就没有我的今天。到小平故里投资，也是体现致富思源的一个具体行动吧！”

2001年7月，初到广安的冉敬芳投入巨资收购了一家楼盘，创办了一座规模宏大具有现代气派的“川王奇美食娱乐城”，但效益不算理想。她反思自己这些年的发展历程：1984年从做卤肉起家，发展到做牛肉半成品，再到批发牛皮……其间，贯穿一线的是一个“牛”字。在餐桌上，随便夹起一块牛肉，冉敬芳就能说出这是水牛、黄牛还是牦牛的肉，是牛身上哪个部位的肉，她对牛的了解程度堪称专家。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继续围绕这个“牛”字做文章呢？她的思路豁然开朗。经过筹划，冉敬芳投资2600余万元，创办了“广安富源肉牛养殖有限公司”和“广安富源食品有限公司”，装配了年屠宰量达50万头生猪、5万头牛的自动化生产线，形成养殖、屠宰和肉食品加工一条龙的产业链。公司从2004年2月正式投产，当年创利税3000余万元，解决了300余人的就业问题。

颇具创意的是，冉敬芳除了在公司内自养数百头种牛以外，还把良种肉牛及母牛交给当地农民托养，跟农民和乡镇政府签订“托养合同”，向托养户提供一种叫皇竹草的草种。皇竹草是一种优质牧草，亩产量可达10多万公斤，只需种一茬便可年年收割，是喂养肉牛的绝好饲料。

除了提供饲料，冉敬芳还负责防疫和技术指导，使农民托养肉牛基本上没有风险，托养一头肉牛，一年至少收入1000元。这样，冉敬芳不仅解决了食品加工的肉源问题，也给当地农民找到了一条致富门路。

“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取得了成功，仅一年时间，托养肉牛的农户就由几百户发展到上千户，平均每户托养2—3头肉牛，为当地农民增收近百万元。冉敬芳的肉牛养殖业规划宏伟：她要把托养肉牛的范围推广到整个四川省以及邻省的农村，让几十万、几百万农民都参与到肉牛养殖事业中来。

企业大了，生产的技术含量高了，管理复杂了，而冉敬芳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水平，搞家庭作坊式的经营管理还行，驾驭一家现代化的企业就不那么容易了。为此，冉敬芳力排众议，花巨资不断在全国各地引进企业管理人才，年薪30万元招聘北大博士任富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和一名财务总监，并特聘成都乾瑞管理咨询公司参与企业管理。目前，公司已招聘中高层管理人才20余名。

在网罗人才、借助别人的才智为己所用的同时，冉敬芳也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2005年6月至2006年6月，她参加了国家经贸委经理学院举办的高级工商管理(MBA课程)研修班学习并顺利毕业。她不但要重塑企业形象，也要重塑自己的形象，因为她明白自己已不是昔日“牛皮帮”里那个风风火火的“大姐大”了，而是一位驾驭着现代化企业的女企业家。

2005年下半年，冉敬芳在公司内设立了一个新机构：“广安残疾人养殖培训基地”。这是她新开创的一项事业：公益事业。

从小饱受艰辛和折磨的冉敬芳经历的坎坷太多太多。成功以后，她最想做的不是追逐奢华，不是享受或炫耀自己的财富，而是如何帮助那些仍处于困境的残疾人。冉敬芳想的是为他们多做点事情，让他们像自己一样也富裕起来。

帮助残疾人致富，选择项目很重要。搞养殖业，非常适合农村残疾人的实际。冉敬芳认为，养殖业投资少见效快；农民有土地，饲料不难解决；劳动量不算繁重；同时，公司保证全部收购出栏的家畜，养殖农户没有后顾之忧。

2005年9月，冉敬芳的“残疾人养殖培训基地”正式运作。培训基地设在公司的会议室里，每星期轮训一批，每批培训残疾人100名。扶贫先扶志。要想让残疾人振作精神干一番事业，首先要鼓足他们的士气。所以，每期培训班的第一堂课，都是由冉敬芳主讲。她的现身说法，极大地调动了残疾人创业的积极性，激励了他们的自信心。参加培训的残疾人，从路费到食宿，所有费用全部由冉敬芳承担，加上工作人员工资，每培训一期，冉敬芳就得支出1.5万元，半年里，她为此支出达40余万元。

经过半年时间的培训，广安有98%的残疾人(失去行动能力的除外)得到了培训。广安区桂兴镇洪锅村残疾农户邓泽明培训回家后，建起了90平方米牛舍，利用山区种植优质牧草10亩，养牛20头，年收入达2万余元。致富后的邓泽明激动不已：“要不是参加了富源肉牛养殖公司组织的培训，我哪能过上好日子哦。感谢冉总给我的帮助！”

冉敬芳深知，残疾人致富很不容易，仅仅参加了培训还不够，还要从多方面给予帮扶。为此，她从2002年以来，每年春节期间都要赠送种牛、种鸡等给50余户残疾户，目前赠送的禽畜价值已达30余万元。冉敬芳还表示，要解决所有残疾人的生存生活问题，仅靠自己个人的力量还远远不够，她希望社会各界都来关心残疾人，帮助残疾人，让残疾人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快乐。

人，生命本质是相同的，但生命的内涵与价值却不尽相同，因为拥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们的人生才富有意义；因为总是带着追求、信仰和理想，他们的创造才超出了常人的思维空间和时间的局限。冉敬芳就是这样一个人，当她选择自强创业为其毕生理想后，现实的一切磨难都未曾削减她对创业的痴情。

财富

最大的任务是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才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最初打算给自己的孩子留下1亿美元，1999年8月修改遗嘱后，给孩子仅留下1000万美元。比尔·盖茨这样做，是出于两方面的担忧：一是担心留下的财产或留下较多的财产，会成为助长孩子依赖的拐杖；二是担心孩子的品行能否驾驭得了这些钱财。

无独有偶，从小饱受穷困潦倒的残疾女人冉敬芳也想到了这个问题，并与孩子们签下了那份“吝啬”协议。

冉敬芳曾多次召开家庭会议，和孩子们讨论，如何处理父母的财产和他们自己的出路。冉敬芳提出，孩子们不继承父母的财产，靠自己的努力去拼打。2003年7月13日晚，当全家人坐在一起时，冉敬芳夫妇和5个子女签下了“不继承”协议：5个子女如果谁愿意读书以及深造，父母必须全力支持；5个子女中，如果谁自动放弃读书，就必须投入社会就业，未满16周岁的必须在家参加劳动，家长不做任何经济上的援助；子女就业，家长可以给予一些建议、指导等，但不给予任何经济上的支持；5个子女将来交朋友，必须先出示此家庭协议给对方看，表明自己没有权利继承父母的财产。父母对子女的婚姻，没有决定权；父母的财产以及遗产只能由父母支配，任何子女没有权利过问以及干涉。

冉敬芳和儿女们签了协议后，心里坦然了许多，不再为将来如何给子女分配财产而劳心伤神。同时，这也是为了促使儿女们自强成才。她还表示，当5个子女都达到成人年龄时，就到公证机关进行公证。

冉敬芳与孩子们签订《不继承财产协议》并让孩子们上街擦皮鞋的消息传开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位孩子母亲的看法很有代表性：“这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因为培养孩子独立处理问题、面对人生的能力，是每一位有见识的母亲应做的工作。一个母亲，最大的任务是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才，这才是为社会创造的最重要的财富。”;

彝族的资料和铺米族的资料

彝族

yizu

Yiethnicminoritygroup

人口为7762286人。

民族概况

彝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诺苏、纳苏、罗武、米撒泼、撒尼、阿西等不同自称。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其分布形式是大分散，小聚居，主要聚居区有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贵州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地区。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彝族人口数为7762286。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为6个方言。原有一种表意文字，史称囊文，也有人认为它是音节文字；1975年制定四川《彝文规范试行方案》，确定819个规范彝字，并开始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推行使用。

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六七千年前，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当古羌人游弋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与其先后到达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了百越族群。古羌人到西南后，他们了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和百濮、百越的南方文化。魏晋以后，昆明人与焚(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

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

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8世纪30年代，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白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

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天复二年(902)，南诏奴隶制王朝的覆灭，不意味着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随之消亡。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原)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

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与之相对应，蒙古贵族加强了对各地彝族兹莫即土长的争取工作，发展为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社会经济

新中国成立前，包括云南大部、贵州部分以及广西的全部彝族地区，以土地个体私有为基础的封建地主经济早已占着绝对统治的地位，实物地租是地主对佃农最主要的剥削方式。此外，对佃农一般还进行额外劳役剥削，雇工与高利贷剥削也十分普遍。部分地区由于某种历史原因，土司仍得到保存，或在“改土归流”时保全了大量的土目与中小奴隶主，因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较长。如在乾隆初年，贵州威宁地区的彝族群众仍然“半为夷目家奴”。及至建国以前，所属百姓仍然保留某些农奴的特点，奴隶主的剥削虽以实物地租为主，仍不同程度地残存着奴隶制的痕迹。云南武定、禄劝以及红河南岸等地当时也保存不少大小彝族土司，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地主经济已有取代领主经济的发展趋势。

农业是广大彝族地区的主要经济部门，农作物主要有玉米、荞麦、土豆、小麦、水稻、大麦、燕麦、元根等。农具主要有犁、耙、条锄与板锄。在高原地区，人口稀少，牧草丰富，适宜于畜牧业的发展，主要牧养牛、马、猪、羊等。山地森林资源、山货资源十分丰富。河流湖泊中有各种鱼类和水产。狩猎，采集药材、木耳，捕鱼等成为群众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手工业基本上作为家庭副业而存在，主要采取定期赶集的形式进行商品交换。

彝族的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自给自足的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尤其是在聚居区内一直保持着“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仅用少量的牲畜、粮食、山货去换取针、线、盐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耻于经商’’的观念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在彝族人民的观念中，牛羊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是衡量贫富的标准，也是衡量一个人(或一家人)能干与不能干、强与弱的标准。拥有百头牛羊是一般彝人的追求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彝族人民经过40多年的开发建设，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目前已经建起了钢材、生铁、煤碳、采矿、发电、伐木、化肥、农机、食品加工等轻、重工业部门，形成了一支本民族的产业队伍。云南个旧的云锡公司，已成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一个重要企业，贵州西部的六盘水特区，已发展成为著名的煤炭工业基地，四川渡口也成为著名的新兴钢铁工业城市。交通运输也得到了较大改善，各地普遍修建了公路，成昆、贵昆铁路干线也通过了彝族地区。政府还在各地设立了一些贸易机构和集市，使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经济上实行搞活的政策，彝族的城乡商品经济有了飞跃发展，彝人中建企业、经商者逐年增多，落后的自然经济正受到严重冲击。

文化艺术

彝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源远流长、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各地彝族流传许多记载本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彝文手抄本，已发现的有上千种之多，现已陆续翻译、整理出版，内容涉及哲学、史学、文学、宗教学等方面。还有一些彝文铸铜、碑刻及丰富多彩的民间口头文学。在医药学方面，彝文著作中也保存了丰富的资料。彝族普遍采用夏历。近年来，也有人认为古代彝族先民使用过十月历。

彝族人民能歌善舞。彝族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曲调，诸如爬山调、进门调、迎客调、吃酒调、娶亲调、哭丧调等。有的曲调有固定的词，有的没有，是临时即兴填词。山歌分男女声调，各地山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彝族乐器有葫芦笙、马布、巴乌、口弦、月琴、笛、三弦、编钟、铜鼓、大扁鼓等。彝族舞蹈也颇具特色，分集体舞和独舞两类，其中多为集体舞，如“跳歌”、“跳乐”、“跳月”、“打歌舞”和“锅庄舞”等。动作欢快，节奏感强，通常由笛子、月琴、三弦伴奏。

彝族传统工艺美术有漆绘、刺绣、银饰、雕刻、绘画等。漆绘主要多施于碗、盘、壶、杯、盔甲、护腕、盾牌、箭筒、马鞍、马笼头、月琴、口弦之上，颜色以黑、红、黄三种色彩为主。刺绣为彝族妇女所善长，常绣在头帕、擦尔瓦、衣袖、衣大襟、裤脚、挂带、烟荷包、腰带等上。

风俗习惯

彝族服饰，各地不尽相同。凉山、黔西一带，男子通常穿黑色窄袖右斜襟上衣和多褶宽裤脚长裤，有的地区穿小裤脚长裤，并在头前部正中蓄小绺长发头帕，右方扎一钳形结。妇女较多地保留民族特点，通常头上缠包头，有围腰和腰带；一些地方的妇女有穿长裙的习惯。男女外出时身披擦尔瓦。首饰有耳坠、手镯、戒指、领排花等，多用金银及玉石做成。

彝族生活中的主要食物，大部分地区是玉米，次为荞麦、大米、土豆、小麦和燕麦等。肉食主要有牛肉、猪肉、羊肉、鸡肉等，喜欢切成大块大块(拳头大小)煮食，汉族称之为“砣砣肉”。大、小凉山及大部分彝族禁食狗肉，不食马肉及蛙蛇之类的肉。彝族喜食酸、辣，嗜酒，有以酒待客的礼节。酒为解决各类纠纷，结交朋友、婚丧嫁娶等各种场合中必不可少之物。

彝族的房屋结构有的地区和周围汉族相同，凉山彝族居民住房多用板顶、土墙；广西和云南东部彝区有形似“干栏”的住宅。

各地彝族盛行父系小家庭制，幼子往往和父母住在一起。妇女地位较低。遗产由诸子平分，绝业一般归近亲所有。彝族历史上盛行父子连名，此俗在凉山彝族居民中一直继续到建国前。一夫一妻是彝族婚姻的基本制度，娶媳需付较高的聘金，交错从表婚比较流行，夫死实行转房。建国前云南部分彝族地区还保持着公房制度，凉山彝族保持着严格的等级内婚。历史上彝族多实行火葬，建国前，凉山及云南沿金沙江一带居民仍行此葬俗。其他地区自明、清以来逐渐改为上葬。

宗教信仰与重要节日

彝族宗教具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崇奉多神，主要是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自然崇拜中，最主要是对精灵和鬼魂的信仰。人们认为大自然中许多没有生命的东西都附有精灵，一个家庭中凡是祖先遗留下的一切东西如衣服、首饰、银子、用具，都可附上精灵“吉尔”，认为它具有保护家人的魔力。由于历史上长时期的民族文化交流，佛教传入彝族区已有长久历史。清代初年，道教在一些彝族地区盛行。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天主教与基督教也于19世纪末年先后传入彝族地区。

彝族的节日主要有“火把节”、“彝族年”、“拜本主会”、“密枝节”、“跳歌节”等。“火把节”是彝族地区最普遍而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一般多在夏历六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每到火把节，彝族男女老少，身穿节日盛装，打牲畜祭献灵牌，尽情跳舞唱歌、赛马、摔跤。夜晚，手持火把，转绕住宅和田间，然后相聚一地烧起篝火，翩翩起舞。

彝族的虎图腾崇拜

在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人们出于对动植物的一种特殊的亲近感，把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崇拜的对象。他们以自己信奉的图腾，作为本氏族的标志，甚至将其作为本民族的祖先。中国云南的彝族人，对虎的崇拜就是源于这种古老的图腾信仰。

据彝族的民间史诗《梅葛》记载，天神在创世之初，派了他的五个儿子去造天。天造好了之后，便用雷电来试天，结果天裂开了，用什么补天呢？天神们认为世界上的东西虎最威猛，于是天神又派五个儿子去将虎制服了，然后他们用虎的一根大骨做撑天柱，这样天就稳定下来了。他们又用虎头做天头，虎尾做地尾，虎鼻做天鼻，虎耳做天耳，左眼做太阳，右眼做月亮，虎须做阳光，虎牙做星星，虎油做云彩，虎气做雾气，虎心做天心地胆，虎肚做大海，虎血做海水，大肠做成江，小肠做成河，虎肋做道路，虎皮做地皮，硬毛做树林，软毛做青草，细毛做秩苗……于是便有了今天的世间万物。

黑虎氏族是彝族的远古先民，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崇黑尚虎，即以黑虎为图腾，并且一直保持到现在。彝族人称虎为罗，许多地方的彝族人至今自称罗罗，即意为虎族。他们自认为是虎的民族，每年都要过虎节，日期从农历正月初八的接虎祖开始，到正月十五日的送虎祖结束。虎节期间，全族人共同欢乐，跳老虎笙、祭虎祖，以祈福消灾。他们在举行祭祖仪式时，用画有虎头的葫芦瓢来象征自己的祖先。

许多彝族人认为自己是虎人。有的村寨至今还流传着"人死一头虎，虎死一只花"的俗语。在他们的姓氏中，常见的罗就表示他们是虎的后代。男人自称罗罗濮或罗颇，意思是雄虎；女人则自称罗罗摩，意思是母虎。彝族人过去就通行火葬，他们认为遗体火化之后便可返祖为虎了。在彝族人聚居的地方，还有许多以虎称呼的山岗、水流和村寨，因为虎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就应以虎来为其命名。

虎被中国人视为百兽之王。它是力量和威严的象征，被彝族先民敬奉为原始图腾，成为吉祥与幸福的象征。由于虎被他们奉为祖先，因而在一些彝族人家中的神龛上供奉虎形祖灵，大门上挂着虎形辟邪，墙壁上挂着虎图腾壁挂，在村寨路口设有形状像虎的石虎神。彝族人称虎神为罗尼，这是他们心中最灵验最崇高的神。虎神可以为他们消灾驱邪，可以保佑他们称心如意、吉祥平安。他们把自己、家庭、家族的幸福，都寄托在虎神的护佑之下。

（摘自《民族工作大全》千里原主编）

国家民委网站

普米族

人口为33600人。

民族概况

我国的普米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兰坪、丽江、维西、永胜等县和宁蒗彝族自治县，还有一部分居住在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和盐源县。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普米族人口数为33600。使用普米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木里和宁蒗的普米族曾使用过一种用藏文拼写的文字，但流行不广。现在通用汉文。

各地普米族有不同的自称，云南省兰坪、丽江、维西、永胜的自称“普英米”，宁蒗的自称“普日米”或“培米”，都是白人的意思。汉族的历史文献上称普米族为“西蕃”或“巴苴”。根据本民族传说和历史记载，普米族原来聚居于青藏高原，系青海、甘肃、四川边沿一带的游牧部落，后来逐渐从高寒地带沿横断山脉向温暖和水草丰茂的地区迁徙。大约在公元七世纪以前，他们已居住于现在四川的越西、冕宁、汉源、九龙和石棉等地，是当时西昌地区的主要民族之一。《宋史》记载，当时，有人“入西番求良马以中市”，说明普米族先民和汉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已有密切往来。至元代，四川邛部州(越西)一带，有“六番”居住。蒙古进军大理时，原居西昌地区的普米族一支由其部落首领率领加入蒙古军，进入云南的宁蒗、丽江、维西、兰坪、永胜一带定居下来。居于云南地区的普米族，元朝时属丽江路军民总管府(后罢府置宣抚司)的总管(或宣抚)的统治。明代属于丽江、永宁府土官知府统治。清雍正年间，丽江世袭土知府改为流官知府，世袭土官知府改为土通判。四川的普米族则受盐源木里的土司和本民族的头人统治。

文化艺术

普米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每逢婚丧节日，都举行“对歌”，形式多为叙事歌，另有短调，内容以青年爱情生活为主。普米族人平时也爱唱纳西、白和汉族的山歌。民间流传有许多传说故事。舞蹈多反映耕作、狩猎、纺织等生产劳动，用葫芦笙、笛子等伴奏，舞步刚健明快。

风俗习惯

普米族的服饰，男子各地大同小异，上着麻布短衣，下穿宽大长裤，披白羊皮坎肩。较为阔绰的人，穿氆氇和呢质大衣，以毛布裹腿，腰间佩刀。妇女服装各地区则不尽相同。永胜、宁蒗地区的普米族妇女爱包大头帕，着大襟衣、百褶长裙，用宽大而染有红、绿、蓝、黄的彩带束腰，背披羊皮。兰坪、维西一带的妇女，爱穿青、蓝、白色大襟短衣，外着坎肩，穿长裤，腰系绣有花边的围腰布，耳坠银环，手饰镯圈等物。普米族群众主食玉米，辅以大米、小麦、青稞、燕麦、养子、稗子等。喜食用猪肉做成的“琵琶肉”，也常食牛、羊和兽肉，喜饮茶，嗜烟酒。普米族的房屋为木结构，墙壁用圆木重叠垛成，用木板盖顶，四角竖圆柱，中央立一大方柱，普米族群众称之为“擎天柱”，认为是“神灵”所在的地方。一般住宅为二层，楼上住人，楼下关牲畜。屋内设火塘(锅庄)，中支铁三角架，后方置神龛。火塘是家庭活动中心。室外挂牛、羊头颅，以示财富。

宁蒗、永胜地区的普米族群众实行大家庭制，数代同堂。兰坪、维西的普米族家庭两三代人即分家。实行男子财产继承制，诸子平分，盛行转房、传幼子的习惯。亲属称谓尊长房，即伯父的子女不论年龄大小，一律都称兄姊，叔父的子女皆称弟妹。宁蒗地区少数保留母权制残余的普米族群众以主妇为家长，女子不仅有财产继承权，而且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地位。婚姻多行一夫一妻制，选择配偶由父母作主，盛行姑舅表优先婚配。早婚。婚后妇女有“不落夫家”和兄死弟妻寡嫂的习俗。丧葬习俗，宁蒗地区的普米族群众实行火葬；兰坪、永胜地区的实行土葬；维西地区的兼行火葬和土葬。

宗教信仰与重要节日

普米族群众崇拜多神，祭祀祖先。兰坪称巫师为“师毕”，宁蒗称为“讳规”。各地有请巫师祭山神、龙潭和锅庄神堂的宗教仪式。还有信仰喇嘛和道教的。

普米族的节日主要有大过年、大十五节、尝新节等，有些地方也过清明节、端午节等节日。大过年即过春节，届时，同一氏族的各家要祭“锅庄”。吃年饭，举行赛马、打靶等各种游艺活动。宁蒗普米族群众于旧历腊月十四日过大十五节，人们身着新装，上山露营，举行篝火晚会。尝新节，即每到大小春收获季节，人们用新粮酿酒、煮饭祭祀祖先，宴请亲友，庆祝丰收。

（摘自《民族工作大全》千里原主编）

国家民委网站

关于大禹的事迹

禹，姓姒，亦称大禹，夏禹，上古治水英雄,古涂山氏国（今安徽怀远）人。

远古时期，天地茫茫，宇宙洪荒，人民饱受海浸水淹之苦。尧帝开始起用禹的父亲鲧治理洪水。鲧治水逢洪筑坝，遇水建堤，采用“堙”的办法，九年而水不息。尧的助手舜行视鲧治水无功，将他诛杀在羽山。

舜命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他从冀州开始，踏遍九州进行实地考察，决定采用因势疏导洪水的办法。

当时的绍兴地区也受到洪水的祸害，被称为荒服之地。大禹治水到了这块荒蛮之地，凿山疏流，将水引入东海，使这片浅海沼泽之地重新成为平原，人民得以从事垦殖为生。大禹曾在绍兴娶涂山氏为妻。新婚才四天，禹便离家治水去了。他婚后离家十三年，曾经三次路过家门而不进去。“三过家门而不入”和吃苦耐劳、克已奉公的忘我精神被传为千古佳话，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禹是中国古代历史传说中第一位杰出的卓有成效的治水专家。大禹治水，展现了我们祖先治理洪水斗争的生动画面，体现了劳动人民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与洪水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和治水的伟大功绩，一直为后世广为传诵，鼓舞着历代劳动人民向洪水灾害作斗争。

大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之一，大禹治水所衍生出的丰富意义，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最为华彩的一章。

巴蜀大地，文明悠久，人杰地灵，从远古时代开始，就产生了许多至今仍光辉无比的神话传说，反映着古老的巴蜀人民在文化进步的漫长路途中坚韧的进取精神和美妙的想象能力，成为巴蜀文化大观园中引人入胜的一个生动世界。

这里，江河众多，从远古开始，就一直水害频仍，危及着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命财产。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巴蜀人民充分发挥了勇敢战斗精神，与水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他们在与水害作斗争的同时，凭着自己的想象能力，创造了一个个征服、战胜自然灾害的神话传说，以体现他们古朴而又复杂的心理现实。

大禹在巴蜀治水及其神话传说，便最为生动、最为精彩、最为显著地表现了这一巴蜀劳动人民的真实心理，井沉淀为巴蜀文化和中国水文化的精品之一。

一

大禹在巴蜀治水，足迹广泛，主要集中在涪江、岷江（主要是青衣江）、川江流域。根据神话传说，大禹不仅分别治理各个水系流域，而且还将各个水系流域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网络，较为全面地治理四川山川河流。

相传大禹在青衣江流域治水最为深入执着，功绩卓绝。现今青衣江飞仙关下侧一段天堑称多功峡，是当地百姓为纪念大禹冶水功多而取，古人称之为"与导岷同功"，“而微神禹疏凿之功，则天、荥、芦三县，其不为鱼蛤也者几希矣!州之人，当每饭不忘也夫。"可见大禹治理青衣江与当地劳动人民的密切关系。青衣江支流周公河与周公山有关，而周公山相传为大禹所祭之地，《尚书·禹贡》记载：“蔡蒙旅平，和夷底绩。”蔡即蔡山，蜀汉时易名周公山，蒙即蒙山，与蔡山相峙，以产茶为称。这句话的意思是：大禹在蔡蒙一带治水成功后，又来此旅祭，祈祷上天赐福于人间。让生息在此的子民从此安居乐业，永保和平，消除灾害。

位于川西北高原古城松潘附近的黄龙寺自然风景名胜区，为涪江上源。黄龙寺名称的由来，虽然众说不一，但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与大禹治水有关的方面。大禹疏通九天河时，天上的妖怪都治完了，唯有水下的九妖十八怪没有降服，继续为非作歹，残害生灵。这时，大禹便相请在黄龙寺修道成仙的黄龙帮他治水降妖，黄龙久居此地，深知妖怪习性，便游入江中，打败了九妖十八怪，而且，还负舟导江。沿茂州（今茂汶）上溯，助禹治水，始有岷江。大禹治水成功后，对黄龙表示了深深的谢意。这一神话传说不仅说明了远古之时涪江上流水灾严重，而且，还将岷江的治理与涪江的治理结合起来，"因水为师”的大禹从源头开展治水活动，与当年他在黄河流域治水方略相比又别具一格。

四川是万里长江的上游，容纳岷江、涪江、大渡河、嘉陵江、沱江、乌江等大小支流，浩浩荡荡，挟看紫色盆地的梦幻，冲出夔门，直逼坦荡的中原。在从宜宾到湖北宜昌这一称为川江的河段中，流传着不少关于大禹冶水的壮丽迷人的神话故事，为川江的奇丽增添了丰富的人文色彩。

“终古平成思禹绩，乾坤准信等浮沤。”这是明代太守傅光宅咏涂山的诗句。涂山，在重庆南岸区，因大禹娶涂山氏之女而名。为了纪念大禹治水业绩，山上建有"禹王祠”“涂后祠"，其后建有禹王庙，涂山寺，巴国人民仿佛格外尊重这个“四川女婿”，每年正月初一到十五，朝山盛会，游人如织，热闹非凡，清代名人王士祯曾有“飞瀑落长虹，登临见禹功"的诗句加以描述。

云阳龙脊石不仅是有名的长江水文标志，而且，更有神奇动人的传说附丽在它身上。龙脊石在云阳县境内的长江江心，宛如一条巨龙潜于江中，又名龙潜石。相传洞庭湖中的老龙，游入长江，直至巴地，到处兴风作浪。于是，玉帝派大禹到凡间斩龙劈蛟，大禹见此孽龙残害生灵，不禁怒火中烧，金斧一挥，砍中老龙颈项，老龙作垂死挣扎，搅动龙尾，浊浪翻飞，天昏地暗，大禹再将一根金刺向龙脊，结果了它的性命，老龙残尸化力铁石留于江心。龙脊石上诗文书法题刻极多，冬春之时，游人如云。龙脊石的这段大禹斩龙的传说与巫山县城西错开峡的传说相一致，那里至今仍有“龙斩台”。大禹治水活动中斩杀孽龙，一方面表明大禹具有神力，是为“神禹"，另一方面也表明大禹治水并非易事，坎坷曲折，艰辛奋战。

曾为历代文人墨士传颂的巫山神女，是西王母之女，当大禹疏导长江三峡时，她在飞凤山麓一平台，授九卷天书与大禹，并派神丁相助，大禹“遂能导波决川，以成其功"。这块平台后人称之为神女授书台，此后她定居巫山，为民造福，日久天长，她的身影化为俊俏的神女峰。巫山人民竖碑立祠，泥塑金身，绘影力文，将神女祀为“佐禹治水”有功于三峡黎民"的"正神"。毛泽东1956年《水调歌头·游泳》词："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借动人的神话传说，展现了新中国大禹传人的豪迈气概和壮志胆识。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有一座禹王宫，原建于乾隆年间，是湖广人入川时修的会馆，内供大禹像，现仅存大殿。七对石柱上镌刻的楹联完整无缺，其中一联为隶书：传子即传贤，天下为公，心同尧舜；治民先治水，山川永奠，泽重湖湘。一联为楷书：遗迹遍神州，即今日复水重山都归奠定，英光同石纽，使我乡牧童樵叟共切讴思。联意在于歌颂大禹功绩，永远缅怀；另外一层意思，我们认为，在于水路畅顺，保佑湖广人的生意事业。这里，湖广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相互融合，共同敬祝这一中华文化的神品——大禹。

表现了一种共通的民族文化心理。

二

以上，我们择其要者记述了大禹在巴禹治水的踪迹与有关的神话传说，这些资料虽然不能当作信史看待，但是，从神话学，民俗学、社会学和文化学角度加以认真分析总结，却可以得到深刻的启示，对于了解远古时期巴蜀人民与自然一--水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巴蜀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是古老的巴蜀人民在征服自然的漫长过程中的实践、愿望、情感、理想、要求的曲折而又真实的反映，是以劳动人民改变作为自然的奴隶身份开始站立起来，辐射人的本质力量为基础而产生的。这些传说有着浓郁的巴蜀文化色彩，是巴蜀人民借助想象和幻想的虚构以表达人类征服自然的胜利，并体现出原始思维的单纯、古朴、生动的特色，神话传说构思别致，幻想奇丽，是民俗文化和神话宝库中的璀璨之珠。

远古四川，水害既多，影响又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与防洪治水有着密切关系，治水害，兴水利，是人类生存、社会进步的基本需要，也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上述神话传说，既是巴蜀人民开始摆脱作为自然奴隶地位的反映，又是他们在证明人类力量，从人神结构关系中走出困境的那么一种觉醒心理的再现，大禹在青衣江治水，则是氐羌先民从游牧生活走向农耕生活过程中的现实反映。

虽然大禹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主要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区域，治水活动也集中在这一带，但是，我们不能单纯从地域上来论证大禹治水的范围，一则大禹治水本是神话传说，是古代劳动人民战胜自然的神奇表现，更重要的则在于大禹是古代劳动人民在治水活动中共同创造共同认可的神与英雄，大禹作为神禹，是劳动人民心理的一致反映。大禹在远古历史中，至少在水事活动中，具有保护神的地位，禹王庙和关帝庙一样，在民众心理中占据重要位置。大禹治水具有非凡的同构能力，它能将发生在黄河，长江以及其他中华各水系的治水活动统一涵纳成一个同心圆，而这正是研究大禹治水与水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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