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三根养牛 隆回具罗洪镇那些村有养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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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100岁了

爷爷今年100岁了。

不过...

不过...

不过，爷爷已经离开我们二十五年，但我还是经常想起他，想起他坐在院子门的门槛上，在“吧嗒吧嗒”地抽着烟，感觉他从未走远。

爷爷留下的唯一一张一寸照片，一直被哥哥保存着，我知道哥哥对爷爷的情意，所以，我不忍和他要那张照片，本想弄一份复印件，但觉得那样做就多了情感上的隔离感，离爷爷又远了一层，就让爷爷留着我的脑海里吧！这样更温暖，更亲近！

爷爷的模样已经渐渐模糊，当我快想不起来的时候，我就会翻看罗立中创作的油画《父亲》，因为那古铜色的，满是沟壑的脸异常亲切，加上那充满期待的眼神，像极了爷爷。

爷爷不是我和哥哥的亲爷爷，但我们一直觉得爷爷就是我们的亲爷爷。

爷爷和我们没有见过的奶奶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于是，他们就从奶奶的妹妹家，将妹妹家的一岁多的长子过继到爷爷家，这个长子就是我的父亲，爷爷奶奶很疼爱他，父亲几岁了，出门都是爷爷奶奶扛着走，不让父亲脚沾地。可是一家三口幸福的时光并不长久，奶奶在一次到门前的大河边拎水时不幸溺水身亡，孤苦的爷爷带着父亲相依为命，并将父亲拉扯成人，还把父亲培养成一位人民教师，可他却终身没有再娶。

在我的记忆里，爷爷就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人，他少言寡语，因为他讲话太少的缘故，我甚至觉得他木讷。我很小的时候，爷爷总会挑着一副糖担子去外地走乡窜户，靠卖点小玩意、小零食这类东西挣些小钱补贴家用，每次爷爷出门一次，短则十多天，长则一个月才能回家。六十多岁的人了，而且又是那么“木讷”，生意自然就不怎么好，可是他还是默默地一趟一趟地走出家门。我至今都不知道他一个人在外，吃在哪里？住在哪里？现在静下心来想想，其实，还用深究吗？他那么老实、木讷，从来不求人，一切靠自己的人，挣得一点小钱，还要想着刚刚盖了新房四处有债的父亲，两个还小的孙子，身体多病的儿媳妇，自己又能吃在哪里呢？住在哪里呢？我不忍心去想象。

这样的光景过了几年，直到有一次，爷爷咳嗽得厉害，父亲说什么也不让他出门了，对爷爷说：“就不要再出去了，也六十几岁的人了，你再出去，跌在哪里？别人要骂我不孝了。岁数大了，不要出去了。”父亲也是一个不善言语的人，和爷爷说话很少，能一次性说这么多，真的不少了。爷爷感受到儿子的心意，这才不情不愿地放下手头的糖担子。

爷爷不再出门了，身体慢慢也好了起来，但他终究是闲不住的。白天，他会帮着集体养牛，那也是半个工分呢！除了养牛，爷爷还会在房前屋后帮着妈妈种上很多的蔬菜，各种各样的蔬菜。爷爷还会把蔬菜采摘下来，清理干净，用两三根草绕成草绳捆成小把，所以，他的身边经常围绕一圈的就是剥剩下的菜皮，整理成小堆的成把蔬菜，笤帚簸箕等物，他每天从早到晚基本上都会做这些工作，因为他清理好蔬菜，第二天就由妈妈挑着到各村各户上门去卖。

爷爷没有什么娱乐，他既不爱打牌，也不爱听收音机，更不爱与人拉呱。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抽几口烟，一开始是旱烟袋，后来改成了纸卷烟，我清楚的记得是开始是没有牌子的粗烟，后来改成带牌子的了，是“丰收”牌的，当时，那是最劣质的烟。

在夜晚和下雨天，爷爷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抽着烟，编着柳筐，除了自家用，多出来的还可以卖点钱。他那满是裂口的手显得粗砾，像是几段干枯的松树棍。但就是这样粗粗拉拉的手却十分有力，十分灵巧。很多女人都编不好的柳筐，在爷爷手里却能形美、结实，特别是收口还十分光滑，而且形态可以各异，什么装猪草的大柳筐，装菜用的小柳篮等等，让很多编筐老手都赞不绝口。爷爷动手能力强，不光光是编筐、编席子这类，像装个锄头，修个凳子什么的，都不在话下。

爷爷对我影响极大，我动手能力强，也是爷爷传给我的衣钵。除此之外，爷爷坚毅的品质也深深影响着我，爷爷在十几岁的年纪，曾经一个人从上海走回苏北老家，没有搭乘任何交通工具，整整走了8天，八九百里的陆路，平均一天要走100多里路，还要挑着一担行李和一个大木桶。这是何等的毅力啊？爷爷用质朴的行动向我诠释了“坚毅”的内涵。

我和哥哥、爷爷睡一张床，每天晚上，我们俩最美的事情，一定是摸着爷爷软软的腿肚子入睡，无论春夏秋冬。夏天又多了一样，那就是提前睡进蚊帐里，等爷爷来赶蚊子，爷爷用大蒲扇赶蚊子的时候，那呼啦啦的风真的凉快极了，那时候没有电扇和空调，那种凉快的感觉，就显得尤其珍贵了。

永远也忘不了和爷爷在庄稼丰收时一起去看守打谷场的情景，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爷爷经不住我软磨硬泡，总于答应我和他一起去看场子了，看守场子主要是象征性地，因为善良的乡亲们都不会做一些偷谷子的缺德事，但传言曾经有小偷会去过，所以，在粮食没有“入袋为安”之前，还是慎重一点为好啦！到了打谷场，我满场的疯跑，爷爷却在用稻把组建我们今天晚上的“家”，我也赶紧过去，帮爷爷一起搭建。“你到旁边去，弄得一身汗，一会儿你身上就要痒了。”爷爷心疼孙子，少有的这样直接表达爱意。“爹呀！没事，你岁数大了，我帮你搭。”我毫不在意地说道。在我们那里，我们小的时候，叫“爹”就是“爷爷”的意思，称“父亲”反而叫“爷”，现在都改“父亲”叫爸爸了，但称“爷爷”叫“爹”，还是没有改变。我长大后，有一段时间觉得别扭，一度甚至觉得丢脸，特别是去了大城市读书后，更觉得土的愚昧。但当年就是这么叫的，叫得那么坦然、亲切。现在我四十多岁了，慢慢的，不觉得会有什么不好，反而一反前些年的嫌弃，又叫得顺口了，心理坦荡得很，觉得那才是原来的味道。

我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仰望着银河，满天的星空冲我眨巴着眼睛，晚风吹来一阵阵稻花的香味，此时我多么希望爷爷能给我讲讲他过去的故事啊！可是爷爷不爱讲话，更不会讲故事，但这都不影响我的好心情，因为爷爷给了我一把香喷喷的炒黄豆，我数着星星，嚼着黄豆，想着小孩子的心思，那个美呀！我现在还常常沉浸在其中。更何况，除了香喷喷的炒黄豆，还有爷爷那软软的腿肚子在等着我呢！

爷爷对我们哥俩特别亲，在一大片的蔬菜地里，爷爷也一定会留出一小块地来，在夏天的时候给我和哥哥种香瓜吃，当我们放学后，从香瓜地里摘一个圆溜溜的小香瓜，拿在手里在村里四处游荡时，会把很多小伙伴看得眼珠子都快掉下来的，当然，口水流得一地那就是肯定的了，那个时候，我和哥哥的骄傲啊！头昂上了天。我知道我们快乐的背后是爷爷那笑眯眯的眼神。

寒暑假，我们虽然是小孩子，但也是有任务的：哥哥要负责煮饭，我没有具体负责的事情，但也不能闲着，扫个地啥的，这类的轻活归我，除了少量的活之外，就是做哥哥的“跟班儿”，我会帮着他拉个风箱，淘个米，实在不济的话，哥哥热了帮他扇扇风之类的，总之，要围绕他转，应该属于娱乐哥哥的“文工团”性质的工作。说白了，就是一个“跟屁虫”。可是哥哥也有做烦的时候，我是绝对顶不上大用的，所以，烦归烦，他至多向我发发牢骚，但不会把活儿推给我。

当天气热的时候，哥哥在烧火前，总会烦躁地发发小脾气，因为父母不在家，没有人管他呀！所以，我也习以为常了。每当这种“音乐”声大了点的时候，爷爷总会出现在锅灶台旁边，低声地冲着哥哥说一声：“过来！过来！”哥哥会乐不可支地迅速地跳出烧火的位置。爷爷擦了擦手上的泥巴，不急不缓地坐下，拨弄起灶台下方的火塘，火塘被烧的旺旺的，火塘里面的火将爷爷那饱经沧桑的脸炙烤得像个铜像。

类似这样爷爷帮我们做事的例子太多了。比如：暑假里，父母亲为了锻炼我们，会在早晨早早地把我们赶下地，分一块除草的地块给我们，到了9.10点钟，太阳就晒得我们直叫唤，爷爷就会放下他自己手中的活，过来替我们除草，让我们回家乘凉去，等帮我们做完了，再去做他自己没有做完的事情。

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不开心，就一边哼哼唧唧地哭丧着脸，是想起来就哼两声，手头上有点乐子又会停下来的那种断断续续的叽歪。爷爷正在一旁洗脚，被我哼烦了，脱下头上的帽子，朝我看了两眼，我知道，如果不是很烦了，他一定是默不作声的。

可我还是磨磨唧唧地在哼，在更换着玩物。这回换到手的是轮子，我们家的推粮食用的独轮车倒靠在墙边，车头朝下，手把朝上，车轮朝外，就那么靠着墙，我发现快速地转动车轮还是挺有速度感的，于是越转越快，越快我就越加速，可是就在我猛地加速的那一刹那，独轮车倒了下来，独轮车的手把结结实实地就砸在爷爷那花白的头上。爷爷“哎呦”一声，捂着头。整个现场安静极了，只剩下呆若木鸡不知所措的我，和翻在地上的独轮车车轮在“骨碌碌”的转动声。不远处听到响动的哥哥跑过来责骂我，我不敢做声，刚才的那些叽叽歪歪早就没了影子，我顾不上哥哥怎么责骂我，只是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爷爷，心里企盼爷爷只是碰破了点皮。过了一会儿，爷爷缓过神来了，又轻轻地按了按头，试一试，表面上看好像没有大麻烦，但疼还是不疼，我就不敢问了，但那也是废话了。爷爷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朝我走了一步，手竖得老高。我以为他一定会揍我一顿的，因为农村孩子调皮被打，实在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他没有再靠近我，高高举起的手也没有落在我的身上，只是将巴掌改成了手指指向我气呼呼地说：“等你妈她们回来，看我不告诉她们？”我知道妈妈脾气大，回来知道我没干好事，一定不会轻饶我，我吓得不敢说话，乖乖地躲到一边去了。

妈妈回来了，爷爷显然是被砸糊涂了，竟然忘了向妈妈告状，只是草草地用脚归拢了一地的蔬菜，早早地躺下了。平时码放得整整齐齐的小蔬菜堆不见了，只有一地散落的蔬菜无精打采地瘫倒在地上。晚上，我抱着爷爷软软的腿肚子，心里满是愧疚。

爷爷有一个哥哥，不过，在解放前身强力壮的年纪就死了，听老一辈的人讲，我的那个“大爷爷”当时长得很魁梧，腰上挎着个“盒子枪”，一表人才，可惜，正才用到了歪道上，跟着鬼子做了汉奸，成为我们当地的“保长”，他人特别坏，一点都不念及乡里乡亲的亲情，所以，特别招人恨。

有一次傍晚，在门口闲聊时，我问起爷爷：“爹呀！我听老人讲，说你的哥哥，就是我的那个大爹，特别坏，对你怎么样？你知道他后来是怎么死的吗？”爷爷半晌没有做声，他慢慢地摸出一根烟，点上，吸了两口，袅袅的烟雾在他眼前升起，他混浊的眼球里面多了一层泪光，也许是我多想了，因为，爷爷平时眼睛遇风就容易留眼泪。也许，那天，爷爷真的想起了什么......

爷爷看我不讲话，还在耐心地等待着，他抽搐了一下嘴角，擦了下渗进皱纹里的浊泪，慢吞吞地对我说：“对我不好。”随之好像又陷入了沉思。“那后来他是怎么死的呢？”我继续追问着。当时我十几岁，真正的是少不经事啊！想想，爷爷少年父母双亡，青年丧妻，这个哥哥还对他不好，也早早地死了，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已经没有了，而我却不识适宜地揭开他心灵的伤疤。

爷爷没有半点责怪我的意思，反而诺诺地低声又说了句：“被新四军打死的。也有人说被村里人给戳死的。”仿佛做了坏事的人是他，他不愿自己的丑事被人发现似的，也许，是觉得自己的哥哥做出这样的事情，还被后辈知晓，为他哥哥感到羞耻？还是什么呢？

正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爷爷又说出了一句：“死得好！叫他当汉奸的！”他站起身来朝门外菜地里的田径上走去。夕阳的光辉倾泻下来，逆着光，爷爷被暖暖的阳光渡了一层金色的光圈，爷爷干瘦的身影，显得那么耀眼。虽然爷爷大字不识一个，但深明大义的爷爷，让我感觉到他虽然只是个平凡人，但也是那么伟大！

接到爷爷去世噩耗，是1993年的冬天，我在南京读书，哥哥在南京当兵，哥哥赶到我的学校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哥哥还告诉我，家里人的意思是只让他回去，两个人来回跑，浪费钱，让他长孙一个人回去做个代表就行了。我知道家里经济紧张，但还是坚决不同意，我一定要回去。

当我们离家门还有一两里地的时候，我和哥哥从冬天的麦地里抄着近路，一路狂奔着扑进家门。爷爷瘦弱的遗体停放在堂屋中央。按照迷信的说法，人死了就不能再打开盖在死者身上的布。可是，我不管，我也不知哪里来的胆量，揭开了覆盖在爷爷脸上的白布，想再次亲眼看看几个月没有见面的爷爷，因为我知道，看完这一眼，和爷爷就是永别！

爷爷的身体一直很好，怎么会突然就去世了呢？我想不通。在我的记忆里，爷爷从来不吃药，除了仅有的一次咳嗽，基本上不生病的。我问妈妈：“爹，好好的，怎么就去了？”妈妈就给我讲起了爷爷去世的经过。

两个月前，爷爷腿肿，人也消瘦，不想吃饭，被送进诊所，挂了十多天水，还是不见好转，人看看就不行了。父亲要将爷爷送到医院去治疗，爷爷坚决不肯，说家里没有钱，就不要为他借债瞎花钱了。诊所的医生说，如果不转到大医院，就没有什么大用了，如果不转医院，就回家给他做点好吃的吧。爷爷说两个孙子都十大几岁、二十多岁了，眼看着要等钱用，就不要在他身上浪费钱了。爷爷一辈子不做主，这辈子唯一做的主就是放弃自己的治疗。

听到这里，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我明白，其实，爷爷没有大毛病，如果送稍微大点的医院，只要肯花钱，一定会活得好好的。他只是不想拖累我们。哥哥也哭的像个泪人似的，哥哥年龄比我大，比我更懂事，哥哥二十多岁了前途未卜，他觉得爷爷这么做，直接就是因为他，所以，哥哥一直背负着对爷爷的愧疚。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呢？哥哥后来在部队立了功，上了军校，提了干，哥哥总会把好消息第一个告诉远在天堂里面的爷爷。

爷爷在临终前特别能讲，妈妈说，他把一辈子没有说的话，都在那两天讲完了。爷爷说，想到父亲能孝顺他一辈子，能给他养老送终，他很知足；想到两个孙子都在奔着前程，一个读着“大学”，一个已经当了班长立了功，他很知足；想到他自己也活到75岁了，没有遭罪，和早早离开他的亲人们相比，他很知足。

爷爷带着精神上的富足离开了我们。只有父亲和我们两辈人的愧疚，爷爷再也无法察觉。

爷爷走了，走完了他生与死之间的距离，我常常会想，爷爷这一生，是否有意义呢？在书本中、电视里，看到的都是些轰轰烈烈的大英雄、大文豪、大科学家以及各种各样的名人，他们的生命都绽放了灿烂的光芒。而爷爷只是一介草民，一生平淡，他生命的意义在于何处呢？我想，应该是在于他的勤奋朴实，在于他的温和亲切，在于他的豁达坚强，在于他的深明大义，在于他保护家人，关爱家人，以及他对家庭的那种燃尽最后一点光也要无私奉献的精神上吧！

两年后的一个春节，我们都聚到亲奶奶家，和我们的亲叔叔亲姑姑等一大家子人团聚，席间，有人对父亲说：“大姨父已经走了，那头家里也没有人了，你们可以回姓了，和我们一个姓吧！”父亲想了想说：“我就不改了，孩子们的姓，等以后看孩子们自己的意思吧！”

很多年过去了，我和哥哥都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俩都不约而同地坚持着爷爷的姓，并且将自己孩子的姓，也依然写成了爷爷的姓，我想告诉爷爷：“我们哥俩就是您的亲孙子！就是您最亲的人，我们将永远随您的姓，下辈子还做您的亲孙子，我们感恩爷爷倾其一生对我们全家的哺育与滋养！”

清明节又快到了，又该去给爷爷去上坟了。我想这次到爷爷的坟前，一定将这番心里话讲给爷爷听！

隆回具罗洪镇那些村有养牛场

隆回具罗洪镇养牛场的村有大树村和龙泉村。

1、大树村养牛场：位于具罗洪镇具罗洪镇大树村，大树村养牛场是隆回县具罗洪镇大树村养殖专业合作社营的一家养牛场，该养牛场主要经营肉牛的饲养、屠宰与销售。

2、龙泉村养牛场：位于具罗洪镇具罗洪镇大树村，具罗洪镇龙泉村养牛场是隆回县龙泉村养殖专业合作社经营的一家养牛场，该养牛场主要养殖肉牛。

民兵得起源

民兵在古代指乡兵，列入兵籍，有事则征召入伍。《资治通鉴·后唐明宗长兴元年》：“董璋阅集民兵，皆剪发黥面，复於剑门北置永定关，布列烽火。”《玉海》卷一三九引《庆历兵录》：“凡军有四：……四曰民兵，农之徤而材者籍之，阙者辄补，岁一阅焉。”《三国演义》第三九回：“可速招募民兵，亮自教之，可以待敌。”清何焯《义门读书记·欧阳文忠公文》：“御边非参用民兵，不可习其地利，知贼虚实。”

民兵也指民间组织的武装。

现在指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性的人民武装组织。亦指这种组织的成员。邵子南《地雷阵》：“组织民兵，他当了武委会主任，又改为中队长。”邵子南《地雷阵》：“吃罢饭，李勇就到中队部去，集合民兵，整理爆炸工具。”

乡兵历史

乡兵源于部曲。东汉末年，兵祸连绵，土地兼并严重。各地豪强地主为保护自己生命财产，建庄园，筑坞堡，组织私人武装，使聚族而居的农民和无所归依的流民变成其佃户、家兵和部曲。南北朝时期，家兵、部曲是地方士族、豪强、地主借以割据的主要军事力量；西魏、北周时期，宇文泰将家兵、部曲纳入府兵系统，使之演变为乡兵。乡兵均立兵籍，统归六柱国系统指挥，下设大都督和帅都督。乡帅由地方豪右“首望”、“乡望”充任。乡兵主要守卫本地，亦随时受命出征。

隋文帝杨坚在统一战争中，曾发挥乡兵的作用。将各地乡兵加以整顿，授其头领以大都督、仪同、车骑将军、骡骑将军等名号，纳入府兵系统，多次遣调其参加灭陈和以后的平叛作战。唐代的团结兵亦带有乡兵性质。五代十国时期，藩镇战乱，契丹南下，北方百姓自备器械，各随其乡，团结为社，组织乡社兵以自卫。后晋为抵御契丹，命诸州县点集乡兵，以税户七家出一卒，兵仗器械共力营之，组成武定军，共7万余人。后将武定军改为天威军，教习年余，遂罢之。后周曾点秦州税户组成保毅军，教习武技，以应征战。

宋承五代之制，在各地广置乡兵，并使之成为国家军队的组成部分。北宋和南宋乡兵名号多达数十种，有保毅、忠顺、强壮、义勇、砦户、土丁、弓箭手、枪仗手等等。各地乡兵废置无常，发展规模也不等。陕西的保毅，盛时达近7万人，后锐减至3000人。河北的忠顺，初置时3000人，后因水灾，大多逃亡，遂放归务农。河北、河东、陕西三路义勇，到北宋神宗初年达40余万人。南宋宁宗末至理宗初，用保甲法在利州路点集乡兵39万余人。宋代乡兵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平时为农，农闲按当地编制组织训练，所需兵仗器械自备，或乡民共资置备，或官给，无定制。乡兵的编成，或按禁军编制，或按保甲法组成，或参用几种编制。乡兵素质差别甚大，有的边州乡兵战斗力颇强，甚至超过正规军；有些乡兵则徒具形式，作用不大。北宋时，陕西、河北等地乡兵守卫边防，骁勇善战，是抵御辽和西夏的一支劲旅。南宋有些乡兵，在抵抗金兵和蒙古兵的进攻中，曾发挥重要作用。

元代乡兵，由沿边少数民族武装组成。有辽东的乣军，云南的寸白军，福建的畲军等，一般不出戍他方。明代乡兵，“随其风土所长应募，调佐军旅缓急”（《明史·兵志三》），有隶军籍与不隶军籍之分。隶军籍者，实为正规军。戚继光就曾用浙兵抗倭及守卫蓟门。不隶军籍者，即为地方武装。乡兵在保卫乡里、防边抗倭中起到一定作用。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为镇压农民反抗而设置乡兵，其名号也很多，有团练、民壮、乡团、猎户、渔团、沙民等。多属临时招募，聚散无定。其任务是驻守地方或随营征战。曾国藩、李鸿章为镇压太平军所募湘军、淮军，始以乡兵上升为正规军队。

外国

西班牙葡萄牙(伊比利亚)中世纪城市民兵资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699949.htm

伊比利亚城市民兵在中世纪中期所起的作用值得重视，诞生于边境纷争的地方民兵为半岛上的君主们效力，一旦遇到各种紧迫的形势，他们可以迅速扩充自己的实力，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城市民兵都可以给国王的决策提供灵活性。需要指出的是:城市民兵不仅顽强抵御穆斯林对其领地的袭扰，而且时常自发或受命越过边境作战，他们的军事行动要受到名目繁多的法律法规的制约，因而这些法规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民兵的相关情况，此外他们还引入了一套控制风险和分配物资的制度，可以这么说:没有伊比利亚城市民兵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无论是西班牙人的收复失地运动还是其后成形的那些基督教国家都将变成另外一副样子。

与同代的法国或意大利相比，发生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城市战争具有很多类似之处，如佛罗伦斯和锡耶纳之间的冲突就在伊比利亚得以再现，各个城市(这里指Salamanca、Avila、CiudadRodrigo、Talavera)为获得和保有周边富饶的土地而不懈战斗，与之相仿的还有法国城市图卢兹－－为了完全占有嘉伦河谷(GaronneValley)的中部地区而在13世纪中期使用民兵扩展势力范围，这次扩张在时间上正好处在图卢兹公爵势衰与法国王室在南部地区崛起之间。

另外，如果将两场史诗般的战斗-纳瓦斯-德托洛萨(LasNavasdeTolosa)和布维涅会战(Bouvines)进行比较，人们会找到更多令人吃惊的相似之处。在堪称收复失地运动中最为关键的一场战斗-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里(1212年)，可供阿方索八世调动的军队就包括来自阿维拉、塞哥维亚、坎波、托莱多(Avila，Segovia，MedinadelCampo，Toledo)等地的民兵，而在1214年确立法国王权的布维涅战役中，国王菲利普二世麾下也聚集了来自考比埃、亚眠、博韦、贡比涅以及阿腊斯的民兵(Corbie，Amiens，Beauvais，Compiegne，Arras)。无论是发生在意大利还是法国的战例，城市民兵的行军距离往往都是不同的，在教皇国、托斯卡纳以及伦巴联盟的战争中，城镇民兵一般在母城周边100公里的范围内活动，而为了抵达布维涅村，法国民兵的行军距离则在50-150公里之间，疲惫不堪的士兵们在战场上的表现是无法令人满意的。阿方索八世在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中征调的民兵比起布维涅战役中的法国同行们要更加痛苦，他们不仅要徒步行军400公里抵达卢塞纳(Lucena)，而且还要穿越危机四伏的乡村地带。尽管历史资料中关于这些民兵作战表现的记录口径不一，但它们都没有把长途行军所造成的疲乏因素考虑进去。正是这次非凡的远征及其表现出的民兵独立作战能力，使得伊比利亚城市民兵成为历史学中一个充满魅力的研究对象。

1284年并不是收复失地运动的终点，伊比利亚半岛的城市民兵也没有停止战斗活动。在与伊斯兰王国格拉纳达接壤的安达卢西亚地区，大小城市继续保持着活跃的军事力量，它们一方面在边界地带进行小规模袭扰，一方面不时参加由皇室组织的远征，直接打击奈斯尔王朝(Nasrid)及其不太可靠的北非盟友。拜梯克山脉(BaeticCordillera)的峰岭河谷和要塞险道使得穆斯林格拉纳达在基督徒的包围中生存了2个世纪，直到斐迪南(Fernando)与伊莎贝拉历经10年战争后最终从埃米尔的手中拿到了辉煌壮丽的摩尔人宫殿Alhambra的钥匙。梅塞塔高原(Meseta)地区的民兵历史悠久，但他们在此后2个世纪的冲突中很少露面，这些民兵转型为各种形式的兄弟会，在中世纪晚期成为镇压卡斯蒂尔国内骚乱的生力军，由市民组成的警备力量(hermandades)也为伊莎贝拉女王的神圣兄弟会(SantaHermandad)提供了兵源，他们参加了对格拉纳达王国的最后一击。讽刺的是，在1520-21年间的考姆奈罗(Comunero)大起义中，这些士兵的军事技能给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的哈布斯堡皇孙查理带来不小的威胁。城市的军事传统对于西班牙军事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它的泰尔乔(tercios)骑兵与轻骑兵是16世纪欧洲大陆军队中的佼佼者。

到了13世纪末期，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城市民兵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主要发生在阿方索十世、海姆一世以及阿方索三世统治时期。对葡萄牙和阿拉贡王国来说，与伊斯兰控制区边境的直接接触已成为历史，而两国在向北非扩张势力方面依然保持着相当的兴趣，此外阿拉贡王国还密切关注着地中海中东部地区的局势。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君主们此后或是合谋或是采取单独的扩张行动，偶尔也会亲自率军征伐，最著名的就是天主教联军对格拉那达的最后一击。不管怎么说，葡萄牙和阿拉贡由于国土上的远离，其城市民兵已不再直接参与对南方穆斯林的战争了。与早先纳瓦尔地区的民兵类似，葡萄牙与阿拉贡的城市军队注定要萎缩成一支纯粹的地方治安与防卫性的力量。至于获得的大量税收收入，各个城市如葡萄牙的Garvao，Alcaser，Guarda，Santarem，Bejain以及阿拉贡王国的瓦伦西亚和Tortosa等城很少或根本没有花在与军事相关的方面。事实上，地方上的防卫工作在组织方面并没有退步，巴塞罗那和瓦伦西亚就是很好的例子，海姆国王与其子佩德罗征集民兵的行动则展现了直到14世纪一直延续不息的民兵力量，随着佩德罗二世统治的结束，对动用城市军队在半岛上主动攻略的要求已经大为减弱了。事实上，没有了曾经活跃的边境军事对抗，敏感的国王们总是乐于制约地方军事实力。正如将来卡斯蒂尔与阿拉贡王国的那些不幸事件所要揭示的那样，地方民兵既可以被用来执行国王的旨意，同样也能轻易的被转换为抵制国王的力量。

13世纪的穆斯林诗人阿尔-伦迪（al-Rundì）曾经悲痛的把陷落的安达路西亚、穆尔契亚（Murcia）和瓦伦西亚比作穆斯林统治区的三根支柱，那么这些大城市以及其它城镇（基督徒通过殖民或者战争得到）会不会成为半岛上基督教国家的支柱呢？在葡萄牙与阿拉贡王国的沿海地带，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是毫无疑义的。沿海地带的这些城镇在生机勃勃的大西洋和地中海商贸活动中逐步发展成重要的经济中心，从而根本改变了这些地方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卡塔卢尼亚直到15世纪中期一直占有上述航海贸易领域的优势，在这段时间里，葡萄牙和卡塔卢尼亚-瓦伦西亚地区比较大的城市更加接近于欧洲南部的自治市，而非经济多样性较差但军事影响力很大的卡斯蒂尔。可以肯定阿拉贡在13世纪逐步完成半岛扩张的过程中，把那些渴望得到战利品的民兵们补充进所谓的阿尔莫加维尔(Almogavers)当中，专门在阿拉贡和卡斯蒂尔从事战争和边境袭击。这个组织的起源不太清楚，他们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236年（作为攻击科多巴城的突击队），海姆一世和佩德罗三世统治时期的编年史中也有他们的影子。阿尔莫加维尔能得到施展武功的机会是与卡塔卢尼亚海外利益的扩张分不开的，而一旦穆尔契亚被卡斯蒂尔牢牢掌控，其与穆斯林的国境线也就随之被关闭了。

出于保险起见，卡斯蒂尔也从穆斯林失去的诸多大城市中抢得一杯羹（尤其是科多巴和塞维利亚），不过作为收复失地运动的代价之一，这些城市不得不进行经济上的全面重组。由于同北非的联系被切断和退出了伊斯兰的经济网络，再加上苏丹黄金的供应也相继中止，城中的工匠们纷纷迁出城市中心，这些位于安达路西亚的自治城市的繁荣将很难在转型过程中幸存下来，正如瓦伦西亚在落入基督徒控制后所发生的退化那样。对卡斯蒂尔城市经济造成最大影响的是：收复失地运动把安达路西亚的农场养牛业引入了原先只有养羊业的梅塞塔高原。皮革与羊毛成为重要的出口商品，有益于北方商业城镇如MedinadelCampo和商业中心如Burgos的发展，与阿斯图里亚斯-坎塔布连（Asturo-Cantabrian）沿岸捕鱼业和船运业的崛起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之所以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依靠养羊业的城市经济上，是因为这些城镇的民兵在12，13世纪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通过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养羊业与梅塞塔地区四处征战的城镇民兵之间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在向泛斗罗（Trans-Duero）牧区渗透的早期，这些民兵组织就开始逐步形成了，而使其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即在于保护各城镇在伊比利亚牧区的牲畜。随着收复失地运动逐步将安达路西亚的草场同梅塞塔北部草场联成一片,大型牧场就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羊毛成为主要的获利商品。一些地方的经济逐渐开始巩固在扩张时代就已形成的模式：基于一种原料出口的单一商品经济。在安达路西亚地区那些较大的城镇以及斗罗河谷以北重要的商业中心，地位显赫的商贸阶层不断发展并与古老的城市贵族阶层（caballeríavillana）融合，这个现象的产生与征服安达路西亚后兵役压力衰减有关，绅士阶层（caballero)中的一部分人通过经济地位获得社会地位，另外一部分则一直享有在旧军事阶层里服役的荣誉。通过对单一城市经济与那些已经发展出一定多样性的经济实体间反差的对比，导致当代学者们在关于中世纪晚期卡斯蒂尔城镇经济的健康度与社会多样性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有些学者如TeófiloRuiz认为：很多中世纪晚期的城市经济都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不过另一批学者如Gautier-Dalché的观点则令人沮丧：“在11-13世纪间遍布卡斯蒂尔王国的自治市并不比人们预想的要繁荣。”最近的研究成果看起来是支持Ruiz的观点的。

随着收复失地步伐的减缓，很多自治市和它们的民兵都已不再参加如阿方索七世到斐迪南三世统治期间的那种经常发生的战争活动了，以往通过军功来提升社会地位的运作方式也不再好用。在那些重要的商业中心,经商成功似乎提供了一条通往上层社会的捷径，然而许多城镇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途径，而且就算能够行的通，这些新贵也不可能与那些世袭的绅士阶层平起平坐。在边境战争的全盛时期，昆卡-特鲁埃尔（Cuenca-Teruel）的城市宪章规定，对于在战场关键地域将穆斯林骑兵（jinete）击落马下者，特别奖励给他们战马（由此便能改变这些步兵的社会地位，影响其未来在战场上的机会、分配战利品甚至是在城镇牧场上放牧的权利），这种阿方索式的体制可以为士兵们提供可观的奖金甚至还有战马和财产，而毫不顾及他们社会地位的贵贱。尽管我们不知道步兵们实际获得奖赏的几率有多大，但是这种体制的广泛传播使我们相信获得奖赏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随着战斗机会的逐渐减少，士兵们得以获得嘉奖的机会也随之缩水，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没有战争造成的城市贵族阶级的周期性减员，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性不可逆转的消失了。

从阿方索十世颁发的城市特许状可以看出，那些城市贵族阶层总是想保持和扩大他们的特权，一方面乐于扩大自己的扈从队伍，一方面又对军事服役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满。14-15世纪之间，这些城市贵族们逐渐加强了他们对自治政府的控制。卡斯蒂尔的君主们-从斐迪南三世开始，为强化和扩大王室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曾经尝试在托莱多宪章城镇和安达路西亚以南搞一个由高级贵族（caballerosdelinaje，意为血缘贵族）和城市贵族组成的武装贵族阶层，且试图在梅塞塔南部以及格拉那达前线保持一支灵活机动的作战力量。城市贵族们为了巩固自己的贵族地位，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在欧洲其它城镇争取制造业和贸易上的优势地位，反而与这些颇具进步意义的方向背道而驰，把注意力放在他们的牧场和农场上，拼命提高自己的血缘，计较各种权利以及免除税务等，尽管他们有时候也会参加军事服役，但并非总是出于对王国利益的考虑。

在中世纪中期蚕食穆斯林土地以及收复半岛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战争机器在伊比利亚半岛各基督教王国中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太一样的，总体来说，城市民兵在葡萄牙、纳瓦尔以及阿拉贡沿海地区的势力发展最为薄弱，远征与战利品并未对这些地区的自治方式产生长远影响，而这些地区城市民兵的首领们可能由于经商或其它与持续不断的边境战争关系不大的活动而消磨掉原有的军事能力。不过卡斯蒂尔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民兵首领们很难获得经商之类的机会，只要与格拉那达的边境仍然存在、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军队还会继续越过海峡，那么长期的军事能力就必须被保存下去。具有高度习俗化军事结构的卡斯蒂尔城镇、不时注入当地经济流通之中的战利品，甚至连同皇家法规-“男人们都要不停的去寻找战机并从中获得乐趣”-一起造就了战争在卡斯蒂尔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卡斯蒂尔民兵依然可以被召集起来，特别是在勃艮第王朝混乱的晚期以及Trastámaras王朝初期的数十年。尽管平时获得战利品的机会在缓慢减少，但偶然得到大量战利品的机会-例如1340年RíoSalado之战-仍在提醒卡斯蒂尔城市民兵们战争带来的快乐。

我们可以说中世纪中期的卡斯蒂尔城市生活被一种黩武主义所渗透，将要征服的土地、将要分割的虏获、战场上的希望与机会等等都已深深浸入城市生活的传统中。与英格兰和法兰西君主们制造出来的战争机器相似，城市民兵们不是参加国外战争就是积极投身于内战，当1492年格拉那达最终陷落后，探险家哥伦布发现的新世界又为其军事经验和技巧找到了发泄场所，学者AngusMacKay从以下两件相隔甚久的事件中找出了卡斯蒂尔人在享受战争所带来的虏获和权利时表现出的相似：一是11世纪的熙德和他的追随者们征服瓦伦西亚，二是16世纪的皮萨罗（FranciscoPizarro）及其属下在Cajamarca装满秘鲁黄金白银的房间里沉醉。类似的对比不胜枚举：12世纪对安达路西亚的袭击、1212年拉斯纳瓦斯大捷（LasNavas）、科多巴、海恩（Jaén）以及塞维利亚的征服.也正是这些卡斯蒂尔人的后代将继续追随科特兹和皮萨罗，协助他们完成征服新世界的梦想。葡萄牙人也在新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航海技术一部分来自于中世纪末期的沿海城镇，不过在卡斯蒂尔人的征服行动中，那些肆意劫掠的士兵们才是真正的中流砥柱。卡斯蒂尔城镇与城镇民兵们竭尽所能增强他们这种永不停息的、贪婪的、富有进取心的意识形态-在由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曾经使卡斯蒂尔得到了光荣和痛苦的意识形态。而这种世界观在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对卡斯蒂尔精神文明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可借鉴学者Sánchez-Albornoz精辟的原话：“唐吉诃德与桑丘实际上就是中世纪卡斯蒂尔边民精神的子孙，他们做着一样英雄尚武的梦，一样被那些突如其来的半妄想式的念头所迷醉。”于是我们可以说，14-15世纪的城市民兵们既为前一个时代划上了句号，又为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写好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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