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商人山东投资养牛场(梁希森的人物经历)-菲力牛肉网

外地商人山东投资养牛场(梁希森的人物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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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一篇关于海泊桥历史的文章,有急用!!!

提起海泊村,老青岛人十个有九个不知道。因为,一则小,从未被真正行政区划过；二则历史短,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才形成的“移民村落”；三则和“吴家村”首尾相连,被外人误为吴家村。“海泊村”既有异于“吴家村”、“康家庄”等以姓氏命名的历史悠久的真正村落,又不同于“上街”、“四方”一类真正意义上城镇“村落”,这个靠近繁华的“东镇”、在德国炮台和台柳路哨卡双重“保护”下、以海泊河命名的小村落,反映了一群殷实农民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工业化”进程中,欲进又怕、恋恋不舍、迫不得已的心态。

“七七事变”之后,“游击队”、“自卫团”在乡下蜂起,打家劫舍、绑票撕票成风,乡下的殷实人家大都变卖家当跑到青岛。从此,海泊村有了这样几十户人家,开始了一种城市化独门独户、亦工亦商亦居的生产劳作,一种乡村化自给自足、不失风范、爱面子、讲信用的生活方式。这其中有老孟家、老徐家、老王家、老杨家、老丁家、老范家、老刘家,上述几家大都是昌邑人或靠近昌邑的平度人。昌邑人贩丝绸的多,无以为计只能以“织布”为业,商号有什么“成记”、“和记”、“东来成”、“义发和”、“洪昌”、“三新”等等。当时的青岛纺织业已经赫赫有名,只不过发达的纺织业都是日资工厂所为,海泊村这几家小工厂（作坊）无资本、无技术,仅是依靠客商云集的便利条件,利润微不足道,勉强维持生计而已,有家底的还要时不时地贴上几个,根本谈不上发展、壮大。也有极个别的例外,比如说“三新”,谁都不知道他家掌柜的是谁,只有一个姓崔的职员管事,海泊村小织布厂都是从他那儿买纱。别看他家不起眼的几张机,可大出大进的纱线,足以骇住当时海泊村的“四大家族”！都道是这家有背景,大家都想与姓崔的套个近乎,买点“优惠纱”什么的,无奈这姓崔的油盐不进,只谈生意不论其它,谁也摸不着深浅,更甭说从他那儿得到过好处了,充其量混了个“面儿熟”。到了国民党接管青岛时,“三新”更加红火了,连洋人都到他那儿进纱,解放前人家关门歇业了,直到解放后才陆续着传出那家是敌产,改革开放后人们又传说“三新”成了宝岛台湾一家赫赫有名的大纺织公司。

范家“成记”三掌柜又是另外一个例外啦！范家三掌柜是个“遗腹子”,小他大哥范大掌柜的13岁,特殊的身世使他倍受范家老太太的宠爱,再加上人又聪明精干,年轻好学可塑性强,压力也小,“赔了是家里的,挣了是自己的”,因此思想开往,很快适应了城市生活。上个世纪40年代初,自行车问世了,日本人开始在青岛生产自行车,范家三掌柜立马意识到这是个好买卖,仔细观察、偷学技术、自绘图纸、垒起化铁炉、招收工人,大干特干了起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海泊村作坊中,逐渐成了气候,还自己设计施工盖起了跨度、高度都在十米开外的厂房。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事,这让人不仅知道了范家三掌柜聪明能干,而且还让外人都以为范家“成记”发了。实际并不然。到了上个世纪40年代末老范家弟兄仨将老家底分了,这时候的老三家日子名正言顺地红火起来,而老二家孩子少,靠着丈人家的财势也过得去,只有年过半百心力俱瘁的老大,把活钱全部给了两个弟弟,自己只分得了有六张木架子织机的作坊,媳妇女儿全天干活,还只能勉强度日。

解放了,国家纺织品实行统购统销,海泊村移民第一次有了喘息的机会,满足之意自不必说,随着公私合营进入高潮,这一行当参加合营的业户越来越多,欢乐的锣鼓声在海泊村这个小小的村落里,整日响个不停,也是一时的佳话。当然也有没加入合营的业户,如开酱园的老方家、开牛奶房的老赵家,还有范家三掌柜的……范家二掌柜的也入了弟弟的伙,说了些不中听的话,让人家给汇报了,工会把他弄了去教育教育,不料想他受不了斗争,回家后找根绳上吊死了。

渐渐地“家庭出身”这一词汇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多,海泊村的老移民眉头越皱越紧,在农村他们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到了海泊村又毫无例外地成了资本家,海泊村长大成人的新一代纷纷与家庭划清界线,告别旧家庭,奔赴革命的大家庭。范家大掌柜的三闺女和四闺女分别参军,与共产党的干部结婚,算是彻底划清了与旧家庭的界线。

1964年海泊村破天荒出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范家三掌柜（当时自行车厂的科长）的三闺女在新兴力量运动会上获得了一项武术冠军。本来能获得冠军就很了不得了,更加了不得的是这小女孩跟着国家主席刘少奇、国家总理周恩来出访了十几个国家,如此殊荣总让海泊村人津津乐道。那年过年的时候,不知谁发现了一张年画上的人物居然是她———手舞长穗剑,一个坐盘姿势,清丽健美。谁料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海泊村的老移民大多被批斗,遣返回乡。范家三掌柜的自然不能例外,就连他那个武术冠军三闺女也难逃干系,跟着被遣回了老家！范家大掌柜的深恐自己被查出曾轮流担当过海泊村连甲甲长一职（当时有规定：敌伪保长是具有重大历史问题,必须到公安局报到的罪犯之一；海泊村小,不够十甲连保,故不设保长,只设甲长,遇到派捐纳税出丁,均有轮值甲长负责,范大掌柜轮过几次）,又不敢主动坦白争取宽大处理,困绕无路只好找跟绳子,追随乃弟、弟媳去了。

海泊河的清水好多年就不淌了,上世纪50年代开始,错埠岭以东修了十几座水库,截断了这条季节河有限的水源；海水也泊不到海泊桥了,一是河床淤积,二是海边修了不少的石栏。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海泊河成了吴家村造纸厂和新和化工厂的排污河,使这条青岛市区少有的、河名诗情画意的河流变成了臭气熏天、蚊蝇泛滥污水沟,海泊村更是不堪入目；从上个世纪40年代末开始,海泊村的人口不断膨胀,先是难民,后来是公私合营和房屋改造,独门独户变成了大杂院,往日的宁静单纯不再有了,方正体面、严肃认真、安分守信、礼让谦和、循规蹈矩、不卑不亢的文化氛围也渐渐消失了。1993年,市政府成立两岸改造指挥部,决心改造污浊不堪的海泊河,给两岸市民改善生活环境,这是青岛市最后一个政府拨款的改造工程。

海泊村拆迁的那年,海泊村最著名的人物———当年跟刘少奇和周恩来出国访问、年画上的主人公———名骚一时的武术冠军———范家三掌柜的三闺女因癌症离开了人世,多舛的命运和练武人的刚烈使她才活了45岁。如今,随着“海泊人家”的兴建,破败不堪的海泊村消失了,连着原本不该消失的东西也消失,令人心生无限遗憾。(撰稿人：范国治)

海泊村补遗

海泊村是因海泊河得名的。1941年的海泊河,河底与河帮都不像现在而是泥土的。海泊河在小阳路（现在的人民路）上的桥,也比现在的窄许多,只能并排跑两辆汽车。那时海泊河的北面还有一条支流,是从东面的茹姑庵一带流过来的,只有三四米宽,流经现在的20中门前,然后从如今的海慈医院后门处流进海泊河主流。这条支流早已铺上水泥板,桥东的部分,变成没有路牌的路。原来的河,变成阴水沟。当年的海泊村,就在支流桥的东北面。台柳路从海泊村的北半部穿过,海泊河的这条支流,则沿着海泊村南侧的边缘由东向西流,因此紧贴着台柳路和海泊河支流的海泊村,自然是东西长,南北短。

再说说1941年时海泊村的周围环境。海泊村的北面、东面有些庄稼地,那时没有鞍山路；西面,也就是小阳路南端和威海路北端的西面,是一片荒草和树林,如果从海泊桥徒步去大康纱厂（现在的国棉一厂）,走的是草地上踏出的小路；南面至海泊河主流,地面不大,有一些房屋；海泊河支流以南,威海路以东,是一大片低洼的沼泽地,这里的养牛场。那时的海泊村,有500户人家。全村没有一座楼,尽是鳞次栉比的小平房,红瓦和灰瓦的屋顶。村中除了纵贯东西的台柳路,就是密如蛛网的大小胡同。街头有公用水龙头和公用厕所。那时台柳路是从青岛去李村的惟一大道。海泊村还靠近小阳路和威海路两条交通干线,因此海泊村的工商业比较兴旺,尤其小工厂、小作坊遍地开花。再加上村周围可耕种的土地又很少,村里十户有八户是靠做工生活,务农为生的越来越少。所谓的农业,仅仅是在河边种点小麦,房前屋后种点蔬菜。全村没有一头耕地的牲口,也没养一头猪,只有鸡鸣犬吠显示着乡村情调。也有卖艺为生的。记得408号住着这样的夫妻,女的姓张,一只眼睛,山东琴书说的好,吐字清楚,腔调动听。她丈夫是个盲人。海泊村的日伪派出所（百姓叫小衙门）,在村西,即在现今的海慈医院,当年这里是一片树木。村中有一所小学。村西北角还有土地庙,村民在这里送去世的人“上西天”。

那时海泊村的商店主要集中在台柳路上,有土产店、日用百货店、农具店、烟酒店等等。由于台柳路是交通要道,不少顾客是来往的行人。台柳路上的义源烧锅,那时已有十几年的历史。要说那不过是只有十几个伙计的手工作坊,所用的原料又是发霉的地瓜干,所用的设施也不过是蒸馏、发酵用的几口大锅、大缸,但是酿造出的白酒却在周围的村镇很有名声。由于原料便宜,酒价低廉,海泊村的人家喝酒,都忘不了义源烧锅。远近有许多酒店都到这里来批发,生意兴隆。那时海泊村在经济上有“八大家族”之说,都是坐地户土财主。其中有永昌织布厂、义发和织布厂、三信织布厂,和加工木材的山东木厂,以及制作纺织机件的恒兴铁工厂等等。当时村中还有一个生产铁锅的铁工厂。海泊村交通方便,这一带又有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外地人纷纷来海泊村建厂。海泊村的永生茂织毯厂,就是从南方来的一对年轻夫妻在这里选址、投资兴建的。厂里有两台织毯机,连同倒线,共有八九个工人。经营也不错的。

紧靠海泊河支流北岸的和隆织布厂,可算海泊村的大厂了。大掌柜的姓吴,三十七八岁,中等个,山东人。他曾在沈阳开织布厂,因日本鬼子控制棉纱,难以营业,1940年他带着技术大拿周机师来到青岛,与二掌柜的合资在海泊村买地、盖房,办了这家织布厂。开业时有12台织布机,两台倒线机,二十多个工人。后来发展到20台织布机,三十多个工人。二掌柜的姓王,四十几岁,也是山东人。两个掌柜、一个机师、一个帐房先生、一个里外跑腿的小伙计,再加上伙房师傅,一共六个非生产人员。织布用的棉纱来自日本人的大康纱厂。工厂生产平纹白布,不能像太平镇大织布厂那样织提花布。

周技师也四十多岁,东北人,性格直爽,是由工人提升的机师,经验丰富,又实打实地干活。为了不耽误生产,他常常夜以继日地抢修机器。他教徒弟也很诚恳、耐心,是吴掌柜的膀臂。吴掌柜当过工人,懂技术,又善于接受新事物。他非常重视产品质量,不准以次顶优。对织布质量好的女工,除了当众表扬,还发奖金。对次布多的女工,即便沾亲带故,也是该罚则罚,该解雇则解雇,绝不手软。这与忽略产品质量盲目追求利益的小厂相比,实在高明多了。吴掌柜另一高招是,用人不疑。下属有主动权,怎么办都自己说了算,条件是必须把事办好。在选人用人上,周机师可酌情办理,事后打声招呼即可。吴掌柜对职工要求严,处分宽。那时织布利润不高,织布女工虽然每天干十多个小时,一月的工资也就是两袋“炮车”面粉的钱（3元8角一袋）。为生活所迫,不少女工挖空心思偷棉纱,可是吴掌柜不主张搜身,而是在对待工人上尽量好一些。比如有些织布厂,工作时间不给女工准备开水,怕女工喝水后上厕所,少干了活。吴掌柜的却要伙房按时把开水送到车间。他说冬天工人喝点热水还暖和点。其实发下多少棉纱,能织出多少布,吴掌柜心里有数。即使发觉哪个女工偷棉纱,一般也不开除,而是教育、观察。村庄里面织布厂,大都不愿用本村的女工,因为离家近,偷棉纱方便。但是吴掌柜不这样做。他说女工事情多,离家近上下班省时间,更能干好活。吴掌柜的善心,感动了厂里的女工,偷棉纱的现象比别的织布厂少多了。

那时家远的工人,上班都捎饭,大多是地瓜干,玉米面饼子、咸鱼是好的。六个非生产人员,由伙房管饭,两个掌柜的与大家同桌。粗粮细粮都吃,午餐四个菜,晚饭两个菜。和同行业相比,也是不错的。跑腿的小青年姓林,黄县人,那年才16岁。每逢办公室开饭,小林总要边吃边给大家盛饭,而且放筷子又不能比大家晚,两个掌柜的一吃完,他还得给倒茶水。吴掌柜知道小林吃不饱,于是他预先告诉大师傅给小林留点饭菜,小林饭后可以去伙房“补差”。

王掌柜原来是做买卖的,颇有小商人意识,明明对织布一窍不通,却在工人面前摆架子,还特别爱沾女工的“便宜”。由于和隆织布厂是他与吴掌柜合伙投资的,吴掌柜也对他奈何不得。好在生产、人事大权都在吴掌柜手里。正因为吴掌柜在经营理念和管理措施等方面比一般小厂高明,所以和隆织布厂这个小企业,在日伪统治的恶劣环境里,得以生存、发展,并且迎来青岛解放的好年月,直至光荣地走进1956年工商业公私合营的行列。

虽然1941年海泊村的经济,以工商业为主,农业占的比重很少,表现出向城市过渡的特点,但是海泊村依然保持乡村的风情、习俗。过年每家都摆供祭祖,除夕夜通宵守岁；初一早晨还黑灯瞎火的时候,全村就给辈分最大的老人拜年,然后村民再相互“恭喜发财”,等天亮了大家年也拜完了。那时过年,书香门弟、财主人家不用说,凡是经济来得稳的村民都穿长袍马褂。再加上家家贴对联,户户放鞭炮,一派乡村年味。大年正月,村民去海云庵、茹姑庵逛庙会,去东镇逛萝卜会,兴高采烈地看茂腔戏、柳腔戏演出；还自己办杂耍,诸如踩高跷、跑旱船、扭身歌等。因为海泊村是个小村,开展文艺活动的人力物力都有限,因此这些杂耍都是与西吴家村等邻村合办的。和隆织布厂就为村里办杂耍捐过款,这也是吴掌柜的一个开明之处。表面上看,1941年的海泊村是一片升平景象。实际不然,村民们过得是受压迫、受欺凌的日子,是提心吊胆的日子。那是日伪政权统治青岛的年月,大工厂都有地下党组织,通过工会为工人争取权益。日伪政府为了搜捕地下党员,常常以查户口为名深更半夜闯有进百姓家。“查户口”原来只是查流动人口比较多的市区,后来狗急跳墙了,连偏僻的市郊小村落也不放过。一天夜深人静,海泊村的村民早已熄灯睡觉了,突然日伪宪兵警察“冬冬”山响地敲着村民的门,随即是“汪汪”的狗叫,每一个从梦中惊醒的村民,都心跳不已、惊慌失措,有的人吓得翻墙逃跑了。这晚被他们抓走了两个青壮年,其实这两人并不是共产党员。海泊村究竟有没有藏共产党员,那时谁也不知道。即使真藏有个把共产党员,在那秘宫似的胡同里又如何能搜寻得到呢？

那时人们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高小毕业（小学六年）就是说得过去的文化水平。在海泊村更是如此。吴掌柜初中毕业就“高人一等”了。读过高中一年级的周机师,不仅是“和隆”的文化尖子,也是海泊村的骄傲。从“和隆”的小伙计小林子女的成才,可见62年来青岛市民的文化素质有多么大地提高。小林高小毕业,他的女儿尽管由于家庭出身不好高考时遭到不公平待遇,但后来还是边工作边读北大的函授学院,拿到了大专文凭,当了小学校长。小林的儿子高考正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年代,解除了出身不好的枷锁,考取了海洋大学,毕业后留校任物理系办公室主任。在1941年海泊村的小林身上,无论如何也是看不出他日后会有两个高级知识分子儿女的。

时过境迁,原来污浊脏乱的海泊河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改造,已变得整洁、美观了。河岸两侧还有焕然一新的、风景宜人的海泊河公园。原来的海泊村已经没有多少痕迹了。取而代之的,是正施工的“海泊人家”居民楼群。虽然尚未竣工,但是已显示出高大、雄伟的现代化大都市的风采。

梁希森的人物经历

史前档案：包工头出身，1999年入主北京玫瑰园，自此在地产界一炮走红。

梁希森幼年曾一度以讨饭为生，早年做过铁匠，并在面粉厂、装修队做过工人。1992年，他组建希森集团。1999年，梁希森以最大债权人的身份，用3.98亿元拍得了陷入困境的北京最大别墅工程玫瑰园———拖垮邓智仁利达行的项目。传说他目不识丁，却通过自身的努力，成功积累并运作着好几亿元的资产。

梁希森童年只上过一年小学，从小受够了最刻苦铭心的磨难：曾经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曾经浪迹四乡，谋求生路；梁希森有一个梦想：造起楼房，让所有家乡村民住进去。拆了老房子，节约出宅基地面积，用于养殖业，再把农民变成工人，都在这个养殖工厂上班，从而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着村民的生活地产界是一个江湖，也是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的地方，多少成名人物光耀的背后却是不堪回首的前尘往事，一日功成，艰辛的往事反而成了让人称道的奋斗历程。起家于草根的地产界大鳄虽然许多也并无显赫的学历，但像梁希森这样的——只上过一年小学，认字不到200个的恐怕也绝无仅有。

与众多地产大鳄充满谜一般的发家史不同，梁希森的发家史显得相对简单的多，更像是无心插柳却绿柳成荫。“2005年梁希森以20亿元的身价“胡润富豪榜”排名第66位。

讨饭娃

山东希森集团董事长，身价20亿元，“2005年胡润富豪榜”排名第66位；绰号“菜园子”，做过铁匠讨过饭——这似乎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但却同时以一个人的面目出现，此人就是梁希森。

地产界传言，梁希森从小家境贫寒，10岁讨饭，13岁打铁，17岁离家谋生，23岁闯关东，有着丰富而艰辛的人生经历。与梁希森到底有多少资产一样，梁希森到底认识多少字同样是一个谜。

关于梁希森认识多少字的问题，地产界风传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其一，梁希森童年只上过一年小学，为住旅馆填一张登记卡，他要求人帮忙；办完事后需要签字，他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其二，梁希森小学一年级学历，认识字不到200个，不会读报纸，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不过可以肯定的是，1955年生于山东省乐陵市黄夹镇梁锥村的梁希森的确认字不多。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梁希森透露，自己不仅会写自己的名字，而且还写得相当不错。除名字之外，还能认二三百个字。至于读书看报，梁希森则表示没有时间，要是遇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信件或传真，梁则交由司机和秘书念给他听。而更为关键、秘密的文字则让老婆看。

“我不能和人比认字的成功，高中生、大学生、博士生是上学，我这也是上学——社会大学我感觉更厉害。但这个厉害和他们不一样，比如高科技的东西我做不了。”梁希森表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在那个凭胆量起家的时代就造就了一个几乎是文盲的企业英雄。从1980年代开始，梁希森在家乡乐陵先后创办了面粉厂、毛巾厂、钢构公司等企业，后来又进入了建筑和房地产领域。1995年，梁希森以自己的名字注册了乐陵市希森集团公司，注册资本2.7亿元。1996年，梁希森带着自己的施工队来到北京，参与了玫瑰园的建设，这是梁希森人生的一次转折，也奠定了今日的富豪身份。

从讨饭娃到亿万富豪，20年梁希森的命运完成了时空转换般的跨度，在感慨人生无常，不胜唏嘘的同时，梁希森发家的过程更像是命运开的一次玩笑。

生死转折

梁希森的命运是和北京玫瑰园别墅联系在一起的，在玫瑰园可能毁了梁希森的同时，却给他了一次人生的转机，梁希森开始成为地产界的传奇人物。

1996年，梁希森已是身家过亿，希森集团的年产值达近4亿元人民币，并于当年荣登山东省十强民营企业行列。

此时，梁希森面临着影响日后的一次重大抉择——企业要向哪个方向发展。最终，梁希森决定介入房地产行业，并决定到最具潜力的北京发展，选择一家最具影响力的房地产项目，从房地产最基础的建筑装饰入手，摸清底数后再伺机转入房地产开发业。

而此时，号称国内最大的利达玫瑰园因资金短缺，已陷于停工状态，接手这样的工程简直无异于自投罗网，其结果必定是血本无归。但在梁希森看来，以玫瑰园知名度之高、影响力之大，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无有能出其左右，接手这样的项目，对于自己这样刚刚涉足房地产业的外地企业来说，机会实在难得，梁希森决定介入。

但认字不多的梁希森却绝对有做商人的天分，对风险控制相当熟稔。梁希森在与利达玫瑰园签订的垫资施工协议中明确规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以乙方“希森集团”的名义办理并保存产权证，待甲方在合同规定期限内付清全部工程款后，再将产权移交。

1996年2月起，梁希森先是垫资7000万元，分包玫瑰园40套别墅的建筑装饰工程和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并于当年7月完工，然而，这时候的玫瑰园已根本无力支付工程款了。玫瑰园面临着两种命运：一是有雄厚资金注入，起死回生；二是彻底瘫痪，直到破产。

对于梁希森来说，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虽然猜到了风险，但却没想到风险来得是如此之快，又是如此之大。刚过不惑之年的梁希森却作出了一个也许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抉择：继续加大对玫瑰园的投资，直至其资不抵债，然后首先申请财产保全，继而申请玫瑰园破产，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参与竞买，直接由建筑商转变为开发商。

至1996年底，梁希森在玫瑰园共投入2.3亿元，完成了186栋别墅的建设和内外装修工程，并按协议取得了186栋别墅的房产证，成为了利达玫瑰园最大的债权人。

1997年8月，梁希森联同另一债权人向北京一中院提出玫瑰园破产申请，同时申请了财产保全。随后，法院下达受理破产案通知书，玫瑰园进入破产程序；1998年7月21日，北京一中院下达玫瑰园破产民事裁定书，宣告玫瑰园破产，并进入清查债务阶段。1999年7月16日，在玫瑰园的拍卖会上梁希森以3.98亿元竞买成功，梁希森的险棋走成了活棋。

此时，梁希森的机会来了。就在梁希森拍下了这个北京市最大的烂摊子别墅群不久之后，北京市宣布不再审批别墅，玫瑰园成为北京最后的别墅群，加之2000年后房地产市场的回暖，砸到梁希森手里的烂尾盘一下子奇货可居，玫瑰园再次生机盎然，梁希森由此狠狠地赚了一笔。梁希森一战成名，名字开始为地产界所熟知。然而，与梁希森做的事情相比，疯狂可能只是出自一个商人的本能，而相对于他正在山东老家实践的“农村乌托邦”之梦——疯狂之举只能是小巫见大巫。

乌托邦

如同融创集团董事长孙宏斌，口无文采、表达甚至没有逻辑性的背后却是独到的眼光和过人的思维。梁希森也会给见过其面的人留下两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是表达能力很弱；二是思维能力很强。

这位富豪掌握的词汇不多，言谈中有大量俚语和省略，逻辑用语很少出现。但在思维方面，他则很擅长抓住事情的重点，思考问题的方式总是很简洁。

等梁希森在北京玫瑰园大赚一笔之后，梁的脑子里有个更大胆、更疯狂的想法——投资10亿元，把家乡乐陵市黄夹镇所有农民改造成工人。

梁希森先从自己所住的村子着手，2001年，梁希森在梁锥村附近辟出100亩地，投资4200万，盖起了多幢二层别墅和四层小楼，梁锥村的村民以新村二层小楼的居住面积280平方米减去自己家中房子的面积，剩下的每平方米面积乘以100元，由村民付给希森集团；如果村民家中房子大，则由希森集团按照同样的方式，付给该村民。费用结清之后，希森集团只收到了不到30万的资金，不到总投资的1%。

同时，村民也纷纷到希森集团的鲁西牛业公司中上班，每月拿到700元左右的薪水，并享受过节福利和养老保险等。

此后，梁希森开始向第二个村子许家村推进。在谈起他改造梁锥村乃至黄夹镇的设想的时候，梁希森说了一句很朴素的话：“我不赢利我不干。”鲁西牛业公司已经开始盈利，每个月的利润达到200万。

而按照梁希森的思路，只有这两个村子是远远不够的，他要把整个黄夹镇100多个村子全部按照梁锥村的模式进行改造，这是一个乡村的“乌托邦”梦想。梁希森表示，“凭自己的能力，能改变一个村就改变一个村，能改变一个乡就改变一个乡，能改变一个县就改变一个县”。

每一个人都有梦想，梦想不一定都会实现。在旁人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梦想，梁希森却把它付之于行动，虽然不排除商人的本质，但这份勇气仍值得钦佩。在中原大地星罗棋布的村庄中，山东省乐陵市西北部的梁锥村堪称鹤立鸡群。在这里，村民们家家户户住在欧式联排别墅里，村中心公园里有和城市公园一样的健身和游玩设施，几处大型雕塑活灵活现。在这里，传统印象里的农村和农民不见了，大多数劳动力在村庄旁边的企业上班，按月领取工资。

就在若干年以前，梁锥村和周围的村子没什么两样，“一穷二破”是它的形象写照。它神话般的变迁，缘于村里出了个亿万富豪，他就是北京玫瑰园别墅的老板梁希森。当年被迫离家讨饭、浪迹四方的梁希森，在发迹之后投入巨额资金把家乡改造了个“底朝天”。梁希森说，这是他从小的梦想。

衣锦还乡

梁希森1955年出生在梁锥村，早年家境贫寒，青少年时代经历坎坷。10岁那年，不堪忍受饥饿折磨的梁希森离家到河北省讨饭。13岁开始，梁希森跟着别人干了4年打铁的生计。17岁，他在河北沧州的一个锻造工厂当上了锻工，后来还被提拔为车间主任。1976年，21岁的梁希森孑然一身闯荡东北。

贫瘠的家乡和坎坷的经历，没有给梁希森留下多少快乐的记忆，但却给了他一副聪明的头脑和坚毅的性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梁希森迅速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崭露头角，他先是回到家乡创办了面粉厂、毛巾厂、钢构公司等企业，后来又进入了建筑和房地产领域。1996年，他带着自己的施工队来到北京，承揽了玫瑰园别墅项目的装修工程。

谁也没有想到，玫瑰园别墅这个当时全国知名的烂尾楼项目，在梁希森手里奇迹般地起死回生。1999年，梁希森出人意料地通过拍卖以3．98亿元入主玫瑰园。不久后出现转机，北京不再审批别墅，玫瑰园就成了北京最后的别墅。加之2000年后房地产市场回暖，玫瑰园别墅一下子炙手可热，仅三期工程销售额就有望突破20亿元。这个“大翻盘”项目，使梁希森的个人资产飙升到十六七亿元人民币。

2004年，49岁的梁希森入选全球著名的《新财富》杂志年度内地富豪榜，名列第376名。

有了钱的梁希森把目光转回家乡。2001年，梁希森投资4200万元，给梁锥村盖起了联排别墅，让全村136户村民全部入住进去，原来的村庄被夷为平地。

2002年7月，赚了钱的梁希森拿出4200万，给全村盖了136套欧式大别墅免费让村民住。2005年11月，此梁希森又拿出4000万给临村免费盖了100多套大别墅。这就是他轰动全国的“新农村计划”。

村支书梁广禄家住的是上下两层别墅，共有13个房间，客厅、卫生间、厨房一应俱全。梁广禄对记者说，村民们住的大都是这种楼，总共有280平方米，老宅那边多少平方米，新楼就白给多少面积。老宅不够抵顶的，多出的每平方米交60块钱，基本上等于白送。

循环经济

梁希森在改造旧村的同时，利用村庄改造后腾出的空地创办了鲁西牛业公司。梁希森说，全国虽然拥有9200万头黄牛资源，但与国外先进的养牛业相比，差距太大，牛肉产量少、质量差，高档牛肉的市场空间巨大。此外，我国正大力推广秸秆养牛，而乐陵正是国家级秸秆养牛示范县，得天独厚的条件，为发展养牛业打下了基础。

梁希森说，改造就需要花钱，没有赚钱道儿不行。改造之后没有产业更不行，村民光住进好房子不行，还得有吃的，喝的。

梁希森的账算得很直白：“老百姓的秸秆比粮食值钱。二亩地的玉米一年最多能收入400元钱，但种的秸秆能养一头牛，养这一头牛一年最少纯收入四五千块。如果把全国的秸秆全部变成牛饲料，中国就成了一个畜牧大国，到那时，牛肉多了老百姓可以当馒头吃，也可以当罐头吃。那样，粮食不就省下来了？”

在希森集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完整和周密的循环的产业链：公司组织农户利用当地丰富的玉米秸秆资源养殖鲁西黄牛，公司收购农户的架子牛进行育肥，育肥后屠宰分割，牛肉销售到市场。牛粪和屠宰的废水用来生产沼气，沼气用来发电，沼气渣用来养蘑菇，蘑菇的培养基用来养蚯蚓，蚯蚓用来制作中药和保健品，蚯蚓粪用来制造饲料和活性复合肥，肥料返回到田间又培养出环保的蔬菜和农作物，再用农作物秸秆来养牛。

在梁希森的鲁西牛业公司，繁殖、培育乳牛，青贮、精饲料加工以及育肥项目等，容易赚取的利润都让给村民了，公司则在加工过程和延长产业链上做文章。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贾墨池带领记者参观了他们的秸秆青贮场、屠宰场和蚯蚓养殖场。几个部门的负责人介绍说，鲁西牛业属精细分块屠宰，每斤牛肉平均售价高达10元钱，仅肉牛屠宰净肉这一项就已经把收购肉牛的成本给捞了回来，而牛皮、牛下水、牛骨、牛血等都是超值部分。比如一张牛皮价值就达600元，如果是4万头的屠宰量，一年的毛利润就能达到8000万元。但是最大的增值点并不在屠宰，而在屠宰副产品的生物技术开发。企业已投入800万建起了一个中试实验基地，研究用牛血提取生物制品，包括凝血酶、血清蛋白、血红素、SOD等名贵药物，预计前5年的产值达到20亿。

在梁希森的企业里，最独特的项目是利用氨化的牛粪养殖蚯蚓，现已发展了300亩，计划将来达到3000亩。养殖的蚯蚓是从日本引进的“大平2号”，主要返销日本。据测算，一头牛一年产粪便5吨，1吨牛粪可以养蚯蚓30公斤，每公斤蚯蚓卖10元钱，可获利1500元；这些蚯蚓还产生粪便3吨，可以卖给高尔夫球场做草坪养料等，每吨300元，可获利900元。一头牛的牛粪一年就可以增收2400元。

农村建设

在大多数像梁希森一样成功企业家把目光瞄向高端产业领域的时候，梁希森“插足”农村建设的反常举动引起了舆论的哗然。人们对梁希森“达则兼济天下”的境界给予了很多的褒奖，但也有很多人表示质疑。但就在人们众说纷纭的时候，梁希森开始了实现他“梦想”的第二个步骤。梁希森放言，他要把镇里的109个村全部改造。2004年春天，梁希森的施工队开进了邻近的台张村，准备按照梁锥村的模式进行“翻版”改造，但这一次并不顺利。台张村村民对梁希森的目的产生了怀疑，已经开始的改造行动“流产”了。梁希森没有多说什么，他随后把目标定在了靠近台张村的许家村。2005年，旧的许家村像原来的梁锥村那样消失了，一个“希森许家新村”平地而起。

许家村村支书刘之平介绍说，通过村庄改造，原先占地450亩的村庄缩小到150亩，腾出了300亩地。腾出的地全部复耕成农田，与原来的绑在一块儿，村里成立了股份制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中经营，年终分红。

梁希森改造第一个村庄时，大家都认为依他的实力，即使完全没有回报也能办得到。而当他宣布要对全镇进行改造时，不少人开始怀疑：梁希森有没有这个能力拿出这么多钱，这种靠大户投资建设新农村，路子是否可行？

针对梁希森的做法，一些观察人士开始议论和猜测他是否在谋求更长远的利益，也有人质疑梁希森的用心。他们的疑虑是，按照梁希森的开发计划，全镇109个村完成改造后，将腾出3万亩土地资源，这些土地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农村宅基地，通过入股方式并入梁的企业，这3万亩农村建设用地将来的价值难以估量。另外，全乡镇农民原有耕地也将以村民入股、集体土地入股的形式进入梁希森创办的企业集团，成为企业的资产。这些，是不是梁希森的真正图谋？

一些研究新农村建设的专家对这一现象表示了关注。专家认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发挥企业家力量，特别是将产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道路。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所主任黄少安认为，梁希森搞的养牛项目肯定是有回报的，作为一个商人，谋求更长远的利益也在情理之中，关键是要把握好利益的分配。特别是通过村庄改造进行房地产长远投资，可能获得更大回报，这本身对产业资本进行村庄改造、参与新农村建设无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山东省社科院农经所所长秦庆武说，产业资本与村庄建设的结合，值得深入研究。梁希森的滚动开发改造变成一种市场行为，应该更有发展前途，也有更大的推广性和现实意义。

农业部农业产业化办公室副主任丁力说，梁希森在农村进行这样一种探索，如果放大来看是体现了工业对农业的反哺。过去重视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都知道他们在农业发展上、在农民增收上起作用，而要看到他们在农村变化上也要起作用，要借助大企业的力量来解决“三农”问题。2005年“胡润富豪榜”，梁希森名列66位，身价20亿，然而这个传奇式的农民地产大亨却在地产行业最赚钱的时候瞄上了一个投钱多，见效慢，周期长的农业项目——脱毒马铃薯！

地位

马铃薯是全球第四大重要粮食作物。马铃薯耐贫耐旱甚至在大多数不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土壤环境下，也可获得一定产量。从世界范围来看，今后的二十年，预计世界人口年平均增长数字将超过一亿，其中增长的95%以上人口，将出现在土地和水已经承受巨大压力的发展中国家。2008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更是发布了一条惊人消息，据科学家分析，解决人类未来粮食安全的问题，只靠马铃薯了，并且颁布2008年为国际马铃薯年，予马铃薯“被埋没的宝物”的美称。

中国马铃薯食品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徐开生说：“马铃薯是减肥食品，100克马铃薯里面的碳水化合物是16.5克，而100克大米则含有79.9克碳水化合物，100克小麦含有碳水化合物是75.1克，而且马铃薯里含有的膳食纤维，吃进去以后能够吸水，保水。吃了有饱腹感。所以马铃薯是最好的减肥食品。马铃薯维C的含量是苹果的3.5倍，马铃薯中所含的蛋白质和维生素B1相当于苹果的10倍。铁是苹果的3倍。锂是苹果的两倍。一公斤马铃薯，它的营养成分相当于3.5公斤的苹果。所以把马铃薯叫做“地下苹果”。而且马铃薯里含有非常丰富的钾。100克马铃薯有342毫克的钾，可以防治中风。马铃薯中的粗纤维还有日常通便的作用。马铃薯里还含有一种类似转化霉的东西，能够使血管扩张，血压下降。所以患有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心肌炎，心内膜炎的，心血管患者，应该多吃马铃薯。印度的医学家研究，一个人要坚持每周吃上5个—6个马铃薯，患中风的危险下降40%。欧洲发达国家人均马铃薯消费量是74公斤，我国是35公斤。2007年出版的我国居民膳食指南里提出，一天要吃谷类，谷薯和大豆250克到400克，也就是半斤到八两，第二个要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所以建议每周应该吃五次的薯类食品，每次吃一两到二两。”

中国淀粉工业协会副会长周庆峰则在马铃薯的深加工方面给大家上了一节生动的课，他说：“马铃薯变性淀粉用途非常的广泛，衣食住行无所不包。比如说您身上穿的衣物，无论是棉纺、毛纺、混纺，都要用变性淀粉做浆料和精整剂。所有的纸张，越是高档纸，越要用变性淀粉。石油钻井、污水处理、日用化工产品，各种精细化工产品，比如说建材，铸造。而且化妆品里也有。食品，肉类制品，方便食品，膨化食品、酱类，汤类。所有的食品，都要用到各种类似的。就连汽车制造也都有用到变性淀粉。马铃薯淀粉，是工业上一种非常高档的，高质量的变性淀粉的原料。目前我们国家在变形淀粉的研究、生产、使用上起步比较晚，这是由于原来人多粮少的国情制约，80年代以后开始大力发展淀粉加工产业，变性淀粉是从90年代开始，从国内开始研究、发展。那么到现在虽然时间还比较短，不足20年的时间，但是现在呢，发展速度非常快，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达国家生产的变性淀粉有2000多种，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行业。而目前我国只有30多种变性淀粉，很多高级的变性淀粉我国还生产不出来。比如说一些高档的营养强化食品、高效的吸水保水剂、带血浆、制造胶片、医药的胶囊等等所用的变性淀粉还在研制过程中。”

对于马铃薯深加工的前景周会长说：“马铃薯产业一定要走工业加工的路子，加工产业发展起来以后，马铃薯就有更广泛的出路，而且有更高的经济价值，更广的应用。”

我们国家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占世界的1/5，产量占世界的1/4，都处于世界第一位，但是单产水平仅排在世界第92位，没有合格的脱毒种薯，则是我国土豆产业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

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首席科学家孙慧生教授说：感染了病毒的马铃薯，薯块变小，叶片变小，产量变低。马铃薯脱毒只能靠茎尖剥离。我国脱毒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只占马铃薯种植面积的百分之二十。”

困难处境

马铃薯是一个市场巨大，潜力巨大，利国利民的产业，但是想做马铃薯却是难上加难。梁希森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缺乏人才，一次偶然，老梁知道了马铃薯产业是个潜力巨大的产业决心做脱毒马铃薯种子产业，可当时没有经验的他找了三个同样没有经验的大学生就在一间废旧的车间里自己动手进行马铃薯脱毒实验，花了两年时间，投了600多万，可这脱毒苗是一拨接着一拨的死，越死越少，最后一株都没成功。老梁开始也想过算了还是搞房地产吧，可是心底那股不服输的心气让他最后决定继续干下去，这次他找到了中国农业大学的校长柯柄生，柯校长给他推荐了马铃薯育种专家孙慧生教授。为了让孙教授来自己公司，梁希森买断了中联鸿业公司。有了孙教授的帮助，技术上有了保证，这脱毒马铃薯苗很快就研制成功了，可就在他准备大规模的建脱毒马铃薯育种基地的时候却遇到了最大的难题。

曾经在房地产上给他贷款的四家银行，听说他不干房地产要干农业，纷纷收回了贷款。让梁希森措手不及，手上一下子没了钱，可这脱毒育苗不能脱节，梁希森卖了9辆车，卖了房子、关了四家公司，不得以拖欠工人一年半的工资，玫瑰园的房子卖一套就被他拿去一套的钱投进马铃薯基地里建车间，建大棚，买拖拉机，买收割机····那时候过年都是找朋友借钱过的年，一个身价20亿的富翁到了跟人借钱的地步，八年的时间，他投到马铃薯产业里的钱达到21亿8千万，而八年时间一分的回报都没有，第一次见了回头钱。因为马铃薯培育新品种是七年的时间，梁希森的马铃薯集团至今已经培育出了900多种脱毒马铃薯。

看到曙光

2008年6月28日由国家科技部批准在公司建立全国唯一的国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也在山东乐陵希森中联马铃薯产业集团挂牌成立。如今在山东乐陵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3万平方米的现代化脱毒苗组培中心，20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微型薯繁育大棚，拥有了全国最先进的茎尖脱毒实验室、病毒检测室、全国最大的种质资源库，年可扩繁脱毒苗9000万株，繁育微型薯2.5亿粒。北京希森三和马铃薯有限公司是集团在北京延庆设立的又一原原种基地，总占地面积400亩，年扩繁脱毒苗5000万株，微型薯1.5亿粒。内蒙古希森马铃薯种业有限公司位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希森集团投入22个亿建成100万亩的种薯生产基地，总经营喷灌圈达300个，每年轮作种植60万亩种薯，年可提供优质种薯130万吨，形成了以商都为依托的核心种薯种植区，每年实现产值30亿元，带动了16万农民脱贫致富。

商都县七台镇杨家地村农民崔英以前种的是自己家留的土豆，一亩地只能产1000斤，种了希森集团的脱毒马铃薯后一亩地产量翻了一番。他准备扩种到10亩。

商都县县委书记王国相说希森集团的种薯基地不仅改变了当地传统的刀耕火种的种植方式、带动了当地农民增产增收，而且希森集团在不久的将来，将在种薯生产基地的基础上上两条12500吨的种署生产线，这个项目上去以后，每年可以为商都县增加财政税收3000万元。

发展马铃薯产业对于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对于节约国家耕地也同样有着深远的意义。孙慧生教授说：“马铃薯在国外作为第二块面包，在西欧国家。我们国家耕地年年在减少，人口也在不断地增加，我们粮食确实存在着粮食安全的隐患。在南方的耕种，利用水稻的冬闲田种植马铃薯。在中原地区，马铃薯还可以作为“兼作套种”不影响粮食和棉花的产量，还能多收一点马铃薯，这样就节约了耕地。马铃薯，它有抗旱性，越贫瘠的地方越适合种植。像甘肃、青海这些，这些干旱地区，马铃薯正作为主要的作物。所以温总理说，把这个小土豆要做成大产业。因为我们国家现在马铃薯的面积是最大的，总产也是最高的，如何把马铃薯做成大产业，这对保证粮食安全，对贫困地区农民的致富，有很大的作用。”

随着我国脱毒种薯的不断推广与普及，一场马铃薯式的革命即将到来，希森集团承诺在未来提供给全国冬作区和二作区一半的种薯供应量，这样在脱毒种薯普及率增加50%的基础上，每亩就能增产1500公斤，每年马铃薯将增产6000多万吨，农民增收480多亿，不仅能从根本上缓解粮食安全压力，也能为农民带来丰厚经济收入，利国利民！

一个地产大亨，偶然发现小土豆是个大产业，一不小心钻到了土豆堆里，承担起一份原本不应该由他个人承担的一份大的责任，八年抗战，终见“薯”光。

剑士kenshi商人开局怎么养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