苎麻养牛羊？请分析中国传统农业在清朝经受住考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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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分析中国传统农业在清朝经受住考验的原因。

第一节原始农业与粗放农业阶段

一、中国农业的起源

中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距今170万至1万年前，已有脱离动物界的原始人类生活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当时尚末产生农业，原始人类依靠采集和渔猎为生，史称旧石器时代，相当于中国古代传说中的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燧取火”’和伏羲氏“以佃以渔”的时代。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和采集渔猎的强化，人类常常面临饥饿的威胁。如何获得稳定而可靠的食物来源成了农业起源的动力。

距今1万至4000年前，也就是史称的新石器时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先人们创始了农业。一般认为，采集活动孕育了原始的种植业，狩猎活动孕育了原始的畜牧业。中国古代有关“神农氏”的传说就反映了原始农业发生的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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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我国原始种植业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0000年至8000年前为原始刀耕或火耕阶段；8000年至5000年前为原始锄耕或耜耕阶段；5000年至4000年前为发达锄耕阶段。在生产工具上，这一时期完成了由“刀耕火种”向发达锄耕的进化；在耕作制度上，完成了由年年易地的生荒耕作制向连种三五年撂荒三五年的轮荒耕作制的转变，土地利用率较以前有了显著提高。作物种类有一定增加，北方旱作粟、黍常见，南方水稻籼、粳并存，大麻、苎麻成为人们衣着的主要原料，葫芦、白菜、芹菜、蚕豆、西瓜、甜瓜等也已开始栽培。因原始农业的发展，这一时期人们开始由以前游移和季节性的野营生活逐渐转入定居生活，男子在农业生产中渐居主要地位，从而实现了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的转变。

在原始畜牧业方面，经长期圈养驯化，家畜种类有所增加。河北武安磁山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有家猪、家犬和家鸡的遗骨出土，说明七八千年前中原地区已有原始畜牧业。稍后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又有牛的遗骨出土。大汶口和龙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马、山羊和绵羊的遗骸。至此，在我国北方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俱全的畜牧业已具雏形。在中国南方，养猪之历史可上推至8000到10000年。浙江河姆渡遗址还出土有水牛和家犬的遗骨，说明六七千年前以饲养猪、狗、水牛为内容的南方畜牧业已初步发展。

1926年我国考古学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一个半割的、似丝的茧壳”。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又发现一批丝织物，说明早在五六千年前我国已开始养蚕缎丝，纺织技术已具相当水平。

三、粗放农业阶段

到了五六千年前，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进一步发展，黄河中下游人口持续繁衍，逐渐成为中原经济文化的中心。夏、商、周王朝相继在这里建立了强盛的国家。夏、商、周属奴隶制时代，历时1300多年。这个时期的农业按原始农业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仍处于粗放农业阶段。

夏代是原始公社开始解体并逐渐走向奴隶社会的时代。私有财产已经萌发，土地制度由农村公社制蜕变为奴隶主国家所有制。国王拥有全部土地，并将其分封给诸侯和臣属，最后由“庶民”进行耕种，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由于国家统治形式的确立及分层分区管理，从而在制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夏代政府机构中设立有专门掌管水利灌溉的官职。有组织的奴隶劳动为水利工程的建设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力。因此，夏代大规模治河导水及沟洫体系的建设，对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大禹治水的故事便是这一历史的生动写照。夏代人民还首开天文科学，并根据农耕经验，结合农事发展，制定了指导和规范农业生产的历书和历法。当时谷物酿酒业已形成，成为农产品加工的先声。陶器的发明为谷物食料的处理提供了有效方法，也为金属冶炼创造了基本条件。夏代后期，青铜器已经出现，对后来农业生产工具的变革产生了划时代影响。

商代是奴隶制的鼎盛时期，它持续了600多年，是我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一个王朝。商代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有长足发展，农业已成为社会主要生产部门，农具制作较夏代更为精细。商后期农具除木、骨、石器外，已有少量青铜农具。商代还开创了井田制，以630亩地划为9区。1区70亩为公田，其余8区各授一家，借8家之力助耕公田，私田不再纳贡。这一赋税形式，对解放奴隶生产力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公元前11世纪，西周取代商朝，中国步入一个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大转变时期。西周继续实行分封政策，促使封国户口增殖，田地扩大，富源开阔，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进步。

西周继承夏代沟洫和商代井田体系，施行井疆沟洫制。木制农具和青铜农具均有大量增加。随着中原人口的增加，作物种类也日趋多样化。除谷、豆、麻之外，蔬、果种植发展迅速。蔬菜品种有直根类、薯芋类、嫩菜类、葱类、柔滑及香生菜类多种。果树有落叶果树带和落叶常绿果树混交带果树品种40余种。

在畜牧业方面，西周已发明了马匹去势术，牲畜内外科病症的治疗也积累了初步经验。在林业方面，西周时注重用养结合，设有“虞人”，专司护林工作，并对树木采伐年龄及采伐季节作了规定。

西周时代国家上层建筑已相当完备。各级组织均有首长领其事，如闾师、闾胥、族师、乡大夫、乡师等。他们经常的工作就是向村社农民传达政府命令并组织农民从事生产活动。

第二节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在社会制度上实现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演变，在农业生产方面则开始了由粗放农业向精耕农业的转变。由于春秋战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主要农业区在秦岭和淮河以北，全国7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黄河流域，因此，本节着重阐述北方地区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一、精耕细作农业传统的奠基

中国农业最显著的特别就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制度之上，以提高土还生产率为目的的精耕细作。这一特点的发生始于春秋战国时代。

公元前770年周朝东迁后，国力日趋衰弱，不再有控制分封诸侯的力量，从而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而井田制的瓦解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催化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嬗变。战国时期，“七雄”不断进行兼并战争。为了能在兼并战中取得胜利，他们进行了一系列变法和改革。在政治上，奴隶主贵族世卿世禄制度被废止或削弱，封建地主阶级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在土地制度上，长期沿袭的井田制逐渐消亡，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在赋役制度上，奴隶主贵族的“贡、助、彻”被废除，代之以按地亩征税的赋役制度。在经营方式上，改“千耦其耘”为个体经营。所言这一切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进入铁器时代，铁制农具的使用已较普遍。与铁犁相配，牛马被用于农业，从而实现了农业动力上由人力耦耕向畜力耕作的革命性变迁。铁犁与牛耕并举，相辅相成，使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力有了突破性发展。如《吕氏春秋?上农》所言：“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这些进步均为封建制度的最终确立创造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铁器的应用和推广也为大型水利工程的兴建和井灌提供了有效手段，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应运而兴。如中国最早和最大的陂塘蓄水工程“芍陂”、魏国修建的漳水渠、秦国李冰主持修建的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都江堰及我国古代最长的人工灌溉渠道郑国渠等，为保障当时农业的稳产高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人们对土壤和农作物有了更多的认识。“五谷”的概念已经形成，并注意到了开展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人们认识到“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给庄稼施肥可增加产量；种庄稼要深耕、熟耰(碎土)、易耨(除草)，才能获得好的收成。周时的起亩作垄技术至战国时因犁耕有了发展，形成“畎亩法”、即在高燥田里将庄稼种于垄沟以防旱，在低温田中将庄稼种在垄青以防涝。由于积累了这些经验，西周时那种垦种休闲交替的易田制渐被废弃，耨地实行连种，一年一熟，部分发达地区还试行复种，两年三熟，从而实现了耨作制度上的重大转变。

这一时期，园艺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周以前虽然也有蔬菜和果树栽培，但多作为农业的补充而存在。春秋战国时，农圃已经分工。当时栽培果树有20种以上，食用蔬菜有40余种，其中人工栽培者十余种。由此，独立的园艺业初步建立。

此期畜牧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在西部游牧区，牧业渐成规模，战争中俘获的牲畜常以万甚至10万计。在广大中原地区，因战事、犁耕和积肥等多种需要，六畜被普遍饲养。以外形来鉴别家畜优劣的相畜术已具相当水平。名传千秋的相马专家伯乐和相牛专家宁戚就活跃在这一时代。为了保障畜牧业的发展，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的牧业机构和“牛人”、“羊人”、“校人”等畜牧官员，同时还制定了各种畜牧法规。湖北云梦出土的战国“厩苑律”竹简堪称世界最早的畜牧法规。

因战乱和连年滥伐，原始林遭到严重破坏，迫使政府不能不重视森林的养护和种树。当时设有“山虞”和“林衡”等林官。严禁滥伐，严防山火，将植树造林已作为利国利民的长久之计。

二、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

秦汉时期，我国农业在春秋战国开始的道路上进一步发展，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逐渐形成。

秦灭六国后，结束了诸侯纷争割据的局面，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全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车轨和文字，大规模移民西北和五岭，修筑堤防，疏浚河道，这一切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王朝继承了春秋战国时的农本思想，将重农思想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实行轻徭薄赋、垦荒实边、兴修水利、奖励力田、劝业农桑等一系列重农政策，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因汉武帝对水利事业的重视，汉代农田水利建设蓬勃发展。仅国都所在的陕西关中就兴建了六辅渠、龙首渠和灵轵渠等水利工程(图9-2)。山西引汾水和黄河水，河南汝南和安徽西部引淮水，山东引巨定泽水和汶水，等等。井渠法传到新疆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地下灌溉渠道—坎儿井，解决了干旱地区开渠塌方或沙土漏水和蒸发量大的难题。此外，这一时期还创造了放淤压碱，成为后来治理盐碱地的重要手段之一。

由于冶铁业的迅速发展和冶铁工艺水平的提高，此期铁农具的种类大为增加，质量也有较大提高，农具已完全铁器化。犁壁的发明使犁在破土松土的同时增加了翻土、灭茬、压草、开沟、作垄的功能，使得耕作更有效率。秦汉时牛耕得到进一步推广。搜粟都尉赵过在陕西关中推行“代田法”时，用的就是“二牛三人”的牛耕。铁犁的广泛应用和牛耕的大力推广是汉代农业发展的两项重大措施，对我国农业精耕细作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汉代我国还发明了世界最早的条播机—耧车。它改原先的撒播为条播，将开沟、下种甚至施肥等作业合而为一，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而且播种均匀且节省种子。《齐民要术》称之为“省力过半，得谷加五”。耧车18世纪传入英国，经塔尔改进后成为当时通行于欧洲的畜力条播机。

秦汉时期，在耕作技术方面，进一步改进垄作法，经济有效地利用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逐渐形成了耕、耙、磨、压、锄相结合的防旱保墒耕作技术体系，创造了用力少而得谷多的旱作农业传统。因冬麦的推广，汉代时轮作复种制初步发展。在施肥方面，也创造了基肥、种肥、追肥等一系列施肥技术。秦汉时期，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已完全成形并广泛用于指导农业生产。

此期，园艺事业也有较大发展，出现了一些有相当规模的果园和菜圃，栽培和管理技术也明显提高。

畜牧业方面，相畜术、畜禽良种的选育、牲畜杂交和杂交优势的利用，以及畜禽的饲养管理均有一定进步。在中兽医方面，脉学和症治、阉割去势、本草学方面都有进展，并且制定了一些防疫制度。养蚕业与蚕桑技术继续发展，中国的丝织品和养蚕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至西亚。

此期，人工养鱼和人工造林也进一步发展，渔业和林业逐渐成为农业中独立的生产部门。

总之，秦汉时期我国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无论从经营思想、农学理论，还是技术体系均已基本形成。

三、北方传统农业的发展

公元2世纪末，黄巾大起义使东汉王朝濒于瓦解，各地义军乘势而起，中国从此进入了分分合合、混战不已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频、政局动荡、人口逃亡、耕地荒废，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客观上战乱所造成的人口大迁徙也促进了各地区各民族的融合及农业文化的交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更多的民族逐步卷入以种植业为主的洪流中来。由于各族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中国传统农业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在秦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土地制度仍然是秦汉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继续。但此期国军事的需要，屯田制有较大发展，如曹魏时期的军屯与民屯和南北朝的屯田。无论军屯还是民屯，土地所有权都属国家。屯田按军事组织进行，屯垦工作与军事活动相结合。

这一时期，因豪强割据，水利事业废多兴少。但南朝各代比较重视水利建设，宋、齐、梁、陈相继修复了芍陂堤堰，溉田万顷。

随着钢铁冶炼和加工业的发展和提高，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铁农具的种类大大增加，性能有较大改进。后魏《齐民要术》中记载的农具有20余种，不少是汉代未见记载的。从出土农具看，这些农具全都通过白口铁柔化而制成。

这一时期传统农学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谷田必须岁易”，连作“莠多而收薄”等记载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合理轮作的必要性。合理轮作不仅有利于消灭杂草，减轻病虫的危害，而且有助于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已经从野生绿肥作物的利用发展到有意识栽种绿肥作物，并且将绿肥作物纳入轮作体系，开创了绿肥作物轮作制。《齐民要术》记述了谷、瓜、葵、葱等多种作物与绿肥作物的轮作复种，称之为“美田之法”。为了获得更多更好的良种，这一时期还创建了“种子田”，进行良种繁育。单种单收、精心管理、防止混杂，较汉代“穗选法”有了一定的进步，奠定了我国传统选种和良种繁育的基础。据西晋郭义恭《广志》记载，粟的品种有11个，稻的品种有13个。《齐民要术》中粟的品种增至86个、水稻品种为24个。

在植物保护方面，农业防治增加了作物抗虫品种的选育及轮作防病等新内容。对寄生性天敌昆虫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并总结了利用捕食性天敌昆虫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的经验，开创了“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新篇章。

在园艺方面，北方黄河流域栽培果树的种类与汉代相比变化不大，但南方栽培果树有显著增加，如柚、枇杷、频婆子(又名凤眼果)、韶子(又名毛荔枝)、海枣、古度树、枸橡等，而且出现了一些大面积果园。栽培的蔬菜种类也从东汉时期的20多种增加到30多种。蔬菜栽培技术发展了留“本母子瓜’作种、大蒜“条中子”及促使莲子早发芽等方法。窖藏鲜菜的技术较汉代进一步完善。

在畜牧兽医方面，因征战、驿传及农副业生产的需求旺盛，促使养马业蓬勃发展；家畜远缘杂交产生了骡子；相马术已有成套标准，相牛、相猪也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家畜的阉割和兽医内外科均有一定进步，尤其是北魏时期对猪的阉割法的改进，使出肉率显著提高。

这一时期我国蚕丝生产在农业中仍占较大比重。敦煌为丝绸商业交易之地，南方蚕丝业发展更为迅速。这时人们认识到了孤雌生殖现象；学会了用低温控制蚕卵化性；发明了盐渍杀蛹储茧法。

我国很早就认识到蜂的用途，3000多年前已开始食蜜。有关蜜蜂的人工饲养最早见于西晋文献。张华《博物志》记载了人工养蜂蜂种的来源及收取蜂蜜的时间和方法。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渔业生产仍以捕捞为主，但已经试行人工养鱼。南北朝墓葬出土有养鱼的陶器涌。《齐民要术》也介绍了养鱼致富的经验，包括鱼的习性、鱼池规模、放养量、雌雄鱼的比例及鱼池蓄水的深度。

第三节南方传统农业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经济重心一向在黄河流域。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公元3世纪时依然地广人稀、文化落后，农业生产基本上仍然是“火耕水耨”的粗放经营。虽经汉、晋、南朝的持续开发，经济渐成规模，但与同时代的北方相比，仍逊色许多。这种状况直到隋唐五代时始有改变。

一、南方传统农业的兴起

唐朝初期，社会经济曾有过一段空前繁荣的时期。但唐中叶以后，土地兼并盛行，均田崩溃，社会矛盾日渐突出。历时7年的安史之乱使北方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南方因未受战乱直接侵害，社会生产相对稳定；而大量北方人南下，带来了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使得南方农业迅速发展，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

西汉以前我国的灌溉工程大都在北方，东汉后开始向南方推进。南北朝时北方陷于破坏停滞状态，南方则进一步发展。中唐以前，南方灌溉工程仅23起、防洪排涝工程3起、运输工程3起。中唐以后，灌溉工程猛增至938起、防洪排涝工程7起、运输工程8起。水利建设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农业的发展，江南日益繁荣，出现了“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的局面。

在农具方面，曲辕犁和筒车的发明，标志着我国南方水田耕作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曲辕犁又称江东犁，它增加了犁评，可调节深浅，犁壁与犁铧面不连续，可以起到碎土和翻土的作用。中国犁自此基本定型。曲辕犁的出现和耖耙的推广，促进了耕作技术的发展。经长期实践，逐渐形成了耕、耙、耖、耘、耥相结合的水田耕作技术体系。这一时期，随水田冬作的发展，一年两熟制在南方初步发展。

在园艺方面，此期我国从国外引进了不少果树和蔬菜品种；嫁接理论与技术有了新的发展；创造了蜡封果蒂的保鲜贮藏技术；开始了食用菌的人工培养；茶叶生产及茶叶栽培技术具有世界性的影响。

在畜牧业方面，相畜术进一步发展；创立了马籍和马印制度；引进了大宛马、康居马和波斯马等国外优良畜种。在兽医方面，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兽医教育机构，仅太仆寺中就有600余位专职兽医。解剖、针灸、脏腑学说及兽医外科等方面均有进展。

隋唐时期，我国蚕桑业相当发达，生产中心也从黄河流域移至南方。

二、南方传统农业的发展

宋元时期，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东南太湖地区已成为国家经济命脉，农业生产水平远远超过北方。唐代后期，南粮北济最高年额不过300万石，北宋则超过700万石。

南方农田水利建设持续发展。宋代人口高峰时全国人口约1亿。因耕地不足，出现与山争地、与水争田的现象，导致梯田、圩田的迅速发展。出现了芜湖万春圩田40万亩，江东络官圩80万亩。

宋元时期农具的发展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主要表现在新农具的大量涌现和农具所具备的各种特点上。可以说，传统农具到这时已基本完备且趋于定型。

宋元时代，多熟制迅速发展，双季稻种植面积扩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三季稻。农业内部生产结构也有了新的变化，主要作物种植范围扩大。麦在南方长足发展，有不减“淮北”之势，成为稻田的主要冬作。因大豆需求增加，大豆种植日渐普遍，以至王祯《农书》称之为“济世之谷”。棉花的发展突出。北宋时期中棉栽培仅限于两广和闽滇地区，非洲棉也多在新疆和陕西栽培。但宋末元初，中棉已扩展至江淮流域。因植棉比之蚕桑，“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比之种麻，“免绩缉之功，得御寒之益”，倍受人们喜爱，种植范围不断扩大。

此期土壤肥料的理论与技术也有一定突破，创立了“地力常新”论。肥源进一步扩大，肥料积制方法不断改进，施肥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

园艺方面，原来主要在岭南种植的橙、橘、香蕉、荔枝、龙眼等，在宋元时分别向闽、浙、赣、川、苏等地推移，扩大了种植区域。

畜牧业在宋代北方汉族地区远不如汉唐，但元代有一定发展。南方畜牧多养牛、羊、猪、鸡，并以猪、鸡最多。此期，优良品种“湖羊”培育成功，淡水养鱼业也有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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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心咸鸭蛋：系选用天然饲料喂养的淡水鸭鸭蛋，经古法盐渍而成。

2、中国夏布之乡

双林镇素有"中国夏布之乡"的美誉，双林夏布始于唐末鼎盛于清乾隆年间。全镇85%以上人员从事夏布产业，全镇有5100户专业户，夏布专业加工厂8个，夏布集团1个，夏布综合交易市场1个，纺织印染公司1个。全镇种植苎麻8280亩，年产苎麻75万公斤，年产夏布42万匹，年销售额达6600万元，创汇480万美元，双林夏布在韩国、日本、东南亚受到广泛好评并占有韩国市场的大部分份额。

3、新余蜜桔

新余市蜜桔系1977年由江西省新余市农业局科技人员在"黄岩本地早"群体中选育高抗株系，经过20年筛选，多点试验，表明其遗传性十分稳定。结果早，五年生树株产10公斤以上；产量高，味甜肉嫩、化渣、固形物含量16.1BX、糖12.31%、酸0.73%，维生素32.88毫克/100毫升；果实整齐度高，单果重71.4-85克；成熟期中熟偏早，10月下旬转色，11上旬成熟，具有抗寒、抗瘠、耐旱、适应性强、能抵御-86摄氏度低温而不被冻死等特点。该成果在1997年正式通过省级鉴定，属省内邻先水平。

4、新余天地人五蛇酒

天地人五蛇酒系选用江西优质活鲜蕲蛇、银环蛇、眼镜蛇、乌稍蛇、黄稍蛇为主要原因原料，以优质纯粮白酒为酒基，辅以白芷、茯苓、甘草、红花、木瓜、枸杞、何首乌、白茅根等20余种名贵中药材，采用传统浸泡和现代渗漉相结合的方法精制而成。口感纯正、酒味醇和，是集治疗、滋补和预防为一体的新型保健品。经常饮用可以平衡人体机能，调节人体内部生态环境，提高机体免疫能力，改善功能活力，营养肌肤，达到防病、治病与强身的目的。

新余土特产还有：

●纯天然干白鱼、干鱼块：白鱼，又名翘嘴巴，是一种喜欢捕食水中动物的鱼类，是仙女湖优质天然野生鱼。它肉质白嫩，口感清爽。本产品经过传统腌制和科学配方烘干而成，色、香、味俱佳，是居家、旅游、宴席、馈赠的理想佳品。

●蜂蜜、花粉、蜂王浆：是纯天然营养、食疗、美容、保健佳品。天然的蜂产品具有促进代谢健体、调节内分泌、美容、养心益肾生精、滋阴补虚生血、补脑益智健胃、补中益气安神、养颜益寿延年、防疾祛病抗癌等功效。

●笋干：是由新鲜春笋经人工挖取、去皮、洗净、烘干等工序加工而成，它入口鲜、嫩、脆、不油腻，是一种方便、卫生、营养、安全，回归自然的高营养、低热量、含微量元素较高的天然绿色食品。

●甜茶：它生长在海拔500米以上的密林中，在仙女湖区范围内只有东坑林场峡沙分场的九龙山上才有。由于其生长环境特殊，所以具有清热解暑、降压祛脂等药用价值，既是保健用品，又是医药用品。用开水冲泡后，香气四溢，沁人心脾，甘甜爽口，使人顿觉心旷神怡。

●仙女湖纯正茶油：本品选用优质山茶仁为原料，经过科学提炼精制而成，无混杂、无污染、其真性温凉，老少皆宜，常年食用，是难得的天然绿色食品，具有生血降脂、抗御顽疾、滋润肌肤、保持青春之功效。

●羽仙酒：羽仙酒源于仙女湖民间传统酿酒工艺,选用优质矿泉水、糯米、经高梁酿制而成，无色素，无酒精调兑，是纯绿色食品，上等的保健佳品，具有味纯酣美、窖香浓郁、绵甜甘洌、飘飘欲仙之独特风味，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

●仙龙火腿：采用民间千年传统配方，纯天然熏烤精制而成，真空包装，形状美观、色泽红润、芳香馥郁、风味独特，切下洗净，蒸煮均可，并含有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微量元素，营养丰富，具有补肾壮阳、开胃健脾、产妇补身、老年益寿、儿童益智、增强食欲等功效，是上等的美味佳肴。

●仙竹（润）笋干：本品以仙女湖深山毛竹春笋为原料，经传统工艺加工而成，清香可口，原汁原味，是难得的绿色天然食品。清蒸水煮小炒均可，具有清热解毒、减肥健身、延年益寿等功效。

●仙女湖名茶：本品先用仙女湖一带优质嫩芽为原料，采用传统工艺揉制而成，具有条索纤细、卷曲成螺、白毫显露、香气浓郁、滋味鲜醇甘厚、汤色碧绿、清澈等特点，历来被饮者视为茶中佳品。本品具有消暑解渴、清热解毒、醒神益思、保肝明目、除臭防龃、减肥健身等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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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索寓言关于农夫的故事有哪些

1.农夫与蛇

冬天，农夫发现一条蛇冻僵了，他很可怜它，就把蛇放在自己怀里.蛇温暖后，苏醒过来，恢复了它的本性，就咬了它的恩人一口，使他受到了致命的伤害.农夫临死前说：“我真该死，我怜悯坏人，应该受到恶报.”

这故事说明，即使对坏人仁至义尽，他们的邪恶本性也不能改变的.

2.农夫与他的儿子们

有个农夫将要辞别人世时，想把自己耕作经验传给儿子，便叫他们来说：“孩子们，我将离开这个世界了，你们都去找我埋藏在葡萄园里的东西，把它们都找出来吧！”儿子们认为那里埋了金银财宝.父亲去世之后，他们把那葡萄园的地整个全都翻了一遍，什么宝物也没找到，却使葡萄园的地好好地耕作了一番，所以这一年比以往结了更多更多的葡萄.这个故事说明，劳动是人类最好的宝物.

3.农夫和鹳

农夫在刚播种的田里布下了许多网，许多来吃种子的鹤都被捉住了，并且捉到一只鹳，鹳的腿被网折断了，它请求农夫说：“饶了我吧，可怜可怜我吧.我不是鹤，而是一只鹳，我是性格优美的鸟.你瞧，我是多么孝顺父母，为他们辛勤劳作，再仔细地看看我的羽毛，与鹤也完全不一样.”农夫大笑说：“你说的话也许没错；但我只知道，你和这些偷吃种子的鹤一同被捉到，那末你就只能和他们一起死.”

这是说明人们千万不要与坏人交朋友.

4.农夫与争吵的儿子们

有个农夫的儿子们常常相互争斗不停.他多次语重心长地劝说他们，虽然他苦口婆心，仍无济于事.他认为应该拿事实来教育他们，就叫儿子们去拿一捆木棒来.木棒拿来以后，他先把整捆木棒交给了他们，叫他们折断.儿子们一个个竭尽了全力却都无法将它折断.接着他解开了那捆木棒，给了他们每人一根.他们都毫不费力地将木棒折为了两段.这时，农夫说：“孩子们，你们应该像木棒一样，团结一致，齐心协力，这样就不会被敌人征服；但是你们互相争斗不休，就很容易被敌人打垮.”

这个故事说明，团结就是永不可征服的力量，而内讧却往往只能耗损自己.

5.驴子与农夫

驴子给农夫干很重的活，却吃得甚少.他跑去请求宙斯，让他离开农夫，卖到另外的主人那里去.于是宙斯把他卖给一个陶工，陶工让他拖运沉重的粘土和陶器，比原来的更劳累.他又请求宙斯再给他换另外一个主人，宙斯又把他卖给了一个皮匠.他到了皮匠那里，看到要干的活，后悔地说：“我真倒霉！

留在以前的那些主人那里该多幸运啊！

现在连我的皮都要交给这个主人了.“

这故事说，很多人总是抱怨自己的生活不好，却并不了解每个人的生活一样也有不如意的地方.

6.驴子和驴夫

驴夫赶着驴子走路，没走一会儿，就离开了平坦的大道，沿着陡峭的山路走去.当驴子快要掉下悬崖时，驴夫一把抓住他的尾巴，想要把他拉上来.可是驴子拼命挣扎，驴夫便松开了他，说道：“让你得胜吧！但这是个悲惨的胜利.”

这则寓言说明，什么事都争胜好斗不会有好下场.

7.农夫和狗

农夫持续被风暴困在了自己家里，粮草都没有，又无法出去为自己弄食物，出于无奈，他吃掉了绵羊.可是风暴仍持续不停，山羊也被他给吃掉了.后来，风暴丝毫没有减弱，他又吃掉了那耕田的牛.那些狗看到主人的所作所为，相互说道：“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主人连帮他一起辛勤耕作的牛都给宰了，又怎会放过我们呢？”

这个故事说明，那些对于家人都要伤害的人，必须要特别警惕.

8.狮子与农夫

有只狮子闯进农夫家的畜圈里，农夫想捉住他，马上把院子的大门关上了.狮子因为跑不出去，便先咬死了一些羊，随后又朝那些牛冲了过去.农夫害怕自身难保，就将门打开，让狮子出去.狮子逃走之后，妻子对悲叹不已的丈夫说道：“活该！

人们都远离可怕的狮子，你为什么还要把他给关起来呢？“

这是说明，去激怒比自己更强大的人，必定会自讨苦吃.

9.农夫与杀死他儿子的蛇

一条毒蛇趁人不备滑进农夫家里，咬死了农夫的儿子.农夫非常悲痛，抓起一把斧头，气冲冲地跑到蛇洞外边站着，心想只要蛇一出洞就砍死他.不久，蛇刚从洞里探出头来，农夫立即一斧头砍过去，可惜没砍到，却把洞旁的一块石头劈成了两半.农夫担忧后患无穷，便恳求蛇与他讲和.蛇说：“我一见那被劈开的石头，就不可能对你产生好感；同样，你一见到儿子的墓碑也不会原谅我.”

这故事说明，深仇大恨难以和解.

10.农夫和毛驴

有个年迈的农夫一直居住在乡下，从来没进过城，他要求家人带他进城去瞧一瞧.于是家人让他坐在两头毛驴拉的车上，并对他说：“你只要不停地赶着毛驴，它们就能把你送到城里.”走到半路，风暴突起，天昏地暗，因此毛驴迷了路，走到了一个悬崖边上.老人眼看十分危险，便说：“宙斯啊！

高贵的神啊！我冒犯过你吗？你要我摔死，并且不让我死在光荣的马或高贵的骡子脚下，却要我死在小毛驴脚下！“

这故事是说，死也要死得光荣、壮烈.

11.农夫与狼

农夫替牛解下犁套，然后牵着它去喝水.这时，有只穷凶恶极的饿狼正出来寻食，看见那犁，开始只是舔舔那牛的犁套，觉得有牛肉味，便不知不觉地将脖子缓慢地伸了进去，结果再也无法拔出来，只好拉着犁在田里耕田.那农夫回来后，看见它，便说：“啊，可恶的坏东西！但愿你今后弃恶从善，回来种田吧.”

这故事是说，尽管有些恶人做了一点善事，但并非出于他的本意，而是出于无奈.

12.农夫和狐狸

有个心肠坏的农夫很嫉妒邻居农田里的庄稼长得好，一心想毁掉他们的庄稼.于是，有一天，他趁要捉狐狸的机会，偷偷地把烧燃的木柴放在邻居的地里.结果正好路过此地的狐狸拿起那块木柴，按照神的指示，扔到这个农夫的地里，把农夫的庄稼烧得一干二净.这就是说，害人必害己，神决不会放走任何一个坏人.

13.农夫和树

有个农夫的田里有一棵树，这棵树并不壮，所以只能作那些麻雀和吵闹的蝉的栖息地.农夫觉得这树没什么大用处，于是想把它砍掉，便拿起斧，朝树砍了一下.那些蝉和麻雀恳求农夫不要砍倒他们的家，并允许树生长在田里，他们将在树上为他歌唱，使他高兴.农夫没理睬他们，接着砍了第二斧第三斧，直至树上砍出了一个大洞.这时，他发现树洞里竟然有蜜蜂窝和蜜，他尝了尝蜜后，连忙抛下斧头，不但不再砍伐树，而且对这树进行小心保护.这故事是说，重利轻义是某些人的本性.

回答时间：2010-11-3019:57

根据民清时期农业的发展表现,概括当时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摘要]本文针对中外学术界对明清经济发展估计过高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文章对明清和战国秦汉、唐宋的农业生产和流通的诸方面进行比较，指出明清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广度上，由于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制约因素，农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停滞或下降。文章还试图对明清商品经济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的条件下比前代有超越性发展的“悖论”作出解释。指出明清商品经济并没有真正割断其自然经济的脐带，脱离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轨道，因而也没有能够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

[关键词]明清；农业经济；劳动生产率；商品经济；发展与制约

一、问题的提出和经济发展的标准

近年来，以加州学派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和中国的一些学者通过各自的研究，都对明清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比较高的评价，形成两股相互呼应的学术潮流，其共同的学术背景则是对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的批判。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可以说是一对双胞胎；后者是站在以近代西欧为中心的立场上观察和剪裁中国历史而形成的偏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它甚至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借口和依据之一。二战以后，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在日本和欧美都受到了批判。中国学者也对中国停滞论及其形形色色的变种提出批判，并在这一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这对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史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种批判恐怕也有一个“度”的问题，我们的步子究竟迈多大才能既破除西欧中心论的偏见，而又不至于偏离真理？

明清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是高峰还是低谷？一是要有正确的衡量标准；二是要进行全面比较。

发展的标准问题，前些年讨论黄宗智“内卷化”[2]理论时已经接触到。黄宗智强调，经济若只有量的增加而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能说“增长”，不能算“发展”；同时又以“工作日报酬”的增减作为衡量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否的标准。这一观点受到我国一些学者的批评。我也认为它有片面性，没有完全摆脱基于西方工业社会经验的影响；但不应由此否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我认为，衡量经济发展与否，归根结底要看资源利用的广度、深度和合理程度；而劳动生产率也应是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讨论《白银资本》[3]，也涉及发展标准问题。弗兰克强调白银贸易的意义，实际上是离开生产、离开制度、离开生产方式，片面地以贸易量的多寡（暂时撇开对贸易量估计是否正确的问题）衡量经济的先进与落后，这是不可取的。流通固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决定经济发展的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因此，判断经济的发展与否，应对生产和流通、尤其是生产的各个方面，对资源的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作全面的考察。

发展是相对的，只能在比较中显现出来的。与国外比是一种比较，与本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比也是一种比较。生产力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总量也会相应增加。在历史上的各个时代，经济总量逐步增加是常态，经济总量缩减是变态。一个阶段比前一阶段经济总量增加，还不是构成“高峰”的全部条件，还要看经济发展的其他指标，看经济发展的势头和速度。

全面进行两种比较，是一个大工程，为我力所不逮。在这里，仅就我稍为熟悉的农业史领域，对战国秦汉、唐宋和明清三个时期农业经济的主要方面作些比较，并对劳动生产率停滞而商品经济发展这样一种“悖论”进行一些分析。当然，这种比较和分析是粗线条的，难免挂一漏万和分析不当。

二、农业生产诸方面

（一）农业工具

战国以后农具的进步是以冶铁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根据杨宽的意见，中国历史上冶铁技术发生过三次变革：一次是战国秦汉时期可锻铸铁和铸铁渗碳钢的发明及其导致铸铁农具的普遍使用；第二次是唐宋时期在灌钢技术推广基础上熟铁钢刃农具的广泛使用；第三次是明清时期生铁淋口技术的应用。后一次变革的意义远不如上两次，因为这种技术只能应用于制作锄锹等小农具，犁铧仍然要使用铸铁。

就农具的种类而言，战国秦汉是以铁器普及、牛耕推广为标志的传统农具大革命的时代，耦犁、耧车、飏车、畜力碓和水碓等领先于世界的发明，可以列出一长串。唐宋是传统农具发展的巅峰，水田和旱地耕作农具均已系列化，农具多所发明和改进，如曲辕犁，銐刀，各式水车，使用水力、风力和畜力的各种谷物加工工具，麦钐与麦绰、麦笼相配套的高效获麦工具等，也可以列出一长串。但明清农具基本上没有新创造，《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的农具图是抄《王桢农书》的，有些大型高效农具反而罕见了，有些地方从牛耕退回人耕。

（二）农艺与农书

农业技术包括的范围很广，这里仅谈三个方面。

土壤耕作：秦汉至魏晋形成了以“耕—耙—耢—压—锄”为特征的旱地耕作技术体系，唐宋形成了以“耕—耙—耖—耘—荡”为特征的水田耕作技术体系，明清没有创造新的耕作体系，但耕作进一步精细化。

施肥：战国秦汉开始重视施肥，但肥料种类还不多。魏晋南北朝大田基本上不施粪肥，但已种植绿肥。唐宋，尤其是宋，施肥无论理论或实践都有大的发展，大田普遍施肥是从宋开始的，人们还收集城市的粪便、垃圾以及河泥等返回农田，把城市也纳入农业的物质循环的大系统之中。明清施肥有进一步的发展，肥料种类增多，养猪羊积肥受到空前重视，差不多生产和生活中的一切废弃物都被用作肥料，尤以饼肥的广泛使用意义重大。

育种：田间穗选法在汉代获得总结，稍后的魏晋南北朝出现了类似后世种子田的系统选育法的记载，植物无性繁殖（嫁接、扦插等）、动物的杂交等相继出现，奠定了整个传统时期育种工作的基础。唐宋时期育种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水稻品种的增加，引进和培育了适应各种不同条件的早、中、晚稻。明清各种作物品种数量更多，种类也更加丰富多彩。

不同时代的农书是该时代农业技术的集中反映，并往往成为它发展的界碑；但农书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有时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战国的《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西汉的《氾胜之书》初步总结了农业精耕细作的经验，奠定了传统农学的基础。而北魏的《齐民要术》则是秦汉以来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系统总结，北方旱农的经典之作。宋代的《陈旉农书》总结了江南地区精耕细作的新经验，在理论上也有较大的创新，是南方泽农的经典之作。稍后，元代的王桢《农书》系统总结了唐宋以来南北各地的农业技术和农业工具。明清，我国农书创作空前繁荣，数量远远超过前代，明代出现了《农政全书》这样的集大成之作，清代没有能够与之媲美的大型综合性农书，但涌现了大批水平相当高的地方性农书和各种专业性农书。这虽然与印刷术的推广有关，但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精耕细作技术在各个地区和各个领域的推广和普及。明清还出现了试图对传统农学从理论上予以总结的著作，但在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上没有新的突破。

（三）水土资源的开发利用

耕作制度：战国开始从休闲制过渡到连作制，并出现了轮作方式。战国秦汉多熟种植虽已萌芽，但真正的发展是唐宋，尤其是宋代，主要标志是长江下游地区稻麦复种制的形成。明清多熟种植又有较大的发展，在江南，稻麦复种制进一步普及，南方的双季稻和北方二年三熟制也获得相当程度的推广。

土地利用形式：汉代有代田法和区田法。唐宋梯田、圩田、凃田等有较大的发展，创新最多。明清意义最为深远的是某些地区出现了综合利用大田与水体的堤塘方式，被称为生态农业的雏形。低产田的改造也有发展。

水利：大型的农田灌溉水利工程是战国出现的，西汉形成水利建设的第一个高潮，西汉中期以后，汉水、汝水、淮河流域涌现了大量陂塘。唐宋，南方水利发展势头超过北方，尤以太湖流域塘埔圩田体系的形成意义重大。北宋时，北方农田水利也有发展。明清，北方大型水利工程（除京畿水利外）萎缩，但农村的井灌有较大发展，而南方小型水利工程继续发展，数量相当可观[4]。

（四）生产结构

种植结构：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我国广大农区的生产结构是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中又以粮食为主。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原为粟黍，战国秦汉大豆和冬麦地位有所上升，至唐宋稻麦取代了粟黍成为粮作之首，是我国历史上农业结构影响深远的一次变革（稻是高产作物，麦不但缓解青黄不接的困难，而且为大田复种创造条件）。明清，稻麦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又引进和推广了玉米、番薯、马玲薯等高产作物，有利于在贫瘠山区和高寒地区拓展耕地。衣着原料，战国秦汉主要是传统的大麻和蚕丝，唐宋苎麻有较大发展，蚕桑生产重心也逐步转移到江南。明清，棉花在宋元奠定的基础上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取代丝麻的传统地位，是衣着原料生产结构的一大变革；蚕桑生产则收缩到江南、珠江三角洲等若干条件有利的地区，粮食和衣着原料生产之外，战国秦汉已有独立的园艺和林业，大田经济作物除纤维用的大麻外，只有汉代传入的油用胡麻（芝麻）；唐宋经济作物、园艺作物有较大发展，新兴的种类除苎麻外有茶叶、油菜、甘蔗、花卉、药材等；明清发展又高于唐宋，棉花、烟叶异军突起，油料（尤其是大豆）、糖料、园艺等生产均盛。但森林资源破坏严重。

农牧结构：我国战国秦汉形成农区和牧区分立和对峙的格局。牧区有发达的的游牧业。在农区，广大农民经营的畜牧业是一种家庭副业，但同时存在发达的以养马业为基干的国营牧业和大型的地主私人畜牧业。国营畜牧业唐代臻于极盛，晚唐至宋衰落，马等大牲畜数量减少，但有些地方养牛尚多，耕牛成为贩销的重要商品，猪羊家禽的饲养也有发展。清代合草原内地为一家，结束了农区政权与牧区政权长期军事对峙的局面。国营牧业进一步衰落，传统牧区许多牧场转化为农田，内地可以放牧的草山和荒地减少，内地再也看不到秦汉那样的大畜牧业，农牧结构越发畸重畸轻。

（五）农业区的扩展

战国秦汉，黄河流域基本上获得了开发，成为全国农业经济的重心。唐宋，长江下游地区经过千年的开发，成为全国最富庶的经济区，农业经济重心南移到长江流域。有人说，唐以前是单流域经济，宋是双流域经济，这种说法虽然不够确切，但形象地反映了农业经济在地区上的扩展。从明入清，农区和牧区政权长期军事对峙的局面结束了，国家空前统一，人口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两种新情况给农业地区的扩展以新的动力。在人口压力下出现了农民自发的开发性移民的浪潮（不同于秦汉时代那种政府组织的救灾实边式的移民）。南方经济继续发展，除江南继续领先外，又出现湖广、江汉、四川、珠江三角洲等新兴农业区；黄河流域农业经济也获得恢复，扭转了中唐以后衰退的趋势；东北、蒙古草原、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获得进一步开发，不但传统半农半牧区基本上转化为农区，传统牧区相当一部分也转化为农区，农业区域空前扩展。但也带来了农林牧比例失调、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等新问题。

三、亩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

我国封建地主制时期粮食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起点是比较高的。从战国到明清，我国的粮食亩产呈逐步上升的趋势，这在学术界基本上取得共识。但粮食亩产在整个清代恐怕不是持续上升的，据有些学者研究，清代粮食亩产在康乾以后一直在下降。从战国秦汉到唐宋，劳动生产率基本上是上升的，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粮食亩产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体上同步。明清情况发生了变化。当然，各地发展不平衡，难以一概而论。随着农业生产向广度的发展，有些新兴农业区的劳动生产率可能有所上升。但从总体上上说，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遇到一些根本性的制约因素：一是农业工具没有改进，农业技术也没有新的突破：二是农牧比例失调，畜力严重不足，有些农业先进区甚至从牛耕退回人耕。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加上清代人口激增，出现前所未有的人多地少的格局，导致农民耕作规模的缩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减少，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恐怕是必然的。有的学者不承认清代存在人口压力，提出不是劳力过剩，而是劳力不足。个别地区或个别时间是否有这种情况笔者不敢说，但如果说清代总体上不存在人口压力，那么为什么人们象缺堤的洪水一样涌向内地的深山老林和边疆的传统牧区呢？这些垦殖活动诚然增加了耕地面积，但也在相当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了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痛切地感受到这个问题。反映在农学上，就是明清时代论述荒政的农书显著增加。而这些自然也会影响到粮食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

单纯以人均粮食占有量衡量劳动生产率自然是片面的。因为农民经济是“农工结合体”，除粮食生产外，还有经济作物生产和家庭副业。计算人均产值应能更准确反映农民家庭劳动生产率的实际情况。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农户经营的经济作物和家庭副业千差万别，可以进行计量的材料又十分缺乏，计算和比较难度很大。我们知道，起码战国以来，农民是既种粮食又经营其他副业的，而且副业的比例并不低。在人均粮食占有量下降的情形下，要论证清代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前代提高，必须有充分的事实证明，清代农民副业部分收入的增长部分，能够抵消人均粮食占有量下降的部分而有余。

近年来，李伯重教授连续发表文章，既批评宋代农业革命论，也不同意明清停滞论，并以江南地区为典型，着重论证了清代农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5]。这是第一次用具体的计算论证清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映了研究的深入。他论证的前提是：明代江南农家占有耕地较多，没有达到最佳规模，大田生产夫妇并作，稻麦复种比例较小，水稻产量较低；清代农家经营实现了“人耕十亩”的最佳规模，男耕女织；稻麦复种比例大，水稻产量高。学术界对有关估计存在不同意见，需要继续讨论。笔者认为，问题首先不是具体计算的高低，而是论证的支柱是否牢靠。因为李伯重是把明代“夫妇并作”和清代“男耕女织”视为不同模式，分别计算农夫、农妇的劳动生产率，然后再总合起来。我们知道，我国早在战国时代即已出现了耕织结合（男耕女织）的农民家庭经济，以后逐步加强，从曹魏到中唐长期实行的租调制—租庸调制就是建立在农家耕织结合的基础上的，而农民家庭的耕织结合延续到近代。当然，各个时代会有所变化，江南地区清代比明代农家耕织结合可能更紧密些，但恐怕只是程度的差别，而不是不同的模式；李氏提出的论据中就有不少可商之处。把程度的差别夸大为模式的不同，以此作为计算的基础，其结果恐怕是难以为人们所认同的。所谓“人耕十亩”的最佳模式也有讨论的余地[6]。而且即使“清代江南农民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论断可以成立，清代总体上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否提高，还是有待证明的。

四、关于农产品流通和商品经济

明清虽然劳动生产率是停滞或者下降的，但流通比较活跃，市场比较繁荣，商品经济比前代有所发展。对明清经济发展估计较高的学者一般看重和强调后面这一点。他们说，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的；既然明清商品经济比前代有较大发展，又说明清的劳动生产率停滞或下降，这岂非是一种“悖论”？笔者认为，如果说这是一种“悖论”，那它也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悖论”（矛盾现象）。既然是客观存在的，就不可能用理论推导否定明清劳动生产率停滞的办法来取消它。我们需要的是对这种“悖论”的合理解释。

明清的商品经济应该放在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去考察。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虽然在总体上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但自始就包含了一部分商品生产和比较发达的商品流通。这种现象使人迷惑，以至曾经出现所谓“商业资本主义”说。“商业资本主义”说是不对的，但战国秦汉以来商业的发达是不容置疑的。以前人们认为农村集市是南朝至唐代才出现的，现在的研究证明，战国秦汉已有农村集市，而且数量不少，规模可观。粮食、蔬果、木材、畜产品、水产品、布帛等农副产品的加工品，均已卷入流通领域。现在人们津津乐道明清形成的市场网络。其实这种“网络”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从《史记·货殖列传》等文献的描述看，汉代各地的商业相当发达，由各地中心城市联结起来的粗具规模的商业网络已经存在。但当时的长途贩运以各地的土特产品为多，粮食还没有进入长途贩运（“千里不贩籴”）的行列，农产品价格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季节相差较大，市场整合程度较差。继战国秦汉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的高潮是唐宋。农村集市更加繁荣，大批市镇兴起，更多的农副产品卷入流通领域，粮食也初步突破“千里不贩籴”的限制参加到长途贩运的行列中来。明清是中国封建地主制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高潮。农产品流通活跃，农村集市和市镇有新的发展，各区域内部和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加强，全国性的市场网络进一步形成和整合。长途贩运兴盛，粮食、布匹等民生日用品已经成为长途贩运的主要商品。出现了全国性的大商帮和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尤其突出的是形成了某种地区性的分工，出现了商品粮基地和某些重要商品的集中产区（在这以前虽然存在某种土特产品的产区，但并不构成地区性的分工），这说明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传统市场，有人称之为“非统一的全国市场”，我同意这种看法。其实这种市场秦汉以来即已存在，但它有一个发展和整合的过程。明清时代，这一整合过程是否已经完成，明清市场是否近代意义的的全国市场，笔者还不敢说，但当时市场发展无疑达到了封建地主制时期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封建地主制时期商品经济之所以获得较高发展，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与封建地主制的结构有关。铁器普及，牛耕推广，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形成，使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早在战国时代就已达到“亩产二石”、“民食什五之谷”的水平，成为以后长期实行“见税什五”的基础。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体制是由相互依存的农民经济、地主经济和国家经济构成的。地主制下的农民的生产和消费摆脱了村社共同体，但由于规模狭小，其再生产不能不部分地依靠市场，故其经济自始就是一种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农民在官府、地主、商人的层层盘剥下，往往不能不在收获后卖出其部分必要产品，在耕播的紧要关头或青黄不接之时再高价买进某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而增加了市场的流通量。占收获量一半或一半以上、基本上囊括了农民全部剩余产品的地租，地主除直接消费其一部分外，把相当部分到市场上出卖，以换取其他消费品和奢侈品。地主的消费需求造就了一个颇大的市场。国家豢养大批官僚、贵族、军队，也要部分地依靠市场，尤其是在国家实行货币税制度时，会对商品经济和市场产生巨大的拉动力量。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帝国的建立，也给大范围的商品流通提供了有利条件。封建地主制下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比较繁荣的市场，是以上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明清的商品经济基本上是沿着封建地主制经济的轨道前进的，但并非完全是承接前代的惯性发展，而是有所超越，而且这种发展和超越是在劳动生产率总体上停滞以至下降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确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虽呈下降之势，但传统农业所创造的剩余仍足以支撑颇大的商品经济规模，明清农业生产在广度方面有相当大的发展，社会剩余总量增加，也提供了商品经济继续发展的基础（解放初期，农业生产的技术基础没有变化，我国启动工业化的资金主要依靠农业的积累，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旧制度下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和所能够提供的剩余，是颇为可观的）。同时，除了封建地主制经济一般的条件外，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条件或新机遇。其一是国家的空前大统一，内地与草原合为一家，消除了地区间、民族间交流的许多障碍。其二是交通道路的畅通超越前代，以南北大运河和长江为基干的水路交通以及海运的畅通意义尤大。其三是封建地租制度和赋税制度的某些调整，使生产者从事经济活动有更多的自由。其四是人口空前增加，不但消费总量上升，而且在耕地紧缺的情况下，必然导致非农人口的增加，即使农业人口也不能不更多地从事非农产业，从而从需求和供应两个方面刺激市场的发展。

吴承明先生多次指出，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希克思讲的西欧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时期的“市场渗透”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毕竟没有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其中原因，除了制度和思想方面的问题以外，是否明清商品经济自身也存在某种欠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恐怕就是这种欠缺之一。西欧则不然，在“市场渗透”的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趋向明显，农业革命正在酝酿以至发生了。这种“同步”与“不同步”的区别当然会影响它们的发展方向。方行先生指出，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器是地主的消费需求，而不是生产需求[7]。笔者很同意这一见解。前些年在对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的比较研究中，有些学者指出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农民的“净余率”大大低于13——14世纪英国农民的水平[8]。所谓“净余率”是指交纳税租和扣除农民必要的生活消费开发后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其实，我国农民生产所能提供的剩余并不少，甚至可以提供启动近代化过程或制度创新过程的某种基础。但这种剩余，以地租和赋税的形式集中到地主及其国家的手中，大部分用于奢侈性消费，能够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是很少的。

明清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是江南，它是当时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中心。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的《大歧变》（GreatDivergence－Europe,ChinaandMakingoftheModernWorldEconomy）拿18世纪的英国和中国的江南相比。这有可比的一面，也有不可比的一面。因为英国是一个国家，江南则是中国的一个地区。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并非孤立的，它要依靠其他地区资源的支持。正如方行先生指出的，江南文化发达、人文荟萃，外出当官和做生意的人很多，他们从全国各地聚敛财富，回到江南消费[9]。其他地区难以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当时江南商品经济的发达并不能代表全国的一般水平。应该看到，明清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江南这样的发达地区之外，还存在广大的落后的封闭的地区。吴承明先生曾估算，鸦片战争在国内市场商品值占第一第二位的是粮食和棉布，其商品率分别为10.5%和52.8%。可见当时粮食生产主要还是自给性的；棉布商品量虽大，主要却是耕织结合的农户生产的、自用有余的产品[10]。很难说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在总体上已经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

封建时代传统市场上的商品，主要是依靠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供应的。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充分表现了小农家庭对商品经济发展的适应能力。对于小农家庭的耕织结合，以前人们往往把它当作自然经济的一个特征，甚至是主要特征；现在有些学者又强调它与商品经济的联系。其实正如农民家庭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一样，耕织结合也往往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无论“耕”（种植业）还是“织”（家庭副业），尤其是后者，其产品既可以自己消费，也可以提供市场，它可以适应不同外部条件，在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之间灵活地“切换”。在一定条件下，农家的商品性副业收入甚至可以明显超过自给性种植业的收入，但只要它没有发展为专业户，自给性种植业就仍然是它的基础和保障，也就是说，其商品性生产是以其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而且可以根据条件的变化随时“切换”为自给性生产。所以，建立在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明清商品经济，并没有真正割断其自然经济的脐带，基本上没有脱离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轨道，它与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那种商品经济仍然是有所不同的。

五、几点认识

1、清代农业经济比前代是有所发展的，这种发展主要是表现在广度上，而不是表现在深度上。清代农业工具基本上没有改进，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突破性的创新，但是农业地区空前扩大，精耕细作技术推广到更广的地区和更多的领域。这些发展导致经济总量的明显增加。

2、从资源利用广度、深度和合理程度来衡量，农区的扩展属于资源利用广度的进展。资源利用的深度和合理程度也有进展，一是土地利用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表现为地区分工的资源配置的优化，三是堤塘生产方式的创造，这虽然只是出现于若干不大的局部地区，但影响和意义深远。存在问题是农林牧总体比例的失调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3、从劳动生产率衡量，很难证明清代比前代有所提高，从一些根本性制约因素看，毋宁说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停滞或下降的。

4、明清农业经济既有发展的一面，又有停滞的一面。与其说“发展”，不如说“发展与制约”、“发展与局限”，或“发展与不发展”。这种“制约”与“局限”，不是一般意义上讲的（从一般意义上说，任何经济的发展都不免有局限和制约因素），而是带根本性的。

5、明清经济的发展的动力或基础，除了生产向广度的拓展外，还由于商品品流通的发展。历史事实证明，流通和市场推动分工，推动资源配置的优化，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这种情况，与西欧的所谓“斯密型成长”有相似之处。但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仍然以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市场繁荣的推动力主要是地主的生活消费需求，而不是生产消费需求，因而难以引导到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

7、从经济向广度发展和部分向深度发展看，从经济总量的增加看，从商品经济的繁荣看，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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