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满族养牛人多吗放牧民族有哪三个-菲力牛肉网

东北满族养牛人多吗放牧民族有哪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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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族不吃牛肉是为什么？是因为牛是汉族的祖先吗？

古代不存在汉族不吃牛肉，牛只是牛的祖先，不是汉族的祖先。

古代王朝对宰牛、吃牛肉有限制的，限制的原因大概有四点：

一、“牛”是身份权力等级的象征

商朝、夏朝及以前的上古时代，因为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有的吃的就行，哪管那么多禁忌？

商朝应该还是可以允许屠牛的，《烈女传》记载一个故事：管仲有个小妾叫婧，有一次随管仲外出，听到宁戚在唱歌，就对管仲说这个人是个人才，应该重用，并且举了姜太公的例子说明：

《烈女传.齐管妾婧》：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于朝歌市，八十为天子师，九十而封于齐。

从管仲与妾婧的对话中可知，商朝对屠牛并没有什么禁令。韩诗外传也说姜尚“年七十屠于朝歌”，可以印证周朝以前屠牛禁令没有或者并不严。

牛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能随便吃的呢？目前能查到的文献资料是周礼

《礼记.曲礼》：诸侯无故不杀牛

周礼诞生于西周，是周公为了区别等级尊卑的规范而制订的。牛也因为周礼的规定而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

“诸侯无故不杀牛”的主要意义有：

其一，“牛”是天子祭天用品，诸侯不能随便用。

西周规定，周天子祭天用“太牢”，诸侯用“少牢”。“太牢”就是牛、猪、羊，“少牢”没有“牛”，只有猪、羊。“牢”就是饲养牲畜的圈，祭祀前把要祭祀的“牛、猪、羊”找个专门的地方养起来，这个“圈”就是“太牢”。诸侯祭祀时把“猪、羊”关进专门的“圈”饲养，这个“圈”就是“少牢”。

因为牛在祭祀时代表的是周天子的权威和身份，所以诸侯不能随便宰牛。因为特殊用途需要宰牛的，需要周天子批准，但不能用于“祭祀”。

这个规定一直到春秋时期还在沿用，诸侯一般都比较遵守。也有个别的例外，打擦边球。比如东周初期，秦国初封诸侯，秦襄公赢开就用“马”代替“牛”，用“马牛羊”这种“准太牢”祭天，周平王也无可奈何。

其二，“牛耳”是权力的象征，执牛耳者掌握霸权。

在古代，“牛耳朵”有特殊的意义。

诸侯会盟时，要将牛耳割下来，放在高贵的盘子里，由主盟者端着盘子，请参与会盟的人尝牛血盟誓，当然也不是真的品尝牛血，而是将牛血涂在嘴唇上，这叫“歃血为盟”。端盘子的人又叫“执牛耳”者，相当于最高权力者。春秋时代只有霸主才有资格“执牛耳”。

诸侯会盟在春秋时比较盛行，诸侯之间先打架，最终胜利者召集几个诸侯开会，会上霸主就要“执牛耳”主持会盟。齐桓公是春秋时代第一个“执牛耳”的诸侯，宋襄公和楚成王会盟时为了抢牛耳差点打起来，闹了个大笑话。

因为“执牛耳”代表诸侯之间最有话语权的地位，所以“牛”就成了周天子及诸侯中霸主的专享用品，诸侯不能随便杀，平民更不能随便杀

其三，“牛”成了“王”权、“霸”权的象征。

因为牛祭祀和执牛耳代表的特殊意义，“牛”成了“王”权或“霸”权的象征，寻常百姓可以养牛，养了卖给诸侯或王室，但不能随便杀牛。

因为“牛”的特殊地位，有些王室成员就好养牛，把“牛”当宠物养。东周时的王子颓就把牛当宠物养，牛吃的比人吃的还要好，为牛披上五彩锦缎，称“纹牛”。后来因为政变，连人带牛都被杀了。秦国一代名相百里奚，还是养牛高手，就曾经为王子颓养过牛。

牛到了春秋中期时，还是可以买卖或者吃的。秦穆公派孟明视偷袭郑国，郑国商人弦高知道后，就用四张牛皮和十二头牛犒劳秦师，解除了郑国被攻击的风险。

不管牛作祭祀用品还是作为霸主权力象征，抑或是王子的“宠物”，因为其代表的是周礼，所以提倡“以礼治国”的儒家反对平民吃牛肉，因为平民吃牛肉混淆了等级差距，不符合儒家心中的圣经——《周礼》。

二、“铁犁牛耕”是主要的农业生产力，保护耕牛就是保护生产力

牛由“祭祀”用品及“宠物”过渡到“耕牛”，是在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

西周到春秋中前期，实行的是井田制，耕种全靠人力，耕种者基本上都是奴隶。一旦劳作时，往往上千人一齐行动，在劳作过程中，基本上是两两配合，这种盛大的场面叫“千耦齐耘”。《诗经周颂》记录了这种盛大的人工作业的景象。

《诗经·周颂·载芟》，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改变“千耦齐耘”现象的原因是发现了“铁”，可以说，春秋时代，最大的生产力飞跃是发现了“铁”！

齐桓公时期，齐国就已经发现了“铁”，不过那时候铁的冶炼技术不过关，铁还不能打造兵器，只能打造一些粗陋的铁农具，青铜还是主要的金属，所以青铜被称为“美金”，铁被称为“恶金”。

虽然是“恶金”，但铁农具比传统的木制农具和青铜农具要好用，铁农具比青铜农具更锋利，更耐用，可以深耕。耕得深，人力拉不动犁，就要寻求其它更大力气的动物来代替，力气大的牛就逐步由高大上的祭品成为耕牛了。

根据文献，最早用牛耕种的是晋国：

《国语·晋语》：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而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

这个“宗庙之牺”就是祭祀用的“牛”。中行氏最晚于公元前490年覆灭，从这可以推出，晋国使用牛耕是在公元前490年以前，春秋晚期。

晋国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违，用祭祀之牛耕地，是因为晋国公族早在晋献公时代就被诛杀，晋国只能卿士治国，晋国发展到后来是“大夫执国命”，大夫不愿意受到周礼的束缚，所以打破周礼的各种等级规定的，往往从晋国开始，后来的“三家分晋”就是各种越礼行为的必然结果。

晋国率先把牛用于耕种，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加上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农具越来越先进。“铁犁牛耕”成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时期最强大的生产力革命，耕地数量增多，私田增多，产量增多，这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推动了“井田制”的解体，也促进了以农业为主体的封建制度的形成。

“铁犁牛耕”作为一项先进生产力一直发展到21世纪，才逐步被农业机械化所替代。但在一些僻远农村，“铁犁牛耕”依然还在使用，可见其影响之大。

因为耕牛对农业生产力影响巨大，所以战国以来，历代统治者都注重保护“耕牛”，限制“屠牛、宰牛”行为。

目前所知，最早出台政策或法律保护耕牛的是战国时代秦国的商鞅变法：

《桑弘羊.盐铁论》：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

商鞅变法只是禁止偷盗马牛，并未提及杀牛，但是由商鞅之法深化而成的秦律《厩苑律》对保护耕牛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云岗秦简.厩苑律》：诸马牛到所,毋敢穿阱及置它,敢置阱及置它机能害人马牛者,虽未有杀伤者,耐为隶臣妾;杀伤马牛,与盗同法

这里就很明确，杀伤马牛，与盗窃同罪。别说杀牛了，弄伤了都不行的。这个保护耕牛的法律同商鞅变法“奖耕战”核心精神是一致的。

因为百代皆行秦政法，秦的相关法律及政策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秦朝以后，因为“重农”被各朝统治者列为基本国策，而“铁犁牛耕”又是效率最高的生产方式，因此，历代统治者相继出台了保护耕牛的措施，内容各异的“禁屠牛令”也相继出台。

最严“禁屠牛令”当数汉、魏，汉律明令：“禁私杀牛马,牛用耕田,有宰食者,杀无赦”，私杀牛马及食用的，判处死刑，为吃一口牛肉，把命陪上，肯定不值。魏国沿用汉律，宰牛食肉同样是死刑。

唐朝屠牛判刑相对汉魏倒不是太重，杀自家的私牛，判刑一年，盗杀官牛，判刑2年半。但是屠牛者服刑期间，如果遇有国家大赦，屠牛罪与十恶不赦罪同等待遇，不得特赦，必须刑满才能释放。

《唐昭宗.改元天复赦文》谓:“惟十恶五逆,屠牛铸钱……并不在原免之限。”

宋代对屠牛是法律严，执行松。宋法规定盗杀官私马牛或因仇嫌屠杀牛马者,“头首处死,从者减一等”。但宋朝因为恩荫制度盛行，官员违法往往可以通过恩荫赦免，造成宋朝法律往往难以执行，范仲淹庆历新政时专门还对宋仁宗谈过这个问题。

宋朝官员带头宰牛、吃牛肉，慢慢就演化成城乡都宰牛、吃牛肉，由于“犯法”的人太多，从官员到百姓都有，造成法不责众。宋真宗专门下诏免罪：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七年五月四日，诏：“两浙诸州有屠牛充膳，自非通议烹宰，其因缘买者，悉不问罪。”初，司勋员外郎孔宗闵上言：“浙民以牛肉为上味，不逞之辈竞于屠杀，事发即逮捕滋广，请释不问罪。”状下两浙转运使陈尧佐，悉同其议，故有是诏。

因为宋真宗的这道诏书，使得宋朝宰牛吃牛肉成风，《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们走到哪个酒馆都要切一盘熟牛肉、来两角酒的描写符合宋朝的历史事实。

元、明、清对耕牛的保护比宋朝要严，但不如汉、魏严苛，没有死刑了，但有期徒刑、肉刑还是有的。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严格保护牛马，因为历代统治都都实行“农战”政策，马用于战争及运输，牛用于耕田。古代地多人少，没有牛耕，生产效率起不来。以汉代为例，西汉最高峰有耕地8.3亿亩，户均耕地67.6亩，如果没有牛的话，只靠一户家庭的一两个壮劳力是无法完成这么大量的耕种的。

在古代，保护耕牛，就是保护生产力！

三、佛教与道教反对食用牛肉有宗教文化内涵

古代，除了国家层面立法和执法禁止屠牛食牛肉外，宗教领域也反对食用牛肉。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得以蓬勃发展，南北朝时尤其兴盛。

佛教禁荤，但这个荤一开始不是指的肉食，而是指韭菜、大葱、大蒜、洋葱、兴渠，都是蔬菜。汉传佛教逐渐发展为禁肉食，完全食素。

出家人坚守戒律，能做到完全食素，一般居士、普通佛教徒很难做到，因此古人提出了“半斋”的说法。“半斋”和“全斋”是对应的，“全斋”当然指的全素，不沾一点荤腥。“半斋”指的禁“牛肉”和“狗肉”。

因为牛辛苦耕作，吃的是草，流的是汗，犁的是地，我们的粮食都靠牛耕种而得的，牛有恩于人类，我们人类要感恩于牛，所以不能吃“牛肉”。佛经把屠牛列为严重的杀生行为，是重罪：

《杂阿含经》:“缘屠牛罪故,已百千岁堕地狱中受无量苦。”

狗最忠诚，以前人都散居乡村，需要狗帮助主人看家护院，所以狗又叫“忠犬”。以前农村，家家户户都养狗，白天看家，晚上防贼。并且狗还不嫌家贫，有残汤剩饭就能打发。所以狗是人类的忠实伙伴。

吃“半斋”就是通过禁食牛肉、狗肉，表达人类对帮助我们的动物的感恩之情。

道教反对吃牛肉，是因为道祖老子乘青牛出函谷关而得道，牛是道教的吉祥物，所以不能吃。

牛、狗、乌龟、鸿雁被道教列为“四不食”的动物。牛除了是道祖的坐骑以外，也是因为牛辛苦耕作，对人类有恩。狗也是因为忠诚。这一点佛、道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道教还认为：“牢字从牛，狱字从犬，不食牛犬，牢狱可免”！

佛、道反对食用牛肉也与中国文化相共振，中国的文化中，喜欢用耕牛来比喻勤勤恳恳工作的人，称他们为“老黄牛”。古代许多文人还用诗歌来歌颂“老黄牛”精神。

《宋.李纲.病牛》：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

老牛明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老黄牛精神，也曾经激励我们走过一段峥嵘岁月！文化往往是相通的！

四、限制私自宰牛是垄断战备资源需要

古代保护耕牛，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力。限制私自宰牛，是为了垄断战备资源。

因为古代是冷兵器时代，牛身上的三宝即牛筋、牛角、牛皮是武器装备的重要原材料，其中，牛筋、牛角主要用于制造弓，是弓的加强材料。牛皮主要用于铠甲内衬，或做军用水囊，衣帽，战鼓等。

古代禁止屠牛，但如果牛病死了，那么宰杀时必须先报官，官府派人到现场监督，取走牛筋、牛角和牛皮后，牛肉可以自己吃。如果出售就需要按商品贸易的要求交税。

《元史.志第五十三.刑法四》：诸私宰牛马者，杖一百，征钞二十五两……若老病不任用者，从有司辨验，方许宰杀。已病死者，申验开剥，其筋角即付官……诸牛马驴骡死，而筋角不尽实输官者，一副以上，笞二十七；五副以上，四十七；十副以上，杖六十七……。

根据元朝法律规定，牛马病死宰杀，牛筋、牛角不上交的，少交一副，用藤条抽27下。明清也有类似规定，严禁私自宰杀牛马，病死宰杀，牛筋、牛角、牛皮不交官的，同样要处罚。

封建统治者之所以严控牛筋、牛角、牛皮，除了国家需要这些原材料制作武器装备以外，也害怕民间利用这些原材私造武器，一旦数量增多，难免就会有造反起事、威胁统治的事情发生。

严格控制私宰耕牛，就可以从源头断绝这些私造武器的现象发生，做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因此，中国古代严控宰杀耕牛及禁食牛肉，在奴隶社会是维护贵族特权，在封建社会起到了保护农业生产力、源头杜绝民间私造武器的作用，同时，也是宗教文化、思想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反映。

放牧民族有哪三个

放牧的民族有，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他们主要都生活在牧区，牧区就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把种草与养畜养地结合起来，他们主要靠养牛养羊为主，长年生活在牧区条件也比较艰苦，而勤苦勇敢的牧民们吃苦耐劳，生活幸福美满衷心的祝福他们幸福安康！

古代中原王朝为何不去统一北方游牧民族呢？

我们可以假设一个虚拟场景。

就假设明朝不计成本灭了北元，一统漠北。

然后呢？明朝该往漠北移民吧？改变草原的民族结构吧？如不然，汉人仍然住汉地，游牧民族仍然住草原。过不了多久，草原部落与中原离心离德，就又该要造反了。

历史上这种事情又不是没有发生过。

西汉打击匈奴，东汉撵走匈奴。最后占到便宜的是鲜卑人。当鲜卑控制草原后，反过头来又与中原王朝重复匈奴人的旧事。

还有唐朝。当年唐太宗、高宗两朝下大力气灭了东、西突厥，派了不少兵镇守。设立的都护府、都督府、羁縻州，加起来有三十多个。

PS：都护府都护由朝廷派官员担任。都督府都督和羁縻州长官由朝廷册封当地的土著首领兼任，名义上要向唐朝纳税，但实际上都是独立小王国。

结果呢？仅仅20余年，突厥就造反了，又建立了突厥第二汗国。

那些连七八糟的都督，羁縻州长官，可能第一代见识过唐军的厉害，心服口服。但传到第二代，第三代，肯定就不服了，那肯定就要造反了。

这种征服了，造反。再征服，再造反的循环过程，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铁律。

所以，正经由汉人建立的中原王朝想要有效且长时间统治漠北草原，一定要移民。要让汉人成为草原上的主体民族。就像当年汉武帝武力驱逐匈奴，移民河西，并彻底汉化了河西走廊一样。

但是，你以为移民就能一劳永逸吗？

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漠北草原的生活环境与关内的差异实在太大了，比起河西走廊，也有很大差距。

你以为草原真是民歌里唱的那样，“风吹草低现牛羊”？

别逗了。草原环境的恶劣，超出想象。夏天出门解个手，野蚊子能把人活吃了。

解个手尚且如此痛苦，洗澡、煮饭，那就更不提了。让一个人中原长时间生活在那种环境之下，迟早要逼疯。

而且这还没提草原上不能耕作的问题，中原人不会放牧。让中原人不耕田，成天像草原人一样“风吹草低见牛羊”。

就算是血统再纯的中原人，他也得胡化。变的跟草原人无异。

其实，草原上的人很多就是中原过去的。

比如史书上就有记载。说南北朝时，有大量的汉人为了逃避战火，逃到了草原上。

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遂大强盛。迎萧后置于定襄――《北史·突厥列传》

这些汉人最后都去哪里了呢？

这些人都“胡化”了，与草原游牧民族融合为了一体。

你一个汉人在草原上生存，不“胡化”不行。

在很多时候，是环境改变人，而不是人改变环境。这就好比一个广东人在广东，肯定是一年四季穿大裤衩子加人字拖。可一旦他移居内蒙古，他肯定就不这么穿了。因为环境便了，没有一年四季穿大裤衩子的条件了。

所以说，并不是草原民族天生就野蛮。他们只是因为环境限制，只能活的像野蛮人。你让一个汉人过去，一个月不洗澡（因为草原上没有固定水源），到最后肯定是跟草原人一样，风餐露宿，栉风沐雨，皮肤上的污垢像干旱的黑土地一样龟裂，头发板结，不得不把头发剃掉一部分，脑袋上只留一撮毛。

扯远了，咱们回到假设场景。

假设明朝灭了北元，并移民漠北，改变了草原的民族结构。

然后，结合前面说的“环境改变人”，你猜猜未来会怎么样？

未来的结果肯定是：汉人无地可耕，只能在草原上放牧，慢慢受环境影响而草原化。隔了三四代人后，新生代在草原上长大，以草原人自居。到最后，草原变成了他们认为的故乡，中原则变成了陌生的地方。南下入关抢劫，甚至是入关推翻紫禁城的皇帝，对他们而言，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负罪感。他们只会觉得自己与中原人本就不是一路人。

如果最后是这个结果，那你说，中原皇帝还费那劲干啥？

早造反是反，晚造反也是反。那干脆别搭理草原了。修万里长城，拒外患于门外。这是在机枪大炮发明之前，中原王朝唯一兼具经济性和可行性的操作了。

当然，你可能也会提出质疑：那清朝为什么就能征服草原？难道清朝不是中原王朝吗？

清朝当然是中原王朝了。可一方面，清代帝王本身就起自夷狄，其自身的边疆少数民族身份使得他们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对待和处理游牧民族问题。

另一方面，清朝从皇太极三征林丹汗，到乾隆最终平定准噶尔，前前后后，花了一百三十多年时间。清朝平稳统治蒙古的时间，实际也就是一百多年。

在这期间，还伴随沙俄东扩，压缩了鞑靼民族生存空间，逼迫草原人归顺清朝的因素。

也就是说。清朝征服蒙古草原，是大棒加胡萝卜，外加门外还有一头虎视眈眈的熊，一直想吞掉蒙古，三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

外蒙古没有生存空间了，投沙俄，远不如投清朝。他们自然就只能诚心臣服于清朝了。

然而尽管如此，到了清末，你也看到了。一旦当清朝的控制力下降，外蒙古人是不是立即就赶走驻蒙清军，扯旗子造反了？

草原与中原，环境完全不同，统治逻辑完全不同。中原王朝要想兼顾，既统治草原，又想统治中原，就必须运行一套双元双轨，又相互依存共生的政治制度。

可即便如此做了，也不能保证一劳永逸，万世太平。团结“非我族类”，是需要政治智慧的一件事。别说古代了，即便是现代，该如何团结各民族，也仍然在摸索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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