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高密地区养牛场 齐鲁文化的风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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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姜尚叫吕尚为什么要改名

吕尚，姓姜，名尚，字子牙，东吕乡东吕里人（今日照市东），其先祖伯夷掌管四岳有功，封于吕(今河南宛县)，子孙从封地改姓，故名吕尚。

吕尚饱学，深明兵法战策，但家极贫。曾去殷商都城朝歌求仕，不成，乃辗转去陕西，在渭水兹源钓鱼为生。约在公元前1123年(帝辛三十一年)，当他80岁时，遇见了西伯侯姬昌，姬昌认定他是当代难得的贤才，便礼聘他为专管军事的“师”，又因为吕尚是自己祖父生前日夜想望的人，便又尊称为“太公望”。姬昌死，儿子姬发继为西伯侯，尊吕尚为“师尚父”。姬发立十一年，在吕尚的辅佐下，消灭了殷纣王，建立了西周王朝，即位为周武王。为了镇压东方的蒲姑(今博兴)、奄(今曲阜旧城东)、莱(今高密、昌乐)、纪(今寿光)等夷国，开拓山东疆域，封吕尚为齐侯，都营丘，是为齐太公。

吕尚至齐地后，简化礼仪，循应民俗，提倡工商，发展渔盐，齐国于是民附国固。

吕尚著有《阴谋》3卷(一说36卷)、《阴符钤录》1卷、《金匮》2卷、《六韬》6卷。

吕尚就是姜子牙，东海海滨人。他的祖先曾经辅佐禹治理大水，因功封于吕，所以以吕为氏，而他的姓则是姜。中国古代的姓是母系氏族的产物，所以“姓”即“女生”，后来在一个姓中又以男性为主有了氏，到春秋战国以后，氏越来越多，姓和氏逐渐合二为一，就是现在所说的姓氏。

吕尚因为在周初做过太师，尊称“师尚父”，因而得名“吕尚”。因为《封神演义》的影响，我们还是喜欢称他为姜子牙。

吕尚曾经非常穷困，年纪很大了，还常到渭水之滨垂钓。一天，文王将出外狩猎，占卜得到：“捕获的不是龙、不是虎，也不是罴，而是独霸天下的辅臣。”于是，文王西出狩猎，果然遇吕尚于小溪之上。两人谈论之后，文王大喜，说：“我的祖先曾经预言说：‘将来会有圣人到达周邦，帮助周国振兴。’难道说的就是您吗？我的祖先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于是称吕尚为“太公望”，立为周之国师。这就是太公垂钓的故事。

不久，商纣王怀疑周文王欲图谋商的天下，于是将周文王拘捕在都城的监狱里。这时，吕尚就广求天下美女和奇玩珍宝，献给纣王，赎出了文王。

文王归国后，便与吕尚暗地里谋划如何倾覆商朝政权。为此，吕尚策划出许多兵家谋略和新奇妙计，由于这个原因，后人言及兵家权谋都首推吕尚，他便成了兵家的始祖，或称鼻祖。

文王去世，武王即位。过了九年，开始发扬光大文王的事业。为了探察诸侯是否会集而东讨商国，吕尚率领一支军队出行，按预先的约定与其他诸侯国在孟津会师。吕尚左手拿着黄钺，右手拿着白旄宣誓说：“各方诸侯，带领你们的军队和你们的舟船，齐来汇集，逾期不到，将兴师屠戮。”他率军队到达孟津时，来会集的诸侯竟然有八百之多，可见当时周国的威望之高。当时的诸侯国都很小，商朝国土中竟达1800多个。后来的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是在兼并混战中形成的较大的诸侯国。

又过了两年，商纣王杀了比干，囚禁了萁子。武王要伐纣王，但占卜结果却不吉利，而且兵未出行，又遇到暴风雨。众大臣都很恐惧，只有吕尚坚持出兵，他说那些占卜用的龟甲和蓍（音式）草根本不懂什么吉凶。武王最终听从了吕尚的意见，在牧野向军队训话，之后开始攻打商纣王。在这场战争中，吕尚的战略战术的指挥都很得法。

在战略指导上吕尚善于把握战机，他选择商军主力远征东夷，纣王在国都朝歌孤立无援、众叛亲离的有利时机领兵出战。周军甲兵四万五千人，加上其他诸侯国军队，在朝歌南面七十里的牧野（今河南萁县西南）和商军展开激战。战略时机的正确选择是周军最后取胜的重要前提。

在战术运用方面，吕尚攻心为上，他亲自率领百名精锐冲击商军阵脚。因为打前阵的是奴隶，吕尚初战告捷之后，武王便率主力跟进围歼，加上商军中的奴隶兵的倒戈，周军很快大获全胜，商朝被灭。

周朝建国之后，将吕尚封于齐，都城营丘（今日临淄）。吕尚东行到自己的封地去，路上每宿必留，走得很慢。有人对他说：“我听说过时机难得而易于失去，作为一个客人，安于路边旅店中的享乐，恐怕不像到自己封地上任的样子。”太公听了，夜里穿起衣服马上前行，天亮时到达营丘，正好遇到莱国的人来与他争夺营丘。

吕尚在齐国政局稳定后，又开始改革政治制度。他顺应当地的习俗，简便周朝的繁文缛节。大力发展商业，让百姓享受鱼盐之利。于是天下人来齐国的很多，齐国成为当时的富国之一。在周成王时，管叔、蔡叔作乱，淮河流域的少数民族也趁机叛乱，周王下令给吕尚说：“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岭，北到无棣，无论是侯王还是伯男，若不服从，你都有权力征服他们。”从此，齐国成为大国，疆域日益广阔。

五莲县是哪一年建立的

五莲县建于1947年。其疆域原分属莒县、日照、诸城三县所辖。据旧志记载：莒县，周为莒国，秦始置县，汉袭秦代建制。汉文帝封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以莒为都，称城阳国。金置城阳州于此，后改为莒州。明撤县入州。民国改州为县。日照县，周属莒国，秦属莒县。西汉置海曲县，之后又置昆山县；东汉废昆山县，改海曲县为西海县，晋撤西海县，并入莒县。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于莒县置日照镇，金始置日照县。诸城县，周先属莒国，后分属鲁国、齐国，秦始置县，其名不详。汉置东武县、莒县，隋改名为诸城县。

上述记载表明，首县、日照、诸城三县具有悠久的历史。五十年代发现的丹土村和东城仙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说明五莲地区早期属龙山文化。横亘县境北部的战国时期齐长城遗址，建于周显王十八年（公元前351年）。座于九仙山前的牌孤城遗址，经考证为战国时期营垒。

现据莒、日、诸三县旧志及有关资料，将五莲地区的历史沿革简述如下：

五莲地区古属青州。周朝为莒国的封地。民国《重修莒志》载：“周武王封兹舆期于莒，初都计斤（今胶县西南城子崖村附近），后迁莒。”战国时期仍属莒国。至楚简王元年（公元前431年）北伐灭首，又为楚地，继而分别为鲁国和齐国所辖。据《竹书纪年》载：齐国筑长城，以此为界，北为齐国，南为鲁国。之后，楚考烈王再次北伐灭鲁，又分别为楚国与齐国所辖。秦朝时，属琅琊郡莒县（今五莲县境北部原属诸城县部分，秦时已置县领辖，县名已不可考）。

西汉时，属徐州刺史部琅琊郡（据民国《重修莒志》记载，莒县是时曾属兖州郡城阳国，待考），今五莲县境分辖于首、海曲、昆山、东武、诸、折泉（《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折泉县”条注云：“汉侯国，后汉省。故城在今诸城县西南七十里”）六县。东汉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改郡为国，属徐州刺吏部琅琊国。时昆山县废，改海曲县为西海县，境内分辖于首、西海、东武、诸四县。

三国曹魏时期，分属徐州部城阳郡和青州部琅琊郡。时西海县撤销，并入莒县，境内由莒县、东武县、诸县分辖。

晋初，属青州部城阳郡；太康十年（公元288年）青州城阳郡的莒、东武、姑幕、诸四县改属徐州部东莞郡。境内分别由莒、东武、诸三县所辖。十六国时没有专属，曾先后属石赵、慕容燕、苻秦，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又属南燕，义熙六年（公元411年）复归晋。

南北朝时，南朝刘宋因旧未变。北魏占据山东后，到宋文帝元嘉廿八年（公元451年），属南青州东莞郡，后属胶州东武郡，五莲地区分辖于莒、东武、诸三县。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公元541年）改东莞郡为义塘郡。到北齐时，分属南青州的义塘、东安、高密三郡。时诸县撤销，并入东武县，今县境归莒县、东武县分辖。北周改属莒州义塘郡，境内仍分辖于莒、东武二县．

隋朝初年，五莲县境分辖于徐州琅琊郡莒县（开皇三年即公元583年，改莒县为莒州；大业二年即公元606年，复罢州为县）和青州高密郡东武县（开皇三年废郡，置胶州；开皇五年改为密州）。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东武县为诸城县。

唐朝属河南道密州高密郡，今县境分辖于莒县和诸城县。据民国《重修首志》记载，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置莒州，下辖莒县；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撤销莒州，莒县改属密州。

五代十国归属如故。

宋初，分全国为十三道，至宋太祖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废道存路，时属京东二路密州；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属京东东路密州；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于莒县置日照镇；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日照镇与诸城县改属临海军，随废，日照镇仍并入莒县，与诸城县同辖于密州。此时，五莲县境分辖于莒县和诸城县。

金代，升日照镇为日照县。时莒县与日照县同属山东东路琅琊郡莒州（莒州原为城阳军，大定廿二年即公元1182年升为城阳州，廿四年改为莒州），诸城县属山东东路琅琊郡密州。五莲地区分别归莒县、日照、诸城三县所辖。

明代，据《明史�6�1卷41》载：“莒州，洪武初，以州治，莒县省，领日照、沂水两县。”又据《山东通志�6�1沿革》记载：“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始废密州，以（诸城）县属青州府。”时五莲县境分辖于山东布政司青州府的诸城县和莒州及其所辖的日照县。

清代顺治、康熙两朝，县境归属因旧未变。至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莒州升为直隶州，仍辖日照县。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降为散州，升沂为府，今县境分辖于沂州府莒州及其所辖的日照县和青州府的诸城县。

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裁府设道，地方政府改为省、道、县三级。当时，莒州改州为县，同日照县皆隶属岱南道。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改属济宁道；诸城县隶属胶东道，五莲地区仍属莒县、日照、诸城三县所辖。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裁济宁道，置琅玡道，莒县、日照县归其所辖。民国十七年（1928年）北伐军统一山东省，废道，县直属山东省管辖，今五莲县境隶属如敌。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同年冬，莒、日、诸三县国和民和党政府，竞相拉队伍，“武装逃难”至五莲山区。l938年2月，日本侵略军先后占领诸城、日照、莒县三县县城。3月，中和共鲁东南特委建立；秋冬，中和共莒县县委、诸城县委、日照县委相继建立，并先后成立各县八路军办事处。此时，五莲山区形成三股政治力量。南部、西南部及中部山区为中和共鲁东南特委及莒、日、诸三县县委活动地区；台潍公路和泰石公路沿线为日伪占领区，建立了“维持会”、“新民会”等伪管理体制；其他地区均为国和民党地方游击队盘踞。当时驻五莲地区的国和民和党杂牌军队有十三部分之多。1943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日照县抗日民住政府在长兰村成立（当时称日照县行政委员会）。之后，随即成立其所辖的第三区抗日民住政权（辖今五莲县境的高泽、洪凝、松柏、街头、王世幢一带）。同年6月，由于形势恶化，党的武装力量和政府机关撤出五莲山区至泰石公路以南。

1943年，八路军滨海十三团进军泰石路北，解放了五莲大部地区。同年，日北、莒北、诸城三县抗日民住政府相继建立，隶属滨北行署。其时，今五莲县境由日北、莒北、诸城、诸莒边四县分辖，并先后建立了十一个区级抗日民住政权：日北县的洪凝、街头、五莲、滨安四个区，莒北县的中至、石场、管帅三个区，诸城县的麻湾（后改为户部）、仁里、高泽三个区，诸莒边的淮河一个区。1944年诸城县增设积沟区，辖今五莲县境的牛家官庄、院西、佛堂一带。

1945年，日北县撤销，其所辖今五莲县境的洪凝、街头、五莲三个区并入藏马县。诸城县的户部区亦于同时划归藏马县管辖。

l947年5月12日召开大会宣布五莲县建立，归胶东行署滨北专署管辖。县行政区划由藏马县的户部、五莲、洪凝、街头及诸城县的常山、仁里、高泽共七个区组成。1948年增设松柏区。1949年12月莒北县撤销，其所辖之中至、管帅、淮河三个区并入五莲县。时全县共辖十一个区。

1950年春，滨北专署撤销，另设胶洲专署，五莲县隶属胶东行署胶洲专署管辖。1954年12月，莒县的石场区划归五莲县，时辖十二个区。1956年2月撤销松柏区，时辖十一个区。

1956年3月，胶洲专署撤销，五莲县划归昌潍专区。同年四月，常山区划归诸城县，时五莲县辖十个区。

1958年1月撤区并乡，全县划为院西、许孟、高泽、坊子、街头、宋家、潮河、叩官、花崖、回头、户部、高戈庄、汪湖、张仙、管帅、于里沟、中至、学庄、洪凝、松柏、中幢、迟家庄、石场、崖前二十四个乡。同年9月成立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全县共划为洪凝、高泽、许孟、汪湖、管帅、中至、石场、于里、街头、潮河、叩官、户部、松柏十三个公社。1965年5月，经昌滩专署同意，原十三个公社划为十六个，增加院西、山阳、王世瞳三个公社。1970年昌潍专区更名为昌潍地区，专员公署改为行政公署，1981年改为潍坊地区，五莲县隶属未变。1982年12月经潍坊行署批准，撤销洪凝公社，设洪凝镇。时五莲县辖十五个公社，一个镇。1983年10月，潍坊地区行政公署撤消，更名为滩坊市，五莲县归潍坊市管辖。1984年5月12日进行体制改革（又称乡改），撤销人民公社，除洪凝镇体制名称未变外，原潮河、许孟、管帅、街头四个公社改为镇，叩官、户部、松柏、山阳、王世疃、石场、于里、汪湖、中至、高泽、院西十一个公社改为乡，新建七宝山镇和罗圈、山庄、杜家沟、花崖（1984年9月22日改为魏家乡）、槎河五个乡。时全县辖十六个乡、六个镇。同年8月至12月，对农村体制进行了改革，原生产大队改称村庄，大队管理委员会改称村民委员会。

1992年底由潍坊市划归日照市管辖，现辖12处乡镇、632个行政村。[编辑本段]风土人情野生杜鹃俗称映山红，在五莲山和九仙山生长区域非常广泛，总面积约有一万多亩，其品种之多，面积之广，花色之丽，誉冠华北，素有“江北第一”杜鹃园之称。

五莲山和九仙山的杜鹃花色各异，因品系不同，开花的时间也各不相同，自阴历三月份，粉紫色的“蓝锦”品系，就争相开放。“五一”时节，可见漫山遍野簇簇鲜花，流光溢彩，磬香袭人，与山光石景相映衬，宛如天然画卷。此时，赴山赏花的游人如织，但见花海人潮，游人似梦如醉，如入仙境。为了便游人能更好的赏花玩乐，同时，也达到保护、管理的目的，选择了比较合理的路线，修通了环杜鹃园游览路，便游客能顺次有序地进行观赏。

五莲山和九仙山的杜鹃花历史悠久，花形多样，花色绚丽，已成为五莲山自然景观的独有特色，游山赏花已成为人们的一大胜事。

二月二俗称“龙抬头日”，又谓之“土地爷生日”。也有称之“春龙节”的。一则意为万物复苏，适宜耕地；一则龙主雨水，祈求雨足年丰。是日早起，农户家家用簸萁盛草木灰沿屋撒一圈，再在院内、场院划地作大小不一的圆圈，俗称“打屯子”。圈外画梯子，圈内撒上五谷杂粮，谓之“上粮”，意求五谷丰登。

此日，早饭食水饺。饭前，家家送水饺到土地庙，为土地爷过生日，祈求保佑风调雨顺。早饭时，有的人家还分食一块过年时所蒸的饽饽或发团，小孩必吃。据说吃后能避免碰到狼。五十年代后期，祭土地神一俗废，“打屯”一俗也被废弃，近年来，此俗又渐兴起。

二月二这天家家炒豆子、花生，谓之“炒虫子”，寓当年无害虫之意，此时还有一种传说，即：武则天篡夺唐室江山，自称大周武皇帝，触怒了玉帝，玉帝命令四海龙王三年内不得向人间降雨。管天河的玉龙见人间久旱不雨，生路将要断绝，便不顾一切，喝足天河水，张开巨口行雨。玉帝听说勃然大怒，让太白金星把玉龙打下凡间压在一座大山下，山上立通碑，上写道：玉龙降雨犯天规，当受人间千秋罪。若想重登灵霄阁，金豆开花方可归。人们看了碑文，方知玉龙为救他们而违犯了天条，心里非常感激。为报答玉龙的救命之恩，人满为患到处寻找金豆开花，但总也找不到。第二年二月初二，一个老婆婆背一袋黄豆到集市上去卖，不小心撒了一地。那金黄金黄的豆子粒使人们心头一亮，“这黄豆不就是金豆子，炒炒不就开花了吗？”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家喻户晓，这天，家家炒黄豆。压在玉龙身上的那座山是太白金星的拂尘。由于它人老眼花，看见人间炒的黄豆以为金豆真的开花了，便按照玉帝碑文上的旨意，拿去了拂尘，玉龙从此得见天日，重上云霄。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它，每年二月二很早就起来炒黄豆。有的边炒边唱“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这一习俗一直流传至今。

二月二这一天，东港境内黄墩一带山区，有闹春牛的习俗。此举通常在本村本庄范围内进行。养牛户事先用刷子将牛的全身刷干净，牛角上拴上红布，也有用红绸扎一朵红花戴在牛头上的。二月二早饭后，将牛牵到一块平坦且又开阔的大田里，村里男女老幼汇集起来，随着劈劈啪啪的鞭炮声，牛主人拿掉牛缰绳，牛在大田里随意奔跑，一试身板。此时，人们可以欣赏到耕牛经过一冬的休养而膘厚体大和奔跑时的矫健身姿，也有的村庄在这一天将牛牵出来，套山耕犁耕地一圈，称“试耕”。据说清朝历代皇帝每年二月二在地坛使牛耕地，以示天下，祈求丰收，故有“二月二，龙抬头，万岁皇爷使金牛，正宫娘娘来送饭，保佑黎民百姓五谷收”的顺口溜和年画。

齐鲁文化的风俗文化

自远古时代，以齐鲁为代表的山东地区就确立了堂室、栏厩、宅院为结构的家庭居住模式，孟子称作“五亩之宅”。数千年来，以家庭副业、树艺木果、饲养六畜为内容的庭院经济在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成份。

山东地区庭院经济的开发始于齐鲁立国，姜尚、管子、晏子、墨子、孟子的富国思想中都有发展庭院经济的主张，反映着鲜明的庭院创收的富民意识。管子认为，“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具备，国之富也”，“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很显然，管仲已把庭院经济纳入他治齐的经济政策之中。孟子把庭院经济纳入其“仁政”措施。他向梁惠王构画了一个田宅、农桑、禽畜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经济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不像孔子那样不关心耕稼园圃。孟母三迁的故事，说明孟子特别留意四邻的生业。东邻杀猪，也要问个为什么。孟母失口说了个“啖汝”，只好当真从东邻买肉以明不欺。再联系孟母断织的故事，这买肉的钱应为纺织所得。所以，上述主张来自孟子对邹鲁庭院经济的经验，带有向梁惠王交流的性质。

墨子没有孔孟那么多的人道、伦理情感，他对整个社会的批判都从尊重私有财产出发，以劳动者外在的物质功利为价值取向。从“入人园圃，窃其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到“入人栏厩，取人马牛”；从“小为非”到“大为非”，通过非道德数值的递加、积累，来论证自己的思想主张。可以说，墨子是第一个阐明齐鲁人庭院保护意识的思想家。

魏晋时期，士族官僚掀起一股聚敛财富的潮流，领导这场新潮流的是山东琅邪（今临沂）人王戎。王戎身为朝廷三公，其聚敛财富的方式，一不贪污受贿，二不盘剥吏民，而是以山东庭院经济的方式经营田园。他亲执牙筹，昼夜忙碌，虽失三公身分，却显示了山东人劳动致富的本色。

北魏青州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除农业知识外，详细记载了树果的培植嫁接，禽畜的饲养医治，农业副产品的加工等，可以说是庭院经济的总结和指导性著作。其体例和创意来自山东人独特的经济眼光。

北齐琅邪人颜之推还把庭院富家的经验作为家训告诫子孙，“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以蓄，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能守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筑室村果，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琅邪颜氏以文学传家，却以树艺木果，饲养六畜为治家守业之本，显然是来之于山东庭院富家的传统。

司马迁讲，邹鲁“颇有桑麻之业”。“齐鲁千亩桑麻”，“与千户侯等”。

桑麻滋养出无与伦比的齐鲁“女工”。姜太公到齐，即“劝其女工之业”。到春秋时，齐地女工率先使用铁制的刀针。《管子·海王》载：“一女必有一刀一针”。《论衡·程材》讲：“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当时，齐地制做的精美丝织品有“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冠带衣履天下”。到汉代，临淄、定陶、亢父（今济宁）成为丝织业的三大中心。唐代诗人杜甫“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的诗句，足以反映齐鲁家庭纺织业的领先地位和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

除桑麻外，齐鲁庭院内外的经济树种还有漆树。孔子弟子有漆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宋国蒙（今山东曹县南）人庄子做过漆园小吏。《汉书·地理志》讲，兖州“厥贡漆丝”。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已有漆树、漆园，汉代兖州的漆产量、质量已很可观，并成为朝廷贡品。

现代常见的树类，大都已在古代扎根于齐鲁宅院。《诗·齐风·东方之日》有“折柳樊圃”的诗句。榆树春生榆荚，可良用救荒。《齐民要术》称“能种（榆）千顷，岁收千匹”。古人称槐树为三宫槐或守宫槐。北宋莘县人王#亲植三株槐树于庭院，说：“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其子王旦果然在宋真宗时拜相，成为一代名臣。直到今天，山东仍多柳、榆、槐等树，各地还有以此命名的村庄。

“瓜桃李枣”是山东人对庭院百果的概称。管仲治齐，大力提倡种植瓜瓠百果。值得一提的是齐鲁的吊瓜和葫芦，几千年来一直生长在庭院，至今也没移植到田间。

中国传统的六畜是马、牛、羊、猪、狗、鸡，其广义应包括骡、驴、猫、鸭、鹅等所有的家畜和家禽。

从春秋发明牛耕开始，牛就和农家结下了不解之缘。齐人宁戚是个喂牛的，他以《饭牛歌》说齐桓公，其中有“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的词句。农谚讲：“蚕无夜食不长，马无夜草不肥”，大牲畜要在夜里添刍料，宁戚的歌反映了齐地所积累的养牛经验。战国时，齐将田单被困在即墨（今平度市东南），竟能在久困的城内收得千余头牛，以火牛阵大破燕军。唐代登州东牟郡（今蓬莱）、莱州东莱郡（今莱州）、密州高密郡，“土贡牛黄”。牛黄是牛的胆结石，十分稀少，上述地区又非牧区，主要来之家畜，可知山东庭院养牛之多。

古人以车代步，马多为有车的富家所养。孔子讲：“有马者借人乘之。”冯谖说孟尝君“狗马实外厩”。直到民国，山东的富户门前都竖有拴马桩，有的用穿鼻石直接砌在墙壁上。高大豪华的宅院，再拴上几匹马，显得十分气派。至于其它家畜，更是山东人的家常生业。曾参家养猪，曾父烹猪以存教，与孟母如出一辙。

齐鲁人民同树果六畜在庭院内共处了几千年，对它们倾注了太多的辛劳和感情，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们用人的情感去挖掘树果六畜的文化意蕴，体味出人生哲理、社会人伦和道德价值观念，使树果六畜成为人的文化载体和符号，并以此显示人的主动立场和主体地位。这种思维方式及全部内容，也反映了齐鲁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其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中国人往往为树果披上生命的灵光，为禽畜赋以人的名分。

桃李为弟子、槐树为三公、石榴为多子房，桃子、李子、杏子均以“子”命名。人兽之别本来有强烈的道德界定，可自古中国人就人与禽畜互名。先秦时的狗就有名字，山东、河北人呼猫为男猫、女猫。龙的传人称儿子为“犬子”，山东人名多“禽”，孔子名儿曰“鲤”，弟子名司马牛。颜之推讲，“北土多有名儿为驴、驹、豚子者”。这种以人度物的现象，反映了树果六畜已是庭院中不可分割的一员，是中国人热恋故土家园心态的折射。远离家乡的人，望见家中的老槐树，家中的鸡狗，都会倍感亲切，它们就是家园的代表和象征。

其二，庭院经济培养了山东人民勤劳致富的自觉意识和正义感，增强了对亏人自利、不劳而获行为的鄙视。

农夫“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妇女“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是齐鲁人民的优良传统。鲁相公仪休家道富足，其妻因职业癖好而纺织不停，由此可知齐鲁妇女对家庭纺织的热衷和专一，对勤劳致富的自觉意识。直到今天，山东人对房前屋后、庭院栏圈都要精心规划，从不闲置。这种劳动致富的自觉意识，使山东人对“非机杼之物”从不起非分之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普通百姓或许不熟悉孔夫子的这段话，但他们懂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墨子反对窃人牛马桃李的主张与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偷鸡摸狗的“小为非”被山东人所不齿，轰轰烈烈的“江洋大盗”的胆气则为人们所钦服。

其三，古代山东人从树果六畜中引发和体味出为人处世的哲理和原则，并将其纳入日常生活的吉凶祸福之中。

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尊客面前不叱狗”等成语，都是各阶层人们体味出的处世哲理。山东人从远古就有着逢凶化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招凤之桐，三公之槐特别受人青睐；桑与“丧”谐音，一般不栽在门前；男女婚姻，要看属相是否相和；梨不分着吃。这些都反映了脆弱的小生产者对“凶祸”的恐惧，对吉祥、美好生活的向往，并在被动、命定意识的背后，透露出一种以自己的智慧、进取来主宰生活的主动意识。

关于山东高密地区养牛场，齐鲁文化的风俗文化的介绍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