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养牛文化的理解与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牧民”思想如何理解

对养牛文化的理解与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牧民”思想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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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有没有关于宗教与文化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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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写的,可以给做参考

听过一个很有学问的牧师的一场布道会,这个牧师叫唐崇荣,他讲的题目是《世界的宗教与文化》,非常佩服这位老人的浩瀚的知识面以及在多学科领域的建树,高屋建瓴,只有当一个人有如此高的学问的时候才有资格或者才有能力来讲述这样大的一个题目,我很震撼。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无神论,认为最科学的学问就是进化论,好像接受这两种理论就是一个现代的有科学头脑的人。其实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我们所学的。唐牧师的布道会讲的内容很多,我单挑出以下几个题目:无神论是怎么回事?进化论真正的起源在哪里?无神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以及对现今社会的危害所带来的结果怎样?马克思的经济学错误在哪里?凡事信奉马克思经济学以及使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国家现在是一种什么状况?等等的论述,以我理解的角度与你分享。

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回教的默罕默德,到康德,黑格尔。我们知道,哲学属于上层建筑的顶端,是确立文学,法律,科学等等哲学之下的建筑的方向的,很多的方法论都是从哲学里衍生出来的。古希腊的哲学中有绝对静止和绝对运动两种思想,学过马克思哲学的人都知道,马克思的唯物论也就是无神论相信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静止是现象,变动是本质,古希腊人说“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马克思的哲学源头在古希腊,在古希腊对于绝对运动还是绝对静止已经争论不休了,争论的结果是产生一个折中的论点——只有永恒的神的位格是绝对静止的是没有变化的,因为他是自有永有者,而他所造的万物,运动是绝对的,然后又有一个反论点与它对立,然后继续争论,争论不休。无神论的另一核心观点认为物质是万物的本质,只有客观存在的物质才是真正地存在,不相信有灵魂以及上帝的存在,因为当时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的科技水平还无法证明这个,科学就是这样有局限性,所以有科学所佐证的理论同样有其局限性,有局限性就不是真理。那么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是什么呢?享受科技成果,理性的态度对待科学但不应将科学作为信仰来盲从,科学本身就是上帝的普遍启示属于文化的范畴,举个例子:地球本身绕太阳转这是真实的,但是你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地球绕太阳转,你就相信地球确实绕太阳转,没有见过的你相信了,这就是信仰的态度这就不是科学的态度。科学的进步就是在不断否定以前的科学理论的基础上进步的,所以科学本身具备上帝普遍启示的真理性,但是每个阶段的科学的发展都有其局限性所以就不是真理。现在在实验室里用科学的手段无法证明灵魂的存在,那么应当否认灵魂的存在吗?灵魂从何而来?人死后灵魂归于何处?唯物论根本无法解释这些问题。马克思师从黑格尔,很多理论是黑格尔的成果。无神论否认上帝的存在,否认上帝创造万有,认为是偶然和必然的结果。那么,当你站在一座高楼大厦精美的建筑面前的时候,你会问这是谁设计的是谁建造的?这只是一座建筑而已,那么我们精美的人体,美好的自然界,充满奥秘的宇宙就没有创造者吗?砖头自己碰来碰去这属于偶然,能必然碰出一座精美的建筑来吗?不能!你让一只猴子拿着26个英文字母让它随便甩,这纯属于偶然事件吧,它能必然甩出一步莎士比亚全集来吗?有人测算过,让它甩150亿年,它连一句话都甩不出来。所以唯物论试图用偶然和必然来解释我们宇宙的存在,解释自然界的存在,解释我们的存在,根本解释不了。

再说进化论,达尔文在写进化论差不多50年以前,德国的思想界已经受了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的历史论是一元历史的发展,在他的历史论中有进化的理论,但是黑格尔也不是进化理论的始创者,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有他对自然界的进化的认识了,他认为自然界最小的成分是“原子”,此“原子”非后来我们所说的原子,说动物是从海里慢慢慢慢爬到陆地上来成为陆地上的动物,所以先有海里的植物和动物再有陆地上的植物和动物,最后才有人,达尔文就是沿着这条哲学论点进行研究论证的,最后就形成了他的进化论。古希腊的古代文化灿烂辉煌,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师爷孙仨的时候到了顶峰。马克思,达尔文都直接或间接地深受其影响。但是,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中所用的词语很多都是“假如,假设”等等不确定的字眼,这就不是科学,如果随便接受这种假设观点就不是科学精神。但是他的这本书经过他的追随者的出版发行,就很快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有批判的有肯定的,很遗憾的是欧洲的很多贵族阶层将其视为时尚,好像不懂这个就OUT了。但是这本书里面一个重要的理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就成为当时统治阶层向外扩张侵略的理论工具,加之当时的强国经过工业革命之后国内的需求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其增长的需要了,所以他们认为落后的就一定会被灭掉被淘汰,所以就有大规模的向外殖民,战争杀戮。一个不好的理论的影响竟然恶到这个地步,达尔文恐怕也没有想到。

文化是人类对大自然或者对上帝的普遍启示的回应,而宗教是人类对上帝的特殊启示的回应,这样就可以解释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类族群都有自己的文化,而只有在一些特殊的地方才会产生宗教的原因了,像耶路撒冷犹太教、基督教、回教都产生在那里。《圣经》创世纪,记载上帝对亚伯拉罕说话,新生儿出生后第八天行割礼。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小孩儿出生后到第八天是要行割礼的,割礼就是割包皮。当时亚伯拉罕不清楚为什么要到第八天,而不是其他的天数,虽然搞不懂但是亚伯拉罕照做了,这个传统就一直延续下来。直到4000年后的今天,英国一个科学家研究发现,新生婴儿的血小板第一天第二天浓度是比较高的,到了第三天第四天浓度降到最低,从第五天开始浓度升高直到第八天血小板浓度是最高的,以后又逐渐降低,所以第八天行割礼伤口好愈合,这个道理4000年以前上帝就已经晓谕亚伯拉罕知道了。圣经里还有很多教训当时的人搞不懂只有照做,后来才证明确实是对的,有些教训启示直到现在还是搞不太清楚,圣经太深了。

我前面溯源了马克思哲学体系的渊源,再看马克思的无神论和他的经济学。马克斯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源,而不是上帝,神是人类在处于蒙昧时期对于自然界所产生的恐惧而主观臆想出来。在这里他混淆了迷信与信仰的不同,他的这个对于神的解释恰恰适合迷信这个词语。再看马克思经济学,资本,剩余价值,资本家,劳动者,资本主义,他说这是不对的,要打破它,走社会主义道路,人民公社,最后走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声明一点,按劳分配是中国人独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分配模式,马克思没有讲。我们可以看看遵循马克思经济学这条路走的社会主义国家,走到最后都走到死胡同了,还是中国人聪明一点及时的转向了,悬崖勒“马”。但是我们也有血的教训,就是1976年以前还是那样走的。为什么按照他这一套走不通了呢?因为他的出发点就错了,他否认上帝的存在,用人类有限的智慧,堕落的理性来解释世界认识世界,所以他走不通了。人的智慧是有限的,神的智慧是无限的,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体现的是他的智慧,人都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所造,所以人也具有神性,所以人也有智慧,但是人的这点智慧才真正是有局限性的,照着圣经中上帝所给人类默示的做,永远不会做错。但是否认上帝,不依照上帝的应许和默示而是照着人的堕落的理性来做一定会错。另外再说佛教,从古印度传过来,也是讲人的罪性,也讲人死后的去向,佛教很重要的一个学说就是轮回说,说灵魂轮回来世今生,我们的灵魂来源于以前的人或动物,死后灵魂又到了另外的新生的人或动物,这也是有句老话叫早死早托生。但是轮回学说有重大的漏洞,说人的灵魂来源于以前死去的人或动物,那么我就要问了,最初的人的灵魂来源于哪里?肯定不会来源于人,因为最初的人之前没有人,你说来源于动物的话,到现在人是一直在增加,那么动物就一直在减少了?现在人已经到了70亿,维持人每天生活必需的肉得多少?肉也是动物的肉啊,养殖的供我们吃的动物也是动物啊,也有灵魂啊,人口到了70亿,那供应人吃的动物数量就更多了,动物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现在的物种虽然在减少但是动物的总量是在增加的,现在的人和动物的总量肯定多于古代的人和动物的总量,那多出来的这些人和动物,灵魂从哪里来呢?再往前追,最初的动物的灵魂又是从何而来呢?轮回学说解释不了,漏洞太多!佛教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再加上他的避世的理论,难怪只有出家人才算真正地佛教徒。中国从古至今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难怪缅甸泰国这样的国家搞修正,男人做了和尚也可以结婚生子,早已失去了佛教避世自修悟道的本来面目。佛教的轮回自身漏洞太多,所以这也不是真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一本书中有一个人物叫伊万说过一句话成为世界名言“如果没有上帝,我什么都可以做”“Ifnogod,everythingicando.”,其实这也是无神论者的心声。毛泽东讲“人定胜天”,非常可笑的一句话,你怎么胜天?天还在那里,你人已经腐烂掉了。人在宇宙中何其渺小,生命何其短暂,宇宙多大?银河系多大?太阳多大?地球多大?你多大?现在天文望远镜观测到32亿光年以外的一颗恒星,那颗恒星发出的光跑了32亿年,我们才看见,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是它32亿年以前的光景,现在存在不存在我们都不知道。人能活多大年龄?还讲人定胜天,不是神经病是什么?有人说这叫豪迈,我看这叫说大话!这样的句子多了“与地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现在仔细想来都觉得狂妄可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无神论最适合像毛泽东这样的独裁者,毛泽东也像中国历朝历代的独裁者一样没有民主,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做什么都不用怕,“中央集权的人民民主专政”换了个好包装,手段再高明还是独裁、专政!那怎么统治人民的思想?搞愚民统治嘛,搞一搞文化大革命,来大革文化命,有知识有文化的人都被批斗了,有的甚至迫害致死,让他们统统都闭嘴!排除异己,搞阶级斗争,经济顾不上发展了。有人说是江青四人帮搞的,和毛泽东关系不大,他已在晚年被蒙蔽了,这更说出独裁者的悲哀,你的国家元首为什么非坐到死呢?当然我看也未必是真被蒙蔽了,刚发动的时候还是清醒的嘛,其本质是为了其独裁统治。我说这些,未必当事人和毛泽东周边的人和当时的文人学者不这样想,只是没有人说,当时毛泽东已经被造成神了,谁也没有这个胆量把他从神坛上拉下来,包括改革开放到现在,他还是半人半神,受万民敬仰。但是人就是人,总要朽坏,再过20年,像我这样说的人会越来越多,角度也会有各种不同。独裁者从来都不要神,而是喜欢把自己搞成神,不然就把百姓搞成弱智。10年文化大革命让中国成为全世界最没有文化,最贫穷,道德最沦丧的国家,我们马不停蹄的追赶了30年,人均GDP还在世界100名以外。文化大革命使得没有文化的人把迷信当成是信仰,而有文化的人把信仰当成是迷信,直到现在我们的政府才发现原来信仰和迷信不是一回事。无神论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我告诉你,上帝不会因为你相信他他就存在,也不会因为你不相信他,它就不存在,无神论者为什么一定要否认上帝存在呢?因为如果没有上帝,他什么都可以做。不用害怕上帝来惩罚审判!今天看看我们的社会道德已经沦丧到一种地步,小孩儿被车压没有人救,老人被车撞倒没人敢扶,毒奶粉在毒害我们的下一代,地沟油天天上饭店的餐桌,瘦肉精不仅仅双汇用,其他肉类企业也在用只是暂时没有被查到,不仅仅养猪的用,现在养牛的养羊的也有用的,离婚率逐年升高,搞婚外情的越来越多,包养二奶小三成为炫耀的资本,官员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常态,企业之间三角债,不讲诚信,偷税漏税,有钱人为富不仁。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害怕的嘛!没有可敬畏的嘛!什么都敢做,法律不可怕,因为是人执行的就会有漏洞可钻,还是那句话“如果没有上帝,我什么都可以做!”,政府已经看到道德沦丧给社会的危害性,但是社会各界精英们没有更好的办法来改变这一切,这就是人没有上帝,不认识上帝的恶果,马克思的无神论的恶果,证明了人的堕落的理性是最终走向灭亡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牧民”思想如何理解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牧民”思想如何理解

《管子·牧民》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孟子也说:“夫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主张“制民之产”,满足民众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法律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文化是人类在法律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习惯、规范、制度等,它包括观念形态的法律文化和规范形态的法律文化。狭义的法律文化仅指观念形态上的法律文化,包括人们对法的性质、法的作用、法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的看法、评价以及人们在法律实践中的思维模式。本文所涉及的法律文化就是从狭义上讲的。世界各国的法律文化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法的渊源和结构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同样形成了自己源远流长的法律文化。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是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重视人的价值。它大致有三层含义: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本主义哲学认为,天地之间,人最重要,人是宇宙的主人。中国传统哲学历来讲“天人合一”,人不应对抗自然、破坏自然。人在自然面前也不应消极无为,而应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人类依靠社会群体的力量,正确运用礼、法,就能战胜自然,治理国家,把人间的事情办好。“人能胜乎天者,法也”。二是人与神的关系。在中国从未形成一种与世俗政权相对抗,甚至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的宗教。远在三千年以前,就出现了一种重人事、轻鬼神的思想。西周时期,周公就提出:“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上天是不可信赖的,只有发扬文王之德,才能使周王朝国运长久。春秋时期,郑国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孔子学生子路问如何对待鬼神,孔子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表达了他们着眼于人事,立足于人间的现实主义态度。这种重人事、轻鬼神的现实主义精神一直为后人所效法。三是国与民的关系。西周时期出现了重民思想。周公反复强调统治者一定要“敬德保民”,要“惠民”、“裕民”。当权者应以民心为镜子,来查看自己为政的得失。春秋时期出现了一股重民思潮。《管子·牧民》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孔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战国时期,在列国争霸的历史条件下,重民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孟子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西汉时期的贾谊说得更加透彻和精辟,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儒家正是从这种民本主义出发,主张重视民心向背,关心民间疾苦,先富后教,敛从其薄,刑罚适中,反对苛政与滥罚。这种民本主义思想是人本主义的主要内容,而人本主义正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是和宗法伦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中国的人本主义重视人的价值,认为人是宇宙的主人。而伦理主义的特征就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每个人都被置于一定的宗法伦理关系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义、臣忠,是每个人都要恪守的道德规范和应尽的义务。所以,有人把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称为“道德的人本主义”。这种人本主义深深扎根于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的土壤中。与这种传统文化相适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是伦理主义的法律文化。以人本主义为基础,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法伦理为核心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其具体表现是:礼法结合,以礼统法;德刑并用,以德为主;重人治,轻法治;重刑法,轻民法;皇权至上,以言代法。这种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法律实践的经验总结,表明了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社会成员对法的观念、法的价值、法与其他调整方式的关系的看法和态度。对个人、集体和国家的法律实践有着直接的引导作用。

二、毋庸讳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很多。如:人治观念、皇权思想,以言代法,封建等级观念,特权思想,重刑法、轻民法,司法与行政合一等,这些因素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根除。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许多积极因素并未失去其价值,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如:

1、人本主义。人本主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人本主义体现在法律领域,就是主张立法、司法都以民为本。早在两千六百多年前,管仲就明确提出:“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包拯说:“民者,国之本也”。他主张立法当以便民为本。这种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观念,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并不过时。我们知道,法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产生的需要和利益的表现,同时也是对人们的各种利益和需求进行调整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法以确认、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目的,因此,在法律实践中,必须时刻关注和尊重人的需要,既不能无视民众的需要,也不能强迫民众接受他们所不需要的东西。

2、注重道德教化,重视犯罪预防。西周时期,周公提出“明德慎罚”,后经孔、孟、董仲舒等人加工为“德主刑辅”,成为封建社会的法制原则。德主刑辅理论并不反对刑罚,而是反对专任刑罚。这种理论认为,刑罚的强制作用,只能使人不敢犯罪,而道德的教育作用,却可使人对犯罪产生羞耻感而不愿犯罪。刑罚只能惩治于犯罪之后,而德教却可以禁犯罪于未萌。道德教化和刑罚制裁这两者相比较,前者对社会控制更有利。德主刑辅理论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儒家大多主张人之初,性本善,犯罪是由于后天受外界影响而造成的。人性可以改变,经过后天的教育,人就能谨慎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所以犯罪完全是可以预防的。

此外,思想家们还把犯罪的根源与人民的生活状况联系在一起分析,主张从经济手段上预防犯罪,这就是儒家的“富民”思想。《管子·牧民》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孟子也说:“夫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主张“制民之产”,满足民众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以达到犯罪预防的目的。可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于犯罪问题的解决并不局限于一种手段,而是主张道德、法律、经济手段同时采用。这对于我们探索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社会综合治理,有效地预防和矫治犯罪,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3、贤人政治。《礼记·中庸》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儒家认为,尽管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已经定为法典,但能否实行,关键在于人。不同的人使用,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诚然,选择贤人的标准古今完全不同,但我们依然从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在良好的法律制定以后,应当重视为政执法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他们道德品质的考察。儒家十分注重贤人的道德感召力,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孟子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都把领导者道德品质的好坏,看作是影响民众道德品质的重要因素。讲到贤人政治,经常有人认为这是典型的要人治,不要法治,其实不然。儒家在人与法的关系上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并不认为有了善,有了贤人就可以不要法,而是要求法与人兼备。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这种主张为后世提供了一条非常宝贵的治国经验:仅仅进行法律制度方面的硬件建设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重视国家官员的个人品德和素质的软件建设,由无德无能的人执政掌权,必将危害国家。

4、重义轻利。儒家的义利观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多受到批判,认为这种观念否认与限制了人们的私欲,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其实传统义利观并没有把义利绝对对立起来。孔子就坦白承认自己有求利之心,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吾亦为之”。荀子更明确指出:“义与利者,人之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肯定了伦理道德与物质生活皆为人的正常需要。荀子义利观的着眼点并不局限于个人,而是整个国家、社会。他强调政府不与民争利,要求天子不养牛羊,臣下不养鸡猪,上卿不从事金融,大夫不开办农场、菜园等。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家官员一律不得经商。可见,儒家不仅没有限制民众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反而重视保护民众的利益,强调重天下之利才是义。荀子明确反对官商,就是要避免官员以权谋私,损害民众的利益。这一点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战国时期,荀子就意识到了,非常难能可贵。对于我们今天规范政府官员的行为仍具有积极的价值。

此外,儒家的义利观还主张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这里的义指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见利思义要求人们对自己的求利之心有一定的道德约束,否则会助长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与冲突,对社会的和谐与安宁造成不良影响。近年来由于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滋长,义与利的矛盾日益突出。对此,我们不应熟视无睹。在我国,法律确认了每个人都有选择和从事自己愿意做的事情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以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公益为前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出发点是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以人为本。既要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又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所以依然要提倡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为一己之利而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损人利己。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经几千年积淀而成,在构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过程中,应占有重要的地位。尽管西方法律文化中的法治观念、法治原则、法治思想等优秀的文化成果我们可以吸收借鉴,但并不能因此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全盘否定。我们既要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价值体系的转化,也要警惕西方的文化霸权。这是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如何理解乳品行业

如何理解乳品行业

目前乳品行业外资分两类,一类是投资基金,如摩根斯坦利投资蒙牛就是典型的一例。他们很明确,我来就是要控股包装一个企业,最后以上市为目的,可以说是“乳业黑马”。一类是战略资本,像雀巢、惠氏、达能这些实业资本,这类资本10年前就进入中国乳业,以独资合资这样的方式。现在也两极分化,雀巢、惠氏等发展得很好;但也有一部分,因为水土不服和策略性方面的问题,正在逐步退出或者艰难维持。

刘永好: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开始注意营养,对牛奶的需求量日益扩大。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乳品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而且是一个有较好收益的市场。资本的逐利性和行业广阔的前景使资金自然不断地流入乳业。

这几年,国内乳业高速增长主要是靠市场拉动。当然,也靠企业来推动,靠政府的大力支持。此外,由于有市场,奶农从中得到了实惠,养牛积极性提高了,奶源得到了保障,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国内乳制品市场发展空间巨大。目前世界人均拥有乳制品已在每年200公斤左右,而我国人均乳制品拥有量仅8公斤左右。即使今后只翻一番,市场需求也是一个大得惊人的数字。

郭维健:大量资本进入乳制品市场,支撑它的市场增长空间还是有的。毕竟从世界范围来讲,我国人均乳制品消费水平还是很低的。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乳制品高营养食品认识程度的提高,乳制品的需求会不断增长。尤其是这两年,增长更加明显。资本的趋利性决定它需要找到一个行业使自己的资本增值。现在大家都在预测,说未来10-20年,中国乳品市场保持在一个20%左右的增长速度,这个预测还是很有根据的。尤其是在起步比较低的广大的农村,乳制品市场增长的潜力是非常大的。相对来讲,城市的乳制品消费要成熟,增长比率可能会比农村低一些。与农村相比,目前城市的乳制品人均年消费大概在30公斤左右,农村也就七、八公斤吧。我判断,资本大量涌入的情况会持续5年左右,而行业的高速增长会比5年更长。

郑俊怀:中国的乳业通过这些年来的市场培育,消费需求在快速地发展。目前来看,市场需求大于供应。所以行业内的乳品企业会加大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加快奶源基地的建设;而行业外的在看到这个行业快速成长的同时,认为这个行业的利润空间比较大,也纷纷进入到行业里面来。他们采取的手段一种是收购股权,通过股权投资来获得这个行业的良好回报;还有一种形式是收购乳制品企业,从而快速进入到这个行业。应该说,这两种做法对于加快乳品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在国外,奶酪消费占了乳制品消费很大很大的比重,但是在中国奶酪消费比重却占了很小很小的一点。当然随着市场的发展,供不应求会变成供求的平衡,再发展到一定时候,就可能饱和,饱和以后,利润的空间会下降,有些企业会生存不下去,会退出。

利润率下降是否必然?

目前乳业的竞争已十分激烈,价格仍是吸引消费者的最重要的因素,进入者的增加和厂商间的价格战必然会降低行业利润率,这也使得只有具备一定竞争优势的企业才能生存下去。

记者:在超市里转转就可以看到,现在奶制品、特别是液态奶的“价格战”打得非常凶;电视里,大量的乳品广告也让我们感受到乳业竞争的“火药味”。您认为,什么样的企业会在如此惨烈的竞争中胜出?您又如何评价“乳业黑马”的出现?

郑俊怀:是的,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因为谁的产品生产出来都要想办法卖掉,尤其是牛奶这种不便于储藏的产品。要卖掉产品,对消费者吸引力最大的还是价格,谁的价格低,谁的产品优惠,可能消费者就会选择这个产品。当然,理性的消费者,不但要看价格,还要看品牌,看企业的信誉,看企业的服务。但是我们中国的消费者还没有都达到理性的地步,谁的便宜就买谁的,这样的结果,行业的利润率必然趋薄。从这个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各企业有各企业的优势与劣势,每个企业怎么去发挥优势、规避劣势,是最关键的。

郭维健:大家在降价,利润率也会下降一些,但只要企业能承担,这个降幅就属正常。企业的定位不一样,企业竞争手段就不一样。有的企业维持高价,以树立这样的品牌形象,这是有费用作支撑的。但有些企业品牌投入少些,可能价格就低。而消费层差别也很大,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上上下下消费层的人群都有,有的人可能更看重价格,有的人可能更看重品牌。所以说,在整个行业增长的背景下,在消费群急剧扩大的背景下,各企业只要找好自己的定位,甭管是高端的还是低端的,应该说都能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三元这样更靠近市场的“城市乳业”,有自己产品的优势。比如,外地企业过来的更多的是超高温杀菌的产品,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保质期较短的酸奶、巴氏杀菌鲜奶。

王佳芬:乳品行业也会像啤酒行业一样,当大家都来做的时候,价格会往下走,行业毛利率不断下降,进入的门槛会越来越高,规模小的企业生产不了。当然,每个行业都会有黑马。乳品市场有很多黑马的不断出现是好事,会使我们这个行业发展的速度更快。大家一起把市场共同做大,蛋糕大了对我们也有好处。如果只有我们几家孤军作战,不能唤起更多的人来喝牛奶。另外,竞争会迫使我们不断进步革新。

新进入者将来会怎么样,取决于他们的目标、文化、管理等,但都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攻城掠地有勇气还是能做到的,但是盈利能力的持续和不断提升是大家面临的问题。大公司一定是要靠管理的,用传统的管理方式无法使企业健康持续发展。另外,职业经理人不够职业化也是个问题。现在乳业管理人才的总体水平还不够,包括我在内。

刘永好:我们进入这个行业时间不长,与业内大公司相比还有一定差距,还有很多不足。但是,新希望也有自身的优势:我们做了20年的农业,了解农业,我们在养牛、种草即乳品资源上有相当优势;同时,也能很好地把农民的利益与城市的需求有机地结合。我们有较好的机制,有新的定位,这个机制和新的定位与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能激发出更大的活力和创造力;此外,我们有上市公司这个平台,有一定的资金实力,有新希望的品牌,有新希望的包容性文化。因此我认为,只要虚心学习,持之不懈地努力,我们就能在乳业方面较快地发展,并能取得较好的业绩。

“泡沫说”能否成立?

倒奶事件属于极个别现象,并不意味着乳业出现了泡沫。某些企业出现失误是正常现象,只要找准定位,企业都有生存之路,倒是有的地方政府过多介入行业发展值得关注。

记者:为什么在有人认为供不应求的这个市场中,还会出现前些时候乳品制造商的倒奶事件?您对于乳业市场的“泡沫说”怎么看?

郭维健:我不太同意乳品业有什么泡沫的说法。资本大量进来的时候,会采取不同的战略。不管是从源头的奶源开始,还是到最终的销售渠道、流动环节,它侧重点可能不一样,但只要企业找准各自的优势,都应该能够取得成功。当然,即使是一个高速成长的行业里,也不是大家全是成功的。有些企业因为管理问题呀、决策问题呀,出现一些失误,这也是很正常的。倒奶是极个别的,不能说是行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王佳芬:我没有仔细研究过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有没有“泡沫”。在企业里面,如果我们有问题也很清楚:牛奶卖不出去了就要亏损;资本要逐利,输了会自动退出。但关键是,政府不要掺和进来,这也是我们在一直强调的问题。政府的支持应主要体现在产业政策和产业导向上,毕竟牵涉到农业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现在有地方政府过分热心,要求农民都来养牛,我有些担心,这样做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出现。

郑俊怀:乳业这个行业不同于别的行业,它是一个链条比较紧密的行业。具体来讲,市场、基地、加工能力都要相匹配,如果不相匹配就会出问题。在这个紧密的链条上,首要的是市场。但是有了市场,而不去解决奶源的问题、不去搞好加工、丰富花色品种,这个市场需求就消化不了。

奶源、营销谁更重要?

奶源建设受到乳业企业的普遍重视,不少企业都建立了适合自己的行之有效的奶源建设机制。除了奶源,市场、营销渠道、品牌等因素也十分重要。

记者:我们看到,随着资本的进入,奶源的圈地运动正在愈演愈烈。如何解决“把有限的资源放在无限的竞争当中”的问题?奶源会最终成为公司乳业发展的瓶颈吗?

郑俊怀:从奶源基地来讲,中国目前奶牛发展比较快,有政府的推动和投资者的介入,发展潜力也很大。同时,我国目前还大规模地从澳大利亚、新西兰购买奶牛。由于发达国家奶牛业是过剩的,购买奶牛的价格比国内高不了多少,所以现在这个势头很猛。另外,奶牛的自然增长速度也很快。去年,全国奶牛业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20%,个别地方更高,比如我们呼和浩特市,奶牛业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50%了。

最早,我们这个地区是农户家庭饲养,一家养两头、三头奶牛。这种格局有它的好处,就是饲养成本很低,但是,储存、疫病的防治等许多问题,使得分散饲养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比如农户是晚上挤的奶,如果保存不好第二天就酸败了,酸败之后要么倒掉,要么搛碱中和。所以,从1996年开始,我们在原来一家一户饲养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大的整合。在农户集中饲养奶牛的村庄建立了现代化的挤奶厅,农户独立饲养,在我们的挤奶厅集中挤奶,然后用我们带制冷的储奶罐快速冷却,由我们的收奶车及时拉回工厂。这样,保证了我们的牛奶是真正挤出的牛奶,其他中间环节和人为因素都去掉了。另外,我们还提供全面的配套服务,从配种到饲养,从草料的供应到储奶、收奶、奶款的发放,这些问题都由我们和当地的畜牧单位合作解决。

通过这种模式,农户利益得到保证。算下账来,每养一头牛一年可以收入四五千块钱,是很赚钱的。农户原来不敢多养,现在开始向规模化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进一步的整合措施。一是建立了奶牛小区,农户就把奶牛搬到小区饲养,规模可以达到10头到20头。人畜分离开了,农户也就集中精力搞奶牛业了。第二个模式就是向有一定资金实力也有养奶牛经验的人,提供资金和设备的支持。这样,一批规模化的饲养奶牛的大户发展起来,有的奶户现在已经养到二、三百头奶牛。还有一种形式就是牧场园区,我们提供基本的条件,吸引外地的养牛大户把牛群赶到园区里来,园区规模现在是3000-6000头不等。

集约化,对于奶源基地的稳定,对于乳品加工企业取得优质的牛奶、提高效益都是很好的。现在在我们这个地区,围绕着奶牛业已经应运而生了好多服务机构。有的专门负责买牛,有的专门负责供应饲料,有的专门负责疫病的防治、奶牛品种的改良,有的专门负责种牧草……

社会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了,效率提高了,成本降低了,质量保证了。国外发达国家已经做到这一步,我们正在向国外靠拢。

刘永好:如果说到未来发展的瓶颈,我认为首先是在资源上,是在奶源上。是否有好的草场、好的奶牛,这对企业未来发展来说是十分关键的,是基础。当然,品牌也很重要,在市场拓展方面尤其如此。还有企业的实力、服务手段、营销网络以及企业人才,在其中都起到重要的综合作用。

王佳芬:在我们这个行业,奶源的建设和乳品市场的发展同样重要。有人说,奶源是光明最大的问题,但我一直坚持认为市场才是最大的问题。我们深深觉得,乳业的发展跟奶农紧紧联系在一起,从80年代开始,我们用了10年的时间,使上海的养牛业从2-3万头增长到5-6万头,用了大量的资金进去。从1995年我们开始制定实施“用全国资源做全国市场”

战略的时候,我们同时考虑奶源加工市场。为规避奶源的季节性问题,我们必须在中国奶源最发达的北方地区建立奶源基地,我们非常明白养牛需要时间,但是牛又是会动的,所以我们早早做好了奶源的布局。这些年来,我们越来越理智地思考建奶源基地、市场、加工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现在乳业处于急速的发展期,没有什么大的制约。目前亟待解决的是如何保证产品质量体系标准的强有力的执行。

郭维健:企业应该在规模上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提升,很多小企业的成长会受到限制。我觉得,提升竞争力最重要的是在两头,一个是奶源,一个是营销渠道,无论侧重在哪一个方向的做法都是对的。从三元来讲,可能没有一些企业发展得快,有的企业超过我们了,这使我们感到压力很大。这里面有资金不足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三元的销售长期局限在北京,全国的营销网络不健全。在乳制品需求特别是中小城市的需求大量增长的时候,我们没有分享到高速增长的蛋糕。

提高盈利靠什么?

行业特点适合规模经营,除了简单的提升规模,企业在营销网络的建设、生产组织形式上的创新等,对于企业实现利润增长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记者:最近两年,无论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乳品企业的扩张速度都在加快。那么,在奶源、市场的争夺过程中,什么是最有效的途径呢?在产量、产能提高的同时,各企业将如何保证收入与利润的协调增长?

郭维健:大家进来以后,企业的整合、品牌的整合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企业会继续扩大,有的会被吞并。牛奶产品的差异性不是很大,加工、工艺、设备都差不多。如果严格按标准去做,不会有谁喝谁的牛奶而不喝谁的牛奶。资本看到的也就是这个行业在扩大、需求在扩大,以及这个行业的产品差异不是很大、技术含量不是很高。乳业不像某些工业行业,它要的是控制而不是高科技。

三元最早在北京是垄断型的,占北京市场100%的份额。现在市场开放了,一定会把一部分市场让出去,三元大概让出了北京30%的份额。所以,三元要扩大,肯定不会死守着北京的市场。我认为,建立庞大的销售网络是提升利润的捷径。并购整合比较复杂、成本也比较高,不如把网络做得更扎实、更深入来得快。三元上市之后,募集到资金,会在销售渠道的建设上有比较大的投入。相信未来两三年内,公司在外埠的收入会大幅提升。我们的愿望是,将公司目前收入占比中,北京与外埠7比3的比数倒过来。

在扩展市场的同时,我们也会抓住适当的机会,收购外省市的乳制品企业,以委托加工、独立建厂等合作方式,来使三元整个产能增加、市场份额增加。当然,我们也不光利用本国资源,比如我们已经在澳大利亚建了厂,利用当地天然优质奶源生产奶粉、干酪等产品。

总之,目前行业内加大的对品牌、设备等方面的投入,还属正常范围之内,仍保证了一定的利润空间。今年以来,由于蔗糖、包材等原材料价格的不同程度的下降,乳品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也略有下降。

刘永好:最有效的竞争途径是质量、品牌和信誉。乳制品是入口的东西,质量是关键。要保证质量,就要有好的乳源,有好的奶牛基地。让消费者喝放心奶,喝环保奶。新希望日前在云南洱源县建日产奶1000吨的工程,其中之一就是看中它的自然环境。在大理州,有300多万亩天然牧场,有近千万亩的高山可供发展草场。这里水草肥美、四季如春,有500年养殖乳牛的历史,我们要在这个非常环保的地方建非常环保的乳制品工厂,从奶源上保证牛奶的质量。我们将把大理这个地方作为新希望乳制品的生产加工基地和奶源基地,并有可能把“蝶泉”作为新希望的主要品牌推向市场。

王佳芬:在市场手段的调节下,会有技术创新带来的产品差异化、人才的培养和组织的创新。我们的行业特点要求规模经营,最后一定会呼唤大企业的出现和成功。但与国外的整合过程相比,中国在时间上一般要短。

乳业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靠传统的投资建厂进行扩张将难以适应竞争的需要,我们不得不进行创新。再加上我们光明地处上海,经营成本本来就比其他企业高,过分强调自力更生,不可避免地会增加成本,使利润空间进一步萎缩,带来巨大的财务风险。因此我们制定了“轻资产战略”,用我们光明乳业自身的品牌、技术、管理经营和经营理念等无形资产作为扩张的重要砝码。

在奶源方面,我们逐步卖掉一些牧场交给别人经营。但我们卖掉一些牧场是为了管理更多的牧场。我们派出管理技术团队去牧场服务,把所有牧场的信息上网,建立“网上牧场”,给每一头牛建立档案,进行跟踪监测。这样,尽管牧场不是我们的,但我们通过管理控制了奶源,保证了原料的质量。过去数十年,光明运用传统方法在上海做到了20万吨奶源;而通过运用轻资产的方式,在两年多时间里,我们的奶源一下子超过了60万吨。在成品方面,我们通过OEM,将乳制品的生产制造外包给其他乳品公司,我们自己则全力以赴进行产品设计、研发、销售、服务以及品牌的推广。今年我们花了近亿元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也是基于此。通过“轻资产战略”,光明乳业一方面稳定了奶源,扩大了产品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行之有效地控制了公司的成本,实现了高效快速成长。

郑俊怀:大量资本涌入以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整合。结果是一些有核心竞争能力、有自己独特优势的企业发展得更快,而有些企业可能就要被淘汰。通过市场机制的调整,规模化的大企业集团控制了很大一块市场的份额;而中小企业则依靠特色来维持生存和发展,市场竞争也将由现在的无序,转变到有序。

伊利起步的时候是个“基地型”的公司,但是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基地+市场型”。我们现在的生产基地好多都是建在大城市,在北京,我们建了目前国内技术最先进的酸奶工厂;在上海,我们建有现代化的冰淇淋工厂;另外,在西安、沈阳、武汉都有我们的工厂,有我们的生产基地。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形成了一个奶源基地、生产基地与市场相结合的完整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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