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牛的企业概括能力总结，求一篇机关单位有关的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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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黄牛智慧化如何实施800字

要实施贵州黄牛智慧化，就要紧跟政府领导布下的战略来走。

为推动全省肉牛产业再上新台阶,贵州省生态畜牧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明确提出,坚持“三年打基础、五年育品牌、十年磨一剑”的总体路径,围绕将贵州黄牛打造成“中国的和牛”的总目标,聚焦肉牛和牧草品种培育、适度规模养殖、饲草料建设、标准化品牌化建设、屠宰分割和延伸产业发展等全产业链,努力把贵州打造成富有特色的全国优质牛肉供应基地,力争5至10年把肉牛产业链打造成千亿级的贵州特色产业,实现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

要实施贵州黄牛智慧化就要更加注重推进品种繁育。坚持政府主导,建立全省性的地方牛育种平台,把贵州黄牛的种质资源选育好、管控好,形成贵州黄牛品系,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强对关岭牛、思南牛、黎平牛、威宁牛和务川牛等地方优良品种的保护；建立信息化追溯系统,建立健全品相外貌、基因检测、淘汰退出等培育标准。

要实施贵州黄牛智慧化就要更加注重推广典型养殖模式。因地制宜,学习借鉴和总结关岭自治县“牧场+屠宰场+零售市场”发展模式、凤冈县和记公司“1亩草+1头牛+1亩田”发展模式、六枝特区岩脚镇草原村种养合作社“三变+N”发展模式,建立推广“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组织形式,带动贫困户通过养牛脱贫致富。

要实施贵州黄牛智慧化就要更加注重突破饲草料瓶颈。关岭、凤冈、桐梓、思南、大方、六枝、贞丰等7个养殖重点县将按照“向天要草、向地要草、向山要草、省外调草”的思路,加强种草规划布局,用好林间草地、荒山荒坡、“粮改饲”田地和冬季闲田种植牧草,发展黑麦草、燕麦等优质高产牧草种植,提高优质饲草供给能力。

要实施贵州黄牛智慧化就要更加注重推进屠宰加工建设。完善现有屠宰加工公司屠宰分割设施设备,启动凤冈县、毕节市、铜仁市肉牛屠宰场建设,力争在3年内形成3至5家肉牛深加工屠宰企业,满足全省肉牛屠宰需求,实现“活牛不出省”,提升肉牛产业省内加工转化率和附加值。

要实施贵州黄牛智慧化就要梯次渐进推动“贵州黄牛”风行天下。迅速统一并打响“贵州黄牛”公共品牌,突出高端化、绿色化、特色化的品牌特色,发挥省牛羊产业协会资源整合作用,推进肉牛养殖、加工、屠宰等企业构建产销联盟,积极拓展市场,建立稳定销售渠道,让贵州黄牛在一线城市率先“跑起来”,迅速提高我省肉牛的知名度、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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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小康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关键一年。在本年度的工作当中，#局认真组织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扎实推进党建工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组织保障。现将本年度#局党建工作总结汇报如下：

一、我局党建工作的现状。

（一）机关基层党组织设置。

县科技局现有党员#名，其中退休党员#名。####年#月经县直机关工委批准，新建了县科技局党支部及下设离退休支部委员会。####年#月经选举、并报上级批准产生了以党组书记张道民同志为党支部书记、组织、宣传、纪检委员各#人的新一届局机关党支部委员会。同时也成立离休党支部，现在离退休支部委员会的组织健全，并加强了离退休党支部的各项制度建设，根据离退休党员的年龄、身体等实际情况，每月过一次组织生活，每半年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局重大事项经常向老干部伟达，并为##订阅了不同形式的报刊。离退休干部党员能按规定及时交纳党费。

（二）党员思想政治建设。

1、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为龙头，机关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以集中学习和自觉学习相结合，领导干部带头上党课制度和“三会一课”制度，完善“每月一学”制度，每次集中学习时间一天，主要学习党的十八大重要文件、党和国家最新的重要会议文献和颁布的各项政策法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和重要理论文章等。

2、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县委关于改进机关工作作风、严肃工作纪律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推动全县科技事业的发展。扎实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机关服务品牌创建活动。组织开展一次以“立足本职，弘扬正气，服务基层，帮扶企业”为主题的实践活动，努力科技服务品牌，不断加大“五型机关”创建力度。

3、对党风廉政建设进行责任分解，领导班子成员都写了廉政承诺书，同时开展了廉政谈话，并定期向局党组上报“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汇报材料”。

（三）党员队伍建设工作。

1、#局现有#名干部职工全部是党员，没有发展党员的指标，但#局要求每名党员干部职工都读一套党纪法规学习资料、撰写一篇心得体会、提出一条以上合理化建议，确保了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党员队伍素质得到提高。

2、建立党组织和党员对接帮扶机制，认真落实“三结三联三服务”工作。

根据全县“三结三联三服务”活动动员会议及《县委办公室关于在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三结三联三服务”活动的通知》文件精神，局党组制定了活动方案，成立了领导小组。分步骤，分阶段，根据不同情况，到所联系的村、社区及企业了解掌握基层群众所需、所想、所盼等情况，积极帮助结对基层单位和联系对象解决生产生活动中遇到的困难和问到，争取做到“三个一”，即提供信息，力争确定一条致富路子；传授技能，帮助培养一批新型农民；帮办实事，切实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例如，机关领导班子结对帮扶万福镇的四个村不同情况，党组书记、局长带队班子成员一行先后#余次到万福镇河南村、镇西村、关圩村及芡南村调研指导，与万福镇党委、政府及各村支部、村委，讨论研究了产业发展、组织建设，贫困帮扶、环境整治、组织建设等工作。为##各自确立了不同的科技项目,建议由镇政府牵头成立养牛专业合作社，待项目成熟后预以项目资金支持，并帮助##积极争取上级项目；帮助镇西村村两委改善办公设施，支持两委办公室办公桌椅#套、电脑桌椅#套，档案柜#个，改善了支部、村民委办公条件；为关圩村提供务农、务工科技信息服务#次、技术指导#次、技术培训#次。国庆节后还对各村困难党员进行了走访慰问，送去现金共计####元。其次，又到城关镇马湖社区进行了深入了解，在得知该社区所办公场所与一所小学同在一个院内这一情况时，局领导班子研究决定，联系城关镇领导协调解决马湖社区的办公条件。#局#名党员，已全部到各自的社区报到，随时接受##的派遣。

3、局党组（支部）带领机关党员干部在思想上统一认识，在行动上积极自觉落实党务公开工作，制定了《局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实施方案》，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使党务公开工作有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并紧密结合新的形势任务和要求，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和科技局重点工作，采取多种途径和形式开展党务公开工作。一是提前制定全年计划。做到时间、内容、要求、责任部门、责任人公开明确到位。二是突出重点讲求实效。认真学习了县委领导重要讲话和文件，大胆地实践和探索党务公开工作的新途径，有效地推进了党组（支部）思想组织作风建设，有力地促进了行政、业务等各项工作的开展。##将局党组成员的政治理论学习、科技局的项目计划、科技洽谈会活动内容、局机关人事变动、财务审计情况、党员领导干部的述职述廉述学内容、党务收缴等作为全年党务公开工作的重点内容，定期、及时公示，让全体党员参与，让全体职工了解，让大家评议和监督，增强了透明度，增强了全局上下的凝聚力和创新力。

4、做好党费收缴、管理，足额上缴党费。

党费的收缴、使用和管理，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对此局党组、支部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全局党员干部学习了关于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工作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并对单位的党费工作进行了认真安排部署。通过建立台账，核定基数，明确人员，规范操作，认真收取，按时上缴，保证了标准按时、足额交纳了全年党费。

（四）制度建设。

1、成立党建机构，落实职责任务。

局党组成立了以党组书记为组长，分管党组成员为副组长、各科室党员负责人为成员的党建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党建办公室，负责党建工作的日常事务。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直接抓、科室党员负责人具体抓、全局干部齐心抓党建的工作格局，逐级逐层落实了党建工作责任。

2、健全工作机制，落实党建制度。

紧密结合全局工作实际，认真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进一步健全了党组（支部）定期专题研究党建，局党组书记、党组成员，支部书记、副书记、支委委员在民主生活会上向全局机关干部和上级党委述职述廉等系列党建制度。党组（支部）每季度召开一次党组（支委）会，认真听取党建工作汇报，研究党建工作中的重要问题，认真总结党组、支部先进性建设工程取得的成效，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措施，明确工作重点。两年来共召开#次党组成员会议，#次支部党建情况汇报工作会，对做好“五好四强”班子、“五带头五示范”党员队伍建设、“部门帮村、党员帮户”、“三学三强”、“联系指导非公企业党建工作”、“讲党性、守纪律、强素质、促跨越”作风建设活动等党建工作进行了专提讨论研究。

3、制定工作方案，落实党建工作。

按照县委组织部全年党建工作任务安排和我局党建工作实际，局支部先后印发了《机关支部党建工作实施方案》、《党组学习计划》、《关于认真做好与超市党建联建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文件，保证了年度机关党建工作，目标明确，部署周密、举措得力、效果明显。####年初，紧扣“环境创优年”活动，扎实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讲党性、守纪律、强素质、促跨越”作风建设活动，活动期间，共征集产业发展人才和技术需求信息，发放技术需求征集表###余份，收集整理了##余家企业和#个科技特派员团队的人才、技术需求信息##条，促成县政府和省科技学院达成“农业科技攻关与产业开发、以水稻为主的特色经济产业发展、人才培养与技术培训”等方面的院、县科技合作。认真开展了“学习性党组织建设”活动、“三月科技之春科普宣传月暨科技文化卫生法律四下乡、五月全国科技活动周、九月全国科普活动日”三大品牌活动，推进了科技进农村、科技进企业，弘扬了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二、机关党建工作主要做法。

（一）领导班子建设。

1、坚持党组中心学习制，不断强化领导班子思想建设。

局党组每年年初都要成立以党组书记为组长、班子成员为副组长的中心组学习领导小组。中心学习组组长主要是根据上级的部署和我局的实际情况，审定学习计划，明确学习任务，提出学习要求，组织学习，检查学习情况，组织交流学习心得，举办学习报告会；副组长负责学习日常工作。中心学习小组还设学习秘书#名，负责起草学习计划，提供学习资料，下发学习通知，做好学习考勤和记录，上报有关信息资料，管理学习档案。为进一步总结学习成果，强化对学习的硬约束，局党组还对中心组理论学习作出了更严格的要求，做到了领导干部述职时要“述学”，民主评议干部时要“评学”。以深入学习掌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心，深入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领导班子和学习型机关建设，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具体以“三会一课”，即领导报告会、专题辅导会、心得交流会的形式认真组织干部职工学习上级各类党建工作大会上的讲话精神及“八项规定”。除了集中学习和专题研讨外，局领导班子还要学习当代科技、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人文科技知识，不断提高在新形势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政治觉悟和业务工作能力。

2、坚持重大事项集体讨论和民主集中制，保证决策的民主、科学、公开。

局党组通过建立局领导班子会议制度、局长办公会议制度、领导干部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等，规范各种议事规则和程序。局领导班子研究问题时严格按照议事规则办，事先充分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意见，等讨论时机成熟时再提交相关会议讨论决定。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不随意简化、变通，做到重大决策、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人事任免等事项全部由集体讨论决定，任何个人不得私自表态、决定重大问题，保证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公开性。

3、坚持民主生活会制度，主动接受职工群众监督。

局领导班子每年都要召开#-#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并邀请县委组织部有关领导到会指导。会上，局党组书记代表领导班子作述职述廉自查自纠报告；#位领导班子成员对照领导干部个人重点检查内容，分别进行对照检查，认真解剖自己；班子成员之间还要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生活会后，根据查摆出的问题，结合局领导班子和班子成员工作实际，制定局领导班子整改方案，局主要领导和班子其他成员必须制定落实整改措施。在机关中层干部会议和班子成员会进行集体审定通过后，以召开座谈会、张榜公示等形式，在机关内部进行公布，接受职工群众监督。

4、坚持述职述廉和勤廉公示制度，示范带头做好党风廉建工作。

局领导班子及领导班子成员高度重视述职述廉工作，认真撰写述职述廉报告，实事求是地进行述职述廉，并通过公告栏进行公示，主动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局领导班子及领导班子成员以身作则，严格维护和遵守政治纪律，坚持和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遵守组织人事财经等纪律；班子成员不但自己这样做，也要求自己的子女、亲属、身边工作人员这样做，并主动接受监督。领导班子成员的身体力行，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机关作风建设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

5、认真贯彻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要求，积极打造节约高效机关。

局领导班子非常重视节日期间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严格按照厉行节约相关规定，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结合#局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强对办公用品采购、公务用车维修、公务接待、学习考察、会议等方面的管理，规范公务支出行为。通过强化制度的完善、执行、监督，#局职工工作质量、服务态度、办事时效等取得了长足进步，依法行政能力大大提高，做到了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廉洁勤政。

三、存在的问题。

（一）思想认识有待提高。个别党员对机关党建重视不够，认真落实思想不到位，片面认为经济、业务工作是硬指标，党务工作只是软任务，机关党建工作也只是业务工作的附加，重视和落实党建工作任务程度还不足，导致党的工作弱化。

（二）活动开展缺乏长效。党组织生活会开展次数任偏少，工作中创新不多，对广大党员吸引力不强，导致党组织活动开展得不够好。

以上就是本年度#局党建年终工作总结，不当之处还请上级领导批评指正。

根据民清时期农业的发展表现,概括当时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摘要]本文针对中外学术界对明清经济发展估计过高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文章对明清和战国秦汉、唐宋的农业生产和流通的诸方面进行比较，指出明清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广度上，由于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制约因素，农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停滞或下降。文章还试图对明清商品经济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的条件下比前代有超越性发展的“悖论”作出解释。指出明清商品经济并没有真正割断其自然经济的脐带，脱离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轨道，因而也没有能够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

[关键词]明清；农业经济；劳动生产率；商品经济；发展与制约

一、问题的提出和经济发展的标准

近年来，以加州学派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和中国的一些学者通过各自的研究，都对明清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比较高的评价，形成两股相互呼应的学术潮流，其共同的学术背景则是对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的批判。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可以说是一对双胞胎；后者是站在以近代西欧为中心的立场上观察和剪裁中国历史而形成的偏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它甚至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借口和依据之一。二战以后，西欧中心论和中国停滞论在日本和欧美都受到了批判。中国学者也对中国停滞论及其形形色色的变种提出批判，并在这一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这对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史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种批判恐怕也有一个“度”的问题，我们的步子究竟迈多大才能既破除西欧中心论的偏见，而又不至于偏离真理？

明清经济是发展还是停滞？是高峰还是低谷？一是要有正确的衡量标准；二是要进行全面比较。

发展的标准问题，前些年讨论黄宗智“内卷化”[2]理论时已经接触到。黄宗智强调，经济若只有量的增加而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能说“增长”，不能算“发展”；同时又以“工作日报酬”的增减作为衡量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否的标准。这一观点受到我国一些学者的批评。我也认为它有片面性，没有完全摆脱基于西方工业社会经验的影响；但不应由此否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我认为，衡量经济发展与否，归根结底要看资源利用的广度、深度和合理程度；而劳动生产率也应是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讨论《白银资本》[3]，也涉及发展标准问题。弗兰克强调白银贸易的意义，实际上是离开生产、离开制度、离开生产方式，片面地以贸易量的多寡（暂时撇开对贸易量估计是否正确的问题）衡量经济的先进与落后，这是不可取的。流通固然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决定经济发展的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因此，判断经济的发展与否，应对生产和流通、尤其是生产的各个方面，对资源的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作全面的考察。

发展是相对的，只能在比较中显现出来的。与国外比是一种比较，与本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比也是一种比较。生产力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随着人口的增加，经济总量也会相应增加。在历史上的各个时代，经济总量逐步增加是常态，经济总量缩减是变态。一个阶段比前一阶段经济总量增加，还不是构成“高峰”的全部条件，还要看经济发展的其他指标，看经济发展的势头和速度。

全面进行两种比较，是一个大工程，为我力所不逮。在这里，仅就我稍为熟悉的农业史领域，对战国秦汉、唐宋和明清三个时期农业经济的主要方面作些比较，并对劳动生产率停滞而商品经济发展这样一种“悖论”进行一些分析。当然，这种比较和分析是粗线条的，难免挂一漏万和分析不当。

二、农业生产诸方面

（一）农业工具

战国以后农具的进步是以冶铁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根据杨宽的意见，中国历史上冶铁技术发生过三次变革：一次是战国秦汉时期可锻铸铁和铸铁渗碳钢的发明及其导致铸铁农具的普遍使用；第二次是唐宋时期在灌钢技术推广基础上熟铁钢刃农具的广泛使用；第三次是明清时期生铁淋口技术的应用。后一次变革的意义远不如上两次，因为这种技术只能应用于制作锄锹等小农具，犁铧仍然要使用铸铁。

就农具的种类而言，战国秦汉是以铁器普及、牛耕推广为标志的传统农具大革命的时代，耦犁、耧车、飏车、畜力碓和水碓等领先于世界的发明，可以列出一长串。唐宋是传统农具发展的巅峰，水田和旱地耕作农具均已系列化，农具多所发明和改进，如曲辕犁，銐刀，各式水车，使用水力、风力和畜力的各种谷物加工工具，麦钐与麦绰、麦笼相配套的高效获麦工具等，也可以列出一长串。但明清农具基本上没有新创造，《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的农具图是抄《王桢农书》的，有些大型高效农具反而罕见了，有些地方从牛耕退回人耕。

（二）农艺与农书

农业技术包括的范围很广，这里仅谈三个方面。

土壤耕作：秦汉至魏晋形成了以“耕—耙—耢—压—锄”为特征的旱地耕作技术体系，唐宋形成了以“耕—耙—耖—耘—荡”为特征的水田耕作技术体系，明清没有创造新的耕作体系，但耕作进一步精细化。

施肥：战国秦汉开始重视施肥，但肥料种类还不多。魏晋南北朝大田基本上不施粪肥，但已种植绿肥。唐宋，尤其是宋，施肥无论理论或实践都有大的发展，大田普遍施肥是从宋开始的，人们还收集城市的粪便、垃圾以及河泥等返回农田，把城市也纳入农业的物质循环的大系统之中。明清施肥有进一步的发展，肥料种类增多，养猪羊积肥受到空前重视，差不多生产和生活中的一切废弃物都被用作肥料，尤以饼肥的广泛使用意义重大。

育种：田间穗选法在汉代获得总结，稍后的魏晋南北朝出现了类似后世种子田的系统选育法的记载，植物无性繁殖（嫁接、扦插等）、动物的杂交等相继出现，奠定了整个传统时期育种工作的基础。唐宋时期育种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水稻品种的增加，引进和培育了适应各种不同条件的早、中、晚稻。明清各种作物品种数量更多，种类也更加丰富多彩。

不同时代的农书是该时代农业技术的集中反映，并往往成为它发展的界碑；但农书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有时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战国的《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西汉的《氾胜之书》初步总结了农业精耕细作的经验，奠定了传统农学的基础。而北魏的《齐民要术》则是秦汉以来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系统总结，北方旱农的经典之作。宋代的《陈旉农书》总结了江南地区精耕细作的新经验，在理论上也有较大的创新，是南方泽农的经典之作。稍后，元代的王桢《农书》系统总结了唐宋以来南北各地的农业技术和农业工具。明清，我国农书创作空前繁荣，数量远远超过前代，明代出现了《农政全书》这样的集大成之作，清代没有能够与之媲美的大型综合性农书，但涌现了大批水平相当高的地方性农书和各种专业性农书。这虽然与印刷术的推广有关，但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精耕细作技术在各个地区和各个领域的推广和普及。明清还出现了试图对传统农学从理论上予以总结的著作，但在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上没有新的突破。

（三）水土资源的开发利用

耕作制度：战国开始从休闲制过渡到连作制，并出现了轮作方式。战国秦汉多熟种植虽已萌芽，但真正的发展是唐宋，尤其是宋代，主要标志是长江下游地区稻麦复种制的形成。明清多熟种植又有较大的发展，在江南，稻麦复种制进一步普及，南方的双季稻和北方二年三熟制也获得相当程度的推广。

土地利用形式：汉代有代田法和区田法。唐宋梯田、圩田、凃田等有较大的发展，创新最多。明清意义最为深远的是某些地区出现了综合利用大田与水体的堤塘方式，被称为生态农业的雏形。低产田的改造也有发展。

水利：大型的农田灌溉水利工程是战国出现的，西汉形成水利建设的第一个高潮，西汉中期以后，汉水、汝水、淮河流域涌现了大量陂塘。唐宋，南方水利发展势头超过北方，尤以太湖流域塘埔圩田体系的形成意义重大。北宋时，北方农田水利也有发展。明清，北方大型水利工程（除京畿水利外）萎缩，但农村的井灌有较大发展，而南方小型水利工程继续发展，数量相当可观[4]。

（四）生产结构

种植结构：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我国广大农区的生产结构是以种植业为主，种植业中又以粮食为主。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原为粟黍，战国秦汉大豆和冬麦地位有所上升，至唐宋稻麦取代了粟黍成为粮作之首，是我国历史上农业结构影响深远的一次变革（稻是高产作物，麦不但缓解青黄不接的困难，而且为大田复种创造条件）。明清，稻麦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又引进和推广了玉米、番薯、马玲薯等高产作物，有利于在贫瘠山区和高寒地区拓展耕地。衣着原料，战国秦汉主要是传统的大麻和蚕丝，唐宋苎麻有较大发展，蚕桑生产重心也逐步转移到江南。明清，棉花在宋元奠定的基础上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取代丝麻的传统地位，是衣着原料生产结构的一大变革；蚕桑生产则收缩到江南、珠江三角洲等若干条件有利的地区，粮食和衣着原料生产之外，战国秦汉已有独立的园艺和林业，大田经济作物除纤维用的大麻外，只有汉代传入的油用胡麻（芝麻）；唐宋经济作物、园艺作物有较大发展，新兴的种类除苎麻外有茶叶、油菜、甘蔗、花卉、药材等；明清发展又高于唐宋，棉花、烟叶异军突起，油料（尤其是大豆）、糖料、园艺等生产均盛。但森林资源破坏严重。

农牧结构：我国战国秦汉形成农区和牧区分立和对峙的格局。牧区有发达的的游牧业。在农区，广大农民经营的畜牧业是一种家庭副业，但同时存在发达的以养马业为基干的国营牧业和大型的地主私人畜牧业。国营畜牧业唐代臻于极盛，晚唐至宋衰落，马等大牲畜数量减少，但有些地方养牛尚多，耕牛成为贩销的重要商品，猪羊家禽的饲养也有发展。清代合草原内地为一家，结束了农区政权与牧区政权长期军事对峙的局面。国营牧业进一步衰落，传统牧区许多牧场转化为农田，内地可以放牧的草山和荒地减少，内地再也看不到秦汉那样的大畜牧业，农牧结构越发畸重畸轻。

（五）农业区的扩展

战国秦汉，黄河流域基本上获得了开发，成为全国农业经济的重心。唐宋，长江下游地区经过千年的开发，成为全国最富庶的经济区，农业经济重心南移到长江流域。有人说，唐以前是单流域经济，宋是双流域经济，这种说法虽然不够确切，但形象地反映了农业经济在地区上的扩展。从明入清，农区和牧区政权长期军事对峙的局面结束了，国家空前统一，人口也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这两种新情况给农业地区的扩展以新的动力。在人口压力下出现了农民自发的开发性移民的浪潮（不同于秦汉时代那种政府组织的救灾实边式的移民）。南方经济继续发展，除江南继续领先外，又出现湖广、江汉、四川、珠江三角洲等新兴农业区；黄河流域农业经济也获得恢复，扭转了中唐以后衰退的趋势；东北、蒙古草原、西北、西南等边疆地区获得进一步开发，不但传统半农半牧区基本上转化为农区，传统牧区相当一部分也转化为农区，农业区域空前扩展。但也带来了农林牧比例失调、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等新问题。

三、亩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问题

我国封建地主制时期粮食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起点是比较高的。从战国到明清，我国的粮食亩产呈逐步上升的趋势，这在学术界基本上取得共识。但粮食亩产在整个清代恐怕不是持续上升的，据有些学者研究，清代粮食亩产在康乾以后一直在下降。从战国秦汉到唐宋，劳动生产率基本上是上升的，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粮食亩产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体上同步。明清情况发生了变化。当然，各地发展不平衡，难以一概而论。随着农业生产向广度的发展，有些新兴农业区的劳动生产率可能有所上升。但从总体上上说，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遇到一些根本性的制约因素：一是农业工具没有改进，农业技术也没有新的突破：二是农牧比例失调，畜力严重不足，有些农业先进区甚至从牛耕退回人耕。在这种情况下，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加上清代人口激增，出现前所未有的人多地少的格局，导致农民耕作规模的缩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减少，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恐怕是必然的。有的学者不承认清代存在人口压力，提出不是劳力过剩，而是劳力不足。个别地区或个别时间是否有这种情况笔者不敢说，但如果说清代总体上不存在人口压力，那么为什么人们象缺堤的洪水一样涌向内地的深山老林和边疆的传统牧区呢？这些垦殖活动诚然增加了耕地面积，但也在相当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了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痛切地感受到这个问题。反映在农学上，就是明清时代论述荒政的农书显著增加。而这些自然也会影响到粮食亩产和劳动生产率的。

单纯以人均粮食占有量衡量劳动生产率自然是片面的。因为农民经济是“农工结合体”，除粮食生产外，还有经济作物生产和家庭副业。计算人均产值应能更准确反映农民家庭劳动生产率的实际情况。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农户经营的经济作物和家庭副业千差万别，可以进行计量的材料又十分缺乏，计算和比较难度很大。我们知道，起码战国以来，农民是既种粮食又经营其他副业的，而且副业的比例并不低。在人均粮食占有量下降的情形下，要论证清代农业劳动生产率比前代提高，必须有充分的事实证明，清代农民副业部分收入的增长部分，能够抵消人均粮食占有量下降的部分而有余。

近年来，李伯重教授连续发表文章，既批评宋代农业革命论，也不同意明清停滞论，并以江南地区为典型，着重论证了清代农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5]。这是第一次用具体的计算论证清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映了研究的深入。他论证的前提是：明代江南农家占有耕地较多，没有达到最佳规模，大田生产夫妇并作，稻麦复种比例较小，水稻产量较低；清代农家经营实现了“人耕十亩”的最佳规模，男耕女织；稻麦复种比例大，水稻产量高。学术界对有关估计存在不同意见，需要继续讨论。笔者认为，问题首先不是具体计算的高低，而是论证的支柱是否牢靠。因为李伯重是把明代“夫妇并作”和清代“男耕女织”视为不同模式，分别计算农夫、农妇的劳动生产率，然后再总合起来。我们知道，我国早在战国时代即已出现了耕织结合（男耕女织）的农民家庭经济，以后逐步加强，从曹魏到中唐长期实行的租调制—租庸调制就是建立在农家耕织结合的基础上的，而农民家庭的耕织结合延续到近代。当然，各个时代会有所变化，江南地区清代比明代农家耕织结合可能更紧密些，但恐怕只是程度的差别，而不是不同的模式；李氏提出的论据中就有不少可商之处。把程度的差别夸大为模式的不同，以此作为计算的基础，其结果恐怕是难以为人们所认同的。所谓“人耕十亩”的最佳模式也有讨论的余地[6]。而且即使“清代江南农民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论断可以成立，清代总体上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否提高，还是有待证明的。

四、关于农产品流通和商品经济

明清虽然劳动生产率是停滞或者下降的，但流通比较活跃，市场比较繁荣，商品经济比前代有所发展。对明清经济发展估计较高的学者一般看重和强调后面这一点。他们说，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的；既然明清商品经济比前代有较大发展，又说明清的劳动生产率停滞或下降，这岂非是一种“悖论”？笔者认为，如果说这是一种“悖论”，那它也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悖论”（矛盾现象）。既然是客观存在的，就不可能用理论推导否定明清劳动生产率停滞的办法来取消它。我们需要的是对这种“悖论”的合理解释。

明清的商品经济应该放在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中去考察。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虽然在总体上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但自始就包含了一部分商品生产和比较发达的商品流通。这种现象使人迷惑，以至曾经出现所谓“商业资本主义”说。“商业资本主义”说是不对的，但战国秦汉以来商业的发达是不容置疑的。以前人们认为农村集市是南朝至唐代才出现的，现在的研究证明，战国秦汉已有农村集市，而且数量不少，规模可观。粮食、蔬果、木材、畜产品、水产品、布帛等农副产品的加工品，均已卷入流通领域。现在人们津津乐道明清形成的市场网络。其实这种“网络”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从《史记·货殖列传》等文献的描述看，汉代各地的商业相当发达，由各地中心城市联结起来的粗具规模的商业网络已经存在。但当时的长途贩运以各地的土特产品为多，粮食还没有进入长途贩运（“千里不贩籴”）的行列，农产品价格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季节相差较大，市场整合程度较差。继战国秦汉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的高潮是唐宋。农村集市更加繁荣，大批市镇兴起，更多的农副产品卷入流通领域，粮食也初步突破“千里不贩籴”的限制参加到长途贩运的行列中来。明清是中国封建地主制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高潮。农产品流通活跃，农村集市和市镇有新的发展，各区域内部和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加强，全国性的市场网络进一步形成和整合。长途贩运兴盛，粮食、布匹等民生日用品已经成为长途贩运的主要商品。出现了全国性的大商帮和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尤其突出的是形成了某种地区性的分工，出现了商品粮基地和某些重要商品的集中产区（在这以前虽然存在某种土特产品的产区，但并不构成地区性的分工），这说明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传统市场，有人称之为“非统一的全国市场”，我同意这种看法。其实这种市场秦汉以来即已存在，但它有一个发展和整合的过程。明清时代，这一整合过程是否已经完成，明清市场是否近代意义的的全国市场，笔者还不敢说，但当时市场发展无疑达到了封建地主制时期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封建地主制时期商品经济之所以获得较高发展，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与封建地主制的结构有关。铁器普及，牛耕推广，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形成，使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早在战国时代就已达到“亩产二石”、“民食什五之谷”的水平，成为以后长期实行“见税什五”的基础。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体制是由相互依存的农民经济、地主经济和国家经济构成的。地主制下的农民的生产和消费摆脱了村社共同体，但由于规模狭小，其再生产不能不部分地依靠市场，故其经济自始就是一种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农民在官府、地主、商人的层层盘剥下，往往不能不在收获后卖出其部分必要产品，在耕播的紧要关头或青黄不接之时再高价买进某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而增加了市场的流通量。占收获量一半或一半以上、基本上囊括了农民全部剩余产品的地租，地主除直接消费其一部分外，把相当部分到市场上出卖，以换取其他消费品和奢侈品。地主的消费需求造就了一个颇大的市场。国家豢养大批官僚、贵族、军队，也要部分地依靠市场，尤其是在国家实行货币税制度时，会对商品经济和市场产生巨大的拉动力量。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帝国的建立，也给大范围的商品流通提供了有利条件。封建地主制下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比较繁荣的市场，是以上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明清的商品经济基本上是沿着封建地主制经济的轨道前进的，但并非完全是承接前代的惯性发展，而是有所超越，而且这种发展和超越是在劳动生产率总体上停滞以至下降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确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虽呈下降之势，但传统农业所创造的剩余仍足以支撑颇大的商品经济规模，明清农业生产在广度方面有相当大的发展，社会剩余总量增加，也提供了商品经济继续发展的基础（解放初期，农业生产的技术基础没有变化，我国启动工业化的资金主要依靠农业的积累，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旧制度下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和所能够提供的剩余，是颇为可观的）。同时，除了封建地主制经济一般的条件外，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条件或新机遇。其一是国家的空前大统一，内地与草原合为一家，消除了地区间、民族间交流的许多障碍。其二是交通道路的畅通超越前代，以南北大运河和长江为基干的水路交通以及海运的畅通意义尤大。其三是封建地租制度和赋税制度的某些调整，使生产者从事经济活动有更多的自由。其四是人口空前增加，不但消费总量上升，而且在耕地紧缺的情况下，必然导致非农人口的增加，即使农业人口也不能不更多地从事非农产业，从而从需求和供应两个方面刺激市场的发展。

吴承明先生多次指出，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希克思讲的西欧从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时期的“市场渗透”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毕竟没有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其中原因，除了制度和思想方面的问题以外，是否明清商品经济自身也存在某种欠缺？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恐怕就是这种欠缺之一。西欧则不然，在“市场渗透”的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趋向明显，农业革命正在酝酿以至发生了。这种“同步”与“不同步”的区别当然会影响它们的发展方向。方行先生指出，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器是地主的消费需求，而不是生产需求[7]。笔者很同意这一见解。前些年在对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状况的比较研究中，有些学者指出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农民的“净余率”大大低于13——14世纪英国农民的水平[8]。所谓“净余率”是指交纳税租和扣除农民必要的生活消费开发后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其实，我国农民生产所能提供的剩余并不少，甚至可以提供启动近代化过程或制度创新过程的某种基础。但这种剩余，以地租和赋税的形式集中到地主及其国家的手中，大部分用于奢侈性消费，能够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是很少的。

明清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是江南，它是当时全国性的商品流通中心。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的《大歧变》（GreatDivergence－Europe,ChinaandMakingoftheModernWorldEconomy）拿18世纪的英国和中国的江南相比。这有可比的一面，也有不可比的一面。因为英国是一个国家，江南则是中国的一个地区。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并非孤立的，它要依靠其他地区资源的支持。正如方行先生指出的，江南文化发达、人文荟萃，外出当官和做生意的人很多，他们从全国各地聚敛财富，回到江南消费[9]。其他地区难以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当时江南商品经济的发达并不能代表全国的一般水平。应该看到，明清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江南这样的发达地区之外，还存在广大的落后的封闭的地区。吴承明先生曾估算，鸦片战争在国内市场商品值占第一第二位的是粮食和棉布，其商品率分别为10.5%和52.8%。可见当时粮食生产主要还是自给性的；棉布商品量虽大，主要却是耕织结合的农户生产的、自用有余的产品[10]。很难说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在总体上已经脱离自然经济的范畴。

封建时代传统市场上的商品，主要是依靠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供应的。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充分表现了小农家庭对商品经济发展的适应能力。对于小农家庭的耕织结合，以前人们往往把它当作自然经济的一个特征，甚至是主要特征；现在有些学者又强调它与商品经济的联系。其实正如农民家庭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一样，耕织结合也往往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无论“耕”（种植业）还是“织”（家庭副业），尤其是后者，其产品既可以自己消费，也可以提供市场，它可以适应不同外部条件，在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之间灵活地“切换”。在一定条件下，农家的商品性副业收入甚至可以明显超过自给性种植业的收入，但只要它没有发展为专业户，自给性种植业就仍然是它的基础和保障，也就是说，其商品性生产是以其自给性生产为依托的；而且可以根据条件的变化随时“切换”为自给性生产。所以，建立在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明清商品经济，并没有真正割断其自然经济的脐带，基本上没有脱离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发展轨道，它与导致“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那种商品经济仍然是有所不同的。

五、几点认识

1、清代农业经济比前代是有所发展的，这种发展主要是表现在广度上，而不是表现在深度上。清代农业工具基本上没有改进，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突破性的创新，但是农业地区空前扩大，精耕细作技术推广到更广的地区和更多的领域。这些发展导致经济总量的明显增加。

2、从资源利用广度、深度和合理程度来衡量，农区的扩展属于资源利用广度的进展。资源利用的深度和合理程度也有进展，一是土地利用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二是表现为地区分工的资源配置的优化，三是堤塘生产方式的创造，这虽然只是出现于若干不大的局部地区，但影响和意义深远。存在问题是农林牧总体比例的失调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3、从劳动生产率衡量，很难证明清代比前代有所提高，从一些根本性制约因素看，毋宁说明清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停滞或下降的。

4、明清农业经济既有发展的一面，又有停滞的一面。与其说“发展”，不如说“发展与制约”、“发展与局限”，或“发展与不发展”。这种“制约”与“局限”，不是一般意义上讲的（从一般意义上说，任何经济的发展都不免有局限和制约因素），而是带根本性的。

5、明清经济的发展的动力或基础，除了生产向广度的拓展外，还由于商品品流通的发展。历史事实证明，流通和市场推动分工，推动资源配置的优化，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这种情况，与西欧的所谓“斯密型成长”有相似之处。但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仍然以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市场繁荣的推动力主要是地主的生活消费需求，而不是生产消费需求，因而难以引导到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

7、从经济向广度发展和部分向深度发展看，从经济总量的增加看，从商品经济的繁荣看，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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