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大张养牛？介绍一下鄂伦春族

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分享内蒙大张养牛的一些知识点，和介绍一下鄂伦春族的问题解析，大家要是都明白，那么可以忽略，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可以看看本篇文章，相信很大概率可以解决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跨国企业败退中国:世界的为什么不是中国的麻烦告诉我

■文/申音，NTA创新传播机构创始人，著有《商业的常识》百思买撤离了，eBay退出了，DHL也撑不住了……这些全球顶尖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集体遭遇，虽有各种战略和管理上的失误，但在其他国家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为何单单在中国遇到的困难更大更特殊呢？这正是需要我们反思的关键，再不反思，中国商业环境将会在一个没有底线的深渊里越坠越深。中国其实是一个商业天性很强的国家，比如说一战以后，北洋军阀混战那段时间，虽然只有一个很小的空隙，商业依然能发展很快。再比如，历史上的盛世，有一个皇帝清明或者是管制比较放松时，社会就会迅速发展。但是这个历史不断地在循环，又不断地被打回原形，从来没有更进一步。也就是说，中国的商业其实没有获得连续的成长。2008年以前，中国的发展，让整个社会的自信心都达到一个爆棚的程度，美国在金融危机，我们却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仿佛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一是，中国的一批高速成长的企业，很多都出现了问题，比如说蒙牛、三鹿、双汇。这是在还债，过去的高速成长，企业做了一些超越底线的事情，公开的规则被潜规则所代替，为了速度牺牲了一些最基本的常识。二是，中国正在从出口导向转向内需，转向消费，但实际上老百姓并不愿意花钱。为什么不愿意花钱？因为没有安全感。今天中国的有钱人都在想着移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究其根本是对国家的信心并不那么足。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我们一直在提倡创业、创新，但是一个新企业面对的工商、税务这些过程还是一样的繁琐，而什么是创新，什么样的创业有未来，并不由创业者来判定。如今，中国又不断迎来外资巨头的中途散席。我们需要寻找一个答案：为什么普世商业价值在中国行不通？本土化的是与非那么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遭遇困境，是因为我们没有市场经济原则吗？回答这个问题前，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发展得好？其实做产品的公司，在中国的发展相对是比较好的，有出口又有内需，比如说三星，比如说原来的诺基亚，这样的企业在中国是比较容易成功的。但是做科技、做软件的企业，比如IBM，在中国的发展一直不如印度，为什么呢？因为，服务业、软件行业，是跟知识产权这些东西相关的，中国一直是一个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好的一个国家，所以在全球通行的一些商业准则，在中国行不通。在美国也好，或者在什么地方也好，买软件是要付钱的，但在中国，很难做到这一点。所以基本上国外的互联网公司在中国，都很难撑下去。还有一类企业在中国做的不是那么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做消费、零售的企业，因为第一，中国依然有很多的限制在里面，第二，商业要跟地方政府打交道，要跟人打交道。沃尔玛到中国这么多年了，中国作为一个生产基地，是很成功的，有1/4的产品是从中国出口的，但是沃尔玛在中国开店，很难说有多成功，家乐福的问题就更多。一个健康的商业环境它需要有法律的制约，有契约精神、信用体系，有很多原则性的东西，在中国并不是没有，但是在这之外，更多依靠的是潜规则。要么你就去适应中国的游戏规则，像很多跨国公司，比如说跟电信相关的跨国公司都先后传出行贿丑闻，而且都是先从美国揪出来的，你看家乐福、沃尔玛三天两头就出事；要么坚持自己的价值观，那你就必须面临在中国的种种考验。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都会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用“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去对抗所谓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讲人情、讲关系。但是对企业经营来讲，你这样做了，可能短期有效果，但是从长期看，你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因此，本土化的背面就是水土不服，什么叫水土不服？就是你这个地方跟他那个地方有强烈的排斥性，所以那个人到这边来有明显的不适应，你重新适应这边回到那边又不适应了。百思买在全球是靠服务取胜的，并不是靠产品价格特别低，它只是更强调服务的价值，它把服务的价值融在里面，但在中国却完全是低价竞争，自然竞争不过国美、苏宁这样的二房东角色。更重要的是，既然是全球化公司，它自然希望能够全球都用一套法则、一套经营原则去做事，因为通用一个标准，企业的运转效率就能得到保证。但是，如果每个国家都需要一个完全本土化的东西，不同地区之间的齿轮就很难互相咬合，另外，企业需要聘用大量的，比如后勤服务这样的人来帮助咬合。那么，真正投入到经营这块的人，投入到消费、运营、技术这块的人，相应就得减少，因为成本在那儿呢。比如，美国的财务系统跟中国就是不一样的，今天中国所有去美国上市的企业，必须做两套财务报表，一套是国内的，一套是美国的，而且审计这些东西，美国人就只认美国的那一套，不认中国这一套，单这方面的支出就是几百万元，其实这些就是成本，取决于你愿不愿意付，你愿意付就付，否则你就要衡量一下。本土化改造也需要一个合适的程度，之前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是，这个跨国公司在中国的CEO是老外，后来发现其实换成中国人也一样，中国人也未必能真正撬动中国商业环境的非理性的因素。后来有一种说法，跨国公司的中国区在全球市场地位太低，结果换种模式，很重视了又能怎么样？其实你做的这些改变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并不一定保证你在中国这个市场能够生存下去，因为商业的竞争跟成熟的市场化环境是不一样的，这是个更加丛林更加野蛮的市场。被钳制的海盗精神正因为我们的商业环境太特殊了，国外好的商业模式可以进来，但中国原创的商业模式很难复制出去，因为我们的商业模式是围绕这个特殊的商业环境去建设的。比如说百度，百度在日本就亏得一塌糊涂，日本人就是不认你，因为你是一个竞价排名，谁给钱多就往前排，这个模式违背了当地的商业原则。为什么美国的商业模式大家都愿意去拷贝？因为美国天天都在琢磨创新的事情，它的市场经济比较成熟，传统产业里面的机会已经没有那么多了，只有去创新，去找传统与新兴产业结合的部分、传统产业边缘的地方或者是新的产业突破的机会。但是中国还有大量寻租的机会，各种产业还有空白点，企业不用那么费劲也可以把这个事做起来，甚至可以用点手段。如果美国有，大家抄点就好了呗，这也省事，反正美国聪明人已经做过了，那咱们就拿过来做改造嘛。但是，中国跟国外获得成功的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微博，你很难想象美国的Twitter像新浪微博一样，有几百人这么一个庞大的内容监管的团队，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互联网产业正是中国经济过去十年最大的惊喜，也是最干净最生机勃勃的一个部分。仅仅依靠着本土创业者的汗水和智慧，国际风险资本的投入和国际资本市场的哺育，就创造了一个全球第二大的市场，网络经济的规模逼近1000亿元。与潜规则、厚黑学和传统智慧所主宰的其它产业不同，中国互联网产业里洋溢的是一种舶来的“海盗精神”：冒险进取、无拘无束、颠覆传统、破环现有的游戏规则、抢夺既得利益者……正是这种海盗精神成就了美国的微软、苹果、Amazon、Google、Facebook、Twitter，也成就了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盛大、携程、新浪。但现在一只“看得见的手”正要紧紧抓住互联网的脖颈。十年前，只有一个信息产业部是真正管理互联网的，今天，却有N多个部门都有权力去干预。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中国互联网过去十年的成功，某种意义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成功，是“自由市场”的胜利。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却是在把一张原本平坦的互联网世界，人为地划分成一个个的“格子世界”？而且进入每一个格子，都需要一张通行证。更危险的还在于，“每一个民企被限入的领域，都是民企和全体国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团输送利益的管道。”(吴敬链语)只要权力配置资源的格局不改变，单纯的创业者要么出局，要么就得像黄光裕那样选择买通权力，为自己获得某种不对称的特权，同时向权力所有者输送利益。到那时候，中国的互联网业就会像房地产业一样开始堕落。今天，互联网还只是刚刚度过它的幼儿期，未来的成长不可限量。但我们对待互联网的态度，其实可以折射出我们对待创新的态度。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成为一个“自主创新”的伟大国家，那么政府就应该真正理解“自主创新”的涵义：每个人每个机构都可以成为创新的主体，创新的思想可以自由的交流，创新的成果可以无障碍地传播。换句话说，创新的前提恰恰是思想的真正解放。一个好商业模式的变异2008年以来，中国商业的健康状况是每况愈下的，好比是坐过山车，在攀上一个最高点后开始急速冲向谷底。蒙牛、三鹿的“三聚氰胺事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是却是极具代表性的事件。那么，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是如何演变成坏的商业模式？团购就是另外一个很典型的例子，5000多家团购网站，现在都在赔钱做生意，未来会发生什么状况，很难预料。回过头来看，实际上，“三聚氰胺事件”，让整个乳品行业至少倒退五年以上。田文华和牛根生等人是今天国内乳业主流模式的缔造者。20世纪80年代，田所在的国有企业三鹿率先砍掉了自建牧场，把奶牛养殖交给农户，通过自建奶站来控制奶源。而到了1999年，完全民营的蒙牛诞生，一起步就盘活了社会资源，完成了“轻资产运营”的杠杆战略。一方面，他们高价收购散养农户手中的原奶，并租赁亏损的小乳品厂进行加工生产；另一方面，又倾全力打央视广告搞营销，开发低价量多的“利乐包”常温奶，以市场销售来拉动上游生产。实事求是地说，蒙牛的崛起带动了整个内蒙古乳业上游的发展。蒙牛出事前，呼市奶价全国最低，有所谓“限量收购卡”，超量部分要么不卖，要么就卖低价，有位奶农曾对媒体激动地说“要是没有蒙牛突然冒出来，就真要卖牛、杀牛了”。而此后6年，蒙牛带动内蒙古及周边地区新增奶牛80多万头，奶业链条辐射约200万奶农。据说当地有民谣云：“一家一户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家一户两头牛，生活吃穿不用愁；一家一户三头牛，三年五年盖洋楼；一家一户一群牛，比蒙牛的老牛还要牛”。蒙牛最先发明了“社会合作建奶站”。企业首先从合作奶站中获取奶源，当地奶站从中收取管理费，高峰时这样的合作奶站超过3000个。牛根生深谙基层社会的运行逻辑，他曾这样解释：“每一个自然村庄里，每一个养牛的区域里总有有钱的，也总有有权的，有钱的和有权的加起来以后，完全可以做这个奶站。”最初，这一商业模式表现出了极大的先进性，蒙牛从零起步，5年内就成为全国第二大乳业巨头，并成为全行业争相效仿的对象，如同零售业的沃尔玛，PC业的戴尔一样。伊利、三鹿等先后放弃了自建奶站的模式，光明也在上市前剥离了自建的牧场。品牌、营销和价格战成了各家乳业上市公司竞争的关键，而上游投资却严重不足。但新的问题出现了：散养模式下的奶农，既没有多余的土地，也缺乏资金实力去扩大再生产，更无钱培育更优良高产的品种，以致根本无法跟上乳品企业超高速发展的需求。为了争夺奶源，伊利和蒙牛的人员甚至为此发生过流血冲突，缺乏监管的私人奶站甚至无证“奶霸”也大量出现。落后的农业生产与发达的商业零售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2006年起，席卷全球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使产业链最低端的奶农们腹背受敌。政府为了控制通胀，对奶制品限价，迫使拥有产业链主导权的企业将压力转嫁到上游，而有钱有势的奶站进一步把重担压在分散无组织的奶农身上。结果就是奶农到奶站再到奶企“层层造假”，形成了谁也无力改变的“囚徒困境”。根据内蒙古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钱贵霞的研究，在整个奶业纵向产业链中，奶牛养殖生产、奶品加工、奶制品销售三个环节的投入比通常为7.5∶1.5∶1，利润比则为1∶3.5∶5.5。其中，原奶生产环节成本最高、利润最低、风险也最大。正是由于目前奶农投入和产出的巨大悬殊，每次出问题受害最深的也是奶农。舆论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利欲熏心的不法奶站，企业的丧失底线，政府的监管不作为。但归根结底，一个商业模式能否长久健康运作下去的关键在于，能否为交易链条中的各个利益相关者不断创造正面价值。否则，一方的价值最大化必须以另一方的价值被榨取作为代价，最终结果就是一损俱损，大家一起玩完。乳业的悲剧，再清楚不过地展现了一个好的商业模式是如何变成坏的商业模式。我们不妨为这种演变总结几条原因：一个原因是竞争手段趋同化。在美国大家看到的是企业更愿意去尝试一些创新的竞争方式，但是在中国大家的竞争手段则几乎相同，就是价格战、广告战、渠道战，因为手里就只有这几板斧。大家都在求快，求快的结果是，没有底线。另外一个原因是，国内的大多数企业都是奔着短期的目标来做一个事情，它不会想去建设一个生态链、产业链。比如说蒙牛、伊利都是龙头企业，但实际上，在这个链条里面，蒙牛、伊利赚了很多钱，二道贩子赚了很多钱，但是奶农并没有挣到很多钱，也就是说，这个链条里最关键的一环出了问题。对于蒙牛、伊利来说，他们要求的只是速度、速度、速度，尽可能快地扩张。就跟蒙古骑兵一样，两匹马换着骑，一下就杀过去了，因为价格很低嘛，杀过去把当地的企业给毁掉了。但对蒙古骑兵来说，只会放牧、打猎，不会种地，没有长期经营的思想。但在蒙古草原里面放牧也是要轮着来的，今天在这块草场，明天在那块草场，但现在就是拼命地养牛、养羊，不去轮休了，违背了最基本的生态。再好的商业模式也有限制它的条件，也有它所处的资源环境，有很多相关的因素制约着它，你如果脱离那些条件，再好的商业模式也可能会变坏。制度背后的诱因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没有土地集中就没有办法监管，所以“公司+农户”的方式中，单一的农户没有谈判权。而在美国，农场主会联合起来，会有一个负责监管的联合会，这个协会有很大的强制力，也有惩罚力，它是同行里面最德高望重的企业组成的，它有理事会，不是由某个企业单一来控制的。也就是说，除了政府的管制，还有第三方的力量去平衡。但在中国，所有的第三方的行业协会组织比官方还官方，就是搞评价收钱，它们被两头绑架，既被权力绑架，也被大企业绑架。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应该有大树、有小草、有灌木，如果只有大树的话，那小草寸草不生，这环境很快就会沙漠化；一个正常的商业环境，它受到不同制约的力量，有政府的力量，也有法律的力量，还有行业的力量，否则的话，它也面临沙化的危险。中国商业的黑暗原力常识是伟大的，但在实践中，更伟大的是藐视常识。当年深圳航空的收购就是典型藐视常识的荒诞剧，充满了黑色幽默，又有让人瞠目结舌的真实。一个“保外就医”的服刑人员李泽源，勾结新华人寿的老总关国亮，用空手套白狼的方式完成收购。目的却是利用曾经连续盈利11年的深航作为融资平台，偿还收购款，搞房地产，跟地方官员勾兑，卷走数十个亿。而深航在其蹂躏之下，已经触及“资不抵债”的红线。这是“最坏的私有化”。多年之后，深航的杯具终于碎了。但问题在于四年之前，几乎所有明眼的人都已经看出这事不靠谱，但为什么就硬是无法阻止呢？当然，李泽源也好，关国亮也好，我相信他们仍然只是台前跑场的龙套。每一个公开丑闻背后都有一个看不到尽头的黑洞。操纵健力宝收购的XX家族，帮助周正毅只判两年缓刑的沪上高官，鲁能莫名其妙的私有化，山西内蒙的煤矿寻租，神州泰岳的神秘股东……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商业的黑暗原力。到处伸手寻租的权力，每一笔肮脏钱背后的保护伞，每一笔非正常交易背后的“胡雪岩”式逻辑。在《星球大战》里把天行者安纳金拖下水的黑暗原力，在把整个中国官场拖下水之后，也在把整个中国商业最有生气的部分拖下水。我认识的一个民企富豪，在福布斯榜上名列前茅的主，当初为了进入房地产业，曾经极力巴结上世纪50年代的全国劳模后来的首都副市长，可惜不被待见，以致多年在这个产生最多富豪的行业里毫无建树。因为没有保护伞，甚至被人搞进局子。后来，他在一个乏人问津的行业里，吭哧吭哧搞出了大名堂，终于又大张旗鼓地进入房地产业，并在这一轮房地产热中大赚特赚，现在他终于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消灭一切不利于己的舆论，因此我相信，他一定跟魔鬼达成了交易。顺便说一句，人家现在是美国公民了。理解中国商业种种吊诡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认识这种原力的黑暗面。为什么要多元化？银行是提款机，连锁是印钞机，房地产是苹果机，互联网是鼓风机……在权力掩护的明抢暗送下，用什么去管理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样去占有，然后转手高价卖给洋人；谈什么中国的公司治理？没有政府治理，一切公司治理都是扯淡；想MBO？看看仰融李经纬的下场，看看华晨健力宝的下场？还想什么国退民进？最坏的私有化和最横的国有化之间，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呢？如果没有，你该怎么办。我所认识的一位投行高管，如今摇身一变，变成XX产业基金的管理合伙人了，这个基金有着央企的背景，现在干的都是Pre-IPO和并购的买卖。是什么造就了这种黑暗原力？是什么让中国的市场经济进化成今天这样血淋淋的？分享到:欢迎发表评论我要评论

介绍一下鄂伦春族

鄂伦春族

人口为8196人。

民族概况

“鄂伦春”这一名称于清初始见文献记载。《清太祖实录》卷五十一在一份奏报中首次提到“俄尔吞”；康熙二十二年(1683)九月上谕中称之为“俄罗春”。此后才比较统一地以鄂伦春这名称来称呼他们。鄂伦春一词有两种含义．一为使用训鹿的人，一为山岭上的人。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鄂伦春族人口数为8196。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布特哈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以及黑龙江省呼玛、爱辉、逊克、嘉荫等县。使用鄂伦春语，属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友。没有本民族文字，一般通用汉语、也有部分鄂伦春族用蒙古文。

鄂伦春族的祖先也是“室韦”，即森林人。到了元代，称之为“林中百姓”。明代泛指为“北山野人”，游猎于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西起石勒喀河，东至库页岛的广阔地区。17世纪中叶，沙俄殖民者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迫使鄂伦春人南迁，集中分布于大小兴安岭。然而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直至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与北京条约签订以前，他们仍至外兴安岭以南广大地区游猎，并且还参加清政府定期巡逻边界等活动。只是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侵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以后，鄂伦春族人民才丧失被侵占区域的广大游猎场所。清廷对于鄂伦春族的统治，迭有变迁。康熙三十年(1691)，清廷把鄂伦族分成“摩凌阿”与“雅发罕”两部分，归布特哈总衙门管辖。“摩凌阿鄂伦春”为骑马鄂伦春之意，编入八旗组织，用以南征北战。“雅发罕鄂伦春”意为步行的鄂伦春，指失去驯鹿尚未得到马匹仍在游猎的鄂伦春族，分设库玛尔、毕拉尔、阿力、多布库尔、托河5路，路下分8佐，每佐设鄂伦春族佐领1人。每年清廷派“安达”进山一次，征取贡貂。光绪八年(1882)，清廷废布特哈总管衙门，设立兴安城总管衙门，专管5路鄂伦春族。光绪十九年，兴安城总管衙门裁撤，将原来5路合并为4路16佐(阿力、多布库尔两路合并，其余未动)，分属黑龙江、墨尔根、布特哈、呼伦贝尔4城副都统衙门。

军阀统治时期，只是废除了八旗组织的内容，4路16佐的机构基本上没有变动。管辖系统上，其中3路划归黑龙江省督办公署管辖，l路划归海拉尔蒙古衙门管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将鄂伦春族名义上分别置于伪黑龙江省和兴安北省管辖。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期间，鄂伦春族人民奋起反抗，鄂伦春族子弟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英勇参战。用自己的鲜血保卫祖国和本民族的生存。1945年8月获得解放。1951年10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族自治旗建立。

社会经济

17世纪中叶，鄂伦春族的社会发展还停留在被称为“乌力楞”的父系家族化公社阶段。当时氏族组织虽仍然存在，但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已不是氏族，而是“乌力楞”。每一个“乌力楞”包括着同一祖先若干代子孙的一些小家庭。“乌力楞”的家族长称为“塔坦达”，其内部生产资料是公有的，过着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原始共产制生活。17世纪中叶以后，清廷对鄂伦春族的管辖制度更趋严密，鄂伦春与满、汉等族的经济交流也得到了发展，铁质工具、枪支的输入，以及狩猎产品同农牧手工产品交换的发展，逐步在鄂伦春族社会内部引起了一系列的变革。除猎场、森林、河流仍属于公有而外，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已由公有演变为私有，劳动组织和分配制度也起了相应的变化。由于原来孕育在“乌力楞”内部的个体家庭的崛起，终于导致了“乌力楞”由血缘组织演变成为地缘组织，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逐渐成为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到1945年8月解放前，鄂伦春族的社会已进至毗邻公社阶段。

鄂伦春族人民主要居住在大兴安岭山林地带，地势在海拔500—1500米之间，正是高寒山区，全年平均气温在摄氏零下20度左右。莽莽兴安岭栖息着鹿、狍、犴、虎、豹、野猪、熊、狐狸、猞猁、水獭等野生动物，纵横交错的河流，生长着各种鱼类。这优越的自然环境最好的天然猎场，为狩猎的鄂伦春人提供了丰富的衣食之源。建国前，鄂伦春族的主要生产活动是狩猎，辅之以捕鱼、采集和手工业。社会内部只有男女老少之间的自然分工，还没有形成社会分工。在1000多年前，就有关于鄂伦春族是狩猎民族的记载。狩猎主要是男的事情，有时妇女也随同出猎。狩猎工具有枪支、马匹和猎犬。主要采取集体狩猎方式，但已不是以“乌力楞”为单位，而是根据自愿临时组织起一个或几个“阿那格”分头进行。所获猎物在“阿那格”内平均分配，但兽肉的分配则是一直保持在“乌力楞’’内平分。同一“乌力楞”内未参加出猎的鳏寡孤独，一般比猎手分得要多。外来客人如果遇上分配，也照例可以分得一份。个体狩猎虽已出现，但为数极少。狩猎所获是鄂伦春族衣食的主要来源。捕鱼多用“挡集子”方法集体进行；也有的乘桦皮船叉鱼；用网捕鱼是从别的民族中传入的。捕鱼大都由男子负责，采集则多由妇女承担。捕获的鱼类，采集的野菜、野果，是鄂伦春族食物的一种重要补充，如一时食用不完，即把它晒干贮存起来，以备猎获物缺少时食用。

鄂伦春族的手工业主要有皮毛制品和桦皮制品；多由妇女制作。对在不同季节打猎所得的兽皮，她们按其性能和部位，缝制成适宜于不同季节穿用的服装；将从桦树上剥下的整张桦皮，加工制成适合于不同用途的器皿。妇女们在这些皮毛制品和桦皮制品上面绣的或雕的各种图案。最能反映狩猎文化的传统特色。此外，男子还用手工制作骨器、木器和铁器。

近代以来，农业在部分地区的鄂伦春人中有了萌芽。清末及辛亥革命以后一段时期，政府强制推行“弃猎归农”政策，鄂伦春地区的农业有了初步发展。但从事农业非鄂伦春人所习惯，加之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严重摧残，到1939年，鄂伦春地区的农业已被破坏净尽。

各个部分鄂伦春族之间由于从事着大体相同的生产，基本上没有什么交换关系，交换多与其他民族进行。开始是偶然的，以后逐渐成为经常的，并由此打开了鄂伦春社会自然经济的大门，促进了私有制的形成和发展。

尽管鄂伦春族在历史发展中有着许多优良传统，但由于长期以来的民族压迫，特别是日本侵略者推行的种族灭绝政策，使鄂伦春族人口锐减，到1945年8月获得解放的前夕，鄂伦春族只剩下1千余人，境遇悲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东北地区的鄂伦春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政权，于1951年10月1日成立了鄂伦春自治旗和多处民族乡。国家给予鄂伦春以特殊照顾，拨出大批资金，于1953年开始建筑新房，逐步实现了定居。现在绿树成荫的新村里幢幢整齐明亮的大瓦房以及学校、商店等代替了昔日的“仙人柱”。兴安岭上出现了电灯通明的新城镇。狩猎的土枪已换成步枪和半自动步枪。相继兴建了养鹿、养猪、养牛、养蜂场。每年向国家提供上千两鹿茸。农田耕作已使用多种农业机械，粮食总产量成倍增长。以往马是主要交通工具，现在筑起公路，通了汽车，铁路也通向鄂伦春的一些新城镇。过去连文字都没有的鄂伦春族人民，如今已普及了中学教育，不少青年上了大学；有了电影队、文艺队、俱乐部、广播站，本族丰富的民间歌舞搬上了舞台与银幕。旧社会鄂伦春族地区无医无药，开花、伤寒等传染病流行。患妇女病的竟达妇女总数的80％以上，而今天乡有卫生院，大队有卫生所，村有卫生员，天花、伤寒等传染病已绝迹，人口成倍增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鄂伦春族人民的各项生产迅速发展，收入大为增加，生活显著改善。他们不仅大力发展农、牧、副业等生产，而且肩负护林防火的重任，护卫大小兴安岭森林的安全，为保障木材源源不断地运出供应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

文化艺术

在长期的狩猎生产和社会实践中，鄂伦春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有口头创作、音乐、舞蹈、造型艺术等。

口头创作是鄂伦春人主要的文学形式。他们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等广泛地涉及了民族历史、社会、狩猎采集、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古老的族源神话《恩都力创造了鄂伦春人》、神话《伦吉善和阿伊吉伦》、《白衣仙姑》、《吴达内的故事》等，涉及鄂伦春先民对人类起源的探索及对祖先的生活、英雄人物业迹的描述和歌颂。鄂伦春族的“扎恩达勒”(民歌)，多以固定的曲调即兴编词歌唱，种类繁多，风格多样。尤其是新民歌，内容更为丰富。颜语、谜语，是后期发展起来的文学形成，是生产劳动的反映，是生活经验的总结和智慧的结晶。这些口头文学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宝库。

鄂伦春族能歌善舞，他们边歌边舞，表现劳动生活的丰富内容。《熊舞》、《野牛搏斗舞》、《树鸡舞》、《依哈赖舞》、《红果舞》等都是表现猎人对野兽、飞禽的观察以及生产过程的模仿。“转圈舞”是一种带有自我娱乐性质的群众性歌舞，男女都参加，边唱边跳。“假面舞”是融进了宗教内容的由“萨满”跳的祈求狩猎获得丰收的祭祀舞。

乐器有“朋奴化”(铁制的一种口琴)、“文土文”(手鼓)。鹿哨、狍哨既是生产工具，也是早期的乐器。鄂伦春族在载歌载舞时，常有这些乐器伴奏。

生活习俗

鄂伦春族的物质生活极具特色。除食肉、衣皮外，过去的住所“仙人住”亦是狩猎文化的一种创造。“仙人柱”形同半张开的雨伞，由30多根树杆塔成，外面夏季覆盖桦皮，冬季覆盖兽皮，可很快塔成，可随时拆卸。“仙人柱”入门正对面的上方和左右两侧，专供人们坐卧，但有严格的规定。“仙人柱”中央终日燃烧着篝火，用以熟食和取暖。“仙人柱”后面的树杆上悬挂着盛有神象的桦皮盒子，一般不准妇女接触。

鄂伦春族基本上实行一夫一妻制婚姻。实行严格的氏族外婚，各互相通婚的氏族成员之间，大多亲上加亲。家庭中男女地位不过分悬殊，唯财产继承权一般属于男子。一个家庭两代人共居的较多，如果人口过多，常常是长子结婚后在父母居处附近另立一“仙人柱”。妇女生育不得在原来的“仙人柱”内，须到远处设立产房，男人也不得入内接近，满月后才回家。以往，人死后一般行天葬(即风葬)。下山定居后，一般行土葬。

鄂伦春族妇女绝活是给猎手制作“密塔哈”（狍头帽子）。这帽子是用整狍子的头颅，去掉骨肉后，保留狍头上的毛、角、耳朵、鼻子和口，精心鞣制而成。戴上这种帽子可以诱惑猎物。鄂伦春人座森林、走森林、吃森林、穿森林。衣、食、住、行都来自大森林的赐予。

鄂伦春族迁到黑龙江南岸以来，马是主要的交通工具。1990年鄂伦春马队曾给入侵的沙俄侵略军以沉重打击。夏天，河流里以桦皮船作为交通工具。现在鄂伦春族居住的地区已通了火车、汽车，交通更加方便了。

宗教信仰

鄂伦春族信仰具有自然属性和万物有灵观念的萨满教。这种宗教与该民族特有的原始观念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的宗教形式，表现为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萨满”(巫师)是沟通神人之间的使者。萨满教信奉的神灵相当多。鄂伦春族崇拜的自然神有太阳神、月亮神、北斗星神、火神、天神、地神、风神、雨神、雷神、水神、青草神、山神等等。除自然崇拜外，鄂伦春先民还崇拜“牛牛库(熊)”、“老玛斯(虎)”图腾，鄂伦春人忌讳直乎熊、虎名、而是称它“宝日坎(神)”、“诺彦(官)”、“乌塔其(老爷)”。鄂伦春族对祖先崇拜十分盛行，而且现在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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