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养牛 农村报的发展历史

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旧社会养牛这个问题，农村报的发展历史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在各地的风俗习惯中,有哪些属于贫穷年代的烙印呢

在各地的风俗习惯中，有许多属于贫穷年代的烙印，比如包办婚姻，重男轻女等等。这些痕迹属于都那个可怜又贫穷的年代。

1.各民族的风俗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各个民族（包括汉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各民族的同化、分化、进化和融合才形成了中国现在有50多个民族的状态。各民族在内部发展和外部斗争中，历史上形成了适应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风俗习惯。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是社会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是由各民族的社会和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反映，同时对经济、政治、文化都有很大的影响。

2.风俗的差异

在中国，大多数少数民族从事农业生产。虽然他们主要吃粮食作物，但他们的饮食习惯却大不不同。这些习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民族的心理感受（又称心理素质），对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些习俗有明显的阶级标记，有些与宗教信仰直接或间接相关。不可否认，由于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多样性，形势十分复杂。

3.风俗的多样化

有的体现在爱情、婚姻、丧葬等方面，如包办婚姻，哈萨克族姑娘追求、布依族“抛花袋”二重唱、回族棺材免费葬、藏族火葬、水葬、天葬等。这些习俗的形成受宗教信仰和传统习惯的影响，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中国的民族风俗是丰富多彩的。

20世纪80年代是理想主义时代，90年代是社会转型时期。理想主义还有剩余，商业的浪潮并没有席卷一切。因此，到目前为止，这两种价值观都存在着内在的冲突。理想轻视商业，商业羞辱理想，人格分裂，心中有两种自我要求的价值观，并且它们是相互矛盾的。

谚语中的农事

谚语中的农事

谚语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结晶，是充满生活情趣和富含哲理的特殊语言。收集和品味这些民谚，能受到很多启迪，受益无穷。以下，我为大家整理了谚语中的农事，欢迎阅读。

耒阳是中华农耕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几千年来，勤劳朴实的耒阳人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耕耘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自己的方言特色，留下不少谚语、俗语、俚语。认真搜集整理这些劳动人民的语言结晶，从中可以发现很多耒阳农事的风俗。

“立春晴一日，农夫不用力。”“立春天气晴，百物好收成”。耒阳方言，“晴”读qiang。耒阳进入立春，一般是农历正月上旬，也就是过年的时节。气温稍回升到10°以上，雨水增多，土壤解冻，积雪融化，万物始复苏。此时，刚探出头来的垂柳芽苞，嫩绿柔软，泥土中跃跃欲出的小草，带来一派“春到人间草木知”的景色。当北方依然千里冰封，湘南的春耕大忙季节来临。耒阳人最重视牛开春，在立春这日，牵牛到田边，鸣炮竹、烧钱纸，还用红纸包着钱纸插在田里，让水牛犁田三个圈，方算完成开春。开了春，就表示春天来临，可以犁田了。立春日天气晴朗，预兆这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收。从这两句俚语，足见民俗忌讳立春日下雨，甚至大雪。

“桐梓树开花浸谷种。”桐梓树开花了，没有霜雪，这个时候浸谷种，不会烂种子。旧社会，耒阳普遍只种一季稻谷，全县普遍栽籼稻品种，水利条件极差，撒秧节令较晚，广为流行的育秧民谚：“穷人莫依富人谎，不到春分(3月20或21日)不下种”。说明当时三月中旬才开始育秧。“莳田莳到端阳，割禾割到重阳”，说的就是这个理。从1958年起，改为双季稻，“插完早稻过五一，插完晚稻过八一。”这就把早稻浸谷种时间提前了。耒阳农民为了赶季节，就在秧田熏烟火，提高气温，结果发现不行，最后摸索出薄膜育秧，这才解决了问题。育秧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及时浸种，采取温水破胸，发芽、催芽。二是谷种落泥，头几天水浅，水不泡芽，要等秧苗发青才慢慢加水，最多遮盖蔸就行。三是精心管理，成秧后，掀开薄膜，晒太阳，淋露水，除杂草。所谓：“正月雷打雷，二月雨不歇，三月车车水，四月秧过节”，时令很关键，错过了就无法弥补。

说到莳田，耒阳有两句民谚：“宁莳三日黄秧，不莳隔夜冷浆。”“女怕当生，男怕倒退。”前一句，提醒人们莳田时，应以当天耙的田最好，不能先天耙，当天耙的，泥浆水可以把秧苗根固定。后一句，说明莳田是苦力活。过去莳田，除了吃喝外，每天散工时，还要拿四个鸭蛋回家，以补偿一天劳累。莳田最苦的环节，是打桠，这是技术活。田不管多大，在田一头插上标杆，对面也插一杆，两点一线，农人瞄着标杆倒退莳田，直横都对齐，禾蔸对的准对面的标杆，就算桠打直了。

“春争时，夏争日。”接下来，就进入田间管理期了。这个期间很忙碌，管水，追肥，治虫，除杂草簲子，都要操心。管水是有讲究的，生根稳蔸期，开蔸期，拔杆生长期，扬花抽穗期，结果灌浆期，以及等待收割期，不同时期，水的'深浅不一。肥料有两类，一是人畜粪便，二是施加化肥。害虫的治理，主要是蝗虫、飞蛾、稻飞虱。耒阳农作物的病虫害，据史籍记载“清咸丰二年(1852)禾枯黄如火烧，失收十之七八，民饥、饿殍载道。民国1931年到1935年，县境连续发生蝗虫，危害甚烈。县府毫无办法，只是令县民春工捕捉，并将捕捉的蝗虫上交省属长沙捕蝗虫局，论捉虫多少领赏。民国36年，耒阳蝗灾严重，列为全省23县治螟区之一，国民政府善后救济总署湖南分署补助面粉600吨，充作治虫经费。采用人工捕捉办法，收效甚微。”可见，过去人们一直靠捉虫的土办法。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到了六七十年代，有了农药，人们开始用喷雾器喷药杀虫，虫害得到有效遏制。可惜，农药容易污染生态环境。除杂草一般是莳田后半个月左右开始，不定期劳作，确保禾苗顺利成长。俗话说：“一勤和三懒，不懒也会懒;一懒和三勤，不勤也会勤。”这个时期，人要勤，经常去田埂察看，关注禾苗长势。

耒阳属于丘陵地貌，水田多，旱地也多。旱土按土质，分为粘土沙土、红壤土;按地理位置分为山土、园土、洲土。土质不同，所处位置不同，影响农作物的品种和产量。光绪十一年《耒阳县志》载：“耒阳经济作物主要品种有：棉、茶、烟、豆、苎麻、花生、芝麻、油菜、黄花菜等”。目前，全市旱土农作物主要分三类：一是粮食作物，人们叫杂粮，有红薯、麦子、高粱、玉米、粟米、豆类，尤其是豆类最多，有大豆、绿豆、豌豆、饭豆、雪豆、扁豆、玉豆。二是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茶叶、水果、旱烟、药材、黄花菜等。最近十多年，耒阳大力发展烟草叶，种植烟叶的农户越来越多，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来源。三是蔬菜作物，包括萝卜、白菜、面薯、芋头、葱蒜、口老、辣椒、茄子、冬瓜、南瓜、黄瓜、丝瓜、水瓜等等。过去，耒阳最好的棉花就产自东湖，所以有个地方叫“棉花千斤万两。”耒阳俗语说：“养塘鱼丢(quo)仓谷，作丘芋赚仓谷。”意思就是养鱼不如种芋头，可见，耒阳人非常重视种蔬菜，却不愿意养鱼。旧社会，耒阳乡间普遍种芋头。改革开放以来，引进马铃薯良种和香芋，产量高，人们就转而普遍种马铃薯了。耒阳过去有句谚语：“七口八蒜。”说的是农历七月，农村普遍种口老，八月则种蒜。口老学名藠头，是耒阳的传统特产。茎直立，分枝，绿色或带绿色，有细条纹。叶互生，有长柄，托叶鞘膜质，黄褐色。叶片宽三角形，先端急尖，基部心形，全缘。口老健胃顺气，祛风除痰，除湿止痛，解毒消肿，历来为人们喜爱。用质地优良的新鲜耒阳口老制作的盐藠头，头呈白色，半透明，肉质细，口感脆嫩，是下饭佐粥的佳品。耒阳盐藠头年生产能力在千吨以上，远销日本、韩国、香港等地，产品供不应求。

耒阳农村，历来有养猪、养鸡、养鸭、养牛、养狗的传统。“养猪存钱，杀猪过年。”“养猪无巧，舍干食饱。”旧社会，人们贫困潦倒，家家户户养一两头生猪，用糠、剩菜剩饭、野草煮潲，慢慢养大。“零钱攒挣钱，养猪过大年”。等到过年了，杀头猪，卖点钱，给小孩添件新衣，办点年货，热热闹闹过个年。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准私人养猪。到了改革开放后，人们又开始普遍养猪，还出现了很多养猪专业户、万元户。“养鸡养鸭，只够零花。”“鸡鸡二十一，鸭鸭二十八，鹅的脖子长，三十二天才见娘。”耒阳人更是家家户户养鸡。过去说养鸡是盐坛，农村人靠养鸡生鸡蛋卖，买盐供一家实用。而且，基本养母鸡，公鸡只养一只。养鸭的农户也不少，要么不养，养则一群，二三十只，上百只，早上放出去觅食，黄昏赶回家。那热闹场景，至今让很多农村长大的人怀念。“牛栏建在高岸上，肥水不落外人田。”过去，没有实现农业机械化，很多人家养头耕牛，包括水牛、黄牛，早上放牧，下午收栏，很多农村孩子都做过放牛娃。“牛吃百样草，样样都上膘”。平时养在牛栏，等到农忙时节，牛儿就顶上几个劳力。牛是农人的命根子，过去耒阳有个习俗，从外地买了耕牛，进湾村时，牛角绕块红布，牵到正厅屋转三圈。母牛生了牛崽，满三天主家要给湾村的人送红鸡蛋或米粑，以示庆贺。至于养狗，那是全国广大农村普遍的现象了。;

农村报的发展历史

《农村报》创刊于1949年11月15日，与共和国同龄，在全国涉农类报纸中创刊最早。

《黑龙江农村报》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决定出版，由黑龙江日报社主办的以全省农民读者为对象的群众性报纸。原名《黑龙江农民》，1949年11月15日在齐齐哈尔创刊。初期负责人甘甫明、远百昌。1954年8月，松江与黑龙江两省合并。原松江出刊的《松江农民》合并于《黑龙江农民》。改版后的《黑龙江农民》报为4开4版，3日刊。1956年1月改为周3刊。在隶属关系上，中共黑龙江省委先后委托省委宣传部、农村工作部对其进行管理，黑龙江日报社统筹印刷、发行等事宜。高奭任总编辑。该报改刊时，全省农村正经历由互助组、初级农业社向高级农业社的过渡。编者在第1期《大家来办农民报》一文中说，改刊后将“通俗地宣传解释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帮助大家树立依靠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思想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集体主义思想，逐步克服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经常介绍一些先进的生产经验和农业技术知识，一般科学和卫生知识”。辟有《时事讲话》、《在黑龙江各地》、《唠知心嗑》、《读者来信》、《支部生活》、《答读者问》、《唠唠技术增产》、《卫生常识》、《俱乐部》等专栏。这一时期，该报为宣传政策，向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各类“讲话”和评论，在版面上占较大比重。1954年8月，改刊当月共出10期报，其中刊载《互助合作政策讲话》5篇，动员农民多卖余粮“宣传讲话”2篇，本报评论6篇，连同《时事讲话》等共24篇，平均每期2．4篇。宣传性文字多这个特点，在以后几年中也大体如此。这些讲话和评论，政策性强，较注重结合农村工作和农民思想实际。该报还注重选择基层和生产第一线的典型进行报道。双城县希勤村在合作化运动中创造了“全面规划”经验，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1955年后，该报对合作化规划经验及希勤村作多次报道，如《双城县希勤村是怎样创造合作化全面规划经验的》、《希勤村农业合作化规划后的一年》等。1956年初，针对高级农业社发展迅速，新建社缺乏管理经验的情况，该报于1月6日、13日，介绍了双城吴家村“小段作业指示图表”、“六员管理责任制度”等经验，并刊发了《希勤高级社的建立》、《幸福之路—双城永乐区幸福集体农庄》等报道。除此，还多次展开群众性讨论，如《有余粮少卖对不对？》、《怎样使管委会领导跟上去？》、《怎样当好队长？》等。这些报道与讨论，对实际工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958年“大跃进”中，该报紧跟形势，力求做“对新事物满腔热情的促进派”，“期期有典型，广泛树标兵”，在一些报道中，存在鼓虚劲和虚假不实等问题。1961年1月3日，该报因纸张缺乏而停刊。1963年1月1日，报纸定名《黑龙江农村报》，重新出刊，4开4版，周2刊。1964年初改为周3刊。由黑龙江日报社主办。编辑部主任冯玉璋。这一时期，农村生产逐渐恢复，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该报把“巩固人民公社经济，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教育”，作为宣传的重点。1963年2月，庆安县新安四队生产队长宋恩珍为抢救国家财产牺牲，该报即作了突出的报道。刊登长篇事迹通讯、连环画后，以《学习宋恩珍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学习宋恩珍，当个好干部、好社员》为标题，两个多月间发表各地农村读者读后感想28篇，编者加《小道理》8篇。同时，辟《好社员》专栏，或以集纳形式，冠以《发扬集体主义风尚》大标题，刊登短小人物通讯：《爱管闲事的姑娘》、《生产队的真‘金子’》等，介绍普通社员关心集体财产、坚持原则、维护集体利益的事迹。当时，干部参加集体劳动和管好集体财物，被看作是巩固集体经济的大事。对此，该报除组织经常性报道、开展问题讨论，还作了重要典型报道。如1963年7月12日，刊发了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不生锈的‘铁孩子’》，报道绥化县六合大队党支部书记、劳动模范高凤志，艰苦朴素，积极参加集体劳动，密切联系群众的感人事迹。同年11月26日刊登《公正廉洁——松江二队队委会为什么能把集体财务管得清如水明如镜》的通讯，在全省都引起很大反响。除此，还大量刊登诸如《走阶级路线，靠贫下中农》、《把旧社会的苦告诉青年一代》、《扎扎实实培养革命接班人》及农民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报道。该报有关争取农业高产和农业技术改革的宣传，也较突出。在宣传向山西省大寨大队学习同时，报道甘南县太平大队和肇东县红光大队两个三产典型，特别是对太平大队作了连续的和多侧面的报道。如1964年4月8日发表通讯《胸怀全局，勤奋创业》，对这个大队作全面介绍后，陆续发表了《太平人的风格》、《太平大队实行生产责任制和田间政治工作相结合》、《太平大队在灾年中对国家作出更大贡献》、《吕和——勤奋创业的新愚公》等。另外，辟有《政策顾问》栏，简洁地回答农民遇到的具体政策问题，受到读者的欢迎。该报1967年1月8日因“文化大革命”一度停刊。1月28日出刊《新华社电讯（农村版）》，2月12日易名《黑龙江日报农村版》出版，4开4版，周3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版面大量刊载宣传“以阶级斗争为纲”和“革命大批判”的报道与文章，同时，宣传“农业学大寨”运动，报道一些农村治山改土取得高产的先进典型，如肇东县涝洲公社、甘南县太平大队、讷河县老莱公社胜利大队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该报于1979年1月28日，恢复《黑龙江农村报》原报名。适应工作重心转移，特别是农村实行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历史性变化，在宣传报道上，着重抓了两件大事：一是中共中央的经济政策的宣传；一是农业科技知识的宣传和经济信息的传播。1979年以后，中共中央制定的发展农村经济的各项方针政策，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但由于多年来“左”的错误影响，政策实施中受到诸多干扰；农民中也有想富又不敢富，顾虑重重的问题。因此，《黑龙江农村报》把对农村经济政策的宣传放在了首位。1979年初，全省许多地区农村干部对社员搞家庭副业心怀余悸，不敢支持，对农民养牛养羊规定数字限制，超过即指责为发展资本主义。该报于1月7日、10日发表《理直气壮地把钱抓起来！》、《搞副业有功无罪，扣罚款理不应当》等言论和报道，为副业生产正名。同年9月23日，开展怎样对待家庭副业问题的讨论，到12月3日共进行11期。对干部解放思想，明确是非，社员放心经营，起到了积极作用。1979年，中共中央根据农民的实践，肯定了农村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当年秋，全省一些地区干部对联产计酬责任制尚有种种怀疑，只准社员劳动分组评工记分。该报于同年11月7日1版刊发《政策自有胜天力，联产计酬得丰收》、《政策得人心，生产大发展》两文，报道肇源等地部分生产队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取得受灾之年丰收的事迹。1982年11月28日，该报刊登通讯《二十年和一年》，在全省最早报道了尚志县帽儿山镇实行大包干获得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典型，12月26日发表《包干到户，富海真富了》通讯，报道甘南县富海大队实行大包干的经验，为黑龙江省全面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了舆论准备。1983年初，全省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该报即于1月7日1版设立《联产承包责任制指导站》专栏，解答群众在实行承包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专栏到同年7月共出刊50多期，提出和解答了400多个具体政策问题。比如，1月30日专栏刊文《为农民呼吁，合理提留，让农民得到实惠》，对一些地区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中搞“高提留”，提出批评。报道后引起中共省委的重视，“高提留”很快降了下来。在宣传落实经济政策中，该报十分重视反映农民的呼声和要求，维护他们的利益。1982年10月，该报接到大庆市大同区兴隆泉乡农民宫海来信。宫海是养羊专业户，他在信用社贷款1000元，到邻县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敖林西伯公社买了28只羊。在赶羊返家路上，被这个公社的干部以“投机倒把”为由，扣下羊只，并罚款264元。本人对罚款不服，先后11次到该公社申诉，又到县有关部门告状，都无济于事。该报接到来信后，先后3次派记者前往调查，于1983年4月3日发表了宫海来信及记者调查附记，并以《宫海买羊有啥错？》为题，在报上展开讨论。一个多月时间，收到省内外读者来信500多件。中共省委、省政府负责人作了批示，报纸刊发6期讨论文章。最后，宫海被错误罚款一事得到妥善处理。整个报道，在全省引起很大反响。来信《宫海买羊有啥错？》被评为1983年全国好新闻。1983年6月，《黑龙江农村报》在新闻改革中，进一步提出“把报办在农民的心坎上，使报纸进农家”的要求。因此，更加关心和反映农民的切身问题，全心全意地为农民服务。比如，1984年3月18日刊登《谁能为这户农民解忧愁？》，把农民许春田自投资金万余元，跨区开荒1000多亩，但于播麦之际，因缺资金买种子而犯愁的事，向社会作了呼吁。报道发表后，引起各方的重视，在有关部门支持下，许春田得到贷款，解了燃眉之急。1984年5月，该报发表记者来信《民主乡农民畜牧服务公司呼吁，产销直接见面为何这样难？》，并在报上展开讨论，鲜明地支持哈尔滨市郊区民主乡姜文林等7户农民办畜牧服务公司，把鲜蛋直接送到市内副食商店销售，打开流通渠道的创举。这次被称作“鸡蛋碰石头”的报道，在黑龙江日报、中国农民报、中国青年报等新闻单位配合和中共黑龙江省委、哈尔滨市委的支持下，终于打破了原来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局面。连续报道《鸡蛋碰石头》获得1984年全省好新闻特别奖。该报为向读者提供政策咨询，在1版辟《政策问答》栏，回答群众来信中提出的政策疑难问题。1983年全省放开家庭承包责任制后，这个专栏解答了：怎样才算正当的长途贩运？专业户劳力不足可不可以雇工？手艺人不承包责任田可不可以？承包耕地允不允许转包，等等。该报还重点抓了农业科技宣传，帮助农民解决“想富无门路，想富不懂技术”的难题。1979年初，该报即设有《农业科技》、《学科学，用科学》、《国外农业》等专刊，2月份出版12期报，3个科技专刊共出8个版。此后，有关各类实用农业科技的报道，逐年增多。1982年4月，该报与省农业局、畜牧局、水产局等省直9个单位，联合创办了黑龙江省农业科技顾问处，聘请省内知名的农业、林业、畜牧、兽医、水利、农机、气象、供销等方面专家、学者53名作顾问（至1985年底，联办单位发展到12个，顾问增至148名，另有政策顾问30多名）。该报《学科学、用科学》、《农业科技顾问服务处》两个科技专刊，主要由顾问根据农民需求撰稿。1983年6月后，这两个专刊合并为《科学致富》版，每周出4至5版，内设《科学种田》、病虫害防治》、《牛马经》、《园艺知识》、《解疑难》、《问必答》、《试试看》等小专栏，传播科技知识、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新经验，回答农民生产中各种疑难问题。1984年8月，增设《经济信息》专版，向农民，特别是各种专业户、重点户及乡镇企业、商业供销工作人员，提供省内外经济信息、市场动态、行情预测及新产品介绍等。该报成立科技顾问处和开办《科技致富》专版后，三年间向农民介绍30多个有关种植业、养殖业和采集加工业等方面的致富门路，受到农民的欢迎。比如，黑龙江地处寒冷地区，冬季鲜菜短缺。该报向农民介绍顾问处顾问、蔬菜技术专家潘廷章的家庭日光温室修建技术，报道龙江县蔬菜专业户刘成信在7分地、3栋日光温室里种植各种蔬菜，一年盈利近万元的事迹。报道后，农民争相学习，仅哈尔滨郊区就修建起日光温室200栋。地处最北部的漠河县一位干部给顾问处来信说，通过学习温室栽培技术，他们那里冬季也可以吃到新鲜蔬菜了。1982年11月，该报介绍哈尔滨阎家岗农场引进的康贝尔鸭种，并连续刊载有关饲养技术讲座20多讲。通过该报介绍，二三年间，许多农户和家庭牧场因饲养康贝尔鸭而获益致富。该报4版为副刊版。1983年6月后，适应农民在物质、精神生活方面的新需求，由过去一般刊登散文、故事等通俗作品版，改为《村镇内外》、《农家生活》两个专版。《村镇内外》以社会新闻为主，表扬新风，针砭时弊，进行思想、道德、情操和法制的宣传。《农家生活》版，主要介绍勤俭持家、子女教育、妇幼保健、家用电器、饮食卫生等日常知识。以后，还辟有《青年之友》专版。该报从40年代末创办以来，一直重视群众工作，与农民通讯员和读者保持密切联系。进入80年代后，继续保持和发扬了这个优良传统。据统计，1984年该报收到读者信件2万余件，接待农民来访8000人次。对来信来访，该报都作了认真负责的处理，对其中具有普遍性、苗头性的问题，编发了《农民来访录》、《农民呼声》、《读者来信》等栏，在1版要位发表。该报还竭力为农民解急济难。1982年6月，收到依安县依龙乡农民王耀华的求助信，内述他的外孙女被疯狗咬了，在当地买不到狂犬疫苗，病人危在旦夕。该报见信后立即在哈市防疫站取得疫苗，当晚派人乘火车把药送到患者家里，使女孩转危为安，王耀华感动得热泪盈眶。该报由于在宣传报道和群众工作方面取得优异成绩，曾多次受到上级和有关部门的表彰。1960年，该报作为先进单位出席全省文教群英会；编辑刘克俭被选作代表，参加全国文教群英会。1983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印度召开第三次农村报刊会议，国务院农牧渔业部将该报提作会上交流的重点报纸。1984年初，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将该报办报经验，向全省新闻单位作了推荐。1985年，该报被评为全国先进新闻单位。1985年该报期发行量58万份，主编为侯国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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