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养牛，货殖传原文及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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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c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于是辩其土地、川泽、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种树畜养;五谷六畜及至鱼鳖、鸟兽、q蒲、材干、器械之资，所以养生送终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时，而用之有节。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D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D弋不施于兴怼＜人呈倍取物，然犹山不茬蘖，泽不伐夭，m鱼卵，咸有常禁。所以顺时宣气，蕃阜庶物，蓄足功用，如此之备也。然后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兴夜寐，以治其业，相与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赡，非有征发期会，而远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财成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此之谓也《管子》云古之四民不得杂处。士相与言仁谊于闲宴，工相与议技巧于官府，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农相与谋稼穑于田野，朝夕从事，不见异物而迁焉。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虽见奇丽纷华，非其所习，辟犹戎翟之与于越，不相入矣。是以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于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故民有耻而且敬，贵谊而贱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

及周室衰，礼法堕，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节藻，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余。

陵夷至乎桓、文之后，礼谊大坏，上下相冒，国异政，家殊俗，嗜欲不制，c差亡极。于是商通难得之货，工作亡用之器，士设反道之行，以追时好而取世资。伪民背实而要名，奸夫犯害而求利，篡弑取国者为王公，圉夺成家者为雄桀。礼谊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余肉粟，而贫者短褐不完，含菽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亡愠色。故夫饰变诈为奸轨者，自足乎一世之间;守道循理者，不免于饥寒之患。其教自上兴，由法度之无限也。故列其行事，以传世变云。

昔粤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荡蠡、计然。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见矣。故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推此类而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遂报强吴，刷会稽之耻。范蠡叹曰：“计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国，吾欲施之家。”乃乘扁舟，浮江湖，变名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产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间三致千金，再散分与贫友昆弟。后年衰老，听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称陶朱。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卫，发贮鬻财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而颜渊箪食瓢饮，在于陋巷。子赣结驷连骑，束帛之币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然孔子贤颜渊而讥子赣，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意则屡中。”

白圭，周人也。当魏文侯时，李史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故曰：“吾治生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以有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也。”盖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

猗顿用W盐起，邯郸郭纵以铸冶成业，与王者埒富。

乌氏蠃畜牧，及众，斥卖，求奇缯物，间献戎王。戎王十倍其偿，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马。秦始皇令蠃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

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人不敢犯。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秦汉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即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好美矣。故曰陆地牧马二百蹄，牛千蹄角，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波，山居千章之c。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荥南河济之间千树c;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

谚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通邑大都酤一岁千酿，醯酱千，浆千儋，屠牛、羊、彘千皮，谷籴千钟，薪槁千车，x长千丈，木千章，竹竿万个，轺车百乘，牛车千两;木器漆者千枚，铜器千钧，素木铁器若卮茜千石，马蹄<口敖>千，牛千足，羊、彘千双，童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E布皮革千石，漆千大斗，蘖曲盐豉千合，鲐J千斤，鲍千钧，枣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它果采千种，子贷金钱千贯，节驵侩，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之蜀，夫妻推辇行。诸迁虏少有余财，急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山之下沃野，下有Z鸱，至死不饥。民工作布，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即铁山鼓铸，运筹算，贾滇、蜀民，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s结民，富埒卓氏。

程、卓既衰，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巨万。初，裒贾京师，随身数十百万，为平陵石氏持钱。其人强力。石氏訾次如、苴，亲信，厚资遣之，令往来巴、蜀，数年间致千余万。裒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秦灭魏，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田，连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名。然其赢得过当，愈于啬，家致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

鲁人俗俭啬，而丙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弟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

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间收取，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数千万。故曰“宁爵无刀”，言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也。刀间既衰，至成、哀间，临淄姓伟訾五千万。

周人既，而师史尤甚，转毂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雒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贾，过邑不入门。设用此等，故师史能致十千万。

师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时，雒阳张长叔、薛子促訾亦十千万。莽皆以为纳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宣曲任氏，其先为督道仓吏。秦之败也，豪桀争取金玉，任氏独窖仓粟。楚、汉相距荥阳，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而豪桀金玉尽归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节为力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生不衣食，公事不毕则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桥桃以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粟以万钟计。

吴、楚兵之起，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子钱家，子钱家以为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予。唯毋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十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毋盐氏息十倍，用此富关中。

关中富商大贾，大氐尽诸田，田墙、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万。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讫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王孙卿以财养士，与雄桀交，王莽以为京司市师，汉司东市令也。

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余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故秦杨以田农而甲一州，翁伯以贩脂而倾县邑，张氏以卖酱而侈，质氏以洒削而鼎食，浊氏以胃脯而连骑，张里以马医而击钟，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业，积累赢利，渐有所起。至于蜀卓，宛孔，齐之刀间，公擅山川铜铁鱼盐市井之入，运其筹策，上争王者之利，下锢齐民之业，皆陷不轨奢c之恶。又况掘冢搏掩，犯奸成富，曲叔、稽发、雍乐成之徒，犹夏齿列，伤化败俗，大乱之道也。

【译文】

从前先王的制度，从天子、公、侯、卿、大夫、士直到马夫、门丁、更夫，他们在爵位、俸禄、供养、居住、车马、服饰、棺椁、祭祀、养生送死的制度等，都各有不同的等级规定，下级不能僭越上级，卑贱者不能超过高贵者。惟有这样，才能上下有序而民心安定。于是辨别土地、河流、湖泊、丘陵、沃地、平原、洼地等不同的地理条件，教导百姓种植和畜养技术;这样，人民用于生活和殡葬的用品，包括五谷、六畜、鱼、鳖、鸟、兽、柴草、木材、器械等各种物资，都生产出来了。生产要按照一定的时令，消费也要有所节制。在草木的叶子没有凋落时，不能进入山林砍伐;在农历正月前，不能到江湖打鱼;在农历九月前，不能到田野捕兽;在农历匕月前，不能到小路边上捕射飞鸟。除了要顺应时令生产外，还不能在山裹砍小树，在湖边割嫩草，不能捕捉幼小的虫、鱼、兽，不能采集鸟蛋。这是为了顺应时令气候，使各种生物得以繁殖兴旺。这样做就可以充分发挥自然的功效，使各种财物贮备富足。然后，士农工商各自依据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智力和体力，早起晚睡，治理自己的产业，相互交换：工作成果，满足了各自的需要。这样，并没有对于民间人力和物力的额外征发，而远近地区财物都很充足。所以，《周易》上说：“君主用政令裁度自然的变化，辅助天地的所宜，教导万民从事生产，”“生产各种财物，用于各个方面，制成各种器具，使天下都能受益，这是圣人的伟大之处”，就是这个意思。《管子》说：古代的士、农、工、商四民，是不许杂居的。士人在学习读书的地方相互议论仁义，工匠在官府裹相互议论技巧，商人在市场上相互议论财利，农民在田野中相互议论农事。他们从早到晚从事一种职业，不会见异思迁。所以，他们父兄的教导即便不严格，也能教好子弟;其子弟纵使不劳苦也能学会本领。他们各安于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乐于从事自己的职业，虽然见到奇异和华丽的物品，因为不适于他们的习俗，也不会接受，这就好像西北地区戎族、狄族和东南吴越地区在风俗习惯上不能融合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欲望少而事情简单，财物充足而没有争夺。于是统治者再用道德来引导他们，用礼制来统一他们，所以庶民就有廉耻而且讲礼貌，重视仁义而轻视财利。造就是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不需采用严酷的政治而能治理国家的概要。

到周王室衰落时，礼法毁坏，鲁庄公违反周礼在其父桓公庙的椽子上雕刻，把柱子染红。鲁国大夫臧文仲违反周礼，把柱顶方木刻上山形，把梁上短柱画上水藻。鲁国的世卿季氏竞在家庙用八佾奏乐舞蹈，鲁国的孟孙、叔孙、季孙三家，在祭祀祖先时竟唱着《雍》这首来撤除祭品，这种风气流传到一般的士人和平民当中，大家无不背离圣王的制度，放弃本业，务农的民众减少，经商的百姓增多，粮食不足而奢侈品有余。

这种衰落的趋势发展到齐桓公、晋文公之后，礼义大为破坏，上下互相冒犯，各国的政治差别很大，大夫们的风气各不相同，追逐利欲的活动不能遏制，破坏等级制度的行为没有止境。于是，商人贩卖奇珍异货，工匠生产没有实用价值的器具，士人进行歪门邪道的活动，以追逐时俗之所好而取得财货。诡诈的人违背事实诈骗取名，奸邪之民犯法害人求利，谋杀君主篡夺国家大权的人成为王公，抢夺大夫封地的人成了雄杰。礼义不能够约束君子，刑罚杀戮不能使小民畏惧。富人用丝绸来装饰房屋、墙壁，犬马吃粮、食肉还有剩余，而穷人连粗布衣都穿不上，经常吃豆子喝生水。他们都是编户平民，但因财力不同而地位有别，有人虽然成为奴仆，仍然没有怨愤。所以，玩弄权术而为非作歹的人，可以一辈子富足;遵循义理、固守正道的人却不能免受饥寒的威胁。这种风气是从社会上层兴起的，来源于法令制度的破坏。所以，列举这些事情，以记载人世间的变化。

从前越王勾践被吴兵围困在会稽山上时，才任用范蠡、计然佐理国政。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会整顿防务;知道何时使用何物，就真正懂得了东西的价值。把时间变化与货物供求的关系搞清楚，那么，对于各种货物的行情就可以弄明白了。所以，天旱时就预买船只以备涝，水灾时就预办车辆以备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越国奉行计然的政策，治国十年，国家大为富裕，用重金奖赏战士，终于向吴国报了仇，洗刷了会稽被围的耻辱。范蠡感叹说：“计然的计策有十条，越王}用了五条就实现了自己的志愿。既然能用来富国，我也想用来富家。”于是他乘着一叶扁舟，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叫鸱夷子皮，到陶邑叫朱公。范蠡认为陶邑处在天下的中心，与诸侯各国四通八达，交易货物非常便利。于是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运用智巧取利，择人放债，债务不须追讨即可收回。所以善于生财致富的人，一要能够择人，二要善于把握时机。朱公在十九年裹，三次赚来千金，两次分给了那些穷朋友和远房兄弟。后来年老体衰，听凭子孙们作主，子孙们都能继承家业并有所发展，终致家财万贯。所以，后世人们谈论富翁时，没有不称誉陶朱公的。

子贡在孔子那裹学业有成之后，回到卫国做官，又在曹国和卫国之间经商生财。在孔子的七十个高足弟子当中，端木赐即子贡最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得意弟子颜渊却穷得箪食瓢饮，住在狭陋的小巷裹。子贡高车驷马，随从骑士前呼后拥，带着束帛厚礼出使诸侯，所到之处，与国君分庭抗礼。可是孔子却夸奖颜渊贤明而讥讽子贡，说：“颜回的学问差不多接近了圣道，虽然囊中经常匮乏，但乐在其中。子贡不受教命，经商生财，揣度是非，侥幸得中罢了。”

白圭是周人。在魏文侯时，李克为相，致力于指导农耕、土地的利用，而白圭却喜欢观察不同时期市场的物价变化，所以他主张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白圭能做到不讲究吃喝，克制嗜好欲望，节省穿戴，与管事的家僮奴仆同甘共苦，捕捉发财时机就像猛兽凶禽搏取食物那样迅速敏捷。所以白圭说：“我经商谋利就像伊尹、吕尚图谋国事，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一样。所以，凡是智慧够不上同我这样随机应变，勇气不够坚决果断，仁义而不能正确取舍，强悍而不能坚守原则的人，虽然想学习我的生财之道，我也始终不会告诉他。”大几天下讲论经商生财之道的人都以白圭为祖师。

猗顿靠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人郭纵靠炼铁和铸造铁器积聚家业，财富多得可以和王侯相比。

乌氏赢经营畜牧业，等牲畜繁殖众多时，就全部卖掉，搜购奇巧之物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戎王回赠给他价值十倍于所献物品的牲畜，所给牲畜多得用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牛马的数量。秦始皇下令给乌氏蠃以封君的待遇，按规定时间同大臣一道入宫朝见。

巴郡的寡妇名字叫清，她的祖先发现一座丹砂矿，几辈人一直独享开矿的收益，家财多得不计其数。清是个寡妇，她能守住先人家业，用金钱保护自己不受侵犯。秦始皇认为她是一位贞妇，待之以宾客之礼，特地为她建了一座女怀清台。

按照秦汉时期的制度，列侯、封君征收租税，一般是每年每户二百钱。千户封君每年的收入就是二十万钱，朝见天子、访问诸侯和祭祀、锁赠等费用都靠遣二十万钱开支。百姓中的农夫、工匠、商贾等人，家有一万钱，每年可得利息二千，百万钱财的人家每年就有二十万钱的收入，更徭、租赋都从逭里面开支，这样的人家。一般的衣食欲望都能得到尽可能好的满足。所以说，陆地养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十七头，养羊二百五十只，沼泽养猪二百一十口，陂塘养鱼千石，山中种植成材大树干棵。安邑地区有千棵枣树;燕、秦有千株栗树;蜀、漠、江陵有千株橘树;淮北、荣水之南，黄河、济水之间有千棵蔌树;陈、夏有千亩漆树;齐、鲁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园;以及在郡国万户名城近郊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千亩栀子、茜草，或者千畦生姜、韭菜：凡是这样的人家，都和千户侯同样富有。

谚语说：“穷人要想发财致富，种田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绣花不如当街做买卖。”这就是说，经商是穷人发财致富的可靠途径。四通八达的都市，一年之中，可以销售酒千瓮、醋酱千缸、浆水千坛，宰卖牛、羊、猪千头，售米千钟，柴草千车，船只千丈，木材千幢，竹竿万根，轺车百辆，牛车千辆，漆饰木器千件，铜器三万斤，没上漆的木器，铁器及栀子、茜草千石，马二百匹，牛二百五十头，羊、猪两千只，僮仆百人，筋角、丹砂千斤，其他帛、丝絮、捆布三万斤，采缎千匹，粗布、皮革千石，漆千斗，酒曲、盐、豆豉千合，海鱼、刀鱼千斤，小杂鱼千斤，咸鱼三万斤，枣子、板栗三千石，狐皮衣、貂皮衣千件，羔羊皮衣千石，毡毯千条，各类果菜千种，高利贷钱千贯。经纪人调节物价贵贱，贪心的商人，厚利滞销，获利十分之三;心平的商人，薄利多销，获利十分之五，他们的收入也可以和千户侯相比。这是大致的情形。

蜀郡卓氏的祖先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秦国攻破趟国时，把卓氏流放到蜀郡，夫妻俩推着小车前往流放的地方。同行的流放犯人中，稍微有点余财，就争着送给管事的官吏，乞求迁徙到近一点的地方，被安置在葭萌县。}有卓氏家说：“葭萌县地方狭小，土地贫瘠。我听说婚山脚下土地肥沃，出产大芋，有它充饥，老死也不会挨饿。那裹的百姓很善于经商，做买卖方便。”于是他就要求流放到更远的地方。官吏把他家遣送到临Ip，全家人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裹开矿炼铁，铸造铁器，妥善筹划盘算，精心经营，和滇、蜀地区的人做买卖。富裕到家有奴仆八百人。平时钓鱼游猎，快乐得比得上国君。

程郑是从山东流放到西南地区的俘虏，也经营冶炼铸造业，把铁器卖给当地少数民族，富有和卓氏不相上下。

程、卓两家衰落以后，到成帝、哀帝年间，成都人罗裒家财达到万万。当初，罗哀到京师经商，自己随身带有将近一百万钱，他为平陵人石氏掌管钱财。罗裒为人强悍有勇力。石氏的资财稍次于平陵如氏和苴氏，他很亲信罗裒，给他很多钱，让他往来于巴、蜀和京师经商，几年以后，谋利一千多万钱。罗裒拿出其中一半贿赂曲阳侯王根和定陵侯淳于长，依仗他们的权力，把剩余的一半贷给郡国，没有人敢欠他的账。他独占经营井盐的利润，一年所获利润是资本的一倍，于是大发其财。

宛县孔氏的祖先是大梁人，从事冶炼铸造业。秦灭魏国，将孑L家迁徙到南阳。孔氏大力经营冶铸业，又规划农田水利，车骑前呼后拥，交游诸侯，趁机与各诸侯国通商牟利，博得了“游闲公子”的美号。可是他的盈利超过花费的本钱，赚的钱多于那些斤斤计较的人，家中积累的财富多达敷千金，所以南阳一带经商的人都效法孔氏的雍容大方。

鲁国人风俗节俭，丙家更为突出。丙氏以冶铁起家，财富达到万万钱。可是他家从父兄到子孙都遵守一条家规：弯腰要有所拾，抬头要有所取，一举一动都要有利可图。他家放贷，做买卖遍及各郡国。邹、鲁一带的人因为受丙家影响的缘故，有很多人抛弃文学而经商牟利。

齐地风俗贱视奴仆，而刀闲却喜欢看重奴仆。凶悍狡诈的奴仆，人们都感到头痛，惟独刀闲收留他们，派他们经营鱼盐商贾之利，其中有的人出门车马成队，交结郡守国相，而刀闲对这样的奴仆更加信任。刀闲终于靠他们的力量，积聚起数千万钱财。所以奴仆们说：“与其出外谋求官爵，倒不如在刀家作奴仆。”意思是说刀闲能使豪奴个人富有而让他们为自己尽心竭力。刀闲衰落以后，到成帝、哀帝年间，临淄人姓伟有资产五千万钱。

周人本来就够节俭吝啬了，师史更是一毛不拔，出动数以百计的车辆，满载货物到各郡国经商，无所不至。洛阳地处齐、秦、楚、趟的中心，富家相互夸耀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往往路过洛阳而不入家门。能使用这类人，所以师史赚钱多到十千万。师史衰落以后，到成帝、哀帝、王莽时，洛阳人张长叔、薛子仲家产也多达万万钱。王莽任命他们都为纳言士，想效法漠武帝的做法，可是没有能得到任用他们为官的益处。

宣曲县任氏的祖先，做过督道地方的仓库管理员。秦朝败亡时，地方豪杰都争着夺取金银玉器，惟有任氏窑藏仓库的粮食。楚汉相争于荣阳时，农民无法耕种，粮价涨到每石一万钱，结果豪杰的金玉全都到了任氏手中。任氏因此发财致富。富人竞相奢侈，而任氏却不摆有钱人的架子俭朴度H，大力经营农田畜牧。人们争购便宜货，任氏却偏爱买价贵质高的东西。他家富有延续了好几代。但任氏主人公的家规规定：不是自家种田畜养得来的东西不吃，公事不完成不许饮酒吃肉。因此，任家成为乡里的表率，所以他富有并得到皇上的尊重。

国家开拓边塞地区时，}有桥桃得以达到有马千匹，牛两千头，羊万只，粟以万钟计算。

吴楚七国叛乱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跟随大军出关作战，向放债人家借高利贷钱以供旅途使用，高利贷者认为他们的食邑封国都在关东地区，关东的战事胜负未定，都不肯借。惟有毋盐氏拿出千金贷给他们，收取十倍的利息。遇了三个月，吴楚七国叛乱被平息。一年之中，毋盐氏就获得了十倍的利息，因此而成为关中的富豪。

关中地区的富豪大贾，大抵都是姓田的豪族，以田墙、田兰最为富有。韦家栗氏和安陵杜氏也是家财万贯。前面这些富有者衰落以后，从元帝、成帝到王莽年间，京师长安的豪富人家有杜陵县的樊嘉、茂陵县的挚纲、平陵县的如氏、苴氏，长安县卖丹的王君房、卖豆豉的樊少翁、王孙大卿，都是天下富有资财的人家。樊嘉有钱五千万，其他人的财产都上万万。王孙卿拿钱财供养士人，与雄才俊杰交往，王莽任命他为京司市师，就是西汉的束市令。

上述这些人都是非常著名而特别突出的富翁。至于其他郡国的富人兼业专利，并通过贿赂而显赫于乡里的，多得不可胜数。因此，秦杨因为有大片田地而富甲一州;翁伯以贩卖动物油而成为县邑的首户;张氏靠卖酱发财，生活奢侈，超过制度的规定;质氏靠磨刀发家，列鼎而食;浊氏靠卖肉干起家，侍从的车骑前呼后拥;张里凭藉医马致富，击钟而食;他们的生活都超越了等级制度的规定。但是他们通常还都是固守自己的事业，一点点地积累盈利，逐渐发家致富。至于蜀人卓氏、宛人孔氏、齐人刀闲，他们公然占有山川、铜铁、鱼盐市场的收益，运筹谋划，上同帝王争利，对下专有平民的生业，他们都陷入了违法、奢侈、犯上的邪恶。更何况那些通过盗墓、赌博、抢劫、犯法奸诈而致富的人，如曲叔、稽发、雍乐成之流，他们依然和善良的人齐齿并列，不受惩罚，这是败坏风俗，损伤教化，导致社会大乱之道啊。

刘隆的人物生平

刘隆出生在西汉末年，当时王莽专权，加紧篡夺汉室江山，公元6年（西汉居摄元年）四月，安众候刘崇起兵反对王莽。刘隆的父亲刘礼参与了这次军事行动，行动失败之后，被株连治罪，刘隆因为年龄不满七岁，免于被诛杀。经历了“灭门”之痛的刘隆长大之后，赴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求学。

公元23年（地皇四年），绿林军攻入长安，拥立刘玄为帝，改元更始，建立了更始政权，公元24年（更始二年）刘隆加入更始政权，被任命为骑都尉。不久刘隆请假告归，回南阳探亲。之后，顺便将妻子和儿女接出来，安排在洛阳居住。刘玄称帝之后，河北（黄河以北）各州郡都持观望态度，未曾归附更始政权，公元23年（更始元年）十月，更始帝刘玄令刘秀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持节北渡，镇慰河北诸州郡。

公元24年（更始二年）秋，刘秀在消灭铜马农民军的基础上，为了消灭赤眉、大彤、青犊等农民军，便继续进击占河内郡的射犬，与拥十余万众的农民军较量。刘隆听说刘秀在河内，就一路追到射犬，投靠刘秀，被任命为骑都尉。

公元24年（更始二年）冬，赤眉军分两路进攻长安。刘秀为防止关中、河洛战略要地落入他人之手，决定乘赤眉西攻长安，更始军队应付不暇之机，平定河北、消灭河内（郡治怀县，今河南武涉西南）、河东（郡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的更始力量，然后相机夺取长安、洛阳，为削平群雄，统一天下作准备。

为此，他派邓禹兵进关中；命寇恂经略河内，负责兵马粮械补给；又任命冯异为孟津将军，统率魏郡（郡治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东）、河内郡的部队防守孟津（古黄河津渡名，在今河南孟津东北，孟县西南），以防洛阳的更始军队北上；自己亲率主力北徇燕赵。

按照刘秀的安排，刘隆随冯异率军驻扎在河内郡河阳县孟津渡口一带，与紧守洛阳的更始政权的重将朱鲔、李轶对峙。李轶对刘隆的“反叛”不能容忍，于是将刘隆在洛阳的妻子和儿女残酷杀害。刘隆第二次遭到“灭门”之痛。

公元26年（建武二年）春，刘秀称帝后第二次大封功臣，刘隆被封亢父侯。公元28年（建武四年）秋，刘秀视察扬州九江郡郡治寿春（今安徽寿县），八月，拜马成为扬武将军，拜刘隆为诛虏将军，随后命令扬武将军马成率诛虏将军刘隆、振威将军宋登、射声校尉王赏，征发会稽、九江、丹阳、六安四郡（今安徽、江苏、浙江一线）的军队，进击割据江淮一带的李宪。

公元28年（建武四年）九月，汉军将李宪包围在舒县（县名，治今在今安徽庐江县南）。连续围攻，公元30年（建武六年）正月，汉军攻下舒县，李宪率残部出逃，途中被部下所杀。李宪被消灭后，刘隆受刘秀派遣率军屯田于南阳郡武当（今湖北十堰东）。经过多年征战，刘秀已经基本统一中国，只有西南一隅的公孙述还没有被消灭。

公元35年（建武十一年）三月，刘秀视察南阳。为了推动对公孙述的战事有较大的进展，刘秀命令岑彭与吴汉及诛虏将军刘隆、辅威将军臧宫、骁骑将军刘歆等将领调集南阳、武陵、南郡的兵士和桂阳、零陵、长沙的棹卒（水手）六万人，会集荆门。

岑彭率臧宫、刘歆长驱直入江关（今重庆），一路西进。留下刘隆为南郡太守，负责西进大军的后勤供给。公元36年（建武十二年）十一月，公孙述伤重身死，残部投降，刘秀完成了统一大业。

在辅佐刘秀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刘隆上缴诛虏将军印绶，赋闲起来。

公元37年（建武十三年），增加食邑，更封为竟陵侯。东汉初期，天下垦田多不符合实际，户口年纪又互有增减。

便于收租征役，同时也丈量和核实豪族地主所隐瞒的大量土地和劳动力，以增加征服财政收入。公元39年（建武十五年），刘秀诏令各州郡检核垦田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者以优良富饶田地给予豪强大族，而对羸弱百姓侵占剥削，百姓嗟叹埋怨，号啕呼叫的挤满了道途。

当时各个郡各遣使者奏事，刘秀见陈留吏牍上有书，一看，见写着“颍川、弘农可以问，河南、南阳不可以问”。刘秀诘问此书来历，吏不肯说真话，诈说是在长寿街上捡到的。刘秀发怒。当时刘庄为东海公，年令只有十二岁，在幄幕后说“：吏受命度量田地，这是他们互相警醒度田时要注意的事项。”刘秀说：“为什么说河南、南阳不可以问呢?”显宗回答说：“河南是帝城，多亲近之臣，南阳是帝乡，多近亲，他们的田宅大多越度，但因为他们是权贵，吏人不敢以制度去要求他们，更不敢讯问，否则得罪了权贵，不是吏人承受得起的。”刘秀令虎贲将诘问该吏，吏就如实说明，恰如显宗说的一样。于是派遣近侍考察核实，奏明奸状。

公元40年（建武十六年），刘隆因为阻碍度田被征下狱，刘隆是继欧阳歙之后，因为度田令被下狱的第二位权贵人物。其同辈十多人都被处死。刘秀因为顾念刘隆是随自己起兵的功臣，所以留下他的性命，只将他贬为平民。

公元41年（建武十七年），刘秀顾念功臣，再封刘隆为扶乐乡侯。公元40年（建武十六年）交趾郡征侧、征贰姐妹起兵造反，交趾震动。

公元41年（建武十七年）七月，刘秀拜马援为伏波将军率军南征，扶乐侯刘隆以中郎将的身份作为副将，与楼船将军段志等随马援南征交趾。军到合浦时段志病逝，刘秀下诏令马援统率段志的部下。

刘隆另率一军南下，刘隆所部在禁溪口大破叛军，俘获其帅征贰（征侧之妹），斩获首级一千余级，投降的达两万余人。刘隆得胜回京之后，更封大国，为长平侯。公元44年（建武二十年）五月，大司马吴汉去世。六月，刘隆由左中郎将升为骠骑大将军，代理大司马事。刘隆奉法自守，视事八年，公元51年（建武二十七年）五月，刘隆呈上大将军印绶，辞官罢职，刘秀赐养牛，上樽酒十斛，以列侯身份奉朝请。

公元54年（建武三十年），定封慎侯。

公元57年（中元二年），刘隆去世，谥号靖侯。

求云台二十八将中刘隆(字元伯,南阳安众侯宗室)的详细资料

刘隆乃光武中兴名将。明帝时图画功臣，列为云台二十八（宿）将之一，排列第十六。

人生履历

刘隆（公元？-57年），字元伯。东汉初南阳（治今河南南阳）人，安众侯宗室。新莽末年，投奔更始，拜为骑都尉。后归附刘秀，封亢父侯，拜诛虏将军，讨平李宪。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守南郡太守。十三年，更封竟陵侯。十六年，以度田不实，免为庶人。十七年，随马援平叛交址二征，俘获征贰，封长平侯。不久，以骠骑将军代吴汉行大司马事。后封还印绶，以列侯奉朝请。三十年，定封慎侯，卒，谥靖侯。

传奇故事

刘隆作为汉刘宗室，在新莽末年天下大乱中，能够参加农民起义军，归附刘秀后，屡建战功，成为光武中兴功臣，这中间有许多传奇故事。

追至射犬归刘秀

刘隆出身于南阳安众侯宗室，西汉末年，王莽居摄中时，刘隆的父亲刘礼与安众侯刘崇曾起兵诛王莽，事泄，刘隆因年未满七岁，故得免于一死。等到少壮时，学于长安，更始拜他为骑都尉。请假归家，迎接妻子安置洛阳。闻知刘秀率兵在河内，他即追赶至射犬，归附刘秀，被刘秀拜为骑都尉。刘秀在河北独树一帜，与更始政权对立时，刘隆与冯异共拒更始将朱鲔、李轶等，李轶遂杀害了刘隆的妻子。建武二年（公元26年），封亢父侯（亢父，县名，属东平国，故城在兖州任城县南）。

讨平李宪屯武当

李宪（公元？－30年），颍州许昌（今属河南）人。王莽末年，参与镇压王州公起义军，后据郡自守，称号天子，拥众十余万。建武四年（公元28年）八月，刘隆拜诛虏将军，从马成进击李宪，九月，围李宪于舒（县名，治今在今安徽庐江县南）。至建武六年（公元30年）正月，攻下舒县，李宪逃走，被其军士帛意追杀。李宪平，刘隆受派遣率军屯田武当（今十堰市辖地）。

度田不实免官职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刘隆守南郡太守，岁余，上交将军印绶。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增邑，更封竟陵侯。是时，天下垦田多不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六月开始，光武帝“诏下州郡检核垦田亩及户口年纪”，并“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后汉书·光武帝纪》）。这就是所谓“度田”。王莽末年以来，天下大乱，户籍散乱，国家对全国耕地的数量以及各个家庭占有土地的状况、户口年纪变化等等，均无法掌握。为整顿国家的赋税制度，保证财政收入和徭役的调发，光武帝采取了度田的措施。然而，这个措施却遭到地方豪族地主激烈反抗。普通民众也加入对度田的反抗，当然，他们不是反对度田本身，而是反对地方官吏对他们的欺凌。这种欺凌又来自于地方官吏对豪族地主的庇护。“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号呼。”（《后汉书·刘隆传》）。也就是说，“刺使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落，聚人遮道啼呼。”（《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东观记》）。他们对朝廷权贵家乡的土地人口，却不敢过问。有一次，诸郡各遣使奏事，光武帝发现陈留地方官吏的文牍上写着：“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后汉书·刘隆传》）。光武帝不解其意，召来该官吏严加追问。该官吏不敢承认，说是在长寿街上听到后随便记下来的。光武帝不相信，正在大怒时，他的儿子刘扬（时为东海公），年十二，在幄后说：“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耳”。光武帝说：“即如此，何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刘扬解释说：“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光武帝令虎贲将对官吏再审问，果然如此！（《后汉书·刘隆传》）光武帝对此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能否对土地、户口如实地“检核”，实在是一个大问题。为了使“度田”这件事有一个较体面的收场，他下令严肃处置了一些度田不实的官吏。时任南郡太守的刘隆“坐征下狱，其畴辈十余人皆死”（《后汉书·刘隆传》）。光武帝以刘隆是功臣，特免为庶人。

从征交址封大国

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刘隆复封为扶乐乡侯，以中郎将副伏波将军马援进击交址、蛮夷征侧等，刘隆别率军于禁溪口破征侧（交址郡麊冷县有金溪穴，相传音讹，谓之“禁溪”，则征侧等所败处也。其地今在越南北境永富省白鹤县南。麊音麋，冷音零。），获其帅征贰（征侧之妹），斩首千余级，隆者二万余人。征交址，更封大国，为长平侯（唐李贤注：长平，县，属汝南郡。在今河南西华东北）。等到大司马吴汉薨，刘隆为骠骑将军，行大司马事。

定封慎侯谥靖侯

刘隆更封骠骑将军，行大司马事后，奉法自守，视事八载，上交将军印绶，罢职，赐养牛，上樽酒十斛（《前书音义》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为上樽，稷米一斗为中樽，粟米一斗为下樽也。），以列侯奉朝请。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定封慎侯（唐李贤注：慎，县名，属汝南郡在今安徽颍上西北江口集）。中元二年（公元57年），卒，谥曰靖侯。

功过评说

刘隆乃南阳安众侯宗室，归附刘秀亦在情理之中，他的功绩并不十分突出，据《后汉书·刘隆传》载，也主要是从平李宪，屯田武当，从马援征交址之功，吴汉死后，他以骠骑将军，行大司马事，似乎也不在于他的功劳和才干，而与他是汉宗室有关。他的明显过失就是他在任南郡太守时，度田不实，结果坐征下狱，免为庶人。历史上称道他的也只是在他行大司马事后，能够“奉法自守”。

古为今用

刘隆为今人提供的最大借鉴作用是应当“奉法自守”。他在任南郡太守时之所以被征下狱，仅以功臣、宗室才免于一死，特免为庶人，就是因为他不能“奉法”，不能按照光武帝的旨意“度田”，而是“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弄得“百姓嗟怨，遮道号呼”（《后汉书·刘隆传》）。实在是罪莫大焉。这应当永远为当官者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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