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亩蒙古大草原养牛羊，青海遍野青绿最动人的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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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遍野青绿最动人的草原

【青海草原牧区第章】

青海的美可以满足你所有的想象。

雪山、草原、河流、沙洲??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这里创造了最丰富的地球奇观！

但是，青海不止是美。在这里，它是全球生态系统的调节器，是野生动物的资源库；在这里，它是不可或缺的生态安全屏障。冰雪孕育了三条人类母亲河，长江、黄河、澜沧江；卫祁连，阻断茫茫大漠的东进之路，守卫河湟谷地肥沃的绿洲；可可西里是藏羚羊来回迁徙的天堂；赛大峡谷，为雪豹提供了一个繁荣的家园.

青海湖风光。张海东摄影/光明图片

祁连山的底色又回来了。

连接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祁连山，是守卫“中华水塔”、涵养河西走廊的重要生态屏障。同时，这里还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曾经，是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给这里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灾难。——植被破坏，冻土断裂，野生动物锐减，良田变成了黑土滩.

2020年，所有破坏祁连山生态环境的行为被责令停止。祁连山南麓青海地区798处“问题点”开始整治，修复受损土地6.92万亩。从黑褐色到浅绿墨绿，祁连山应有的底色渐渐回来了。

“非法和非法开采矿产资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些水电设施是非法建设和运营的。周边企业偷排放问题突出，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不力。”2017年，中办、国办通报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存在四大环境问题。

“‘问题图斑’是卫星遥感上植被破坏严重、采掘工作面裸露的‘刺眼’地块。”祁连县草原站副站长任马说：“20世纪70年代，祁连山地区出现了一批矿区。仅祁连县就有大型矿藏5处，各类矿山300多处.疯狂的开采在地球上留下了触目惊心的‘牛皮癣’！”

治愈大地是祁连山生态修复的一道坎，西山梁多金属矿是祁连县123个“问题点”中最难啃的“骨头”。

像大多数当地人一样，华藏曾经在矿山工作。矿主把爆破——的工作交给了他，用钢钎凿洞，填炸药，炸出矿来.

“不要看现在的绿色。过去，山被炸，被砍，被伐，被草破坏。群山像‘破肠破肚’，寸草不生，连吹来的风都是黑灰色的。”此刻，华藏俯瞰着当年的矿区，正在哭泣。而他现在的身份是这里的生态管理员。

“那时候环境差，生活成了问题！”华藏说起当年的情景。“在被破坏的山坡上，经常有碎石滚下来，压死打伤牛羊。随意倾倒的矿渣和石头使河流变得泥泞，并“撕裂”了草原。要找到干净的牛羊水源，至少要走六七里路！”

看着家园毁在自己手里，华藏感到非常沮丧。2017年，他毅然辞去了矿上的工作。其实不只是中国和西藏，很多当地的人都感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2020年8月，青海省启动祁连山南麓生态环境综合整治。西山梁多矿区难修！这里海拔3700多米，近乎垂直的悬崖连沙子都留不住！

“山很陡。如果把道路延长到运输机械上山，会造成二次破坏。”任马说：“那时候，无论是覆土还是运草籽树苗，都得背在背上。去年五六月份，大家连挖虫草的机会都放弃了，都各尽其责。”

“不仅人，连羊都‘动员’了！”任卓玛画，“崖太陡，机械上不去，羊却可以。他们可以把草籽踩进土壤里。”听一只羊也能有所贡献。扎马石乡河北村的牧民赶进了5000多只羊

更有甚者，祁连山南麓4万多亩无主矿、矿得到系统恢复，矿石、矿渣堆积的地区又变成了草原、田野。

“牛皮癣”又披上了绿色的外衣。好风景，背！

“以前，我赚的是‘即期利润’；今天，我吃“生态大米”。生态管理员的工资，加上租草地，做点小生意，一年能有几万块钱。再开始旅游，收入就不错了！”华藏说。

“今年上半年，祁连这个只有5万居民的县接待游客78万人次！老百姓不仅手里有钱，主人翁意识也大大增强。以前过马路谁看红绿灯？现在，地上捡了一张纸。”祁连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马洪祥说：“大家真的把祁连当成自己的家了！”

草畜平衡成为新常态

青海有广阔的草原，但由于过度放牧，出现了大面积的草原退化。牛羊吃不饱卖不上价，牧民就会不断扩大养殖数量，造成恶性循环。

随着轮牧种草养畜的实施，草畜平衡成为新常态。如今，草原综合植被覆盖率已从2012年的54.2%提高到2021年的57.8%。每年通过禁牧休养生息约2.45亿亩草地，通过草畜平衡合理利用2.29亿亩草地。“草木茂盛，牛羊吃草滋养”的场景又回来了。

玉树巴塘草原美景。葛摄/光明影业

与冬季常住不同，夏季牧民以草为生。一个夏天要换地方，毡制的房子往往很简陋。但是我面前的这个完全不一样。3354不仅外面有光伏发电，里面还有冰箱、炉灶、衣柜、桌椅，地面铺着防潮垫.

“以前我自己的夏季牧场只够牛羊吃一个月。不仅要买草料，还要租别人的牧场，肯定是游牧。现在牛羊养的少了，自家的牧场够吃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基本上能度过一整个夏天。没有频繁的转换，这个毡房就成了固定的‘夏季办公室’，各种家居使用自然要齐全。”32岁的仁庆东珠是阿柔乡青阳沟村的牧民。他阳光又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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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羊养的少了？”

“对！”仁青东珠指了指对面草坡上的羊群，“10年前，大概有600多只羊，70多头牛。现在么，有300只羊，40多头牛。”

“哎哟，少了将近一半啊！”

“那收入??”

“没少，还增加了！”仁青东珠掰着指头给我们细数，“牛羊少了，但出栏率高了。10年前，我家一年出栏几十只羊，现在是120多只，加上牛羊越来越壮，卖价也翻了番。我们祁连羊肉在全国名头可是响当当的！不仅如此，每年，还能从政府拿到禁牧和草畜平衡补贴款一万多块！”

“这都是媳妇用的！”仁青东珠憨憨地笑道，“以前，在咱牧区，能用个棒棒油就了不得啦，现在，城里人有的，她都用上了！”

青海湖的清醒留白

青海，因青海湖得名。过去10年，青海湖水体面积增加了近220平方公里，相当于34个杭州西湖。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环湖私搭乱建成为一大公害，不仅破坏景观，更危及生态。整治经营乱象、拆除环湖违建、鸟岛闭门谢客??成为近年来青海坚持生态保护优先不动摇的清醒留白。

青海土族妇女“绣”出好生活。张海东摄/光明图片

我们来到青海湖畔甲乙村的时候，正是油菜花怒放的时节。满眼翠绿的叶、金黄的花，从脚下一直铺展到湖畔，碧玉一样的湖面在微风下泛着粼粼波光，湖天一色的尽头有朵朵白云点缀，更衬托出青蓝色水面的奇幻莫测??不必专业相机，手机随手一拍，每张都是精美大片。

“早几年,可拍不出这效果！”与我们同行的倒淌河镇副镇长华旦才让禁不住感叹，“那时候，拍照得‘找景’——稍不留神，湖边破破烂烂的‘野房子’、遍地污水和垃圾就进了镜头！”

“野房子？”

“湖景很美，大家争着往前挤——湖边乱糟糟的，都是些简易帐篷、临时搭起的餐馆。垃圾遍地没人管，污水端直排到草场上、流到湖水里。有牦牛莫名地死掉，剖开肚子一看，胃里尽是垃圾??”华旦才让满脸凝重，“看到游客兴冲冲来，打完卡捂着鼻子就走。大家心里很不是滋味，谁想生活在一个大垃圾场里呢？！虽然收入多了，但村民脸上却没了笑容??”

2016年前后，甲乙村痛下决心，彻底清除湖畔违建。

“一开始大家也有这样的顾虑。可事实证明，砸的是泥饭碗、抱的是金疙瘩！湖畔整治，让旅游大火！游客来了就不想走。村民的收入不用说，光村集体收入，一年就有2700万元！连这再寻常不过的油菜地，‘身价’也不一样了！”

沿着花间小径往湖边走，不经意间，我们发现，几个身影在齐腰高的油菜花丛中时隐时现。

“他们在干什么？”

“捡垃圾。”

“油菜地里还有人专门捡垃圾？”

话音未落，一个头顶毡帽、戴着茶镜的精壮汉子直起身子，左手拿着编织袋、右手一副长夹子，走了过来，黑黝黝的脸上挂着汗珠。

“我们是自发的，每周来两天。”兰科加的正式身份，是甲乙村八社社长，“刚才，有游客把西瓜皮扔地里了，我们把它捡出来。”

“不光地里、湖边，还有后面山上??一天下来，要走几十里路。大家坚持好几年了。”边说，兰科加边打开手机里的“青海湖环保志愿者”微信群，“35个人，都是八社的，有几个以前还是湖边违建的‘业主’。你看，现在环境好了，像我这样，种青稞、油菜，养牦牛、绵羊，加上游客湖边拍照、骑马观光，一年下来收入起码一二十万元。社里还成立了旅游协会，集中开发的旅游项目每年能赚30万元，大家都有分成。”

“谁不想在这样的美景里赚钱？所以，大家对环境可珍惜哩，争着来保护！”兰科加笑着和我们告别，“你们继续拍着，我们还要上山巡一遍。别忘了，多介绍几个朋友来这里看看啊??”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

莽莽沙漠，对外来旅游者，可能是啧啧称叹的旷世奇景；但对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则是重压在心头的阴霾祸患。

青海，曾有六分之一的土地沙化严重，超过四成人口的生活受到风沙困扰。而如今，青海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2021年底公布的全国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显示，与2014年底第五次监测状况相比，青海沙化土地面积减少10.6万公顷、荒漠化土地面积减少8.8万公顷。

同在共和县，沙珠玉与倒淌河镇甲乙村的直线距离只有50公里，但横亘其间的重重大山，阻隔了两地交通，也塑造了不同的景象。

“说起沙珠玉人娶媳妇，有个尴尬的故事——新人刚到村口，突然起了风。风沙过后，老丈人死活不让送亲队伍再往前走：‘这地方着实吓人！刮起风来，整个村子都看不见！闺女嫁到这儿，别说过好日子，怕是风把人刮跑了，都不晓得！’”坐在自家宽敞明亮的堂屋里，沙珠玉乡珠玉村64岁的老支书程峰谝起往事，边上几个尕娃听得笑出声来。

“娃娃们已经把它当笑话听啦！但其实，沙珠玉远离沙尘暴，也就是这一二十年的事。早些年的风啊，能从正月里刮到六七月，扬沙滚滚，昏天黑地，面对面都看不到人??风一过，能从屋里扫出四五背篼沙子。”程峰对往事记忆犹新，“种地就更难了，刚下种，要么转眼被风卷走，要么就被浪过来的沙丘埋到下头。一年种上三四次，也不见得有收成。总是想，啥时候能吃上饱饭，就好了??”

沙珠玉，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中部、塔拉滩沙漠边缘，距离西宁只有180多公里，却曾是黄河上游风沙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这里旱得很！年均蒸发量是降水量的7倍！过去风大、沙多，百姓日子苦，靠砍挖‘砍巴’和‘荚荚草’的根须当柴火，这些固沙植物越来越少，更加剧了生态恶化。”共和县林业站林业工程师郭增鸿介绍，“20世纪50年代，沙珠玉九成草场已沙漠化。最多一年，沙丘向居民点推进了47米！”

退无可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沙珠玉人开始绝地反击。对他们来说，造林治沙，是一场用性命与风沙所做的生死搏斗。

60多年来，沙珠玉人营造起18道防风林，层层叠叠的树木，硬生生将狂风顶住、逼沙丘后退。到2020年底，沙珠玉乡共培育公益林17.9万亩，沙漠化土地面积占比从90%以上降到12.3%！

“沙珠玉人吃够了风沙的苦。当年，成活的树苗比金子还贵重，谁敢把牛羊赶到林子里，就要全县通报、重罚。直到现在，这根弦也没松，村里每人每年至少要种10棵树，党员干部还要带头多种。大家心里亮堂着呢，没有好生态，哪有今天好日子！”说起这些转变，珠玉村党支部书记韦强很有感触。

韦强带我们来到他家的蚕豆地：“风沙消停了，这里日照长、沙土特殊的优势就显出来了。你看，这是‘青蚕25号’，青海农科院帮我们专门培育的！做豆瓣酱美得很咧！已成了村里的‘致富豆’。我们家16亩地种的都是它，每年能赚两万多元。现在，村里的蚕豆、小麦合作社，藏系羊繁育场办得红火！大家收入翻了几番。”

“‘大风一起不见家，朝为庄廓夕为沙’的沙珠玉，真的看到了‘点沙成玉’‘育树为珠’的希望。如今，不仅村里的毛坯房换成了砖混房，很多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也都回来了。”韦强说，“风沙不见了，生活更有奔头！”

珍稀濒危动物重归家园

滴滴冰川水，汇入淙淙溪??长江、黄河、澜沧江由此开启一场穿山越岭、惠泽大地的旅程。三江源，不仅是生命之河的起点，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物难得的栖息地。

随着青海生态保护力度的加大，三江源地区野生动物数量越来越多——藏羚羊由20世纪80年代不足2万只恢复到如今7万多只；斑头雁从不到1000只增加到3000多只；三江源核心区域雪豹频现；各大水域花斑裸鲤等50种高原“土著”鱼类资源明显恢复??

“哦呀，是岩羊！”藏族小伙子才改一声低呼，跳下车，抄起望远镜，往山上瞄。我们从沙石路的颠簸中一下子醒过神来。顺着才改张望的方向，眼光扫过峭壁、碎石、灌木??看到啦，是岩羊！它们深褐色的皮毛与黄色岩体错杂一处，不仔细分辨根本发现不了。果然名不虚传，自幼与野生动物做伴的当地牧民，都有一双“火眼金睛”。

才改是此行的向导，他将带着我们找寻雪豹。

雪豹，全国仅有5000只，稀有程度堪比大熊猫。玉树州杂多县是澜沧江的发源地。而位于这里的昂赛大峡谷，平均海拔4000米，是世界上雪豹密度最高、种群生存状况最好的区域，被亲切地称为“大猫谷”。

“别紧张。”才改从后备厢取出单反相机，长焦镜头很是专业，“我小的时候，雪豹数量没现在这么多，想在峡谷发现雪豹踪迹，可不是容易的事。”

神秘幽深的昂赛大峡谷，除当地牧民，少见人迹。随着保护力度不断加大，峡谷里雪豹数量明显增多，吸引不少“大猫”爱好者探访拍摄。2019年，昂赛乡获三江源国家公园授权，开展自然体验特许经营。

都说野生动物是生态环境的风向标，在才改看来，生态环境也是他们幸福生活的风向标。

产业加快向绿色有机转型

千百年来，青海牧区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劳作方式——牛羊放牧基本靠天，畜牧产品主要是自家消费，牛羊养到终老也很少出栏??

而今，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从逐草而居，到以草定畜；从分散的每户单独养殖，向专业合作社标准化养殖转变，牛羊出栏率大幅提高，畜牧产品深加工方兴未艾??

“企业合作社农户”，成为青海乡村振兴的“点睛之笔”。现在，青海农牧民合作社数量已破万，合作社中生产机械化率近100%，对农牧民人均增收贡献率超30%。

野牛沟，“隐藏”在祁连山脉深处的一片狭长谷地。这里，平均海拔接近4000米，周围高山耸立、雪峰连绵、水源充沛，国内第二大内陆河黑河就发源于此。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畜牧天堂，拥有超过35万公顷的草场，是青海海北州面积最大的牧区，也是高原牦牛和白藏羊的理想栖息地。

“我们的牦牛，吃的是虫草，喝的是山泉，品质无可挑剔，但过去都是卖活牛活羊。”和祖祖辈辈一样，颜军没觉得有什么需要改变。

直到2012年，29岁的他走出大山，到西宁一家食品公司工作，这个蒙古族小伙才发现，一只羊，经过屠宰加工后，轻轻松松就比卖活羊多赚100多块。“按部位精细分割的牛肉价格更高，就连牛奶加工成酸奶，价格也噌噌往上涨！”这个从小放牧的“老”牧民，一下子意识到，这些年“亏大了”。

2015年，见了世面的颜军和村里另外5个伙伴商量好，归拢起1200多头牦牛，成立了一家合作社。

“牧民自制的酸奶品质特别好，但以前都是自家吃，不卖钱。”嗅到商机的颜军，把牦牛酸奶作为合作社的主打产品，“我们在城里有两个销售点，到了夏天，每天能卖出500多斤，很多老顾客只认咱的酸奶。”

“以前靠放牧，我每年收入三四万元。现在合作社一年光卖酸奶就能挣60多万元。除了自己养殖的牦牛提供奶源外，我们还向其他牧民收购牛奶，每年也能让他们多赚5万元！”颜军说，通过对牦牛肉的深加工，合作社收入颇丰——一头牦牛变成十几种产品，牦牛肉最高能卖到每公斤500元。在牧民眼里，这简直是个奇迹。

“我们正准备建加工厂，发展现代畜牧业。”颜军眼里的“现代”，就是通过全程标准化生产，加快向绿色有机转型。

良好生态反哺旅游发展

在青海山区，贫困大多与生态问题交织在一起。绿色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近年来，青海以大规模绿化作为促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契机；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反哺旅游发展，让乡村振兴成色更足、底色更亮。

如今，青海“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数量达37个，仅2021年，青海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营业收入就超过19亿元。

金银滩幸福的牧民。张海东摄/光明图片

刚到村口，那诱人的肉香就飘进了车窗。窗外，铺在草地的毯子上摆满了瓜果点心、奶茶美酒，孩子嬉闹玩耍，老人引茶唤友，姑娘伴着花儿翩翩起舞??

“这是我们当地习俗——‘浪山’，就是周末约上三五好友，携家带口在乡野山间休闲畅游。”祁连县八宝镇白杨沟村第一书记秦海榛说，别看这里距离县城不到4公里，可过去，城里人肯定不会把“浪山”选在白杨沟。

“这每家每户的花园比房子面积都大，他们为啥不愿来？”

“这花花草草的地方，以前都是牛栏羊舍。”秦海榛用手一指，“那时候各户的牛羊都养在自家房前屋后，三五只数量不多，可那个味儿啊??”

“牛羊现在去哪儿了？”

“在村子外集中放养着呢。我们在镇上第一个搞人畜分离，村里只住人。牛羊出院树进院，家家有羊养、家家不养羊。”秦海榛像是在说绕口令。村民一旁打趣：“不然现在闻到的就不是草木花香了，哪个会来我们这‘浪山’！”

“我们家的农家乐，现在正是旺季，提前三天打电话都约不上！”村民马占仓接过话头。

“这么火？不少挣呀？”

“我们有‘靠山’!”马占仓指着不远处那座云雾缭绕的青山说，“那是卓尔山，5A级景区。那里的云，永远像展开的哈达，欢迎着四方游客。‘浪山’，‘浪’的不就是绿水青山么！”

“以前村里的土路坑坑洼洼，一下雨，赭红色的泥点子踩得四处乱溅。‘泥巴墙、泥巴凳，除了泥巴没家当’，说的就是白杨沟。都不用看脸，看腿和鞋就知道你是不是白杨沟的人。”马占仓摆了摆手，“以前外地游客路过我们村，都得绕道走。”

“现在，村容村貌好了，来的游客也多起来，全村12家农家宾馆，一到旺季，‘客满’的牌子都摘不下来。连村里的产业结构也跟着变。”秦海榛介绍，以前村民收入主要靠种地、养牛羊，现在是乡村旅游，村里三产占到40%以上。

“这也让我们深入思考，人居环境改善和生态旅游开发如何相互助力。”秦海榛笑道，“有‘颜值’，才能有‘发展’么！”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惟其在心，其志益笃。

《光明日报》（2023年10月08日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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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儿河的流域概况

清代以前，整个洮儿河流域除了偶有游牧部族光顾以外，主要是一片兼有大面积湿地的草原，处于原始的未开发状态。有清一代，整个洮儿河流域皆属于蒙古王公的游牧草场，通过清政府设立的盟旗制度进行综合管理。洮儿河流域主要属于科尔沁右翼哲里木盟札萨克图旗地。清早期的蒙旗是重点封禁之地，除少数的游牧地外，皆是一片水草丰美的荒原。据清季档案记载。“札萨克图郡王旗界全境，南北长一千余里，东西宽者至一百二、三十里。……山冈、平原、河泡具备，水草极为丰茂，于牧畜最宜。”到了清中叶以后，蒙古王公为了获得更多利益，主动向汉民出租土地，且招租条件优厚，“郭尔罗斯札萨克公恭格喇布坦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将该牧地放与流民垦种。当时仅图目前之利，于履亩绳丈之政暗然未讲，流民因之多占地而少纳租。”关内汉人见有利可图，奔走相告，私自进入蒙地开荒租种者不断增加。为了加强对蒙地汉民的管理，清政府于1800年在郭尔罗斯旗设立了长春厅。由此，其他各部蒙旗纷纷进入了招垦状态。唯洮儿河流域因纬度偏北，气候稍寒，移民极少留寓此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相继签订后，中华民族危机加深，国内矛盾愈发尖锐。为了缓解生存压力，摆脱苛捐杂税的羁绊，关内汉民掀起了向东北未开垦地区迁徙的移民潮。同时，清政府为了减少财政赤字，转移矛盾焦点，也鼓励汉民向边境迁徙。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开始实施“移民实边”的新政，全面开禁招垦。光绪二十八年（1902），吉林省西部蒙荒全面开放。1903年，科尔沁右翼前旗开始设局丈放，陆续丈放了巴彦昭以北至那金河、交流河带的蒙地62.5万垧。1904年，科尔沁右翼后旗设局丈放，放出洮儿河以南熟地1864.7垧，生荒222,991垧。洮儿河流域的蒙荒由此进入了大规模的丈放阶段。这标致着东北蒙地开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即从“蒙旗招垦”和“流民私垦”变成了“官局丈放”，从官方对蒙地的被动性施禁改成主动开放。河流域虽放蒙荒，但实际垦荒者数量有限，村屯发展缓慢。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查原奏内开奉省前放扎萨克图王旗蒙荒案内媵有坐落靖安县未放沙碱余荒一万九千三百七十余晌，按一五折扣计实荒二千九百余晌，交该管靖安县招放，截至本年仅放出荒地一千三百余晌，尚有实荒一千六百余晌无人承领。”剩余荒地多首先是因为关内汉人不愿往吉林省西部地区移民。很多关内移民因气候寒冷和时有水患等原因而不愿到洮儿河流域拓荒，如现镇赉境内即少有人烟。镇赉虽“兼有农林渔泽之利，惟纬度偏北气候较寒，而江河流域时有水患未免引为缺憾。”其次，蒙古王公分散的移民政策使关内移民短时间内无法形成聚居区，独居散户在生产生活中产生了诸多不便。《奉天省洮安县志》记载，“本境之南及西北迤西一带均洮儿河未放荒以前所有蒙人尽依河而居，嗣经蒙王招佃，饬分一里一家，并不成村落。放荒后发迁于自治荒段内，建盖住屋，即以姓氏为某窝棚，零星散处。极鲜数十家之大村落。”由于汉族新移民数量少，分布散，土地开发和资源利用都十分有限。再者，蒙古王公与汉人；艺间因耕地和纳租问题屡有矛盾发生，甚至产生激烈的武装冲突.导致很多定居汉民为了避难进行二次移民。据记载，在宣统三年的内蒙乌泰的叛乱中，仅靖安一县就有约1828户汉族移民逃亡，余者仅存6967户。随着洮儿河流域中心地带的流民渐增，蒙地新移民的各项事务日益繁杂，为达到有效治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奏请于洮儿河中轴设立府治双流镇，以治境内的蛟流河和自洮儿河二河流域，双流镇即以境内两河而得名。该地原属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萨克图郡王的游牧地，早在明代初年即已形成聚落，后发展为军事要塞，曾建有周长十余华里的城墙。清末期汉民自发形成了一个半农半牧区的一个中心市场，又有“萨察加伊莫特”之别名。朝廷准赵尔巽所奏，1905年设立府治。后因府址地处于洮儿河南岸，故更名为洮南府，领开通（现通榆县）、靖安（现白城市洮安县境）二县，次年又于解家窝堡增设安广一县治。建周长五华里、四城门的城墙。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辽东半岛成为主战场，辽南灾民为躲避战乱纷纷向北逃难，来到洮儿河流域的难民日以万计。洮南知府以“救济灾民，防御敌扰”为由向奉天都督将拨给银两修筑城池。奉天都督拨款数万两纹银修筑了城池，设防守备，使避战乱的难民得以安居。在洮南知府的主持下，1908年和1910年又续放洮儿河北部荒地，1910年于叉干挠置镇东县。进入民国后，洮南府于1914－年－废府改县，与昌图皆划归洮昌道管辖，统属奉天省。在奉天省统一管理下，洮儿河流域的蒙地得到了渐次的开垦和拓殖，以洮南为中心的吉林省西部商业日渐繁荣，洮儿河流域的原始草原逐渐变成了农垦区。由于洮儿河下游地区滩地众多，村屯之间在雨季时常常一片泽国，如洮安县的“孟家窝堡至五家子之间的二十余里之间，皆是湿地带，交通困难。”经济发展受制于落后的交通。而此时吉林省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为了加紧对该地资源的掠夺和运输，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决定将铁路线延伸至洮南。1913年10月，袁世凯为了在复辟帝制中获得日本人的支持，与日本签订了《满蒙五路换文》，同意将满铁的南满铁路以四平为轴点延伸到满蒙腹地，修建满蒙五路。日本满铁在东北西部建设的最长的一段铁路是平（四平）齐（齐齐哈尔）铁路中的三段，即四郑（四平一郑家屯）铁路、郑洮（郑家屯至洮南）铁路、洮昂（洮南至昂昂溪）铁路。最先建设的是四郑铁路，1917年4月开工，1918年1月建成。随后，开始了郑洮铁路的修建。郑洮铁路全长224公里，1922年4月开工，1923年建成，次年通车。1925年8月，洮昂铁路继之而起，11月27日通车至镇赉，1926年1月通车至泰来，同年7月4日全线竣工。由于昂昂溪是中东铁路线上的一个站点，这标志着吉林省西部地区的首府性城市洮南已成为中东铁路网向满蒙西部延伸的一个重要支点，洮儿河流域因为铁路的修建而与整个东北地区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1934年4月1日，满铁在洮南成立了统管郑洮、洮昂、洮索（洮南至索伦，1929年始建）铁路的洮南铁路局，洮南在东北西部的地位更加突出，成为满铁平齐线上的重要枢纽。截至1945后8月，原四洮、洮昂、齐昂路被“满铁”全部并为平齐线（全长571.4公里）；洮索路延至杜鲁尔改为自杜线（377.1公里，1945年7月，日军将伊尔炮至杜鲁尔间22.9公里线路拆除，今之白阿线）。铁路的修建和通车对洮儿河流域产生了两大重要影响：其一，铁路沿线新移民迅速增加，沿线各个站点皆发展成初具规模的城镇，沿线草原被迅速开垦，村庄增多，人口因素对环境的影响值逐年上升。平齐线建成后，涌现了一批新兴城镇。其中主要有：开通：距离四平252.6千米。原为蒙古扎萨克图郡王旗地，光绪二十八年（1902）开始对汉民开放，人121渐次增多。1905年清政府在此设开通县治，修建了南北长3华里、东西2华里的夯土城墙和南北一条长街，当时称七井子。至1935年，人口为14000。洮南：由于此处是沟通郑家屯、洮安、大来、开通、伯都讷（扶余）、长岭等地的交通要点，商品经济往来频繁，每年输出粮食15万石（一石为500市斤）、牛马6000头（匹）。常驻人口亦增殖快速，到1913年，城内有人口1.5万人，商家400户。四郑路开通后，洮南城市建设发展很快，形成了东西八条、南北五条街的城区。商品经济更为繁荣，城内“店铺栉比”，砖造房屋“宏伟壮丽”，街道宽阔。1922年，全城人口为2.7万人，已修建公路，开设长途汽车通安广、大赉等县，还有水路船运，形成四通八达交通网，是东北西部仅次于齐齐哈尔和郑家屯的第三大城市。到1938年，该城人口为63000人。白城子：清末民初时称洮安，又名靖安，位于洮儿河边，距离四平352.4千米。原系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萨克图郡王（民初为镇国公）旗地，20世纪初，因汉族垦殖民的大量移居形成大村落，1904年在此设洮南附属靖安县，1907年修建城池。1913年2月，撤府改设北路观察使。1914年6月，再改称洮昌道。不久，又随全国恢复县治名称改称为洮安（洮儿河畔安宁之意）县。当时人口为2000人。1920年代中期，人口升为4000人。镇东（镇赉）：白城子北38千米处，历史上归属于科尔沁右翼前旗王公，称南又干挠。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对汉民开放后，由乡村发展为一小集镇，人口为450。1914年设县后始建市街。铁路开通后，人口增长加快，市镇经济渐次发达，1920年代末，人口为2万。泰来：距白城101.8千米，现属黑龙江省管辖。原为蒙古札赉特王旗的一个游牧部落，俗称为泰来溪、泰来气。清宣统年间始设垦局，对汉民开放。民国六年（1917），在此设县治。洮昂路开通后，这里成为齐齐哈尔至洮南问“最繁华之地”，街面店铺林立，“太商贾杂然并轩”，其输出品以当地特产苏打、中草药、土豆为大宗。1920年代，该地人口为2万。此外，因这里位于嫩江边的草原地带，自然风景优美，1930年代成为北满的一个旅游观光城市。1937年人口为4.5万。此外还有后期洮索支线建成后兴起的站点性城镇，如平安镇、葛根庙、怀远镇（乌兰浩特）、索伦等。至1930年，辽宁省政府通令各县调查可容纳垦民的人数，以便安置鲁豫难民。据呈报：“洮南县可容纳两万人，镇东县可容纳2500人，安广县可容纳2000人……‘其余各县均称无旷土…。可见当时的洮儿河流域是关内移民的主要移居地，市镇村庄增容较快。第二，铁路沿线市镇的商业繁荣带动了区域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铁路开通后的民国13年至17年（1924—1928）是洮南市商埠鼎盛时期。当时，洮南城内各种商号竟达1700余家，每年商业总产值达千万元。工业则以制皮革、制靴等最为著名。当时洮南为北满和西蒙各地的农副土特产品的集散地，“附近之高梁、大豆及牲畜多由此输出”，而外面的日用商品亦皆洮南分散到各地，购销两旺。当时洮南为北满和西蒙各地的农副土特产品的集散地，商品交易购销两旺。每年外运牛1万头、马6万匹、生猪1.5万头、羊0.5万只，外运粮食有高梁10万石、大豆6万石、苞米1万石，外运毛皮包括马匹0.7万张、驴皮1万张、黄鼠皮l万张、狗皮1万张、以及狼皮、貉皮、狐狸皮等，商品远销至海外。铁路的修建集聚了大量流民参与其中，为迎合筑路工人的生产生活需要，当地原住民及关内移民改变了原始的农牧业的生活模式，从事饮食、零售、被服等个体商业经营，致使铁路沿线出现了小型的集贸市场和商业聚落，后来逐步发展成了小型市镇。随着铁路运输业的繁荣，当地农民的传统种植结构发生了改变，迎合商业需求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取代了传统的粮食作物。同时，土特产品的增加也带动了当地工业的发展，油坊、面粉厂等基础工业丰富了经济运行模式。另一方面，畜牧业也随着铁路运输的发展而逐步繁荣，城市皮革业和肉品加工业也得到了发展。同时，随着铁路运输的发展带进了大量的外来文化，为市镇的增容和基础建设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指导。虽然这一时期洮儿河流域的人口不断增加，商业日渐繁荣，但从清末初放蒙荒开始至新中国建国初期，洮儿河流域的水资源环境未遭到大规模的破坏，铁路沿线带以外大面积的草原仍处于原始状态，植被覆盖度达90%以上，草地单位面积生物量是现在的5倍以上。造成这种现象主要缘于三个因素：其一，洮儿河流域已开垦的荒地皆是旱田，且因年降水量充沛而没有建造灌溉设施，农业对地表水的利用十分有限。缺少种植水田经验的关内新移民见洮儿河流域原“各蒙旗之荒地，均极饶沃，”且土地辽阔，因而多数人选择了容易进行田间管理且能大面积播种的旱田；其二，蒙古人从来都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他们视水为神，从不食鱼鳖，即使把土地租佃给汉族人，但从来不租赁水泡池沼，并且禁止捕捞。其三，人工修建的防洪工程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致使洮儿河时常发洪水。这一时期的洮儿河流域不仅年降雨量充沛，地表水土保持良好，而且常常会在雨季到来时出现大规模的汛情，洮儿河周边的居民经年饱受水患侵扰。水患主要发生在每年的夏秋之际，降雨多发之时。水灾的成因多是强降雨导致洮儿河上游水位猛涨，下游泄洪不畅，积水倒流冲击洮南府治及周边的村屯。据《洮南县志》载：“洮河包围县之东北二面，交流河亦贯县之中部，下流以嫩江为归宿。夏秋之交，若江水不涨，虽适淫雨，上游之流无所害，其为患犹小。如江水猛涨，下流无所容，激为倒流，往往天晴日暖，洮交两河日增水数尺。丈余高之河岸，不数日即遭横决之患，滨河膏腴之田幸免此患者几希。二十五年已九遭此患矣。”早在洮南没治后不久，饱受水患影响的当地民众就开始了以官绅牵头，民众集资的方式来兴建河堤，但限于人力物力有限，所筑河堤，皆是为保护耕地而建成的临时性小坝，堤线弯曲，距河床太近，因此很难抵卸大型洪水的侵袭。如1928年，洮蛟两河泛滥，河水入浸洮南县，水深8尺，农田尽毁。民国时期仅洮南一地就于25年间发了9次大型洪水，可见洮儿河的来水量在当时是十分丰富的，而正是经年的水患和泄洪不畅的地势使洮儿河流域下游形成了大面积的湿地，仅白城市区段就有湿地3986.03hm(2)。正常年景，洮儿河平均水深可达五六尺。充足的河水和丰沛的湿地有效地保持了洮儿河流域整体良好的水资源环境，为地方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流域内行政区域经济多次变更，到21世纪初，大部地区属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和吉林省白城市地界。兴安盟是新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诞生地，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最早实践地。拥有“五一会址”、“乌兰夫办公旧址”、“民族解放纪念馆”等一批革命旧址。少数民族人口占47%，其中蒙古族人口占42.1%，是全国蒙古族人口比例较高地区。1980年兴安盟恢复盟建制，现辖两市（乌兰浩特市、阿尔山市）三旗（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右翼中旗、扎赉特旗）一县（突泉县），其中，阿尔山市和科右前旗为边境旗市，乌兰浩特市为盟委行署所在地。

境内属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无霜期95一145天,大部分地区110---130天。年降水量平均为400---450毫米,雨热同期,适合一季作物生长。大部分地区日照在2800---3100小时之间,中南部地区10℃以上积温在2200---3100℃之间。从北向南气温、积温、光照、无霜期递增,而降水量、相对湿度则递减。水资源丰富。大小河流200多条，水库25座，总库容19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50亿立方米，居自治区第二位，是东北地区的“水龙头”，具备水煤组合、发展新型煤化工和新型能源的独特优势。位于嫩江、松花江流域和科尔沁沙地源头，是大兴安岭林海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利用草原面积3900万亩、森林面积2400万亩、可利用荒漠化土地面积2000万亩，生态服务价值、碳汇功能潜力巨大，是东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生态服务区。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10个，总面积1000多万亩。特别是阿尔山地区集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于一身，拥有温泉、湿地、火山、冰雪、森林、草原等自然景观，是典型的生态文明体验区。农牧业发展条件较好。年均降水量400—450毫米，雨热同期，四季分明，是世界公认的“玉米黄金种植带”和“最佳养牛带”。耕地面积1200万亩，粮食年产量稳定在50亿斤以上，牲畜存栏820万头只。地处大兴安岭成矿带核心区，以有色金属资源为主，地下蕴藏铅、锌、铜、镁、铁等资源；在经济运输半径内，由周边的蒙古国和呼伦贝尔、锡林郭勒、通辽等地构成一个煤炭资源富集圈。

白城市，地处大兴安岭山脉东麓平原区，气候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除盛夏短时间内受海洋季风影响外，全年绝大部分时间降水系统来自西风带，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本地“光照充足，降水变率大，旱多涝少”的气候特点。白城市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均占有耕地、草原、宜林地、水面和芦苇面积均居全省首位。白城市现已开发利用的矿产资源有石油、天然气、煤、矿泉水和建筑用砂、石、粘土7种。白城市，产业结构以林业、畜牧、水稻、绿豆、葵花、蓖麻、辣椒、奶牛、肉牛、肉禽产业为主。初步形成以林木加工、苗木生产、森林培育，以湿地草原为主的特色旅游、养殖业，以林下经济为主的中药种植业，以灌木和水果为主的经济林产业，产业布局趋于合理，规模不断增大。白城市地处于半农半牧区，畜牧业是我市重要的、传统的民生产业，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对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对农民增收致富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对在更高层次上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全市水稻种植面积190万亩，随着土地整理项目推进和“三大灌区”工程实施，面积将达到300万亩，我市发展成为全省水稻产业第一大市。白城的生态环境好，饲草饲料品质优，所以牛奶质量极高。全市奶牛饲养总量18.5万头，年产鲜奶35万吨，分别占全国、全省年产量的0.99%和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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