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城养牛的发展 少数民族的节日有哪些主要分布在哪些省级行政区划

大家好，关于罗城养牛的发展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少数民族的节日有哪些主要分布在哪些省级行政区划的知识，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素质教育催生文化名校强国

一、制定和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既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也是世界未来的需要

现在，我们文化的状况（我这里说的是文化深层的状况），实在让人担忧。进入近代以后，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对自己几千年文化传统研究得不深，更由于禁锢过久，面对西方强大的工业、武力，曾错误地认为自己的文化一无是处，应该彻底抛弃，于是大口大口地吞食西方文化食品。但是，西方文化食品中，既有丰富的营养，也有过量的激素，食之过久，浸透了我们文化肌体的每个器官，造成了文化肌体的“亚健康”。其主要表现是：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对科学技术的迷信，对物质享受的崇拜，对倒退文化的赞赏；在思想领域充斥着二元对立、工具理性、机械论。现在，我们所遇到的种种社会、环境、心理问题，弥漫在各个领域的“三浮”现象（浮躁、浮夸、浮浅），无不与这种激素在文化肌体里发生作用有着密切关系。这种“亚健康”的文化肌体，需要扶正祛邪，为此，必须下很大的力气，费很长的时间。

那么，当今世界上的情况又如何呢？现在，我们可以说：曾经给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西方文化已基本走到了尽头，它对解放人类思想、对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和推动力、它的再生机能，都已经枯竭，再也无法给人类做出新的贡献。人类未来的出路，在于各个民族和国家恢复被西方文化冲毁的自身传统，以多元文化交融代替一元独大。这一点已经成为西方思想界许多学者的共识。还有许多西方学者虽然在努力批判他们自己三百年来的文化传统，而且得出的结论逐渐接近中国文化的理念，但是由于不了解中华文化，所以还是在“隔山唱歌”，虽与中国有所呼应，但并不真切，更没有联起手来。因此可以说，中国制定和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既是我们自身的需要，也是世界未来的需要。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确有促进世界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自身和谐的丰富内容，其体系之完整、论述之细密、人性之饱满，为世所罕见。但由于以前我们曾妄自菲薄，毁坏过重，因而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优秀内容不为国人和世界所知。今天，我们思考文化战略，必须要有历史的眼光、世界的视野、自信的胸怀、创新的胆略。

二、思考文化战略必须遵循文化发生、发展、壮大以及由兴而衰、由衰而兴的规律

我们应该和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文化长期战略？这似乎既不是我一时能够回答的，就学界来说，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我只想说，思考文化战略必须遵循文化发生、发展、壮大以及由兴而衰、由衰而兴的规律；必须对症下药，针对当前文化的状况和走势以及未来的可能性。我认为，认识当前文化的状况和走势，可以从以下几个有关文化发展规律的问题入手。

1、文化的长期性和坚韧性

文化的发生与人类的出现同时，因为有了文化，人类才成为人类。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孟子说：“人之与禽兽也，几希。饱食暖衣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他所说的“教”，就是教化、文化、人化——获得人之成为人的品质。

中华民族的历史悠久，中华民族的文化比中华民族的历史记载更悠久。从文化发展史来看，文字发生得较晚，即使最早的文献中有“口传历史”的内容，但实际的文化历史要比这些记载还要早得多，因为更早的传说已经不可得知了。所以，后人所有对文化最终之源的追寻，都是猜测多于证据，永远成不了“信史”。

文化的坚韧性决定了文化的长期性，而坚韧性则来源于文化，也就是人类生活的方式、内容、习惯以及风俗，它一旦形成，就成为人们（部落、部族、民族）生产、生活、相处的基础和条件，因而必然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任何外部力量都对之无可奈何。虽然在传承的过程中也必然有所丰富、变异、发展、衰落，但只要文化符合人们生产、生活、相处的需要，特别是如果形成了人们的信仰和哲学，而这种信仰和哲学又已经浸透在其它种种文化形式之中，就不会被颠覆。在人类古代四大文明中（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历尽沧桑而从未中断，原因就在于此。任何时代的文化都只能在前代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绝不可能突然种植出或移栽来一种全新的文化，原因也在于此。文化的培育是个长久的过程，不能急于求成，原因还是在此。

2、教育系统是维护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主干

民族文化一代一代传承的方式、方法和渠道是多样的，但其主干则只有一个：教育。

从世界历史来看，人类在蒙昧时期，教育只限于部落、部族中的生活训练或长辈的教导；出现家庭后，则主要是父祖辈亲人的言传身教；一旦形成国家，一般都会出现学校性质的机构体系，对年轻人进行正规的系统教育。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国的学校几乎都是以传授道德、信仰以及书写、计算知识为主（韩愈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就是对这一阶段教育内容和性质所做的概括），生产技能则主要是由长辈进行“现场教学”，手把手，口传心授；工业革命之后，传授知识和技能变为学校的主要职能，特别是在政教分离之后，西方学校不再主要承担培养伦理、信仰的职责，“纯知识”、“纯技能”成为其主要特征。

我国从1906年正式开始废除旧学，兴办“洋学堂”，但是中国人从来重视发挥学校在文化传承、道德培养中的作用，所以在洋学堂里也讲究“德、智、体”的培养，于是学校就成为传承文化的主要场所（在西方社会，虽然学校不承担对学生进行德化教育，但是宗教和社区发挥着极其巨大的教化功能，再加上媒体、影视等工具，补充了学校的不足）。

学校对人进行教育具有系统、综合与形成独特环境的优势，所以虽然家庭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但还是要“易子而教”，把孩子送到私学（如村塾、家塾或学校）和公学去学习。

所谓“系统”，即根据学生的年龄施以相应的教育，先重感性教育，渐重理性教育，由浅入深，自成体系。这一教育的核心就是使受教育者成为一个正常的公民，即社会所需要、所欢迎的人，也就是一个完整的人。所谓“综合”，即文理工法、音体美等课程和课余活动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全面、整体的教育。所谓独特的环境，即让受教育者进入一个小社会，形成一个特殊的群体，这是一个“自然人”、“家庭人”转变为一个“社会人”的准备；过群体生活就要接受群体生活规则的约束，这对于将来进入社会是必不可少的训练；学校进行教学或其它活动，都会有相应的教具和设施，这是家庭难以具备的；另外，学校里独有的学习、思考、辩论、合作、欢乐的氛围，也在悄然地对受教育者的成长产生巨大影响。

教育的本质功能是留存、传承、创造文化的基地。毋庸讳言，我国教育的这一功能从某种程度上说遭到过扭曲乃至摧残，这在教学领域的突出表现就是没有把学生和教师当作一个“人”来培养和提高，而是当作了机器——将来生产物质产品或从事某项业务的机器。机器只能生产，只有“人”——具备了优秀文化的“人”才能创造。如果学生在16年（从小学到大学本科）或24年（从幼儿园到博士）中成长为一个“全人”、一个可以进行创造的人、一个符合他所处的时代所需要的人，那时学校的本质功能就实现了。

3、社区文化+家庭文化的巨大渗透作用

在现代社会，我们在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中不能忽视了家庭和社区对人的影响。广义的社区包括行业，例如学校、军营、企业等。这里所说的社区是狭义的，指农村的乡镇、城市的街道或居民小区。旧式的街道弄巷，左邻右舍相处多年甚至成为几代世交，彼此熟识；融洽的关系、共同的爱好、互助的风气，已经构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小区”，这对人的成长有着无形而巨大的影响。我国城市和农村的现代化和城镇化，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居住条件的质量，但也把固有的社区打散了；新的社区成了缺乏文化的聚居地。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能够从中获得文化营养的，“八小时之外”就只有家庭了。试想，现在当一家人要从这个小区的大楼中迁往另外一个小区的时候，还会像从小巷子里迁出时那样对邻居恋恋不舍吗？社区文化和人的关系，亦即社区文化与家庭日常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一个社区文化的形成，在自觉营造的前提下，也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放慢了或忽略了社区在文化建设与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对人的道德养成、培育良好习惯的功能，是很大的损失。

4、考察文化的状况

我认为，考察一种文化的状况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文物保护和利用的情况；二是学术研究的情况；三是百姓在认识上、实践上认同的程度。

文物，包括地上的和地下的文物遗存，当然传世文献也在其中。这些是传统文化的物化形式。虽然我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但是现在地上的原有文物，基本恢复了过去的规模；新发掘的文物日益增多，保护得也很好，在文物的适当利用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经验。

学术研究，因为曾经停顿多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不仅落后于邻国如日、韩，即使和台湾地区比，也有相当差距。近二十年，这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研究的范围、研究队伍的规模、经费支持的力度和成果的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提高。虽然在有些领域和国外还有差距，但就总体而言正在接近国际水平。我设想，再给我们十年二十年，一定会整体达到国际水平。

百姓认同情况，实际是优秀传统文化内化程度的体现，也可以说是优秀传统文化生活化的反映，是自身文化强不强的最重要的反映。但这却是当前最让人忧心的一点。我想这似乎无需我来论证，人们可以举出生活中的无数实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探究和论证起来可以写若干本书。我只从一个学人的职责角度说，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摆设，不是只供学者研究的对象，而是养成民族灵魂的最好营养。如果一种文化产品，只存在于博物馆中，一种文艺形式，只存在于舞台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它们已经死亡了。同样的道理，如果传统文化只存在于学者的书斋里或研讨会上，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它已经死亡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纯学术化”是件极为可怕的事情。避免之道，就学者而言，能够并应该做的，就是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中小学校，走进城市社区，走进村村寨寨，做些传统文化“扫盲”的工作，唤醒实际还存在于人们心中的文化基因；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为工人、农民、学生写些通俗的读物，并和文化创意工作者合作，把看似深奥的道理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用人人能懂的话语展现出来。话又说回来，普及、通俗化的工作并不好做——只有深入，才能浅出；唯有浅出，才能继续深入。

5、宗教的补充作用

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文化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那么，如何看待宗教在当今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呢？

从宗教发展史来看，宗教几乎和人类同龄。宗教起源于人类对未知领域（人的自身和宇宙的奥妙、事物的不可预测）的恐惧和敬畏。当人自知是人而不是其他什么的时候，即自觉到自身存在的时候，生与死就成了他最关心的问题。于是人类自己创造出了宗教，给上述问题以种种解答，目的是给自己以安慰、寄托和期望。

例如犹太教和由它直接地和间接地派生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信奉一个超灵验的、绝对的、创造了除其自己之外的一切的神，神要求人信仰它，按它的启示行善，忏悔自己的罪恶，死后就可以进入天国，回到神的身边，否则就要沦入地狱经受种种苦难。这样，宗教对其信众而言就具有了无比的神圣性和吸引力。

又如佛教，不重在说明宇宙的起源，所以佛经上常说“无始无终”，一再讲述“无始以来”的事。释迦牟尼不是神，而是古印度迦毗罗国净饭王的太子，名悉达多，生于迦毗罗城的岚毗尼园，母亲名摩耶，产后七天去世，太子由其姨妈波阇波提抚养。释迦牟尼出生在人间，成长在人间，求法于人间，悟道于人间，涅槃在人间，遗骨（舍利）留传在人间。所谓“佛”，即觉悟之义。悟什么？即参悟人生和宇宙的规律，把握正确对待生与死、己与他的态度和方法。在佛教看来，万事万物俱有因果，即“缘起论”，无无因之果，也无无果之因。由此要人们看透人生之苦的原因，把握消除苦的方法。可见，佛教是重视现世的，不同于完全寄托于彼岸的犹太教等。

不管是“神启”式的宗教，还是“觉者”教导的宗教，归根结蒂都是对人的关怀，只不过它们都“聚焦”于“终极关怀”，即对人生最大的事——生与死的思考和从苦中解脱，以及与此密不可分的对宇宙终极的关注，并给出本教本宗的答案。各个宗教的所有教义，几乎都是从这一点引申出来的。为了到达天国或解脱生老病死之苦，就需明了天人之理，需要行善，需要和平。

历史上，各种宗教在长期布道、发展、变革过程中，都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理论体系，积累了大量经典和历代智者对经典的解释，同时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各地的文学、艺术、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以致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和心里。因而可以说，宗教是一种文化，是直接作用于人心的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就起源而论，没有宗教也就没有文化。中国也不例外。因而在弘扬、发展中华文化的时候，不能忽视宗教。

我国固有的宗教只有道教；佛教经过自汉至唐与中土文化的磨合，已经中国化了，也应该视为中国原有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短则数百年，长则上千年，也已经适应了中国的国情。因而中华文化中的包容、和合、尊祖敬宗、利己利他，以及仁、义、礼、智等观念已经不同程度地被外来宗教所吸收。而宗教的哲学思辨、对自然的敬畏、对死亡的相对淡定（包括薄葬），也在融入中华文化。

但是，宗教从来具有两面性，即促进社会和谐的一面和不利于和谐的一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凡是盛世王朝，都是既充分发挥了宗教积极的一面，又制约和限制其消极的一面。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对宗教的种种误解和怀疑（其中有些则是宗教自身建设不足造成的），影响了对宗教特质的深入研究，在制约它和使它发挥作用两方面都有加强的空间。如果我们能以史为鉴，总结、借鉴历史上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把宗教作为补充，对管理的方法做必要的调整，那么也必将有利于新文化的建设。总之，在考虑文化战略的时候，不能忘记了宗教这一领域。

6、文学艺术的优越性和局限性

当人们谈到文化的时候，首先就会想到文学艺术。因为文学艺术能够形象地、生动地显现时代精神以及人们的愿望和对过往的记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因此，人们普遍喜爱文学艺术，需要文学艺术，因而文学艺术对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能起到很大作用。这就是它的优越之处。

但是，文学艺术也有其局限性。一是创作周期比较长，往往是回忆式的叙事。二是反映时代精神的方式是曲折的，它拒绝直白式的说教，所以对创作者和欣赏者的知识、文化水平有较高的要求。虽然娱乐性的艺术常常能为一般大众所欢迎，但是如果创作者没有对生活和时代的深刻理解，没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就容易走到媚俗的路上去，不仅不能提高受众，反而会适得其反。三是成本相对于其它文化传播方式普遍较高，有时难免受到一些客观条件限制。

文学和艺术本属于人民大众，人民的生活和创造是文学艺术的源泉，也应为大众所享用，但是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中，容易成为“小众文学和艺术”。如何尽量回避文学艺术的局限，在大众文化的发展中逐步创造、丰富新文化，这是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和各级政府强调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就是在这一领域所采取的战略措施，就是为让所有人民能够享有文化，为未来开辟道路。

三、一旦中华文化能够大踏步地“走出去”了，就意味着中华文化之身已经强健了

任何文化的弘扬、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两件事：一件事情是牢固地树立文化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应该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和日常生活中；另一件事情是自觉地与异质文化进行接触，通过接触，了解、理解、欣赏、学习对方。

文化的开放性和主体性，是辩证统一的。没有主体性，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就没有根基，没有主见，在与异质文化接触时，就可能或发生不应有的冲撞、抵制，或者走向另一端，良莠不分，囫囵吞枣，盲目信从，最后失去自我，不知“‘我’是谁”。反过来说，如果文化不开放，不自觉地与异质文化接触，就会故步自封，久而久之，文化就要凋敝；而文化不强，国家也将衰落，近三百年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说明。

文化“走出去”，是文化自觉的集中体现。从19世纪后半期起，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是因为接触了西方文化而催生的，但都是外国人或国人介绍进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也是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的，我们是被动中的主动或主动中的被动。现在，六中全会《决定》提出：“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可能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第一次把“文化走出去”提到全体国人的面前，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其根本的原因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强了，我们的文化开始自觉了。

当前，中华文化“走出去”，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是现在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已经统治了全世界，中华文化别具一格，是个“例外”，常常被视为“异类”加以拒绝。二是西方对中华文化的偏见根深蒂固，动辄说我们在搞“价值观输出”（这本来是个伪命题，在此不详述），刁难、抵制层出不穷。这种情况一时难以改变。三是我们还不善于用外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话语，客观地介绍中华文化以及当今中国。最近几年，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情况有所好转，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孔子学院已经遍布五大洲的105个国家。西方评论说：这是西方主流社会能够接受的中国唯一的文化产品。这一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以便让它在中华文化和各国进行综合交流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华文化“走出去”，自古就有，但那不是自觉的，是随着商品、移民或战争自然流出的。当中国积贫积弱，或在世界经济中没有地位的时候，即使自觉地向外介绍，也不会引人注意。现在开始自觉地向外走了，但还不是“大踏步”，只是“小碎步”。要想“大踏步”，还要走相当长的路：一是要等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中华文化强大起来；二是要学会“大踏步”。

文化交流大体有三个层次和渠道。第一个是政府间的交流，主要是因时、因地、因人（对象），围绕着国家间的利益进行。这种交流决定着国家间的政治关系。第二个是学者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学术性强，参与者寡，但却直插文化根底，接触彼此的价值观、世界观、伦理观，其影响久远。这种接触的成果可以观照文化的所有领域，真正了解对方的“心”和“根”。第三个是大众间的交流，也就是现在开始常提到的“公共外交”。商贸、旅游、留学、演出、体育竞赛等都属此类。

我认为，在这三个层次或渠道中，最重要的是第二个。因为学界的交流可以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可以影响各自的决策者，下可以影响大众，而且是在文化的根本上产生影响。现在，我们的情况恰恰是这方面薄弱。因为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研究还不够深广，同时，研究文化的学者90％以上不能用他国语言进行交流，即使交流，也缺乏与异质文化交流的话语技巧和应对方法。这都是长期封闭的后果。最难的是第三个层次或渠道。在大众交流（公共外交）方面，现在参与的人不少，但是懂得或精熟某种形态文化的较多，了解文化与交流规律的较少。这是由于一般游客、文化工作者曾经受到教育体制的局限。

总之，在我看来，中华文化“走出去”是必然之势，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目前一个重要的任务就要把这件事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加大力量。但是，以前我们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因此，近年我提出了“固本强身，走向世界”和“小步快走”的想法。其意思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速度可能决定于国家经济实力和在文化“走出去”投入的多或少；而效果的大小、影响的深浅，则基本上决定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建设和研究的水平。有前一点，所以可以快，有后一点，所以只能是小碎步，不是我们不想大踏步，而是大不起来。一旦中华文化能够大踏步地“走出去”了，就意味着中华文化之身已经强健了；而“走出去”也会影响和促进“固本强身”。

（作者为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提问者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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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乡的由来

三月三歌节壮族传统节日。亦称三月歌圩。广西素有“歌海”之称，壮族每年有数次定期的民歌集会，其中以农历三月初三为隆重。这一天，家家户户制作五色糯饭，染红彩蛋，欢度节日，有的持续二三天。各地歌节有特定的聚会场地。一般为峒场坡地。有的以竹子和布匹搭成歌棚，接待外村歌手。参加者以未婚男女青年为主体，老人小孩亦来游乐助兴。在歌圩场四周，摊贩云集，民间贸易活跃。较大的歌圩，方圆几十里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都前来参加，人山人海，歌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著名的歌圩有巴马的盘阳河畔、都安的棉山、田阳的乔业、田东的仰岩、宜山的下涧、柳州的鱼峰山等处。人们到歌圩场上赛歌、赏歌；男女青年对歌交情，情投意合者便互赠信物，以为定情。此外，还有抛绣球、碰彩蛋、演壮戏等娱乐活动。歌节不仅是民族文化的盛会，亦是民族经济交流的盛会。为弘扬民族文化，1984年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了“三月三”歌节活动，全广西各地歌手云集南宁，全国各兄弟民族和港澳同胞、外国友人也前来观光，盛况空前。198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把“三月三”定为文化艺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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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作为一个民族，它重要的基本特征就是有本民族的共通语言——壮语。壮语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优美语言，它是壮族人民千百年来在共同的生活、生产和斗争中创造的。由于长期与汉人相处，壮语不断地吸收汉语的用语来丰富自己。但壮族人民非常懂得珍惜保护自己的语言，所以壮语在基本语汇和基本语法方面都有自己的特征。壮族后来分布到西南不少地方，语言都是大同小异，语根词汇变化很少。

按国内一般的观点认为，壮语属于汉藏语系中的壮侗语族、壮傣语支。不过壮语系属问题仍旧有争论，国外的观点大都认为属于台-加岱语系，鉴于同源词是亲属语言的唯一证据，属于台-加岱语系的观点是比属于汉藏语系要有根据的。壮语大致可分南北两大方言，十二个土语区，但从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看其内容的一致性还比较大。其内部分支如表：

邕北土语

红水河土语

柳江土语

桂北土语

右江土语

桂边土语

邱北土语

连山土语

邕南土语

左江土语

德靖土语

砚广土语

文麻土语

壮族文字由来

壮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活动中，为了便于记事和进行交流，在商周时期就创造了刻划文字符号。这种文字在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中称为sawgoek，意为本源书，即最古老的文字。从广西出土的战国至汉代的文物中看到，这种刻划符号开始出现对物象轮廓的勾勒，有向象形文字发展的趋势，它比结绳记事前进了一步。后来，随着汉文化在壮族地区的广泛传揪播，壮族先民又吸取并仿造汉字六书的构字方格，创造出sawndip，意即生造字。这就是史籍所称的"土俗字"，又叫"方块土俗字"或"方块壮字"。这种文字有的是借用汉字的偏旁部首重新组合而成，有的是借用汉字注壮语音义，有些是创造的类象形字。

本源书和土俗字是壮族文字发展史上两个阶段的表现形式。学术界一般认为，壮族的土俗字始于唐，兴于宋而盛于明清，既有碑刻，且有大量的师公唱本和民歌抄本传世。壮族的许多传统长诗、神话故事等藉此得以保存。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文字没有得到规范和统一，至今亦只在民间的一定范围里应用。现经初步搜集整理，已将流传的土俗字集注成《古壮字字典》出版。"古壮字"这一概念的确认，既反映了其作为一种民族文字的历史存在及作用，又能把传统壮字与今新创的拼音壮文区别开来。它表明壮族的文字历史悠久，并随着时代的前进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拼音壮文是在本世纪5O年代创造的。建国后，人民政府为了提高壮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帮助壮族人民创造了拼音壮文。这套拼音壮文以拉丁字母为字母，以壮族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武鸣县的壮语语音为标准音。1957年11月29日，国务院通过了壮文方案，井批准在壮族地区试点推行。至此，壮族人民有了合法的、统一的文字。

古壮字壮语称sawndip，意即生僻字或生造字，又称土俗书、土俗字、方块壮字，现定名为古壮字。它主要是借助汉字六书的构字方法进行再创造，是壮族古文字发展史上突飞阶段的产物。土俗字产生的年代，目前学术界大多认为是从唐代开始。唐永淳元年(682年)澄洲(治所在今广西上林县)刺史韦敬办撰写的《澄洲无虞县六合坚固大宅颂》碑文中，就有□（夕+一）、□（林+田）等字，这些已成为形、声、义统一的、结构固定的文字。到了宋代，土俗字的运用更加广泛，据范成大于淳熙二年(1175年)所著的《桂海虞衡志》载："边远俗陋，牒诉券约专用土俗书，桂林诸邑皆然。今姑记临桂数字。虽甚鄙野，而偏傍亦有依附。□(音矮)，不长也。□同(音稳)，坐于门中，稳也。□（大+坐）(亦音稳)，大坐亦稳也。□（亻+小）(音袅)，小儿也，□（不+大）(音动)，人瘦弱也。□（不+生）(音终)，人亡绝也。（石+打）(音腊)，不能举足也。（女+大）（音大），女大及娣也。□（石+山）(音磡)，山石之岩窟也。闩月(音撺)，门横关也。他不能悉纪。余阅讼牒二年，习见之。"关于土俗字的字形及其应用，宋代庄禅的《鸡肋篇》和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等书也有所记载。到了明代，土俗字已成为壮族民间的书面文学用字。清初浔州(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县)推官吴淇的《粤风续九》中，采录有俍、壮的"扇歌"、"担歌"和"巾歌"，即壮族男女把情歌写在扇面，刻在扁担和织(绣)在花巾上以此为信物，相赠定情。并称其"文如鼎彝，歌与花鸟相间，字亦如蝇头"。有的地方用土俗字编写的歌本数以箱计。清人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卷8《刘三蛆》条中说："凡作歌者，毋论齐民与、瑶、壮人、山子等类，歌成，必先供一本祝者藏之。求歌者就而录焉，不得携出，渐积遂至数箧。"产生于明代，流传于右江河谷的二万行《嘹歌》，就是以土俗字抄本传世的。道光十一年(1831年)，广西宜山县安马乡古育村廖士宽墓的诗碑，全用土俗字写成。碑上刻有一首五言勒脚体壮歌共120行，生动而详尽地表白了作者的身世和晚年悲凉的情景。壮族民间的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剧本、寓言、楹联、碑刻、药方、家谱、契约等，多用土俗字记录并流传。在壮族的文化发展史上，土俗字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拼音壮文壮族拼音文字。以拉丁字母为字母，用以拼写壮语标准音的-套书写符号系统，是法定的壮文。1955年，在南宁召开的壮文工作会议上决定：以北部方言为基础，以武鸣县的语言为标准音，创制壮文。根据决决定，1955年12月制订了壮文方案，经过2年的试行、修改后于1957年由政务院批准公布推行。198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对这套文字系统作了修改，把非拉丁字母符号全部改成拉丁字母，以词为书写单位，移行时必须保持完整的音节。拼音壮文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力推行。1981年后，壮文进入学校，用壮文翻译了小学、中学、中师和高等学校教材。广西民族报以壮文为主，《三月三》文学杂志也出壮文版。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各类壮文图书数百种，部分马列著作、国家文献也翻译成壮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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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

壮族(原作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已有人口1550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33％，是我国唯一的1000万人口以上的少数民族。[转自铁血社区http://bbs.tiexue.net/]

在壮语里，将姓称作“栏”，即房屋的意思。表明壮族“姓”的本义是指生活在同一间大房屋里同一血缘人群的共同称号。

壮族早期的先民没有姓氏，是古代“百越”的一个分支。秦末自立为“南越武王”的赵陀，虽然已有赵姓，但他是由河北真定迁入壮区的中原人士。另据多种姓氏辞典对“韦姓”的解释，有一支韦姓出自韩姓，是汉代功臣韩信被杀后，萧何暗中将其子孙送往南粤(今广西、广东一带)，韩信子孙为避祸，以韩字半边“韦”字为姓。这是秦汉时期中原人士迁居壮区的又一例证，说明壮族与汉族交往由来已久。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壮族姓氏是《新唐书》中的“列传·南蛮”：“西原蛮(即壮族古代称谓)，居广容之南，邕桂广西。有宁氏者，相承为豪。又有黄氏，居黄橙洞……天宝初，黄氏疆(强)，与韦氏、周氏、侬氏相唇齿，为寇害，据十余州。”可见当时已有了黄氏、宁氏、韦氏、周氏、侬氏等大姓。习惯上把这些大姓聚族而居的区域，以“洞”命名，分别称作“黄洞”、“侬洞”、“吴洞”等等。反映了这些姓氏与氏族部落组织的密切关系。

关于壮族姓氏的来源，有以下几种：

①集会赐姓

据壮族民间传说，其先民原来没有姓氏，各部落首领在一个叫江岩的地方集会，商定姓氏。因主持人势力强大，被推为首领，以“黄”(皇帝)为姓。其余养黄牛的，就以“莫”(黄牛)为姓；会猎鸟的以“陆”(鸟)为姓。大家都因有了姓而高兴。但当时为大家杀牛做饭之人，却因未得姓而发怒，以刀拍击砧板愤愤不平。主持人见状，灵机一动，就以“岑”(砧板)给他为姓。

②以居地为姓[转自铁血社区http://bbs.tiexue.net/]

壮族部分姓氏与居住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如：农姓，汉语是指农耕种植，而壮语却是森林或树木浓密的意思，即指住在森林里的人；甘姓，汉语是甜的意思，壮语却是岩洞的意思；谭姓，汉语中是谈的意思，壮语却是指水塘，意指住在水边的人们。

③以职业技艺为姓

前述“莫”。汉语中是“无”、“不”的语思，而壮语中却指黄牛，意为养牛人。蓝姓，汉语中指颜色，壮语中却指用竹或藤编织的篮子，可知其祖先擅长于篮筐编织。巫姓，可能是与为人驱邪祈祷的巫术有关。

④以原始的图腾崇拜为姓

壮族先民与其它民族一样，也曾经历过原始的氏族社会，故而部分姓氏由原始的图腾崇拜发展而来。如龙姓，即源于对古代蛟龙(鳄鱼)的崇拜；麻姓，在壮语中是狗的意思，源于对狗图腾的敬仰。狗在古代壮族中有很崇高的地位，可能与西南各族传说中的神犬盘瓠有关。此外如陆姓，壮语中为鸟，与鸟的崇拜相关。

⑤受外族特别是吴越和汉族影响[转自铁血社区http://bbs.tiexue.net/]

据史书记载，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壮族统属于“百越”，秦汉时期，就有汉族移民迁居壮族地区。如前述南越王赵佗，即因战乱入居壮族地区，必然会对壮族姓氏文化产生一定影响。现今壮族中的部分汉姓，即是汉族文化影响的结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从表面上看，有些壮族姓氏与汉姓相同，但从读音和词义上考察，却有很大差别。如前述“莫姓”(黄牛)、“陆姓”(鸟)、“麻姓”(狗)、“黄姓”(皇帝)等，即是成例。

当今壮族，以黄、韦、侬、莫、岑为大姓，多为历代部落首领土官世家。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免遭世人对“蛮夷”的歧视，在其所修族谱、家谱或其它传记中，多攀附内地迁来的汉族或功臣名将为自己的祖先。将祖籍说成是来自中原内地。如泗城岑氏，称其先祖岑仲淑是浙江余杭人，宋时随狄青平定侬智高，以功封镇其地。再如南丹州莫氏土官，在唐开宝七年(974年)即自称节度使。遣牙校陈绍现奉表修贡，请求内附。《宋史》、《明史》、《舆地胜纪》中，均有明确记载，但南丹莫氏土官家谱、碑刻与传说中，却称自己的始祖是莫伟勋，为宋代狄青部将，随来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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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壮民族？[转自铁血社区http://bbs.tiexue.net/]

他们是百越人的直系后裔，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1700多万），壮侗语族里的一个典型代表；形象地说，壮族是粤人（广府人）的表亲，泰族人、老族人、傣族人、掸族人的堂兄弟。

－什么是僚人？

分布于中国西南地区及越南北方的壮族、布依族和岱-侬族，从历史渊源、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分布状况来看，是共性大于个性的同一人群，本站遵循其普遍自称“布僚”Bouxraeuz（我们的人），将之统称为——僚人。

壮族史基本脉络

原始时代

今壮族聚居的右江河谷地带，已发现多处六七十万年前古人类活动留下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有不少文化遗物。五万至一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桂中、桂南、桂西的广大地区，已发现人类化石13处，文化遗址、遗物分布点100多处。如桂中的“柳江人”、“麒麟山人”、“白莲洞人”、“九头山人”、“都乐人”、“甘前人”，桂北的“宝积山人”、“荔浦人”，桂南的“灵山人”，桂西的“干淹人”、“九楞山人”、“隆林人”、“定模洞人”等，都以发现地点名称来命名。这些古人类的体质特征，大体是头部颧骨较大而且前突，鼻骨低而宽，鼻梁稍凹，上门齿呈铲形等，属南方蒙古人种，与现代壮族人的体质特征相似，而与其他民族相距甚远，说明了他们就是现代壮族的原始祖先，壮族的先民是广西乃至整个岭南地区最早的土著，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的主体很少迁徙的民族之一。[转自铁血社区http://bbs.tiexue.net/]

百越时代（公元前16世纪之前）

相当于汉族的商、周时期，包括壮族先民在内的百粤民族集团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的广袤地区。战国时代越族集团的吴、越就建立了与华夏集团各个国家并驾齐驱的政权。在秦始皇统一江南以后，吴、虞越、闽越等族群一部分汉化成为现在的江南、华南汉族，一部分则南迁到岭南，与同属百越集团的壮族先民一起融合，成为现代壮侗语族各个民族的祖先。最近在两广地区出土的文物发现岭南百粤集团与江南百粤集团的文化特征相似，说明了这一点。基本上可以说这个时代的壮族先民经历的是自由发展阶段，属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度时期。

西瓯骆越时期（公元前16世纪--23年）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派尉屠骓率领50万大军，兵分五路，浩浩荡荡地向岭南进发。与东路进军一直很顺利的情况相反，从西路的进军途中，遇到了壮族直系先民西瓯人的坚决抵抗。在一次战斗中西瓯军译吁宋阵亡了。但刚强的西瓯人“皆入从薄中，……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继续坚持战斗，击毙了秦军主将尉屠骓，秦军几乎全军覆没。（《淮南子》卷十八《人间训》）

为了扭转惨败局面，秦始皇下令开凿著名的灵渠，保证了秦军后备力量和粮草的源源不断供应，经过几年的激烈战斗，到公元前214年，秦军最后打败了西瓯的武装力量，终于统一了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派官吏进行统治。接着从中原派来一些华夏族的劳动人民到岭南地区“与越杂处”，壮族先民地区进入了短暂的郡县时代。

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驻守南海郡的秦将赵佗开始剪除异己，并击桂林、象郡，建立南越国，自称为南越武王。赵佗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推行一系列“和绥百越”的政策，自称“蛮夷大长”，尊重越族的风俗习惯，团结了越人的上层人物与各部首领，百越局面得以安定，社会经济得到新的发展。赵佗是北方的华夏族将领，但是，创造了南越国文明的人民，却毫无疑问是壮族先民各个部族的民众，南越国5代共传93年，古代壮族创造了灿烂的南越国文化。如今广州出土的南越王墓，越式墓葬的特色、绚丽辉煌的随葬品，是古代壮族文化的精华。南越国的首都“番禺”（今广州），其实是古越语[ba:n3ηjoi5]的译音，是“大村”的意思，这和现代壮语是有对应关系的。[转自铁血社区http://bbs.tiexue.net/]

汉武帝时期，南越国内部相互倾轧，公元前112年西汉王朝重新出兵岭南，次年（前111年）打败南越国，将岭南重新划归到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分为苍梧、郁林、合浦、南海、珠崖、詹耳等九郡，郡之下分若干县，实行严密的统治，壮族历史上漫长的郡县时代真正开始了。

不过，毕竟岭南越族是一个骁勇不羁然而又十分分散的各个部落组成的，所以汉王朝吸取了赵佗“和绥百越”的经验，采用了“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的政策（《通鉴》卷二十一），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瓯、骆越民族社会内部原来的政治经济制度依然保存了下来。即使这样，壮族先民们仍不断地起兵反抗汉王朝的统治，导致了东汉时期光武帝建武18年（公元42年）马援的南征。

俚僚时期（公元23年--1127年）

东汉末年中原大乱，全国出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局面，岭南地区分别属于吴国的荆、交二州管辖，当时苍梧越族人士变兄弟几个人分据南海、合浦等郡，称雄一时。两晋到南北朝时期，岭南地区的郡县设置日益增加，封建统治者在桂东北局部地区设吏奉贡，加强了统治。封建主义的因子逐渐在桂东北壮族地区产生。

俚人最早见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列武十二年（36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这里所称的“蛮里”，以后改称为俚。三国时期也有许多岭南俚人的记载。僚人的称呼在岭南的出现是在随唐时期，以后则是多俚僚连用。

公元589年，隋统一中原，进军岭南。岭南各郡共奉高凉郡越族冼氏夫人为大首领，“保境拒守”。隋将韦桄由江西率军南下，在南康（今江西赣南地）与陈太守徐镫发生遭遇战，不能前进，派人至书冼夫人，告知陈亡，相劝归隋。冼夫人与属下头目商量，派孙子冯魂率兵击败徐镫，迎接韦桄到广州，岭南诸郡相继平安。隋在壮族先民地区驻重兵，采取“以夷制夷”办法进行统治。汉文化继续得到传播。[转自铁血社区http://bbs.tiexue.net/]

隋末唐初，岭南地区又一次为越族人肖铣所割据，号称梁帝，先后统一了岭南及长江以南很多地方。（《通鉴》卷一八五）唐武德4年（621年），唐将李靖于两湖击败肖铣，直抵桂州（今桂林），派人招抚岭南壮族先民各部首领冯盎、李光度、宁长真等，并授予官职。“凡所怀辑九十六州，户六十余万”，岭南复归统一。

●“壮泰走廊”的开始形成

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到唐初的一千年左右里，随着中原王朝对壮族地区统治的日益加强，汉人到岭南参与开发的日渐增多，先进文化的传播更加广泛，这样使得壮族东部各个部族逐渐汉化，到了唐朝末年的时候，壮族东部地区汉化进程基本定局，有着大量越族语底层词汇的粤语作为汉语的一个方言开始形成，岭南东部地区只留下了大量的壮语地名，不服汉化与不羁汉法的壮族先民退居岭南西部，与壮族西部地区的壮族直系先民融合。结合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可以推断出泰族与壮族的分化也是在这个漫长的郡县时代开始的。

中原王朝势力的南下，迫使一部分壮族先民纷纷南迁，通过广西的左江流域进入了越南的红河流域，然后又受到了早已经定居于此的越南京族先民的排挤，又不得不越过红河流域向西进入中南半岛中西部地区，左江流域-红河流域-老挝高原-泰国中部平原等一条长线，本站称之为“壮泰走廊”。在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之后，这些壮人先民的南迁部分以及以后由于汉族在南方的开拓疆土而不断迁徙来的壮族先民一起征服了当地的孟人和其他大大小小原始森林部落，在相当于中国宋朝的时候，首次建立起属于这个民族的统一政权——素可泰，其后在周边地区建立起了其他大大小小的泰族政权，形成现在的泰族和老族先民的政权。这些政权大都受到了这片土地的土著——孟人的影响，在宗教文化上也受到了孟人长久信仰的小乘佛教的洗礼，泰-老民族开始形成了全民信仰小乘佛教的局面。

在“壮泰走廊”形成并发展的漫长岁月当中，由于云贵高原北部的藏缅语族民族（彝语支民族为主）的南下，以及越南京族政权的兴起并脱离中国的中央王朝政权取得独立后不断地向其北面的壮族地区和其西面的泰族地区扩张，两者开始形成了对壮-泰族先民的钳状制约力量，壮泰民族从漫长的壮泰走廊分布变化为逐渐分离局面，也导致了现在壮族先民与现代泰族先民失去了紧密联系，终于产生了壮泰民族的最终分化。从现在民族的分布图来看，壮族分布与泰族（包括老族、傣族、掸族等）分布呈一个葫芦状，壮族的分布区和泰族的分布区为葫芦的两大瓢，而两者之间唯一的连续点就是越西北泰族地区和云南文山州的壮族地区，可以窥视出壮泰迁徙历史的一些脉络。

在泰-老族政权的形成之后，随着人口的繁衍和农业的发展，一些泰-老族开始沿着河流往上游追寻适合耕作的土地，进入了现在缅甸的掸邦和中国云南的南部地区，开始繁衍生息起来，并一直保持着与原来的泰-老民族的紧密联系，这些泰-老人就是现代缅甸掸族和中国傣族的先民。到了近代，壮泰分化模式基本固定下来，两者的区别就是，西部是信仰小乘佛教的泰-老族，东部则是仍然保留着传统信仰和祖先崇拜的的壮族-布依族。许多外国的学者都喜欢把壮族、布依族等称呼为“不信奉小乘佛教的泰族”，就是这个原因。[转自铁血社区http://bbs.tiexue.net/]

◆与泰族分化后的壮族独立发展史

1.羁縻州制度

壮族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开始形成的时代是唐朝后期开始的。唐王朝对待已经汉化的岭南东部和仍坚持自己独立个性的岭南西部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东部地区，实行划州县、置官吏、征贡赋的制度，进行直接统治；而在西部山区则设置了50多个羁縻州县，按唐初的惯例，利用原来的壮族首领为都督、刺史，“虽贡赋，版笈多不上吏部”，进行间接统治。（《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西部壮族地区政治经济上相对有独立性。至于所谓的“蛮洞”地区，唐王朝根本不加管辖。因此，依然存在“无城郭，依山险，各治生业，急则屯聚”的状况。因此，壮族的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羁縻州县的设置，给予了壮族先民较大的自治权利，壮族作为单一民族的形成，与这个政治经济制度是有关系的。

2.西原州蛮的兴起

西原州是当时壮族羁縻州当中最出名的一个。因为在唐朝中末期，壮族领袖在那里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反抗唐王朝统治的战争。公元756年，西原州黄峒（今广西左江流域）壮族领袖黄乾耀、真崇郁领导属下壮族民众，联合了陆州（今广西钦州）、武阳（今广西罗城县北）、朱兰（今广西东兰）黄橙（今广西扶绥）等一百余峒人民，“合众二十万”进行对唐王朝的武装反抗。“占地数千里”，设置国家政权，号称“中越王”，下设各级官吏，声势十分浩大。唐王朝因此惶恐不安，采取“剿抚”结合的策略，一面对起义部队进行分化瓦解，一面调兵谴将横加征讨。结果，起义队伍受挫，黄乾耀等牺牲。（《新唐书·西原蛮传》）大历12年（777年），西原州的壮族人又在首领潘长安的率领下，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武装部队占地“南距雕题交趾，西控昆明夜郎，北泊黔巫衡湘”，建号称王，威镇中原。（唐·韩云卿《大历平蛮颂》）唐贞元十年（794年），西原州黄峒壮族人民又在首领黄少卿的领导下举行大规模武装反抗，相继攻陷横、钦、浔、贵四州，围攻经略史驻地容州。黄少卿的儿子黄昌钙率领的一支起义军，先后攻陷了十三州的地方，动摇了唐王朝在岭南的统治。唐王朝为了挽救败局，在桂东地区设置容管招讨经略使，率军与起义军大战，每日交锋达6、7次之多，起义军终于不支受挫。唐元和元年（806年），起义军将领黄承庆在邕州被俘，黄少卿诈降受封为归顺州（今广西靖西县地）刺史。不久，黄少卿复与其弟黄少高举起义旗，联合黄少度、黄昌獾两支壮族起义军队伍，攻陷宾州（今广西宾阳）、峦州（今广西横县地），并据达11年之久。随后挥军南下钦、横两州，与邕管经略使韦悦激战，再陷严州（今广西来宾县地），锐不可挡。唐军主帅阳玟、裴行立相继身亡。唐王朝在损兵折将之后，又从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调兵前来征讨，但因长途羁旅，人疲马乏，加之环境生疏，水土不服，伤亡极大。唐长庆三年（823年），黄少卿回师功邕州，陷左江镇，下钦州，破千金镇，占领了今广东西部和桂南的十八州。最后，唐王朝几乎倾尽国力，动用了全国的军力，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办法来打败了壮族先民的起义军。这样一来，唐王朝国势逐渐衰落，最终在自身矛盾的激化与各地藩镇割据的相互作用下土崩瓦解，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唐王朝的衰落的直接原因，可以说是壮族先民持续了一百多年的反抗斗争造成的。

3.羁縻与反羁縻[转自铁血社区http://bbs.tiexue.net/]

在长达100多年的反抗唐朝统治的斗争里，壮族先民各个部族得以相互交流，民族实体开始真正形成，不过唐朝在崩溃之前倾尽了国力来镇压了壮族起义军，所以各个部族又被分化瓦解，唐朝灭亡后壮族各个部族又开始了统一进程，北宋前期，壮族作为一个单一民族开始踏上华南政治的历史舞台。公元960年，北宋建立，结束唐后五代十国的分据局面，为了加强统一局面，北宋王朝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强化中央集权的政策，北宋初期国库空虚，在开国的时候，就采取了“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用饶矣”的决策（[宋]王冉《东都事略》卷二三《传论》），把吸血管插入岭南壮族地区。加上北宋王朝残酷的民族压迫，把壮族人一律蔑称为“蛮”、“峒獠”、“蛮獠”等等，动辄杀戮，“夷其种党”，所以民族矛盾严重激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里，长久以来各个部落都是一盘散沙的壮族内部产生了政治、经济上进行统一以抵抗北宋王朝的要求，所以在当时，壮族人掀起了一系列的武装反抗运动，如：

咸平二年（999年）的扶水州（今广西环江）蒙会国为首的反抗斗争（《宋史》卷六《真宗纪》）；

景德四年（1007年）陈进、卢成均的联合壮族起义（《宋史》卷七《真宗纪》）；

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扶水州壮族民众曾进攻宜州，打击宋王朝在壮族地区的统治（《宋史》卷八《

少数民族的节日有哪些主要分布在哪些省级行政区划

唱哈节

唱哈节为京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是京族群众为了表达对海神和祖先的敬仰之情，在固定的活动场所——哈亭以“唱哈”（在京语中是唱歌的意思）的形式拜神祭祖。京族三岛各村举行节目的时间不尽相同，有的在农历六月初十，有的在八月初十，有的则在正月二十五，但都分迎神、祭神、唱哈、送神四个过程。节目前一天，各村把本村信奉的海神和祖先迎入哈亭，节日当天下午三时开始祭神祭祖，由一老者念祭文，颂其功德，祈求保佑，随后，人们一边人席饮宴，一边听请来的歌手唱哈，通宵达旦，连续三天三夜。唱哈的主要角色有“哈哥”一人、“哈妹”两人，哈妹轮流主唱，哈哥与另一哈妹奏三弦琴、击竹邦伴奏，所唱的内容多为京族民间故事传说、情歌等，老人和孩子在哈亭内听唱哈，青年男女则在亭外的树林里、沙滩上自由对歌、谈情说爱，平静的海岛变得热闹非凡，吸引着附近越来越多的壮、汉、瑶族群众前来参加。三天三夜后，唱哈结束，人们把神灵祖先送回，海岛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吃新节

吃新节是广西仡佬族和部分苗族、瑶族、壮族喜庆丰收的传统节日，有的在每年农历六月早稻抽穗将近成熟，也有的在晚稻黄熟时，按各地群众的习惯选择一天来过节。节日的内容是“吃新”，即尝新米，当天除准备好鸡鸭鱼肉外，各家还到地里摘一些新谷来煮，煮熟后先祭过神和祖先，全家才开餐大嚼，具体的过节形式各地稍有不同。冬节冬节，又称们年，一般在农历十一月初一，是广西、贵州、湖南的侗族群众喜庆丰收、祈求来年幸福的节日。节日当天，全寨男女老少都换上新衣，家家杀鸡宰鸭，拿出往时腌制的风味独特的酸鱼、酸肉及自酿的甜酒，准备好糯米糍粑，请上十里八乡的亲友，举家共庆。从上午九时直至午后，村村寨寨飘着酒肉的香气，到处都可听到猜拳酒今声，一派节日景象。

端节

端节，是水族最大的节日，与汉族的春节一样隆重，广西境内大多数水族群众都过这个节日。按水族的习惯，水族历法每年十二月至新年二月（农历八至十月），逢亥、午或未日，都可选为过瑞节的日子，一般是各村寨轮流过端，四乡人寨的亲友及同屯的群众到各家去吃新年饭、喝新年酒，而且必须每家都象征性地吃到。端节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预祝来年幸福的节日，各家各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饮食上忌草食素。有趣的是鱼不仅不忌，还是主要的菜肴和祭粑的必备品，祭祖时还须加上酒、饭、瓜、果等，按水族传统摆成一桌素席。端节期间，人们还穿上节日盛装，走亲访友或成群结队到“端坡”举行唱山歌、赛马等活动，非常热闹，然而遗憾的是水族迁入广西后，由于人口少，居住分散，端坡赛马一直没有组织

起来。

分龙节

分龙节又叫庙节，是毛南族一年一度盛大的传统节日。在农历五月间，过节的日期有两个，以毛南山乡的铁坳为界，南部的上南乡和中部的中南诸村，取亥日过节，北部的下南乡取辰（龙）日过节。过节这天，男女老少都身穿节日盛装，欢庆自己的佳节。家家户户蒸起五色糯饭和粉蒸肉，折回柳枝或竹枝插在中堂，密密麻麻地粘上五色糯饭，名为“丰收树”，意寓农家当年五谷丰登。传说分龙节是为了祭奠三界公，感谢他教会毛南人养牛种水稻，因此，全村老少都必须先去庙堂敬庙，观看师公念经、唱神歌、跳神舞、椎牛祭神，还用包着粉蒸肉的五色糯饭喂牛，表示感谢它一年拉犁拖耙的辛劳。敬庙过后，已成婚的妇女携儿带女，用精致的竹篮带着五色糯饭和粉蒸肉回娘家与父母兄弟姐妹团聚。未婚的年轻男女则各自带着精心制作的花竹帽和新布鞋在各个坡脚坳口以歌传情。如今，祭扫气氛淡薄了，人们除了会友聚餐外，武术、打陀螺、踢毽子、爬杆和木面戏、师公戏、对歌等文体活动也日渐渐蓬勃开展起来，古老的节日又增添了新的色彩。

花炮节

花炮节是流行于广西三江、龙胜、融水和湖南通道等地侗、壮、苗、仫佬等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各地节期不一，有正月初三，也有五月十五、二月初二等。以三江侗族自治县富禄花炮节最为热闹，主要活动是抢花炮。放花炮这天，附近村寨都组织抢炮队前来抢炮，每队有十多二十人。花炮是用红绿绒线装饰的小铁环，将其置于铁炮顶端，待炮响后铁环由空中落地，参赛人员即奋力争抢，抢到花炮并送到指定地点即为优胜。花炮分头炮、二炮、三炮等，抢到花炮除得到一定的物质奖励，还意味着幸福吉祥。下次花炮节由头炮获得者组织，称为还炮。观看枪炮的各族群众数以万计，年轻人也借此机会交谊谈爱。花炮书原为还愿求嗣的民间宗教仪式，现已发展为群众性文体活动，并成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比赛项目。花炮节期间，还举行唱戏、赛芦笙、对歌、斗鸟等丰富多采的活动。

苗年

苗年是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和东南部分地区苗族的传统节日，融水苗族习惯以农历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二月十五日为过年期，一般从西北部的大年、拱洞等乡开始，沿东南方向各乡轮流举行。过年前夕，家家户户杀猪宰羊、提鱼、酿酒、做糯米糍粑，准备好丰盛的食品，以备祭祖和款待来访客人。吃过年夜饭后开轻人相约组成芦笙队走村过寨吹芦笙、唱歌、行歌直至通宵达旦。清晨鸡啼时，全寨一起鸣枪报年和驱恶避邪，妇女们则争先恐后去井边或来边“挑新水”，以祈求来年全家幸福。融水四荣乡是年节活动最热闹的地方，吸引着附近各乡及远在贵州榕江、从江一带的苗族群众来观赏，或亲自参加大型芦笙赛、摔跤、斗马、斗牛、斗鸟等丰富多采的活动，年轻人往往还利用这个机会寻找自己的终身伴侣，苗寨里洋溢着浓重的节日气氛。

牛魂节

每年农历六月初六，乐业、隆林等地的壮族农民都要隆重庆祝牛魂节，罗城仫佬族和融水、资源等地苗族则叫“牛生日节”，时间提前到四月初八，但过节形式大同小异。节日这天，无论地里农活多忙，都要让牛休息一天，家家户户杀鸡宰鸭，蒸五色糯饭或糯米糍粑。大清早，先清扫牛栏，用五色糯饭（或糍粑）、鸡蛋、红糖、玉米等食物和专门采割的新鲜嫩草饲喂耕牛，精心护理，感谢耕牛一年来的辛劳，表达了当地农民对耕牛的深厚感情。开饭前还要先祭过牛栏神后才举家合饮，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及耕牛的平安和兴旺。

盘王节

盘王节是流行于广西、云南、湖南、广东等地瑶族群众纪念先祖的盛大传统节日，现在每年农历十月十六举行，一般三天三夜，也有长达七天七夜，可以独家独户，也可联户或同宗共放进行。节日期间，家家户户杀猪宰羊，准备丰盛的食物款待亲友，人人都换上节日盛装，举行丰富多采的庆祝活动，主要内容有跳长鼓舞，唱盘王歌、历史歌、爱情歌、生产歌，打花棍，放花炮，演戏等，其中跳长鼓舞、唱盘王歌是必备的活动。青年男女还在村里村外摆开歌堂，互相答歌对唱，直至通宵达旦，有的也借此机会以歌传情，物色意中人。盘王节活动民族特点突出，历史悠久，流传面广，表现了瑶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坡会

坡会是苗族人民的传统节日，每年正月十六和八月十六各举行一次，最著名的地点在融水苗族自治县香粉乡古龙坡。届时，方圆数十里的男女青年穿着节日盛装，吹着芦笙，齐聚古龙坡，坡上人山人海、披红挂绿，除了烧香鸣炮，还举行舞龙、耍狮、芦笙踩堂、斗马、斗鸟、赛马等文体活动。其中的斗马以激烈搏斗、惊险刺激吸引着大批观众，数十匹雄马依次争雄，最后夺冠者的主人，不仅获得一定的奖励，还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坡会也是访亲探友的节日，而对年轻的恋人们来说，则多了一个互诉衷情的机会。

三月三

农历三月初三，是广西壮族群众一年一度的民歌盛会，百色、河池、柳州、南宁四个壮族聚居的地区，歌节活动丰富多采。这天，家家户户都准备丰盛的节日食品，青年男女穿着节日盛装，带上五色糯饭、彩蛋等食品，女青年还带着精心缝制的绣球，从四面八方涌向歌圩（一般为铜场坡地）尽情对唱，一般以爱情为主题，也有历史、生产、风俗、生活常识等方面的内容，对歌的形式有男女个人对唱和集体对唱，具体有见面歌、邀请歌、盘歌、爱慕歌、盟誓歌、送别歌等。壮族青年能歌善唱、出口成歌，遇上对手能对唱一天一夜，赛得难解难分。歌节上除以既传情，青年男女还常用抛绣球、碰彩蛋等形式择偶定情。此外，还举行抢花炮、舞龙、舞狮、演戏等文体活动，也有部分地方群众在三月三这天祭扫祖墓、踏青郊游。三月三歌节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其民族性、多样性的节日内容与形式，充分反映了壮族人民的聪明才智、理想追求和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

跳公节

跳公节，也称“跳弓节”，是广西那坡、云南富宁一带彝族最大的节日，据说是为了纪念古时凯旋而归的勇士；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各村屯过节的具体时间相差不多，都在农历四月上旬，内容有祭祖天地、神、祖先，宣讲本民族历史，跳舞唱歌、表演娱乐等。

一个村寨过跳公节，附近几个村寨都来参加，非常热闹。过节时全村男女老少穿上节日盛装，由毕摩（即巫师，彝语中有教师的含义）宣讲祖先的功绩，带领大家祭拜，随后是饮酒唱歌，众人打着铜鼓，吹着芦笙，围绕金竹丛，遵循传统的舞蹈步伐，由慢而快，由低潮到高潮，尽情欢庆。青年们则表演象征围猎、杀敌的“跳闸门”、“跨断桥”等舞蹈，表示缅怀先祖的英勇尚武精神和反抗民族压迫的胜利。四周摆满节日食品，大家可边吃边舞，不时穿插着毕摩的念经、祈祷、祝福等仪式，期间还举行赛马和各种表演活动。天黑以后，青年男女则成群结队到各家各产轮流跳舞、祝福，甚至彻夜狂欢。

跳坡

跳坡是苗族人民进行娱乐活动的节日；盛行于广西、云南、贵州的苗族地区。每年春节期间，苗家的男女老少都要穿上节日盛装，兴高采烈地云集到附近的“坡场”上共度佳节。坡场从早到晚欢声沸腾、笑语喧天，跳芦笙舞、唱歌、吹苗笛、斗鸡、斗鸟等活动丰富多采，而最精彩、最吸引人的爬坡杆是节目的中心内容，青年们围着坡杨中竖起的一根高约2丈的木杆，随着笙歌翩翩起舞，为比赛助威喝彩，参赛者则—一展示其强健的体魄和过人的爬杆技巧，爬得最高、动作优美者为优胜者，除得到一定的奖励外，还会赢得姑娘们的爱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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