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牛条子是什么样子的(条子牛催情后第二次又不发情什么原因)-菲力牛肉网

养牛条子是什么样子的(条子牛催情后第二次又不发情什么原因)

其实养牛条子是什么样子的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条子牛催情后第二次又不发情什么原因，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养牛条子是什么样子的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农村老俗话说“好篮不装灰，好人不做媒”是什么意思？有道理吗？

许多农村老话，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也往往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但是有些老话，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显得有些过时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好篮不装灰，好人不做媒”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有道理。

“好篮不装灰，好人不做媒”的意思是完好无损的篮子，人们不会用它去装灰土或者垃圾；而人品正直的人是不会去做媒的。

我们先来说一说“好篮不装灰”。

我们知道，在农村用的篮子或者筐，北方是用柳枝，南方一般是用竹片编织成的。

它们是农村一种普遍的容器，可以用来盛放食物、新鲜蔬菜、瓜果等。甚至人们收了庄稼，也是用扁担挑着篮子或者筐，把收获的粮食运回家里。

“好篮不装灰”中的“灰”是指以前农村烧火做饭，柴草燃烧后的灰烬，也泛指垃圾一类的东西。

新编的篮子，人们是舍不得装这些东西的，否则篮子因为缝隙比较多，脏了以后不容易清洗干净，再盛放吃食，就容易污染食物。一般是一些用久了的篮子，出现破损，人们会拿一些塑料布或者纸板等，补在篮子的破损部分，用来盛放一些灰土或者垃圾。有的时候甚至连这个破篮子跟垃圾一起扔到垃圾堆里不要了。

“好篮不装灰”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现在虽然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了，篮子和筐的利用率变低了，但是现在的农村，家家还是有这些日常用具的。而且人们也习惯上用旧的篮子或者筐，盛放垃圾等物。积攒一些以后，再扔到指定的垃圾投放点。

我们再来说一说“好人不做媒”。

1、以前媒人大多走东家串西家，好吃懒做。

在先前的时候，青年男女接触机会少，而且当时观念保守，年轻人结婚成家，全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当时在农村就出现了专门为青年男女牵线搭桥的“媒人”。

而且担任媒人的人，一般都是上点岁数的妇女。她们走东家串西家，以说媒为业。如果说媒成功了，男方一般会出一定的财物作为答谢。

这些媒婆因为以此为业，往往一天不着家，不做家务，更不要说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活了。这样，就造成了人们对媒人有一种偏见，认为她们都是一些好吃懒做之人。

2、以前有些媒人因为贪财，不负责任地乱点鸳鸯谱。

可以说，媒人对于一桩婚姻起着很大的作用。这样，有些媒人为了贪图一些有钱人家的钱财，就昧着良心，跟女方说男方如何好，甚至男方有身体或者精神上的残疾，她们也口吐莲花，把男方说得仪表堂堂。尤其是在给女方介绍稍远一点的婆家的时候，女方不了解情况，全凭媒婆一面之辞。还有的媒人跟男方串通一气，相亲的时候让一个健康人去，而真正要跟姑娘结婚的男人，却是另一个。

当时因为封建思想的影响，女孩们一般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生米做成了熟饭，也只能哭哭啼啼认命。

发生这样的事，人们自然对媒婆微有微词。

当然，现在也没了媒婆这个职业，偶尔有热心的大妈给人做媒，也一般考虑一下双方是否大致般配。她们只是负责牵一下线，如果双方大体上没有意见，就留下各自的联系方式，让年轻人自己去相处、了解。

3、“好人不做媒”其实还暗含的意思是：做媒后，可能会费力不讨好。

其实不管过去还是现在，给人做媒以后，还是后患无穷的。

首先是有些媒人说媒时，为了撮合两个人，难免向双方夸对方的好，导致男女双方都对彼此有着不切实际的期望。可是男女结婚以后，发现对方并不像媒人说的那样好，甚至一方还发现对方有一些难以治愈的疾病，这样，就会指责媒人。

还有，就是小两口结婚以后，也可能会发生一些矛盾。虽然这矛盾跟媒人没有关系，但是因为媒人是双方都认识、熟悉的人，而且是这桩婚姻的牵线人及见证人，因此，双方还是会找到媒人。媒人不得不去调解，磨破了嘴皮子，也不一定会落好。有些人甚至把自己后半生不幸福的原因都怨到媒人身上。看来，媒人的日子好长时间也不会安宁，甚至会背负好多年的骂名。

其实，现在因为青年男女交往机会的增多，以及通讯工具的发达，好多青年男女都是自由恋爱，谈朋友、结婚，媒人起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了。有的只负责牵一下线，也不会为了个人利益，极力撮合两个并不合适的人。但是，媒人做媒后，因为小两口对对方的期望不太符合当初的想象，以及婚后矛盾等，造成媒人费力不讨好的现象还是多少会有的。

从“好篮不装灰”这句话，有书君得到一些人生启示：作为一个人，我们不妨学一学篮子的处事哲学，那就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要多学一些东西，多做一些事情；等人到暮年，也要有安之若素的心态，懂得适时得体地退出。能发挥余热最好，如果再无用处，不妨安于一隅，坦然接受岁月的安排。

看到“好人不做媒”这句话，有书君也有一些话要说。只要媒人本着一颗公心给青年男女牵线搭桥，双方还是很感激的。尤其是一些大龄青年男女的家长，还要处处托人给自己家孩子介绍对象。给这些青年做媒，可以说是功德无量！

有书君在此也奉劝现在的青年男女，结婚前还是多了解一下，看跟对方的气场是否契合。

婚前睁大眼，而婚后则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夫妻发生矛盾，要多在双方相处中找原因，而不能怨天尤人，更不能迁怒于媒人。婚姻幸福与否，不在于自由恋爱还是媒人牵线，最重要的还是婚后的经营。只有双方互相理解，彼此包容，婚姻才会长久、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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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猪肉？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但很少有食物价格上涨能够像猪肉一样影响着我国人民的幸福指数，虽然我们有鸡鸭鹅甚至是牛羊肉等肉类可以作为替代品，但我国对猪肉的喜爱度远甚于其他肉类能源。

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口味的问题，事实上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如果特别喜爱某一个食物，那么这背后一定包含着当地的气候环境、社会结构，乃至整个国家的国计民生。

猪

猪其实非常不适合饲养，因为猪不像牛、羊一样能够把它们放在一个地方放牧，而是需要圈养。再者，猪属于杂食动物，它们的食物和人类比较重合，这意味着它们会与人类抢口粮。而牛和羊能够以草为食，还能够以秸秆、麦秆为食，而这些要么是人类不能吃的生物，要么是农业的副产品，简单易得，所以饲养牛、羊非常方便。

还有，牛能够作为畜力使用，可以耕种土地，可以托运货物；而羊可以提供纤维，供人类制作衣服。但是猪没有其他的利用方式，人类饲养它似乎只是为了吃肉。所以，从以上这些角度来看，饲养猪并不划算，因此在过去我国主要饲养的其实是牛和羊，猪的地位比较低下，比如我国先秦时期使用马、牛、羊作为祭祀用的牲畜。《礼记》中还记载说：天子食大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

从以上可以看出，猪在过去地位比较低下，所以过去人们食用猪肉较少，养殖生猪也较少。猪肉真正进入到普罗大众的餐桌，是在南宋，但在北宋时期，就有文人士大夫开始食用猪肉了。在宋朝文人的地位很高，而文人又非常善于写词，写作的词会被人们吟唱，所以文人士大夫们的喜好能够很快影响到底层百姓。

苏轼就是这样引领潮流的文人士大夫，他被贬黄州时写过一首词《猪肉颂》：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而到了南宋，我国人们的饮食从羊肉最终变成了猪肉，猪肉价格也在慢慢上涨。虽然蒙古族建立的元朝更喜欢羊肉，但猪肉在我国扎稳了脚跟，从此成为我国国民性食物。

猪肉为什么会成为我国国民性食物

虽然宋朝文人士大夫们开始吃猪肉引领了当时的社会风尚，但猪肉之所以成为我国国民性食物，还和猪本身有关。

我们知道，我国盛行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干旱寒冷。而猪身上没有汗腺，在夏季时需要在泥塘中滚上泥巴，降低体温，所以猪喜欢生长在湿润多雨的地区，因此西亚干旱炎热的气候就不太适宜它们生存，以至于西亚很多国家都不吃猪肉，当然西亚大多数国家都信仰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禁止吃猪肉。

欧洲不吃猪肉是因为，它们是温带海洋性气候，终年温暖湿润，适宜草类生长，非常适合牧牛，所以西方比较喜欢吃牛肉。

在我国南宋之前，我国人口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但北方常年征战，再加上我国在南宋时丢失了北方大部分土地，幸存的人们逐渐将财富、人口等转移到南方地区。相比于牛和羊而言，南方的气候更适合饲养猪。

除此之外，人类饲养猪的另一个原因和猪的产肉率有关。虽然猪不像牛一样能耕地，不像羊一样能产毛。但是猪能够提供的猪肉最多，马文.哈里斯指出，猪能够将食用的35%能量转化为肉，而羊只有13%，牛只有6.5%。

还有，猪的产粪量也非常高，是所有牲畜之中最高的。我们知道，西方之所以喜欢养牛，是因为西方的土地实行轮耕法，也就是将一块土地一分为二，一半种植庄稼，另一半荒着养牛，等到来年时再反过来种植庄稼。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保持土壤肥力。

但是我国人口众多，实行轮耕意味着粮食产量下降。但连年种植粮食也会导致土壤肥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定期增加肥力，也就是施加有机肥。

猪的产粪量就是最好的有机肥，而且它的产量较大，一头猪可以供应7.5亩土地的肥料，能够满足土地对肥力的需求。所以土地和猪的关系就绑定了起来，猪也就越养越多，有机肥就越多，粮食也就越多，人们对猪肉的喜爱也越来越深，直到取代了羊肉成为了我们最喜爱的肉类来源。

但现如今我们有了化肥，不用再施加有机肥，所以目前猪肉的粪便成为了人们的头号难题，也成为了养殖过程中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想要彻底解决猪粪的问题，还需要我们继续探索。

历史中的包公是怎么样的官？

包拯

“包公”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但一般大众对“包公”的印象，大多来自公案小说《三侠五义》和《秦香莲》《打龙袍》《赤桑镇》《陈州放粮》等戏曲曲目。在小说和戏曲中，“包公”面色黧黑，刚正不阿，断案神奇，是人们心目中“清官”的代表，深得读者、观众的崇敬。也正是因此，人们往往不称其名，而敬称他为“包公”。

但小说、戏曲中的“包公”，毕竟是艺术形象，他的“黑脸”、尤其是他的很多故事，都是虚构、“穿越”而来，虽然有些故事有史书所记本人实迹的影子，却差之甚远。

史书记载“包公”最详细、最可靠的，是《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列传第七十五》和他的《墓志铭》，宋·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集·卷四十五》、宋·王称撰《东都事略·卷七十三》、明·蒋一葵撰《尧山堂外纪·卷四十七·宋》也记有其事迹。

综合各书和《墓志铭》所记，“包公”生平事迹主要为：

“包公”姓包，名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生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三月二十三(公历4月11日)。

各书和墓志对包拯童幼时期所记甚少，只知道他因为对父母很孝顺而名闻乡里。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29岁的包拯考中进士。朝廷任命他为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的“大理寺”初级法官“大理评事”，实任建昌县（治今江西永修艾城镇）知县。

但是，当时包拯的父亲、母亲都已年老，愿意在家乡生活，不想跟着包拯到遥远的地方，报告恳切地向朝廷请求在离家近的地方跟着，朝廷改任他为和州（治今安徽和县）监税官。和州邻近合肥，但包拯的母亲还是不乐意去，包拯向朝廷提出辞职，请求批准自己在家奉养父母，得到批准。

几年以后，包拯的父母先后以高年辞世，包拯因为思念父母，身体非常削瘦，但依然在父母的墓旁搭建了草棚，在草棚中度过了三年守孝期终制。但是，虽然三年守孝期满，包拯仍不愿离开，经过乡里父老几次劝勉，又过了二年，才向朝廷报到，出任天长县（今安徽天长）知县。

在天长县，包拯判了一桩后人视为传奇，并可能由此演绎出他别的神奇断案故事的案件。有一天，一名百姓到县衙投诉，说自家的牛被人盗割了舌头。包拯说：“回去把牛杀了卖肉吧。”时间不长，有人来县衙，举报这名百姓私自杀牛。包拯问他：“你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又来举报他？”举报者一听，大感吃惊，承认是自己偷偷割了人家的牛舌。

史书对包拯断盗割牛舌案所记就这么简单。但这一案件所涉当时的世情，却远为复杂。唐末五代，战乱频仍，牛的养殖量迅速减少，而牛皮可以做铠甲，牛筋可以做弓弦，牛角可以做弓的两角，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因此，政府、军阀对牛的养殖、牛产品的管理异常严格残酷，甚至达到百姓私用一尺牛皮（一说一寸）就被判死刑的程度。宋朝建国，天下安定，但对杀牛和牛产品的征用仍然极为重视，百姓私自杀牛，仍是重罪。大约正是因此，盗割牛舌的人才想用盗割牛舌的方法，害死耕牛，嫁祸养牛的百姓，当养牛的百姓听了包拯的话，杀牛卖肉，盗割牛舌的人才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举报人家私自宰杀耕牛。而包拯略施小计，就破了此案，说明他对国家法律的掌握、人间世情的了解，很是清楚深刻，其断案的“神奇”，其时有着“看破世事”“吃透人情”的凡间智慧。

在天长县任职后，包拯被提拔为端州（治今广东肇庆市端州区）知州，后升任管理皇帝衣食住行等生活事务的宫廷机构“殿中省”的中级官员“殿中丞”，协助本部门长官“殿中监”、副官“少监”处理日常事务，“兼勾检稽失，省署抄目”，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办公室主任兼纪检干部，官阶“从五品上”。端州出产著名的“端砚”，是供应朝廷使用的“贡品”，以前的知州借经常“上贡”的名义，向百姓多征数十倍的数量，送给京城权贵。但包拯任知州时，每年征用端砚，都是刚刚凑足朝廷下达的指标，当他离开端州，一方端砚都没有带走。

本传到任“殿中丞”几个月，国家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的长官“御史中丞”王公拱辰援引唐朝制度，请求宋仁宗在御史台增设“监察御史里行”一职，得到宋仁宗批准，包拯转任“监察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即代理监察御史。不久，包拯“转正”，任监察御史。

包拯出任监察御史的时候，宋仁宗正宠爱一位妃子“张修媛”，“修媛”是位列贵妃（皇后之下）、德妃（贵妃之下）之下第三等的嫔妃。张“修媛”出身低微，想提高叔叔张尧佐的职位，以抬高自己，所以极力向宋仁宗推举张尧佐。张尧佐曾任开州（治今重庆开州区）知州，后进京担任略似今天国家信访局局长的“登闻鼓院”长官“判登闻鼓院”。经过张“修媛”的努力，张尧佐很快出任开封府“掌推勾狱讼之事”的副职“推官”，提点府界公事，同时掌管开封府所辖县、镇场务、河渠等公事。谏官余靖向宋仁宗进谏提拔张尧佐不应太快。但不久张尧佐还是迅速升迁，一直升到国家最高财政机构“三司”的长官“三司使”。

张尧佐

包拯虽然任谏官、监察御史时间不长，资历很浅，但对宋仁宗“火箭式”提拔张尧佐，仍然进谏阻止。皇佑初年（1049），包拯和另两位谏官陈升之、吴奎向宋仁宗进言：“近年以来，水从城中冒出、地震、黄河泛滥等灾害发生，这是小人当道所致。天下都认为张尧佐主持财政大计，各地苦于索求无厌，国库受到借助的烦扰，法制凋敝，实在是因为张尧佐。臣等认为，亲昵之私，圣人也不能避免，但能处理妥当，不造成危机，这才是治国之道。”但宋仁宗不仅不予采纳，反而在不久之后进一步提拔张尧佐他为淮康军节度使、掌管全国马政的“群牧制置使”、“总领内诸司使及三班内侍名籍，掌其迁补、郊祀、朝会、宴享供帐，检视内外进奉名物”的“宣徽南院使”，赐予他的两个儿子进士出身。

包拯等坚持:“陛下即位将近三十年，没有失道败德的事，近五六年来，重用张尧佐，却引发人们暗中议论，认为过错不在陛下，而在宫中的女宠……使陛下陷于私昵后宫之过。任命张尧佐的诏书下达那天，太阳阴晦，凶气蒙蒙，陛下应用大义决断，马上下令追夺张尧佐的官职。万不得已，宣徽使、节度使可以选择一个授予他。这样，才合天意，顺人情。”但宋仁宗为了满足宠妃心愿，犹豫不决。

有一天，宋仁宗准备上朝，在走出寝宫门口时，张“修媛”边送边抚着仁宗的背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宋仁宗说：“得得。”

但当宋仁宗刚刚当着朝臣的面宣布要任命张尧佐为宣徽使，包拯就请求发言，极言不可，翻来覆去说了“数百言”，“音吐激愤”，“唾溅帝面”，宋仁宗终于被包拯说服，放弃了对张尧佐的任命。张“修媛”派小宦官往前殿窥探事情的进展，知道包拯“犯颜”进谏，言辞恳切率直，在宋仁宗退朝后向仁宗道歉认错。宋仁宗举起袖子擦了擦脸说：“包御史到我近前说话，直接把唾沫都喷在了我脸上。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难道不知道包拯是监察御史吗？”

监察御史是“谏官”，职责就是向皇帝进谏，监察各级、各地官员，检举官员的不法之事。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还对国家政务、官员行政的优劣提出了很多自己的意见。如曾建言：“国家每年贿赂契丹，不是制御敌人的治本之策。应该练兵选将，务实做好边防。”又曾请求加强门下省退回皇帝不合理文书、不予下发的“封驳”之制，以及永不起用犯有贪赃之罪的官员，精选地方官，对因父祖、亲戚有功而被封官的子弟进行考试，合格后才安排工作等；当时各“路”（略似今天的省）负责财政工作的“转运使”同时加“按察使”衔，有考察本“路”官员的权力，但这些“转运使”弹劾官吏很多都指摘小事，互相比着看谁更苛刻、明察，搞得各地官员不能自安，包拯请求朝廷，罢去转运使的“按察使”职衔。

在任监察御史期间，包拯被选派出使契丹国。契丹安顿宋朝使者的馆舍“神水馆”相传有凶怪，没人敢居住，在包拯到达前几天，有三名马夫入住其间，遇到凶事，但包拯毫不忌讳，径直住了进去。到了契丹国都，契丹国主命令负责接待的官员问包拯：“雄州新开便门，是想招诱我国的叛逃人员，刺探我国的边疆事务吗？”包拯回答：“你们的涿州也曾经开便门，刺探边疆事务，何必一定要开便门？”契丹人无言以对。

出使契丹归国后，包拯转任“三司”下属部门“户部司”的副职“判官”，后出任治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县南)，辖境相当于今山东徒骇河东南,山东东明、河南宁陵、柘城县以东地区和江苏西北角的“京东路”转运使，之后回朝，改任掌管刊辑经籍的“集贤殿院”官员“直学士”，实任尚书省中层干部“工部员外郎”，接着出任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又回朝任三司“户部”副使。其时朝廷在陕西、甘肃一带设置“斜谷务”，向百姓征收造船材木，又在南方七个州征收在河上造桥的竹索，每年都要征收数十万条，包拯皆都上奏朝廷，停止征收。

后契丹在边塞聚兵，宋朝边境州县为之略作警备，朝廷命令包拯前往河北调发军食。包拯说：“处于边境的漳河沿岸都是沃土，百姓却不能耕种，邢（治今河北邢台）、洺（治今河北永年县广府镇）、赵（治今河北赵县）三州民田一万五千顷，一概用于放马，请全部分给百姓耕种。”朝廷采纳了包拯的建议。解州（治今山西解县）出产土盐，但国家管理“解盐”的规定却给制盐的百姓造成损失，朝廷命令包拯前往解州规划相关制度，包拯经过调研，请求允许民间商贩买卖“解盐”。

后朝廷任命包拯为收藏宋真宗御集诗文、书法作品的“天章阁”官员“天章阁待制”、实任于宋仁宗明道元年设置的国家最高监察机构之一“谏院”的长官“知谏院”。在任期间，几次论述、斥责权幸大臣，请求活动罢除一切皇帝独自决定、未经朝堂同意，给予官员、内宫人员的赏恩，又上言宋仁宗，“天子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细分为七项内容：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等，多数得到朝廷批准施行。

其后，朝廷任命包拯为收藏宋太宗书法作品、文集及典籍、图画、宝瑞之物，以及管理皇室宗族的机构“宗正寺”所进献的皇族名录、世谱等物的“龙图阁”官员“龙图阁直学士”，实任“河北路都转运使”。龙图阁直学士官阶“从三品”，是包拯一生所得的最高荣誉职衔，这也是后人称包拯为“包龙图”的由来。

在任“河北路都转运使”之前，包拯曾建议朝廷，在没有战事时把驻河北路的部队移驻内地，但没有得到宋仁宗的回应。至此，包拯再次请求：“罢去河北驻军，分别驻扎河南路的兖（治今山东兖州）、郓（治今山东东平）、齐（治今山东济南）、濮（治今山东鄄城县北旧城镇）、曹（治今山东曹县）、济（治今山东济宁）等州，如果边境有警报，也没有不能及时赶到边境之忧；或者说河北路驻军不可骤减，驻军离开后也可以训练义勇民兵，稍微发给粮饷，一年的费用，不足驻军一月之用，有一个州的税赋，所供养的民兵就很多了。”但仍然没有得到宋仁宗的回应。

后包拯改任瀛州（治今河北河间）知州，瀛州过去用政府资金经营贸易，多年亏本十余万贯铜钱，包拯上奏朝廷，予以免除。

在瀛州任上，包拯的儿子去世，包拯请求到家乡近地任职，朝廷改任他为扬州（治今江苏扬州）知州，又改庐州（治今安徽合肥）知州，后回京任刑部中级干部“郎中”。因荐举的官员犯错，被降职为兵部“员外郎”，实任池州（治今安徽贵池）知州。后恢复“刑部郎中”官职，实任江宁府（治今江苏南京）知府，又从江宁任上被召回京城，以尚书省官员“右司郎中”的身份代理开封府知府。

包拯到任开封府后，虽然只是代理知府，却认真履职。开封府过去有规定，凡是到府衙打官司，不得直接到知府的办公地点。包拯却打开府衙正门，使告状的人可以直接到自己面前陈述曲直，使下属官吏不敢欺瞒案情。开封有官员势力之家建筑花园亭台，侵占流经城内的惠民河河道，导致惠民河堵塞不通，包拯任职期间，恰逢城内发大水，包拯把这些人家的堵水建筑全部拆除，有官员家属拿着地契找包拯，称开封府虚增其花园占地，包拯亲自审验核实，并向宋仁宗上表，弹劾了有关官员。

包拯为官刚直强毅，开封的不法贵戚、宦官为之收手，听到包拯的名字、事迹都感到害怕。因此，人们把包拯笑比作黄河清，既形容包拯性情严肃，很少笑，又称赞他能使治下如黄河清一样珍贵，开封包括妇女儿童，也知到包拯的声名，不称他的名字，而敬称他“包待制”，并有俗语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意为走关系得不到的公平公正，找到象阎罗王一样不讲情面的包拯就行了。

在开封府任职一段时间后，包拯升任高级谏官“谏议大夫”，实任国家最高监察机构之一“御史台”的代理长官“权御史中丞”。到任后，包拯上奏宋仁宗：“东宫没有太子很长时间了，天下人都为之很忧虑。陛下这么长时间不做决定，为什么呢？”仁宗说：“卿想立谁？”包拯曰：“臣没有才能，却做了御史中丞，请求早立太子，是为了宗庙万世考虑。陛下问臣想立谁，是怀疑臣啊！臣年已七十，而且没有儿子，不是想通过劝立太子为自己谋福。”仁宗听后高兴地说：“过一阵就商议立太子之事。”包拯又请求宋仁宗裁减宫中工作人员，节省过多的费用，制定条例，督责各“路”部门勤勉工作，允许御史台荐举所属官员，减少国家工作人员假期，宋仁宗一一批准施行。人们称赞他“包老真中丞”。

其时张方平为“三司”长官“三司使”，通过输送利益，以低价购买了一名富豪的房产，包拯上奏宋仁宗弹劾张方平，张方平被罢免职务；宋祁接任三司使，包拯又论奏宋祁，宋祁又被罢免。宋仁宗见包拯接连弹劾、罢免两任三司使，干脆任命包拯为自己的侍从“枢密直学士”，实任代理三司使。但谏官欧阳修上言：“包拯这是所谓有人牵牛践踏农田而把牛夺走，对牵牛的人惩罚本已过重，又贪得人家的财富，不是过分了吗！”包拯见欧阳修弹劾自己，告假回家居，以推辞对自己的任命，很长时间后才上任。

欧阳修

“三司”是国家最高财政机构，掌管全国的财政收支，“三司使”号称“计相”，在朝中的地位仅次于文官之首宰相、最高军政长官枢密使。过去“三司”规定，大凡国库为皇帝准备的物品，都是从各地征收，时间长了给百姓造成了很多困苦，包拯上任后，特意为之在各地设置“和市”，由政府出钱购买，免去了百姓的烦扰；有的官吏亏政府钱财，因为不能偿还，很多都被抓进监狱，有的找机会逃走，政府就把他们的妻子儿女抓起来，包拯把这些大都释放。

后包拯升任皇帝的秘书、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并监察六部，纠弹官吏的“给事中”，实任三司使。几天后，升任官阶正二品的枢密院副长官“枢密副使”。不久，朝廷又提拔他为礼部副长官“礼部侍郎”，包拯坚决推辞不接受。事情还没有结果，包拯就因病去世，享年年六十四岁。朝廷赠予他礼部尚书荣誉职衔，谥号“孝肃”。古代“谥法”规定，“五宗安之曰孝，慈惠爱亲曰孝，协时肇享曰孝，秉德不回曰孝”，“执心决断曰肃”，朝廷给包拯“孝肃”的谥号，是对他孝亲、做事有决断的肯定。

包拯性情严峻刚正，厌恶官吏苛刻待人待事，追求为人敦厚，虽然非常憎恨坏人坏事，但未尝不以忠恕之心对人；与人不无原则地附合，也不以虚言假面取悦人，平日与人从无私信往来，旧交、亲戚都断绝了来往；虽然做了大官，身份高贵，日常穿的衣服、使用的器具、吃喝的饮食却和没有做官、身为平民时一样。

包拯曾说：“后世子孙做官，有贪赃者，本家不得其回家，死后不得葬入祖坟。不顺从我的这一想法，就不是我的子孙。”

而包拯的声名传遍天下，就连契丹等外国也很敬服，朝廷士大夫、远方学者，谈起他都不称他的官衔，而是直接称他为“包公”。包拯去世，他在朝中做官的同乡、人品又忠诚正直的都哭得极为悲痛，京城官员百姓，莫不感伤，叹息之声，闻于大路，为他烧纸祭奠的接连不断。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得到极高评价。宋仁宗说，“包拯公而忘私，不邀阴幸”；弹劾过他的欧阳修说，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司马光说，“仁宗时，包拯最名公直”，“为长吏，僚佐有所关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言若中于理，亦幡然从之。刚而不愎，此人所难也”；刘敞说，包拯“识清气劲，直而不挠，凛乎有岁寒之操”；吴奎说包拯“守法持正，敢任事责，，凛凛然有不可夺之节，盖孔子所谓大臣者欤！”“力于亲，尽瘁于君。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自始及终，言行必一”，“惟令名之皎洁，与淮水而悠长”；《宋史》总纂、元末宰相脱脱说，包拯“为开封，其政严明，人到于今称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谓刚者乎”；明代著名宰相张居正说，“若包拯者，真可谓执法之臣，故虽至今儿童妇女犹知称之，况当时乎！然其敦厚忠恕，又其立身行己之本，故虽执法而民不以为残也。人主得斯人而用之，则可以振纪纲，整风俗，其于治道非小补矣”；著名学者胡适说，“历史上有许多有福之人。一个是黄帝，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包龙图。……包龙图——包拯——也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两个人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包龙图遂成了中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了。”

“包公”，就是这样的一个官，这样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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