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地养牛征占怎么办？而是选择甘愿被地主剥削

很多朋友对于荒地养牛征占怎么办和为何农民在古代不开垦荒地,而是选择甘愿被地主剥削不太懂，今天就由小编来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为何农民在古代不开垦荒地,而是选择甘愿被地主剥削

整个历史中，大多数都是一以农耕作为经济来源。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这可以说就是农民一家的命根了。但在电视剧中或者史书中经常看到，地主经常剥削这些农民，自己的付出和收入远远不成正比。可能很多人注意到了另一个细节，有时候旁边就是一大片荒地，那么为什么农民们不自己去开个荒自己耕作呢？

现代人的眼里好像开垦荒地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用农耕机把地翻一遍，然后播上种子就可以。但是在当时科技生产力低下，百姓开垦荒地的成本是非常大的。甚至你可以这样认为，当时开垦一片荒地就好比现在一个年轻人出去创业，要考虑好各个方面，真的做到“天时地利人和”了，你才肯去行动。

表面上看着这片地似乎没有人管，殊不知还要看政府的脸色。有的朝代虽鼓励农民们去大力开垦皇帝，但并非所有人都享受这种政策。即便决定行动，但也要选择一块合适的地，靠近水源的方便灌溉的。让现代人觉得这可能都不是问题，将水源引到耕作的地方就可以了，但古代远远达不到这样的科技条件。

就算有条件去开垦这样一片荒地，还需要有耕作的工具。铁锹锄头我们不说了，最主要的是牛。当时的牛简直就是富贵人家的象征，很贵重的一个东西。具体贵重到什么程度，我做一个简单的概念表述。当时县令一个月的工资是12贯，而一头牛大约是50贯，这意味着县令不吃不喝还要攒上几个月。农民又没有收入，肚子都填不饱还攒钱？

牛有了就可以了吗？不得养牛吗？有牛有地就可以了吗？还有很严重的赋税。当时国家鼓励开垦荒地就是希望可以给国家带来更高的收入，而收入的来源正是赋税。有的朝代刚开始是鼓励开荒的，但当你什么都准备好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国家就又开始他们的收税。而且这些赋税并不是一点，乱七八糟的加起来一共几十种，没有点资本根本不敢随意开荒。

其中在开荒之前还要考虑最重要的一点，就相当于现在的年轻人创业失败了怎么办？他们害怕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结果遭遇天灾，连本带利全部玩完。所以这也就造成了很多人一个思想，折腾这么大功夫最后还是这般模样，那还不如去给地主打工去，最起码能保证不饿肚子。这样的选择也是没有任何选择余地，自己也只是听天由命。

牛根生谈创业:重视无形资产

牛根生谈创业：重视无形资产

牛根生是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创始人，对于初创时期的蒙牛来说，拥有并用好品牌这一无形资产就等于掌握了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由此，蒙牛开始了与众不同的品牌建设之路，并取得了令众人瞩目的成就。

品牌是企业最值得投资的

21世纪是“竞争力”的世纪，竞争力已经成为企业生存和成长的基础和前提。从战略管理的角度来看，任何一家企业要想在风起云涌的市场大潮中搏击风浪，必须拥有自己独特的核心竞争力。而品牌竞争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最持久的外在表现，企业现有的任何核心竞争力优势：资源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管理优势、营销优势最终都应转化为企业的品牌竞争力优势，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中保持可持续的生存与发展，保证企业的长盛不衰。

蒙牛刚起步时有1000万元的资金，我们拿出1/3做品牌，做品牌的建设、宣传和积淀，把钱存在任何地方的增值也不如存在品牌上。

在牛根生看来，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和一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人数、资源、版图大小的竞争，而是品牌之间的竞争。

蒙牛企业还没注册，第一本CI(企业识别)手册就做出来了，在筹备创立股份公司的53平方米的临时办公室里，墙上挂的最醒目的一幅画就是蒙牛的蓝图规划;在编制CI手册的同时，蒙牛的企业文化的主体方案也做出来了，企业使命、理念、愿景，都是在公司正式创立前确定的。1999年总共筹起1000万元，蒙牛就拿出1/3的钱，也就是300多万元开始做品牌。二三月份筹划宣传，4月份出产品，6月份品牌形象就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荧屏上。

蒙牛副总裁白瑛曾说：“蒙牛不仅是在卖产品，更注重建设‘蒙牛’这两个字的品牌意义。为此，蒙牛专门成立了一个品牌管理中心，主要致力于从科技、绿色、营养等角度去提升蒙牛品牌的亲和力。至于赞助中国航天员、冠名娱乐节目这些都属于做品牌的一部分。”

蒙牛的成功诠释了这样一个道理：策划是提升品牌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手段，事件营销是高效提升品牌传播的最佳时机。同时，注意力经济揭示出一个道理：低成本扩张与其说是以资本为纽带——实行资本扩张，还不如说是以品牌延伸为标志——实行品牌扩张。蒙牛在向全国性品牌进军时，瞄准了中央电视台这个宣传平台，采取高投入高密度的媒介投放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蒙牛追赶竞争对手的时间成本。

蒙牛不但打造出很高的知名度，更打造出了很高的美誉度，形成了深具品牌内涵的品牌差异化竞争力。从“百年蒙牛，强乳兴农”的愿景过渡到对“企业公民”形象的塑造;从香浓的草原牛奶到中国航天员专用牛奶，再到营养专家形象——中国奥运军团的秘密武器：配奶套餐，再到今天的响应总理号召——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蒙牛对品牌的每一次投入都经过精心设计，而从目前蒙牛市场的占有率来看，其对品牌的投资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短短8年多时间，蒙牛不仅产品销售量成功飞涨，品牌影响力也大幅提升。据中国商业联合会与央视市场研究公司的调查结果显示，蒙牛已成为中国消费者心目中液态奶第一品牌，不但市场销售份额位列第一，市场综合占有率、市场覆盖率也均居市场前列。

百年之后，一个企业真正能留下的东西，其实也就是品牌。

品牌定位不断升级

牛根生是这样描述品牌定位的重要性的：

临门一脚只是程序上的关键，并非内容上的关键，开端设计才能从根本上决定企业和产品的命运。而开端设计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品牌定位。

如何做好品牌定位呢?牛根生这样解释说：

我们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去做全国。打个比方，我们可以模拟想象各地顾客见到内蒙古产品时的直觉反应。如果是汽车，他可能会想，噢，内蒙古的，别半路抛锚了，不买。如果是地毯和奶粉，他就会想，噢，来自内蒙古的，货真价实，买。我这里当然不是说内蒙古只有大草原，没有高科技。我想说的是，经过上百年的积累，我们已经形成了内蒙古的固有的百年品牌，那就是具有强烈地域色彩的民族文化及其载体，这是我们最大的'无形资产。我们只有找准我们的“强项”，做我们的“强项”，才有可能走向全国;如果不幸捡起“弱项”大做文章，那就可能费力不讨好。

把品牌定位于草原的不仅只有蒙牛一家，与蒙牛同城的伊利，在当年能够从一个边陲城市走向全中国，就是因为抓住一个概念——草原，把伊利产品变成稀缺产品。

当时，伊利的出现，使人们在心目中确定了一个好牛奶的标准，那就是来自大草原的牛奶才能算是好牛奶。内蒙古大草原是全球第四大草原，新疆的牛奶质量虽然也很好，但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很难发展到全国。所以如果把牛奶分为城市奶和草原牛奶的时候，城市牛奶都不是伊利的对手。

2009年，在经历了乳业的低谷之后，中粮入主蒙牛，获得控股权。牛根生辞去内蒙古蒙牛董事长，仅仅保留非执行董事一职。2011年，牛根生捐出了持有蒙牛集团的所有股份，意味着他突然成为巨富之后，钱还没有到手，又立即放弃了。在中国，这样的选择和决定，直到今天仍无第二人。

在他的规划中，前半生做商业，是通过度己来度人，后半生做慈善，是通过度人来度己。这样的人生规划与他的出身不无关系。

1958年，一个出生不足满月的男孩儿，被父母以50元的价格卖给一户牛姓人家。牛姓父亲的职业是养牛，从此，这个由养父和养母抚养的孩子便与牛结下了不解之缘。养父自家未生孩子，期望通过抱养来栽根立后，所以给这个苦命的孩子取名为“根生”。

牛根生从小尝尽世间冷暖，父亲解放前被抓过壮丁，有过一段从警经历，且在KMT逃离大陆前，阴差阳错，文档上给了他一个虚拟的头衔——警长;养母曾是KMT高官的姨太太;两个“特殊”人物，在那样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牛根生的遭遇可想而知。解放战争期间，养母曾把自己的财产广为散发，一部分送了人，一部分是寄存在别人那里。六十年代，由于生活困难，养母领着牛根生试图找回那些寄存的东西，人家不仅不承认，还把母子俩给轰了出去。

河东河西，人情冷暖，对牛根生的财富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时候的牛根生初次体会到“财聚人散，财散人聚”的观念。回想年少往事，牛根生说：母亲嘱咐的两句话让我终生难忘，一句是‘要想知道，打个颠倒’。

牛根生家的大门上，贴着这样一副楹联：“传家有道惟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横批：家系国运。金黄色的字体，在太阳下闪闪发光。楹联是牛根生从杭州胡雪岩故居看到的，见之喜爱，引用至家中。横批，则是他自己拟写的。

成立老牛基金会，捐出的股份总市值高达40多亿元。在筹划蒙牛上市之后捐出股份时，牛根生并没有直接告诉妻子申淑香，而是试探性地说，这个钱不能往自己家里拿，得拿出来干点事。尽管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想灌输，当牛根生全部宣布捐出后，仍让申淑香十分不解。她原本认为牛根生只会捐出一部分股份，留有一部分用于孩子上学和家庭使用。“这个人真是神经病。我们是1981年结的婚，也是从穷日子里慢慢奋斗过来的。刚刚有了钱，还没到手，就都要捐出去。别人都说他疯了。”申淑香忿忿不平地说。

为了让妻子想得通，牛根生不断连哄带骗的向申淑香分析，捐了有什么好处，不捐有什么坏处，尤其对孩子，如果不捐，孩子靠父母不自己奋斗，对孩子成长不利。尽管不理解，但基于结婚20多年来对牛根生性格的了解，申淑香还是同意了。

牛根生解释，“我们家里的捐款人跟其他家族不太一样，我们是四个捐款人，因为财产是共同的，是大家的。万一哪一天我离开了人世，他们不同意，想把财产要回来怎么办?我害怕这个问题的发生，所以向大家征求意见。”

现在，除了女婿从事公务员职业之外，其他家庭成员都参与到了老牛基金会的工作中，包括嫁进门的儿媳。

驾车从呼和浩特市区往正南方向行驶40公里左右，即来到一片高低起伏的低矮山区。山路两侧的坡上，便是一棵棵翠绿的樟子松，有的已长到一米多高，多数仍在半米左右，和野草一样高。牛根生已记不清来过这里多少次，有些树都是他亲自栽种的。

这里是呼和浩特的和林格尔县，以前处于土地严重退化的状态，几乎没有其他植被覆盖。荒山之中，唯有一棵矮壮的杏树，枝繁叶茂，突兀地立在那里。牛根生据此判断，既然杏树可以成活，就能种树，只要选对了树种，调控好树的密度。“内蒙古盛乐国际生态示范区植被恢复项目”由此诞生，在近四万亩的退化土地上，计划用30年的时间来重建并维护一个健康、稳定的近自然生态系统。

如今荒地上种植了40多万棵樟子松、油松、山杏、山桃、沙棘等近10种乔灌树种。有了树木，加之最近两年雨水丰沛，这里已经看不出曾经的荒漠景象。野兔、赤狐、赤麻鸭、石鸡、环颈雉这些久违的野生动物都出现了，一个新的生态链开始恢复。在漫长的栽种和养护周期内，老牛基金会要投入34亿元。

环境改变，这里的经济形势也在发生改变。在不远处的盛乐工业园区，中粮可口可乐、康师傅、燕京啤酒等知名企业已经建厂入驻。阿里巴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等企业，将在这里建设云计算产业基地。

距盛乐国际生态示范区十多分钟车程的地方，矗立着一所刚刚落成的学校—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盛乐实验学校。这所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十二年制学校，占地约300亩，9层高的学校主楼上标示着学校的教育理念：“为每位学生发展提供适合的教育”。学校的总投资达2亿多元，老牛基金会捐赠了70%(约1.4亿元)的资金，其他资金由政府财政支出，学校建设完成之后，归属内蒙古师范大学。

在老牛基金会2013年年初的捐赠预算中，内蒙古盛乐国际生态示范区造林项目和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盛乐实验学校分别为3000万元和2142万元，这两个大手笔预算分别排在基金会今年捐赠预算的第二、三位，排在第一位的是老牛儿童博物馆，计划捐赠8000万元。

2011年，牛根生在美国夏威夷参观大自然保护协会的项目，被夏威夷儿童探索中心的儿童博物馆吸引。在一场亲身体验中，牛根生看到，他一边骑自行车，一边就有他骨骼实体模型同步在动，讲解员为其讲解骨骼的名称和作用。他还发现，在这里3岁的孩子可以开铲车，4岁的孩子就能自由操纵传送带，孩子在玩乐中学习进步，开启智力，这完全有别于普通展示性质的博物馆，而是一种体验式、互动式的博物馆。参观之后，牛根生决定将该项目引入中国，目前正在呼和浩特和北京各建一所儿童探索博物馆。

除了数个千万量级的大手笔捐赠之外，老牛基金会今年还有十多项百万量级的捐赠，如：捐赠633万元(100万加拿大元)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设立白求恩奖学金;捐赠300万元用于四川西部自然保护基金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为北京师范大学捐赠300万元;雅安庐山地震捐赠1000万元，通辽地震捐赠100万元，以支持当地灾后重建。

接下来，基金会每年的捐赠数额将继续稳步增长。在其庞大的捐赠支出中，以文化教育和环境保护为主，截至目前，在历年项目捐赠统计中，文化教育占到31.16%，环境保护占到27.60%。

让富人捐钱的难度不大。从全世界来看，只要到了富裕的程度，超过中产阶级的程度，大家都会出来做慈善，不用怀疑。因为这是全世界人心的本能，感谢天也好，感谢地也好，这是人的天性。

但在中国捐钱跟法规、制度和环境也有关。如果这些能让捐赠者快乐，快乐地捐，就会捐得多。如果限制施者的捐赠，他肯定不快乐。崔永元说社会再对他如何如何，他就把基金会撤销。难道捐赠者是为了难受、难看?公益信托的缺位让国内基金会比较困惑。曹德旺捐出一些股份，还要让他缴税。政策法规仍是多年前的，不符合新形势下的一些情况。当然中国的慈善处于初级阶段，我们相信政府在税收、法律等政策方面会逐步完善。

牛根生最欣赏的是已有一百多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样吸引他的还有其传承百年的家族。

牛根生很早了解到，老洛克菲勒做慈善时，社会有强烈质疑的声音，说是他们家做慈善是为了他们家的生意，用1个亿做慈善，却在生意上赚了10个亿，相当于用公益推进生意。老洛克菲勒一看没办法，只能让儿子做生意，自己做慈善。不过后来社会又质疑老子做慈善是为给儿子做生意做铺垫，凡是老子做过慈善的地方，儿子都去做生意。在质疑中，老洛克菲勒把慈善和生意分离得很远，凡是做慈善的地方不做生意，做生意的地方不做慈善，如此受到社会认可。在这一点上，牛根生做得更彻底。他坚定地表示：“我既然在早些时候选择投身慈善，未来肯定不会再踏足生意。”

牛根生坦言，老牛基金会一直在向着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方向努力，希望基金会做到永续发展，做成千年老庙。

商鞅变法的措施对后世影响最深远的是什么

【商鞅变法】是指春秋时期秦国的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工、实行统一度量和郡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为左庶长，开始变法。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春秋以前，实行井田制。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臣下，诸侯臣下对受封土地（即“井田”，又称公田）只有使用权，不得转让买卖。有些奴隶主贵族除了受封的公田外，还驱使奴隶开垦荒地，称为“私田”，私田主人控制私田上的产品，不向国君交纳。

到了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和牛耕的使用，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因而私田开垦越来越多。春秋后期，鲁国规定，不论公田、私田，都要由国家按照田亩的实有数目收税。这就在实质上默认了私田主人对私田的所有权。此后，一些贵族把公田也化为私田，并逐渐改变了剥削方式，让种田的劳动者交出大部分产品，自己保留一部分产品，这样，奴隶主贵族逐渐转变成封建地主，原来耕种井田的奴隶转变成农民。这种新的剥削方式，就是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方式。

到了战国时期，封建土地私有制逐步代替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新兴地主阶级力量逐步强大，他们要求废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建立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发展封建经济。在新兴地主阶级的推动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展开“变法”运动，其中，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效果最为显著。

商鞅（约前390－前338），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前365年左右，商鞅到了魏国，在相国公叔痤的门下任中庶子。公叔痤看中了商鞅的才能，向魏惠王举荐商鞅，但魏惠王未予理睬。

公叔痤死后，商鞅闻秦孝公征求“有能出奇计强秦者”，于是到了秦国。商鞅向秦孝公建议“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富国强兵，成就霸王之业。秦孝公赞成商鞅的意见，于前356年任命商鞅为左庶长，正式实行变法。

为了加强专制统治，商鞅首先施行了“连坐法”。主要内容是：将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十”为编制，登记入户籍，责令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此外，还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以奖励军功而禁止私斗。规定爵位依军功授予，宗室非有军功不得列临公族簿籍。即“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荣华”。商鞅还推行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即所谓“困末作而利本事”。他规定：凡努力于耕织而生产粟帛多的人，可以免除本身徭役；凡经营商业、图谋末利和因懒惰而贫穷的，将连同妻子儿女没入官府为奴婢。

通过初步变法，秦国“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军事力量日趋增强。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又进一步在经济、政治领域进行变法。

在经济上推行的重大政策是“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所谓“阡陌”是指“井田”中间的灌溉渠道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纵横道路，纵者称“阡”，横者称“陌”。“封疆”就是奴隶主贵族受封的井田的界限。新法规定开封疆阡陌，从法律上革除了井田制度。允许人们开荒，可以占为私有，自由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这样就破坏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解除了对生产力的束缚，促进了新的发展。

在政治方面的重大改革是“集小都乡邑聚为县”，“凡三十一县”。县设县令、县丞、县尉等官吏。商鞅通过县的设置，将全国政权、兵权集中到了中央，从而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削弱了豪门贵族在地方的权力。此外，商鞅在前344年，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统一了国内的度量衡。

为了便于秦国向东扩展势力，商鞅又经营了地处渭河平原中心而又物产丰富、交通方便的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公元前350年，秦将国都从雍迁到咸阳。

商鞅变法，遭到了保守贵族的顽强反抗。新法初行时，连太子驷也不遵守。商鞅“劓”、“黥”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保证了新法的贯彻执行，终于使得秦国一跃而成为“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商鞅因功而受封得于（今河南内乡县东）、商（今陕西商县东南）之地15邑，号为商君。

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为秦惠文王。公子虔诬告商鞅谋反，惠文王派遣官吏捕拿商鞅。商鞅逃到自己的封邑——商，征兵反抗。不久，兵败被俘，被车裂而死。

商鞅在秦国掌权二十余年，他的新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得到较为彻底的推行。惠王即位后，商鞅虽然遭车裂，但新法未变，最终实现了秦由落后变强盛的巨大飞跃。

1．经济繁荣，军力强大。

商鞅变法使秦国成为当时先进的富强国家。由于新法鼓励农耕，使秦国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生产水平显著提高，出现了“家给人足”的局面。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秦国新法十年，秦民大悦，路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成为第一大强国”。同时，由于推崇战功，使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统一度量衡，使全国上下有了标准的度量准则，推动了商品交换。县制、爵制以及什伍连坐制等的推行，虽有压制人民的一面，但给民众带来某种安定，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富国强兵。

2．天下人才汇集于秦。

由于商鞅变法，秦国强大，经济繁荣，天下济世之才广集到秦。秦出现了吸收和使用外国人才的高潮，高级官员多由外国人才充任。比如武王、昭王两代先后为相者13人，其中12人非秦人。秦国还形成了一套吸收、使用外国人才的制度即客卿制度，造就了清明吏治。著名思想家荀况对此描写说，“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朝廷“听决百事不留，怡然如无治者”。

3．军事胜利，领土扩张，国力增强。

商鞅变法使秦国的对外战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领土扩张，国力进一步增加，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落后被动的局面。公元前355年，秦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相会，结束了秦长期“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的局面，提高了秦国在诸侯国之间的地位。

总之，商鞅变法在秦国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里程碑，使一个“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的新秦国，出现在中国西部大地上，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司马迁：“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2．苏轼在给宋神宗的上书中说：“惟商鞅变法不顾人言，骤至富强，亦以召怨天下……虽得天下，旋踵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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