圩南养牛哥(宋朝的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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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闻

新华网北京2月25日电（新华社记者卫敏丽、吴晶）低沉的乐曲诉说着哀伤，怀念在空气中静默流淌。主席台两侧的大屏幕上的她，总是挂着一如既往的恬淡微笑。她生前，爱穿红衣，爱看漫山红遍的枫叶，更爱她所从事的纪检监察工作。她走后，人们以一面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和一捧红透了的枫叶映衬她定格的美丽……

2月25日，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这场由中央纪委、中组部、中宣部和四川省委联合主办的王瑛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王瑛生前是四川省南江县委常委、纪委书记。20多年来，她始终战斗在纪检监察工作第一线，模范践行着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永远的巴山红叶”“生如夏花，逝如秋叶”“百姓心中的君子兰”……人们描摹着她的品格，追述着她的故事。

她爱事业直到耗尽最后的生命

王瑛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四川省南江县委书记张长云说：“在担任纪委书记的7年里，王瑛同志坚决执行党的纪律，维护群众利益，忠实履行了‘做党的忠诚卫士、当群众贴心人’的庄严承诺。她去世后，南江广大干部群众非常怀念她，老百姓自编山歌赞颂她，人们为失去一个好人、好领导而悲痛。”

在与王瑛共事的七年间，在查处一个个违纪违法案件中，南江县纪委副书记石奎亲眼见证了这一个外柔内刚的女纪委书记的风骨。“她是一名女同志，却有着令人钦佩的果断和勇气，有着顽强不屈的精神和毅力。”石奎说。

熟悉王瑛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敢于碰硬、正义凛然的人。她常说：“纪委是干什么的？纪委就是为纯洁党的队伍而冲锋在前的尖刀兵。作为一个纪委书记不办案就是失职，就不配在这个岗位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快乐的事情。王瑛最快乐的事情，不是享受，而是战斗在纪检监察的第一线。当死亡逼近，她以百倍赤诚的心去拥抱她钟爱的工作。在大坝水库危在旦夕的抗洪现场有王瑛……在冰天雪地的查灾一线有王瑛……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有王瑛……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干部石青说：“纪检监察干部应该怎样做人？怎样做事？王瑛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她有信仰，有追求，她热爱事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令人敬仰，我们大家都应该向她学习。”

她爱人民百姓冷暖记挂心间

对于一个好干部来说，老百姓的疾苦冷暖永远是心头最大的牵挂。焦裕禄是这样，任长霞是这样，王瑛也是如此。“尽心尽意为群众做事，是党员干部的天职。”王瑛经常这样说。

曾采访过王瑛事迹的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力作了题为《老百姓心中的王书记》的报告，洋滩河上连心桥、“背二哥”质朴的歌谣、柳昆手机中的短信……这一个个故事的背后，都是王瑛对人民群众深厚的爱心。这颗心，一头连着党的重托，一头连着群众的期望。

“这是一颗滚烫的热心，让她能够及时发现群众遇到了什么困难，想方设法地为他们排忧解难；这是一颗至诚的真心，让她对群众的疾苦牵肠挂肚、反复过问，直到群众满意了她才放心。”刘力说。

因为她住上民工旅店的廖庆和忘不了，在露宿街头的深夜，是“王书记”为他拽被角；在“王书记”走后的这个春节，因为她搬出震后危房的村民王伦贵专门在年夜饭的饭桌上为她摆上一套碗筷；因为她走上致富路的养牛专业户岳显峰忘不了，听到“王书记”去世的消息，心里就像孩子突然失去父母，空落落的……

对此，北京市气象局的青年党员王庆正深受感动，他说：“一名好的党员干部，就应该是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这一点，王瑛大姐做到了。她的生命短暂而辉煌，令人肃然起敬。”

她爱生活最难割舍的是亲情

没有一个妻子，不愿跟自己的爱人浪漫到老；没有一个母亲，不愿意与孩子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没有一个女儿，不愿意在母亲生病时陪伴服侍左右。为此，王瑛伤心过，徘徊过。在极其有限的时间里，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努力表达着对亲人的关爱。

王瑛走了，如烟的往事化作一幕幕刻骨铭心的记忆，时常涌上丈夫张勇的心头。回忆妻子生前，这个汉子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每次回巴中，她都要捎上水果和日用品去看望我的父母。一有时间，就为母亲端茶喂药，以弥补对母亲深深的歉疚。见到儿子，她总有说不完的话。”张勇说，“王瑛走后，当我拉开自己的衣橱，发现她早已悄悄地把我所有的衣物洗得干干净净，分春夏秋冬折叠得整整齐齐，我再也控制不住，失声痛哭……”

听到这里，北京市城市改建综合开发总公司的小孟再次流下热泪。这个细心的女孩发现，在现场展示的王瑛照片中，几乎每张都有红丝巾、红衣服、红枫叶……“她看上去，永远是那么美丽，那么充满阳光，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会像她那样，永远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现给我们。”她说。

第三十三章 宋朝的科技发展

        宋朝在整个社会经济和文化推动下，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两宋的科技成就不仅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高峰，也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国四大发明，在宋代得到改进并应用。提到两宋科学技术时，人们还常常提到科学家沈括（公元1031年-1095年）及其《梦溪笔谈》。英国李约瑟（公元1900年-1995年）博士把沈括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称其《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宋朝的十二大科技成就。

        一、农业

        宋朝时期，土地的开垦利用已形成一整套有效办法。人们因地制宜、千方百计扩大耕地面积，出现了圩田、淤田、沙田、葑田、架田、淙田、湖田、梯田等。农作物分布也有很大变化，在南方广为种植的水稻已向北方推广。“占城稻”、“黄粒稻”等成熟早、抗旱、籽粒饱满的优良品种，也相继从越南、朝鲜等国引进。同时荞麦、高粱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

        宋朝是我国植棉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北宋时植棉区主要为闽广；南宋时植棉区已逐渐推广到长江和淮河流域，江南西路、两浙路和江南东路已广泛种植。

        宋朝最着名的农学著作是陈旉(公元1076年-？)于1149年完成的《陈甫农书》。全书3卷，22篇，1.2万余字；上卷论述农田经营管理和水稻栽培，是全书重点所在；中卷叙说养牛和牛医；下卷阐述栽桑和养蚕。这是隋唐以来长江下游地区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的总结，反映了唐宋时期水田耕作栽培技术的水平。在整地育苗、中耕除草、烤田和灌溉等方面都有论述，我国古代农业精耕细作的传统思想在此得以充分体现。宋朝的动植物谱录已大量出现，园艺业已高度发展。

        二、天文

        由于农业生产和历法制订的需求，统治者历来对天文学方面的研究比较重视，观测水平不断提高。宋代也不例外。

        据《新仪象法要》记载，仅在公元1010年到1106年之间，北宋就进行过5次大规模的恒星位置观测。《宋史•天文志》中保存了测定二十八星宿位置的成果。《灵台秘苑》收载了包括有345个星官距星的入宿、去极度。公元1247年的南宋制造的苏州石刻天文图，面积8×2.5尺，刻星1430多颗。以北极为中心，绘有3个同心圆，分别代表北极常显圈、南极恒隐圈和赤道，28条辐射线表示二十八宿距度，还有黄道和银河。所有这些成果的取得，与当时天文观测仪器的高度发达是分不开的，我国古代传统的天文仪器漏壶、圭表、浑仪、浑象等在宋朝时期从技术工艺上都得到了最有效的改进。

        对于上述那些天象仪，北宋沈括提出减少环数的设计，浑仪和简仪就是这一设计下的杰作。苏颂（公元1020年-1101年）、韩公廉等人制成的大型水运仪象台，是利用一套齿轮系统在漏壶流水的推动下，使仪器经常保持一个恒定的速度，和天体运动一致，既能演示天象，观测天象，又能计时报时。

        宋朝的历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宁宗庆元四年（公元1198）颁布的《统天历》。该历法由天文学家杨忠辅创制。它与现代所测数值只相差26秒（与元朝郭守敬编制的《授时历》的误差一样），而与现行的公历所采用的数据相同，比西方《格里历》的颁行早383年。但因推测日食等不验，《统天历》只使用到开禧三年。同年又造《开禧历》代替统天历，行用于世45年。

        三、地学与矿业

        地学的发展则是以图经形式编写地理着作为特点的。图经也在向地方志的方式过渡。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代地方志共有100多种，附有地图的志称为“图志”或“图经”。全国总志中最着名的有公元976-984年间成书的《太平寰宇记》。它由北宋地理学家乐史（公元930年-1007年）编撰，全书200卷，所记以中国为主，兼及外域。同时还增加了不少有关人物与艺文的篇章，开创了地方志的新体例。

        北宋王存（公元1023年-1101年）等编纂的《元丰九域志》在公元1068至1085年间成书。该书注重“当世之务”，对沿革所述不多，而对各地里数、城堡之名、山川水泽的情况记述详备。宋代郡县地方志保存至今的有20多种，许多地方志经历代续修，逐步积累，形成了丰富的地方资料。

        由于这一时期中外交流往来频繁，对国际贸易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起了积极作用，对旅途实地考察与传闻的记述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域外地理文献，如耶律楚材《西游录》、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及赵汝适的《诸蕃志》中有许多来自传闻的记述。现存西安和苏州的三幅宋代石刻地图，“华夷图”、“禹迹图”、“地理图”和“九域守令图”等极具价值和特色，是目前所见时间最早的画方地图，所绘河流及海岸线精确，代表宋代测绘地图的水平。地学的发展对矿物学及水利建设的发展和进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宋朝矿业事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地质现象实地考察的风气，使人们对矿物和若干地质现象的认识与研究也比以前大有进步。公元1133年杜绾所着《去林石谱》3卷，记载石品116种。记录各种矿石产地、采法、产状、光泽、品评高下等，反映了人们对矿物认识的新水平，是当时出现的一部关于岩矿知识的着作。

        四、医药

        宋朝医药学在教育、理论、临症各科的诊断治疗、本草、局方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进展，使中国医药学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宋朝统治者重视各种医药书籍的修订。公元973-974年，刘翰、马志等修成《开宝本草》21卷，载药物983种。公元1057年苏颂等人修成《嘉祐本草》2卷，载药物增达1082种，并整理成一部《图经本草》。唐慎微修纂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计32卷，收录药物1700多种，百病主治药、服药食忌例，以及药物畏、晋、须、使等，使人们对历代本草的源流和药物之配伍禁忌有一个概括的了解。明朝李时珍这样评价：“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

        宋朝已能将中医细分为九科：大方脉科、风科、针灸科、小方脉科、眼科、产科、口齿咽喉科、疮肿兼折病科、金镞书禁科。分科使诊病的针对性大大加强。宋代医学还有两件事是必须要提到的。一是宋慈（公元1186年-1249年）的《洗冤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着作；二是王惟一(公元987年-1067年)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针灸铜人。

        五、数学

        宋代时期科学技术的各学科中，数学的发展较为突出。出现了秦九韶（公元1208年-1268年）的《数书九章》、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和《杨辉算法》。沈括在数学方面的贡献是他的“隙积术”和“会圆术”，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六、火药

        在《意外的技术革命：从炼丹到火药》章节已经提到火器和火枪在宋朝的军事运用上相当成熟，这使得中国的科技遥遥领先于世界。

        七、活字印刷

        在《技术革命：印刷术》章节已经提到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在此也不多说。

        八、指南针和航海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了水浮针和磁针偏角。磁偏角的发现，西方直到1492年才由哥伦布发现，比沈括足足晚了400多年。人们对人工磁化方法和使用磁针的方法进行过深入探索，并取得重大进展，这导致了指南针的广泛应用。指南针最直接应用就是航海，使人们获得了全天候航行的能力，使人类能在茫茫大海上自由航行。许多新航线被开辟，航程缩短，极大地促进了各国人民间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海运业迅速发展，造船技术也在宋朝达到鼎盛，指南针功不可没。可以说，指南针促进了航海的发展，航海也激发了指南针的进步。

        九、土木工程

        公元984年，淮南转运使乔维岳（公元926年-1001年）负责治理淮河，创建的二斗门，是复闸形式的运河船闸，从而提高了河运能力。该项发明也是世界首创，之后广为流传。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也提到了复闸的应用，并详细描述了应用该技术后效果。

        十、冶金技术

        宋朝研制出两项炼铁的革新。一种方法用来铸造次等的不均匀的钢；另一种是现代炼钢熔炉的前身，通过鼓冷风反复锻造，来达到脱碳的目的。公元806年到1078年期间，人均铁的产量增长了六倍，到公元1078年，年产量已经达到了1.27亿公斤。在十一世纪末期，发现可以用烟煤取代木炭。美国经济历史学家郝若贝（RobertHartwell，公元1932年-1996年）指出中国12世纪的铁和煤的产量几乎与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铁和煤的产量相当。

        十一、纺织技术

        宋朝已经开始使用脚踏缫丝车。秦观（公元1049年-1100年）的著作《蚕书》中详细记载了缫车的结构、几个关键部件及用法，通过脚踏板产生动力，丝被缠绕在线轴上。

        南宋时已出现了脚踏纺车。南宋刻本《列女传•鲁寡陶婴》图中有一女性正在使用一台三锭的脚踏纺车。南宋马和之的《豳风图》中发现一架脚踏纺车，该纺车有5个锭子。

        水转大纺车，约发明于宋末元初。由转锭、加拈、水轮和传动装置等4个部分组成，装有锭子32枚，通过两条皮绳传动，使32枚锭运转。用于加工麻纱和蚕丝等长纤维，工效较高。水转大纺车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纺纱机械，是中国古代机械工程方面的一项重大成就。

        宋末元初棉纺织专家黄道婆（约公元1245年-约1330年）对宋朝的先进纺织技术的推广起了巨大的作用。元代著名农学家王祯的《农书》中介绍了三锭脚踏棉纺车、三锭/五锭脚踏麻纺车、大纺车和水转大纺车。

        十二、瓷器技术

        宋朝是中国瓷器的鼎盛时代，出现了定、钧、官、哥、汝五大名窑。宋朝瓷器，以其古朴深沉、素雅简洁，同时又千姿百态、各竞风流的气象为中国劳动人民在世界工艺发展史上矗立起一座让世人景仰的丰碑。在2014年的香港苏富比的拍卖市场上，一件“北宋定窑划花八棱大盌”，引起激烈竞逐，最终以1.16亿元成交。

        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导论提到：“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陈寅恪（公元1890年-1969年）也曾评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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