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发明养牛工具 半坡聚落和河姆渡的农耕文化特征个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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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经济增长的理解

分类:商业/理财

问题描述:

非经济增长的含义是过度的投入和资源的耗费造成财富假性的繁荣，增长的代价高出了付出。

解析:

两种范式中的非经济增长

在标准的新古典范式中，非经济增长听上去好像是自相矛盾，或至少是一个不恰当的词汇，在宏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找不到这个概念。但是在生态经济学范式中，它显然是可能的。

1.新古典范式

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或其分析的预设观念认为，经济是全部系统，自然如果要被加以考虑的话，只是经济的一个部门，比如说是开采部门（矿藏、矿井、森林、渔业、农业，包括垃圾）。自然不被当作一个容纳、供给和支撑经济的包容物，而是被当作与其他部门无异的一个部门。如果开采部门的产品或服务应该变得稀缺，经济就会通过使用其他部门的替代产品来“掩盖”那种稀缺性。如果很难找到替代，那么就会发明出新的技术来使其实现替代。

在这种观点看来，自然显而易见是不重要的，因为开采自然资源产品的相对价格普遍在下降，开采部门在gnp总量中的份额在减少。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除了最初提供必需的原材料，自然对于经济来说实在不重要。

上述是对新古典范式的一个客观描述，“经济学原理”基础教科书可以证实这一点，所有这类教科书都在头几页阐述了分析的预设观念。这无异于就是著名的循环流图，将经济描述为一个在企业和家庭之间进行价值交换的循环流——一个孤立的系统，与外部没有联系。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外部”，不存在环境。查询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索引，会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关于“环境”、“自然”、“消耗”和“污染”等词条，几乎是空白。好像是为了再次证明自然的无足轻重，高等教科书有关发展理论的章节都是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依据的，在这里生产只是表示为劳动和资本的函数，资源被安全排除在外。

2.生态经济学范式

这段佚事引发了关于范式的另一种选择的思考，即生态经济学。非经济的增长在此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概念，重大分歧在于是否将经济看做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新古典经济学忽视自然的“证据”（许多自然资源相对价格下降，开采部门在gnp中所占份额很小）在生态经济学范式中有全然不同的解释。在一种资源攫取加速的年代，其短期供给势必很高，因而市场价格很低。资源的低价格并不意味着不稀缺和不重要，而是因为资源的迅速减少使得人们从技术上越来越依赖于大量的廉价资源。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源开采部门获得的gnp比例很低证实了其不重要性。根据这一逻辑，我们也可以说，大厦的根基并不重要，因为它只占了整个摩天大楼高度的5%。gnp是由增值的劳动和资本构成的，但是增值增加到什么程度？资源是价值所附加的对象，它才是增值这座大厦赖以存在的根基或基础，根基的重要性并不因为它所支撑的建筑的增加而减少！然而经济学家却习惯性地持相反的观点，例如，我们不必为全球变暖而担心，因为对气候敏感的经济部门只有农业，而农业只占gnp的3%。这些经济学家显然不食五谷。

如果gnp的增长只通过附加到非增长的资源生产能力的增值获得，那么经济的增长很可能持续很久，但是这一切在当今的世界尚未发生。世界资源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表明，1975～1993年间，德国、日本和荷兰的人均资源需求量增加了，尽管增加的速度减缓。如果不算水土流失的减少，美国的这个数字也增加了。这些国家的人口增长虽然缓慢，但不等于零增长，因而使得资源总生产量进一步增加。这些国家目前的资源生产量的水平为年人均4.5～8.5吨，这样的水平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退化，因而宣布“非物质经济”时代的到来似乎还为时过早。

甚至新知识和新技术也可能有两方面的作用：提高或减少承载能力。新技术可能减少可获得的物质能量，例如温室效应就是一种新知识，它降低了化石燃料的有效的可获得性，因为吸收和释放二氧化碳的能力比从前认为的要低。新知识可以发现新的限制，臭氧层的空洞就是新知识。人们通常假定新知识永远会扩大且永远不会缩小资源基础，这样的假设过分具体地指明了新知识的内容，事实上它绝对是永远出人意料，却不一定令人愉快。如果技术能让我们从现有的资源流中获取更多的福利，它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环境承载能力的负荷，因而实际上扩大了承载能力。但是如果新技术只简单地增加了每个人的资源流量，那么它只会增加对承载力的负荷。

生态经济学认为，经济的增长实际上是将其环境（自然资本）转化成为其自身（人造资本）。这种物质转化的最佳程度（经济的最佳规模）是在减少的自然资本的边际成本与增加的人造资本的边际收益相等时才出现的。这种转化过程发生在一个有限的、非增长的和物质封闭的整体环境中。太阳能为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提供动力，但是其能源生产量也是有限的和非增长的。随着经济子系统的增长，它已成为整个系统的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因而更要将其限制在整体系统内——有限、非增长和熵。即便是同意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认为很容易找到自然资本的人工替代，其增长最终还是受制于整体系统的规模，经济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市场所不能反映的是经济的最优的、可持续的物质规模相对于生态系统的价值。市场不会区分什么是物质能量生产量的生态可持续的规模，什么是不可持续规模，就如同它不会识别收入分配在伦理上是否公正。可持续性和公正性一样，是一种在纯个人化市场过程中所不能获得的价值。然而，当市场在某些宏观约束下运作时，这些价值却可以折射到市场价格上。

但是如果像生态经济学所认为的，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之间是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替代，那么经济子系统的扩大就会大大受到严格的限制。

从历史上看，在“空的世界”的经济中，人造资本是限制性的，而自然资产是极其充裕的。今天，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满的世界”的经济，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的作用颠倒了。过去是靠限制渔船（人造资本）的数量来控制捕鱼量的，现在却是根据海里剩余的鱼类总数（自然资本）来限制捕鱼量。当鱼类总数成为限制因素时，更多的渔船有什么用呢？

当各种要素互补时，处于短缺状态的物品是具有限制性的。如果要素是替代性的，就不存在限制性要素。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我们应当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关注限制性要素：(1)在短期内将其生产能力最大化；(2)在长期内对其增长进行投资。这对经济政策具有重大启示——充分利用并投资于自然资本。经济学原理没有发生变化，但是限制性要素已经逐渐从人造资本转变为自然资本了——例如从渔船变为海里剩下的鱼；从锯木厂变为剩余的森林；从灌溉系统变为地下水或河流；从油井钻塔变为地下储油层；从燃烧化石燃料的引擎变为大气吸纳二氧化碳的能力等等。

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假设，人造资本很容易替代自然资本，从生态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即便这个假设（和由此而引起的对限制性要素的忽视）也未为持续的增长提供依据，尽管它放松了对目前增长的严格限制。如果人造资本替代自然资本，自然资本也可替代人造资本，替代是可逆转的。如果我们最初的自然资源是人为资源的优质替代品，那么从历史上看，我们为什么费尽心力地将自然资本转化为人造资本呢？这不是两类自然资源（如可耗尽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之间的替代）的替代问题，而是一个资本替代资源的问题，是截然不同的事情。两类资源间的轻松替代并不能说明我们没有资源也可以生存。

坚信新古典经济学的轻松替代的人们不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他们也不能圆满地回答下列问题：不使用更多的资源如何能产生更多的资本？生态经济学家无需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肯定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基本上是相互补充的，只在边际上是相互替代的。

经济的最佳规模越小，则下面的量越大：(1)自然资本和人造资本互补性的程度；(2)我们直接体验自然的欲望；(3)我们对其他物种的内在价值和工具性价值的评估。经济的最佳规模越大，其物质增长变为非经济的时刻到来得越早。

四、从许可性增长到强制性增长，再到限制性增长

新古典范式允许增长永远进行下去，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强制它。历史上，推动永远增长思想的并非新古典学说，而是为了解决马尔萨斯（人口过剩）、马克思（分配不公）和凯恩斯（非自愿失业）提出的实际问题，增长是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共同答案。

人们说，人口过剩可以通过人口转变加以解决。当人均gnp达到一定水平，孩子相对于其他物品来说变得十分昂贵时，生育率就会自动下降。正如口号所说的，经济增长是最好的节育方法。至于人均增长的消费乘以降低的“平均”生育率是否导致了超出最佳规模的消费总额的增加，却无人问及。更具体地讲，有没有必要将印度的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到瑞典人的水平，将印度在生育水平降低到瑞典人的水平。如果这样做，这样水平的消费总量会对印度的生态系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人们还说，阶级间财富的分配不公可以通过增长得到遏制，与此对应的另一条口号是“水涨船高”。然而事实上，增长扩大了国内和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更糟糕的是，这个比喻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这里涨潮就意味着某个地方在落潮。

最后人们说，不断增长的总量需求可以解决失业问题，加大投资即可做到这一点，这当然意味着增长。通过增长来避免失业，我们在此条道路上还能继续走多远？为了追求完全就业，我们一定要增长到超出最佳规模的程度吗？这又是一个无人问及的问题。

在继续这个由来已久的话题时，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更大的增长也可以自动解决环境问题。人们发明了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用以揭示gnp和环境污染量的关系是一个倒u型。因而人们必须保持增长，因为尽管它开始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但是一旦我们爬升到倒u的峰顶，它就会开始对环境产生有利影响。

上述所有情形都假设增长是经济的，增长会使我们更加富裕而非更加贫困。但是现在的增长却正在变为非经济的。非经济增长不会支撑人口转变，因而不能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它不会消除分配不公，也不能解决失业；它也不会为环境的修复和清洁提供额外的财富。通过增长的间接方式来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不再行得通。

我们现在需要以更加直接和根本的方法来解决马尔萨斯、马克思和凯恩斯的问题：控制人口以解决人口过剩；重新分配以解决过度的不平等；采取像公共救助就业等措施来解决就业；进行生态税收改革来提高资源相对于劳动的价格。这些必须都是国家政策，而认为这些政策应由一个世界权威来推行的想法是过于理想化了（或过于悲观了）。许多国家在控制人口增长、限制国内收入不平等和减少失业上取得了成就，这些国家还通过环境和社会成本内在化提高了环境的生产能力，但是各国在这些方面的努力被全球化的思想削弱了。通过侵占他国的经济和生态空间，侵占全球剩余的公共财产，全球化在为重新建立“空的世界”经济的条件作最后的一搏。

五、全球化是非经济的增长的催化剂

1.全球化削弱了各国将环境和社会成本内在化为价格的能力

自由市场前提下的经济一体化鼓励的是降低标准的竞争（即压价竞争）。那些在将生产的所有环境成本内在化方面做得最差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比较优势，越来越多的生产转移到了核算成本搞得最差的国家。随着不计核算、外在化成本的增加，gnp增长与福利之间的正比关系消失了，甚至出现反比关系，形成了非经济的增长。

“压价竞争”的另一个层面是，全球化使得高工资国家（如美国）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美国存在着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契约以缓解劳动与资本间的冲突，特别是人们一直认为，在美国，劳动与资本间的收入分配是公平的，比整个世界都要平等，市场的全球一体化势必会破坏这种社会契约。美国人的工资将大幅度下降，因为世界市场的劳动力远比美国充足。这还意味着，美国国内的资本收益将增加，因为全球的资本相对于美国资本来说要匮乏得多。从理论上讲，人们会说，在世界其他地方，工资也将被抬高。但是这样的国家实在有限，就如同说，从理论上讲，当我从梯子向下跳时，引力不仅将我拉向地面，同时还将地球拉向了我。

人们常用比较优势为自由贸易和更广义的全球化辩护。比较优势的推理假定，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国家间是不流动的，进行交易的只是产品。随着目前以资本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的出现，我们已经告别了比较优势的时代，进入了绝对优势的统治，它确保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从贸易中获益，而不能像在比较优势下保证每个国家从这些收益中分得一杯羹。理论上，绝对优势下的收益要大于比较优势下的收益，但是没有理由期望这些收益使参与贸易的各方都受益。通过重新分配从贸易中所获得的某些收益，可以使互惠在绝对优势下重新实现。但是我从未听见全球化的鼓吹者们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经常不合逻辑地借用比较优势的学说以证明可以达到互惠，却忘记了比较优势的前提是资本的不流动，而实际上，资本并非不流动的。的确，有些人甚至引申比较优势的观点，为自由资本流动而辩解——如果商品的自由贸易是互惠的，那么为什么资本不能自由贸易呢？然而，人们不能利用某一论点的结论来反驳这一论点得以成立的前提。

没有人意识到，尽管贸易可以使某些国家超出其生态承载能力而生存，但不能使所有国家都做到这一点——不管世界贸易如何拓展，也不会使所有国家都成为原材料和环境服务的净进口国，因而荷兰和香港地区的经验不具有普遍意义。自由贸易使得生态负担在全球更加不均匀地分布。

2.加强全球竞争优势被当作容忍企业合并和垄断国家市场的借口（我们现在依赖于国际贸易来替代国内信任危机，以保持竞争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做法打着解除控制自由市场的旗号。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在其经典文章“公司的性质”中阐述道：“公司是市场关系之海中计划经济之岛”。由于兼并，计划经济之岛相对于市场关系之海的其他部分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资源由公司内部的计划经济分配，而由公司之间的市场关系分配的资源越来越少。这居然被当作市场经济的胜利！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是公司的胜利，因为各国***已无力约束公司资本，无力为了公众的利益而保证市场的竞争力。在100个最大的经济组织中，52个是公司，48个是国家。1/3的跨国贸易是在公司内部进行的，也就是说，是公司间的转移而非市场转移。这些计划经济公司内部的收入分配越来越集中，首席执行官的工资与员工平均工资之比已经超过400倍，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我们不能想象当首席中央计划制定者给自己定工资时会是什么情形！

3.根据竞争性（绝对）优势，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对劳动分工的压力增大了，因而人们谋生可选择的范围大大缩小

例如在乌拉圭，为了保持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人们不得不要么放羊，要么养牛。所有其他商品都必须进口，以交换牛肉、羊肉、羊毛和皮革。乌拉圭人如果想在交响乐团演出或想当飞行员，就必须移民出国。

多数人从挣钱中得到的满足与他们从花钱中得到的满足一样。选择范围的缩小意味着福利的丧失，这是贸易理论家们没有考虑的。全球化假定，出国移民和接收移民是没有成本的，在一个国家内缩小就业选择范围也是没有成本的，这两种假设都是错误的。

人们谋生的选择范围被贸易理论家们所忽视，而人们消费的选择范围却被极度强调。例如美国从丹麦进口曲奇饼干，丹麦也从美国进口曲奇饼干。饼干都要经过北大西洋。尽管同样商品的贸易获利不丰，贸易理论家们却坚持认为，由于扩大了消费者的可选择范围，曲奇爱好者的福利增加了。或许是吧，但是这些好处难道不能够通过简单的配方交易更廉价地获得吗？人们可能想这样做，但是配方（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正是自由贸易者要保护的东西。

在所有事物中，知识是最应该免费分享的，因为分享知识只会使其更丰富而非减少。然而我们的贸易理论家却抛弃了杰斐逊“知识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的名言，代之以“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的混乱说教。据此，他们愿意将生命本身最基本要素的所有权授予私人垄断公司，如种子的专利以及基本基因结构知识的专利。支持这种掠夺性行径的依据是，如果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垄断性产权给予经济动力，新知识新发明就会停滞不前。然而，据我所知，发现了dna结构奥秘的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并没有得到任何专利费，倒是二流的基因骗子们从他们的伟大发现中获得丰厚利润。知识一旦产生，其适当的分配价格应当是分享它的边际机会成本，它近乎于零，因为知识并未因为分享而损失毫厘。当然，你的确失去了对知识的垄断，但经济学家传统上认为，垄断导致效率低下和不公正，因为它造成了垄断物品的人为稀缺。

诚然，虽然分享知识的成本是零，但产生新知识的成本不是零。因此生物技术公司主张它们应拥有15～20年的垄断权，作为研发产品的费用。当然，它们由于付出而应当获得利益，但是如果没有詹姆斯和克里克的贡献，没有孟德尔以及以往所有伟大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它们将一无所成。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强调的，最早的发明者已经拥有了暂时的垄断权。他认为，这些经常发生的暂时的垄断权是竞争性经济中获利的源泉，而竞争性经济的理论倾向就是使垄断利润降至零。这是竞争性经济效率的根本，为什么要通过人为的知识垄断来破坏这个根本呢？

信不信由你，多数重大发现都是在发明者没有从知识的专利所用权中获利的情况下作出的。你可以想见这样的情形，科学家的动力出自纯粹的热爱和发明所带来的兴奋，他们满足于收入水平在大学里可以达到前百分之十即可，而不是前百分之一。

瑞士伟大的经济学家西斯蒙迪很久以前就说过，不是所有的新知识都会使人类受益。我们需要一个社会和伦理的滤网来选择有益的知识。探索知识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获取垄断利益——这就是一个较为合理的滤网。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摒弃所有的知识产权，那样的话，产生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但是我们无疑应当开始限制其范围和专利垄断的时间，而不是不加限制地强调它。而且，我们应当更乐于分享知识。分享知识会提高所有劳动、资本和资源的生产力。国际发展援助应当更多地提供免费分享的知识，减少外国投资和有息贷款。

嘿!我们吃肉吧!人类食肉的演化

 中国是一个“舌尖”上的国度，“吃”的文化绵延了数千年。《黄帝内经·素问》里讲：“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自古以来也有“药补不如食补”的说法，人们对食物的获取和选择一直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过去的二百年来我们获取食物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们可选择的食物种类越来越丰富，地域性、季节性差异却越来越小，对于食物加工的手段也越来越多，品种越来越丰富，但食物的营养和安全却成为大众关心的话题。尤其是肉类制品，大多数人都热衷于肉食，但是大家知道食肉给人类带来了哪些变化？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吃肉的？又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驯养动物来供给我们食肉的？传统养殖业能为我们提供足够的肉食么？工业化革命对我们食肉又由什么影响呢？你食肉的方式正确么？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大家对食肉有一个新的认识。

一、食肉对人类进化的影响

    现代人类的祖先出现在大约450万年，人类吃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万～300万年前（猿人时期），在此之前人类祖先以“食草”为主。但是随着生物间竞争压力变大，食物获取难度逐渐加大，植物性食物能量相对较低，无法快速补充能量以弥补损耗，一些人类祖先意识到“肉”可以快速提供大量能量，补充体力，于是狩猎行为开始出现，因为狩猎动物难度较大所以这种行为需要精心策划、分析、组织、配合（就像美国大选一样，全是阴谋），这个过程大大刺激了早起人类动物智力开发。人类学家研究证实，人类脑容量显著增加的时期与人类开始狩猎获取肉食的时期是吻合的。刚开始狩猎时获得肉食的时候，人们也只会吃生肉，和现在的食肉动物一样，围在一起大快朵颐！也特别钟爱动物内脏，因为热量高、口感好！再之后出现的偶然的机会让人类吃到了熟肉，人类学家认为，可能是闪电引起的森林火灾，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动物被烧死顺便烤熟了…大火熄灭后，人类祖先获得了这些熟肉，惊喜的发现不仅味道非常好！还特别容易消化！于是开始尝试用火去烤肉，动物的本能其实是怕火的，但是为了更好的生存人类克服本能的恐惧慢慢学会用火…生火…烤制食物。肉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烤熟后更加利于吸收，为脑的发育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刺激了脑的进一步发育，脑容量开始稳步增加。所以食肉特别是食用熟肉是人类进化成功的重要环节。

    “解剖学意义的现代人”出现在15万年前左右（智人时期），但是直到约1.1万年前人们才开始刻意栽培或养殖食物。农牧行为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出现但相互之间并没有关联性。比如：近东地区（亚洲西南部和非洲东北部地区）出现在公元前8500年左右；中国是公元前7500年左右；中南美洲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从这三个时间点开始农牧技术逐渐向世界各地传播，成为人们获取食物的主要方法。

二、从驯化到养殖再到工业化生产

    在过去的260万年中，人类与其他动物建立起一种非自然、非常规的关系---驯化。在自然环境中几乎没有动物会喂养其他动物及其幼仔，因为获得食物是有限的也是困难的，喂养其他动物意味着自己就要少吃一口，这不符合生存的法则，那么人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在人类进入石器时代之前，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是相对较低的，是很多捕食者嘴里的食物，在260万年前，人类进入了石器时代，石器的发明和应用提高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从被捕食者到捕食者，借助工具人类可以和食肉动物争夺食物，抢夺动物的尸体获取肉类。同时人类也在观察环境中的其他动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动物的认识日渐加深，语言的进化方便了知识的交流和总结，当人们关于动物的知识累计到一定程度时，人类祖先开始了一项大胆的尝试----驯化。很多人都认为驯化动物就是为了获取肉吃，其实恰恰不是，约3.2万年前狗被驯化，如果单纯为了吃肉狗不是一个理想的对象，不仅肉少吃的还多而且还吃肉。人类最初驯化动物的目的是把动物变成活的工具而非食用。狗被驯化为了保护领地和族人、追踪猎物等。直到约1.1万年前，猪、牛、羊的驯化开始人们才主要在驯化动物身上获取肉食。这一时期开始人类不再以不停的迁徙为生活方式了，开始了定居生活，早起的部落就逐渐形成，圈养动物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明确，为了增加劳动力，约5000年前人类驯化了马。从此，人们获取肉食就不再以打猎为主了。

    直到19世纪前，人类都是以圈养或游牧放养来获取稳定的肉食，但是这样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无论是圈养还是放养，动物的数量和人类的需要差距越来越远，这种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人类日常生活需要了，这时候，新型的养殖方式出现了，那就是养殖场或农场。养殖技术也在发生变化，从过去以自然选择为主到以人工选择为主，人为培育新的品种来改良养殖动物满足人类需要。例如：为了提高肉的产量将产肉量大的个体进行交配，几代人工选择后就会出现以产肉为主的品种，提高产量还没增加数量。大量人工繁育的新品种的出现使得那个时期人们总能在动物养殖上看到惊喜也获得了大量的利益。所以十九世纪也被称为“一个养殖的世纪”。

    到了今天，传统的养殖业和农场养殖的动物已经无法满足暴增人口对肉的需求，从20世纪初开始，快餐业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对肉的需求量加大，刺激着传统养殖业开始逐渐向工业化生产靠近，而基因技术的发展使得培育新品种变得越来越简单，人们逐渐开始随心所欲利用基因技术培育新的品种，传统养殖业已经无法满足技术和场地的要求了，这种情况下新型的养殖方式出现了---大型食品公司，这些公司不再以单一养殖或者肉食加工为主，而是从基因改良开始，到培育种苗、再到签约养殖户养殖，然后回收成体加工，最终把产品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全球最大的肉食品公司---泰森公司就是在这个模式下经营的。泰森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鸡肉、猪肉、牛肉供应商，无论我们在超市买到鲜肉还是麦当劳餐厅吃到的汉堡中的肉，都是由泰森公司或者与之类似的食品公司提供的。

    大型食品公司生产的肉经过多次基因改造，理论上符合各种安全标准，产量大供应足，能够满足人类社会大量的需要。可是这种改造真的好么？以养鸡为例，1950年养一只鸡的周期是70天，2008年经过基因改良后的鸡生长周期是48天，体重却是过去的两倍，因为对鸡胸肉需求量最大，经过培育的鸡胸会特别大！而快速的体重增长的结果就是鸡的内脏和骨骼发育跟不上，所以从生到死基本不怎么动弹，就是吃、长肉、吃、长肉最后被宰…

    除了快速生长以外，其实现阶段工业化养殖生产还有一个弊端，就是动物的养殖环境。大家都认为大公司有规范的管理，成熟的体系，养殖环境一定很好，真的是这样么？《快餐帝国》一书的作者美国人埃里克·施洛瑟同时也是一名暗访记者，他和泰森公司的签约养殖户进行了沟通，刚开始养殖户同意接受采访和拍摄，但是泰森公司知道后，“访问”了养殖户，养殖户就变脸了，不再接受采访，也不让记者进入养殖笼舍。记者又和多位泰森公司养殖户商量同样被拒绝了…最后记者找到了另一家大型食品公司（裴顿世家食品公司）签约养殖户，她同意了采访并允许记者进入养殖舍。记者在养殖舍里看见的是整个鸡舍尘土飞扬、到处都是基本不怎么动弹的鸡（白羽鸡），气味难闻，即使鸡舍四周窗户都打开也没什么用，用养殖户的话说：“这根本就不是养殖，就像是工厂流水线一样，批量生产的产品，只不过是会喘气的产品。”饲料是由公司提供的，里面含有抗生素，所以养殖户本人已经对抗生素产生了过敏反应。每天都有鸡死亡，但是因为总数多死几千只根本没有影响。大约50天左右公司会派人来抓鸡，鸡就像扔垃圾一样被扔进笼子里。过一段时间公司会送来新的鸡苗，养殖户开始新一轮的养殖，周而复始。而泰森公司的养殖舍连窗户都没有，里面的环境不敢想象…

    以上是美国记者调查在美国工业化养殖中的真实故事。国内的鸡类养殖环境因为缺少相关资料我无法为大家提供准确的消息所以不能乱说，但是泰森公司在中国已经有了至少三家公司，也开展了同美国一样的养殖-屠宰-加工-销售的业务。同样的现代化工业养殖也体现在养牛、养猪上面。羊的养殖还是以放养为主，所以羊肉是这几种中最贵的。

    我并不是反对工业化养殖业的发展，毕竟工业化生产满足了日益膨胀的需求，但是经过改良后的品种出现在我们餐桌上的时候，我有权知道我买的肉是不是有营养的？是不是有害的？价格是不是合理的？而这些都不是透明的。当问题被披露时，大众往往会出现恐慌…

三、怎样吃肉才健康？

    其实说到底我们无法改变目前肉类加工生产的主要模式，但是我们有选择权啊。虽然大多数肉类来自人工养殖，但仍有一小部分是来自自然的，比如：深海鱼类、部分海鲜、合理范围内打猎的野生动物（野猪、梅花鹿）但是生活中我们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肉食呢？首先，肉可以大致分为红肉和白肉（红肌和白肌）。红肉是指猪、牛、羊等哺乳动物的肉和内脏。烹饪前呈红色。红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锌、维生素B12等营养物质。但是不同的肉类含量不同，比如：猪瘦肉脂肪含量为6.2%、羊瘦肉为3.9%、牛瘦肉为2.3%。食用过多的红肉也会导致肥胖等疾病。还要注意烹饪方法，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吃的，没有之一！我们烹调手段多样，还可以融入西方烹饪手法，对于红肉加工来说，最好的就是蒸、煮！也不是说其他的烹饪方式都不能用，尽量使用健康的烹饪方法。另一类是白肉，以禽类、鱼类等为主。相比于红肉，白肉被认为是更健康的肉类。特别是脂肪含量要远低于红肉。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白肉中的鱼肉近年来被推崇为健康肉质的典范，但是要注意，鱼肉也有养殖和野生之分，养殖鱼类的饲养过程也会或多或少的加入抗生素类药物等对人体无益的物质。野生鱼类，特别是深海鱼相对比较好，建议一周吃两次左右的鱼类。

    当下全球健康饮食界都在呼吁一个理念“多吃蔬菜、水果、粗粮谷物，少吃肉蛋奶”才是健康的。这是真的么？吃肉一定就不健康么？当然如果过量吃肉一定不健康。可是正常吃肉一定比不吃肉要胖么？大家知不知道引起肥胖等疾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物质摄入过多呢？是糖类！而非肉类。谷物类、水果等食物中含有较多的糖类物质，谷物类中以淀粉为代表，水果中以果糖为代表，他们都是糖类的主要形式。例如：一碗150克的米饭，糖类物质有58.5克；一份乌冬面250克，糖类物质52克。100克猪肉的含量仅为约1克。肉类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和脂肪。蛋白质是构成生物体最重要的物质！适当摄取只有好吃没有坏处！虽然通过豆类食物也能获得蛋白质但是豆类蛋白无法于肉类蛋白相提并论的！脂肪的适量摄入其实对心血管是有好处的。在心、肾周围沉积形成脂肪垫起到减震预防损伤的作用。摄入足量脂肪有助脂溶性维生素A、D、E、K等的吸收和利用，避免患脂溶性维生素缺乏症。脂肪是构成身体细胞的重要成分之一，尤其是脑神经，肝脏、肾脏等重要器官中含有很多脂肪。所以我们需要在饮食中获取一定量的脂肪。

     吃肉不等于不健康，但吃太多一定对健康没有好处。一直以来健康饮食都在被夸大，比如吃什么能治病、吃什么能致命。这些都是建立在合理需求的前提下。我建议大家多选择鱼肉、牛肉，多吃瘦肉，不要吃调味肉。少吃含糖类物质多的食物。生活虽然不能严苛到每分每秒，但是也不要放纵的毫无规律。吃的开心又不放纵才是最好的！其实天天吃肉也是一种超能力，大多数人随着年龄增长饮食中的肉食比例会慢慢减少，代谢能力也下下降。所以趁年轻，不要苛责自己。

半坡聚落和河姆渡的农耕文化特征个是什么

半坡文化属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位于陕西省西安半坡村。

年代距今约6800—6300年，半坡村的原始居民是定居的，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建立村落。半坡是一个没有贫富差别的原始社会。居住区有壕沟围绕，以防野兽侵害。房屋为地面和半地下式的，呈方形或圆形。居住区中央有长方形大屋，可能是氏族集体活动的场所。多种农具、鱼猎工具的出土，反映半坡居民的经济生活为农业和渔猎并重。陶器有粗砂罐、小口尖底瓶等。彩陶十分出色，红地黑彩，花纹简练朴素，绘人面、鱼、鹿、植物枝叶及几何形纹样。其中最著名的半坡出土单体鱼纹陶盆器纹是用人的脸和鱼的身体结合而成的人面鱼纹盆，赖以为生的鱼被看做氏族部落的保护神，人们栽种谷物，只有需要时才捕鱼

从陶器上发现二十二种符号，可能是一种原始文字。半坡成人死后埋入公共墓地，常随葬陶器及骨珠等装饰品。遗址有两座同性合葬墓，分别埋着两个男子和四个女子，一般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的葬俗。死亡儿童埋在居住区，多采用瓮棺葬。一座女孩土坑墓中随葬品精致丰富，表明当时对女孩的爱重。

半坡文化属于黄河中游的原始文化，显示出北方地理环境的特色。

商周三代时期（公元前21世纪—前221年），是我国古代礼制的成熟期，也是中国古代礼制最为规范的时期。“礼以酒成”，无酒不成礼，因此，夏商周时期也是我国酒礼最复杂、酒与政治结合最为紧密的时期。正因为夏商周时期酒礼最受重视，因此，酒器发展也最为迅速，青铜酒器也就成为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中最为辉煌的亮丽点。

河姆渡遗址（HemuduSite）

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村东北，面积约4万平方米，1973年开始发掘。

先说一下新石期时代：

新石器时代（NeolithicPeriod）

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见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这一名称是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于1865年首先提出的。这个时代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世，继旧石器时代之后，或经过中石器时代的过渡而发展起来，属于石器时代的后期。年代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

基本特征和分期

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有3个基本特征：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农业和养畜业。有的学者特别强调农业起源的意义，认为它才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主要内容。世界各地这一时代的发展道路很不相同。有的地方在农业产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没有陶器，因而被称为前陶新石器时代或无陶新石器时代；有的地方在1万多年以前就已出现陶器，却迟迟没有农业的痕迹，甚至磨制石器也很不发达。所以并不是3个特征齐备才能称新石器时代。

由于各地新石器时代的情况很不一致，所以没有统一的分期标准。有的地方分早晚两期，有的分早中晚3期。有的在晚期出现少量铜器但还不会有意识地制造青铜合金时，单独列出一个铜石并用时代，作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期；有的则把这个阶段归入新石器时代晚期。

各地的新石器时代

西亚、北非和欧洲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发展较早，考古研究也较深入。这里是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以后又最早出现金属器，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西亚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是利凡特（今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安那托利亚（今土耳其）和扎格罗斯山山前地区，即所谓农业起源的新月形地带。这一地区具有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季多雨潮湿，夏季炎热干燥，有适于栽培的野生谷物和易于驯养的动物，从旧石器时代到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已有相当的基础，因而成为最早出现农业和养畜业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9000～前8000年，便进入原始新石器时期，有了农业和养畜业的萌芽。公元前8000～前7000年，先后进入前陶新石器或无陶新石器时期，已种植小麦、大麦、扁豆和豌豆等，开始饲养绵羊和山羊，有的遗址还有猪骨。这个时期的典型遗址耶利哥遗址，已出现用土坯砌筑的半地穴式房屋，村外有石砌围墙和濠沟，墙内有石砌的镃望塔。这在世界上同类建筑中是最早的。大约在公元前7000～前6000年，西亚各地先后进入有陶新石器或发达的新石器时期。最早的陶器可称为土器，火候极低；稍后有厚胎的素面灰褐陶，最后出现彩陶。这时农业已有进一步的发展，有的地方已有灌溉农业。房子一般为多间式、平顶，有的房内有牛头形塑像。大约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这里的一些遗址有了铜器（个别遗址中用冷锻法制造的铜扣针等，可早到前7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西亚的新石器文化在发展中对周围地区产生过明显的影响，一是向北非尼罗河流域传播，一是向欧洲东南部扩展。尼罗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分为3期，从早期开始即为有陶新石器阶段。北非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三大系统：撒哈拉新石器文化、地中海新石器文化和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文化。在欧洲的希腊本土、克里特岛以至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等地存在过前陶新石器文化。从陶器出现以后，欧洲南部主要有印纹陶文化，而多瑙河流域则为线纹陶文化，这些地区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后出现了彩陶文化（见特里波利耶-库库泰尼文化）。而东欧较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则流行小窝篦纹陶文化等。

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中亚大约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其代表有哲通文化。该文化分布于土库曼斯坦境内。石器大多继承当地的中石器时代传统而多细石器，同时也新出现磨制石斧和磨谷器。已种植小麦和大麦，饲养山羊。陶器均为手制，胎中多掺草末，除素面外还有一些彩陶。从总体文化面貌来看明显受到西亚新石器文化的影响。中亚北部的新石器文化年代较晚，其代表为克尔捷米纳尔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前2000年，经济以渔猎和采集为主，陶器多饰刻划或戳印纹，彩陶极少。

南亚次大陆较早的新石器文化大约开始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分布在俾路支和印度河流域一带。居民种植小麦、大麦，饲养绵羊、山羊和牛。大约到公元前4500年左右才出现陶器，并且很快出现彩陶。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有种植薯芋为主的新石器文化，没有发展起真正的农业经济。

北亚和东北亚日本是世界上陶器出现最早的地区，蒙古和西伯利亚也有个别遗址的陶器年代接近1万年。但这个地区的磨制石器一直不很发达，农业出现的年代也很晚，与西亚情况正好相反。这个地区的陶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筒形罐特别流行，一般为灰褐色，饰刻划纹或压印纹。在日本，陶器多绳纹，故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又称绳纹时代。朝鲜和西伯利亚的陶器则多施篦纹。

朝鲜的新石器文化因受中国东北新石器文化的影响，在公元前4000多年就已发展起旱地农业，种植粟和黍。蒙古东部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也已种黍，并饲养牛羊等家畜。日本的农业只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因受大陆的影响，才急速发展起来的。西伯利亚则一直以渔猎和采集经济为主。

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中南部这些地方的史前考古通常不使用新石器时代这一概念。但若用旧大陆考古学的标准去衡量，那里也还存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美洲在欧洲殖民者到达以前基本上处于新石器时代，即使已创立高度文明社会的玛雅王国（见玛雅文明），也基本上不使用金属器。美洲是农业起源的重要地区，那里最先培植玉米，还有豆类和南瓜，印第安人称之为三姊妹。家畜仅有骆马一种。大洋洲在殖民者进入以前基本上仍处于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不会制造陶器，所以那里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界线不大明显。非洲中南部的新石器时代仍多打制石器，种植薯芋，同东南亚的情况有些类似。

中国中国大约在前1万年就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地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很不相同，新石器文化的面貌也有很大区别，大致分为三大经济文化区：①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包括黄河中下游、辽河和海河流域等地，这里是粟、黍等旱作农业起源地，很早就饲养猪、狗，以后又养牛、羊等。②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主要为长江中下游。岭南地区农业则一直不发达，渔猎采集经济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可划为一个亚区。本区很早就种植水稻，是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早期饲养猪、狗，以后陆续养水牛和羊。③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包括长城以北的东北大部、内蒙古及新疆和青藏高原等地，面积大约占全国的2／3。这个区域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没有农业，细石器特别发达而很少磨制石器，陶器也不甚发达。

上述除第③区因考古工作不够深入难以分期外，前两区大致可分为4期：早期约当公元前10000～前7000年，以华南的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为主，有少量磨制石器和陶器，农业已有萌芽，个别地点已会养猪。中期约当公元前7000～前5000年，华北的磁山文化等已有较发达的旱地农业，种植粟、黍，养猪，并有较发达的磨制石器和陶器；华中的彭头山文化（见彭头山遗址）等已栽植水稻，养猪和水牛等，磨制石器尚不多见，陶器则比较发达。晚期约当公元前5000～前3500年，华北主要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农业进一步发展，有较大的聚落，如半坡和姜寨等（见半坡文化，姜寨遗址），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发达的彩陶是一大特色。华中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等。河姆渡文化有极为丰富的稻谷遗存和骨耜等水田耕作农具，大溪文化中房屋建筑往往用稻壳掺泥抹墙，陶器胎壁内也掺有大量稻壳，表明稻作农业已有很大的发展。最后一期是铜石并用时代（也可不归入新石器时代），约当前3500～前2000年。这时华北主要是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华中主要是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这时已普遍出现小件铜器，有了中心聚落和最早的城址，如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湖北天门石家河和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城址等。房屋建筑中出现分间式大型建筑，开始用白灰和土坯抹地、筑墙。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出现大量的精美玉器，石器中钺、镞等武器明显增加。墓葬出现两极分化，大墓往往有棺有椁，有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小墓则既无葬具，多数也没有任何随葬物品。良渚文化中甚至出现大规模的人工堆筑的贵族坟山。这种物质财富的增加和贫富与社会地位的两极分化，预示着文明社会行将来临。

遗址有4个相继叠压的文化层，其中第三、四层是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文化层，距今约6000—7000年。出土文物内容非常丰富，有人工栽培水稻的大量遗物，带榫卵的木构建筑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上刻有比较精细的装饰花纹。

遗址中发现的榫卯，是中国现已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榫卯。在动物遗骨中，有人工饲养的猪、狗、水牛骨骸，其中猪骨的数量最多。人工栽培的水稻遗物，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农作物。以往的国际文献认为，印度是亚洲水稻的原产地。但印度最早的稻谷发现于中部的卢塔尔，经C14测定，它的时代为公元前1700年，比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水稻晚3000年。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骨哨，现在还能吹出动听的音响。河姆渡遗址大量文物的发现，证明早在6000—7000年以前，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它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

河姆渡文化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文化特征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分期和年代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农业和家畜饲养

河姆渡第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0.2～0.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渔猎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原始手工业

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1.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凤鸟形象牙匕状器

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

房屋和水井

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1.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

在河姆渡遗址第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米，井深约1.35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井亭。

墓葬

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1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居民种属

见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以河姆渡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阶段，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大体同时。马家浜类型发达的素面腰沿釜（或称宽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阶段偶有所见,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数量虽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阶段，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均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也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第4层、第3层是新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第2层、第1层则应分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崧泽文化），并进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的意见。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衔接关系及发展去向，有待于在发现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对其晚期遗存的性质和归属，需再作进一步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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