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日本人养牛场？洮儿河的流域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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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儿河的流域概况

清代以前，整个洮儿河流域除了偶有游牧部族光顾以外，主要是一片兼有大面积湿地的草原，处于原始的未开发状态。有清一代，整个洮儿河流域皆属于蒙古王公的游牧草场，通过清政府设立的盟旗制度进行综合管理。洮儿河流域主要属于科尔沁右翼哲里木盟札萨克图旗地。清早期的蒙旗是重点封禁之地，除少数的游牧地外，皆是一片水草丰美的荒原。据清季档案记载。“札萨克图郡王旗界全境，南北长一千余里，东西宽者至一百二、三十里。……山冈、平原、河泡具备，水草极为丰茂，于牧畜最宜。”到了清中叶以后，蒙古王公为了获得更多利益，主动向汉民出租土地，且招租条件优厚，“郭尔罗斯札萨克公恭格喇布坦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将该牧地放与流民垦种。当时仅图目前之利，于履亩绳丈之政暗然未讲，流民因之多占地而少纳租。”关内汉人见有利可图，奔走相告，私自进入蒙地开荒租种者不断增加。为了加强对蒙地汉民的管理，清政府于1800年在郭尔罗斯旗设立了长春厅。由此，其他各部蒙旗纷纷进入了招垦状态。唯洮儿河流域因纬度偏北，气候稍寒，移民极少留寓此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相继签订后，中华民族危机加深，国内矛盾愈发尖锐。为了缓解生存压力，摆脱苛捐杂税的羁绊，关内汉民掀起了向东北未开垦地区迁徙的移民潮。同时，清政府为了减少财政赤字，转移矛盾焦点，也鼓励汉民向边境迁徙。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开始实施“移民实边”的新政，全面开禁招垦。光绪二十八年（1902），吉林省西部蒙荒全面开放。1903年，科尔沁右翼前旗开始设局丈放，陆续丈放了巴彦昭以北至那金河、交流河带的蒙地62.5万垧。1904年，科尔沁右翼后旗设局丈放，放出洮儿河以南熟地1864.7垧，生荒222,991垧。洮儿河流域的蒙荒由此进入了大规模的丈放阶段。这标致着东北蒙地开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即从“蒙旗招垦”和“流民私垦”变成了“官局丈放”，从官方对蒙地的被动性施禁改成主动开放。河流域虽放蒙荒，但实际垦荒者数量有限，村屯发展缓慢。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查原奏内开奉省前放扎萨克图王旗蒙荒案内媵有坐落靖安县未放沙碱余荒一万九千三百七十余晌，按一五折扣计实荒二千九百余晌，交该管靖安县招放，截至本年仅放出荒地一千三百余晌，尚有实荒一千六百余晌无人承领。”剩余荒地多首先是因为关内汉人不愿往吉林省西部地区移民。很多关内移民因气候寒冷和时有水患等原因而不愿到洮儿河流域拓荒，如现镇赉境内即少有人烟。镇赉虽“兼有农林渔泽之利，惟纬度偏北气候较寒，而江河流域时有水患未免引为缺憾。”其次，蒙古王公分散的移民政策使关内移民短时间内无法形成聚居区，独居散户在生产生活中产生了诸多不便。《奉天省洮安县志》记载，“本境之南及西北迤西一带均洮儿河未放荒以前所有蒙人尽依河而居，嗣经蒙王招佃，饬分一里一家，并不成村落。放荒后发迁于自治荒段内，建盖住屋，即以姓氏为某窝棚，零星散处。极鲜数十家之大村落。”由于汉族新移民数量少，分布散，土地开发和资源利用都十分有限。再者，蒙古王公与汉人；艺间因耕地和纳租问题屡有矛盾发生，甚至产生激烈的武装冲突.导致很多定居汉民为了避难进行二次移民。据记载，在宣统三年的内蒙乌泰的叛乱中，仅靖安一县就有约1828户汉族移民逃亡，余者仅存6967户。随着洮儿河流域中心地带的流民渐增，蒙地新移民的各项事务日益繁杂，为达到有效治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奏请于洮儿河中轴设立府治双流镇，以治境内的蛟流河和自洮儿河二河流域，双流镇即以境内两河而得名。该地原属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萨克图郡王的游牧地，早在明代初年即已形成聚落，后发展为军事要塞，曾建有周长十余华里的城墙。清末期汉民自发形成了一个半农半牧区的一个中心市场，又有“萨察加伊莫特”之别名。朝廷准赵尔巽所奏，1905年设立府治。后因府址地处于洮儿河南岸，故更名为洮南府，领开通（现通榆县）、靖安（现白城市洮安县境）二县，次年又于解家窝堡增设安广一县治。建周长五华里、四城门的城墙。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辽东半岛成为主战场，辽南灾民为躲避战乱纷纷向北逃难，来到洮儿河流域的难民日以万计。洮南知府以“救济灾民，防御敌扰”为由向奉天都督将拨给银两修筑城池。奉天都督拨款数万两纹银修筑了城池，设防守备，使避战乱的难民得以安居。在洮南知府的主持下，1908年和1910年又续放洮儿河北部荒地，1910年于叉干挠置镇东县。进入民国后，洮南府于1914－年－废府改县，与昌图皆划归洮昌道管辖，统属奉天省。在奉天省统一管理下，洮儿河流域的蒙地得到了渐次的开垦和拓殖，以洮南为中心的吉林省西部商业日渐繁荣，洮儿河流域的原始草原逐渐变成了农垦区。由于洮儿河下游地区滩地众多，村屯之间在雨季时常常一片泽国，如洮安县的“孟家窝堡至五家子之间的二十余里之间，皆是湿地带，交通困难。”经济发展受制于落后的交通。而此时吉林省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为了加紧对该地资源的掠夺和运输，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决定将铁路线延伸至洮南。1913年10月，袁世凯为了在复辟帝制中获得日本人的支持，与日本签订了《满蒙五路换文》，同意将满铁的南满铁路以四平为轴点延伸到满蒙腹地，修建满蒙五路。日本满铁在东北西部建设的最长的一段铁路是平（四平）齐（齐齐哈尔）铁路中的三段，即四郑（四平一郑家屯）铁路、郑洮（郑家屯至洮南）铁路、洮昂（洮南至昂昂溪）铁路。最先建设的是四郑铁路，1917年4月开工，1918年1月建成。随后，开始了郑洮铁路的修建。郑洮铁路全长224公里，1922年4月开工，1923年建成，次年通车。1925年8月，洮昂铁路继之而起，11月27日通车至镇赉，1926年1月通车至泰来，同年7月4日全线竣工。由于昂昂溪是中东铁路线上的一个站点，这标志着吉林省西部地区的首府性城市洮南已成为中东铁路网向满蒙西部延伸的一个重要支点，洮儿河流域因为铁路的修建而与整个东北地区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1934年4月1日，满铁在洮南成立了统管郑洮、洮昂、洮索（洮南至索伦，1929年始建）铁路的洮南铁路局，洮南在东北西部的地位更加突出，成为满铁平齐线上的重要枢纽。截至1945后8月，原四洮、洮昂、齐昂路被“满铁”全部并为平齐线（全长571.4公里）；洮索路延至杜鲁尔改为自杜线（377.1公里，1945年7月，日军将伊尔炮至杜鲁尔间22.9公里线路拆除，今之白阿线）。铁路的修建和通车对洮儿河流域产生了两大重要影响：其一，铁路沿线新移民迅速增加，沿线各个站点皆发展成初具规模的城镇，沿线草原被迅速开垦，村庄增多，人口因素对环境的影响值逐年上升。平齐线建成后，涌现了一批新兴城镇。其中主要有：开通：距离四平252.6千米。原为蒙古扎萨克图郡王旗地，光绪二十八年（1902）开始对汉民开放，人121渐次增多。1905年清政府在此设开通县治，修建了南北长3华里、东西2华里的夯土城墙和南北一条长街，当时称七井子。至1935年，人口为14000。洮南：由于此处是沟通郑家屯、洮安、大来、开通、伯都讷（扶余）、长岭等地的交通要点，商品经济往来频繁，每年输出粮食15万石（一石为500市斤）、牛马6000头（匹）。常驻人口亦增殖快速，到1913年，城内有人口1.5万人，商家400户。四郑路开通后，洮南城市建设发展很快，形成了东西八条、南北五条街的城区。商品经济更为繁荣，城内“店铺栉比”，砖造房屋“宏伟壮丽”，街道宽阔。1922年，全城人口为2.7万人，已修建公路，开设长途汽车通安广、大赉等县，还有水路船运，形成四通八达交通网，是东北西部仅次于齐齐哈尔和郑家屯的第三大城市。到1938年，该城人口为63000人。白城子：清末民初时称洮安，又名靖安，位于洮儿河边，距离四平352.4千米。原系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萨克图郡王（民初为镇国公）旗地，20世纪初，因汉族垦殖民的大量移居形成大村落，1904年在此设洮南附属靖安县，1907年修建城池。1913年2月，撤府改设北路观察使。1914年6月，再改称洮昌道。不久，又随全国恢复县治名称改称为洮安（洮儿河畔安宁之意）县。当时人口为2000人。1920年代中期，人口升为4000人。镇东（镇赉）：白城子北38千米处，历史上归属于科尔沁右翼前旗王公，称南又干挠。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对汉民开放后，由乡村发展为一小集镇，人口为450。1914年设县后始建市街。铁路开通后，人口增长加快，市镇经济渐次发达，1920年代末，人口为2万。泰来：距白城101.8千米，现属黑龙江省管辖。原为蒙古札赉特王旗的一个游牧部落，俗称为泰来溪、泰来气。清宣统年间始设垦局，对汉民开放。民国六年（1917），在此设县治。洮昂路开通后，这里成为齐齐哈尔至洮南问“最繁华之地”，街面店铺林立，“太商贾杂然并轩”，其输出品以当地特产苏打、中草药、土豆为大宗。1920年代，该地人口为2万。此外，因这里位于嫩江边的草原地带，自然风景优美，1930年代成为北满的一个旅游观光城市。1937年人口为4.5万。此外还有后期洮索支线建成后兴起的站点性城镇，如平安镇、葛根庙、怀远镇（乌兰浩特）、索伦等。至1930年，辽宁省政府通令各县调查可容纳垦民的人数，以便安置鲁豫难民。据呈报：“洮南县可容纳两万人，镇东县可容纳2500人，安广县可容纳2000人……‘其余各县均称无旷土…。可见当时的洮儿河流域是关内移民的主要移居地，市镇村庄增容较快。第二，铁路沿线市镇的商业繁荣带动了区域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铁路开通后的民国13年至17年（1924—1928）是洮南市商埠鼎盛时期。当时，洮南城内各种商号竟达1700余家，每年商业总产值达千万元。工业则以制皮革、制靴等最为著名。当时洮南为北满和西蒙各地的农副土特产品的集散地，“附近之高梁、大豆及牲畜多由此输出”，而外面的日用商品亦皆洮南分散到各地，购销两旺。当时洮南为北满和西蒙各地的农副土特产品的集散地，商品交易购销两旺。每年外运牛1万头、马6万匹、生猪1.5万头、羊0.5万只，外运粮食有高梁10万石、大豆6万石、苞米1万石，外运毛皮包括马匹0.7万张、驴皮1万张、黄鼠皮l万张、狗皮1万张、以及狼皮、貉皮、狐狸皮等，商品远销至海外。铁路的修建集聚了大量流民参与其中，为迎合筑路工人的生产生活需要，当地原住民及关内移民改变了原始的农牧业的生活模式，从事饮食、零售、被服等个体商业经营，致使铁路沿线出现了小型的集贸市场和商业聚落，后来逐步发展成了小型市镇。随着铁路运输业的繁荣，当地农民的传统种植结构发生了改变，迎合商业需求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取代了传统的粮食作物。同时，土特产品的增加也带动了当地工业的发展，油坊、面粉厂等基础工业丰富了经济运行模式。另一方面，畜牧业也随着铁路运输的发展而逐步繁荣，城市皮革业和肉品加工业也得到了发展。同时，随着铁路运输的发展带进了大量的外来文化，为市镇的增容和基础建设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指导。虽然这一时期洮儿河流域的人口不断增加，商业日渐繁荣，但从清末初放蒙荒开始至新中国建国初期，洮儿河流域的水资源环境未遭到大规模的破坏，铁路沿线带以外大面积的草原仍处于原始状态，植被覆盖度达90%以上，草地单位面积生物量是现在的5倍以上。造成这种现象主要缘于三个因素：其一，洮儿河流域已开垦的荒地皆是旱田，且因年降水量充沛而没有建造灌溉设施，农业对地表水的利用十分有限。缺少种植水田经验的关内新移民见洮儿河流域原“各蒙旗之荒地，均极饶沃，”且土地辽阔，因而多数人选择了容易进行田间管理且能大面积播种的旱田；其二，蒙古人从来都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他们视水为神，从不食鱼鳖，即使把土地租佃给汉族人，但从来不租赁水泡池沼，并且禁止捕捞。其三，人工修建的防洪工程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致使洮儿河时常发洪水。这一时期的洮儿河流域不仅年降雨量充沛，地表水土保持良好，而且常常会在雨季到来时出现大规模的汛情，洮儿河周边的居民经年饱受水患侵扰。水患主要发生在每年的夏秋之际，降雨多发之时。水灾的成因多是强降雨导致洮儿河上游水位猛涨，下游泄洪不畅，积水倒流冲击洮南府治及周边的村屯。据《洮南县志》载：“洮河包围县之东北二面，交流河亦贯县之中部，下流以嫩江为归宿。夏秋之交，若江水不涨，虽适淫雨，上游之流无所害，其为患犹小。如江水猛涨，下流无所容，激为倒流，往往天晴日暖，洮交两河日增水数尺。丈余高之河岸，不数日即遭横决之患，滨河膏腴之田幸免此患者几希。二十五年已九遭此患矣。”早在洮南没治后不久，饱受水患影响的当地民众就开始了以官绅牵头，民众集资的方式来兴建河堤，但限于人力物力有限，所筑河堤，皆是为保护耕地而建成的临时性小坝，堤线弯曲，距河床太近，因此很难抵卸大型洪水的侵袭。如1928年，洮蛟两河泛滥，河水入浸洮南县，水深8尺，农田尽毁。民国时期仅洮南一地就于25年间发了9次大型洪水，可见洮儿河的来水量在当时是十分丰富的，而正是经年的水患和泄洪不畅的地势使洮儿河流域下游形成了大面积的湿地，仅白城市区段就有湿地3986.03hm(2)。正常年景，洮儿河平均水深可达五六尺。充足的河水和丰沛的湿地有效地保持了洮儿河流域整体良好的水资源环境，为地方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水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流域内行政区域经济多次变更，到21世纪初，大部地区属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和吉林省白城市地界。兴安盟是新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内蒙古自治政府的诞生地，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最早实践地。拥有“五一会址”、“乌兰夫办公旧址”、“民族解放纪念馆”等一批革命旧址。少数民族人口占47%，其中蒙古族人口占42.1%，是全国蒙古族人口比例较高地区。1980年兴安盟恢复盟建制，现辖两市（乌兰浩特市、阿尔山市）三旗（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右翼中旗、扎赉特旗）一县（突泉县），其中，阿尔山市和科右前旗为边境旗市，乌兰浩特市为盟委行署所在地。

境内属温带半干旱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无霜期95一145天,大部分地区110---130天。年降水量平均为400---450毫米,雨热同期,适合一季作物生长。大部分地区日照在2800---3100小时之间,中南部地区10℃以上积温在2200---3100℃之间。从北向南气温、积温、光照、无霜期递增,而降水量、相对湿度则递减。水资源丰富。大小河流200多条，水库25座，总库容19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50亿立方米，居自治区第二位，是东北地区的“水龙头”，具备水煤组合、发展新型煤化工和新型能源的独特优势。位于嫩江、松花江流域和科尔沁沙地源头，是大兴安岭林海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利用草原面积3900万亩、森林面积2400万亩、可利用荒漠化土地面积2000万亩，生态服务价值、碳汇功能潜力巨大，是东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生态服务区。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10个，总面积1000多万亩。特别是阿尔山地区集国家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于一身，拥有温泉、湿地、火山、冰雪、森林、草原等自然景观，是典型的生态文明体验区。农牧业发展条件较好。年均降水量400—450毫米，雨热同期，四季分明，是世界公认的“玉米黄金种植带”和“最佳养牛带”。耕地面积1200万亩，粮食年产量稳定在50亿斤以上，牲畜存栏820万头只。地处大兴安岭成矿带核心区，以有色金属资源为主，地下蕴藏铅、锌、铜、镁、铁等资源；在经济运输半径内，由周边的蒙古国和呼伦贝尔、锡林郭勒、通辽等地构成一个煤炭资源富集圈。

白城市，地处大兴安岭山脉东麓平原区，气候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除盛夏短时间内受海洋季风影响外，全年绝大部分时间降水系统来自西风带，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本地“光照充足，降水变率大，旱多涝少”的气候特点。白城市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均占有耕地、草原、宜林地、水面和芦苇面积均居全省首位。白城市现已开发利用的矿产资源有石油、天然气、煤、矿泉水和建筑用砂、石、粘土7种。白城市，产业结构以林业、畜牧、水稻、绿豆、葵花、蓖麻、辣椒、奶牛、肉牛、肉禽产业为主。初步形成以林木加工、苗木生产、森林培育，以湿地草原为主的特色旅游、养殖业，以林下经济为主的中药种植业，以灌木和水果为主的经济林产业，产业布局趋于合理，规模不断增大。白城市地处于半农半牧区，畜牧业是我市重要的、传统的民生产业，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对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对农民增收致富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对在更高层次上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全市水稻种植面积190万亩，随着土地整理项目推进和“三大灌区”工程实施，面积将达到300万亩，我市发展成为全省水稻产业第一大市。白城的生态环境好，饲草饲料品质优，所以牛奶质量极高。全市奶牛饲养总量18.5万头，年产鲜奶35万吨，分别占全国、全省年产量的0.99%和71%。

圆明园被焚毁了几次

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放的火

补充：清代“康乾盛世”经过一个多世纪营造而成的圆明、长春、绮春三园（统称圆明园），总占地面积350余公顷，建造有成百处山水环抱、意趣各异的园林风景群，殿阁亭榭等各式园林建筑达20万平方米，被国人誉为中华第一园，西洋人则称之为“万园之园”。它从1860年（咸丰十年）被英法联军纵火焚毁，到最终沦为一片废墟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漫长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套用赵光华先生的说法，就叫做火劫、木劫、石劫和土劫。

一是，1860年10月，入侵北京的英法联军对圆明园大肆劫掠之后，又连续两天在园内到处纵火，使之化为一片焦土，这无疑是它罹难于外敌的关键性浩劫，时称“庚申劫难”，也就是“火劫”。当时虽然园内绝大部分建筑物被毁，情状惨烈，但山水花木景观依旧，并且幸存有廓然大公、蓬岛瑶台、海岳开襟等三个园林风景群以及散见于园内多处的亭台楼阁。

二是，圆明园在此次罹难后，清帝仍未放弃经营，并于同治末年在慈禧太后主使下，进行了大规模的“择要重修”，拟修建筑达3000余间，但终因财力枯竭被迫停工。不过当时经过修缮和重建而基本成型的园林建筑，不少于120座近千间1万多平方米。后来直至光绪朝中后期，慈禧太后仍未完全放弃重温圆明园旧梦，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她发动了“戊戌政变”之后才无暇顾及圆明园。就在此后两年即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逃奔西安而去，侵略军烧杀掳掠，京畿秩序大乱，土匪地痞即蜂拥而起，八旗兵丁也趁火打劫，化兵为匪，纷纷涌向圆明园，推倒残存建筑，拆运木料砖瓦，砍伐古树名木，偌大的圆明三园除了孤零零的绮春园宫门、福园门门楼及正觉寺等个别建筑物之外，统统被拆抢一空，致使这座历史名园的昔日景观遭到彻底毁灭。是为“庚子再难”，主要是“木劫”，这实际上是一次外敌入侵战乱中的内匪劫难。

三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圆明园仍属皇室私产，园内并住有太监看管，同时由步军统领衙门及中营官兵负责保护。也就从这时起，圆明园遗址又经历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一次“石劫”。最初是北洋政府的军阀、官僚及洋人巧取豪夺，比如：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依仗权势，拆毁圆明园围墙，大运砖瓦石料，历时三载，在福园门外修建成私人花园——达园。他不仅公开拉运，而且由中营副将亲自督办。步军统领聂宪藩，本是负责保护遗址的，他却让中营副将派员从长春园拉走太湖石352车。京师宪兵司令车庆云、公府秘书长王兰亭等，都先后从园内运走大批石料修建私人宅园。因贿选总统而臭名昭著的曹锟，在担任巡阅使期间，为了修他在保定的巡阅使署花园，从文源阁拉走太湖石数十车到西直门装上火车，并由中营游击（官名）负责押运保护。时任北京市地方长官（时称“京兆尹”）的刘梦庚，则在王怀庆的庇护下，从长春园、绮春园强行拉走太湖石623车、云片石104车。驻守西苑的陆军十三师、十六师和边防军炮兵营，也多次派员强行拆运圆明园大墙城砖和园内山石，管理人员劝阻反遭辱骂殴打。美国教会学校燕京大学修建校舍（即今北京大学校址），擅自起运安佑宫的巨型华表，经北郊警察分署署长现场劝阻也无济于事。就在这场巧取豪夺的石劫之中，市内的一些公共场所包括颐和园、中山公园、文津街图书馆以及香山慈幼院等，也都纷纷从圆明园运走大批石刻文物、太湖石和云片石等。就这样前后二十余年间，圆明园遗址除西洋楼旧址外凡具有文物价值的碑碣、石坊、石雕、石刻以及稍微像样的山石等几乎被抢运殆尽。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北平特别市政府接管圆明园后，遗址又遭到了更加有组织的损毁，此时的“石劫”对象就转成了所有砖石。为了修筑高梁桥经海淀至玉泉山的石碴公路，北平市政府先后下令拆毁了圆明三园的4800米南墙和长春园东侧的全部虎皮石墙，砸成碎石以补石碴之不足。同时还组建了“清理圆明园园产事务所”，政府当局同意将园内的所谓“废旧砖石”变价批卖，大宫门外的影壁被招商投标卖掉；西洋楼石门左右的石柱连顶，被按山价卖给商人修建绥远省阵亡将士碑。当局甚至明文规定：圆明园内所有虎皮石可一律出售；西洋楼故址之大理石、青条石，凡雕花粗镂者亦可出售。再加上园内住户为了建房、垒圈长期刨石挖砖；日伪时期，附近贫民因饥寒所迫，时往圆明园窃取砖石，伪市公署又出面设置砖石收集处，实为助长刨挖妖风。经过如此长期折腾，圆明园内的多数古建基址早已被掘地三尺，难觅整砖片瓦。这一“石劫”过程，实际上一直延续至解放初期和“文革”期间，直到2000年底园内住户全部迁出后才算最终得到根绝。

四是，圆明园遗址蒙受的另外一大劫难就是“土劫”，这是大批农民在园内种地并居住、生活带来的必然结果。圆明三园遗址，在光绪末年出租给附近农民耕种的即有水旱地30顷零36亩，到1933年时年租金为2683元。三园遗址墙圈内，从1918年（民国七年）前后开始迁入住户，最初都是管园太监的亲属，后来则越迁越多，最终竟形成大小村落和居民点31处。遗址内在解放前基本上没有保留下什么树木，1956年北京市园林部门开始绿化园内的荒山空场，1960年前后国家还征用了园内1000余亩旱地，并进行了大规模植树绿化，遂有十余万株树木蔚然成林。但圆明园遗址的农林矛盾却始终难以解决，1976年11月圆明园管理处成立后，也一直在忙于应付农业生产对遗址和林地的蚕食。据我们1978年统计，海淀乡西苑大队的一、二、五、六、七、八和水磨等7个生产队及果树专业队的全部或者部分耕地，是在圆明三园遗址内，共计1860余亩地（主要是水田），这还只是说的纳粮地亩，实际耕地要超过2000亩。园内共有常住人口2000多，村落占地300余亩。另在遗址范围内还有市属、区属和乡、大队所属的企事业单位14个，占地430余亩。如此庞杂的侵占，整个遗址的惨象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农民要在园内种旱地，就在不断地平毁园林遗址；要种水田，就会时常挖山填湖；养猪、养牛，也需要拉土垫圈，因而成天挖山不止。圆明三园原有大大小小的土山不下250条，据我1980年实地踏勘，几乎每条土山都有程度不同的破坏，被完全夷为平地的为80条，基本挖平的为20条，再加上普遍存在的山脚平毁现象，被挖平的土山面积不会少于山丘总面积的50%，被挖掘的土方超过100万立方米。由于原有植被遭到破坏，长期的水土流失也使幸存山体普遍变矮、缩小与走形。而且当时农民仍在为垫圈到处挖山，我们实在无计可施，就索性在福海西南岸指定了一片土山任其处置。这就是那时的现实。

据以上所述不难知道，圆明园从毁于英法联军劫火到遗址沦为“废墟”，除了最主要的“庚申火劫”是西方入侵者所为之外，其余的“庚子木劫”以及后来的“石劫”、“土劫”，基本上都是我们国人自己干的。如果说前者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奇耻大辱，那么后者更多的则是辛酸与无奈。前几年有个别专家曾指责整修遗址是在“消灭帝国主义罪证”，这实在有点言过其实。据说文物部门的个别领导同志，对整修遗址公园仍存有疑虑，觉得恢复圆明园的山形水系，似乎是在摧残这处遗址。我认为这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至今还有一些专家、学者极力主张原样保留圆明园废墟，据说“废墟也是美”。人们很难想象，圆明园内的住户和单位在2001年迁出之前，这处遗址千疮百孔、满目狼籍的惨象会是美的。笔者认为反对整修遗址、主张原样保留废墟的观点，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如若那样，北京市和海淀区政府何必用近二十年时间并花费几亿元，用来征用园内全部耕地和外迁785户住户、13个驻园单位（唯有一O一中学暂缓搬迁）呢？而没有这些举措，原样保留遗址的愿望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其结果只能是圆明园遗址最终被完全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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