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通养牛，临渭区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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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禹的事迹

禹，姓姒，亦称大禹，夏禹，上古治水英雄,古涂山氏国（今安徽怀远）人。

远古时期，天地茫茫，宇宙洪荒，人民饱受海浸水淹之苦。尧帝开始起用禹的父亲鲧治理洪水。鲧治水逢洪筑坝，遇水建堤，采用“堙”的办法，九年而水不息。尧的助手舜行视鲧治水无功，将他诛杀在羽山。

舜命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他从冀州开始，踏遍九州进行实地考察，决定采用因势疏导洪水的办法。

当时的绍兴地区也受到洪水的祸害，被称为荒服之地。大禹治水到了这块荒蛮之地，凿山疏流，将水引入东海，使这片浅海沼泽之地重新成为平原，人民得以从事垦殖为生。大禹曾在绍兴娶涂山氏为妻。新婚才四天，禹便离家治水去了。他婚后离家十三年，曾经三次路过家门而不进去。“三过家门而不入”和吃苦耐劳、克已奉公的忘我精神被传为千古佳话，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禹是中国古代历史传说中第一位杰出的卓有成效的治水专家。大禹治水，展现了我们祖先治理洪水斗争的生动画面，体现了劳动人民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与洪水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和治水的伟大功绩，一直为后世广为传诵，鼓舞着历代劳动人民向洪水灾害作斗争。

大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之一，大禹治水所衍生出的丰富意义，是中华悠久历史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最为华彩的一章。

巴蜀大地，文明悠久，人杰地灵，从远古时代开始，就产生了许多至今仍光辉无比的神话传说，反映着古老的巴蜀人民在文化进步的漫长路途中坚韧的进取精神和美妙的想象能力，成为巴蜀文化大观园中引人入胜的一个生动世界。

这里，江河众多，从远古开始，就一直水害频仍，危及着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命财产。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巴蜀人民充分发挥了勇敢战斗精神，与水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他们在与水害作斗争的同时，凭着自己的想象能力，创造了一个个征服、战胜自然灾害的神话传说，以体现他们古朴而又复杂的心理现实。

大禹在巴蜀治水及其神话传说，便最为生动、最为精彩、最为显著地表现了这一巴蜀劳动人民的真实心理，井沉淀为巴蜀文化和中国水文化的精品之一。

一

大禹在巴蜀治水，足迹广泛，主要集中在涪江、岷江（主要是青衣江）、川江流域。根据神话传说，大禹不仅分别治理各个水系流域，而且还将各个水系流域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网络，较为全面地治理四川山川河流。

相传大禹在青衣江流域治水最为深入执着，功绩卓绝。现今青衣江飞仙关下侧一段天堑称多功峡，是当地百姓为纪念大禹冶水功多而取，古人称之为"与导岷同功"，“而微神禹疏凿之功，则天、荥、芦三县，其不为鱼蛤也者几希矣!州之人，当每饭不忘也夫。"可见大禹治理青衣江与当地劳动人民的密切关系。青衣江支流周公河与周公山有关，而周公山相传为大禹所祭之地，《尚书·禹贡》记载：“蔡蒙旅平，和夷底绩。”蔡即蔡山，蜀汉时易名周公山，蒙即蒙山，与蔡山相峙，以产茶为称。这句话的意思是：大禹在蔡蒙一带治水成功后，又来此旅祭，祈祷上天赐福于人间。让生息在此的子民从此安居乐业，永保和平，消除灾害。

位于川西北高原古城松潘附近的黄龙寺自然风景名胜区，为涪江上源。黄龙寺名称的由来，虽然众说不一，但其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与大禹治水有关的方面。大禹疏通九天河时，天上的妖怪都治完了，唯有水下的九妖十八怪没有降服，继续为非作歹，残害生灵。这时，大禹便相请在黄龙寺修道成仙的黄龙帮他治水降妖，黄龙久居此地，深知妖怪习性，便游入江中，打败了九妖十八怪，而且，还负舟导江。沿茂州（今茂汶）上溯，助禹治水，始有岷江。大禹治水成功后，对黄龙表示了深深的谢意。这一神话传说不仅说明了远古之时涪江上流水灾严重，而且，还将岷江的治理与涪江的治理结合起来，"因水为师”的大禹从源头开展治水活动，与当年他在黄河流域治水方略相比又别具一格。

四川是万里长江的上游，容纳岷江、涪江、大渡河、嘉陵江、沱江、乌江等大小支流，浩浩荡荡，挟看紫色盆地的梦幻，冲出夔门，直逼坦荡的中原。在从宜宾到湖北宜昌这一称为川江的河段中，流传着不少关于大禹冶水的壮丽迷人的神话故事，为川江的奇丽增添了丰富的人文色彩。

“终古平成思禹绩，乾坤准信等浮沤。”这是明代太守傅光宅咏涂山的诗句。涂山，在重庆南岸区，因大禹娶涂山氏之女而名。为了纪念大禹治水业绩，山上建有"禹王祠”“涂后祠"，其后建有禹王庙，涂山寺，巴国人民仿佛格外尊重这个“四川女婿”，每年正月初一到十五，朝山盛会，游人如织，热闹非凡，清代名人王士祯曾有“飞瀑落长虹，登临见禹功"的诗句加以描述。

云阳龙脊石不仅是有名的长江水文标志，而且，更有神奇动人的传说附丽在它身上。龙脊石在云阳县境内的长江江心，宛如一条巨龙潜于江中，又名龙潜石。相传洞庭湖中的老龙，游入长江，直至巴地，到处兴风作浪。于是，玉帝派大禹到凡间斩龙劈蛟，大禹见此孽龙残害生灵，不禁怒火中烧，金斧一挥，砍中老龙颈项，老龙作垂死挣扎，搅动龙尾，浊浪翻飞，天昏地暗，大禹再将一根金刺向龙脊，结果了它的性命，老龙残尸化力铁石留于江心。龙脊石上诗文书法题刻极多，冬春之时，游人如云。龙脊石的这段大禹斩龙的传说与巫山县城西错开峡的传说相一致，那里至今仍有“龙斩台”。大禹治水活动中斩杀孽龙，一方面表明大禹具有神力，是为“神禹"，另一方面也表明大禹治水并非易事，坎坷曲折，艰辛奋战。

曾为历代文人墨士传颂的巫山神女，是西王母之女，当大禹疏导长江三峡时，她在飞凤山麓一平台，授九卷天书与大禹，并派神丁相助，大禹“遂能导波决川，以成其功"。这块平台后人称之为神女授书台，此后她定居巫山，为民造福，日久天长，她的身影化为俊俏的神女峰。巫山人民竖碑立祠，泥塑金身，绘影力文，将神女祀为“佐禹治水”有功于三峡黎民"的"正神"。毛泽东1956年《水调歌头·游泳》词："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借动人的神话传说，展现了新中国大禹传人的豪迈气概和壮志胆识。

在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有一座禹王宫，原建于乾隆年间，是湖广人入川时修的会馆，内供大禹像，现仅存大殿。七对石柱上镌刻的楹联完整无缺，其中一联为隶书：传子即传贤，天下为公，心同尧舜；治民先治水，山川永奠，泽重湖湘。一联为楷书：遗迹遍神州，即今日复水重山都归奠定，英光同石纽，使我乡牧童樵叟共切讴思。联意在于歌颂大禹功绩，永远缅怀；另外一层意思，我们认为，在于水路畅顺，保佑湖广人的生意事业。这里，湖广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相互融合，共同敬祝这一中华文化的神品——大禹。

表现了一种共通的民族文化心理。

二

以上，我们择其要者记述了大禹在巴禹治水的踪迹与有关的神话传说，这些资料虽然不能当作信史看待，但是，从神话学，民俗学、社会学和文化学角度加以认真分析总结，却可以得到深刻的启示，对于了解远古时期巴蜀人民与自然一--水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巴蜀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是古老的巴蜀人民在征服自然的漫长过程中的实践、愿望、情感、理想、要求的曲折而又真实的反映，是以劳动人民改变作为自然的奴隶身份开始站立起来，辐射人的本质力量为基础而产生的。这些传说有着浓郁的巴蜀文化色彩，是巴蜀人民借助想象和幻想的虚构以表达人类征服自然的胜利，并体现出原始思维的单纯、古朴、生动的特色，神话传说构思别致，幻想奇丽，是民俗文化和神话宝库中的璀璨之珠。

远古四川，水害既多，影响又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与防洪治水有着密切关系，治水害，兴水利，是人类生存、社会进步的基本需要，也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上述神话传说，既是巴蜀人民开始摆脱作为自然奴隶地位的反映，又是他们在证明人类力量，从人神结构关系中走出困境的那么一种觉醒心理的再现，大禹在青衣江治水，则是氐羌先民从游牧生活走向农耕生活过程中的现实反映。

虽然大禹时代的社会经济生活主要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区域，治水活动也集中在这一带，但是，我们不能单纯从地域上来论证大禹治水的范围，一则大禹治水本是神话传说，是古代劳动人民战胜自然的神奇表现，更重要的则在于大禹是古代劳动人民在治水活动中共同创造共同认可的神与英雄，大禹作为神禹，是劳动人民心理的一致反映。大禹在远古历史中，至少在水事活动中，具有保护神的地位，禹王庙和关帝庙一样，在民众心理中占据重要位置。大禹治水具有非凡的同构能力，它能将发生在黄河，长江以及其他中华各水系的治水活动统一涵纳成一个同心圆，而这正是研究大禹治水与水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启示。

大荔在哪个地方啊

大荔县位于关中平原东部，是黄、洛、渭三河汇流之地。南界渭河与潼关、华阴、华县为邻，西绕洛河与蒲城、临渭区毗连，北沿台塬与澄城、合阳县接壤，东濒黄河与山西永济相望，素有"三秦通衢"、"三辅重镇"之称。大荔县总面积为1776.1平方公里，全县辖7镇26乡，414个行政村。1998年未，全县人口为68.52万。大荔县是我国著名的五大黄牛之一——秦川牛的重要产地。县域内黄、洛、渭三河长期变迁，形成了40万余亩的宽阔滩涂和丰富的天然草场。同时小麦、玉米、花生秸杆也为秦川牛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饲草来源。1999年全县秦川牛养殖规模达到9.4万头，年出栏肉牛1.8万头……大荔自古为“皇家牧马之乡”，有着两千多年的畜牧养殖史。近年来，大荔依托丰富的秸杆资源和群众养殖经验,借助“渭南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核心区”的优势，以争创全省畜牧第一县为契机，把发展以秦川牛为主的畜牧业作为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围绕畜禽良种、动物保护、草业开发、科技兴牧四大工程，按照“小群体、大规模”的模式，扶持、鼓励企业及农民积极投身畜牧产业开发，使畜牧产业迅速崛起。截至2003年底，全县牛存栏达到8．3万头，生猪存栏16万头，羊存栏13．7万只，笼养鸡98．4万只，建成各类畜牧养殖小区20个，肉类总产2．2万吨，牧草种植面积7．5万亩；畜牧业实现产值2.7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24．5%，整个畜牧产业链产值达到4.3亿元，农民人均牧业牧入276元。全县涌现出万头规模养牛大乡2个，5000头规模养牛乡4个，百头以上养牛场3个，存栏千头或户均3头以上养牛专业18个，全县规模饲养户达6368户。全县已初步形成了以沙苑区和黄河滩区13个乡镇为主体的秦川肉牛开发带；以洛灌区和北部塬区为主体的瘦肉猪和笼养鸡基地；以城关、许庄等县城附近乡镇为主体的奶牛饲养基地和三河滩区为主体的肉羊基地。全县涌现出了以绿奥牛业、瘦肉猪和笼养鸡基地；隆发饲料、景壁肉食、鸿达育肥厂、西安英考鸵鸟养殖厂等畜牧产业企业群体，他们斥巨资，建养殖基地，办加工企业，以企业化管理形式经营畜牧产业，从而舞起了大荔畜牧产业化的龙头。

临渭区的经济

“十一五”末（即2010年），临渭区生产总值达到125亿元，是2005年的2倍，年均增长14.7%。人均GDP达到14088元，是2005年的2倍，年均增长14.67%。全区财政总收入达到8.1亿元，是2005年的2.4倍，年均增长19.7%；地方财政收入达到1.73亿元，是2005年的3.7倍，年均增长29.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达到16495元和4565元，较2005年净增9323元和2405元，年均增长18.1%和16.1%。

2012年，临渭区生产总值180.52亿元，同比增长14.60%。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9.07亿元，增长6.1%；第二产业增加值71.35亿元，增长18.7%；第三产业增加值80.10亿元，增长14.3%。

2013辖区生产总值完成181亿元，增长14.5%；区级财政收入完成2.7亿元，增长19.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67.2亿元，增长17.5%；工业总产值达到64亿元，增长12%；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23300元，增长18.4%；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000元，增长20%。渭南市临渭区地处陕西省关中平原东部，农业资源丰富，生产条件优越，是国家商品粮和优质棉生产基地县（区），是国家秦川牛保种区之一。全区有耕地面积113万亩。土地平坦、肥沃，有效灌溉面积98万亩，已形成灌、排、防洪于一体的水利设施系统。种植业以粮、棉、菜、瓜、果为主，常年农作物播种面积170多万亩，复种指数148.7%。养殖业以牛、鸡、猪为主，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区。

湭河岸边的北刘遗址表明，距今约8000年的老官台文化时期，临渭区就有了原始的农业。其生产方式和全国一样，大致经历了原始、奴隶、封建、个体农民和集体所有制五种形式。在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制度，特别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临渭区是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用雇工、出租土地、放债等方式剥削农民，使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1951年，临渭区根据上级指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变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耕者有了田地。1956年，经过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县建立850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了农业合作化。1958年，又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组织38个（后调整为34个）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的农村人民公社。1962年，人民公社建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由于人民公社在分配上存在着平均主义的弊端，1979年以后，临渭区逐步实行了包干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使农村经济全面迅速地向前发展。

“十一五”期间，临渭区建成“一村一品”示范乡镇6个，示范村135个（其中省级示范村37个），推进村150个，培育形成葡萄、核桃、猕猴桃、香菇、冬枣、奶牛、生猪、奶山羊、肉鸽、笼养鸡十大特色产业基地，被评为中国果菜无公害十强区、陕西省“一村一品”先进区、全国畜产品先进区、陕西省畜牧生产先进区、秸秆养牛先进区。粮食生产连年获得丰收，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通过绿色农产品基地认证和无公害基地认证共6个，注册渭乐天、见庄、秦浓等农产品商标7个，冬枣、超级无核王葡萄等4种渭乐天牌时令水果被推荐为奥运会指定产品。全区累计发展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0户（其中省级4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427个，农业产业化水平明显提高。

“十一五”末（即2010年），第一产业增加值达到21.41亿元，比2005年净增12.6亿元，年均增长7.9%。据出土文物表明，新石器时代临渭区就出现原始的手工业制品，如石器、骨器、陶器、编织等。

秦汉时期，有了少量砖瓦生产。元代以后，随着棉花种植的增加，土纺、土织遍及农村，榨油、染坊、铁匠、缝纫、竹木、酿造等有所发展。清乾隆年间，全县有纳税班匠157人。光绪年间，渭北一带的土布、东西两原的草帽、苇席，数量均已可观。民国年间，手工业继续发展，同时，随着西北聚记机器棉花打包股份有限公司的建立，开始有了近代机械工业。

建国初，私营工业有所发展，除原有企业基本保留外，新增瑞昕面粉厂，德华、义兴成、德泰、德聚等铁工厂，至1952年全县工业总产值712万元，职工717人。1953年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对私营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实行公私合营，手工业也走向合作化，国营工业陆续建立。至1958年全县共有各类工业企业21个，职工1，755人，工业总产值达1471万元；主要工业产品增加了发电、棉纱、水车、石灰、生铁、水泥、锅驼机、小钢磨、肥皂等。

此后，（原）渭南县城列入三门峡水库淹没区，国民经济又遇暂时困难，1960年中央指示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本县于1962年停办了纺织厂等6个工厂，1963年工业总产值下降到1148万元，职工队伍减为1202人。1964年后，三门峡库区缩小，渭南县城从淹没区划出，大中型企业纷纷建立，至1983年全县有工业企业238个，其中国家部属2个，省属6个，地属14个，县属51个，城镇街道28个，农村社队133个，五七工厂3个，联营企业1个。工业总产值增至18566万元（其中县属8925万元），比1949年增长56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4.84%。拥有各种机械动力78，800瓩（其中，原动机13000瓩，发电机2500瓩，电动机52300瓩，电气机械11000瓩），金属切削机床1364台（其中大型机床49台，高精度机床41台，数控机床7台），台钻327台，砂轮及抛光机300台，锻压设备290台。主要产品增加了棉布、塑料、运输带、染料、中成药、乳制品、化工设备、机械设备、锅炉、水泵、化肥等种类。不少产品如硫化青、交直流电机、印刷机械、油锯、专用仪表。胶木拉线开关、墨水、印花毛巾、元钉、编织软电线等被评为陕西省或全国优质产品。国民经济结构已由农业占主导地位，变为农业、工业相辅相成，同时发展。

“十一五”末（即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完成产值77.3亿元，是2005年的2.2倍，年均增长16.9%。其中区属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完成40.8亿元，是2005年的5.4倍，年均增长40.3%。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税务杂重，军用物资征调频繁，不少商行累赔歇业。

1949年5月临渭区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恢复国民经济，私营商业很快发展起来，到年底计有杂货、土产、肉菜、文具、油盐、旅店、美术、面粉、铁磁、饮料、燃料、药业、百货、绸布、粮业、纸烟16行业，加上摊贩共827户，资金715091万元（折今715091元），从业3033人。1952年发展到1158户资金3973863万元（折今3973863元），从业4201人。对于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满足消费者需要，起了有益的作用。

1953年，国家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但是这些私营商业特别是资本主义商业，有的投机取巧，偷税漏税，有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给市场供应和经济发展造成不少麻烦。为了发挥其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因素，保证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本县开始对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除棉商、粮商因国家统购统销全部转业外，至1956年，将236户资本主义商业8户直接过渡到国营商业，228户按行业设立16个公私合营总店115个门市部；将910户小商小贩757户按行业组成20个合作商店和26个合作小组，由国营商业领导，30户并入公私合营商店，其余23户鉴于居住分散，继续自营；将186户饮食服务业70户成立37个公私合营企业，63户组成35个合作社（组），其余53户保持自营。1966年9月，鉴于私人资本领取的定息已超过投资总额，根据中央指示，取消了资本定额，将这些企业转入国营。其它合作商店、小组继续由国营企业直接领导。1979年以后，中央决定放宽政策，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并有所发展。

“十一五”末（即2010年），临渭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完成57.38亿元，是2005年的2.3倍，年均增长18%以上，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2005年的42.7%提高到2010年的45.9%，提高了3.2个百分点。

2014年临渭区生产总值完成303.79亿元，增长11%；地方财政收入完成3.57亿元，增长10.4%；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29400元，增长12.4%；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900元，增长13%。201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23亿元，增长20%。201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82.4亿元，增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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