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淄有几个养牛场 齐鲁文化的风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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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舜

相传舜的家世甚为寒微，虽然是帝颛项的后裔，但五世为庶人，处于社会下层。舜的遭遇更为不幸，父亲瞽叟，是个盲人，母亲很早去世。瞽叟续娶，继母生弟名叫象。舜生活在“父顽、母嚣、象傲”的家庭环境里，父亲心术不正，继母两面三刀，弟弟桀傲不驯，几个人串通一气，必欲置舜于死地而后快；然而舜对父母不失子道，十分孝顺，与弟弟十分友善，多年如一日，没有丝毫懈怠。舜在家里人要加害于他的时候，及时逃避；稍有好转，马上回到他们身边，尽可能给予帮助，所以是“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常)在侧”身世如此不幸，环境如此恶劣，舜却能表现出非凡的品德，处理好家庭关系，这是他在传说故事中独具特色的一个方面。舜家境清贫，故从事各种体力劳动，经历坎坷。他在历山(今地不详，一说即今永济县境内的中条山)耕耘种植，在雷泽{旧说即山东济阴境内的古雷夏泽)打鱼，在黄河之滨制作陶器，在寿丘(今地不详)制作家用器物，还到负夏(今地不详)做过小本生意，总之生计艰难，颠沛流离，为养家糊口而到处奔波。相传舜在20岁的时候，名气就很大了，他是以孝行而闻名的。因为能对虐待、迫害他的父母坚守孝道，故在青年时代即为人称扬。过了10年，尧向四岳(四方诸侯之长)征询继任人选，四岳就推荐了舜。尧将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考察他的品行和能力。舜不但使二女与全家和睦相处，而且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才干和高尚的人格力量，“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只要是他劳作的地方，便兴起礼让的风尚；“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制作陶器，也能带动周围的人认真从事，精益求精，杜绝粗制滥造的现象。他到了哪里，人们都愿意追随，因而“一年而所居成聚(聚即村落)，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四县为都)”。尧得知这些情况很高兴，赐予舜絺衣(细葛布衣)和琴，赐予牛羊，还为他修筑了仓房。

傅说

傅说从政之前，身为奴隶，在傅岩做苦役。那里是虞、虢两地交界之处，又是交通要道，因山涧的流水常常冲坏道路，奴隶们就在这里版筑护路。傅说就靠从事版筑维持生计，虽有才干，无从施展。商王武丁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帝王。他即位之前，曾经生活在“小人”中间，比较了解社会上的实际情况。即位以后，三年没有理政，国事全由家宰管理，他从旁观察，思索复兴殷商的方略。后来，从版筑护路的奴隶中发现了傅说，擢拔为相。傅说担任相国之后，辅佐武丁，大力改革政治，“嘉靖殷邦”，使贵族和平民都没有怨言，史称“殷国大治”，“殷道复兴”。武丁一朝，成为商代后期的极盛时期

胶鬲

胶鬲是孟子直接点出“举于鱼盐之中”的名人。胶鬲原为商纣王时的大臣。

胶鬲，殷商时人，起初隐居在商地。周文王将他推荐给殷纣王做大臣。后来纣王暴虐无道，周武王兴兵讨伐。纣王得到了消息，便派胶鬲到鲔水地方等候周武王，打探实情。周武王军队到了鲔水后，胶鬲便问武王说：「西伯要到什么地方去？」武王回答：「到殷地。」又问：「什么时候到？」「甲子日到殷城外」於是胶鬲回朝覆命。当时刚好下雨，但武王仍带兵疾行，军师认为不可。武王说：「胶鬲已经回去覆命，如果我不准时到达，胶鬲一定会因此犯上欺君之罪而被杀；我们一定要准时到达，才能救得了胶鬲。」｜由此故事，可见武王之守信义，与胶鬲贤能而为文王、纣王、武王所重视。

管夷吾

管仲（?-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孙叔敖

约公元前605年，孙叔敖在期思雩娄（今河南省固始县史河湾试验区境内）主持兴修水利，建成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雩娄灌区（期思陂），相当于现代新建的梅山灌区中干渠所灌地区。据记载他还曾主持修建芍陂（今安徽寿县安丰塘），在今湖北江陵一带也兴修过水利。楚庄王十五年(公元前599年)孙叔敖拜为充尹，主张“施教于民”，“布政以道”。他极为重视民生经济，制定、实施有关政策法令，尽力使农、工、贾各得其便。他在汉西利用沮水兴修水利，还在江陵境内修筑了大型平原水库“海子”。鼓励农民秋冬上山采矿，使青铜业大力发展。楚国出现了一个“家富人喜，优赡乐业，式序在朝，行无螟蜮，丰年蕃庶”的全盛时期。

百里奚

百里奚辗转到虞国任大夫。秦穆公五年(前655年)晋国借道于虞以伐虢国，大夫宫之奇以“辱亡齿寒”劝谏虞君，虞君因曾经接受晋献公的宝玉“垂棘之璧”与名马“屈产之乘”而答应了晋国。百里奚深知虞君昏庸无能，很难纳谏，便缄默不语。结果晋在灭虢之后，返回时就灭了虞国，虞君及百里奚被俘。后来，晋献公把女儿嫁给秦穆公，百里奚被当作陪嫁小臣送到了秦国。他以此为耻，便从秦国逃到宛(今河南南阳)，被楚国边境的人抓获。秦穆公听说百里奚贤智，想用高价赎回他，又怕楚人不许，就派人对楚国人说：“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国人同意将百里奚交还秦国。百里奚回到秦国，秦穆公亲自为他打开囚锁，向他询问国家大事。百里奚推辞说，他是亡国之臣，不值得询问。秦穆公说：“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秦穆公与百里奚谈论国事数日，秦穆公十分赏识他，授以国政，号称：“五羖大夫”。这时他已是70多岁的高龄。

齐鲁文化的风俗文化

自远古时代，以齐鲁为代表的山东地区就确立了堂室、栏厩、宅院为结构的家庭居住模式，孟子称作“五亩之宅”。数千年来，以家庭副业、树艺木果、饲养六畜为内容的庭院经济在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成份。

山东地区庭院经济的开发始于齐鲁立国，姜尚、管子、晏子、墨子、孟子的富国思想中都有发展庭院经济的主张，反映着鲜明的庭院创收的富民意识。管子认为，“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具备，国之富也”，“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很显然，管仲已把庭院经济纳入他治齐的经济政策之中。孟子把庭院经济纳入其“仁政”措施。他向梁惠王构画了一个田宅、农桑、禽畜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经济蓝图：“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不像孔子那样不关心耕稼园圃。孟母三迁的故事，说明孟子特别留意四邻的生业。东邻杀猪，也要问个为什么。孟母失口说了个“啖汝”，只好当真从东邻买肉以明不欺。再联系孟母断织的故事，这买肉的钱应为纺织所得。所以，上述主张来自孟子对邹鲁庭院经济的经验，带有向梁惠王交流的性质。

墨子没有孔孟那么多的人道、伦理情感，他对整个社会的批判都从尊重私有财产出发，以劳动者外在的物质功利为价值取向。从“入人园圃，窃其桃李”，“攘人犬豕鸡豚”，到“入人栏厩，取人马牛”；从“小为非”到“大为非”，通过非道德数值的递加、积累，来论证自己的思想主张。可以说，墨子是第一个阐明齐鲁人庭院保护意识的思想家。

魏晋时期，士族官僚掀起一股聚敛财富的潮流，领导这场新潮流的是山东琅邪（今临沂）人王戎。王戎身为朝廷三公，其聚敛财富的方式，一不贪污受贿，二不盘剥吏民，而是以山东庭院经济的方式经营田园。他亲执牙筹，昼夜忙碌，虽失三公身分，却显示了山东人劳动致富的本色。

北魏青州人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除农业知识外，详细记载了树果的培植嫁接，禽畜的饲养医治，农业副产品的加工等，可以说是庭院经济的总结和指导性著作。其体例和创意来自山东人独特的经济眼光。

北齐琅邪人颜之推还把庭院富家的经验作为家训告诫子孙，“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以蓄，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能守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筑室村果，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琅邪颜氏以文学传家，却以树艺木果，饲养六畜为治家守业之本，显然是来之于山东庭院富家的传统。

司马迁讲，邹鲁“颇有桑麻之业”。“齐鲁千亩桑麻”，“与千户侯等”。

桑麻滋养出无与伦比的齐鲁“女工”。姜太公到齐，即“劝其女工之业”。到春秋时，齐地女工率先使用铁制的刀针。《管子·海王》载：“一女必有一刀一针”。《论衡·程材》讲：“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当时，齐地制做的精美丝织品有“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冠带衣履天下”。到汉代，临淄、定陶、亢父（今济宁）成为丝织业的三大中心。唐代诗人杜甫“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的诗句，足以反映齐鲁家庭纺织业的领先地位和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

除桑麻外，齐鲁庭院内外的经济树种还有漆树。孔子弟子有漆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宋国蒙（今山东曹县南）人庄子做过漆园小吏。《汉书·地理志》讲，兖州“厥贡漆丝”。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已有漆树、漆园，汉代兖州的漆产量、质量已很可观，并成为朝廷贡品。

现代常见的树类，大都已在古代扎根于齐鲁宅院。《诗·齐风·东方之日》有“折柳樊圃”的诗句。榆树春生榆荚，可良用救荒。《齐民要术》称“能种（榆）千顷，岁收千匹”。古人称槐树为三宫槐或守宫槐。北宋莘县人王#亲植三株槐树于庭院，说：“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其子王旦果然在宋真宗时拜相，成为一代名臣。直到今天，山东仍多柳、榆、槐等树，各地还有以此命名的村庄。

“瓜桃李枣”是山东人对庭院百果的概称。管仲治齐，大力提倡种植瓜瓠百果。值得一提的是齐鲁的吊瓜和葫芦，几千年来一直生长在庭院，至今也没移植到田间。

中国传统的六畜是马、牛、羊、猪、狗、鸡，其广义应包括骡、驴、猫、鸭、鹅等所有的家畜和家禽。

从春秋发明牛耕开始，牛就和农家结下了不解之缘。齐人宁戚是个喂牛的，他以《饭牛歌》说齐桓公，其中有“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的词句。农谚讲：“蚕无夜食不长，马无夜草不肥”，大牲畜要在夜里添刍料，宁戚的歌反映了齐地所积累的养牛经验。战国时，齐将田单被困在即墨（今平度市东南），竟能在久困的城内收得千余头牛，以火牛阵大破燕军。唐代登州东牟郡（今蓬莱）、莱州东莱郡（今莱州）、密州高密郡，“土贡牛黄”。牛黄是牛的胆结石，十分稀少，上述地区又非牧区，主要来之家畜，可知山东庭院养牛之多。

古人以车代步，马多为有车的富家所养。孔子讲：“有马者借人乘之。”冯谖说孟尝君“狗马实外厩”。直到民国，山东的富户门前都竖有拴马桩，有的用穿鼻石直接砌在墙壁上。高大豪华的宅院，再拴上几匹马，显得十分气派。至于其它家畜，更是山东人的家常生业。曾参家养猪，曾父烹猪以存教，与孟母如出一辙。

齐鲁人民同树果六畜在庭院内共处了几千年，对它们倾注了太多的辛劳和感情，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们用人的情感去挖掘树果六畜的文化意蕴，体味出人生哲理、社会人伦和道德价值观念，使树果六畜成为人的文化载体和符号，并以此显示人的主动立场和主体地位。这种思维方式及全部内容，也反映了齐鲁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其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中国人往往为树果披上生命的灵光，为禽畜赋以人的名分。

桃李为弟子、槐树为三公、石榴为多子房，桃子、李子、杏子均以“子”命名。人兽之别本来有强烈的道德界定，可自古中国人就人与禽畜互名。先秦时的狗就有名字，山东、河北人呼猫为男猫、女猫。龙的传人称儿子为“犬子”，山东人名多“禽”，孔子名儿曰“鲤”，弟子名司马牛。颜之推讲，“北土多有名儿为驴、驹、豚子者”。这种以人度物的现象，反映了树果六畜已是庭院中不可分割的一员，是中国人热恋故土家园心态的折射。远离家乡的人，望见家中的老槐树，家中的鸡狗，都会倍感亲切，它们就是家园的代表和象征。

其二，庭院经济培养了山东人民勤劳致富的自觉意识和正义感，增强了对亏人自利、不劳而获行为的鄙视。

农夫“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妇女“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是齐鲁人民的优良传统。鲁相公仪休家道富足，其妻因职业癖好而纺织不停，由此可知齐鲁妇女对家庭纺织的热衷和专一，对勤劳致富的自觉意识。直到今天，山东人对房前屋后、庭院栏圈都要精心规划，从不闲置。这种劳动致富的自觉意识，使山东人对“非机杼之物”从不起非分之想。“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普通百姓或许不熟悉孔夫子的这段话，但他们懂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墨子反对窃人牛马桃李的主张与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偷鸡摸狗的“小为非”被山东人所不齿，轰轰烈烈的“江洋大盗”的胆气则为人们所钦服。

其三，古代山东人从树果六畜中引发和体味出为人处世的哲理和原则，并将其纳入日常生活的吉凶祸福之中。

像“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尊客面前不叱狗”等成语，都是各阶层人们体味出的处世哲理。山东人从远古就有着逢凶化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招凤之桐，三公之槐特别受人青睐；桑与“丧”谐音，一般不栽在门前；男女婚姻，要看属相是否相和；梨不分着吃。这些都反映了脆弱的小生产者对“凶祸”的恐惧，对吉祥、美好生活的向往，并在被动、命定意识的背后，透露出一种以自己的智慧、进取来主宰生活的主动意识。

关于蹴鞠

黄帝作蹴鞠的传说

足球,在我国古代的史籍上叫蹴鞠或蹋鞠.唐代的颜师古在《汉书注》

中说:鞠是用皮做成,中间塞以毛发,成为圆球,用脚蹴蹋以为戏乐.

最早记载了足球活动的书是《战国策》.此书记载:苏秦当了赵相,为

了联络齐国共同抗秦,他对齐宣王说:齐国是一个大国,有二千里土地,数

十万军队,仅临淄一个城市就有七万户,人民富庶殷实,都喜欢以吹竽,弹

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为乐.这样的富强国家,怎能俯首听命于秦呢

由此可以看出,齐宣王(公元前319年—公元前301年)时,距今二千三百

年前,在我国的临淄城(今山东淄博市)就已经较为广泛地开展了足球活动.

《战国策》上记载的是足球活动开展的情况,而它的起源当然还要早些.

西汉学者刘向在《别录》中写道:"蹴鞠,传言黄帝所作,所以练武士知有

材也."黄帝是传说中的部落首领,距今约五千年,当时还没有文字记载,

所有的社会文化,都是口口相传遗留下来的".五千年前有没有创造足球游

戏的可能呢考古工作者在山西,陕西和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

掘出很多磨制很光滑的石球.这些地区正是当年黄帝部落游牧的地区.实物

和传说正相吻合.在原始社会,人类有创造游戏的能力.美洲土著易洛魁人

处在原始社会的部族时代,就有球戏;我国唐尧时代也有一种"击壤"游戏.

黄帝时代当然也有可能创造简单的踢石球活动.

无论是传说,还是有文字记载,都说明我国是世界上足球起源最早的国

家.国际足球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主席布拉特,在亚洲足联举办的教练员训练

班上所作的国际足球发展史报告中说:"足球发源于中国".这个说法是有

根据的.

(二)汉代的蹴鞠与《蹴鞠二十五篇》

足球的起因可能是为了锻炼腿部力量:是一种属于军事上训练的活动.

通过实践,逐步改进游戏方法,使人们感到踢球也是一种很好的娱乐.齐国

临淄城的人们,就是把踢球和吹竽,弹琴,斗鸡,走犬,六博等都当作娱乐

活动的.以踢球为娱乐,在战国时期,不仅只是齐国,见于吏籍记载的还有

楚国.《西京杂记》上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刘大公,

原出身于楚国沛县丰邑的庶民.刘邦当了皇帝之后,把刘大公和刘温接到了

长安城的未央宫中养老.二老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是豪

华的大厦,看的是歌舞伎乐,但他对此并不满意,终天闷闷不乐.于是,刘

邦派亲信到刘大公处打听,原来刘太公自幼生活在城市下层,接近败夫走卒,

屠狗杀牛之辈,一天工作之后的娱乐活动就是斗鸡,蹴鞠:而现在住在未央

宫里,没有过去的老朋友,没有斗鸡,蹴鞠,总感到不是味.于是,刘邦就

下了一道圣旨,在长安城东百里之处,仿照原来沛县丰邑的规模,造起一座

新城,把原来丰邑的居民全部迁住在新城,刘太公和刘温也迁住到那里.从

此,太公又"斗鸡,蹴鞠为欢",这才心满意足.这座新城,后来就被命名

为新丰城,即今陕西省临撞县的新丰镇.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知道,在战国时期,足球是城市下层人民喜爱的娱乐

活动.到了西汉初年,足球也得到贵族阶级的喜爱.桓宽写的《盐铁论》中

说,西汉社会承平日久,"贵人之家,蹋鞠斗鸡"为乐,一般的人们也是在"

康庄驰逐,穷巷蹋鞠".

《汉书》上记载,汉武帝在宫中经常举行斗鸡,蹴鞠比赛的"鸡鞠之会

".汉武帝的宠巨董贤的家中还专门养了会踢球的"鞠客",在河南南阳和

陕西绥德的汉画像石中,都有蹴鞠的图象(图一).可见,在西汉时期,足

球活动的社会面更为扩大了.

在汉代,人们认识到足球活动可以增强体力,培养勇敢耐劳精神,是军

事训练的一种很好的手段.刘歆在《七略》一书中说:"蹋鞠其法律多微意,

皆因嬉戏以讲练士,今军士羽林无事,使得蹋鞠."据何晏《景福殿赋》中

说:"(蹴鞠)将以行令,岂唯娱情."这些记载都说明,在西汉后期和东

汉时期,足球由社会的娱乐活动变成为军事训练活动.

汉代曾有人写了一部《蹴鞠二十五篇》,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体育专业

书籍,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体育专业书籍,班固在写《汉书艺文志》时,

把《蹴鞠二十五篇》列为兵书.汉代的兵书共有四类,一类是讲战略战术的

兵权谋家,一类是讲军事指挥的兵形势家,一类是讲含有迷信色彩的兵阴阳

家,一类是讲军事训练的兵技巧家.《蹴鞠二十五篇》就是属于军事训练的

兵技巧类.

汉代的足球由娱乐活动变成为军事训练的手段,这不光是性质的改变,

在方法上也有极大的变革.《蹴鞠二十五篇》早已失传了.唐朝人还看到过

此书.唐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蹴鞠二十五篇》有《域说篇》",

域说就是讲球门建筑规格的,仅此一篇,就可见全书内容的详尽.如果《蹴

鞠二十五篇》能从地下被发掘出来,对汉代足球运动的研究必将提供丰富的

资料.现在,我们只能从汉人的诗文中,寻求汉代足球方法的一鳞半爪,从

东汉人李尤的《鞠城铭》中颇能窥见汉代足球运动的面貌.鞠城就是球场,

汉代的足球场建筑都是很正规的:球场四周围有矮墙,球门象座小房子,正

面育看台,有阶梯,就象一座小城.《鞠城铭》就是刻在鞠城墙上的铭文;

全文不长,一共十二句.翻译成现代的口语就是:圆的足球方的场墙,这是

仿象阴阳的道理天圆地方.两边各有六个球门,一队有十二个人上场.比赛

时裁判长和副裁判,要坚决执行球赛的法章.不怀偏袒的私心.不因亲疏而

异样,完全是公平合理,谁也无埋怨的话可讲.球赛尚然如此,执掌政权更

该这样.从这几句铭文中,可以使我们知道,汉代的足球已是分队比赛,每

边有六个球门,上场队员是十二个,比赛时有正副裁判执法,有明确的球规

可循.这样的踢球方法,可以说已具备了现代足球运动的比赛规模了.

作为一种军事训练手段,足球当然要受到汉代军事家的重视.汉武帝的

大将霍去病远征塞外,在缺粮的情况下,还要进行踢球比赛.在实行征兵制

度的汉代,人人都有服兵没的义务;作为军事训练手段的足球,也受到一般

人民的重视.《会稽典录》上说:"三国鼎峙,年兴金革,上以弓马为务,

家以蹴鞠为学."由此可知,汉未开展足球活动已达到了相当广泛的程度.

(三)唐代足球改革和女子足球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足球制作技术也有所改进.唐代的制球工艺,

有两大改进:一是把两片皮合成的球壳改为用八片尖皮缝成圆形的球壳.球

的形状更圆了.二是把球壳内塞毛发改为放一个动物尿泡,"嘘气闭而吹之",

成为气球.吹气的球,在世界上我国也是第一个发明.据世界体育史记载,

英国发明吹气的球是在十一世纪,较我国唐代晚了三,四百年.

球体的改进,带来了踢球方法和踢球技术的改变.汉代因为球是实心的,

不能踢高,所以球门是就地建筑,所谓"穿地为鞠室"就是这个意思.唐代

的球体轻了,可以踢高,球门就设在两根三丈高的竹竿上,称为"络网为门

以度球".在踢球方法上,汉代是直接对抗分队比赛,"僻脱承便,盖象兵

戍".双方队员身体接触就象打仗一样.唐代分队比赛,已不是直接对抗,

而是中间隔着球门,双方各在一侧,以射门"数多者胜".高球门的射门,

从足球技术来说,是一种发展:而间接对抗,从体力训练来说,却是足球运

动的一个退步.

由于球体轻了,又不用激烈的奔跑争夺,唐代开始有了女子足球,女子

足球的踢法是不用球门的,以踢高,踢出花样为能事,称为白打.唐代诗人

王建有一首《宫词》,是说在寒食节这一天,宜春院的伎女以踢球为乐,寒

食节就是清明节,在这一天,我国古代的人们有禁烟火吃冷食的习俗,都要

郊游或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以消除寒食的积滞.皇帝宫中有这样的习俗活动,

民间也有.唐代诗人王维《寒食城东即事》诗中说,"蹴鞠屡过飞鸟上,秋

千竞出垂杨里".可见踢球之高.杜甫《清明》诗中也说,"十年蹴鞠将雏

远,万里秋千习俗同".也说明了踢球活动的习俗.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南

宋时期.南宋诗人陆游在《春晚感亭》诗中描写过这个情景:"寒食梁州十

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又《感旧末章盖思有以自广》诗中有"路入梁州

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诗句.

唐代不仅有了女子足球,而且有的女子踢球技术还很高超.唐人康骈写

的《剧谈录》中记载了一个女子踢球的故事:京兆府的小官吏王超,有一天

走过长安城胜业坊北街,"时春雨初霁,有一三鬟女子,年可十六八,衣装

褴楼,穿木屐于道侧槐树下:值军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数丈,于是

观看渐众".这个三鬟女子能够接住军中少年踢漏的球,而且穿着木展,一

脚把球踢了数丈高,是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于此可见当时足球活动的普

及.

(四)宋代的圆社与《蹴鞠图谱》

施耐庵的《水浒全传》中,写了一个由踢球发迹当了太尉的高俅.小说

虽然在人物事迹和性格上作了夸张,但基本上是宋代的事实.北宋时确有个

圆社高俅,也确是因为陪侍宋徽宗踢球而被提拔当了殿前都指挥使的大官,

这事记在王明清的《挥麈后录》中.

高俅因踢球而发迹,告诉了我们这样两件事:一是宋代的皇帝和官僚贵

族是喜爱踢球的,有些人本身爱踢球,有些人爱看踢球.上海博物馆藏一幅

元钱选绘的《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当时情景,宋代礼仪中规定,朝

廷有大的喜庆宴会,都要有足球表演.在喝了第六怀酒之后,足球艺人便上

场表演踢球.二是宋代社会上有了专门靠踢球技艺维持生活的足球艺人.据

记载,北宋汴梁城和南宋临安城,在皇宫宴会上表演踢球的名手,就有苏述,

孟宣,张俊,李正等;在市井瓦子里的踢球艺人,有黄如意,范老儿,小孙,

张明,蔡润等.此外,宋代社会还有一部分人以踢球帮闲混饭吃的.刘邢在

《中山诗话》中写了一个类似高俅式的人物柳三复.柳三复是个秀才,踢得

一脚好气球.他的官运不亨通,几年选不上官.他知道宰相丁谓喜欢踢球,

便想走这条门路获得一宫半职,但又拿不出钱财贿赂丁谓的门房求得接见.

于是,他天天守候在丁谓家球场的墙外.一天,丁谓踢的球飞出了墙外,柳

三复拾了球,喜滋滋地抱了送还丁谓,管门的人只好让他进去.他见了丁谓

之后,把手中的球抛在空中,一面跪拜,一面用肩,背,头顶球,球一直未

坠落在地.丁谓看了这种表演,不由得哈哈大笑.柳三复也就在哈哈大笑中

获得了一个小小的官职.

高俅和柳三复都是踢球艺人中的幸运儿,靠皇帝和官僚的赏识,得了官

职.而广大的踢球艺人却是在社会压榨和饥寒中挣扎.封建社会的士大夫阶

级,对踢球艺人是看不起的,称他们为"贱人","寒贱之子".虽然在喜

庆宴会上,踢球艺人的表演给官僚贵族们带来欣赏技艺的欢乐,但官僚贵族

并不以此为满足,还要对踢球艺人制订苛刻的罚则.罚则规定:凡是输球队

的队长,要在脸上抹上白粉,并挨麻鞭子抽打.两队比赛,总是一输一赢,

输者在表演了球技之后,还要受一番羞辱,这真是非人的生活.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发扬互助,宋代的踢球艺人组织了自己的团体,叫

做"齐云社",又称"圆社".这是我国最早的单项运动协会.圆社的人数

可能不少,许多历史文献上都有"天下称圆社"的记载.由此看来,圆社是

全国性的踢球组织.

宋代由于对足球运动的重视,足球运动相当普及,有关一些著述,如《蹴

鞠图谱》,《蹴鞠谱》和《事林广记戊集》就是宋人撰写的.《蹴鞠图谱》

的作者是汪云程,《事林广记》的作者是陈元靓.这三部书中都用许多专业

术语,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我们古代足球在清朝中叶断绝之后,这些专

业木语已有许多难以辨识.但是从中我们仍然可以了解到,在宋代,足球是

最受普遍欢迎的娱乐活动."风流无过圆社","青春公子喜,自发土夫怜,

万种风流亭,圆社总为先."《蹴鞠谱》中的这些记载就是证明.踢球之所

以成为老少欢迎的娱乐,是因为这种娱乐既使人"精神爽","消长日",

"度永年";又可起到强健身体,预防疾病的作用,即"健体安身可美","

肥风瘦痨都罢"."得此消闲永日,运动肢节,善使血脉调和,有轻身健体

之功."此外,还可以"善诱王孙礼义加",即培养人的道德情操.在七百

年前,人们对于足球运动的娱乐,健身和培养思想情操的作用,已有如此充

分的认识,这对于足球运动的开展当然会起极大的腿进作用.

宋代的足球和唐代的踢法一样,有用球门的间接比赛和不用球门的自

打,但书上讲的大多都是白打踢法.所谓"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就

是指踢球花样动作和由几个花样组成的成套动作,共有几百个之多.《水浒

全传》上写高俅陪宋徽宗踢球,"使了个鸳鸯拐".驾鸯拐就是个花样动作,

是用左右外脚踝踢球.描写高俅给宋徽宗表演踢球时,"那气球似膘胶一样

粘在身上".这就是指用头,肩,背,胸,膝,腿,脚等不同的一套一套的

踢技,使"球终日不坠".由此看来,宋代的足球,由射门比准已向灵巧和

控制球技术方面发展.

宋代制球工艺比唐代又有提高,球壳从八片尖皮发展为"十二片香皮砌

成".原料是"熟硝黄革,实料轻裁".工艺是"密砌缝成,不露线角".

做成的球重量要"正重十二两".足球规格要"碎凑十分圆".这样做成的

球当然质量是很高了.当时手工业作坊制作的球,已有四十个不同的品种,

每个品种各有自己的优缺点.制球工艺的改进,促进了踢球技术的发展;而

制球手工业的发展又反映了社会需要量的增加.

关于我国古代的足球,除了有许多史籍的文字记载外,在一些文物图象

上也有反映.如登封县少室石阙上有踢球图,金代陶枕上有"女子踢球图"

(图版3),元刻《亭林广记》上有蹴鞠图(图二),元代"足球纹铜镜"

(图版4),元钱选画《宋太祖蹴鞠图》(图版5)等.这些文物图象,从不

同角度反映了我国古代足球活动开展的面貌.特别是"足球纹铜镜"图象,

在研究元代足球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足球纹铜镜"现藏湖南省博物馆.这是一件以体育活动为花纹的罕见

珍品.铜镜背面浮雕的图象,是一对青年男女对面踢球,女子高譬笄发,作

赐球状.男子戴幞头,着长服,半蹲膝,身稍前倾,作认真接球姿势,小球

介千起落之间,球身隐约可见爪棱状痕迹,其形态十分逼真.

(五)明清足球的衰败与灭绝

我国元以前史籍上没有男女对踢足球的记载.到了元代,关汉卿等人的

散曲中才记述了男女对踢足球的情景.但这种男女对踢,已不是双方寻求自

身的娱乐,而是以妇女踢球作为一种伎艺供他人欣赏.萨都刺《妓女蹴鞠》

散曲中说:"毕罢了歌舞花前宴,习学成齐云天下圆".可见踢球和歌舞一

样,都是宴会上的伎艺."占场儿陪伴了英豪"的妇女,大都是"谢馆秦楼",

"鸣珂巷里"的"绝色婵娟";"若道是成就了洞房惜王怜香愿,六片儿香

皮做姻眷."可见踢球成了妓女娱客的手段.从"足球纹铜镜"和元散曲中

所反映的事实可知,元代踢球娱乐的社会性是大大缩小了,它不再是节日的

活动内容,也不再是宴会上的节目,而是和放荡行为相联系的娱乐.《明史》

上记载,拥兵三吴,称兵割据的吴王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每出师,不问

军事,辄携樗蒲(一种赌具),蹴鞠,拥妇女酣宴."可见踢球已和淫乐连

在一起.所以,朱元璋称帝之后,传下圣旨,严厉禁止军人踢球.朱元璋的

圣旨只能禁止军人踢球,但并不能改变足球的娱乐性质.被称为明代社会百

科大全的小说《金瓶梅》中,有一段描写西门庆在丽春院看妓女李桂姐踢球

的事:"西门庆正喝在热闹处,见三个圆社向前来打个半跪,西门庆平昔认

的,一个唤白秃子,一个唤小张闲,一个是罗回子.因说道:'你们且外边

侍候,待俺们吃过酒踢三跑.'西门庆吃了一回酒,出来外面院子里先踢了

一跑,次教桂姐上来与两个圆社踢.一个捎头,一个对障,拗踢拐打之间,

无不假喝采奉承,就有些不到之处,都快取过去了,反来西门庆面前讨赏钱,

说:'桂姐行头,比旧时越发踢熟了,撇来的丢拐,教小人凑手脚不迭.再

过一,二年,这院中似李桂姐这行头,就数一数二,强如两条巷董官女儿数

十倍.'"上述描写,也很能表明明代踢球的娱乐性质.

宋代的足球艺人,可以在皇宫的宴会中表演,也可以在城市的瓦子里卖

艺,,而明代的圆社却只能在妓院中娱客了.

明代足球的社会性,虽然逐步缩小了,但是,见于文物和史籍记载的资

料,还是不少的.如明社重画的《仕女图》有蹴鞠场面(图版6),《明宣

宗行乐图卷》中有观鞠场景(图版7),明王圻《三才图会》也有蹴鞠图(图

三).到了清代,在史籍上有关足球活动的记载,就寥寥无几了,象《红楼

梦》这样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大全,书中只有一次提到踢球,而且也只有一

句,即"可巧门上小厮,在甬路底下踢球."只有蒲松龄所写的《聊斋志异汪

士秀》中,有较长的关于踢球活动的描写.该书中说:汪士秀是庐州人(今

安徽省合肥市),父子都善于踢球.几年前,父亲在钱塘江中溺死了.汪士

秀南游洞庭湖,夜伯湖畔,思念父亲之死,不能入睡.忽见湖水中出来五人,

铺一张大席在水面,饮酒作乐.酒后拿出一个晶体透明的球来踢.汪士秀见

那会踢球的老者象他父亲,便坐起在舟中观看.这时,恰巧那球落在他的身

傍.汪士秀一时技痒,便起脚踢了回去,那老者见状惊呼道:"这是我们家

传的流星拐踢法."谁知汪士秀一脚踢的太猛,把球踢破了,霎时间湖上人

球俱杳.原来那四人是鱼精.他父亲溺水被鱼精拯救留作仆役,踢的球是鱼

膘做成.蒲松龄在写球被踢破下落时,用了这样一句来形容:"中有漏光,

下射长虹,犹如经天之彗,直投水中,滚滚作沸泡声而灭."如果把这一句

话移来形容我国古代足球发展的过程,是再恰当不过了.我国古代的足球活

动,经历了几千年,在汉,唐,宋时代,曾经象彗星一样,发出闪亮的光辉;

后来,投入清代社会的水中,只留下一点泡沫,终于灭绝了.

分析一下我国古代足球的兴衰,寻找其灭绝的原因,大概育这样几条:

从客观的社会条件来说,宋代理学兴起,社会上重文轻武,也轻视身体活动

的娱乐.清王室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弱民政策,禁止人民练武和练身

活动.戏曲小说的兴起,社会娱乐范围的扩大,相对地减少了踢球娱乐的兴

趣.从足球运动本身的发展来说,由直接的对抗比赛改变成间接的对抗比赛,

失去了练武,练身,练意志的特点,减低了足球运动的社会功能;由自身的

娱乐活动转变成供他人的娱乐活动,由社会的节日娱乐转化为狎巷的宴饮娱

乐,使足球运动的社会性愈走愈窄.这样,在社会客观原因的限制下,便不

能不趋向灭绝.

我国古代足球在清朝中叶便灭绝了.但是,几千年足球运动的影响,在

人民中间并未完全断绝.清代冰上足球的开展,是古代足球发展的一个旁系.

我国北方民间还有踢石球活动.这些都可以说是我国古代足球运动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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